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外国小说名作欣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乾,柳鸣九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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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外国小说名作欣赏试读：

杂志闻名于全国文化界、文学界、教育界，无数读者说，我们是看着《名作欣赏》长大的，许多业已功成名就的学者更是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名作欣赏》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如一泓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也为许多作者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创刊三十余年来，《名作欣赏》获得过无数荣誉，是全国唯一以鉴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为内容的大型期刊，曾蝉联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政府最高奖——国家期刊奖，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姚奠中，我国著名书法家、教育家、文学家，曾获中国书法最高奖项——兰亭奖第三届终身成就奖。引领风尚　传承精粹张仁健

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问世而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结集一大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作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文艺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文艺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摈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的奇迹。《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赏》，助刊物健劲成长。而今，又机缘巧合地成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最佳出版方。北京大学与《名作欣赏》数十年的深厚情缘，既在往昔助我办刊，又在今朝遂我出书夙愿，怎不令我感奋良深！

从三十余年刊物资源的厚重而不免芜杂的积淀中，取精提纯、适度镕裁、合理加工，转化为一套分类结集、有序合成、规模甚大的系列丛书，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件相当繁复的系统工程。别的不说，单就编选体例而言，此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首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划分。然后，又将中国古代文学部分，按中国文学史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并大体按名作的系年排序，最后，还得按大致21万字篇幅增删入选之作结为一册书稿发排。如此这般，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文学名作为纬，以大体均衡的篇幅为容纳之限。从实际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则不循此体例而另起炉灶，不按文学史分期，只按文学的主要体裁分类，各自结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三册，两大部分共六册。如此，需将三十余年三百余期、近两万篇文章单篇提出，按出书体例重新分类编排，然后，按质、量等诸多均衡因素综合审察，经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而最后的编校工作，也是不容轻忽的细活，只有缜密的编辑加工与精审的校对，方能不将错讹由刊入书。

现在看来，这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选编体例是立足于刊物三十余年的实际，经过反复论证，从多种预案中审慎选定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不拘泥于一格，完善大于缺失的方案。尽管编选方与出版方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身心劳作，但是，办刊三十多年、出刊三百余期的名家名篇荟萃的名刊，编选为300万字容量的十二分册的精华本，纵使编选者慧眼如炬，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挂少漏多”的遗珠之憾。特别是，岁月无情，时不待人，原先钟情此刊、为刊物源源赐作的不少文坛耆宿、艺苑名流，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也已届挂笔的耄耋之年，他们在满载岁月沧桑的《名作欣赏》上留存的大作，当是足资传世或收藏的珍贵笔墨，首选入集，理所当然。深切寄望此套读本日后倘有修订重版之可能，不妨适度扩容，将更多候选的佳作，尽快送上时代列车，迅速传承于世。

也许，这并非是我得陇望蜀、一厢情愿的妄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先进文化全面深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曙光再次昭示当今《名作欣赏》的办刊同仁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继续在办好刊物、提升品牌、引领风尚的同时，将刊物源源产出的精品佳作持续转化为图书产品，让刊、书互促互补，互利双赢，难道不是既可望又可即的吗？（张仁健，《名作欣赏》创刊人之一，退休前长期担任《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顾总结。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的丰富源泉。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社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出版说明

一、《名作欣赏》自1980年创刊以来，至2012年已逾三十余年。1980年至2002年为双月刊，2003年至2004年为月刊，2005年改为半月刊，2006年至今为旬刊。创刊以来，承蒙各位作者厚爱，源源不断地赐稿，既满足了广大读者阅读期望，《名作欣赏》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在此，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向全体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至2012年，《名作欣赏》已创刊三百余期。三十多年来，《名作欣赏》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学者、文化界名人的优秀的欣赏文章。这些文章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丰富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范围，构建了广大读者的欣赏体系，扩大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推动了欣赏学的建立。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老作者已经远去，许多当年的壮年作者正在老去，许多当年的年轻作者已经学有所成，知名于学术界、文化界，还有许多当年更年轻的莘莘学子则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新秀。创刊30周年之际，《名作欣赏》编辑部从所发表过的文章中编选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优秀欣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怀念逝去的老朋友，并祝福仍在辛勤耕耘于文化田野上的朋友。

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也依据《名作欣赏》发表文章的内容类型，“《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先秦文学名作欣赏》、《两汉文学名作欣赏》、《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宋元文学名作欣赏》、《明清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外国小说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外国诗歌名作欣赏》。参考了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体系，也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文学体裁划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样既可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图书脉络线索明晰。

四、“《名作欣赏》精华读本”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所谓：名篇，名人，名文。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五、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收文章时还更多地选入了欣赏与被欣赏结合紧密的文章，对于纯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则忍痛割爱，选得较少。也尽量多选篇幅较短的好文章。希望在字数有限的容量中，能够涉及更多的名作，涵括更多的作者，展示更多的文章风貌，以便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六、每种图书目录的编排，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基本上按照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历史时期的先后排序；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则大致按文章发表先后排序，如有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的欣赏文章，则将这些欣赏文章排在一起，以便阅读。如《先秦文学名作欣赏》的排序，依次为有关《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著作的欣赏文章。

七、本册为《外国小说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35篇，涉及英、法、俄（苏）、德、奥、意、波兰、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编委会《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实质◎萧　乾作者介绍

