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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30 00: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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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焕文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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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考察美国农机纪事

一九七六考察美国农机纪事试读:

序言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筑梦路上》第十六集《历史转折》中,讲述了1976年八九月间,项南同志率领中国农业(机械化)代表团赴美国考察一事。这是中美关系破冰不久、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期,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的第一个赴美农机化考察团,又处在国内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确实具有筑梦意义。龚焕文同志所著的这本《一九七六考察美国农机纪事》,就是对这次考察真实、系统、全面的记述。

我作为当年考察团成员、项南团长的助手,从出国准备到回国总结,我们一起生活了70余天,所记之事都是我们的共同经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多有同感。

40年后的今天,读此书倍感亲切,唤起我对遥远时空的记忆,殊觉兴奋而又怅然若失,更加怀念我们的老团长项南同志,忆念当年同在异域徜徉的友人。

龚焕文同志是当时我们团最年轻的成员,待人热情,勤奋好学。书稿记述翔实,可见他认真细致的作风与文风,此书正式出版,有其史料价值。

书中所记40年前的那段经历,正遇到当时震撼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三件大事,即唐山大地震、毛泽东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又是一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使我党、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作者通过对身边一件件小事的记述,折射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与世界发达国家之差距,昭示出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再看看当今的祖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和平崛起,跨越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自豪感油然而生。

此书带我回到40年前,多少当年不可知的事物,而今变成了百姓生活中的现实;看今朝,国家社会改革、发展的巨变,激起我们对未来更加美好的追求。

当年河北省的农业机械化走在全国的前列,龚焕文同志对农业机械化事业颇为热心,有贡献、有成就。书中记述考察到一些农业、农机管理经验,特别是一些建议,至今仍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近些年来,好多人都有初次出国、多次出国的经历。如果都能把亲历的体会、感悟记叙总结出来,并结合实际推动工作,那将是一笔丰硕的财富。2016年7月4日

1976年八九月间,应美中技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的名义,由国家计委、一机部、农林部和北京、河北、辽宁、黑龙江、广西五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15人考察团,用一个月的时间,走过美国10个州,访问了美国农业部和农场、牧场、农机制造厂、大学、科研中心等50多个单位,对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多项考察。这是我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半官方性质的考察。

回国后由项南同志等直接向中央、国务院做了汇报。我代表河北省参加了考察团。这不仅是我的第一次出国考察,而且是在“文革”期间,出国前的准备阶段发生唐山大地震,考察途中惊闻毛泽东主席逝世,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三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此也使我们这次出国考察更加显得不平凡。现根据原有日记和回忆,整理为本书内容。

前期准备

接到通知

1976年5月间,一机部农机局局长项南同志打电话告诉我:“经国务院批准,组织一个去美国的农业机械化考察组,你是成员之一,如同意,请省委组织部出一份政审材料报来。”

我听后异常兴奋。一是因为我在省直工作这些年,从没听说哪位领导干部出国考察,更不要说是国务院组的团了,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二是我快40岁的人了,别说出国,连出省都很少。20世纪60年代初当兵时替首长接孩子去过山西太原,70年代初随马力等省革委会领导到过江苏、上海,再就是天津、北京,别的省份都没去过,何况这次是去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报告了省革委副主任兼省计委主任兰凯民同志,随后又报告主管计委的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马力同志。他们都很重视,也很支持,并让组织部出具了政审材料。

后来得知,派出这个考察组是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议,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起因是在1974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就曾提出,美国只用5%的劳动力,就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他们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组织人去看看。

1976年,我国与美国虽已互设了联络处,但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以考察组以民间形式组织,由美中技术交流委员会发出邀请,以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的名义派出。组长(后来我们都称团长)是一机部农机局长项南,副组长是国家计委农业组(相当于局)负责人刘中一,组员有:农林部农机司长张庆海、北京市农机局党组书记刘拓、黑龙江省农办副主任侯捷、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局长黄云浩、辽宁省机械局处长周峻山、国家农机化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李守仁、农机所工程师段致诚、技术员邱梅贞、北京农机化学院老教授万鹤群、洛阳农机研究所工程师李树人和我。翻译有两位,即一机部外事司张得诚和北京外办王显宗。全组由15人组成。

按当时规定,可用真实姓名,但不能用行政职务,只能用社会团体或企业的职务,国家部委的项南、刘中一、张庆海等多用了农机学会职务,我用了河北芦台农场场长,刘拓同志用了北京农机公司总经理,侯捷同志用了黑龙江省一个扬水站站长的身份。

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管以啥名义,只要能去考察就行。为什么让我以芦台农场场长的名义呢?后来才知道,我们的考察安排要到宾夕法尼亚州拜访美国友人韩丁,他是1947年受联合国救济总署派遣,随第一批救济物资(汽车、拖拉机)等来到中国的。他曾被冀鲁豫边区政府安排到河北省冀县(现冀州市),在我国第一个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任教练,参与了千顷洼冀衡农场的垦荒与创建。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到北京双桥农场、河北省芦台农场工作,后来回到美国。1972年以后,他应周总理邀请先后多次重访中国,受到周总理接见,介绍他自己的农场,成为国人皆知的“老朋友”。这次访美穿针引线的人就是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以芦台农场人的身份访问,可能更亲近些吧。

为啥选我

这个问题没有人对我讲,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河北是农业大省,并且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机械化等工作抓得较好,曾先后提出“农业出题目,工业做文章”“工业围绕农业转”等要求,一些具体做法曾几次在全国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介绍经验,李先念、余秋里等领导同志多次给予肯定。

二是因我从1970年就跟着马力同志抓机井建设(包括机泵配套)、柴油机和拖拉机发展;1971年曾参加国务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机化会议,并在会上服务;1974年秋,在筹备全国农机化会议期间,负责筹备工作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第一机械部副部长杨立功及项南等领导来河北调研,全省情况是由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我做的全面汇报。因为我情况熟悉,汇报的内容翔实、具体,他们很感兴趣,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三是因我当时是河北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王金山、副组长还有岳宗泰、朱理治),具体负责有关农机、化肥等计划和规划的制定、政策措施的提出和组织实施。1974年底,省委拟召开全省重要会议,确定由马力同志讲经济工作部署,并由我负责马力讲话稿的起草。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对我说:“河北的农业怎么抓比较明确了,但工业怎么搞、如何支援农业、提几项什么要求、怎样把全省力量集中起来,你研究一下,写进马力的讲话。”我接受任务后,为了不受干扰,在省招待处西三楼西南角要了一大间客房做办公室,召开小型座谈会,研究有关资料,起草讲话稿。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按照中央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提出了组织全省工业打好钢铁、煤炭、农机和化肥四个硬仗的总体要求和部署。

