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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2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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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玉木俊明,久我胜利,多米尼克·贾尼科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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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思想家·1分钟长知识系列(套装共3册)(坐一站地铁get一个文科常识)

未读思想家·1分钟长知识系列(套装共3册)(坐一站地铁get一个文科常识)试读: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世界史

HITO NI HANASHITAKUNARU SEKAI-SHI作者:[日] 玉木俊明(TAMAKI Toshiaki)译者:凌文桦出品方:未读·思想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卷首语

文春新书的总编曾经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所谓的历史呀,就是在居酒屋里一边喝酒一边讲给别人,让别人听了陷入沉思的事。”以这话为契机,我开始执笔写作此书。

本书的编辑前岛笃志先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邮件内写着:“请您务必写一本这样的书。”这是20

1

7年10月的事。

说实话,要写这么一本书,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我觉得任重而道远。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如果自己能够成功地写出这么一本让编辑、总编和读者都满意的书,那该是何等的荣幸与满足呀。因此我接受了这个提议。

历史原本就应该十分有趣。之所以会变得索然无味,不如说是历史学家的缘故。历史学家为了忠于历史事实,必须尽可能地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这才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最佳道路。

对历史学家来说,对事实的探究,也就是所谓的实况调查,才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究竟好不好呢?历史学家并不考虑历史发展的故事性,几乎不在意如何撰写更有趣的历史,因为他们只在意如何更有说服力。我觉得历史学家的这种态度,便是历史会变得如此枯燥乏味、令人提不起兴趣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事实加以解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赋予事实以生命。叙述能使历史事实更加生动形象,历史学家把这种叙述称为历史叙述。所谓有趣的历史,就是因为有了优秀的历史叙述,才变得多姿多彩。

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写了本书。

本书由12个章节组成,从古代讲到了现代,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讲到了电信网络,横跨了很多个年代。本书还有关于海盗的叙述,恐怕这一部分与读者预想的有着极大出入,会备受期待。在关于保险的章节里,都是浅显易懂的知识,讲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保险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在关于英国的巨额借款的章节里,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当时的英国与现代日本的相似之处。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如今能看到的史料,实际上很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变化了。历史学家如果仅仅收集已有的史料,而无法获得新的史料,那么不久之后就会失业。

历史学家如果不想失业,就必须对史料做出新的解释。随着时代变迁,历史学家可以从新的视角出发,对史料做出解释。这就是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的含义。话说回来,如果历史学是一门尚不完善的学问的话,就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历史学也就成了一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学问。历史学家可以说是以此为职业的人吧。

当今的历史学,与其说是国家的历史,不如说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消息。也就是说,相比于“硬件”,有更重视“软件”的倾向。在本书里,我尽可能地使用这样的历史研究成果,为读者呈现不同以往的历史影像。

至于成功与否,当然不是我说了算,而是靠每一位读者来评判。无论哪一种作品,一旦离开作者之手,便有了独立的生命,留给读者评判。本书也不例外。

在某种意义上,对作者来说,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但不同的是,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就成了独立的个体,把创造它的父母抛在身后,而完全属于读者。作为作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行。

就像开头所写的那样,本书以“把历史生动有趣地讲给别人听”为目标写成。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把本书的内容讲给身边的人听。

在此感谢给我机会撰写本书的文春新书总编,还有担任本书编辑的前岛先生。尤其是前岛先生,为了让本书生动有趣,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如果本书真的很有趣,那都是他的功劳。

唯有一点让我心有不安——我不喝酒,也不去居酒屋,因此,怎样在居酒屋里高谈阔论,只能凭空想象了。2018年3月 于大阪某咖啡网吧1

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没能

跨过印度河

曾是“蛮族”的马其顿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自称“希伦人”,并且瞧不起其他民族,把他们都视为“蛮族”。养育了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前336—前323在位)的马其顿,并不属于希腊。因此那里的人不是希伦人,而被视为蛮族。马其顿不在希腊城邦的中心,不过是周边区域,为什么竟能把版图扩张到遥远的印度河呢?

纵观马其顿王国的扩张过程便会发现,马其顿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这些古代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个古代文明,经过长时间的往来,形成了一个贸易圈。这个贸易圈便是贸易的通道,也可以说是解读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一个关于漫长的人类史的故事。

远征波斯是父子二人的夙愿

马其顿王国的兴盛始自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腓力二世(前359—前336在位)时期。在这个时期,以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迎来了穷途末路。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前338)中大胜雅典-底比斯联军,奠定了其在希腊世界的支配者地位。

马其顿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统治体系,都与其他希腊城邦不同。马其顿人原本生活在希腊北部山岳地带,后来在平原地带拓展疆土,在平原地带和山岳地带之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过着游牧生活。后人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的富人墓穴中发现了大量黄金制品,由此可以推断,那时的马其顿已经是极为繁荣富足的城邦了。

众所周知,古希腊并未形成大型的统一国家,而是形成了数量过千的诸多城邦。而且,各个城邦又以自己为据点,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殖民城邦。可以说,城邦的统治体系便是控制诸多的“点”。

与之相反,腓力二世的马其顿王国,采用了与这些城邦完全不同的统治体系。马其顿王国用“面”来控制领土。腓力二世在征服的地区大肆开垦农田,以粮养兵,并且大规模地组织常备军,从而进一步扩大领土。马其顿王国就是以这种“领域国家”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

然而,在腓力二世面前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

在历史教科书中,写着“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中,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最终战胜了波斯”。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卡里阿斯和约》(前449)中记载了最终希腊一方获胜,但是该和约是否真的存在,目前尚有争议。

