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程恩富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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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试读：

前言

该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国内外广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联合主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的大型出版研讨会，100多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出席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国改革报》、《中国财经报》及人民网等各大报刊和媒体对本次研讨会和该书的出版发行予以报道，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篇推荐和研究性书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的编写和出版，主要是面向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具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为响应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号召和高校教学的需要，同时应广大读者和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部言简意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容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的基础上，将原来的五卷缩编为五篇，个别章节重新撰写。第一篇是经典作家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提炼；第二篇是中国篇，主要从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创新的角度，阐述了旧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和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第三篇是苏联俄罗斯篇，主要介绍了苏联建国前的俄国、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第四篇是欧美篇，主要介绍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对峙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思想流派；第五篇是日本篇，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日本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形成和流派。《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作者承担的写作分工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周肇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陶友之研究员共同撰写了第一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艳教授、漆光英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郝国喜教授共同撰写了第二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李新教授、姚鹏、刘军梅、赵晶晶、赵升平、王波业撰写了第三篇；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朱奎副研究员撰写了第四篇；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张忠任教授撰写了第五篇；朱奎协助主编统稿。

十分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和东方出版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对资深编辑孙志坚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本书参考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程恩富2011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典篇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

19世纪4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居统治地位，该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充分显露出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要求自己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出路作出理论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开始，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实现其全部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全面变革，完成了政治经济学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1)的建立以《资本论》的完成为标志。一、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于19世纪30~90年代。这期间，资本主义在西欧主要国家已经取得了反对封建制度的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开始牢固地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利。随着英、法、德等国产业革命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的发展变化，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业已成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一）经济条件

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开始牢固地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经济条件。

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到19世纪30~40年代，产业革命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整个国家各主要生产部门普遍地采用了机器，原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被新的现代工厂制度所取代。因为，随着18世纪60年代以来从轻工业开始的产业革命，使轻纺工业首先实现了机械化之后，这时重工业的技术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重工业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为现代工厂制度的完成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法国和(2)德国的产业革命起步较晚，但情况与英国类似。（二）政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在英、法、德等国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找到了客观依据。而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英、法、德等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兴起，又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斗争，最著名的就是英国伦敦三次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两次丝织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些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不仅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政治要求。这一切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理论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前人三个理论来源的基础之上的，即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1. 德国古典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在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1）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它的对象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绝对精神”。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精神或概念辩证法。在他那里主观辩证法不是现实世界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在他看来，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不过是精神或概念辩证法的表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糟粕，吸取了它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3)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宣扬了唯物主义。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离开意识或精神而独立存在的，是感觉和认识的来源。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所谓精神“外在化”为自然的学说不过是改装了的上帝创世说。费尔巴哈坚持认为，人是自然的最高产物，人的认识不过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存在是主体，思维来自存在，存在决非来自思维。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而人类全体的认识是无限的。他还认为上帝和宗教不过是由于人们无知，对自然现象抱有幻想和恐惧，以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而加以崇拜的结果。因此，上帝的本质不过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在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上，费尔巴哈始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根据意识形式以及相互更替的宗教来区分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他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唯物主义，他的全部论断的基础是抽象的人，即生物学上的“一般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人们之间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决定的。由于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也就无法理解宗教也无非是人们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不能揭露宗教的阶级根源。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有过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摄取了“基本的内核”，摈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和宗教伦理的杂质，使唯物主义发展为完全科学的哲学理论。

2. 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的经济理论基础，主要是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上看，他们一开始就把这一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并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及其生理结构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就为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看，他们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内在联系，一开始就对商品、价值、货币作多方面的研究，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中，基本上揭开了价值的秘密，即劳动决定价值、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还不了解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他们注意的是对价值量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本能使他们忽视了对价值本质的探讨。三是从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上看，他们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来源。他们不仅确切地了解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而且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四是从研究的目的看，他们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讴歌新制度，批判旧社会，维护了作为先进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起了不可磨灭的进步作用。他们探索新制度内在联系的科学结论，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准备了良好的政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继承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但是，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制度，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自觉地确定为研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由于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他们基本上不懂得创造价值的劳动具有二重性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因而也就无法认识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是怎样同时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4)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因此，他们既不能充分理解商品交换的矛盾，也无法理解货币的根源、本质及其职能。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总的评论时指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5)余价值。”这个错误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得出一系列错误结论。

