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靖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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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谜题.2，体会历史背后的相臣之道试读：
前言
相臣，是君王的辅佐。如果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愿意选君王，而不愿意选相臣。道理很简单，“我的地盘我做主”，当老板多自在啊，谁愿意给别人打工？可这个世界上能当上老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只能给别人打工。何况，老板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当的，有些人就更适合于做一个参谋辅助性的人物，而不是决策者。在这个位置上，他们更能发挥自己的效用。因此，能做“君王”固然好，能当“相臣”也不错。谁说当一个“相臣”就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了呢？从古到今，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贤相比起明君来只多不少，周公、管仲、李斯、萧何、陈平、诸葛亮、张居正……这些名相中的很多人不是靠着君王造就的伟业成名的，反过来，他们才恰恰是这伟大事业的真正缔造者。比如说周公摄政称王，奠定了八百年周天下的基础；比如说管仲尊王攘夷，成就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比如说张居正务实改革，使大明帝国扭转了颓势，重新焕发出生机。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那些成功的大企业老板也习惯把企业的主要事务交给那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去运作，这些人甚至要比老板自己做得还要好，很多老牌企业在他们手中不但守住了原有的基业，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发展。他们当然还是打工者，可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一个美称——“打工皇帝”。其实，做一个相臣并不比做一个君王容易。君王建功立业，常常是打破一个旧的体制而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其间的风险虽高，但受到的束缚相对较小。而相臣却只能在现有的体制内做事，遵守现有的体制规则。很可能上有君王压制，下有群臣掣肘，内部的争权夺利有时比对外敌的战争杀戮来得更为激烈残酷。一个朝代开创后，它的真正管理权就基本交到了相臣们的手里。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句空话。他们是带着枷锁的舞者。而能够不抱残守缺，再创辉煌的，他们的功业就足可与开国的君王相比，比如周公姬旦，比如明万历首辅张居正。那么，要成为一个体制内的优胜者，在现有条件和规则下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两个字：平衡。再两个字：调和。相臣的首要岗位职能，就在平衡。汉相陈平曾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也就是说，宰相能够平衡上下内外、朝廷民间的各种关系，使整个体制内的各个岗位、各个阶层能够各司其职、各行其是，这就是最大的成功。相臣的最大颜色属性，就是灰色。灰色，是一种调和色，它和任何色彩都能够搭配，是最具有普适性的。一个成功的相臣也是如此，他能跟最大多数的人交际、交流，他能利用绝大多数的资源，他能适应绝大多数的环境，他能消化和包容绝大多数的事物。本书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而是以古鉴今，以历史来反映现实，以历史来剖解人性，以历史来阐述权谋。它告诉我们的是做人做事最深层而本质的道理。读本书，成大事。第一章 姬旦：八百年周天下的真正奠基者
虽然是作为一个“辅佐者”，可周公姬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周武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武王在灭掉殷商后不久就病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周，主少国疑，根基不稳。全靠姬旦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政治的措施才使得大周的统治基础逐渐稳固下来。最重要的是，姬旦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王朝继承者——周成王。1.知其雄，守其雌
说起姬旦，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可是如果一说“周公”大名，那是贩夫走卒之辈听到也会感觉如雷贯耳的。我国古老的一本用以占卜吉凶的书《周公解梦》就是托了他老人家的名字。后世把周公尊称为“元圣”，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周书诸篇。说周公是儒学的奠基人，想来孔老夫子也会同意，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贤就是周公，晚上睡觉梦里都会寻他千百度。孔子的很多学识、思想就源自于周代的典章。《论语》中，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衰老得很厉害了！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姬旦，周文王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之弟，排行老四（关于这点，学界也有争论，说他是文王第三子）。因为他的老爸周文王将他封在周原这个地方，贵为公爵，所以又被称为“周公”或者“周公旦”。姬旦的老子周文王姬昌活了九十多岁，在位长达五十年之久，老当益壮、龙马精神，究竟播撒了多少种子咱现在已经不能搞清楚了，在历史上也不重要，不过他的正妃太姒一共生育了十个儿子，却大多算得上是艺术精品，不同于后来那些流水线上下来的产物。老大姬考，被封了个官叫邑，因此大家都喜欢叫他伯邑考。关于他的史载经传实在太少，我们知道的也只有“敦厚仁爱”等寥寥数字。被扣在商纣那里当人质大概也是事实，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战国，各诸侯之间互相典押自己的子孙为“质子”，以进行媾和、联盟、威胁等。这种“质子”的命运大多都是悲惨的，伯邑考此生默默无闻，想来就是如此。老二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大哥伯邑考既然被扣，可能也确实死了，那么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就是他了。老二姬发现在成了老大，也就是大家公认的继承人，用那时候的话来说，这叫做天命，是上天这样安排的，那么姬发的地位不但是法定，而且是神定，得到了宗教和世俗的共同拥戴。姬昌一代雄杰，在众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中拥有崇高的威望，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他招贤纳士，内修政治、外施影响，早有取商而代的志向。老子是龙，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是虫，姬昌还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宏图霸业，完成自己未竟之理想呢。因此，他立姬发为太子，固然是因为他是目前年龄最大的，也因为他的智慧勇武。有一个故事能够证明这一点。姬发取得了军师姜尚（就是姜太公）的支持，登位后，先在毕地（今陕西咸阳北部）搞了一次大规模祭祀先王的活动。