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化肥。“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大化肥厂属国家项目,投资多、要求高,地方可以争取项目,但一般搞不了。小化肥由合成氨结晶造粒生产碳铵,技术要求较低,而且年产3000吨,后改为4500吨合成氨的成套设备,河北自己能成套制造,各地县建厂的积极性都很高,采取“县建省助”的办法,可以大发展。二是农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河北缺水,“有井一片绿,无井一片黄”。打深井热潮已经形成,但配套设备跟不上,尤其是以24马力柴油机为代表的大机和以深井泵为代表的大泵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柴油机长腿的基础上,发展大中型拖拉机方兴未艾。三是钢铁。工业要“以钢为纲”,制造农业机械和建设小化肥厂都需要钢铁。河北省铁矿资源丰富,省属有六个钢铁厂,各地市县还有一批小企业,全省已有相当的基础,有实力、有条件组织大发展。四是煤炭。“煤炭是工业的粮食。”不仅化肥的主要原料、燃料都是煤,发展钢铁也需要煤炭。而且从1971年冬天到1972年7月下旬,河北中南部大旱,造成沧州、衡水的一些地方不少地块庄稼绝收,大面积的盐碱地里连草都不长,造成众多农户没柴烧,有粮做不熟饭。当时省革委提出“上山打柴”,鼓励两个地区到井陉、峰峰等地开小煤窑。这就更加凸显了煤炭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

为此我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在马力的讲话稿中写到工业要打好钢铁、煤炭、农机、化肥四个硬仗的目标和措施要求。省委讨论顺利通过。大会讲后,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河北日报》整版刊发,在北京的林乎加、杨立功等领导同志见到报纸后,专门点名让我去汇报四个硬仗的具体设想。当黑龙江省杨亦辰书记到北京找他们汇报工作争取支持时,林乎加、杨立功又让我向黑龙江同志专门介绍河北的想法。

我想,上述几项可能是选我随组考察的原因,其目的是想让河北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搞得更好,走在全国的前面吧。

各项准备

那时,“文革”已经进行了10年,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文革”中大肆批判“崇洋媚外”,实行闭关锁国,国家很少派人出去学习考察,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人人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国考察学习都要小心从事。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考察组便提前一个多月就集中了,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并做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根据通知于1976年7月26日到北京市火车站西侧苏州胡同一号的国家一机部招待所报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学习等各项准备。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不仅要做各项业务方面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做思想准备、进行政治培训,包括外事纪律、出国注意事项,等等。

我和各省区来的几位同志,都是做经济和搞技术工作的。对于我们这些人,出国多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既缺乏外事知识、不了解外事纪律,更不懂外语。开始培训,除学习有关文件外,由一机部外事局张副局长讲外事纪律、文明礼貌等,项南还请了外交部一位同志来讲注意事项,而后组织大家座谈讨论。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项:

一是提高政治警惕,防止泄密。要求我们每天要写考察记录,当天作业当天完。但写记录时防止有摄像头把你写的机密拍走,写前要在桌子前方、上方好好看看或捂着点儿。互相之间,尤其和团长说重要事项,不要在屋里,防止有窃听器,要到院里去,还要离冬青、花丛远点儿。现在看来,这有点儿“草木皆兵”,实在没有多大必要。但当时特别强调提高革命警惕性,谁也没有说啥。

二是不经批准私人不得接受礼品。要有政治嗅觉,专门介绍了震惊一时的“蜗牛事件”。那是1973年12月,国家四机部经国务院批准派出所属中技公司12人,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事,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临了外方公司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小巧玲珑的玻璃蜗牛。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该部一青年向江青写信反映此事。江青大做文章,亲自到四机部兴师问罪:“这是美方在污蔑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把蜗牛退回去”等,与“批林批孔”挂钩,上纲上线。水电部、邮电部也召开大会声讨。后来经外交部调查,蜗牛是美国人至爱的礼品之一,此玻璃蜗牛是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最后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才算平息。尽管如此,“蜗牛事件”却在涉外人员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抓住小辫子,无限上纲上线,被批斗、挨整。为吸取四机部的教训,在讨论时我和刘拓、侯捷等共同约定,互相多关照,多提醒。

三是讲礼貌,注意中国人的仪表。每个人都在专为国家领导人制衣的红都制衣店制作了一套西服和一套中山装,统一给每套补助100元左右,衣料自己选,多花的钱自己补。重要场合要穿国服中山装,一般场合可穿西服。我们是从文明古国去的,言谈举止要有礼貌,注意风纪,包括坐姿等。这些我认为是应该的。

四是要求我们学点儿外语,每人要学几个英语单词,如“你好”“谢谢”之类。当时项南打趣说,“你好”就是“好肚油肚”,“谢谢”就给“三克油”。“油肚”也不多给,我们是按“两”供应油,外国人就给“三克”。这个形象的比喻看来可笑,但让我们几个不懂外语的人一下就记住了。另外还知道咖啡、可口可乐等饮料,茶是“梯”,我都不爱喝,就记住了爱喝的橘子汁叫“楸死”,所以一路我都喝“楸死”。为了提高我们学英语的兴趣,项南同志还专门请来一位女同志,教我们用英语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句一句地教了几遍,我们几个原来没有一点儿英语基础的怎么也记不住,只能跟着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哼哼。因为太费劲,后来也就作罢了。

五是吃饭、喝汤不要出声,用勺子不能把盘、碗刮响;还有怎样用刀叉,怎样喝汤、吃面条,等等,要求都很具体。

还要学习当时的有关文件,讨论座谈怎么做。比如对要不要带摄影机展开了讨论,农机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李守仁提出他们研究所里有一台西安生产的手提式红旗牌摄影机,他想带去,但有顾虑:一是怕拍的内容被人抓住,特别是对一些人,原先不认识,背景也不了解,摄入镜头,有问题怎么办?二是要带多盒胶片,分量较重,需大家分担。大家讨论中意见不一。有的说每个人都带有照相机,想拍的就自己拍,摄影机可以不带了。我说,“照相机拍出来的机器是静止的,摄影机拍出来的是活动的,能看到机器怎么动作和工作,生动、直观,还是带上好。如怕出问题可定个摄影原则,叫‘只拍机器不拍人’。机器没有阶级性,没有人,谁也上不了‘纲’和‘线’,什么也抓不住了。我的箱子可带三到五盒胶片。”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这样定了下来。这在当时矛盾解决了,但回国后整理的考察纪录片,就是“只见机器不见人”,感到太枯燥,影响效果。就这样一件小事,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到了什么程度,怕这怕那,宁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谁都怕出事,更不想惹事。带着这样的思想,怎么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呢?