3.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他们对未来社会作了天才的猜想，并论证了新制度较旧社会具有无限的优越性。这些闪耀着人类智慧火花的预见和猜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完成是有重大意义的。二是他们提出了实行社会改革的方案。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中，劳动将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快乐事业，而不再是人们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新制度下，将消灭旧的分工，实行工农结合，消灭城乡对立和脑体对立；整个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而劳动产品也将按劳动，或按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国家职能将变为生产管理机构，而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三是在方法论上他们接近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尽管他们的体系不同程度地带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但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却提出了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的思想。正因为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某种唯物主义思想，使他们在经济学说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东西。这表明，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立物，在加速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进程方面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不能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找不到实现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的阶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19世纪初期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6)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综上所述，在19世纪初期，欧洲的工业革命、工人运动和理论研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由于综合了人类先进思想一切优秀成果，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遗产，经过革命实践的历史性变革才最终完成。二、初创时期（19世纪40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是在青年时期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一个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后来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化。他们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有神论，主张哲学应该积极地对待现实，并开始运用哲学观点致力于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发展走向成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一）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观的转变

1. 马克思经济观转变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主张哲学应该积极地对待现实。1842年初，马克思写了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坚决谴责普鲁士整个国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作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842年4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10月15日起，马克思担任了该报的主编。从此，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对专制制度及其御用工具的批判也日趋尖锐。

马克思为了坚持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的立场，运用哲学观点开始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莱茵省议会支持对砍伐林木的人加重治罪，甚至对捡枯枝的贫民也实行严厉惩罚的法案是十分荒唐的。这表明省议会不过是保护私有制的机构，而且整个国家也不过是私有制的保护者。他指责普鲁士国家已经堕落成为按私有制的性质而不按自己本身的性质来行动的组织，力求揭示私有制与国家政策的内(7)在联系。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对普鲁士国家的反动实质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当时有人企图把摩塞尔的酿酒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成是自然条件不佳和个别官员失职造成的。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着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8)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能够站在这种立场上观察问题，就不会忽左忽右地去寻找人们的善意或恶意，而会准确地把人民的苦难归之于这些客观关系的作用，即归之于国家方面。文章严重触痛了反动制度的疮疤，为了把批判同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和国家，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左派分子阿尔诺•卢格等人共同创办了激进刊物——《德法年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致卢格的书信》。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天才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英国状况》也发表在《德法年鉴》上。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间虽然很短，但为马克思经济观的转变提供了条件。由于他积极参加了当时实际的政治活动，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他不仅热情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通过社会实践的斗争，马克思逐渐发现经济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促使他关心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这一期间发表的著作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和思考，标志着他们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立场上来。

2.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在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青年黑格尔主义的一个反动流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进行批判。这个流派不仅坚持思辨的唯心主义观点，反对干预政治和社会现实问题，而且醉心于自满自足的“批判的批判”。他们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过程中最初接触到的思想，即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一样，共同根源在于当时称之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他们写道：“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象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9)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这就相当明白地说明了使市民社会联系起来的“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即人们之间的经济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责鲍威尔等人，企图超过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而去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神圣家族》作为哲学著作，没有涉及过多的经济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为对经济问题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以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对立。他们推崇前者，抨击后者。他们写道：“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认真地对待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和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关于自(10)身的这种看法而承认自己是真正违反人性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蒲鲁东与众不同，只有他才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11)系的伪造者”。其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观”同它的本质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去揭示这种矛盾的根源、实质及其发展趋势，而不是用道义的谴责和是否合乎“人性”来衡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他的观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发展的。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正在逐渐摆脱价值（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和竞争的影响而偶然决定的观点，并把劳动时间看作是决定价值的“本质”要素。至于除“本质”要素之外，是否还包括“劳动材料”或“预付费用”等因素，以及竞争是否决定价值等，他们都没有论及。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鲜明地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了。