不要小看了这个行为，他向天下宣告了自己是姬昌的法定继承者，诸侯们应该像尊敬和臣服姬昌一样尊敬臣服于他。然后他往东检阅军队，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附近）。他制作了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供在了军营中。军队纷纷向他表达了效忠。八百诸侯闻讯来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联谊活动，酒酣耳热之余，都说我们人强马壮的，又正好凑一块儿了，干脆就去讨伐那个无道的纣王吧。姬发却说：“你们不知道天意，现在还不行啊。”只是让大家先回去作好准备。事实上，这次“盟津观兵”是姬发布置的一次高明的试探活动和进攻总演习。他要借此机会看看：周国是否具备足够的号召力；自己是不是能得到诸侯们的承认和拥戴；殷朝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警惕和征伐的打算？结果令姬发感到非常满意。不但八百诸侯纷纷效忠，愿鞍前马后追随他讨伐殷纣；而且殷纣毫无作为的表现也证明了，可能他对姬发的这一次“盟津观兵”的意义并无深刻认识，更可能他虽然有所认识，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说明了殷纣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两年后，殷纣昏乱暴虐更甚，杀死了叔父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他的太师和少师也都逃奔到了周国。殷纣已经陷入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而殷军精锐之师正在征伐东夷，朝歌空虚。这时候姬发昭告天下，正式起兵征讨殷朝。周军渡过盟津，诸侯皆率部来会，姬发统帅联军冒雨急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殷郊的牧野。惊慌失措的纣王四处调集士兵，甚至将奴隶武装上阵，勉强凑成了一支数十万人的大军，企图抵挡联军。这个时候的姬发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将一支由各路诸侯组成的杂牌军合理布置、明定赏罚，采用了先进的战术战法，一举冲溃了殷军的阵线。殷军士兵纷纷倒戈，联军攻入朝歌，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老三姬鲜，周武王灭掉殷纣王之后，平定了天下，便把他分封到管（今河南郑州一带），因此他又被称作“管叔鲜”。这个姬老三在西周灭殷的伟业中没见露过什么大脸，不过这并不说明他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相反，正是这个人，在周武王死后成为了周王朝的不安定因素，他勾结五弟蔡叔度和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了一场争权夺势的叛乱。后面我们就会说到。再接下来的就是老四姬旦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武王登位之初，以太公望（就是姜太公姜尚）为军师，周公旦为辅佐，召公（周王室贵族）、毕公（文王第十五子）协助，其他还有散宜生、太颠、辛甲等贤才为臣。这就是当时周国的主要领导班子。姬旦是武王的弟弟，中央领导集体的二把至少是三把手，可谓位高权重。武王灭殷后祭天，姬旦手把大钺立于他左右。大钺是权力的象征，这个安排表明了此时姬旦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说起来，姬旦同样是龙子凤孙，年岁与武王仿佛，说起武略固然不差，论起文韬更甚武王一筹。前面我们就说过，连孔老夫子都是他的铁杆粉丝。牧野之战，武王把大家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和宣誓，讲稿就出自姬旦的手笔，这就是天下闻名，后来被收入《尚书》当中的《牧誓》。可知姬旦也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打败拥有飞机坦克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除了军事思想略胜一筹外，思想政治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赞扬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文章，“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誓词首先阐明原因，其次揭露罪行，再次宣布纪律。原因说得明确，罪行揭露得透彻，纪律讲得严明。文势如高山悬瀑，读来令人赞美不绝，其文体风格同牧野之誓所要达到的影响十分相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同母昆弟十人，唯（姬）发、（姬）旦贤，左右辅文王。”可知姬旦在他老子周文王姬昌心目中的地位，其实是并不比哥哥姬发差多少的。可这样一个文韬武略的姬旦，有雄心而无野心。在文王死后，他没有仗着自己的势力和能力与哥哥姬发争位，演出后世不断发生的那种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闹剧，固然是因为他天性使然，更因为他超卓的智慧。第一，他明白两雄不能并立的道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既然哥哥姬发已经被父亲立为太子，而且这个太子的威望、才能得到了包括姜尚等大臣的承认和拥戴，军民也都表示服从，那么最明智的态度就是“知其雄，守其雌”，当好一个“辅佐者”。一个能力超群的人最怕的就是只知己，不知彼，过分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以为某一个位置非己莫属，得不到便怨天尤人，甚至于不择手段地去争。第二，他明白两虎相争的后果不是必有一伤，而是两败俱伤。这对于灭殷兴周的大业绝对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争有“小争”和“大争”、“内争”和“外争”之分。内争是小争，即便争到了也就那么多，不过是个诸侯而已。对殷朝的争是外争，也是大争，争到的将是整个天下。对于姬旦来说，他当然明白孰轻孰重，绝不会干那种争不到便一拍两散的傻事。事实上，虽然是作为一个“辅佐者”，可周公姬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周武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武王在灭掉殷商后不久就病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周主少国疑，根基不稳，全靠姬旦一系列雄才大略的军事、政治的措施才使得大周的统治基础逐渐稳固下来。最重要的是，姬旦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王朝继承者——周成王。说姬旦是大周八百年天下的真正奠基者，一点也不为过。2.不避嫌疑，勇于任事
