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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1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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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叶青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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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

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试读:

前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靠的是人才。培养人才是教育的关键任务。高校是教育行业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要怎样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挑战。对外语人才的评价同其他专业是相同的,那就是以人和社会的需要为尺度。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做出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是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下来。商务英语就是应社会需求而诞生的一个新学科。随着这个产生于社会实际需求、起步于教学实践的专业的诞生,许多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商务英语教学脱胎于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在人才培养观、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等方面还深受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影响。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该遵循怎样的规则?该学科的未来成长如何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我们还在不断地探索与追求。但有一点我们很明确,那就是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取决于学科的发展。为了让这个根基还不稳的稚嫩学科逐渐茁壮成长起来,我们必须维持它的长久核心竞争力。我们商务英语学科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应该从各方面去培育和建设这个学科。

本书首先从我国现阶段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许多涉外企业需要大量的各种层次的商务英语人才。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目前的毕业生与企业的需求又有着一定的差距。比如我们的毕业生复合度不够,专业知识、能力与英语语言的结合度不高。有的毕业生英语语言能力是合格的,但是商务专业能力不足,不能处理业务过程中出现的专业问题。有些学生缺乏处理工作中的一些突发问题的能力,缺乏灵活性和创新精神,不适合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工作。多数毕业生实践能力差,不能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企业需要很长时间对其进行重新培训。这样一来,不少企业对一部分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点研究内容。目标决定了模式的选择,学科的建设也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进行。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英语+商务的简单组合,而且是融合了多种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具有创新能力、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管理都要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这些都将围绕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和我们的目标定位逐步展开。

本书立足于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讨论了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并力图在以下方面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模式有所突破:第一,商务英语人才要注重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并非同一概念,但是它们之间具有兼容性,因为英语语言学科的教育本身就具有通识教育的功能。在人文素质教育比较缺失的今天,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这一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以培养学生未来长久发展的能力。第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目标中要强化“国际型”因素。商务活动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商务活动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泛,因此对人才的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将会提出更高要求。所以在学校环境建设和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中要强化“国际型”人才培养手段。第三,建立商务英语人才分类培养制度,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全书共7章:第1章,绪论;第2章,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及研究评述;第3章,我国商务英语人才需求与供给现状;第4章,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第5章,综合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第6章,商务英语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第7章,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管理工作建议。

本书为笔者承担的201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英语教改项目“复合式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策略”的成果(项目编号:HB12Y017),由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著作和成果,由此获得启发并进行借鉴,在此向这些文献的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直接研究文献还不算丰富,需要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与分析,这使得书中难免存在缺陷,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柳叶青2014年11月第1章绪论

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商务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层次明显提高,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调查显示,未来三年大中型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70 万~80万人,再加上所有外资企业和外贸公司,商务英语人才需求量达到200万~300万人。目前,我国的商务英语教学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截止到2013年7月,教育部已批准全国64所高等院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全国大约有200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或专业方向。然而,商务英语教学和科研相对滞后,未能满足高层次商务活动交流的需求。《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中也指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社会需求脱节,仅10%的中国大学生符合跨国公司人才需求。

从普遍情况来看,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教学过程缺乏语言与商务的有机结合,课程设置缺乏层次性,知识的学习缺乏体系性,教育模式仍然采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即基本上每门课程都经过课堂讲解后进行期中或期末的开卷或闭卷考试。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造成的结果常常是学生对所学的商务理论知识仅仅是死记硬背,没有真正地理解、没有实践、没有延伸。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有所欠缺,缺乏洞察力、交际能力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时代,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开办商务英语专业的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办学基础和特色,以及人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结构,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当前高校在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方面急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摆脱传统应试教育的困扰,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施素质教育方针。1.1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外语类专业是最有可能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国际型或国际化人才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具备以下八种素质的人才:具有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掌握本专业领域最新知识、技术与信息动态;了解国际商务规则和惯例;具有参与国际商务竞争的勇气和能力;熟悉中外多元文化,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具备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和爱国情怀。基于以上方面要求,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做出必要的改革。

新形势要求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有所变化,要从主要适应传统货物贸易的人才规格向能够适应现代服务贸易的人才规格转变。与发展迅速的货物贸易相比,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总体竞争力不强。与此同时,我国的货物贸易发展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当前,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加剧,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我国的国家战略是要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协调发展。有条件的院校应该尽快提升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新形势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的专业化和复合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专业化和复合化看似矛盾,其实这是新形势对人才规格需求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为学生今后多方面发展夯实专业基础,又要使学生“术业有专攻”,符合国际商务领域用人单位的需求。具体来讲,商务英语专业应该培养具有扎实的中英文基本功、了解英语语言文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和国际商法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掌握专门的国际商务知识与技能,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比较宽阔的国际视野、较强的思辨能力、博弈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熟练使用信息通信工具,了解国际商务活动规则,能参与国际商务竞争与合作,能胜任涉外企事业单位、跨国公司、政府部门乃至国际组织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国际型、复合型人才。