更重要的是如何给希波战争定性。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是统一古代东方世界的大帝国,其经济实力远比当时的希腊更强大。

对希腊一方来说,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战争,完全是生死之战。可对波斯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不过是在西方的一场小小的竞赛而已。波斯帝国极有可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大战。事实上,无论希波战争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削弱波斯帝国的实力。这种情况,用元日战争打个比方,或许大家更容易理解吧。对日本来说,与元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作战,完全是赌上了整个国家命运的战争,然而对元朝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庞大帝国来说,这不过是诸多战争中的一次小战役罢了。示意图1 腓力二世被暗杀后的希腊

进一步说,希波战争之后,波斯为希腊城邦提供了军费等,并且对其中较为强大的城邦进行策反,促使它们反叛。最终结果是,在希腊,城邦之间战争不断。总之,波斯帝国的介入,是希腊世界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腓力二世决心讨伐波斯帝国。

为了能够早日成为腓力二世的合格继承者,亚历山大学习了很多知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就是他的家庭教师。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暗杀,作为儿子的亚历山大在二十岁时成了马其顿国王。

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也有实现其父腓力二世的愿望的因素。然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范围远比其父所想的更宏大,庞大的帝国在他的手中逐渐形成。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与东方兴起的古代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之间的交易

我们目前认为,人类约7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离开非洲,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还知道,智人有过两次“离开非洲”的行动,一次在约15万年至10万年前,另一次在约7万年至5万年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迁徙。

离开非洲后,人类逐渐从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一般认为,人类最早开始农耕生活的地方,就在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形成了乌尔、乌鲁克、拉格什等城邦,还建造了被称为“庙塔”的阶梯状金字塔。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是一片冲积平原,积雪融化带来了定期的水位上涨,人们通过修建运河,获得了富足的农业产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王权十分强大,水利灌溉也很发达。示意图2 人类离开非洲的路线图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土了数十万枚泥板文书,根据上面的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小麦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数十倍之多。也就是说,一粒小麦播种下去,可以收获数十倍的产量,和日本相比的话,可以与江户时代的大米收获率相媲美,甚至更多。这样的收获量令人难以置信,农业确实孕育了繁荣的文明。

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古代城市的遗迹。印度河文明在约公元前2600年出现,而农耕活动在约公元前7000年就开始了。

通过现代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之间存在贸易往来。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中发现了由古代印度河地区制造的被称为“青金石”的宝石,还发现了印度河文明式样的印章。

这两个文明通过海上通道和陆上通道相互联结。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约公元前2350年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梅鲁哈的船停靠在码头上了。”这里所说的“梅鲁哈”,指的就是印度河地区。此外,在印度还发现了洛塔尔等多处与阿拉伯海有联系的遗迹,这些地方可能就是当时的海上贸易枢纽。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明,但如果充分利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这两者之间有贸易往来是完全可能的。

法老面具上光彩夺目的青金石

在诸多古代文明中,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古埃及文明吧。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法老,是大概公元前1333年至前1324年的法老,以他的黄金面具和位于“帝王谷”的墓穴而闻名于世。在图坦卡蒙法老的黄金面具上,蓝色部分镶嵌的是青金石。在古埃及,人们把青金石视为天空之石、冥神奥西里斯之石,但实际上那里并不盛产青金石。那么,这些青金石究竟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从印度河地区进口而来。也就是说,不仅是美索不达米亚,就连古埃及也和印度河文明有贸易往来。人类即便有了固定住所,开始了农耕生活,也未必就会停止向其他地区行进的步伐。图坦卡蒙法老的黄金面具(来源:Brdgeman Images/Afro)

我们可以把古埃及以东的古代文明世界统称为“古代东方世界”,人类的足迹一直拓展到了印度河流域,通过海上和陆上两种通道,形成了交流与贸易往来。而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的,便是这古代东方世界。从图坦卡蒙法老死去,到亚历山大大帝出现,经过了约1000年,在此期间,古代东方世界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密切。后来,因为出现了统一的帝国,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强大了。

“铁之帝国”亚述统治了东方

古埃及王朝的兴起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古埃及王朝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686—前2185)、中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040—前1700)和新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570—前1070)。后来,古埃及国势渐衰,在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被古罗马军队打败。古埃及王朝持续了3000年之久。

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衰弱,给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混乱。而统一了东方世界的正是亚述帝国。

所谓的亚述,指的是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亚述人在那里建立了城邦,独占了伊朗高原的锡矿交易,靠着贸易往来,逐渐繁荣昌盛。不过,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亚述人隶属于胡里安人的米坦尼王国,这个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示意图3 亚述的最大版图

亚述人凭借铁器的力量,在东方世界兴起。他们继承了来自赫梯的铁器制造技术,进而控制了铁矿石产地亚美尼亚,渐渐成了一个强大凶悍的王国。亚述人在公元前9世纪有了铁质战车和骑兵队,在公元前8世纪末,逐渐吞并了叙利亚、腓尼基、巴比伦,使以色列王国灭亡。后来,他们在公元前663年征服了古埃及,史上首次统一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古埃及的东方世界。

由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得到了统一。由于这两个文明本来就在相邻区域,以贸易为首的各种交流十分活跃,政治上的统一也由此得以实现。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的“王之道”

上面所说的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12年,遭到了新巴比伦王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米底亚王国(位于伊朗高原西北部)的联合攻击,最终灭亡。就这样,东方世界分裂成了新巴比伦、米底亚、古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而将它们再次统一起来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