3. 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通过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断发展，而鲍威尔等人的反动活动又日益嚣张，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感到有必要在《神圣家族》的基础上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进行进一步的清算。为此，他们立即着手写作他们的第二部合作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该著作完成于1845~1846年，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占着主要地位。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初次详细地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虽然不曾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接触到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有：一是以真正科学的方法武装了经济科学，这个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对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的客观性质作了明确的阐释。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是受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12)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三是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这个重要的经济范畴，并根据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不同而不断变化，同时说明了所有制各种历史形式如何相互更替。并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其后又逐渐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与生产力相矛盾。解决的办法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则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总之，从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观转变来看，至少有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观的转变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来自社会革命实践。如1848年革命前夕笼罩着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束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转变是有积极意义的。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开始分析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揭露普鲁士专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反动作用。他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在封建贵族、土地所有者和资产者的奴役下的悲惨处境，控诉专制制度的极端黑暗和不合理，公开为“穷人”“要求权利”。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观的转变不单是立场的转变，还来自理论斗争需要。在理论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反对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转向接受这一理论，并把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作为与青年黑格尔分子斗争的理论工具。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观的转变来自唯物史观。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合作是短暂的，但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接受劳动价值论的时间。这个重要的理论进展之所以发生在这个时期，是同他们在此期间完成了唯物史观是分不开的。因为，人们的生产活动、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它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它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观转变阶段的结束和无产阶级经济学产生阶段的到来。（二）恩格斯最初的经济观点

1. 恩格斯最初经济观点形成的社会条件

1839年三四月间，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他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的愚昧无知和伪善，认为工人和劳动者的非人生活不过是他们长期遭受残酷剥削的结果。

1842年在英国期间，他继续研究英国经济情况和无产阶级斗争状况，密切注视英、法、德、比利时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他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和文章，对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作了评述。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在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843年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13)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研究了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穆勒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恩格斯在英国居留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表明，他已经独立地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如果说，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哲学批判实现的，那么，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立场，更多的是对英国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的深刻理解的结果。

恩格斯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包括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已经占了主要地位。他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他们的社会作用时，已经得出无产阶级是实现英国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的重要结论。特别是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他已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2. 恩格斯最初经济观点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恩格斯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写成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系列经济现象作了精辟阐述的杰出著作。这部著作的伟大意义在于：一是它突出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作用，第一次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用的经济根源；二是第一次论证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了英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平行发展而不结合的不幸，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三是深刻地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律。