新形势要求商务英语专业应该培养特色鲜明的国际商务人才。经济和社会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我们既要满足经济社会的一般需求,又要主动适应发展需要,为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跨国公司培养高素质人才。开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的院系负责人应该思考如何扬长避短,办出特色,如何在为学生潜在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的同时,根据学校的办学基础、办学传统和长期形成的办学特色,迅速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只有这样,开办商务英语专业的院校才能形成合力,并进而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竞争力。

新形势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商务英语学科的建设与完善。名正则言顺。至今一直困扰本学科发展的因素包括商务英语学科的本质和规律,人才培养的重点内容以及学科级别的划分。商务英语是以商务为主,还是以英语语言为主?我们是培养懂商务的外语人才,还是懂外语的商务人才?商务英语到底是划分到语言学学科下属的应用语言学的一种还是划分到经济学下属的应用经济学中,成为与国际商务、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相交叉的一门二级学科?学科的建设与完善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质量,这方面急需相关人员进行大量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必须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更加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使英语专业教育不滞后于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如何使英语专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各种需要。有关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1.2相关概念1.2.1 专门用途英语(ESP)

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是英语语言教学领域中新崛起的一门分支学科,是随着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应运而生的,是一门使学习者实现英语知识和技能专门化二者统一的应用型课程。语言学界对ESP的研究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1964年,Halliday在与他人合著的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中提出了ESP的概念:“English for civil servants; for policemen; for officials of the law; for dispensers and nurses; for specialists in agriculture; for engineers and fitters.”由此可见,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学科或目的相关的英语,即专门用途英语。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有明确的目的,应用于特定的职业领域;二是有特殊的内容,涉及与该职业领域相关的专门化内容。具体地说,ESP主要研究英语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行业、团体、功能等因素而产生的变体及其规律。

ESP教学把需求分析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中心,探讨和分析英语各种功能语体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帮助学习者逐步具备以英语为媒介进行某专业学科交流的能力,提炼出与职业领域相适应的英语应用能力,形成一个针对性强、以实用能力训练为中心的教学途径,其基本特点是“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统一。”

在社会需求推动及ESP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商务英语学科逐渐发展和壮大了起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商务英语这个核心概念的认识逐步深入、不断完善。1.2.2 商务英语

概括地讲,当前社会各界对商务英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路径。一种是把商务英语当作“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一个分支来看待,另一种是从“商务话语”(Business Discourse)的视角来认识商务英语,把它看作英语在商务领域和活动中的使用。两种路径各有自己依赖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这揭示了商务英语的不同侧面。

商务英语的定义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的变体,到了2007年之后其内涵更加通俗易懂。陈准民(2008)从“商务英语”的英文“Business English”内涵出发对商务交际活动中使用的英语做了解释。他的定义很全面且最易于接受:商务英语的定义可宽可窄。最窄的定义是“只有与商业直接有关的英语才能叫商务英语”。稍宽一点的定义是“一切与商业相关的领域(经济、管理、法律等等)的英语都算商务英语”。最宽泛的定义则是“凡是一切超越了私人关系的英语都是商务英语”,因为商务英语来自“business English”,而“business”在英语中的定义绝不仅仅是商务,只要不是“personal”的东西都是“business”。因此,“business”既可译为“商务”,也译为“公务”。这也是为什么飞机上的“business class”被译为“公务舱”而不是“商务舱”,“go on a business trip”被译为“出公差”而不是“出商差”。可以说,除了经济、管理、法律,其他领域(如政治、外交、媒体、社交等)的英语都是“business English”,都是商务/公务英语。

翁凤翔、辛瑞娟(2012)则认为,商务英语包括三层含义:人们在从事跨文化商务交际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大学的专业;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作为学科的商务英语可以定义为一个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应用型交叉学科。

有一些学者认为,商务英语学科的形成,仅有其使用范围的界定以及ESP教学理论是不够的,不足以支撑这门学科在未来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需要。必须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建立属于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英语作为ESP中的一个分支,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巨大的发展规模足以促成一门新兴学科理论的生成——商务英语语言学。王立非(2013)认为商务英语语言学就是从不同的理论语言学视角研究英语如何在国际商务中的应用,是英语语言学和国际商务学的交叉。商务英语语言学可以包括以下十三个组成部分:商务英语词汇学、商务功能语言学、商务认知语言学、商务语用学、商务话语分析、商务翻译学、跨文化商务交际学、商务社会语言学、商务对比语言学、商务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英语教育学、英语经济学、商务英语研究方法。