米底亚隶属于阿契美尼德家族。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创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他还毁灭了新巴比伦,解放了沦为“巴比伦囚虏”的犹太人。后来,在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在位)时期,波斯的统治区域从古埃及一直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示意图4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波斯的领土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在帝国内建成了道路网,这被称为“王之道”。后人推测,这个道路网应该是以从古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再到印度河地区的东方通商之路为基础建成的。这样的推测较为妥当。

这条通商之路应该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之路。本来仅仅属于少数商人的通商之路,却成了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大规模军队的通行之路。

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遗产

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虽然是他本人完成的事业,但发展到这一步需要前期的漫长积累。示意图5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路线

马其顿属于希腊世界中的例外,有着向外扩张的愿望,因此,马其顿在城邦衰退时期逐渐兴起,成为希腊世界的统治者。后来,马其顿又向宿敌波斯挑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很重要的一点是,亚历山大大帝能够快速进攻,得益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以通往印度河地区的东方通商之路为基础而修建的道路网。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其顿军队一直行进到了印度河,但是放弃了继续向东远征,大概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们不得不回头的事情吧(见示意图5)。战争持续了10年,军队疲惫不堪,我想大部分士兵也都不希望再战斗下去,甚至有了厌战情绪。但最本质的原因,如前面所说,应该是抵达印度河流域的东方世界贸易圈之后,通向前方的道路尚未建成。即使从印度自身的历史来看,能统一印度地区的王朝也不多。

以前有观点认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催生了希腊化时代。的确,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促进了人口、物资的流动,但“优秀的古希腊文明对东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的观念现在已被否定。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就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交流让亚历山大大帝的伟业成为可能。而且,东西方的关系并非“先进的古希腊影响了落后的东方”(事实上,当时东方的物产比古希腊更丰富),而是互通有无的平等交易关系。

公元前3

2

3年,亚历山大大帝辞世。此后,他的帝国分裂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和马其顿的安提哥那王朝。即使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他恐怕也不可能长期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在很久以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才实现了中亚地区的统一。2

维京海盗

曾经如何进行交易

是掠夺,还是交易

请看示意图1。在8世纪到12世纪的欧洲海域,以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根据地的维京人来势汹汹。在各种各样的小说和电影中,维京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断掠夺的海盗。

根据记载,维京人确实在各地有掠夺行为。然而事实不止如此。维京人与西欧乃至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商人进行交易,作为大航海者,在新大陆留下足迹,他们是将世界连接起来的商人。

在历史上,本来就很难明确地区分掠夺和交易。对于某种商品,卖家和买家所考虑的价格经常有分歧。在过去,即使卖家和买家拥有同样的权利,让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也几乎没有。如果买方处于强势地位(如拥有武装、拥有政治权力等),以比卖家预想的更低的价格半强迫性地买取,这既可以说是商业行为,也可以说是掠夺行为。示意图1 维京人的主要航线和居住地

在13世纪的冰岛著成的《埃吉尔萨迦》,讲述了维京人、冰岛农场主埃吉尔·斯卡德拉格里姆松(他的祖父是挪威的农夫)的一生,其中对维京人的描述是“有时候是交易者,有时候是侵略者”。

如今,我们有很多关于维京人的史料,还有他们侵略西欧诸国的记录。这些都是受害者一方的记录,这样看来,“维京人等于侵略者”的说法似乎也合乎情理。

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人们通过对维京人遗迹的发掘,对他们的印象改变了不少。例如,在英国的约克、爱尔兰的都柏林、法国的勒昂等地,都发现了维京人的聚落。此外,在瑞典比约克岛(位于斯德哥尔摩以西约29千米处)上的比尔卡、原属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上的赫德比等地,也都找到了他们的遗迹。这些地方都可以被视为维京人的贸易据点。

因此,在本章,我想试着不把维京人当成侵略者,而把他们当成商人来看。

称霸欧洲大陆的可能性有多大

当我审视维京人的活动区域时,这个区域的庞大令我震惊。

最有名的是从丹麦攻入英国的维京人。丹麦人定居的英格兰东部地区被称为丹麦法区。丹麦与挪威国王斯温一世进攻英格兰,在1013年成了英格兰国王。斯温一世之后,克努特一世建立了庞大的北海帝国。维京长船(奥斯陆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

维京人也被称为诺曼人。在10世纪,诺曼人罗洛率军入侵了法国西北地区。他们征服的地区就是诺曼底,罗洛的族人中的一支成了诺曼底公爵。到了1066年,威廉二世攻入了英格兰,成了英国国王——这就是“诺曼征服”。接着,诺曼人从诺曼底发展到地中海,占领了西西里岛,在1130年建立了西西里王国。

丹麦的维京人向西行进,与之相反,瑞典的维京人向东发展,9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公国。

与此同时,维京人还在挪威到冰岛一带建立了殖民地。他们深入格陵兰岛,在1000年左右,格陵兰岛的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抵达了北美大陆,建立了名为“文兰”的殖民地。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遗迹中发现了维京人的纺车,从考古学上确认了维京人的移民。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是在1492年,维京人比他早了大概500年。

这样看来,维京人当时很有可能在欧洲称霸。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没有形成征服和统治的体系,也没有在抵达的地区建立起统一国家。

这就是他们作为商人存在的意义。作为商人,他们以从商业买卖(偶尔是掠夺)中获得利益为主要目的,对地区的统治实在是没兴趣。即使在新大陆,他们也没有定居。因为他们撤退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将他们视为“新大陆的发现者”。