唐山地震

震惊中外的唐山、丰南大地震,不仅发生在我们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期间,而且也和我们出国发生了直接联系。

我是1976年7月26日到京,住在一机部苏州胡同招待所三楼东北角的一个大房间里。侯捷27日报到,和我住同一屋。我的床在室内东南角,他在西北角,西南角是门,东北角是卫生间。

28号凌晨我去了趟卫生间,回来还没睡着,就感到床动、楼响,因为我已有1966年3月邢台地震的经验,立即意识到可能地震了。楼房继续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我急忙喊醒老侯,“地震了,快跑!”顺手抓了条毛巾被就和侯捷跑到了院里,还有几个人也跑出来了。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我说肯定是地震了。在哪儿?谁也说不准。我说,从这次晃动看,离北京太远不了,暂时不要进屋了,还是先到街上转转吧。可老侯见我披着毛巾被,他只穿着个裤衩,稳了一会儿,跑进去拽了条大浴巾就出来了。我们一起到了北京站广场,那时人很多,三三两两都在议论着,充满了恐惧和猜测。我到广场西北角昼夜营业的邮电局里,挂长途与河北省计委值班室取得了联系,值班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北行到长安街,马路上行人很少,稀疏的汽车还在跑着。我们往西走到东单,再往南拐,因便道上不时看到房上震掉下来的砖瓦,所以我俩不敢在便道上靠近楼房,只好顺着大街在马路上转了一圈。当我回到招待所的院子里,所里住的客人们情绪都稳定了下来,我们才进屋洗漱穿衣服。

早饭后,项南、刘拓等人到来,初步了解到唐山方向大地震了。因招待所的楼太老了,准备工作又不能停,于是决定搬家换地方。经刘拓联系,我们搬到长辛店北京市农机局新建的油泵油嘴厂。那里有一座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屋顶的职工大澡堂,既安全又宽敞,中间两个大浴池,还没有启用。我们就在里边搭起了十几个床板,招待所送来被褥就住下了。真正的准备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当天,中共中央向唐山、丰南等灾区人民发去慰问电。为了弄清情况,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出席中央“河北会议”的马力同志,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地震的具体情况,但他已在刘海泉同志陪同下去唐山组织抗震救灾了。我后来又和省计委取得了联系,确认震中在唐山市路南区和丰南县之间,死伤惨重。当我问到省计委去唐山下乡人员情况时,告诉我情况不明,可能都遇难了。我感觉头一下懵了,本来很正常的血压一下升高到一百六七,后面的几天也一直吃不下东西。原因是遇难的四个人是我作为主持机关工作的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于7月24日和他们集体谈话,交代任务,派出去进行调查研究的。不仅如此,还因为带队的杨炳政处长是我多次找领导才从省农林水办公室要到计委农业处工作的,他业务精通,能力很强;物资处年轻干部李铁兵,1974年跟着我在曲周县东漳头村蹲点劳动一年,工作干练,我很欣赏;常金声同志原是曲周县委办公室专写材料的骨干,是我向县委要来到省计委综合处的,时间还不长,家属还没调来;工业处许致廉同志分管冶金,业务熟悉,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派他们去唐山调查研究,是为编制明年计划做准备,走时谈笑风生,怎么只几天不见,一下子都没了。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感情上接受不了,我的血压怎么会不升高呢?后来得知他们当天去遵化调研,晚上回市里住在地区招待处的大板楼里,当时在那个楼住的还有新调到唐山的地委书记李悦农和牛勇等,也一起遇难了。在他们的尸体被找到运回石家庄时,我请假回石,向他们的遗体沉痛地哀悼,向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虽然没有任何人责怪我什么,但我因上述的情感原因,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哪知24日的谈话竟成为永别。

唐山地震震惊世界。党中央、国务院排除“四人帮”的干扰,部署紧急救助,军委从北京、沈阳两大军区就近调集部队连夜奔赴灾区,河北省委全力以赴,全国各地伸出援手。一些国际友人关心慰问,但联合国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援助被我国谢绝。一些敌对势力幸灾乐祸,有的外国报纸说“唐山从地球上消失了”。国际上的关注,给考察组增加了新的任务,唐山距北京很近,外国人问起唐山的情况,考察组不能回避。唐山在河北,我作为河北省的代表,不了解地震情况行吗?还有我是“河北芦台农场场长”,理所应当地成为会见韩丁的主角,见面后,忆旧情、话今昔是不会少的。还因为芦台农场与这次震中唐山市只有几十里远,也是重灾区,那里的灾情和救灾情况必须了解。于是,我必须抓紧从总体上了解唐山地震中人员伤亡情况及党和政府抗震救灾措施。据我当时了解,整个唐山市区已被夷为一片废墟,仅市区就遇难十几万人,连同各县遇难人数超过20万人,具体数字还在变化中。为掌握芦台农场的具体情况,我只有驱车前往芦台农场现场去看。

那是炎热的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乘坐北京牌吉普车从北京出发,绕天津北郊,顺津唐公路过宁河县去芦台农场。公路两旁、村庄内外,到处是简易的防震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有木杆支的三脚架外搭苇席的窝棚式,有砖垒矮墙上的棚苇席,或油毡面屋顶压砖石,或用绳索勒住以防风掀翻的简易房,地势较高的还有半地下式的防震房,等等,五花八门,形式各异。公路上挤满了贴有抗震救灾标志的来往车辆,运来了全国各地支援唐山的救灾物资,都在与时间赛跑。