在过去2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国际商务英语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抓商务英语的普及和推广,并未在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商务英语学科急需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形成有关其本体性的统一认识。1.2.3 复合型外语人才

教育部于1998年向全国有外语专业的大专院校转发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里面对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了如下的描述:“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

扎实的基本功是指扎实的外语知识,即语音、语调的正确,词法、句法、语篇的规范及熟练运用外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是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基础。宽广的知识面是指复合型人才在熟练掌握外语知识的基础上,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诸如外交、经贸、外事、新闻、法律、语言、文学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指除外语知识之外的某一复合专业知识。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对传统外语人才素质要求的突破。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更注重人才的基础性、全能性及潜能性。

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国内有赞成和反对两派意见。赞成者认为复合型培养模式是非英语国家在特定的发展时期特有的产物,受到了市场的认可,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反对者认为如果外语人才的培养主要受社会需求和市场的驱动,会缺乏必要的学术支撑(秦秀白,2000),认为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胡文仲、孙有中,2006)。

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的转型决定了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应用型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是必然的选择。从教学活动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来看,很多学生选择英语专业并不是出于对语言文学的兴趣,而是希望借助英语技能实现“国际人”的理想。从社会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应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建设完整的包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内容的外国语言研究体系,这样才能拓展人才培养的空间,帮助受教育者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如此看来,外语人才的培养需要走复合化道路,尤其是外语与经济贸易等学科的复合。1.2.4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又称“全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美国博德因学院(Bowdoin College)帕卡德教授(A.S Packard)于1829年撰文写道:“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

就我国高等教育实践而言,有学者认为通识教育就是通才教育,其目的是改变过去专业过细,过分强调专业而培养出“工匠式人才”的教育观念与实践,即在大学期间注重对学生进行“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

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指的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专业划分为大学生提供的专门教育,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成为该专业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到19世纪末期,西方传统大学开设的自由课程已不能吸引当时的年轻人,相反,专业教育却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从此之后,高等教育专业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教育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也接踵而来。例如,专业教育造就了一批只懂自己专业领域的有限知识,而对其他领域知识相对缺乏的“单一人才”。此外,由于知识更新过快,在大学中学到的有限而单一的知识并不利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于是,专业教育思想受到质疑,自由教育思想又重新受到重视。

其实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向来都不是对立的。通识教育既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与纠正,也是专业教育的延伸与深化,同时,通识教育又是专业教育的灵魂与统帅(季诚钧,2002)。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该对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进行改造,统领学生本科教育阶段所有方面(包括学术基础、社会适应性、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陈向明,2006)。”可以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含、水乳交融的关系。1.2.5 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重视,但仍处于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有关人才培养模式概念的表述甚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才培养规范说”“人才培养系统说”“教育过程总和说”“培养活动样式说”“教育运行方式说”“目标实现方式说”“人才培养结构说”“教学活动程序说”“整体教学方式说”和“人才培养方案说”等等。但是由于对人才培养模式概念认识存在误区,这些对人才培养模式概念所下定义都有一定的局限。这些误区包括:①内涵不明,把人才培养模式等同于人才培养,未能突出人才培养模式只是对人才培养过程的设计与建构。②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外延把握不准,或是过于泛化,如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教育活动全要素的总和和全过程的总和”“培养目标、制度、过程的组合”等等;或是过于窄化,如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只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方式”或“教学方式方法”。③将培养模式与培养途径、培养条件混淆,如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人才培养的系统”。其实,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包括培养途径,还包括诸如师资队伍、教学硬件、校园文化、学术氛围等培养条件。还有人认为,培养模式纯属方式方法问题,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实施教学的程序和方式”,或“一种整体教学方式”,忽视了模式既有其构建功能,也具有对教学过程的一定解释功能与对结果的预测功能。

董泽芳(2012)把人才培养模式定义为“培养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指导和一定的培养制度保障下设计的,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具有系统性、目的性、中介性、开放性、多样性与可仿效性等特征的有关人才培养过程的理论模型与操作样式”。

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必须认真解析人才培养模式的各个构成要素。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有:人才培养理念、专业设置模式、课程设置方式、教学制度体系、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管理模式、隐性课程形式和教学评价方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实质上都是其构成要素的变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也主要是对各构成要素的革新或重组。1.3研究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并进行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的设计。全书由七章内容组成,各章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研究框架示意图

第1章为绪论,说明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

第2章为有关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各种文献的综述及研究评述,为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研究提供理论铺垫。