萧乾（1910年—1999年），蒙古族，生于北京，原名萧秉乾、萧炳乾。是作家、记者和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任职《大公报》。1939年远赴英国，成为战地记者。有《银风筝下的伦敦》等著名报道。译著有《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英国兰姆姐弟合著）、《好兵帅克》（从英语译本转译）、《培尔·金特》、加拿大里柯克幽默小品集等。1990年，萧乾、文洁若夫妇应译林出版社之邀，着手翻译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尤利西斯》，历时四年终得完成。推荐词

菲尔丁这样阐述伟大与善良的区别：“我担心大家时常把善良与伟大混淆起来，认为伟大的就必善良。如果这样，我认为是个莫大的错误。仁慈、诚实，爱荣誉、急公好义——这些是属于一个善良人的品质的，而伟人的强有力的品质只在于敢作敢为。因此，一个人很可以伟大而不善良，或者善良而并不伟大……我要揭发的就是那种冒牌的伟大。”

1743年，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1701—1754）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共三卷，其中除了他早年写的一些杂文和两个剧本外，还包括两部寓言式的作品。《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是用幻想的鬼世界来反映人间的现实。它叙述七个幽灵在冥土的旅程。其中，描写在天府门前审核旅客资格那段，十分生动地表现出菲尔丁的伦理观点。法官迈诺斯把守大门，对每个幽灵在人世间的功过加以审查。善者立即升入福境，恶者就从后门打入无底深渊，其余的则必须重回阳世，再去修炼。“这时一大群鬼魂走上前来，嚷着说他们大伙有一个共同的要求，要队长替他们传达上去。队长对法官说，他们都是在为祖国效劳的时候被人杀死的。迈诺斯本来想把他们放进门来，但是忽然起了好奇心，就问队长，谁是侵略他们的敌人。……队长回答说，他们自己就是那些侵略者；他们踏上敌人的国土，就在好几个城市里纵火，掳掠了一番。迈诺斯问道：‘那么，为的是什么原因呢？’队长回答道：‘是那个雇用我们的人命令我们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兵士的理性：不论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否则就是替军队丢脸，也对不起我们领的这份饷。’迈诺斯道：‘你们确实是些勇敢的汉子，但是现在请你们向后转，听我下这么一次命令，回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吧！因为，在一个没有城市可以纵火，没有人民可以残杀的地方，像诸位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呢？我要向你们进一句忠告：将来你们应该对真理多下点工夫去认识认识，不要把专事毁灭别的国家人口说成在为你们的祖国效劳。”（第七章）

对于那些为了开疆辟土，当时正凭借武力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这是怎样大胆而尖锐的抨击啊！

有一个幽灵说他是为生计所迫，抢了人家十八个便士，因而受绞刑了。迈诺斯立刻为他敞开天府大门。一个贵族走过来，大模大样地宣称他是位公爵。迈诺斯说：“公爵先生，向后转！你简直太伟大了，天府装不下你！”说完就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在这个寓言里，“伟大”与“善良”是对立的。七个幽灵途中迎面遇上一批驰往人间的幽灵。他们渡过一道河之后，就面临歧途，一股道通往“善良”，另一股通往“伟大”。在作者的心目中，“伟人”指的首先就是古今的暴君，所以在“恐怖之王”的两侧，站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瑞典的查理第十二世、两三个土耳其酋长和几个罗马皇帝。

艺术上，这还不是菲尔丁的成熟之作，它的第二卷甚至还没写完。然而这部寓言里却包含着作者极其鲜明、大胆的思想，表现出他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激愤，和他对贫苦无助的广大英国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同情。据最早为菲尔丁写评传的莫尔非（1727—1805）说，《从阳世到阴间的旅行》曾被指控为“蓄意颠覆人类在哲学及宗教方面一切公认的准则”。《杂文集》里另外一部寓言式的作品，是菲尔丁的政治讽刺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文学史家对这部作品的实际写作年代说法不一，有的甚至推断它是1739—1740年间创作的。这样说来，菲尔丁写完这部小说后，谅必把它放在书籍里两三年才拿出来；而1754年当菲尔丁病危时，他在床榻间还对全书作了一次相当大的修改——其中，包括整两章的删节，足见这部作品构思之缜密及作者对它的重视。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他的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尖锐的批判，它包含着菲尔丁思想的精华，在世界讽刺小说的宝库中是十分杰出的一部。

描写黑社会的作品在18世纪的英国是很流行的。当时不少诗歌、戏剧和小说都以著名的匪盗或凶犯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有的采取忏悔录的形式，有的标榜为犯人临刑前的口述；内容无非描写那些“好汉”从摇篮到绞架的一生经历，尤其着重从犯案到破案的过程，大部分只不过是投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而已。