当我赶到农场时,已是快上午11点了。我向场里说明来意,得到农场领导的热情支持,他们陪我察看了解场部受灾的现场,原有的砖砌平房几乎都倒了,只有那尚存的残垣断壁,还顽强地挺立在一堆堆的瓦砾之中。广大农场职工均已住进场里帮建的防震棚,正投入抗灾恢复生产的热潮中,加强稻田管理,力争把震灾损失降到最低。在新搭起的防震棚内,我听取了场里受灾情况的介绍,并请来几位老职工介绍韩丁当时在场里的工作情况。下午又到韩丁曾经工作过的二、三分场,顺着他上下班的路线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今昔变化。看到路西边成片的小站稻,昂头向上,与风搏斗,与地震抗争,展示着丰收的来临。农场领导热情配合,帮我完成了必要的准备,最后托我给韩丁带上了几个用麦秆手工编织的草篮子,作为老单位代表的见面礼吧。

多方配合

在油泵油嘴厂饭后休息时的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刘拓、段致诚、王显宗、黄云浩、张得诚、张庆海;后排从右至左:何春霖、龚焕文、万鹤群、李树人、项南、刘中一、李守仁)

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特别一机部农机局办公室的何春霖同志,为人热情,工作细致,经常提供一些文件资料和咨询等方面的支持,教我们如何打领带和一些对外联系的事宜等。一机部外事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也给予了多方指导。我们避震所住的油泵油嘴厂是北京市农机局的直属企业,厂领导都是刘拓的下属,曾提出给些照顾,都被组里谢绝了。大澡堂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的房顶,在抗震防震中提供了安全保障,既是卧室,又是会场、课堂。各项准备都在有序进行,虽不是很紧张,但每天都有活动。有时晚饭后大家在院里遛圈,或坐在木头堆上谈心,组长项南有时还要借此机会讲一些事情。

为了出国一个月的考察,集中学习准备了一个月,可见准备之充分。在当时背景和条件下,这是很必要的。这不仅保证了顺利考察,不出问题,而且为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考察纪事

离京起程

我的第一篇考察日记是这样记的:

8点24日下午8点15分,我们全组15人乘坐祖国民航(波音707)从首都机场起飞了。

第一次出国,要做遥远的旅行,暂时离开伟大祖国,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去,心里忐忑不安。借飞机起飞盘旋之机俯瞰一下亲爱的北京。“那是长安大街!”“那是天安门!”同志们观察着北京的夜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这是我们在出国准备期间,用英语学习的一首歌,当要离开首都北京做一个多月的考察旅行之际,想起了这段歌词,想起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在心里向毛主席保证:在出国期间,一定要认真按照您的路线,贯彻您洋为中用的指示,取我所需,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团结同志,共同完成这次考察任务。

途经巴黎

我的第二篇日记,记下了途经卡拉奇和巴黎的情景。

飞机离开国境,25日凌晨3点多飞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当地时间刚过子夜。在机场停留了一个小时(飞机加油),继续飞往法国巴黎,下午1点(当地时间早晨7点)到达戴高乐机场。为了适应时差,我国驻法使馆的同志接我们去商务处住两天。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使馆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仅吃得好,住得好,商务参赞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第二天还专门派人带我们游览了市容。先看了埃菲尔铁塔,高320米,总重5600吨,这是法国一名叫埃菲尔的工程师在博览会上设计的第一个钢结构。铁塔后面是夏乐宫,东西两个宫殿专供开大会用。随后到了凯旋门,是鼓励将军们外出作战凯旋。顺塞纳河而下,经过大宫殿、小宫殿和爱丽舍宫,对门是国宾馆和总统府,又经过巴黎圣母院到罗浮宫(法国的“故宫”,那里有很多塑像,还有达·芬奇的油画)。而后过河穿过西岱岛(巴黎起源之地)。就在上午出去时,看到路旁站着一个青年,双手侧举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法文,司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出租车很方便,只要在路边把胳膊一伸,就会有出租车过来,上车要交钱。那个青年是想到某地去,因没钱乘车,希望能搭车。”可是到中午我们回驻地时,那个青年还在那里站着,看来搭蹭车也很辛苦。这天,还看到有个衣服褴褛的人正在采食路旁灌木野果。而一些富人,坐汽车坐腻了,要花钱租古老的马车兜风玩儿时髦。在法国巴黎凯旋门前合影(从左至右:李守仁、邱梅贞、王显宗、李树人、候捷、张庆海、刘中一、张得诚、项南、龚焕文、刘拓、万鹤群、段致诚、黄云浩)

26日上午,我们还特意瞻仰了巴黎公社社员墙和诗人鲍狄埃的墓。在100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这里战斗到最后壮烈牺牲,社员墙虽然只保留下来一段,但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必将永放光芒。

在法国巴黎的两天里,我国驻法大使曾涛接见并宴请了全体人员,并简要介绍了一些中法关系和法国基本情况。商务参赞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结合看到的情况,除日记中前边写到的以外,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三点:一是法兰西是个伟大的民族,也是文明古国。参观那些宫院和看到各式各样的建筑、雕塑,使人印象深刻。除罗浮宫外还有凡尔赛宫内的油画,室外的石雕也使人大开眼界。二是法国的现代化水平很高,但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就以汽车来讲,可说是车水马龙,昼夜不停。我们住在商务处的招待所,位于偏市郊的位置,是顺马路的一座四层楼,因车多车速快,噪音很大,吵得人很难入睡。在我们坐着大使馆派的中巴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前边飞驰的汽车突然碾起一块石头,打在我们中巴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劲儿大又巧,把钢化玻璃打得粉碎。豆粒大的一块玻璃飞来,把司机的上眼皮打出了血。幸好大使馆的司机很镇静,靠到路边停车后做了简单的处理,就继续赶路了。他还告诉我们,这里的交通事故不断。我想起来也后怕,如果司机伤势较重或紧急处理不当,出现大事故,我们的考察如何?生命如何?三是政府一些职员收入很高,相当于我们的几十倍,但开支也大。据商务处同志介绍,当时人民币与法郎的比价是2.5∶1,法国职员月收入最低1000多法郎,平均3000法郎,超过3000法郎要缴所得税,收入超过20000法郎的教授缴税达7500法郎左右,再扣去房租、水电费等,养活老婆和孩子都困难,必须有老婆工作收入来补充。说到这里的生活开支,连上厕所都收费。那天我们去凡尔赛宫参观时,有个团员想去解手,因手中没法郎就只好憋着回到住处再解。那么远的路程,现在想起来是一个笑话,可这是真事。周峻山(左)和作者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合影作者在巴黎凡尔赛宫广场留影