维京长船让维京人的航海成为可能。维京长船又窄又长,特点是吃水很浅。维京长船上不仅有桨,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了帆。这种维京长船性能出众,可供100名以上船员乘坐。而且,这种船的强度很好,可以远距离航海。

推翻“地中海中心史观”

在这些进行商业活动的维京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东行进的一支。请看本章的示意图1,他们到达了黑海和里海,甚至到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还从近东、中东和中亚,经过伏尔加河,向东欧和北欧输出银币。而且,他们与亚洲的萨曼王朝(9世纪至10世纪,拥有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支配着中亚)和阿拔斯王朝积极地进行贸易。

在此之前,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地中海中心史观”。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1862—1935)对此颇有研究,他以《欧洲世界的诞生——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等著作广为人知。我想在此简单地介绍他的学说,从而看看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

根据皮雷纳的观点,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的中心就是地中海。在46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所谓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统一体仍然存在,直到7世纪,由穆罕默德创造的伊斯兰世界才打破了它。

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控制欧洲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墨洛温王朝(481—751)和加洛林王朝(751—987)。皮雷纳的观点是,墨洛温王朝延续了自古罗马时代起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活动,但进入加洛林王朝后,这种局面就终结了,欧洲世界的中心逐渐向内陆地区转移。皮雷纳还认为,加洛林王朝的国王查理曼大帝(768—814在位)是因为穆罕默德向地中海地区入侵才得到了王位,正所谓“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大帝”。

8世纪的帷幕揭开之时,地中海上的东西方之间的海运已经完全成了过去。除拜占庭沿岸之外,在地中海地区已经谈不上还有“交通”了。曾经是西方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位于地中海东部,包含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区)进行贸易的首要根据地的马赛港也变得很萧条。此时,地中海的经济统一体已经支离破碎,要恢复得等到十字军的时代了。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抵御了日耳曼民族的入侵,但在伊斯兰的高压面前,也难以招架,最终崩溃。(亨利·皮雷纳,《欧洲世界的诞生——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

皮雷纳还认为,随着伊斯兰势力进入地中海地区,衰败的欧洲商业在11世纪至12世纪复活了。

比如,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与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把香料等带入欧洲。后来,意大利商人以佛兰德斯地区(包含现在的荷兰南部、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等地区)为中心,与北欧诸国进行贸易。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内陆交通很发达,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地区形成了市场,其他内陆城市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让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恢复了活力,激活了欧洲经济,由此形成了连接地中海和内陆的交通网——这便是所谓的“商业复活”。

欧洲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斯这两个地方,与东方世界保持接触。始于这两个地方的商业活动,就像一种有益的流行病,扩散到了整个大陆。随着商业活动向内陆地区扩散,北下与南上的两个贸易网终于相遇了,相遇的地点就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中间点——香槟平原。(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社会经济史试论》)

皮雷纳的这一学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维京人的存在,而且对于不同宗教和宗派的人们如何形成了“跨文化贸易”的问题,也缺少探讨。

换一个角度,从维京人和伊斯兰世界的视角来看的话,不仅是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甚至黑海、加勒比海都连接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更具活力的商业活动。

我认为,在中世纪,在西欧的经济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伊斯兰世界。那时的欧洲,不过是伊斯兰世界经济网络的一部分,这样说才更准确。

贸易的中心是阿拔斯王朝

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世界的巨大商业网络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是阿拔斯王朝——这是一个在鼎盛时期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中亚的大帝国。

阿拔斯王朝建立于750年,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巨大转变,这被称为“阿拔斯革命”。在阿拔斯王朝之前,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会被强制征收名为“吉兹亚”的人头税,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尽管他们也是伊斯兰教徒。阿拔斯王朝彻底消除了这种阶层差异,让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平等。这完成了从阿拉伯人的帝国到伊斯兰教徒的帝国的巨大转变。

阿拔斯王朝在塔拉斯河畔的战斗中,击败了中国唐朝的军队,后来,又建成了横穿欧亚大陆、远至非洲的贸易路线。762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成了远距离贸易的枢纽。示意图2 阿拔斯王朝的最大版图

在这张巨大的贸易网中,维京人扮演了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连接起来的重要角色。

维京人沿着那些连接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的河流,向东方移动。他们从北方运来商品,在伏尔加河沿岸贩卖,这些商品主要是皮毛和被称为“萨卡里巴”的斯拉夫奴隶。相对应地,来自近东、中东和中亚的香料、丝绸、武器和银币,流向了波罗的海、北海沿岸。据说,查理曼大帝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时候,使用的银子正是从伊斯兰世界越过波罗的海得来的。

在中世纪,奴隶也是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进行交易的商品。比如,在伊斯兰势力的控制下,法国凡尔登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意大利商人也在黑海地区买卖奴隶。

最重要的是,皮雷纳并不认为“由于穆斯林商人的崛起,(基督教世界的)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地区被排除在外了”。商业活动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壁垒。穆斯林商人积极地与不信伊斯兰教的维京人进行贸易,换句话说,他们形成了“跨文化贸易”。

在现在的研究中,人们不再认为是伊斯兰使西欧与拜占庭相隔绝,形成了封闭社会。实际上,地中海从未完全成为伊斯兰的海洋,在欧洲沿海地区,欧洲人的交易仍在进行。欧洲商人身处以阿拔斯王朝为中心的庞大贸易网络的西部边缘,也就是说,欧洲是伊斯兰贸易网络的一部分。