周公姬旦和军师姜尚同为武王的左辅右弼，姜尚偏重于军事，而姬旦则更侧重于政治。那个时候还没有“相”，只有“宰”。西周的最高官职是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其下分设六卿、五官等。由于三公之类的官职是授予位高爵尊的诸侯的，而诸侯们在出任周朝大臣的时候也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所以三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通常执掌中央权力的是太宰，太宰本来是王室的家庭事务总管，因亲近统治者，所以从夏商以来太宰的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中，在西周可以说达到了顶点。而姬旦担任的，就是太宰一职。姬旦被武王封国于鲁，可他并没有离开中央，继续辅佐武王处理国事。殷商是灭亡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姜尚。姜尚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相反人如果不值得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这种种族清洗的政策居然会是聪明绝顶以至于“封神”的姜太公提出来的，真让人大跌眼镜。这说明他打天下是把好手，坐天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正所谓“天下之土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土”也是需要“王臣”去经营打理的，把人杀了，你统治谁去？更何况杀人是最易引发反抗的，本来周朝的统治基础还未稳固，各种矛盾尚未缓和，这一开杀戒就把矛盾激化了。这样的笨主意，英明的周武王当然不接受。周武王又问召公，召公说：“那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行吗？”武王还是摇摇头说：“不行。”这时候姬旦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他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这项方针推行开来，对周朝收服人心、稳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相者，不能站在民族恩怨、个人情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而要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统筹全局，为君王提出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在这方面，姜太公不过是个不懂政治的武夫，召公只是个脑无创见、胸无格局的应声虫。由于夙夜思治，武王病倒了，姬旦虔诚地向祖先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姬发得了重病，如果是因为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这样的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也许很搞笑，不过我却从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诚无私。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对于天命鬼神是毫不犹豫地相信的。姬旦这样做一来是对自己的哥哥周武王尊敬甚至崇拜；二来兄弟之间的感情确实很深。他认为天下初定，国家可以没有自己，但不能没有武王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祈祷以后，武王还是病故了。临终前，他愿意把王位传给这位有德有才的弟弟——姬旦，并且说这事无需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姬旦的表态是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我们来看，类似的故事在三国时代的蜀国也同样发生过。刘备白帝城托孤，就曾经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说，刘备这番话其实是对诸葛亮的试探，也是逼他表态的一种心理策略，后面对刘禅说的“汝与丞相从事，以父事之”同样如此。诸葛亮果然大惊，汗流浃背地匍匐在地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刘备和诸葛亮打的就是兴复汉室的旗号，指责曹操也常用“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之语。可见这种正统观、忠贞观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神主牌”，丢弃了它，也就丢弃了一切，蜀汉政权将成为被抽去了骨头的一盘烂肉，别说诸葛亮了，神仙都难救。因此，被逼到墙角的诸葛亮明知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只好硬着头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而周武王姬发在临终时对弟弟姬旦的“让位”之语，与其说是一种试探，不如说是一种商量。他的“让位”和刘备的“让位”不同，刘备是绝不可能把位置让给外姓旁人的，在帝国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的三国时代，民主禅让的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的。刘备也知道，即便让，标榜自己是“君子之儒”的诸葛亮也不可能接受。但姬旦与诸葛亮不同，他也是文王亲子、王室血脉。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外姓最后夺取政权，只有两种手段，一是革命；二是篡权。革命需要流血，篡权必受挞伐。可如果篡权者本身不是外姓的话，受到的挞伐和阻力就要小很多。像宋太祖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被自己的弟弟篡了位，明成祖朱棣打出“靖难”的旗帜把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赶下了台，在当时和后世都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为什么？就因为他们也姓赵，也姓朱，国事就是他们的家事。即便这事儿干得不地道，那也容不得旁人插嘴。在君臣纲常非常讲究的帝国时代都是如此，何况是刚从原始的部落联盟进化而来的周王朝，兄终弟及十分正常。而且姬旦的文才、武略、德望也均能够服众，由他继承天下大统，对于政权不稳、百废待兴的周王朝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而当时周武王的太子姬诵刚刚十二岁，即便是由群臣和军民来选，也不会选这样一个黄口小儿来领导自己。因此，即便是周武王一百个心思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他也知道，只要自己不在，弟弟姬旦想要夺取这个王位，儿子肯定是斗不过的。就算斗得过，那对自己刚刚打下的大周江山也没有好处。既然如此，姬发就不如索性大方点，和弟弟商量商量，如果姬旦有意自己即位的话，那就不如让他即去。毕竟还是大周的江山，毕竟弟兄感情一直还不错，肉烂了也还在锅里。如果他没有这个心思的话，那自己的“让位”之举就更能够让弟弟感激涕零，从而愿意全心全意辅佐太子治理天下。姬发的做法是明智的，而姬旦呢？他在兄长让位之时表达了辞让的态度，也同样是明智的。对于他来说，是以“德”来服天下，以“礼”来治天下的。这是他的道德标杆，也是他的政治原则。再说，即便他现在即位，又如何安置正在成长中的姬诵太子，以及围绕着太子，希望能够在拥立中分到一杯权力之羹的势力？当现在的姬诵长大成人后，他又怎样去对待这个被他夺走了王位的侄子？如果他是一个像明成祖朱棣那样的枭雄，可能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可惜他不是。姬旦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军事家，可成不了一代霸主。他没有那样的野心，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权力欲。可在周武王死后，姬旦却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不但掌握了朝政，而且称了王。《史记》上的原话是：“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有人据此说周公只是摄政而已，毕竟皇帝年少嘛，这样的事情在后世也不知凡几，不足为怪。可其实司马老先生虽然尴尬地想用“摄行政当国”这样的字眼马虎过去，却并不能掩盖他所尊敬的元圣周公“篡位”称王的事实。还是这句话中，“践祚”二字就说明了这点。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主阶在东，称祚阶，直通主位。践祚就是通过祚阶走上主位之意，说白了就叫“登基”。