第3章为我国商务英语人才需求与供给现状,为商英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培养模式和学科建设等研究工作提供有力的现实依据。

第4章为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确定正确、恰当的方向,确保培养模式与教学活动有的放矢。

第5章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了探讨,较详细地分析了培养模式中各种构成因素所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第6章介绍了商务英语学科建设的现状与目标,并提出高校商务英语学科建设工作应包含的重要内容。

第7章从教学管理角度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师管理方式和教材管理工作等方面提出建议。第2章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和研究评述2.1相关研究文献综述2.1.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商务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概念。商务英语脱胎于专门用途英语(简称ESP)。多数学者都同意商务英语是ESP的一个分支。不管是ESP研究,还是商务英语研究,国外的理论研究都要比国内的研究更为成熟。国外的商务英语专业也开始得比较早,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商务英语在20世纪后半叶就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而我国的商务英语在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起步。《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把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素养纳入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构成之中。这两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跨文化能力研究和通识教育研究理论的指导。本书就国外ESP研究、商务英语研究、跨文化能力研究和通识教育研究几个方面做一下介绍。

2.1.1.1 国外ESP研究综述

ESP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语。它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Hutchinson,Waters,1987)。Hutchinson和Waters在他们的合著中表明,英语作为外国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主要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加。科技英语、医学英语、法律英语、传媒英语、心理学英语、经贸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应运而生,迅速发展。国外ESP研究四十多年来,已经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其发展历经了五个阶段:(1)语域分析阶段。此阶段着重于词汇、语法和句子的分析,是ESP研究的初级阶段。本阶段的代表人物为Peter Strevens、Jack Ewer、Latorre以及John Swales。根据Ewer和Swales等人的界定,语域分析是为了找出英语在诸如机器制造、电气工程、生物工程、旅游管理、商业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中的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特点,而这些语言特点是制定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重要依据。在这一阶段,人们通过对科技英语和普通英语异同的对比研究发现,科技英语在句子类型、句子长度、动词形式、动词时态诸方面都和普通英语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没有超出普通英语的框架。这一阶段ESP教科书的编制基本上都是一种模式,即每一单元都由一篇长篇专业阅读文章和标准的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简称EAP)练习组成。而这些练习大体为通用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简称EGP)+具体专业内容的阅读文章。这样的教材过多地注重了词汇和语法等语言形式,对语言的使用和交流功能关注过少,这样的教材让学习者们往往感到很难用,因此ESP带有很大的局限性。(2)修辞或语篇分析阶段。该阶段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超出句子以外的层面,即修辞和文本。本阶段的领军人物为英国的Henry Widdowson和被称为华盛顿学派代表的Larry Selinker、Louis Trimble、John Lackstrom和美国的Mary Todd Trimble。语域分析阶段的关注重点是句子和语法。到了这一阶段,研究重心转移到理解语篇结构中句子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来表达某种意义上来。West(1997)在他的研究中提到ESP研究的第二阶段更主要的是针对ESP语篇交际意义的分析。这一阶段主要研究句子和段落、段落和段落的连贯与衔接(coherence&cohesion),研究如何下定义、描写、叙述、论证、说明、写主题句、把主题句扩展成段落、安排细节等。从语言功能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完全符合逻辑。此阶段的研究目的是找到文本的组织模式并且确定这些模式所体现的语言学意义。(3)目标情境分析阶段。研究者们通过把语言分析和学习过程相结合,从而实现ESP研究成果的科学化。ESP课程的开设目的就是使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ESP课程的设置首先需要确定目标情境,然后对该情境的语言学特征开展精确分析。该阶段的研究结束了之前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研究状态,把此前的成果系统化且被置于课程设置的中心地位。目标情景分析把语言分析与学习者的学习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Stuart和Lee(1972)在他们颇具突破性的研究中分析了十种不同职业的目标情景需要,他们的研究结果为这十种职业设定了最具代表性的普遍情景需要。可以说,ESP的目标情景分析或需求分析是ESP的出发点和中心,也是ESP受到重视和普及的根本原因。不过,各种情景的模拟和分析都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之下,这和现实总是无法相对应,因此大多缺乏可操作性。(4)技巧与策略阶段(Skills and Strategies Analysis)。20世界80年代,人们尝试着关注语言表层之下的思维过程。使用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有一个思维和解读的过程。从材料的角度而言,这种方法往往着重于阅读和听力的技巧。典型性的练习就是使学习者思考和分析在阅读或听说材料中,思维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有些作者,如Morrow(1980)就在其书中谈到在阅读中还要强调略读(skimming)和浏览(scanning),写作中强调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总之,技能分析的指导思想是:在任何一种语言运用中,都具有相同的思维和解释过程。使用一定的技能可以通过语言的各种表面形式从语篇中悟出其规律。如使用构词法和上下文可以猜测词义,从布局和排列形式可以分析文章语篇结构、体裁等(揭薇,2008)。(5)学习者为中心的阶段。二战以后,各国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使得英语教育迅猛发展。同时,教育理念也由过去的以教学为中心转化为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ered Education)。教育心理学家们认为学习者会有不同的兴趣和需求,通过强调学习者的重要性,学习者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学习变得更轻松愉快(Rodgers,1969)。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认为:上述四个阶段都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因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研究探讨语言的特点和使用语言的过程。而掌握了语言的特点和语言的使用并不等于学好了语言。在ESP教学过程中,要充分了解语言学习的过程,要把课程设置、大纲制定、教材选编、课内外教学组织、教学过程的监控和测评集为一体,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诸如教学手段、教学设备等一系列的非人力因素。最大化构建英语学习的潜在环境。因此,研究的重点又回归到了学习过程上。众多学者认为ESP应该从语言需求、语言技能、语言内容几个方面研究学习的全过程。