1725年，伦敦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离奇案子：主角虽然也是个强盗，而且是个强盗头子，然而直到犯案之前，他的职业一直是专门替官府缉拿强盗的探子。十几年来，这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拄着银质手杖，冠冕堂皇地出入法院，俨然是法律的化身。这家伙一向精明仔细，手段毒辣。他以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目，不想在一件极小的“生意”上露出马脚；经过追究和群众的控诉，他的全部罪行才大白于天下。原来他一方面利用官方代理人的身份，经常刺探商旅的行踪，同时他又是一窝匪盗的头子，指挥手下的人四处抢劫；如有哪个喽啰稍有不驯顺，他就利用官府势力把那人捉拿处死。那年5月25日，当这个“两面人”被绑赴法场受绞刑时，伦敦城真是万人空巷，挤得水泄不通。一时，舞台上演起以这个强盗头子的生平为题材的戏。报刊上充斥着描写魏尔德的诗文，连《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也大赶浪头，在同年6月就出了一本《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的生活及事迹的真实纪录》，下面还标明“本书绝非杜撰编造，全系采自主人公本人的口述或根据他的亲笔札记编写而成”。

当时菲尔丁才十七八岁，还在伊顿学堂读书。这个残酷而又险诈的“两面人”显然在他心坎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这个形象一直萦绕着他。但是菲尔丁着眼的并不在于这个歹徒的经历本身；他从魏尔德这个匪头身上的贪婪、险诈、残酷、伪善等特点，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比这个家伙影响更广、为害更大的“伟人”。菲尔丁通过魏尔德这个典型形象，对他的时代作了更广泛、更本质的概括。在序言里，作者向读者这样声明说：“我所叙述的是可能发生、在假定情形下会发生以及应该发生的事，多于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事。我的主题不仅是某某强盗，而是强盗行为本身。”

这部讽刺小说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反笔。在标题上菲尔丁就做起反笔文章：他把天字第一号的恶棍称作“大伟人”，而书中却用“卑鄙”来形容正面人物哈特弗利。作者对魏尔德这个恶棍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字面上他却作出“礼赞”的姿态。结果，作者越是称赞他的“伟大”，魏尔德在读者心目中就越显得渺小可鄙。

在第一卷里，菲尔丁模拟当时流行的传记写法，先追溯魏尔德的祖先三代，他的出生、早年的“教养”和“恋爱”；他拜大骗子拉·鲁斯伯爵为师，并且组织起自己的黑帮。通过帮里的分赃，作者描绘了魏尔德的贪婪残酷。魏尔德对手下人肆意剥削，有不服气的，像兰皮，马上就出卖给衙门，送上绞架，他的亲信法尔勃洛德（“火血”）也是个嗜杀成性的畜生，两人就携手闯起天下来。

在第二卷里，哈特弗利出现了。这是跟魏尔德同过学的一个珠宝商人。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地主贵族经常是被嘲笑的对象，在启蒙主义作家眼中，商人相形之下往往倒是自食其力并有利于文化及经济繁荣的正面人物。哈特弗利在书中就是一个善良人的典型。他家道小康，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哈特弗利严重的“缺陷”就在于为人忠厚老实，待人慷慨大方，这种人自然正好是魏尔德“伟大行径”的对象。他勾结拉·鲁斯搞了一场骗局，害得哈特弗利破产坐牢。魏尔德一方面探监慰问，同时却觊觎美貌的哈特弗利太太，并且设计把她哄上一条驶往荷兰的大船。到了汪洋大海之上，“伟人”才露出本来面目。正当他动手要玷污这个老实女人时，对面驶来一艘法国私掠船。那个法国船长救了哈特弗利太太，把“伟人”丢到一条小筏子上，任波浪去吞噬他。

然而魏尔德竟然遇救，回到伦敦。他向官府诬告哈特弗利唆使妻子拐带珠宝潜逃，并由他的亲信“火血”出面作证，老实人因而被判死刑。正当“伟人”春风得意之际，忽然为了一桩小事露出破绽，他和“火血”坐了牢。这时，哈特弗利正在安排后事，准备赴刑场就刑。在海上经历了千艰万险，又绕了一趟非洲大陆的哈特弗利太太赶回来了。她把魏尔德拐骗她的全部事实一陈诉，哈特弗利重获自由，一家欢喜团聚。而“伟人”则定了绞刑。

这一天，魏尔德最“显赫”的日子到来了，他在千万群众的喝彩声中攀上那棵“荣誉之树”——绞架。当石块、砖头向他纷纷投来时，他竟然还乘机探手到替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的口袋里，摸了只开瓶塞的钻子。伟人就握着这件最后的赃物，荡着两腿，悄然离开人世。

关于这部作品，诗人拜伦在一封书简里，满怀感慨地写道：“从来还没有人用更强烈的笔来写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写出‘伟人’之渺小，写出他对征服者的鄙夷。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官方报刊指为革命党彰明较著的拥护者及代言人。”

在《杂文集》的序言里，菲尔丁这样阐述伟大与善良的区别：“我担心大家时常把善良与伟大混淆起来，认为伟大的就必善良。如果这样，我认为是个莫大的错误。仁慈、诚实、爱荣誉、急公好义——这些是属于一个善良人的品质的，而伟人的强有力的品质只在于敢作敢为。因此，一个人很可以伟大而不善良，或者善良而并不伟大……我要揭发的就是那种冒牌的伟大。这种伟人的势力越扩展，到处招摇撞骗，抓财富，抓势力，我们就越有必要剥下这只恶魔身上的画皮，让它现出原形。如果听任罪恶势力伪装得逞，夺取善良势力应享受的报偿，那就是对社会双重的损害了。”“伟人”指的是哪些人呢？