驻美联络处

8月27日下午1点半,我们乘法航波音747前往美国,穿云破雾,横跨大西洋,8点50分(当地时间2点50分)到达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因时差是六个小时,好像跨大西洋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想,如果飞机再快点儿,跟着太阳跑,这一天就没完没了了。

在纽约机场换机,休息了三个多小时,搭乘美国DC-9飞机到达尔朗摩机场,转车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当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未互派大使,只有联络处。因我们到时还没到约定美国接待的时间,只好先在这里住两天。当时的联络处主任是黄镇,副主任是韩叙。他们像接待亲人一样接待我们,我们也像到了自己家。联络处的同志非常关心国内的事情,特别是很想知道唐山大地震的情况。于是在一大间非常保密的房间里,他们先向我们介绍了中美签订《上海公报》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又介绍了美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机情况,使我们对美国经济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在当时记录了这样一些内容:“美国经济情况,去年(1975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15000亿美元,钢10700万吨,生产汽车880万辆(其中小轿车655万辆),街上跑着的汽车约1亿辆,全国平均两人1辆,彩色电视机也平均两人1台。全国农业人口89万人,占总人口的4%。全国粮食种植面积22860万英亩,其中小麦6886万英亩,玉米6657万英亩,水稻274万英亩,大豆5353万英亩。1950年全国有农场565万个,1972年减少到283万个,其组织形成,一是家庭农场,二是公司制农场,现在1000英亩以上的达到16万个。1975年农产品出口,大豆占总产量的50%,1225万吨,玉米占20%,3500万~3800万吨,小麦占67%,大米319万吨,棉花76万吨。”还介绍了几个大型农机跨国公司的情况及与中国的关系。如福特汽车公司每年派人访华,我们的商务参赞也去参观过,但至今没有贸易关系;万国公司每年参加广产会,我国买过拖拉机,1975年黄大使去厂参观。约翰·迪尔公司总经理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对中国很友好。

随后让我专门介绍唐山地震情况。韩叙讲,这个房间是自己装修的,完全保密,你可以放开讲。但我也只能根据了解的一些初步情况和去芦台农场看到的情景做了介绍。结束后,有一对在联络处工作的夫妇,老家在石家庄山区,非常关心地震对石家庄影响有多大,农村有无危险。我介绍了为与省计委几位遇难同志遗体告别回石家庄时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们全省各地市都搭起了防震棚,农村也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听后也就放心了。

在这两天里,联络处还帮大家完成了一件购物的事。当时出国,每人每月可补助20美元,我们按一个半月算,每人30美元。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1∶1.8。买什么呢?当然都想买点儿国内难以买到的新鲜物件。但30美元能买点儿什么呢?又咋去买?都是问题。大家都没出过国,找来联络处的同志咨询。他们讲,可以买手表,但好的买不起,便宜的走不准;可以买收音机,十几美元、二十几美元的都有;还可买小电器,如剃须刀等工业日用品,总之是买机械化批量生产的工业品比国内便宜,买手工制作的特别贵。还听人介绍,有的国内来人,为图便宜,给人家讨价还价,出了不少洋相。我们团是国务院直接组织派出的,绝不能出这样的事。到底买什么?谁也拿不准。于是先让邱梅贞、段致诚两位女同胞带上翻译王显宗去市里转了一趟,带回一些可买的参考信息,如手表、小收音机、儿童望远镜、布头、纱巾等商品价目,让大家分选。每个人确定后,由她们统一去代买。当时我想,买手表怕走不准;小收音机十几美元,在石家庄无线电二厂出的才8元人民币,也不赖,没必要花美元。于是先选了一个八倍的小望远镜,5美元多;听说布头(化纤的)比国内便宜,又省布票,所以就委托她们去看着给买。结果给带回来深蓝色和浅绿色布头各一块,共20多美元。

参观白宫

8月29日是星期日,我们在国内常常加班,而人家公休日,连总统也休息,白宫一些房间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联络处派车带我们浏览了市容、国会大厦外景和纪念塔,最后到白宫。在我的印象中,白宫是总统办公的地方,是总统官邸,是美国政府的代名词,一定很神秘,原以为只允许在外边拍个照,但让游人特别是还让我们这些外国人进到里边去看,我们就感到惊奇了。

白宫整个建筑外观为白色,故称白宫,据介绍白宫建于1793年,当时是灰色的砂石建筑,1812年被烧毁,1814年重建后,为掩盖火烧痕迹,涂白漆,因是总统官邸才称为白宫的。但里边有蓝屋、红屋、绿屋,不同颜色各有不同的用途。我们曾到底层的瓷器室参观好多瓷器和地毯,是中国的样式。又到了椭圆大厅,是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和使节的地方。我们还进到了内阁会议室,这是决定重要事项的地方,中间摆着椭圆形会议桌,两长边对称摆了十几把高背的大皮椅子,每把靠椅背上都有标签,分别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等人的名字,是固定的位置。这些美国人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对外开放,让人游览参观呢?我们感到十分费解。作者在华盛顿纪念塔前留影在美国白宫门前的合影(从左至右:张庆海、邱梅贞、龚焕文、刘拓、张得诚)

30日下午,我们搬进了美方安排的一个宾馆,并就考察日程进一步确认了下来。晚上是美中技术交流委员会举行招待宴会,双方负责人均讲话致辞,都是一种不冷不热的调子,正反映了当时两国的关系也是“不冷不热”。这样的宴会是我们都没遇到过的,只有甜点、饮料之类。双方致辞后,正副团长由两个翻译陪着和美方交谈着,我和刘拓不懂外语,也没啥好谈的,看到旁边有个酒架,摆着各种酒,可以随便去喝。我俩因无聊就走了过去,品尝了几种,都不合口味,没有一种好喝的。就这样磨蹭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大家都说没吃饱,都埋怨“这是什么宴会呀!”有人说,这就是西方文化,和我们东方大吃大喝的宴请是不一样的。