《清史稿·圣祖纪三》中记载了康熙皇帝说过的一句话：“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馀年，今年近七旬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八岁就登基了，在这个皇帝宝座上坐了五十多年，现在已经奔着七十去了。”可见周公称王一点不假。事实上，不光是《史记》，其他的一些古书中对周公称王也有过明确的记载。这可就让人奇怪了。王位让给你你不要，却在武王死后自己称起了王，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事实上，在当时就有人立马跳出来对姬旦的这个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的三哥管叔鲜、五弟蔡叔度等人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先王尸骨未寒，这个姬老四就急急忙忙抢班夺权了，这是要对太子殿下不利啊。天下应该起来共同讨伐这个“乱臣贼子”。中国有句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但中国也有成语“众口铄金”“三人成虎”；西谚也有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听到这样的流言后，朝中的两个大智者——姜太公和召公都沉不住气了，跑来质问姬旦意欲何为。此时的姬旦虽然执政称王，但他不会笨得真的以为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至少面前这两位就敢，而且有能力让他的这个王称不下去。他也知道虽然是同母兄弟，但其他的那些兄弟们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也不会像他对待武王那样来对待他。即使后来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也还是不敢轻易尝试此举。《三国志》中记载：“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魏）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这句话说的就是孙权袭占荆州、擒斩关羽后，为了怕刘备的报复而拜魏王曹操当老大，想让他来替自己出头，为此不惜上表说什么天命已经归曹，劝他早登帝位，然后再发兵剿灭汉室余孽刘备云云。曹操可不是董卓那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非常清楚，孙权这招摆明了就是“驱虎吞狼”之计。真要是自己篡汉称帝，那刘备就很可能把和孙权的仇暂搁一边，全力来攻打他了。而朝中的那些汉室的死硬分子也一定会跟他拼个鱼死网破。因此，孙权这一劝进表看似热情，其实就是一个引火烧身的东西，这个曹操心里跟明镜似的，因此他看完后哈哈大笑，还把它展示给众人，说：“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去烤啊！”以此来消除天下人对他篡汉的疑虑。而周公姬旦的IQ和EQ都不比他的后辈曹丞相低，当然也知道“称王”一事就如一把双刃剑，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但是，他还是称了，称得义无反顾。他对姜太公和召公说：“武王不幸早逝，成王年少，我之所以不避嫌疑而执政称王，是担心天下诸侯背叛大周啊。如果社稷由此毁坏，我又怎么对得起为之呕心沥血的历代先王呢？”这样的理由当然是高尚无比的，可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多少人打着高尚的旗号却干着龌龊的事情？你以为像姜太公和召公这样跟随着两位先王从血里火里滚出来的老江湖会信吗？他们信。因为说这话的是周公，因为周公说的话的确是事实。他们信任周公，是因为周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他们，周公不是一个对权力着迷的野心家。他一直把自己定位在“相臣”的位置上，全心全意地辅佐了两代君王。可以说，大周的江山有他的一半。他本可以接受武王临终遗命，顺理成章继位为王的，可是他却拒绝了。更关键的是，他们都是智者，同周公一样能够清醒地判断形势。大周刚刚建国，最强有力的统治者武王就死了，太子还是个小孩子。那些被周朝夺去了政权的殷商贵族，那些分散在各地的诸侯势力，那些屡屡乘虚偷袭中原的游牧民族，甚至于周王朝内部，都有太多的不安定因素希望趁乱攫取他们的好处，甚至是取而代之。这个时代，是没有后世儒家那套纲常礼法的，人们只服从于强而有力的领导人，就像一群狮子只服从于最强壮有力的狮王。而纵观天下，能够处于这样一个地位的，只有周公姬旦，大周需要这样一面旗帜。因此，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周公，相信他在这个时刻挺身而出，不是为了篡权，恰恰是为了维权。而周公也很放心，他知道自己的解释一定会搞定那两位功臣元勋的，聪明人最了解的还是聪明人。这一点很重要，取得了姜太公和召公的谅解和支持，也就取得了绝大多数开国功臣的支持。这是周公在称王之前就看准了的。我们说他“不避嫌疑，勇于任事”的精神固然可嘉，可是一个人真正想要做点事情，还是要尽量为自己减小嫌疑所带来的不信任和阻力。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缺少“不避嫌疑，勇于任事”的忠臣良将，可他们常常满怀一腔热血，却于事无补。而周公执政称王后，臣民拥护，诸侯宾服，外族不侵，很快就填补了因武王早逝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当然，不安定分子永远是存在的。不识时务、贪婪于权力的野心家也永远是存在的。姬旦的哥哥，姬家老三管叔鲜就是其中一个。3.雄心和野心的区别
雄心和野心的区别是什么？有人说正大光明的就是雄心，阴暗卑鄙的就是野心。一个正义，一个邪恶。我认为这基本属于扯淡，连最邪恶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个野心家，他们总会打着“正义”的旗帜出现的。比如西汉末期“王莽谦恭下士时”，谁说他是个野心家了？再比如二战前希特勒把“民粹主义”包装成“民族主义”，把“国家至上”包装成“爱国主义”，把“唯意志论”包装成“奋斗精神”，得到了德国民众狂热的拥戴，谁又说他是野心家了？至少在这里，姬老四认为姬老三是个野心家，而姬老三是一定会跳起来说：“放屁！你小子凭啥就可以称王？我也是王室血脉，序起齿来还是你哥哥，我为什么就不能坐这个位置？”在我看来，雄心与野心一般都需要获取权力，但获取的手段不见得都是光明正大的。好人要想做点事，有时候就得比奸人还要奸。但好人获得权力后不能只为了享受权力，而是要用权力来干一番事业，他胸怀的是“天下”，这是与野心家们最大的不同。还有一点很重要，雄心者，心比天高，但不能不切实际，而且具备非凡的能力支撑着这颗雄心，他的能力和愿望是成比例的；野心者，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眼高而手低，他的能力和愿望有着巨大的差距。蛇要吞下一只兔子，这个叫做雄心，它如果要想吞下一头大象的话，那就只能叫做野心了。我们前面说了，周公姬旦称王，可以！连姜太公和召公也认可了他的这个行为，而如果管叔鲜要称王的话会怎样呢？估计他不被臭鸡蛋砸死也会被唾沫淹死。才不足以成事，威不足以显赫，德不足以服人，最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过武王的加持，他要称王，那是典型的篡位，天下将共讨之。可惜管叔鲜不懂，对权力的渴望蒙蔽了他的眼睛。在姬旦称王后，他煽惑五弟蔡叔度一起跳出来反对，满以为大家都会追随他起来把“谋朝篡位”的姬老四赶下台，然后由他顺理成章地接管权力。可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周朝上下从王亲贵戚到诸侯群臣没人理他的这个茬儿。平民百姓就更不跟着起哄了，谁都知道周公贤而有才，跟着他，有肉吃。再说战火刚熄，国家初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谁愿意跟着你没事穷折腾？周公没有说话，他等着已经把脸皮撕破了的管、蔡二位一条道走到黑。果然，势单力孤的管、蔡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认为权力之争就是你死我活的，现在矛盾已经明朗了，占尽风头的姬旦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就像如果他们占了上风也一定会对姬旦赶尽杀绝一样。