有些评论家过分强调了这部作品与当时英国首相华尔普的关系，认为魏尔德影射的就是首相华尔普，甚至着意推敲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如魏尔德父亲（罗伯特）和祖父（爱德华）的名字恰好与华尔普先人的名字雷同等等，这样就大大贬低了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疑问，华尔普这个横征暴敛、鱼肉英国人民达21年之久的政客在菲尔丁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舞台工作中，他还亲自遭受过这位“伟人”的毒手。在作者着笔时，这个大政客的憧憧黑影自然比古代那些暴君给他的感受更为生动具体。然而全书所写的绝不是个别“伟人”，它概括了以剥削起家、凭暴力奴役人民的整个反动统治阶层。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误会，作者在1754年的修订本里，把全书的“首相”字样一律改为“政治家”。

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里，有一段描写一个恶棍在树林里正要欺凌一个弱女子，给亚当姆斯碰上了。他抡起木杖来就朝那恶棍的脑袋上打去，那家伙的脑浆竟然没有迸裂出来。随后，作者下了这样一段按语：“幸亏那个一贯为各种生物配备最有利条件的造物主，有了先见之明，早经智者说过，总替那些要挨打的人作为准备，把头颅的这部分做得比平常人厚了三倍。因为平常必须运用才智——也就是世俗的所谓理性——非有脑子不可，造物主就不得不在他们的脑壳里留下一些空隙；反过来说，那些物质对于干英雄事业的人毫无用处，造物主便把他们的骨头加厚，一则使他毫无知觉，二则使它打不烂砸不破；说真的，至于那些注定要率领军队、统治帝国的人，造物主有时候大概把那部分做成结结实实的固体。”这里，菲尔丁心目中的“伟人”实际上包括了上自君王统帅，下至恶棍强盗。

但是善良与伟大在菲尔丁也并不是绝对地对立的。他把人类分作三个等级：甲级是既善良而又伟大，如他所钦佩的苏格拉底，但他认为这类人占极少数；乙级是善良而不伟大，如哈特弗利，他认为绝大部分人都属这个类型。菲尔丁一生所痛斥的丙级——伟大而不善良，即他所谓的“冒牌的伟大”。他们中间，头号“伟人”是那些掌握军政大权、操纵人民命运的君王统帅，古代如亚历山大和该撒，近代如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二号“伟人”是纠集一帮政客干祸国殃民勾当的宰相大臣，如华尔普。像魏尔德这种持械抢劫的匪盗只不过是三号“伟人”而已。

菲尔丁大力声讨的是头号“伟人”，那些破坏和平生活的侵略者和战争贩子。除了这两部寓言作品，《杂文集》里还有些旁的诗文针对的也是他们。如在《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大师之间的对话》中，那位古代侵略者就这样吹嘘自己的战绩：“格兰尼喀河的河水被我染红了以后，到今天它恢复原来的颜色了吗？难道艾包斯及阿特拉的平原上不是依然一片白骨？难道你就听不到千千万万人的哀号？如果不是由于我的果敢威武，这些人会仍然平平静静地生活着的。”在《战士》杂志上，他就曾写道：“伟人颁布苛律，发明烙刑，引起刀兵，以屠杀生灵，焚烧住屋，消灭人口，奴役整个民族。”

菲尔丁在年轻时候，曾经对在野党存过幻想，以为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也许会比另外一个廉洁些。对人民也许会仁慈些，但是现实生活逐渐使他睁开了眼睛。在写剧本时，他就揭发过资产阶级政党竞选的欺骗性。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他又通过匪帮里的派系斗争，戳穿政党的本质。在那著名的《关于帽子》一章里，他精辟地指出政党之间唯一的分歧，只不过是在“帽子”不同而已。这些人具有各色各样的主张，也就是说，他们戴着各色各样的帽子，因此，他们中间时常发生争执。其中，两个政党吵得特别厉害：一边的帽子雄赳赳地翘着，另一边喜欢戴平顶帽，帽檐盖到眼睛上。两党不断地争吵，吵着吵着双方竟真的以为他们中间好像有了什么本质上的分歧，在利害上也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不过在帽子的样式上而已。

在这部作品里，菲尔丁不但揭发、抨击了生活中他所痛恨的一切。在新门竞选的一章里，他还这样分析人民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狼在羊圈里，正像伟人在社会上。当一只狼已经霸占了羊圈，老实的羊群想赶掉它另外换一只来又有什么用？把掠夺消灭掉总比仅仅换个掠夺者好。”用狼和羊来比拟反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针见血的文章，赤裸裸地剥开了“伟大”的本质，有力地控诉了他们对人民大众的欺压掠夺。

然而菲尔丁一接触到如何消灭掠夺时，就得不到正确的解答了。他说：“要达到这个（消灭掠夺）目的，除了把风气完全改变过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每个贼匪都是个奴才，他自己那种做贼匪的欲望奴役着他。这种欲望又使他受别人的欺负。因此，要保持新门的自由，就得改变新门的风气。”下面，菲尔丁就提出他的办法：君子独善其身。“跟那些贼匪截然分开，不跟他们吃酒，也不跟他们谈话。我们尤其不要沾着贼匪的一点边儿。我们不要一有机会就准备互相掠夺。我们要满足于每个人那份诚实的报酬，要凭自己的辛劳去取得分内的报酬。”