开始考察

31日上午,我们开始考察的第一个项目是访问美国农业部,由农业研究局行政局长埃德明斯特先生接待并介绍了如下内容:该部是1826年联邦政府最早成立的几个部之一。由秘书(即部长)主持工作,他有若干个助理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协助分管各方面的工作,如分管水土保持、科研教育的助理秘书,分管有农业图书馆、土壤保持服务部、森林局、技术推广局、合作科研局、农业科研服务局,还代管联邦政府的三个组。各局都有派出单位面向基层,工作方法是把全国划为四个大区,每区派一名助理,直接对助理秘书负责并报告工作。局里对各区不能下达命令、指示,只能提建议。即便发现区里做得不好,也是如此。区下设小区,由小区对各大学和试验站,站下还有分站。全国有150多个研究中心,部研究人员3000人,州县还有850人,有名的科学家有50人。科研管理有两个渠道,一是联邦对各州,更重要的是由各州自己实行管理;二是联邦(部管)站,考虑全国的事情,各州站要充分考虑各地方的需要,互相配合,避免重复,主要由协会组织协调。随后又就植保研究、农机研究、畜牧兽医、推广局的工作等分别做了详细介绍。

美国植物保护研究,共有3000多个工程技术人员,500多个项目,其中全国性的研究有67项,如除治病虫害研究,如何把化学方法、机械方法和生物方法结合起来,重点是非化学方面如何突破。农业物收获机械着重在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改进收割设备,如何减少损失,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二是改进耕作方法,如干燥加工等,如何降低燃料成本;三是从种到收,各种机械的效率;四是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在畜牧防疫方面,着重研究畜会建设,包括设备、供水、废物处理等如何防止污染。粪便要研究分坑、运输和能量回收三个内容。还要研究防疫保护、饲料制造。通过研究提出初步设计和技术要求,由工厂去制造。

下午,到美中贸易委员会访问,由美国农机协会理事长艾米克巴特先生介绍了美国农机化的情况,重点是:美国主要农机制造厂商15家,其中有福特汽车公司(也生产农业机械)有职工41.2万人,年销售收入240亿美元;万园公司25.38万人,销售额53.4亿美元;约翰迪尔公司5.38万人,销售额30亿美元,还有福格森、新荷兰公司等,小型制造厂数百家。1976年全国预计销售拖拉机16万台,50%是8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总动力1500万马力。年底保有量达到600万台以上。美国拖拉机正向大型化发展,100马力以上的十年前只占销售量的12%,1975年达到45%,预计1980年500马力的特大型拖拉机将普遍使用。今年预计销售联合收割机3.2万台、干草机1.05万台、捆草机2万台。各农机企业75%是自己研究制造,25%是根据大学提供的技术资料制造。全国有1万多个农机经销商形成的销售网,很重视售后服务。大马力拖拉机及折叠式宽幅农具在路上行走

在座谈中,理事长讲协会与政府是合作关系,相当密切,如前两年曾和农业部一起讨论怎样利用农业部的资金与各大学合作,搞点儿什么研究。还介绍了协会对厂商正做三方面的协调,即安全、互换性、规格标准,正搞标准化合作研究,有兴趣实现世界的一致性,并希望与中国合作。

农研中心

9月1日,我们驱车到马里兰州,访问美国最大的贝尔茨维尔农业研究中心。中心代理主任普特纳姆博士接待了我们。

这个中心始建于1910年,从研究兽类病害开始,发展到今天的农业多学科研究,中心有450人,7500英亩试验用地,还有九个研究所(每所30到70人),下设试验室(一般3到12人)。从农业植物种植、动物饲养、保护(病虫害防治)到营养、遗传,再到运输、服务,各个环节都有人研究。中心主任讲:“所里除我和三个助手外都是科学家,要尽量减少科学家的行政负担。”

据州合作服务部介绍,该州会从每个人交的税中会拿2美元搞农业科研。

随后我们现场参观了他们的西红柿收获机械,三个人操作,每小时可收20吨。为运用这种机械,专门培养了一种皮厚、90天一次成熟的新品种,1英亩产量25~30吨,可谓高产高效。但它是连秧割,不长二茬,且收获时破损严重,只能做果酱茄汁,不能鲜食。同时还参观了耕地、耙地、秸秆粉碎和播种一起完成的机具表演。大马力拖拉机带宽幅农具作业

下午,我们到马里兰大学参观考察。据介绍该州有150万人,有1.7万个农场,从事农业和相关服务产业(如商业)的人占总人口的14%。该州大学有五个基地,2500名教师,3.5万名在校生。每个系都有教学、科研和推广服务的任务。全国90%的烟草和大豆、80%的草莓课题在这里研究。据介绍,全国每年草莓腐坏都会损失上亿美元。

联合养鸡

机械化养鸡、养猪等属于畜牧机械化的内容,也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之一。出国前,我们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观了机械化养鸡,成本太高,无法推广。美国怎么搞的呢?9月2日,我们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县参观了潘菲尔德公司。该公司是1875年至1880年建设起来的肉鸡、蛋鸡从养殖到肉食加工的大型联合企业,共有九个分厂(场),我们参观了其中的四个。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联合养鸡场。一位农民带着小儿子承包了这个养鸡场,大忙时大儿子也来帮忙,可算两个半劳动力。共有六栋鸡舍,每栋1650平方米,分两层喂养,每层养1.85万只,每栋养3.7万只,六栋每批养22万只。全年可养五批,计110万只。每只净利0.1美元,年收入11万美元。他们是怎样承包喂养的呢?因为鸡舍包括配套的各种电器设备等是潘菲尔德公司投资建设的,饲料和水电等均由公司供应,新孵化8~12个小时的雏鸡由公司提供,防疫由公司负责,养56~60天,每只达到4.5磅时由公司收走。父子俩只要按合同和规定的工作程序开启通风设备、控制温度、照明,按时送水送食和清理鸡舍就行了。据公司介绍,每栋每批产值2.2万美元,纯利润为15%以上,农户分利7%~8%。现场记录的室内养鸡场平面示意图

在这里,我们还参观了该公司的肉鸡加工厂,共有员工366人,国家在厂负责检疫的有6人。该厂每周宰肉鸡27万只,每小时处理200只,从宰杀、烫毛、开膛、分割等工序看,虽形成了生产线,但多是手工作业,每人割一刀,用人较多,卫生条件也较差,配有相应的冷冻贮藏车间。

还看了一个正扩建的饲料加工厂,占地7英亩,一年建成。整个生产流程实现了自动化,由计算机控制,包括除尘、防爆等。通过扩建,每小时生产能力由50吨扩大到250吨,生产的复合饲料(当时翻译为配合饲料)有27种原料,不仅包括玉米、大豆、玉米芯、苜蓿草,还包括鱼骨料、动物脂肪和少量矿物质等。除鸡饲料外,还有养猪、养牛的复合饲料,各种饲料的配合比例有所不同。作者(右一)陪同项南(左一)等参观潘菲尔德公司肉鸡加工中心考察团全体与潘菲尔德公司接待人员合影