小人就是这样，他们会以自己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把全天下所有人都看成是和他一样的小人，会做出和他们一样的小人行径。这时候，惶惶不可终日的管叔鲜和蔡叔度做出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他们居然跟过去的敌人，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结成了同盟，起兵反叛周朝。殷商被周灭后，在周公姬旦的建议下，并未对其遗族斩尽杀绝。周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地（今河南商丘）以祀殷后，管理商朝遗民。史书对武庚的评价是“聪明”，这是有遗传的，他老子殷纣王的IQ就很高。《史记》上说纣王脑子灵、口才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不过太史公随后就开损了，说纣王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别人的建议，他的口才也足够掩饰自己的过错（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而且他还是个自恋狂，每天就是向自己的诸侯臣子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位仁兄爱好音乐，喜欢美女，搞了很多歌舞创作（据说都是限制级的），要放在今天那也肯定是娱乐圈的大哥级人物。可搞政治呢，他弄得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直谏的比干被杀，贤德的箕子出走，有才的商容被贬，西伯姬昌势力日大，灭掉了饥国。这样的一个政治警讯他却毫无反应，等到臣子祖伊来采访他：“大王你使每个人不能安心吃饭，又不考虑和了解天意，不遵行常法，现在我听天下人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惩罚？革命的人怎么还不到来’，请问您听到这样的负面言论心里有什么感想？”他居然奇怪地反问：“我不是生下来就有天命吗？”还真是单纯啊！可见，纣王搞得了艺术但搞不了政治。他的儿子武庚比他也高明不到哪去。当管叔鲜和蔡叔度跑来跟武庚商量，想借用殷人的残余力量反抗姬旦时，对退出权力舞台一直心有不甘的武庚很快同意了，他也想利用周王室内部产生的分裂来实现自己恢复大殷天下的梦想。于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原先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和现在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向姬旦发起了挑战。姬旦立即以幼成王姬诵的名义宣布讨伐叛逆。兵马未动，政治先行，这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姬旦绝不会忘记的，他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檄文《大诰》，在文中，他主要谈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分析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是武王之死以及王室内部的猜忌；二是武庚等发动叛乱，图谋复辟。二者交织在一起，使得当时周朝所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提出的困难都是事实，姬旦用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发出最后的吼声来凝聚人心。同时，在非常时刻就必须用非常手段，这样才能上下一心应对危机，他也为自己的集权找到了最完美的理由。即便是现代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也大多规定了非常时期，如面临战争时，可由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非常的权力。比如说，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连任最多不得超过两届，可富兰克林·罗斯福从1933年到1945年蝉联四届总统（第四届未任满去世），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连任四届的，在任期间，他所获得的国会授权之多也是前无古人的。这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紧接着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非比寻常，这就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最有权力的总统。一个人的卓越之处，不在于他能够看到困难，而是能够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不但能提出办法，还能用缜密的思维论证出办法的可行性，不但论证出可行性，还把黑锅自己背起来，自己去解决困难。姬旦提出的应对这次国家危机的办法就是四个字——武力平叛。可是朝中一片哗然，反对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这也难怪，平时议论的时候大家可以慷慨激昂，真的要动手了很多人就会“老成持重”，生怕事态失去控制后收不了场。反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当时民心动摇、局势混乱，平叛的困难太大；二是叛乱分子中有些是周王室内部的人，甚至是长辈，不应该讨伐他们。为了说服反对派并争取诸侯国的支持，周公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了武力镇压的必要性。针对反对派所谓的“困难太大”，周公指出武力平叛是必要的，为了完成文王留下的未竟事业，便不能被困难吓倒，也不能过多考虑自身的安危。这是用使命感来激励反对派。接着周公又动情地指出群臣都是文王的旧臣，应当知道文王的勤劳，言下之意是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文王的未竟事业，那就是天下一统。当然，动之以情还需要晓之以理。让大家把身家性命都交出来跟着你干，你得让大家看得到希望，并且抱有信心。公元前1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乌龟。在决策之前，人们都是要占卜一下，问问神灵的意见。姬旦把文王所遗留下来的大宝龟搬了出来，说根据龟卜的结果，是大吉兆。周建立政权，是上天的意旨，上天不但把成功的办法告诉给我们，而且像去掉自身疾病那样迫切地希望我们完成文王的未竟事业，这一次东征平叛一定会像当年武王伐纣一样取得巨大胜利。神学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姬旦用天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体现在当别人都犹豫退缩，希望找到妥协方法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主导局势，并将这种勇敢坚持到底。“奉天子而讨不臣”的姬旦亲自率军平叛，人心站在了他的一边。野心家加失势公子哥的组合怎么会是跟随两代先王从尸山血海里打下江山的周公姬旦的对手？叛乱被平息了，管叔鲜和武庚被诛，蔡叔度被夺去封地放逐。殷商遗民又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给了殷纣王出走的兄长、素有贤名的微子启，让他继续保留殷商的祭祀香火，这叫做拉拢；一部分就给了对周王室忠心耿耿的九弟康叔，让他当卫君来管理这些遗民，这叫做融合。姬旦告诉这个年幼的九弟，一定要寻访殷朝遗民中的老人和贤人，向他们讨教殷商所以兴隆和灭亡的原因，这样就可以当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国君。他还写下了《康诰》《酒诰》《梓材》等文章，来告诫康叔君子所应该效法的准则。殷商遗民由此彻底平服下来，周王室的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固。4.放下权力，放下负担