2.1.1.2 国外商务英语研究综述

根据Howatt(1984)的研究,16世纪的英格兰已经有学校教授商务英语了。Pickett(1988)也提到过1533年Meurier所著的《商务英语》,其主要内容是讲述如何撰写英语商务信函及其正确格式。不过,商务英语形成相对的独立性,引发学者对其真正的研究也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商务领域的英语一直被视为ESP的一部分。Hutchinson和Waters(1987)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详细的ELT(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图解,认为ESP应该有三个分支,即EST(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EBE(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ESS(English for Social Sciences),在每一个分支下又有相应的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和EOP(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而商务英语属于EBE下面的EOP分支。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Dudley-Evens&St John(1996)提出现代商务英语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其他ESP分支可比。商务英语的教学包括了普通词汇的学习和商务交流等知识的学习,所以应该和ESP相提并论。有关商务英语的研究大致分三类:(1)商务英语的定义

商务英语的定义多是以语言使用的范围或语言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定义。目前还没有从语言本身的特点出发所做的定义。商务英语多以编写教材和教材研究为主,注重实践性问题的讨论,很少有关于商务英语语言特定语体特征的研究。究其原因可能和国外商务英语教学以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为主,无法对其理论进行逻辑性、规范性研究有关。而EAP和ESP其他分支由于有大学学科的专业知识属性要求,理论研究更为普遍。除此之外,由于涉及商务活动的不同公司和行业内容的机密性,商务英语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使用中的商务英语的原始数据,很难进行一般化的语言分析和推广,尤其是真实环境下的商务会议和谈判语言原始数据,由于内容的敏感性而难以获得。

在对商务英语定义的探讨中,一些研究者(Johnson 1993;Dudley-Evans,St John 1998;St John 1996)从商务英语教学和教材的研究角度出发,对为教师和学习者设计的商务英语教学手册进行了讨论(Ellis,Johnson 1994;Brieger 1997)。其后,Johnson(1993)从需求分析的技能和方法角度对商务英语的定义进行讨论。Dudley-Evans和St John(1996)的研究看上去更为深入,因为他们的研究试图对商务英语的语言学特征进行分析。St John(1996)的文章有一章节专门讨论商务英语的“语言学问题”。他认为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什么是商务英语,而界定商务英语的主要难点在于商务英语缺少一个已建立的“共核”(common-core)。Ellis和Johnson虽然在他们书中第一章就提出“什么是商务英语”这样的问题,但也没有给出任何具有语言学意义的定义。他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太少,课程设计者也很少能超越他们的实践经验所得(Elks 和 Johnson 1994)。和以上学者不同,Brieger(1997)并没有对商务英语的定义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他尝试对商务英语进行规范性定义,但由于他的研究是关于商务英语语法和词汇的,主要讨论在何种情况下、谁、使用什么商务英语,因此他的定义(见图2.1)是基于教学研究而不是语言学研究的,因此并不规范。图2.1 Brieger(1997:35)商务英语定义

也有其他学者尝试对商务英语进行界定,如芬兰学者Yli-Jokipii(1994)在她对商务英语信函的研究中,将商务英语分为“交互式”(interactive)和“非交互式”(non-interactive)(见图2.2)。她认为商务英语尚未有从其语言本身角度出发探讨和普通英语的区别的著述。图2.2 Yli-Jokipii(1994)对商务英语的界定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理论界仍然没有对商务英语从其语言本身角度的明确定义。如果从语言特点的角度对商务英语下定义以及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其他ESP领域的研究,如有些对EST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应用于商务英语研究。(2)商务英语的性质