汉萨同盟是维京人的继承者

不过,还是应该指出,作为商人的维京人具有某种局限性。欧洲东部的河流并不都在维京人的控制下,维京人终归只是这个庞大贸易网络中的商人中的一支。

此外,维京人的贸易据点都规模很小。前文提过的比尔卡和赫德比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人。正如一位阿拉伯旅行者所说,与中东的大城市(据说,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在鼎盛时期的人口有150万)相比,这样的贸易据点不过是小小的定居点,原始又缺乏便利性。这种贸易据点的特点是,由于规模很小,在衰退的时候会急速衰退。

尽管如此,由维京人开辟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网络,后来影响了汉萨同盟。“汉萨”的意思是“团体”,也就是商人联盟。汉萨同盟是以德国的吕贝克为中心的城市共同体,从12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掌控了欧洲北部的贸易。如果没有维京人的贸易路线,汉萨同盟就不会繁荣。在汉萨同盟之后,远航到亚洲海域的荷兰商人登场了。我认为,在世界史上,维京人所扮演的角色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3

非洲的黄金

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吗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说法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1492),瓦斯科·达·伽马开拓了印度航线(1498),麦哲伦舰队环球航行(1522)……通常认为,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大航海时代”,是欧洲支配世界的开始。

那么,这个“大航海”是如何开始的呢?它又给欧洲带来了什么?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大航海时代”是日本特有的说法。在英语中对应的说法似乎应该是“Age of Great Navigation”,但英语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大航海时代”这个词是日本的拉丁美洲史先驱增田义郎先生最先使用的。实际上,英语中的说法是“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ies”(大发现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美洲大陆也好,印度航线也罢,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发现”。

进一步说,要确定大航海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是很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是以1415年葡萄牙在非洲西北端的休达建立殖民地为开始,以1648年俄罗斯人到达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为结束。但这就产生了疑问:这样一来,横穿了太平洋、发现了夏威夷的詹姆斯·库克(1728—1779)不就和大航海时代无关了吗?在此,我想根据欧洲人到达不同海域的时间,不那么绝对地进行定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大航海”是如何开始的呢?本来想去印度却到达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开拓了印度航线的瓦斯科·达·伽马,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我们也有“欧洲人瞄准印度,寻求亚洲的香料,从而开始了大航海”这样的印象。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葡萄牙的航海者确实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了印度,但是,在葡萄牙刚开始“大航海”时,好望角还没有被发现。

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最开始想去的并不是亚洲,而是非洲——这样就说得通了。我认为,欧洲人瞄准的,并不是亚洲的香料,而是非洲的黄金。

撒哈拉沙漠和汉尼拔大象军团

当时的欧洲人需要非洲的黄金。在14世纪,欧洲的黄金产量虽然有所上升,但需求量上升得更为剧烈。欧洲人想获得西苏丹的黄金,可是,控制着黄金运输路线的是非洲本地的穆斯林商人。

非洲的黄金交易可追溯至7世纪。那时候,西非的加纳王国(7世纪—11世纪下半叶)成立了。让这个王国繁荣起来的正是横穿撒哈拉沙漠的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从撒哈拉沙漠的盐层中开采出了岩盐,带入加纳王国,用盐交换黄金,再横穿撒哈拉沙漠,将黄金运回伊斯兰世界。

有意思的是,加纳王国本身并不是黄金的产地。黄金最初产自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克地区,不久后,开采点转移到了尼日尔河上游的布雷地区,以及东边的沃尔特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加纳王国本身没有金矿,但垄断了与挖掘金矿的部落的交易,成了黄金流通的据点,日益繁荣。后来,加纳王国为了增强商业实力,实行了中央集权。8世纪至9世纪,尼日尔河沿岸城市加奥(后来成了桑海帝国的首都,现属马里共和国)也作为商业据点兴起。在当时,加奥是阿拉伯世界所知的尼日尔河流域的唯一据点。示意图1 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

然而,像这样横穿撒哈拉沙漠进行交易,距离实在太远了。随着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日益严重,交易变得越来越困难,并逐渐衰退。

说到沙漠化,不妨再多说一点。据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中,让罗马人尝到苦头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从高卢攻入意大利时,牵了几十头战象。这些大象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印度象,还是非洲象?

我们姑且不谈印度象,来看看非洲象能否用于这场战争。使用非洲象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当时,迦太基是个以突尼斯为根据地,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还没有受到沙漠化的侵袭,迦太基周边正是非洲象的栖息地。那时的非洲象与现在的象相比体形更小,也不凶猛,如今已经随着沙漠化日益严重而灭绝了。我们常常认为,撒哈拉沙漠在过去和现在都环境险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撒哈拉地区也曾有茂盛的草原,还有供商人往返的贸易路线。

马里帝国的黄金传说

横穿撒哈拉地区的贸易路线衰退后,在10世纪中叶,形成了新的贸易路线。这就是南北纵穿撒哈拉地区的贸易路线,控制这条路线的依然是穆斯林商人。

通过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1056—1147)和摩洛哥的穆瓦希德王朝(1133—1269),伊斯兰教被传入了西非。

在黄金产地西苏丹地区,加纳王国瓦解后,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马里帝国(约1230—1473)成立了。马里帝国也在不断地伊斯兰化。马里帝国深知商业的重要性,制定了促进商业的政策,形成了安全且透明的贸易体系,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岩盐和黄金。

马里帝国的首都廷巴克图,后来成了撒哈拉沙漠中的通商据点,因繁荣而被欧洲人称为“黄金乡”。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几内亚山区开采的黄金,由单峰骆驼驮着,经过廷巴克图,纵穿撒哈拉沙漠。