平息叛乱之后，周王朝的统治稳固了下来，天下诸侯也都发自内心地表示服从。也是，在周公姬旦恩威并用的手段下，还有谁不愿服，还有谁不敢不服呢？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无人再能够挑战他的权力，他是周王朝名副其实的统治者。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姬旦此时的地位。管蔡勾结武庚叛乱，趁火打劫的还有东方淮夷一些部落。夷是中原人民对当时东方一些落后地区部落的蔑称，东方的称“夷”，西方的称“戎”，北方的称“狄”，南方的称“蛮”。周公在东征淮夷的时候，成王的弟弟唐叔得到了一束“嘉禾”，即两棵苗底部长于两处，上头结为一穗的麦苗。这种“嘉禾”是很少见的，大家都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也就是祥瑞。我们知道，古代的统治者是非常看重祥瑞的，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治理天下的肯定，预示着国泰民安、江山永固。唐叔得到这株“嘉禾”后，屁颠屁颠地就去献给了成王，这当然是一种邀功和讨好，要知道，古往今来凭着申报或者进献“祥瑞”而使得龙颜大悦、收获高官厚赏的人多不胜数，这可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可成王面对唐叔送来的这个祥瑞，却不接受，他说：“弟弟啊，你出趟差，把这株‘嘉禾’送到东土前线去给咱们的四叔吧，我可担当不起啊！”唐叔纳闷地说：“可是，你才是我们大周的天子啊？这个祥瑞不是只有你才可以受的吗？四叔他老人家怎么会接受呢？”成王说：“你放心，我亲自写一封表彰信，你带去一块给他，他就会接受的。”这就是《馈禾》一文。姬旦果然接受了，还回赠了一篇文章《嘉禾》给成王来歌功颂德。在平定东土后，周公又写了一首诗叫《鸱鸮》给成王，把叛乱的人都称作鸱鸮（一种邪恶凶残的鸟），而自己是抵御鸱鸮侵袭、保卫家园（指周王朝）、保护小鸟（指周成王）的大鸟。不少人因此感动于成王和周公的叔侄情深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多伟大啊！多美好啊！可是，我却认为成王的猜忌从这里已经开始表露出来了。姬旦地位的崇高居然使得成王不得不把原来只有自己才配享有的“祥瑞”转赠给了他，与其说这是一个感谢，倒不如说是一个无奈之举。他心里清楚，自己是王，姬旦也是王。自己这个王只是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姬旦的王才是真正驾驭四海的王。因此，祥瑞当然是上天赐给姬旦的。成王在收到姬旦作的《鸱鸮》一诗后是个什么表示呢？司马迁说：“王亦未敢训周公。”“训”是责备的意思。这就奇怪了，姬旦这只大鸟不是在诗里说要保护成王这只小鸟不受伤害吗？那小鸟感激还来不及，怎么还谈得上责备呢？这样不知好赖的人岂不真成了“鸟人”了？这就是司马老先生的高明之处，他当然是不愿说这叔侄二人之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无间，因此用了这样含糊其辞的话。但我认为，这句话正好深刻地剖析了成王的心理：四叔在诗中说三叔是鸱鸮，说自己是大鸟，焉知三叔不是也这么认为呢？谁是鸱鸮谁是大鸟还真不好说。你还称了王，我这个周天子反而成了摆设。现在你大权在握，说什么我只好听着，还能跟你举办个辩论赛不成？因此司马迁说成王不敢责备周公姬旦，第一说明了姬旦大权在握，掌握了军权也就掌握了话语权；第二说明周公受到的猜疑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人敢直接说出来罢了。也是，一个相臣，当他的权力已经达到无人制约，甚至已经超越了君王的时候，受到质疑是必然的。如果以上的例子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的话，那大家应该听过白居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诗吧？前一个典故说的就是成王亲政后，有人造谣说周公有不臣之心，不轨之图。成王一听大怒，要治周公的罪，周公就逃到楚地去了。那时候的楚地正是所谓的“南蛮”之地，未曾开化，周公逃到这样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可知他的恐惧之深。后来，有一天成王打开档案柜（成王发府），看到了一篇册文，是成王年少时生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于河中，然后向河神祝告的祷词。祷词中说成王年少不懂事，冒犯你的是我姬旦，希望你不要降祸于他，要惩罚就惩罚我云云。祷词情真意切，令成王感动不已，于是成王立即下旨迎周公回朝。按理来说，周公要篡位那也早篡了，在成王年幼的时候，在周公平息叛乱、扫荡诸侯，权势声望都已经达到顶点的时候。而现在，已经亲政的成王听从别人无根无据的诽谤，便怀疑自己的亲叔叔、功臣元勋周公有不臣之心，这只能说明叔侄俩的信任基础实在太薄弱。或许成王自打明白权力是一个什么东西以后，就不曾真正相信过周公姬旦。即便是自己亲政了，这种不信任依然挥之不去，甚至还可能加深。因为在得到一件事物，尤其是权力后，人们要比在未得到它之前更在意、更警惕，得而复失的痛苦要更甚于求之不得。这就是人性。直到看到了那篇祷书，成王才真正明白了周公的伟大：我掌握权力，只是要让权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去占有它，把它当成满足自己私欲的财产。对于我来说，权力是一项沉重的责任，以前没人能够挑起它，所以我只好勇敢承担。现在，我亲爱的侄子，我的君王，你已经长大了，你的肩膀应该要学会挑起这个沉甸甸的天下了。那么，就让我放下来吧！我放下的不是权力，而是一个负担，一个我们姬家一代一代都必须背下去的负担。在称王七年后，周公正式将权力归还给了已成人的侄子姬诵。《史记》上记载，周公称王时是面南背北而坐，接受诸侯的朝拜的（南面倍依以朝诸侯）。我们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样坐的。归政后，周公是面向北方站在臣位上，以谨慎恭敬、仰慕畏惧的态度来对待高坐在宝座上的侄子成王姬诵（北面就臣位，堏堏如畏然）。有些人，犹犹豫豫舍不得放下权力，或者虽然放下了权力，但放不下架子，动不动就摆自己的老资格，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对于自己的后辈尤其如此，哪怕后辈已经是事实上的掌权者、负责人。而这恰恰是“当权派”们最厌恶也是最忌讳的。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不识相的“相臣”，他们也许劳苦功高，甚至有“拥立君王”的大功，但因为后来放不下架子、摆不正位置，狂妄傲上，还习惯性地批评和干涉君王行使权力，最终导致了自己悲惨的结局。比如春秋时期的伍子胥，逃到吴国后，助公子光登上了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他辅佐阖闾，使吴国国富兵强，并与著名的兵家孙武共同策划了对强大楚国的战争，一举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吴国因而得以称霸天下。阖闾诸公子争夺储位，伍子胥在阖闾面前冒死相争，极力推荐夫差。夫差被立为太子后，曾感激地对伍子胥说，将来登位后愿把吴国分一半来感谢他。可是后来如何呢？夫差听信伯嚭的话，封了一把剑让他自杀。伍子胥仰天长叹小人进谗、君王昏庸，还气愤地对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梓树，将来长大了好（给吴国）做棺材；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都城的东门上，好让我亲眼看到越国人打进来灭掉吴国。”吴王听到这番话，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后人常为伍子胥的遭遇扼腕叹息，以为是小人得道，忠臣屈死，昏君亡国的故事。其实照我看这是可以商榷的。伯嚭固然是小人，伍子胥固然是忠臣（对吴来说），夫差却不能算是昏君，反而称得上一代枭雄。他的父亲阖闾在入侵越国时被越王勾践打败，回来后不久就郁闷而死。勾践发扬了“趁你病取你命”的钻空子精神，反过来讨伐吴国。即位后的夫差于夫椒（今太湖南部）一战大败越军，将勾践紧紧围困。勾践跪地求饶，自称亡国臣民，他自己甚至执鞭给夫差当起了马车夫。