商务英语理论的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针对商务英语性质的研究。谈到对于商务英语性质的研究,就必须提到英国著名学者Douglas Pickett(1986a)的研究,他是商务英语性质研究的主要代表。由于工作的关系,Pickett的研究主要基于其个人经历和判断。Douglas Picket可以说是唯一的从宏观层面研究商务英语语言的学者。Pickett(1986a)认为尽管商务英语是ESP的一个分支,但是它却比ESP的其他分支要复杂得多。在ESP的其他领域,专门用途的语言主要用于某一特定团体的内部沟通,从而和外界没有过多的联系,如工程师英语就主要用于工程技术领域工程师的内部交流。他认为商务语言的主要部分尽管集中在商务交流(communication)或交易(transaction)中,其所包含的却不仅仅是商务内部的交流,商业团体和其团体外部的交流也属于商务语言。就好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一样,医生不仅要互相之间交流,还需和病人交流。

除了从宏观层面强调商务英语的沟通和交流作用(商务和公众,商务和商务),Pickett(1996a)在其著作中还提到两个概念:商务英语的工作用语(ergolect)性质和商务英语的诗学(poetics)性质。Nelson(2000)认为Pickett提出商务英语的“ergolect”和“poetics”性质对于商务英语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的工作用语是Pickett由ESP中的register转化过来的,Pickett认为商务英语的“ergolect”性质和其他工作语言不同。不同的主题、情境、社会角色和使用渠道(书面或口语)决定了商务英语的语言输出;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将决定这一语言的使用。根据这一性质,研究者可对商务英语的语篇、文化和体裁进行相应的研究。所谓的“poetics",即商务英语语言就好像诗篇创作一样,从普通英语中来,再应用到一般化的商务英语中去。Pickett认为普通英语词汇在商务环境下被赋予了新的组合和意义,从而被分成不同的层次。关于语言分层(layering),Pickett和他之前的Zak和Dudley-Evans(1986)以及在他之后的Alejo 和 McGinity(1997),Posteguillo 和 Palmer(1997)等人都提到了英语词汇分层。如Zak和Dudley-Evan将缩略语分为三个层次:①标准的缩略语可用于任一环境,如a.m.,p.m.等;②只在办公室使用的缩略语,如asap,c/n等;③专业化缩略语,如只在电报中使用的adv(advise),bal(balance)等。但Pickett的研究从更为严密的语言学分析中为语言学角度的商务英语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在商务英语词汇(lexis)研究方面,研究者可结合语料库语言学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将词汇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相应的研究。(3)商务英语教材

伴随着商务英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逐步深入,商务英语教材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诸多学者按照商务英语的不同维度对其进行分类。商务英语的教材按照不同的载体,分为传统类和电子类(录音、录像、多媒体、光盘、互联网等);按照不同的内容,分为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和交流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类;按照不同的专业内容(professional context),分为跨文化(cross-culture)和管理技能类(management skill)(Flinders,1998);按照商务英语教材的功能,分为商务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类和商务技能的培训类(Ellis,Johnson,1994)。这样的分类研究有利于从业者挑选适当的教材,同时也划定了统一的、有理论基础的框架。

商务英语教材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对商务英语教材效度的分析。Powell(1996)指出由于编者的直觉造成教材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学者在对一些著名的商务英语教材的研究中发现,教材中有些对话模式在实际商务环境中根本用不上(Mason,1989 ; Ventola,1987)。这些发现说明,教材建设中必须考虑教材的真实性,这是教材的首要问题。Hall(1995)指出,外语教材要满足真实性的需要,而真实性不仅体现在材料本身,还包括对材料的反映。国际学术组织“教材发展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Brian Tomlinson 指出真实性源于现代外语教育关于教材的意义和功能的更新理念:外语教材被视为引发或触发学生学习和交际反映的刺激物,教材的编写者应重视为学生提供各种有利于他们接触所学语言的活材料和经历该语言的机会(Tomlinson,1998)。所以,学者们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商务英语的使用原则在教材中的体现,以充分体现商务英语教材的信度与效度。