在非洲、中亚、拜占庭、印度和中国等地旅行的探险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8),就曾从廷巴克图坐船到达加奥。这两个城市由尼日尔河相连。

在关于繁荣的马里帝国的诸多传说中,最有名的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曼萨穆萨(1312—1337在位)的黄金传说。曼萨穆萨是伊斯兰教徒,相传,他在1324年去麦加朝圣的途中,挥霍了太多的黄金,导致开罗的黄金市价暴跌,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说,他的资产约合现在的4000亿美元。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移到欧洲。前面提过,在14世纪,欧洲的黄金需求量急剧增长。然而,欧洲人从西非获取黄金有一个巨大的阻碍,那就是穆斯林商人。

控制着纵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路线的是已经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此外,以埃及为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也有很强的势力。欧洲人无法加入纵穿撒哈拉的贸易,因此不得不向伊斯兰势力购买黄金。在商业贸易中,控制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方肯定会占主导地位。因此,对欧洲来说,通过纵穿撒哈拉的贸易路线来购买黄金,是一场艰难的交易。

晕船的航海家——亨利王子

如何不经过伊斯兰世界将黄金从西非输入欧洲,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挑战。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王子(1394—1460)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与“航海王子”之名相反,亨利王子自己并不乘船出海,因为他晕船非常厉害。他作为资助人,对航海、探险事业进行援助。

由亨利王子派遣的航海者,在1419年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在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大西洋上的小岛都成了葡萄牙的领地。不过,这个时期可能还不能称为“大航海”。

如果“大航海”的最初目的就是直接从西非输入黄金的话,那么“大航海”的开端就应该是1444年了。这一年,葡萄牙人到达了佛得角群岛,第二年到达了佛得角海岬。他们通过海上路线,到达了撒哈拉沙漠的南端,能直接参与西非的黄金贸易。1452年,葡萄牙的第一枚金币被铸造了出来。后来,葡萄牙人在1480年造访了马里帝国首都廷巴克图,也说明曾经亨利王子的目的便是与西非进行贸易。

让穆斯林商人带路的瓦斯科·达·伽马

非洲沿岸的海上路线其实不是由葡萄牙人首次开辟的。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在埃及法老尼科二世(前609—前593在位)的命令下,腓尼基人从红海绕过好望角,用三年的时间绕非洲航行了一圈。此外,被称为迦太基之王的航海家汉诺,据说也航行到了非洲的西海岸。

腓尼基人对这条海上路线的开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腓尼基人是在爱琴海文明中的克里特文明(大约前2000—前1400)和迈锡尼文明(大约前1600—前1200)衰退后,通过地中海贸易繁荣起来的。他们生活在东地中海的南岸,那里适合耕作的土地很少,他们除了海上贸易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建立殖民城市,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几乎垄断了地中海地区的货物流通。前面提到的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在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殖民城市。

腓尼基人的海上路线网络,涵盖了地中海全域、红海、非洲西海岸,甚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了北海。到了15世纪,欧洲人的海上路线才总算接近了当时腓尼基人的规模。

让我们再回到15世纪的欧洲。欧洲人的最初目的是通过海上路线从几内亚进口黄金,所以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结果,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到达了遥远的未知地区——这便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了。

随后,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好望角。这次航行让人们知道,通过海路可以绕过非洲大陆的南端去亚洲。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了印度的科泽科德。眨眼之间,葡萄牙便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拥有了殖民地,这是欧洲国家首次进入亚洲世界。

瓦斯科·达·伽马的航海向导,是在马林迪(现属肯尼亚)雇用的船员,名叫艾哈迈德·本·马吉德。本·马吉德是阿拉伯人,他有很多与航海技术相关的优秀著作,我们通过他的著作可以知晓当时的波斯湾、印度洋甚至中国南海的情况。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仅是欧洲,亚洲和美洲也被卷入了大航海时代的浪潮中。

假设:“从西非到新大陆”

从已知的大陆到美洲新大陆的大西洋航线是谁发现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早在约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有人从西非航行到西印度群岛了。在新大陆上,人们发现了黑人的骨头,这说明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非洲和美洲之间就已经有来往了。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说服力。示意图2 大西洋的洋流

示意图2展现了大西洋的洋流。有意思的是洋流的方向:在大西洋北部,洋流从美洲向欧洲流动;在大西洋南部,洋流从非洲向美洲流动。由此可见,要前往新大陆,从非洲出发比从欧洲出发更有利。

我认为,当时在西非的人们恐怕也知道,乘着这股洋流,就能去新大陆了(虽然当时应该没有“新大陆”这种说法)。不过,最初从西非航行到新大陆应该还是很少有的事情,传染病就是旁证。欧洲人到达新大陆时,印第安人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结核、天花等疾病,人口急剧减少。如果此前有很多非洲人越过了大西洋的话,这些病原体就应该已经被带到了新大陆,印第安人也就应该能对这些疾病免疫了。

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在1

4

98年,葡萄牙开辟了印度航线。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之前那条从红海经过亚历山大港到意大利的香料贸易路线(地中海路线)很快就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好望角路线。

实际上,好望角路线也很危险。从瓦斯科·达·伽马的时代开始,又过了一百多年,在17世纪,好望角路线的香料运输量才超过了地中海路线。示意图3 香料的运输路线

香料贸易路线的变化,给意大利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意大利通过香料贸易获得的利润减少,而且,在印度和东南亚形成了跨文化贸易圈,将意大利排除在外了。