夫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聪明、有抱负，也有魄力和能力，他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吃现成饭，而是开疆扩土，争霸天下。在他手中，吴以偏居东南一隅之小国，成为了齐、鲁、晋、楚等老牌强国畏服的对象。这样的英雄，怎么能算是昏君？他疏远且最后逼死了伍子胥，跟两人间长期的龃龉有关系，伯嚭的谗言不过是起了个导火线的作用。照我看来，这种龃龉伍子胥自身负有很大的责任。他在夫差面前常常处于强势地位，不服从夫差的政治、军事路线，对他的很多既定政策独持异议，很多时候更是把夫差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随便教训。夫差如果不听，他便大发雷霆，摆出一副“你不听我的，就等着亡国吧”的姿态。伍子胥虽为楚人，但楚平王杀他父兄，他早已视楚为仇寇。在攻下郢都后，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以满足自己报仇的快感，从而导致楚人丧失了对他的最后一点同情心。他最好的朋友申包胥还悲愤地跑到秦国，在秦庭下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王出兵干预。吴军在楚境内站不住脚，只好退返。这是伍子胥以私害公的不当之处。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吴国，对吴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可是，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不明白，自己只是个“打工仔”，吴国这家“企业”的老板是夫差。两朝老臣也好，功高盖世也罢，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君王之上。即便君王视你若父，你也不要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君王的爹了，可以对他颐指气使。尤其是对夫差这样雄心勃勃又刚愎自用之人，更不能如此。在这方面，周公要比伍子胥明智得多。在君即为君，在臣即为臣。拿得起，也放得下。因此他虽然和成王有过一些不可避免的误会，但最终还是能够冰释前嫌。周公虽然对待成王“堏堏如畏然”，但他并没有准备从此以后沉默是金，混个平安退休就算了。担子交出去，但对大周江山社稷的责任感他还是时刻放在心里。第一，他要给自己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因此，他对成王的教导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便是在流言风波发生后，他也没有就此钳口不言。他写作了《多士》《毋逸》等文，分析殷商灭亡、大周勃兴的道理，来劝诫成王不要骄奢淫逸、荒废政事。第二，他为周王朝制定了礼乐，用以明确伦理纲常、政治秩序，教化万民。他作《周官》，使百官各尽其职；作《立政》，使百姓各尽其利。第三，注意选拔人才。周公自己曾经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一沐三握发”是说他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和别人交谈；“一饭三吐哺”是说他吃一顿饭时，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些都说明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周公死后，成王与诸侯群臣打开金滕之书，看到了周公愿以身代武王去死的祝告册文。姜太公、召公和成王惊异地找来史官及其他一些当事人询问，得到的回答是确有其事，而且周公命令他们不能泄露出去。所有人都被周公这种舍己为国的情怀感动了。成王下令将周公埋葬在毕邑，伴随着文王。成王给周公这个待遇，表明自己是晚辈小子，不敢视他为臣，而视他为和文王一样的先君。他还破格允许周公的封地鲁国可行郊天之礼并祭祀文王，这也是天子才能享有的礼遇，成王以此来彰显周公的功德。第二章 管仲：春秋第一相
为国而死者，我们可以称其为国士，而为国而生者，我认为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国士。管仲就是这样一个“为国而生”的国士。他没有为主尽义，但他能够为国尽忠。他不是没有理想、没有热血的功利小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管仲的理想又岂是那些讲究愚忠愚孝的腐儒们所能知道的？在管仲的心目中，只有六个字——“定国家，霸诸侯”，这就是他毕生的理想，也是他最大的精神满足。1.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有一天几个人吃饱喝足后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诸葛亮大概是过于壮怀激烈，真气充盈丹田，便坐在那里抱膝仰天长啸（抱膝长吟）。在给大家制造完高分贝的噪音后，这位老兄还指着朋友们不客气地打击说：“你们这些人，吹得自己天花乱坠，将来顶多也就当个市长、县长这样的地方干部罢了。”崔州平、石广元这些人就不爱听了，说：“地方干部也不错啊！那你呢？你小子能当个什么？”诸葛亮却笑而不答，恨得众朋友们牙根直痒痒。其实诸葛亮的志向早就表露过了，司马徽就说他“每尝自比管、乐”。这里的管、乐可不是管弦乐器，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位名人：“管”是管仲，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的一代名相；“乐”是乐毅，连破齐国七十余城的燕国名将。诸葛亮拿自己和这两个人比较，那就是我孔明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之意。管仲，字夷吾，颖上人氏（今安徽颖上县），据说祖上原来也是姓姬的。考虑到三国时期贩卖草席、草鞋的刘备排排家谱也能称得上皇叔，我们把管仲看成是王室成员也勉强说得过去。不过，他的命运和刘备是一样的，都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年轻时候的管仲为了谋生，就去做生意。不过估计以他的资金实力，不做那种“没本钱的买卖”就不错了，顶多也就像刘备那样，当个小商小贩而已。古代有所谓“行商”和“坐贾”之分。坐贾一般有比较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囤货仓库，从外进货或自己制作商品然后出卖，这需要一定的资金实力。行商则多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们，也就是被古人贱称的“贩夫走卒”之辈。而管仲做的就是一个“行商”。这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耻辱。因为他祖上是王室，即便到了父亲管庄这一辈，也还当过齐国的大夫。到了管仲这一辈，虽然已经穷得家徒四壁了，但至少也还算是一个“士”，比起一般人来还是要强一点。春秋时代统治阶层大致分为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士为末等贵族，而按平民所从事的四个职业等级来分，士、农、工、商，士也是头等平民。不过不管怎么算，一个“士”去经商，还是行商，在当时来看都是一件很卑贱的事。管仲当然想当官，这是一个士人最好的出路。但他一直没有碰到好的机会，而生存是第一位的。对于管仲来说，不但要生存，而且还要讲究生活品质。史书上就有记载，管仲为相后的私生活是非常豪华奢靡的。所以经商虽然卑贱，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去干了。当不了官，那先挣点钱也不错。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管仲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是一个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必须具备的处世态度。他不会像某些迂腐的读书人那样，把身份、等级看得那么不可逾越，像伯夷、叔齐那样“饿死不食周粟”的事情他是不干的。只要不违背基本的道义，又何必拘泥于一些古礼古制、愚忠愚孝呢？