1843年底至1844年初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处女作，发表在《德法年鉴》上。文章一开始就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蔑视这种教条，他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因而是历史的、暂时的。该文的主要经济观点：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重商学派以及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派。恩格斯虽然尚未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但实际上已经指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矛盾的加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也越加强。二是抨击了马尔萨斯的反动理论。他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14)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三是指出了私有制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基础，因此对私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范畴要展开彻底的批判。四是阐明了私有制产生商业，商业引起价值、工资、利润、(15)地租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的观点。恩格斯在探索价值在生产上的意义时，探讨了效用与价值的关系，这成了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16)分发挥了的“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这一理论的萌芽。按照这一原理，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在决定生产时，仍然要正确处理社会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要量与社会用于生产的劳动总量在各个特殊部门的分配关系问题。五是指出了私有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分裂，使利润成为可能，并使一部分人成为资本家，另一部分人成为工人。而土地脱离资本和劳动，又使地租得以产生。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私有制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不谈，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现象就不会存在。在这里，他已经看到了竞争和垄断之间的联系。竞争转化为垄断，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17)这后来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六是从竞争规律中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结论。他指出，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18)现”。这就势必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使亟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增加，其结果必然会引起社会革命。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并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这些分析和批判以萌芽形式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基本原理。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济科学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没有区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尚未认清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意义，把价格同价值的背离看作是价值的破坏，是商业道德的丧失。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到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三）马克思最初的经济观点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深入分析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认清这个制度的本质以及彻底变革它的正确途径。马克思早期的经济观点，体现在他对西方经济学家一系列著作的研究并作的读书摘录中。共有三个手稿：第一手稿共36页，标有“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题。第二手稿只剩下4页，内容是关于私有财产关系。第三手稿写在17大张纸上，内容包括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及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这显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著作草稿，亦即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把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类本质，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异化的扬弃所实现的人的类本质的复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体现了他早期的经济观点。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财产发展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不过是私有制度历史演变在资产阶级学者头脑中的理论反映。私有制使劳动异化，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工人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的直接基础则是物质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所造成的。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一开始就抓住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主要分配形式。他试图从这三种分配形式入手，追索它们借以产生的共同基础——劳动异化和产生这种异化的私有制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有以下观点：（1）在探讨异化劳动时，马克思重点探讨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异化概念最早出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看来，异化只是精神的一种产物；但在精神即抽象思维领域中不存在任何异化，因为精神即自我意识不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为的。费尔巴哈与此相反，他认为，异化并非精神的产物，而是实在的人的一种产物。但在存在即可感觉的现实领域中不存在任何异化。他根本不理解存在同时是社会特定的、由人本身所创造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异化学说的合理内核，用来分析“当前的经济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随着工人生产的财富的增长，工人的生活日益贫困。马克思把异化分为两种，即意识的异化和现实生活的异化（即经济生活的异化）。与此相适应，克服异化的方法也包括两个方面。而私有制的扬弃则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样，马克思就把注意力从意识和精神方面转向经济方面和现实生活方面。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二是劳动的异化。所谓劳动的异化，即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就势必产生这样的反常现象，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19)强制劳动。三是人的“类生活”的异化。“类生活”是费尔巴哈的术语，表示“真正人的生活”的概念。他认为，真正人的生活是以“爱”为前提，以“友谊”和“善良”关系为前提的。而人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对立和敌对关系不过是人的真正本质，即类本质的异化表现。马克思认为，类本质的退化或“人同人相异化”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所造成人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要恢复正常的、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联系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根本改造所有制关系，改造社会才有可能。费尔巴哈的“爱”的说教，或以另一种高级的宗教代替传统的宗教，只能是一种幻想。（2）在分析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关系时，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劳动异化的原因和基础，劳动异化使私有财产不断得到再生产，私有财产不过是异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因此要消除劳动异化，使工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解放，必须使社会从私有财产下解放出来。（3）在分析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马克思首先研究了工资。在此期间，马克思几乎是全面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认为工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决定的。而这种斗争的结局，胜利者总是资本家，失败者总是工人。这是因为资本家既掌握着工人劳动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又占有着工人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提出的苛刻条件，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马克思从这里看到，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对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来讲是发财致富的根本，而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4）在探讨社会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时，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有三种情况。一是意味着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被剥夺，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二是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这一切的后果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械般的劳动。工人越被贬低为机器，他就越受市场价格波动的控制。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队伍的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这就使他们的价格更加降低。三是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资本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沦为工人，从而技术工人队伍增大，不仅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并使工人更加依赖少数大资本家。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他以后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某些方面。马克思的分析不仅接触到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后果，而且涉及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和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即“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20)现。同时，“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因此，解决劳动异化和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必然是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变革。（5）在研究资本家追求利润而产生的后果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家总是处于优越地位，得到“双重的好处”。一是分工为资本家提供了增加利润的条件。二是人的劳动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三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是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的。斯密认为，对抗资本家追求利润和抬高价格的最好办法是竞争。而马克思则认为，竞争和垄断是由资本的本质决定的，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决不是和资本相敌对的。竞争是许多资本相互排斥的表现，它一方面促进资本积累，加速技术革新，推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它将使大资本不断战胜小资本，最终导致少数大资本的垄断。（6）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时，马克思根据斯密的观点，认为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以及土地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从上述前提出发，马克思分析了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他认为，地租实际上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土地所有者是社会一切利益的榨取者，因而它同社会是敌对的。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在土地所有者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对立上，马克思赞赏李嘉图等人的观点。在后者看来，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始终是对立的。土地所有者依据他们占有的土地不劳而获；而租地农场主，不论是工场手工业时代，还是工厂生产初期，在英国都占人口的大部分，他们雇佣工人而生产的成果，相当一部分要作为贡赋交给土地所有者。这种情况无疑要引起农场主、工人以及社会其他部分对土地所有者的敌视。（7）在分析社会未来发展趋势时，马克思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共产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一是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废除私有制的高级形式，亦即废除人的任何异化现象之后的社会高级形式。二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阶段将使人得到充分发展，使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一致。三是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在私有制社会内部准备好了的。但是，“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21)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构成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最初经济观点。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观点不是很成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或评论。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成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上大做文章。毫无疑问，异化理论作为理论认识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异化这一概念本身是过于一般化的，在详细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本质，特别是表达经济关系的量的规定性时，是不尽适用的。因此，马克思此后不久也就有条件地使用这个理论工具，代替劳动异化的主要是劳动价值论。这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些经济观点，尽管是不成熟的，或是不全面的，但对他以后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三、发展时期（19世纪50~60年代）