最初,在从东南亚到欧洲的“香料之路”上,意大利的控制范围不过是从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到意大利。相比之下,葡萄牙已经可以从马鲁古群岛直接将香料输送到欧洲了。

前面说过,掌握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方,会在贸易中占优势。在当时的“香料之路”上占优势的是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意大利不过是欧洲的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的存在罢了。

相反,葡萄牙控制着从东南亚到欧洲的商船,即使在亚洲也展现着前所未有的实力。

19世纪以后,欧洲在世界上确立了支配地位,究其原因,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海运的发展。欧洲的海运发达,带来了贸易优势和经济增长,这成了形成信息和金融控制的基础。从长远来看,这就是大航海时代最大的意义。4

亚洲贸易圈如何帮助织田信长

夺取天下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战国时代

大航海时代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让我们试着把大航海时代的重大事件年表和日本历史年表放在一起吧。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进入亚洲,这与战国大名之间的争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火绳枪(旧式步枪)为首的武器为战国时期的日本带来了一场军事革命。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1575年的长筱之战,织田信长的军队给武田胜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人们曾认为这场战役中使用了300支火绳枪,后来修正为100支。在一场战役中使用这么多的枪械,在同时代的欧洲也几乎找不到相同的例子。毫无疑问,在当时,日本是一个军事国家。

实际上,在欧洲,近代军事革命也是在15世纪到16世纪才发生的。最早大量使用步枪、大炮等武器的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瓦卢瓦家族(法国)为争夺意大利进行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表1 日本战国时代与大航海时代年表

关于火器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有诸多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战国时代的日本人在仅仅几十年间,就能够大量生产步枪了。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军事革命最成功的国家。而有效利用了这一成果的,正是织田信长。

为什么日本能以如此令人惊叹的速度追赶上欧洲的军事革命呢?耶稣会是关键所在。

耶稣会是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天主教传教组织(方济各·沙勿略也是创立成员之一)。实际上,耶稣会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进行贸易往来。武器是耶稣会在日本兜售的主要商品之一。

不论是葡萄牙,还是耶稣会,都在16世纪活跃在与欧洲相距很远的亚洲。其实,他们在到达亚洲以前,亚洲就已经形成了商业网络。葡萄牙人初到亚洲,充分利用了这个海上商业网络。而对建立亚洲的商业网络起到了巨大作用的是穆斯林。

穆斯林商人席卷亚洲海域

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以阿拉伯半岛为起点,向世界各地传播。

在与中东地区相邻的印度地区,8世纪后有阿拔斯王朝(750—1258)、以德里为首都的德里苏丹国(1206—1526)和莫卧儿帝国(1526—1857),这些都是伊斯兰王朝。

可见,从很早开始,穆斯林商人就活跃在印度洋的贸易中。印度地区输出了大量产自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商品(包括香料、药物、金、铅、锡、宝石、木材、米、豆类、水果、皮革、象牙、家畜、纺织原料),将衣服、毛毯、金属制品、陶器、玻璃容器、首饰、金银货币、武器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转运货物等输入了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运送这些商品的就是穆斯林商人。

不过,穆斯林商人并没有垄断印度洋的贸易。印度洋地区有叙利亚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等,是一个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居住的地区,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商人等群体也很活跃。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的舞台。

伊斯兰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向了东南亚。杰夫·韦德教授指出,8世纪至11世纪,在占城(现属越南)等东南亚地区都形成了穆斯林共同体。

伊斯兰势力也影响了中国。11世纪下半叶,来自阿拉伯的使者到达东南亚,也到访了中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据点从广州转移到了泉州,他们很快在泉州建起了清真寺。在12世纪至13世纪,东南亚掀起了海上贸易的热潮,在泉州的穆斯林也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14世纪,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了泉州,据他记载,这个“世界最大的港口”停靠着许多大型帆船。

就这样,穆斯林商人活跃在印度洋和东南亚,从8世纪至14世纪,逐渐建立了商业网络。接下来,从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正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日本的战国时代,此时的东南亚,迎来了“贸易时代”。

研究东南亚海洋史的泰斗安东尼·瑞德将东南亚的1450年至1680年这个时期命名为“贸易时代”。他认为,这是东南亚进一步伊斯兰化的时代。从1400年到1462年,马六甲、苏门答腊、马鲁古群岛的蒂多雷岛等地都被伊斯兰文化影响,后来这种影响又向文莱、马尼拉、占城等地扩散。

在这个时期,对东南亚来说,最大的市场是中国。中国从14世纪下半叶起,在两个世纪内,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增长,也就意味着消费增长。

当时中国处于明朝(1368—1644)。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宦官郑和奉命航海至印度的科泽科德,接着抵达波斯湾,致力于对外交流,对贸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然而,永乐帝以后,明朝趋于强化原先的海禁政策。在民间,尽管从中国大陆移居到东南亚的中国人依然在进行着贸易,但对亚洲的海上交易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存在感正在减弱。

这种情况下,在15世纪末的东南亚,作为重要贸易根据地的马六甲(现属马来西亚)日益繁荣。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现在也是海上交通要道。当时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使用的三角帆船和东南亚使用的大帆船的会合点。控制了这个海峡,也就控制了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交易。

因此,马六甲聚集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尼西亚人,他们交换米、砂糖、鱼、棉织品、胡椒、樟脑、香料、白檀木材、瓷器、绢和贵金属。这里成了亚洲贸易的中心地区。

示意图1展示了17世纪时亚洲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东南亚和印度洋已经成了一体化的世界。