当然，凭这种洁身自好的办法是不可能消灭菲尔丁所谴责的掠夺的。（发表于《名作欣赏》1982年第5期：《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实质）豹尾一甩　精神全现读《该这样看待事物》兼谈小说结尾的艺术◎张仁健作者介绍

张仁健，江苏南通人，退休前为《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推荐词

以情节描写为主的小说、戏剧，其结尾往往是冲突的和缓、矛盾的解决、情节的收煞、故事的结局，那种由张入弛、由高趋低的客观态势不能不对结尾的处理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小说戏剧的结尾，能够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已属可贵，而奇峰突起、新境别开则尤为难能可贵。

深谙为文之道的作家都很注重结尾的艺术。我国南宋词人姜夔说：“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马。”元代散曲家乔吉对诗歌作品的结构艺术形象化地提出了“凤头、猪肚、豹尾”的要求。清代文论家沈德潜也认为文学作品“能作神龙掉尾之势”便“神乎技矣”。“神乎技矣”的结尾所产生的审美效果，清代剧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打了一个既形象而又确切的比方，说是“终篇之一刻，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令人销魂者也”。

我国古典文论中关于结尾艺术的见解多半是就诗歌、散文而言的。诗歌、散文基本上是抒情、表意、明理性的，易于用精彩有力的结句结段，或拍合上文以“醒明本旨”，振作全篇；或宕开一层以转出别意，拓化新境。但是，以情节描写为主的小说、戏剧，其结尾往往是冲突的和缓、矛盾的解决、情节的收煞、故事的结局，那种由张入弛、由高趋低的客观态势不能不对结尾的处理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小说戏剧的结尾，能够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已属可贵，而奇峰突起、新境别开则尤为难能可贵。

尽管如此，高明的小说家独运灵思，使作品的结尾处理臻于上述我国古典文论对诗文提出的种种卓绝艺术境界者，依然是不乏其例的。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代表作《项链》的结尾确乎是“如截奔马”。小说写到终篇读者才意外地获知：那位贪图虚荣的小市民玛蒂尔德·罗赛尔夫人，十年前问女友借用而在舞会上丢失的项链原来是只值五百法郎的赝品！而她却以为是一串真正的钻石项链，为原样归还，忍痛借了三万六千法郎的重债，含辛茹苦地在贫穷和困顿中整整挣扎了十年！不难想象，这一天外飞来的奇峰落入罗赛尔夫人的心海之中，该当激起何等汹涌澎湃的思潮！但是，正当读者急欲看一个新的情节展开的时候，作者却“如截奔马”猛勒缰绳，戛然止步了。作品本应奔腾向前的情节之马虽然截止不前，但读者激动亢奋起来的思绪之马却在作者所开拓的宽广的想象大道上奔腾不息。这等高明的结尾处理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便正像我国古人所形容的“当如撞钟，清音有余”。

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鼻祖欧·亨利的作品素以结局的出奇而制胜。我们所熟知的《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名作大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作者在情节的演进过程中，总是把足以“醒明本旨”的东西深深地隐藏起来，直到结尾时重笔一戮，捅破“包袱”，露出真相，造成一种出人意料、恍然而悟的审美情趣。《麦琪的礼物》一直明写妻子德拉为给丈夫杰姆购买节日礼品金表链而卖掉自己美发的过程及其心理。而丈夫方面的动向却是悄然掩盖着的。直到德拉把礼品奉献出来时，杰姆这一方面的真情方才揭晓。原来杰姆出于同样深厚的恩爱之情，卖掉了自己的金表为妻子买回了全套的发梳。看到这个“反巧合”式的结局，我们不由与这对恩爱夫妻一起深深感受到那个金钱世界对于下层人物美好感情的无情的嘲弄和践踏。《最后一片叶子》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一直牵动读者思绪的是垂危病人年轻女画家琼西窗外常春藤的叶子会不会在秋风凄雨中落尽？“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的琼西是否真会叶落而人亡？读者期望着的“奇迹”果然出现了：一夜风雨交加，最后一片藤叶依稀在望，由此而得到生之鼓舞的琼西竟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直到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才告诉我们，这奇迹并非是老天作成，而是一位老画家贝尔用残生换来的。原来，他为了给琼西以生的鼓舞，在凄风冷雨之夜画了最后一片藤叶挂上了藤枝，而他却因感风寒染病身亡了。这一结局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此前我们没有看出老画家有画叶救人的任何意向；这一结局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老画家的非凡之举是基于穷艺术家之间相互爱怜、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欧·亨利小说结尾的高超艺术，堪得“能作神龙掉尾之势，神乎技矣”的评价。

当代著名的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也是以出人意料、含蓄隽永的结尾名世的。他在《论小说写作》一文中公开披露：“作家的骰子总是装了铅的，但绝不能让读者看出来。”这就是说，在他笔底旋转翻滚着的情节的“骰子”由于暗藏着重心，最终注定要翻向他预期的方面。但他在最后揭晓之前是绝不会露出破绽来的。他对“藏头露尾”的手法，往往比欧·亨利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该“藏头”时，他能做到藏中有露——藏起真面，露一须眉，既作暗示，而不露底；该“露尾”时，他能做到露中含藏——如云龙雾豹，尾巴一甩，云雾即合，既露真谛，而不毕现无遗。正因他藏露有方，所以他的小说结尾有出人意料之奇而无“无因而至”之诞；有耐人咀嚼之功而无入口即化之嫌。关于毛姆小说整体构思和结局之妙，《名作欣赏》1983年第2期所登胡柯同志的大作已就《全懂先生》这篇小说作了相当精当的赏析，这里就不饶舌了。