2.1.1.3 国外跨文化能力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于跨文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跨文化能力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跨文化能力,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描述与界定。Hampden- Turner和Fons Trompenaars(2000)在《构建跨文化能力》中指出:“文化具有差异性,可以将其从多个角度加以区分,而各个角度似乎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这种价值观的差别就像一个圆圈,对立的价值观可以相互转化。它们是同一个圆圈上不同的弧线,像阴阳一样,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以这种圆圈思维来考虑问题是一种智慧,这就是跨文化能力。”这一观点认为跨文化能力是辩证地看待文化差异的一种学习能力。Triandis(1977)认为人们获取、使用信息的能力以及与其他文化相关的知识决定了跨文化能力。因此,跨文化能力是应用相关知识对不同文化下的行为进行正确翻译理解的能力。Ruben(1976)视跨文化能力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够适当沟通的能力。这一观点认为,即使具有积极的态度,并且具备了许多关于当地文化的知识,但如果不能表达,不能通过适当的沟通行为进行交流也于事无益。文化与沟通联系紧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和谁沟通、怎样沟通以及沟通什么。沟通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因文化而异,这种文化差异越大,沟通中的误解也越容易产生。David Thomas 和Kerr Inkson(1999)认为,跨文化能力是通过对文化的理解,识别人们在同一文化下行为反应的相似性和在不同文化下行为反应的差异性的能力。Earley 和 Soon Ang(2003)提出“文化智力”的概念,认为文化智力是反映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

另一些学者从过程的角度来描述跨文化能力,认为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学习的过程或是跨文化适应的过程。Bennet(1993)、Taylor(1994)和Campinha-Bacote(1998)认为跨文化能力是一个人对于自我意识和个人成熟度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学习过程。Oberg(1960)、Adler(1975)等学者则认为当人们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中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跨文化能力是一个人在经历文化冲击时能很好地调整适应,有效消除焦虑,以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福利和满意的能力。

还有一些学者从个性与态度方面来界定跨文化能力,比如文化移情、容忍度(Ruben,1976)、开放、灵活性(Hares,Kealey,1979)等。具备这些特性的人们更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接受由此可能带来的不便。还有一些特征被认为是较强跨文化能力的人应该具备的特征,包括自信、乐观、独立、镇静、主动等。相反的,另一些特征如偏见、陈规、民族优越感等(Brislin,1981)被认为会导致跨文化误解。(2)跨文化能力的构成

Campinha- Bacote(1998)提出了文化能力模型,模型包括5个相互依赖的部分用于发展跨文化能力,即跨文化意识、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技能、跨文化碰撞和跨文化愿望。丹麦学者Martine Cardel Certsen认为在国际商务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要向海外派驻工作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文化能力即在另一文化背景下有效行使职责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3个相互影响的维度: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和沟通行为维度。Henry和Joseph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发展和使用全球战略技巧的能力、管理变化与调整适应的能力、管理文化多样性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在组织中学习并转化所学知识的能力。David Thomas 和 Kerr Inkson(1999)认为文化能力由知识、注意、行为技能构成。Yuelu Huang(2003)提出,跨文化商业能力包括3个主要方面:关系能力、冲突处理能力和商业能力。其中,关系能力是指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商业伙伴发展人际关系的能力;冲突处理能力是指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出现的冲突以及如何选择适当的解决办法;商业能力是指与另一文化的商业伙伴达成商业协议的能力,包括了解不同文化对待合同的态度、找到真正的决策者等。Earley 和 Soon Ang(2003)认为文化智力包括3个基本元素,即认知、动力和行为。其中认知是思考、学习并制订行动计划的能力;动力是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去的愿望和能力;行为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合理、适当的行为反应的能力。(3)跨文化能力的评价

Hampden- Turner 和 Fons Trompenaars(2000)提出跨文化能力与以下各方面密切相关:国际任务的经历、上级对其海外任职的评价、通过360度反馈的较高的肯定评价、在战略模拟练习中成功表现、由于被反对做原职工作而在近3年被提升、获得卓越领导人的荣誉等。Joseph C.Pon-terotto 和 Brian P.Rieger等学者提出跨文化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意识与态度、文化知识、文化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因子评分的方法对跨文化能力特别是跨文化咨询能力进行评价。Earley 和 Elaine Mosakowski(2004)提出评价文化智力的方法,即分3个部分测算一个人的文化智力:认知、情感和行为。每一方面分别具体列出4个问题,对问题的回答分5档:很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根据具体的分值来得出结论。Redden(1975)开发了文化冲击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相处的经历、个人对新观念新事物的开放程度、专门的文化知识等来估计人们面对文化冲击的困难。还有一个相似的评价工具是跨文化沟通评价(ICI),通过25项指标来评价企业雇员在工作多样性、文化冲击、沟通误解、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误解、文化习俗与惯例等方面的知识与意识。(4)跨文化能力的培育