之后,欧洲商人也加入了这个以穆斯林商人为核心的印度洋和东南亚贸易圈。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的科泽科德,随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也航行到了亚洲。尤其是葡萄牙人,他们在亚洲的贸易活动中最活跃。示意图1 17世纪亚洲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

葡萄牙人在亚洲贸易中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让东亚也加入了印度洋和东南亚贸易圈。

在印度和东南亚活跃的穆斯林商人,并没有进入中国以北和日本等地区。而明朝的民间船只,虽然活跃在东南亚和东亚,但并没有在印度洋频繁活动。

在这个时期,琉球成了东南亚和亚洲东北部之间的重要枢纽。琉球积极地向中国朝贡,也向东南亚的主要贸易港口派遣大帆船。根据现存记录,1430年至1442年,琉球向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派遣使者至少17次,向苏门答腊岛8次,向爪哇岛8次。

至此,还没有出现将从印度洋到东亚的区域作为活动范围的商人。到了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首次将亚洲的海域一体化,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耶稣会。

作为军火商的耶稣会

1540年,耶稣会获得了罗马教皇的承认。之后,耶稣会在印度和美洲新大陆传教,势力急剧扩大。他们最重视的是“葡萄牙属东印度”,这正是从中近东到日本之间的区域。

根据高桥裕史先生的研究,耶稣会从葡萄牙国王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作为回报,耶稣会维护葡萄牙在亚洲的权益,并促进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

由马六甲、中国和日本连成的贸易路线,对葡萄牙商人来说是最有利的路线。沙勿略在从鹿儿岛寄出的信件上写道,在日本的堺这个地方金银丰富,应该设立葡萄牙商行。对于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耶稣会也会积极参与价格交涉等活动。贸易带来了各种具有吸引力的商品,这也有利于在日本传教。

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们尤其想要葡萄牙船只运来的军需品。耶稣会通过供应大炮、硝石(火药的原料)和弹药等,从大名那里得到传教的许可。织田信长也是这些战国武将中的一员。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中关于织田信长的详细记述很有名,而弗洛伊斯也是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成员。

与耶稣会有关的武器中最有名的,当数由九州大名大友宗麟购入的“国崩炮”了吧。日本经由耶稣会驻澳门主教首次引进了这尊佛朗机炮。对日本来说,耶稣会是供应欧洲武器的军火商。

耶稣会让传教、贸易和军事成了一体。通过军需品贸易与耶稣会打交道的战国大名中,有不少皈依了基督教——大友宗麟接受了洗礼,想在九州建立基督教王国,大村纯忠甚至将领地长崎献给了耶稣会。

接下来,1580年,东印度巡察官瓦里格纳诺(耶稣会的亚洲总管)下令将长崎作为军事要塞,副管辖长加斯帕尔·科埃略在城中配备了大炮。难怪丰臣秀吉会认为“耶稣会正试图征服日本”。

在当时,葡萄牙先从日本购入铜,运到澳门和果阿(属印度)的工厂里,铸造成大炮后,再把大炮配备给葡萄牙在亚洲的各个领地。就这样,日本也被纳入了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与军事体系中。

织田信长舍弃了耶稣会

根据弗洛伊斯的《日本史》,织田信长见了前面所说的瓦里格纳诺,热情地款待了他,邀请他到安土城,赠予他绘有安土城风景的精美屏风。织田信长还允许耶稣会在安土城设立神学院,对日本青少年进行西洋式教育。有人由此认为,织田信长对耶稣会和基督教的态度是宽容的。但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织田信长推崇的是耶稣会带来的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武器,而不是基督教。

在织田信长的时代,日本已经可以自己生产欧洲式枪支了。可以说,位于堺的军事工厂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除了硝石以外,生产大炮所需要的材料都可以在本土制造(到了江户时代,硝石也可以自给自足了)。也就是说,对织田信长来说,作为军火商的耶稣会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小。

而且,耶稣会也向织田信长以外的其他势力提供武器,同时也进行了自我武装。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织田信长没有在本能寺之变中被杀掉,他最终也会不可避免地与耶稣会势不两立。

5

古登堡革命如何改变了

商业世界

“古登堡革命”是什么

说到活字印刷,中国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的《观无量寿经》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种活字印刷是把字刻在陶制品上实现的。此外,13世纪,在朝鲜半岛的高丽也在采用铜活字印刷术。

直到15世纪,欧洲才出现了活字印刷。西方的活字印刷发明人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约1398—1468),“古登堡革命”的说法就是源自他的名字。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欧洲的书籍几乎都是手抄本。从中国传入的木版印刷在14世纪至15世纪才开始普及。而且,长期以来,只有神职人员才会读书写字,许多手抄本都是在修道院写成,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传播。

关于古登堡的生平,并没有很详尽的记载。据说,他出生在德国莱茵城市同盟中的美因茨,父亲和叔叔都是大主教造币厂的官员。一般认为,古登堡在造币厂观察到了熔化的金银被倒入模具,按压成型,最终打磨抛光的过程,这成了他发明活字印刷的基础。

1428年,从事金属加工的古登堡迁到了位于莱茵河上游的斯特拉斯堡。1445年,古登堡创造了活字印刷。后来,1455年,他印刷并发行了《古登堡圣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的圣经。约翰内斯·古登堡

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籍的数量显著增加。这是一场知识和信息的革命。以前只有部分神职人员有读写能力,现在其他阶层也能掌握这种能力了。这场革命使神职人员的权威降低,而且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媒介,促进了欧洲民间社会的形成。

此外,它还对宗教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没有古登堡发明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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