作为小说结尾处理又一范例，我愿向大家郑重推荐英国当代作家安德鲁·苏泰的《该这样看待事物》这篇作品。同莫泊桑、欧·亨利、毛姆相比，苏泰应算是不甚知名的二流作家。但是他在这篇小说结局处理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我认为是可以同莫泊桑诸公的典范之作相媲美的。

苏泰的这篇小说显著的特色是平中出奇、似平而实奇。用王安石的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实艰辛”来形容品评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者的构思匠心是颇为贴切的。

小说的标题就很平直。平直得几乎让人怀疑作者可能在这个标题之下写出一篇关于“应该怎样看待事物”的说教性的文字。

小说平平而起，缓缓而进。入手并无先声夺人之势，中段情节的开展也不给人以跌宕起伏之感。作者只是不动声色地在向你叙说一个双目失明的年轻军官由绝望厌世而重萌生趣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敌人打瞎双眼的巴吉特上尉，战后不堪忍受失明“这种终身的酷刑”，不能承受别人的同情对自尊心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因而对生活和人生产生了绝望的情绪，痛苦地感到“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物都拒绝了他。没有一线希望之光能穿透业已降落的黑幕”。他固执地拒绝人们的怜悯与关怀，孤独地在一个儿时生活过的村庄中咀嚼着战争给他带来的人生苦果。小说的开篇着力渲染了巴吉特的悲观厌世情绪，让人感到要使巴吉特的槁木之心萌发生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作者写巴吉特由对人世的弃绝到重爱的巨大转折，却显得那样从容自在，没有一波三折地大肆调度笔墨。同当今我国风行一时的写残废人的作品大不一样，作者没有把什么爱情的奇遇、生理的奇迹作为巴吉特人生态度转化的契机和动力。只是靠波贝上校以自身旺盛活力的感染和一番对症下药的开导、几次行之有效的培训，遂使巴吉特逐步掌握了靠感受力和想象力来领略生活、拥有生活的特殊功能，从而战胜了颓丧情绪，重获了生活的乐趣，重感到生活的美好。终篇之前，小说的情节就是如此这般的平淡无奇。

小说作为一篇生活的赞歌，这同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奏出的时代哀音、人生悲歌显然是大异其趣的。但是在卒读全篇之前，我们大抵只能领悟到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而未感受到作品富有特殊的艺术魅力。直到篇终，作者一显翻云覆雨手，揭示出一个他耐心而巧妙隐藏着的人生奇迹，作品潜在的艺术光彩才奇迹般地闪耀出来！

本来，当我们看到巴吉特在波贝上校的安排和引导下去会见旧日的女友裴尼时，满以为作者会塞给我们一个残废人和善良少女重续旧情的庸俗喜剧性的结局。谁知作者却有意挣断了男女之间的爱情红绳，在巴吉特和裴尼闲扯的平静气氛中，猛然兜转笔势，借裴尼之口向我们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那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地生活着并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光明的波贝上校，原来竟也是个在战争中双目失明的盲人！

小说结尾的出人意料、摄人心魄同莫泊桑、欧·亨利、毛姆式的结尾可谓是同工一曲。但是，由“豹尾”之有力一甩而令“全豹”的精神顿现，这不能不说是此篇小说所独具的奇妙的艺术功力。

首先，这篇小说的结尾具有以尾牵身的奇妙的逆拽力。小说的豹尾一甩，必然会迫使我们回顾全豹，品味通篇的艺术构思、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一经认真地回顾和仔细的品位，我们必然会发现初读过程中对这篇小说的认识和评价，在许多方面不是流于肤浅就是失之偏颇。起先，我们以为小说的主角是巴吉特，主线是写巴吉特人生态度的转化，现在，从尾及头逆观全篇，方才发现小说的主角应是波贝上校，小说的主线原是写波贝上校不平凡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事迹。人物主次地位一对调，波贝上校的形象便由隐入显。作为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目连亲生儿子都没能看上一眼的中年人，波贝上校以往所经受的巨大精神创痛，现在我们可以从眼前的巴吉特的身心上清晰地反视出来。因为我们终于弄清：作者实写巴吉特今天的痛苦和不幸，目的是为虚映波贝上校昨日的心影。不知波贝上校为盲，我们不会感到他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导引巴吉特散步、赏花、参观教堂、观看赛马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不会承认他开导巴吉特学会用感觉和想象来感受生活之美、领略人生之趣的见解有什么独到过人之处。一旦获知他是盲人后，我们便可想象出他现在具有的特异生活功能和独特生活感受应是昔日用何等坚毅的意志、何等艰苦的磨炼换取来的啊！因为，只要看今日巴吉特在人生旅途上举止失措、起步维艰的情景，便不难想见昨日波贝上校所熬过的痛苦岁月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由此，我们发现了作者安排情节的又一奥秘：原来老师波贝上校给学生巴吉特精心编排的生活教程只不过是老师自学而得的生活绝招的典型示范而已。在这里，作者绝妙地运用了明写暗衬、借此显彼的手法。作品尽管对波贝上校失明后的以往生活几乎只字未提，但一切都不写自明地从巴吉特的身上反现出来。同样，作品对巴吉特今后将如何生活也未作充分的交代，但仅从结尾处他用“并不可怜！”这句千钧之力的话回答了裴尼对波贝上校（也是间接对自己）发出的怜悯性的叹息，我们即可顺观出他的未来。——今后他将如今日的波贝上校一样，以生之强者的姿态去拥抱生活、征服生活。