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他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后又投靠公子纠的政敌公子小白（齐桓公）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为什么能够率先在齐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让齐国全面强盛，最后称霸天下的原因之一。不过，做行商也还真是有好处，如果说原来管仲读过万卷书，那么他现在也行过了万里路。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也由此认识到了底层社会各种各样的现状，为自己今后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打下了基础。不过滑稽的是，管仲虽然有志投身商业，在这方面他却并没有显露多有天赋。买卖做来做去，赚的时候少，赔的时候多。好在他的生意伙伴一直都很挺他，在他亏了的时候还愿意再拿出资金投给他。这个人就是管仲的“发小”鲍叔牙。鲍叔牙，颍上人，跟管仲是老乡，两人从小玩到大，感情不是一般的深，那是相当的深。鲍叔牙对管仲这一生所起到的作用，那也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相当的重要。两人小时候在一起玩、一起读书、一起惹事。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少年时代的管仲恐怕是常居于主导地位的，鲍叔牙就是那个读书不如自己同伴、惹事不如同伴，还常常替同伴背黑锅的跟屁虫。鲍叔牙的家境要比管仲好很多。长大了两人合伙做生意（估计管仲也就占个干股，主要本钱都是鲍叔牙掏），如果运气好赚到了钱，管仲会把大头分给自己，小头分给鲍叔牙。别人看不过去了，对鲍叔牙说这个管仲太贪婪了，连最好的朋友都黑，赶紧撤资吧，别跟这样的人合伙了。鲍叔牙却一点也不在意，还替管仲辩护说：“唉，你们不知道，管仲他家穷啊，如果不多分点怎么养家呢？这是我情愿的。”管仲一心想要从政，他知道，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够不负胸中所学，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于是便到处托人找路子，终于得以在齐国为官。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想要做事的人常常被想要做官的人排挤，碰上一个和自己志同道合的老板也不容易，因此，管仲不受君主待见，被赶出了朝廷。他不甘心，哭着喊着回来了，结果不久又被轰了出去，如是三次。别人看不起管仲，说他太热衷于当官，却又难成大器，鲍叔牙说：“管仲是天生的政治家，之所以官运不济，不过是还没有遇上好的时机罢了。”眼看公务员的饭碗是端不上了，管仲便去报名当兵，想走部队转业的路子。倒霉的是那正是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各诸侯之间不是今天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打你。管仲三次被派到了前线，三次都当了逃兵。又有人看不下去了，就说管仲这个人贪生怕死，连一点勇敢牺牲的精神都没有。鲍叔牙这时候又站出来说：“管仲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他要是战死了谁来替他养老送终呢？所以他不得不当逃兵啊！”照我看，管仲当兵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混口饭吃而已。他不是一个好士兵，也不打算当一个好士兵。他留下有用之躯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在刀枪剑戟之下浪费掉呢？对于国家来说，他还有更大的用处。当然，管仲也不是只知道消费自己的朋友，他也很热心地想帮鲍叔牙做点事。很多次无需朋友说话，他就主动忙活上了。谁说管仲不讲义气的？不过兄弟……还是谢谢了，以后不敢劳您大驾了！每次管仲忙活完，不但没能帮鲍叔牙解决问题，还常常给他增加了新的困难，搞得鲍叔牙恨不得去撞墙。旁人再一次看不下去了，说这个管仲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是个没本事的人。鲍叔牙还是替他解释，说不是这样的，管仲之所以屡屡给我帮倒忙，只是点儿背，没有好机遇罢了。太伟大了！太令人感动了！每次当我看到这些史料，都有此感触。人生得一知己不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管仲能得鲍叔牙为友，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管仲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经常套用，来表达对朋友感激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他知道，是鲍叔牙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推荐他，才有了他做大事的机会。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春秋第一相”管仲。如果说，亲人和爱人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么知己就是我们在事业上不可或缺的。但知己和朋友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知己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的敌人可能比你的朋友更了解你。朋友可以是知己，但也可以不是知己，比如说只是棋友、笔友、玩伴，甚至是酒肉朋友、狐朋狗友。而能称得上知己的朋友，就必须了解你的理想、思想、能力、为人、性格等，对你一贯抱有信心，并愿意全力帮助你实现人生价值。我们知道，伯牙与子期是知音，在音乐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理解，只有子期明白伯牙的琴音，子期一死，伯牙就觉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从此不再抚琴。但知音也不完全是知己，他们只是在某一件共同喜欢的事物上有着交流和共鸣，在其他的事物上却不一定有。双方的了解是较为单一、狭窄的，不如知己那样是全面地了解对方，无偿地为对方付出，把对方的成就看成是自己的成就。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朋友，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但知己是不会太多的。找到一个能真正了解你的人何其不易，而他还能不讲任何条件地支持你，以你为荣，这就更为难得了。但是，一个成大事的人是非常需要一个知己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给自己以动力的。什么知遇之恩、推荐之德这些固然重要，不过我觉得，能让鲍叔牙对管仲如此关注、关心，心甘情愿为他效命，那也正说明了管仲具备一种不平常的人格魅力，而这，就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2.欲谋事，先谋身
在古代，臣子们经常会为了“争国本”而纠结成党，互相斗争，连皇帝都弹压不下。所谓“争国本”就是争太子之位，很简单，捧对了人，那臣子就有了拥立之功，自然会在新的朝局里占据重要的位置。明朝万历年间，朝臣们为立太子一事不惜与皇帝杠上，训斥、罚俸、贬官、廷杖，都不能使他们稍作退让，直到皇帝无奈妥协为止，就是因为这帮人知道，万历皇帝在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自己的政治生命要想不随先皇殉葬，就得抢先为自己先谋到进身的余地，也就是说先为自己找好下一个饭碗。清康熙晚年上演了一出九王夺嫡的闹剧，朝臣们各保其主，争得是头破血流，结果皇子们疯的疯、废的废、囚的囚，大臣们贬的贬、关的关、杀的杀，连几位相臣佟国维、马齐等都未能幸免，可这些都不能阻止满朝文武亢奋的党争之心。胜利者青云直上，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