Wakefield(1996)强调通过文化适应来发展跨文化能力。Earley 和 Ang(2003)认为培训是提升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培训的方法与内容应根据构成文化智力的基本元素,分别采取措施针对认知、动力和行为3个方面加以提高。如进行关于文化和社会相似性的系统学习,而对复杂的文化信息、挑战时增强自信的实践,采取直接的努力来有效处理这种混乱的技能培养等。David Thomas 和 Kerr Inkson(1999)认为培育文化能力的步骤包括:检查识别每个人的文化能力构成中各部分的优缺点;根据各自的弱点选择培训的侧重;针对能力构成中的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加以提高;组织个人资源来适应其选择的项目;开始进入培训,协调个人计划与他人的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培养;评估受培训者所获得的技能,检验效果。Alan R.Freitag(2002)提出了在国际业务中提升文化能力的模型,认为提升的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最初的准备、寻求国际业务机会、接受国际任务、获得成功与满意、提高跨文化能力、进一步寻求国际任务。Anil Cupta 和 Vijay Covindarajan(2002)提出从4个方面培育跨文化思维能力:对世界的好奇和致力于成为世界最强;清楚自己目前的思考倾向;尝试多样性和新奇事务;培养整合不同知识体系的能力。

2.1.1.4 国外通识教育研究综述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理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liberal education)。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与奴隶、工匠相对)受的教育,它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心智,以探究真理,而不是为了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亚里士多德为“自由教育”设计了被后人称为古希腊“七艺”的自由课程: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阿伦·布洛克,1997)。这种自由教育思想绵延数千年,自古希腊至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是当时代表人类智慧的主流教育思想。

18世纪工业革命至19世纪末那一段时间,自由教育思想几乎被抛弃,高等教育专业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专业教育的弊端是可能造就一批只懂自己专业领域的有限知识,而对其他领域知识相对缺乏的“单一人才”,而有限且单一的知识并不利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于是,专业教育思想受到质疑,自由教育思想又重新受到重视。美国博德因学院(Bowdoin College)帕卡德教授(A.S.Packard)于1829年撰文写道:“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而全面的了解。”这是通识教育最初被赋予的含义。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一书中,针对科学时代的弊端,重申自由教育的传统,以抗衡知识专门化所造成的知识割裂(季诚钧,2002)。但是,在新的时代里,自由教育需要被赋予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含义。因此通识教育的概念诞生了。通识教育思想不否认专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但它力求在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进行通识教育。

近代有关通识教育有两个标志性文献,一个是芝加哥大学校长Robert Hutchins于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The High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该书第三章题为“通识教育”。另一个文献是哈佛大学校方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一书。这两个文献的精神一脉相承,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在《高等教育》一书中对专与博的关系作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本科生应该通过主修一个学科而获得大量深入的知识,并且通过对几个不同学科的学习获得大量广博的知识。2.1.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2.1.2.1 商务英语语言类研究

商务英语语言类研究主要包括语言特点研究、语用研究和翻译研究几个方面。(1)商务语言特点研究

商务英语学科是比较典型的、由人文科学的英语应用语言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应用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交叉、整合而成的交叉型应用学科。从语言角度对该学科的研究带有了许多应用和实践色彩。关于商务英语语言的研究,最初主要内容涉及操作层面,关注贸易实务流程中的英语使用。逐渐地,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更多的商务英语语言研究出现了,主要集中于商务英语语言特点的研究和商务语境语言现象的研究。比如刘宓庆(1985)的《文体与翻译》,其中涉及了英语应用文体中的契约文体、公函文体和广告文体特点的分析。我国关于商务英语语言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莫再树(1998)撰写了《外贸英语信函的文体特征》一文,从文体角度对外贸信函语言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蔡先凤(2002)在《论提单和租约的句法特点及其翻译》一文中对国际运输中提单和租约的句法特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析。廖瑛、莫再树(2007)出版了《国际商务英语语言与翻译研究》,对商务英语的语言特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王小慧(2008)发表了《商务英语语言特点实证研究》,把商务语言的研究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孙肇春(2009)在《商务英语语言特点研究——兼谈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中分析了商务英语的特点。话语分析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使用某种语言时运用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体系机制。刘立华(2012)的《“纽约时报”对话经济能源社论中的对话性策略研究》对《纽约时报》中的新闻话语在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是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和背后的话语体系机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孙亚、李琳(2013)对商务话语中的隐喻研究做了回顾,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并对今后的隐喻话语研究给出了建议。叶文彦(2013)在《从语言经济学看商务英语语言消费》一文中,从语言的经济学属性出发对其进行了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始于21世纪。很快就被用于商务英语语言的研究。李慧(2013)的《基于自建语料库对中外企业英文简介的问题对比研究》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所做的对比研究,对中外企业简介的商务英语文体进行了词汇、句子、语篇等方面的差异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使得商务英语语言研究形成异彩纷呈的景象。(2)商务英语语用研究

有关商务英语的语用研究并不是非常系统,最初主要从技巧的层面,即语言的微观角度切入进行分析与研究(李朝、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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