别林斯基曾经指示：“性格的艺术刻画，就在于：如果诗人给你描写出他生活的某一瞬间。你就能讲出这个瞬间以前和以后他的全部生活。”这篇小说正是在“终篇之一刻”，通过对关键人物关键性事件的瞬间交底，让我们运用逆观和顺观的方法，从虚实相生、明暗互映的整体情节描写中，同时看出两个主要人物在这“瞬间以前和以后”的“全部生活”。

可以作一个并不十分贴切的比拟：这篇小说的结尾如同拍岸的惊涛。激荡的回流发出巨大的反冲之力、一瞬间显现出波涛在平缓推进过程中积聚的全部能量，造成了变平常为壮伟的奇观。

其次，这篇小说的结尾还具有符合人物性格特点的逻辑力量。作者在篇末才点明波贝上校是盲人固然是别具匠心的艺术安排，但这种艺术安排是符合作者笔下波贝其人的性格特点的，具有客观的必然逻辑性。波贝上校一登场，我们就看到他是个充满着旺盛活力和乐观情绪的人。经历了生活的磨炼，他已能凭敏锐的感觉而如常人一样生活，并不时时把失明放在心里挂在嘴上。他同巴吉特邂逅相遇，撞了满怀（实际上已对他的盲作了暗示），一旦听出对方已经失明并为此而深感苦恼时，他当然不会以盲对盲地急于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尤其是为给情同子侄的军中老下级巴吉特树立一个正确对待人生的榜样，言传身教地授之以盲人生活的经验，他在巴吉特尚拒人于门外的时刻，更不会挑明自为盲人的真相，否则，便有可能遭到巴吉特对自己热忱帮助的拒绝。正是以这种合乎人物性格的心理状态为依据，作者才有可能把波贝上校是盲人的真相留给第三者裴尼最后说穿。由此可见，小说意外的结尾并不是故弄玄虚的惊人之笔，而是合乎情理的精审之思。清代的李渔指出戏曲作品结尾的最大犯忌是：“无因而至，突如其来”。而这篇小说结尾的绝妙之处是：虽“突如其来”却“有因而至”。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中不难看出：结尾的艺术并不是孤立、简单的艺术技巧，而是整体艺术构思和缜密艺术安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作者对所写的东西如不精心审度、胸有全豹，却想灵机触发，豹尾突现，难矣哉！（发表于《名作欣赏》1983年第4期：豹尾一甩　精神全现——读《该这样看待事物》兼谈小说结尾的艺术）《双城记》：双重的警告◎朱　虹作者介绍

朱虹，天津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教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92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社科院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外文所研究员。有专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说艺术》，评论集《英美文学散论》等出版。推荐词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双城记》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关于革命暴力的描写。那些放火呀、磨刀呀、流血呀、围攻呀等狂暴场面都是作者借着法国大革命的题材对革命暴力的概括，并明显地影射英国的现实。《双城记》的故事显然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其一是马奈特医生一家的故事。正直的法国医生马奈特受专横的贵族圣爱弗雷蒙侯爵兄弟二人的迫害，被秘密囚禁在巴士底狱，一关就是十八年。十八年后，他被英国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贾维斯·罗立先生营救出狱，与未曾见过面的女儿露西团聚，定居在英国。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他们一家在巴黎陷入革命的旋涡，境况十分危险，幸而有友人悉尼·卡顿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使他们虎口脱险。