最后,我们还看了一个鸡蛋包装厂。

这几个厂子因能力都比较大,除本公司的任务外,还外揽社会加工,为周围一些小企业服务。

参观这几个厂子使我联想到,畜牧业生产的工厂化,社会分工的专业化,这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都是不可少的。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如养鸡),成龙配套,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也能保证产品的优良品质。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需要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没有这个专业化的分工明确的配套体系,势必搞大而全、小而全,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甚至一个人,什么都想养,什么活儿都得干,那就必然不专不精,技术和效率都难以提高,那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机械化。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县也是如此。

新荷兰公司

9月3日上午,我们到位于宾夕法尼西州的新荷兰公司考察。

这是一个跨国公司,总部在荷兰,是专门生产计算机的。远东及拉美分部总经理马伯格接待了我们。他说新荷兰公司1840年生产第一台半机械化(铁木制)谷物脱粒机,1895年开始生产计算机,该公司共有30多个工厂,其中有5个在美国,这里制造一种特殊的农业机械,即干草收割及运输设备。主人还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1920年生产出第一个联合捆草机,当地人很喜欢,但他们不愿让动力柴油机摆在驾驶人员的前边,他们只好把柴油机卸下来,还卖原价钱。当地人买去没动力的捆草机,只好用五匹马来拉,便成了马拉捆草机。当然,现在没有马拉的了。

随后带领我们参观了联合捆草机生产厂的下料车间,占地8英亩,车间有各种型号冲床,最大的一台600吨,两台500吨,把厚厚的钢板按设计要求冲压裁剪成各种形状的冲压件,以便焊接拼装。车间的很大一部分是立体仓库,即把不同规格型号的冲压件按编号由液压插车放入十几米高的分格框架内备用,充分利用了空间。工厂的立体仓库圆捆牧草装卸机

参观了该公司的设计部分,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上百人在一个大厅里工作,用不到2米高的塑料板隔成一间间的工作室。因为太安静,为制造点儿声音,还安装了80架小型发音器,不干扰相互谈话。主人当场说:“越是现代化,越需要有大自然的象征。”这个设计部门使我联想到前些年曾经工作过的河北省建筑设计院,虽然都是搞设计、爬图板、画图纸,我们的结构计算主要靠手拉计算尺,人家全部是电子计算机,现代化多了。

又看了大型联合捆草机工作的现场。它采取液压传动,效率很高。在割草的过程中,需收拾草和自动卷捆。每捆直径1.5米左右,重达5吨,而且压得很实,露天存放雨雪不能浸透,有配套的大型运载机,每次可运四到五捆。

青草做招牌

在去勃克县的途中,我们看到平坦的大地上,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因是阴天,使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路旁大片的土地荒芜,即使耕种的地也很粗放,突然看到路旁有一栋平房建筑,两坡水的屋顶面积很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屋顶长满了茂密的青草,有半米多高,大家看着新奇。陪同我们的美方人员也开玩笑地说“上边可养几头牲畜”。旁边还有一个木制牌楼,两坡水的顶子上也种满了草,路边迎路的牌子上有一行大写英文字母,我们不知道写的啥。陪同人员说:“那是商店名称,叫‘非常特别的商店’。”大家又问:“是卖什么的?特别在哪里?”他说:“是卖小礼品的,特别之处就在屋顶种草。”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屋顶种草也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方法,把青草做招牌,真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大家会心地一笑,有的说:“美国人真会出洋招。”是啊!不管什么招只要把顾客引来,能赚钱就行。这就是他们的商业经。

会员俱乐部

晚上,接待方请我们吃饭,就餐地点在他们的俱乐部。经了解这个俱乐部跟我们大企业的工人俱乐部大不一样。国内的工人俱乐部都是广大工人业余时间娱乐活动的场所,包括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参加文体活动等,面向全厂职工,为工人服务。而他们的这个俱乐部实行会员制,有300多名会员,每人每月交70美元,可以随时带朋友来活动,如打球、游泳等,不是会员不能进。据说还有更高档的俱乐部,会费要高好多倍,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这使我想到了一个对比,按当时的美元与人民币比值1∶1.8计算,70美元折合人民币126元,相当我月工资的两倍多,是国内一般工人的三四倍。联想卖狗食的广告,有的把狗食用马口铁包装,像一桶桶罐头,1美元多一桶。陪同人员曾介绍说,一般狗食无毒无害,营养也不少,有的穷人生活困难,有时买狗食充饥。他还说,在鸡蛋包装场,鸡蛋坏了扔进大桶,要撒上鸡粪,只能做狗食,这是政府规定。但这种狗食,如果穷人吃到,怎么办?没人管。这与一些高档俱乐部会员的吃喝玩乐相比是多大的反差呀!作者(左一)陪同项南(左二)在考察中

小型蘑菇场

9月4日,在县水土保持推广局助理勒克斯的陪同下,去韩丁农场的途中,我们先参观了一个一对夫妇经营的小型食用菇(蘑菇)工场。他们是1886年搬到这里的意大利人,搞食用菌生产已经三代。据说是美国第一家使用机械造肥生产蘑菇的,开始是使用马粪等厩肥,现在改用稻草、玉米芯加鸡粪、碳酸氢氨、石膏,按比例配合,加水搅拌发酵造肥。他们有三台100马力以上的混合机、三台装载机,占地4英亩,七个劳动力,每年造肥5万吨,每吨成本40美元。除自己生产使用部分外,主要售给别的食用菌场使用。造肥发酵夏季需要7到10天,冬季10到14天,最高温度达到180华氏度左右,当中需要翻捣(每周四次)、加水,必然产生有味气体,因此,被以污染环境之名告到法院,打官司多年,总算打赢了,但主人被气病了。所以,只有女主人及其弟弟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和堆肥表演。

拜访韩丁

大约11点钟,我们到达了美国朋友韩丁的家(家与农场在一起)参观访问。当他知道我是从芦台农场来的时,与我握手拍肩,倍加亲切。我把从场里带来的麦秸篮子分送他母亲和夫人时,更是格外高兴。韩丁一家十分友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先是由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农场经营情况、农机的性能,还做了一些表演,中午招待我们吃午饭,下午带我们到地里参观,并对我国农业机械化提出一些建议。

韩丁的农场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里丁县,离纽约400多里的小土坡上。共有土地两块,相距不是很远,共1980亩。其中第一块1080亩,是其母亲十几年前买下的(当时每英亩160美元,现在2000~2500美元)。除去房屋道路外,耕地只有660亩,交韩丁经营;第二块是新从勒克斯先生那里租来的,有960亩,合计耕地1620亩。

韩丁全家五口人,有妻子、一子和二女,与其母分开居住。韩丁有一女韩琼在大学教书,独立生活。妻子在工厂当化验员。所以,农场只有韩丁一人劳动,大忙时其妻参加一些劳动,也请朋友帮忙,没有雇工。代表团与韩丁一家在其房前合影(前排中间为韩丁及夫人,与韩搭肩者是项南,往左是韩丁母亲、段致诚、邱梅贞,前排最右边的是美中技术交流学会的毕木尔)

为什么韩丁一个人能经营这么多的耕地,还有时间写书和出国访问旅游呢?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有两台拖拉机,播种机、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药剂化肥喷洒车各一台,卡车一辆,还有配套犁、耙及捆草等机具,共28台(件)和一套玉米烘干设备。从耕种、除虫、灭草到收割、烘干、藏贮成龙配套,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其经营的两块耕地虽然坡度较大,但采用少耕法、免耕法,不用平整土地,也不搞水平梯田。他认为那样太费工,梯田块小,也不利于机械操作。同时因为那里雨量丰富(年降雨量1500毫米左右),而且长年分布,不需要灌溉。因而他全部搞成了漫坡田。基本按等高线和自然流水方向,搞成几条几米宽、略低于耕地中间凹的排水道。水道长满杂草,雨大排水又防止冲刷,平时还可走汽车、拖拉机。前几年只经营其母交给的一块,种有玉米、小麦、红花荆草、苜蓿、大豆等作物,规模小,品种多,收成最好的1973年也只有3.5万美元,同时用工较多。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机械的作用,他租种了第二块土地,实行单一经营。今年种玉米1500亩,苜蓿100多亩。其主要耕作方法,多是采用少耕法,以耙代耕;一部分玉米用免耕法,根本不耕,目的是省工又防止水土流失。免耕法前几年就实行,小麦收获后不耕即种三叶草,来春用除草剂把草杀死(不除根)接着种玉米。我们看到一块坡度较大的玉米地里仍长满三叶草。另一种方法是玉米收割后即种燕麦(黑麦),来春除掉做肥料,再种玉米。玉米播种采用机械条播,播种机经韩丁自己改装成联合式机械,一次可连续完成破茬、松土、开沟、播种、施肥、施农药、覆土、镇压等多项工作。

韩丁大量使用化学农药除虫、灭草,把中耕锄草等田间管理压缩到最低限度,虽然每亩一年的药剂连喷洒的费用折合人民币10元钱,但他节约了田间管理的人工和自己的机械等费用。韩丁总结说:“这样搞,玉米种下,就等收获,是合得来的。”农药喷洒机械在作业韩丁在介绍自己对农药喷洒机械的改造情况

每年玉米从春种到秋收,当中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他就可以出国访问、讲演、写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如做美中友好协会的一些事情等。当时他表示,对几次访华的情况,准备写书出版。

对玉米的收割、烘干到进仓也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自己开联合收割机收割,收满粮箱用搅笼装进自备卡车,自己开车运回又通过搅笼装进备用仓。此后完全自动控制,备用仓底部搅笼把粮食逐步输进烘干机,烘干机以液化石油气做燃料,靠电动风扇把燃烧室的热风鼓动透过粮层,把水分带走,使玉米粒的含水率由25%以上降到13%以下,再由搅笼把粮食卷进粮仓贮藏。这一过程全部自动化,不用人操作,韩丁即可利用这段时间吃饭、再去收割等,效率提高两到三倍。

在我们现场考察时,所种玉米不管是少耕法还是免耕法,长得都不错。据他估计每亩可产1000斤,总产量可达150万斤。虽然还没收获,因前期长势好,当前的市场价位也高,他已按每蒲尔3美元同粮商签订了80万斤的合同,第二年1月交货。如余下的玉米还卖这个价钱,今年总收入可达9万美元,除去成本(包括地租)5万美元,纯收入4万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另外100多亩苜蓿按过去情况扣除成本每英亩可收入200多美元,合计7000多美元。再加上妻子年薪7000美元和他本人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收入,预计总收入可达5.5万~6万美元。虽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但还不够还债,因为他购买的机构设备累计欠债7万美元,盖房又欠2万美元,共9万美元的债务。同时,因为通货膨胀,全家生活费用很高,还得交地税、个人所得税,所以,还得继续负债。据韩丁讲,美国欠债很普遍,农民也没有几户不欠的。欠9万美元也并不是最多的。借债多少要看你有多少资产,没有资产做抵押就借不到多少款,还要看你有没有本事还债。如果几年收成不好,就得变卖资产,造成破产。

韩丁还特别介绍了农业累进所得税,是按扣去成本后的纯收入算,纯收入越多税率越高,一般不超过30%,而有的高达52%,但还一条规定,如果购买机械等设备扩大再生产,所需费用可从纯收入中扣除。农场还可以买来年的种子、化肥、农药等,这样一来,赚钱多的人并不一定交税多,因为他们可利用这个规定搞名堂。这个规定表面看来是限制赚钱多的,实质是欺骗劳动人民,支持赚钱多的,因为赚钱多的人多买机械,纳税相对少了。机械多了扩大再生产快了,赚钱就更快。所以,大农场、大公司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批中小农场和企业的破产,最后是集中垄断。韩丁说,他种的地,还准备扩大两到三倍。“要么拼命扩大,要么灭亡,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

韩丁在中国的那些年主要是帮助搞农机,至今对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仍很热心,座谈中提出如下意见:第一点是中国配套机具太少,配套跟不上就不能实现机械化。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搞套种复种,这就要有特别的机械。收了小麦种水稻,玉米地里套大豆,都不能像美国这样用除草剂,也不能用联合收割机,得有特别的办法,发明特别的机械和药剂,这在美国不可能找到。第二点是要在改革机械的同时,改良作物品种,使之更适合使用机械。第三点是改革耕作办法。中国可能也有适合免耕法的地方。水平梯田不利于机械作业,按等高线搞排水沟、搞漫坡梯田,可使用机械节省大批劳力。以上建议很有针对性,说明韩丁确实了解中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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