其二是以在巴黎圣安东区开小酒店的德法治夫妇为中心，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与暴力场面。《双城记》故事的第一个方面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十八年的囚禁生活摧毁了马奈特医生的健康，破坏了他的记忆。出狱后，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在女儿的护理下，他身心复原，重新开业行医。法国移民达奈先生与露西相爱、结婚，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组成他们这个和美的家庭的还有露西的老保姆普罗斯小姐，她表面上凶悍，实际上对马奈特一家一片忠心。当初营救马奈特医生的罗立先生，伦敦泰尔逊银行的经理，也是这个爱的世界的一员。他口口声声自称是买卖人，好像他只懂得金钱交易，实际上他是一副热心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怀、帮助马奈特父女。在这个世界里，爱的最高体现者是悉尼·卡顿。这个聪明绝顶而又玩世不恭的青年，狄更斯笔下的“多余人”形象，酗酒放纵，生活没有目的，无望地爱着露西。他与露西的丈夫达奈身材相貌酷似，后来巴黎的革命法庭判处达奈死刑，卡顿就利用这种相似巧妙地做了达奈的替身，死在断头台上，终于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意义。全书结束在一种神圣的爱的基调上。《双城记》的第二个方面是一个充满恨的世界，充满了愤怒、疯狂、恐怖、暴力和复仇。狄更斯本人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了解，也不掌握历史材料。众所周知，小说中关于大革命的描写，是根据托马斯·卡莱尔所著《法国革命》一书所做的记载。小说有关巴黎的描写都突出了一个观念——复仇。狄更斯自始至终用殷红的血色渲染主题。小说开头，在革命摇篮圣安东区的街道上，洒了一桶红酒。书中写道，人们俯身去喝酒，脸上、手上都染上了红色，一个兄弟还用手指蘸着酒在墙上写下了一个血红的大字“血”，显然在暗示复仇与流血。圣爱弗雷蒙侯爵从巴黎回到乡下，他的马车在路上压死了一个婴儿，这时夕阳照在他的身上，使他全身浸在血色中，既暗示了贵族阶级的嗜血本性，也预示着他将要为他的罪孽付出血的代价。火，也是红色的。乡下老百姓在忍无可忍之下放了一把火把侯爵府烧了，这时作者写道，不仅火苗是红的，连扇起火苗的风也是“火红”的。那一夜的大火是革命暴力的起点。接着，是在泰尔逊银行巴黎分行的庭院里磨刀的场面。在火光下，一群人像魔鬼一样，争先恐后地在磨刀石上磨他们的滴着鲜血的刀子，磨好后又奔回监狱里屠杀。这个场面充满恐怖与荒诞，侧面反映了1792年9月对监狱的清洗。复仇的最高象征是断头台，铡刀下面的一片土地浸透了无数人的鲜血……最后，好像是由于命运的循环，复仇女神式的人物德法治太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在《双城记》中，到处是殷红的血色，突出了复仇的主题。作者在这里只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着同一观念，好像在钢琴上连续弹着同一个键子，——酒、风、火、血，都是同一片充满杀气的红色，这种描写没有渐进，没有变化，有时甚至显得做作、夸张。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是在最后，在德法治太太死的那一场。马奈特一家刚刚逃离巴黎，德法治太太就追上来了。与小说开头时洒满地的酒遥相呼应，房间的地板上洒了一片水，德法治太太的两只脚“踏过多少血泊，终于与那片水相遇”。她与守护空房的普罗斯小姐交锋，这个革命风暴中的干将最后败在普罗斯小姐手下，倒在地上的一片血水中。就这样，流血与复仇终于返回到复仇者身上。正如狄更斯在描写德法治太太与普罗斯小姐的搏斗时所说的，爱的力量总能战胜恨的力量。对泛滥全书的仇与恨，狄更斯就这样给予“解决”。悉尼·卡顿的死是爱的最终胜利，普罗斯小姐的搏斗，只是一次小小的预演。《双城记》中的人物形象也都服从于全书所突出的爱与恨两个概念的交锋。狄更斯对处在暴力中心的德法治夫妇的描写，完全体现他本人关于革命暴力的观念。若与狄更斯对伦敦下层平民的那些有声有色的描写相比较，便可以看出，狄更斯在这里好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描写巴黎的革命群众和乡下的农民。他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不掌握他们的语言，只能让他们阴沉沉地闪来闪去，使他们成为酝酿复仇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化身。对贵族阶级的描写也是如此。在狄更斯笔下，圣爱弗雷蒙侯爵是反动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他强奸民女，害人致死，又秘密囚禁知情的马奈特医生以灭口。然而这些也是以最一般化的、概念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圣爱弗雷蒙侯爵在大路上压死了农民的孩子，因此招致自己被杀。这种描写符合我们对贵族的概念，但这个情节的主要功能无非是为推动故事的发展：侯爵被杀，达奈成了继承人，这就引出达奈赶回巴黎等一系列事件，直到最后的高潮。比起狄更斯那些最成功的作品的丰富性，这些情节只能说是机械的编排，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法国贵族，如同对于法国农民一样，狄更斯在描写时似乎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能诉诸平面上的比喻。在具体描写中他把圣爱弗雷蒙及其阶级比作石像，在圣爱弗雷蒙侯爵被杀的前后，他反复在石像上做文章，其实是在那里简单地重复一个笼统的比喻，通过石像不过表明一个简单的概念，即贵族阶级都是铁石心肠，而传达不出对这个阶级、这个人物的进一步的理解，就像他对革命的巴黎群众只能用一个红色来渲染一样。《双城记》的故事可谓剪裁得干净，可是它的描写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度，难免流于干瘪。

攻下巴士底狱在全书中是个高潮，狄更斯赋予这个行动以重大的意义。可是即使如此，狄更斯也好像束手无策，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出一个很容易想象得出来的场面：怒潮般一拥而上的人群、疯狂的情绪……狄更斯的想象力和语言是那么丰富，好像取之不尽，而在这里却是那么贫乏——他只能在那里数点人们使用的工具！在那里计算时间“三小时！”、“四小时！”。只有在攻下巴士底狱之后，德法治去北塔一〇五号搜索，作者笔下才有些生气。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样一段比较生动的描写，归根结蒂也是服从于故事发展的需要。作者并不正面说明德法治发现马奈特医生的秘信的具体情节，而把这一重要发现当做最后的一张王牌摊出来。这样的处理只顾追求意想不到的效果，却大大地减弱了这部分内容的思想意义，而把它降为情节剧中的一个环节。《双城记》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前所述，一个表现恨与复仇，一个表现爱与牺牲。表现恨者，往往堕入歇斯底里，在描写革命暴力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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