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在新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等，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一）马克思经济思想研究方法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1847年马克思的论战式哲学与经济学著作《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

1. 在《哲学的贫困》中的研究方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反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的主要论著之一。《哲学的贫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揭示政治经济学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蒲鲁东在人类历史中看到了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但他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发展和如何发展，而不得不归结为“一种普遍理性的自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根源在于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其他，正在于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二是认为对经济范畴的不同理解，就会产生性质不同的经济学。蒲鲁东把经济范畴视为人们的“观念”或“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因而他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并将现实关系看作是抽象范畴的体现。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武器，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以科学的准确性提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就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三是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联系。他指出，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生产，人们在生产中也生产出这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22)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阐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彻底分析了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揭穿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并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线。同时，还以许多篇幅论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工厂的某些特点，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一切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但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对这一方法作集中和正面的论述，是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详细地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说明了从抽象到具体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历史过程）的一致性，从而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叙述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1）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实在事物和具体事物开始。例如，人口是由阶级构成的，如果离开阶级来分析，“人口”就变成空洞的抽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分析阶级，就会碰到“雇佣劳动”和“资本”等形成阶级的前提，就会碰到价值、价格、货币、劳动力商品等一系列经济范畴。可见，从具体事物开始叙述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是不正确的；第二种是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简单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出发，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体系。这种分析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这种方法离不开第一种方法，它是第一种方法发展的结果。（2）马克思指出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是相互联系的。他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并不意味着排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过程为前提的。同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运动和客观经济发展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客观经济关系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而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也是从简单的低级关系开始，逐渐上升到复杂的高级关系的。所以，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方法同现实历史发展的关系是一致的，逻辑的方法是符合历史的真实进程的。但是逻辑思维的进程和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只能是大体一致，并非绝对一致。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往往出现例外或偶然的情况。逻辑思维对历史的反映，也不是简单地、直观地、摄影式的，而是排除种种偶然的和例外的情况，作本质的反映。（3）马克思强调经济范畴的历史性。他认为，即使是最抽象的范畴，甚至由于抽象而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23)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4）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精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他指出：摆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可从物质方面和社会形式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前者是工艺学的对象，后者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的社会形式不外就是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孤立个人的企图，指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既然社会生产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要素的统一，那么，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必然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关系的统一。因此，政治经济学只有弄清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各自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揭示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这就为政治经济学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部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重要文献。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经济理论著作中看，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

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两部著作中。

1.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济观点《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产生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目的是让工人阶级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该书中所阐述的基本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工资开始的。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着一种麻痹工人意志的说法，即工人用自己的劳动获得“公平的工资”，厂主用自己的资本，取得“公平的利润”。资产阶级热衷于这种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工人的说教。而一些社会主义者则设计种种方案，幻想提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比例，从而制造和谐一致的社会。马克思驳斥了这些谬论，揭示了工资的本质。认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资本家按工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支付工资。因此工资不过是工人出卖的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既然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么供求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认为，供求关系是由商品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到生产费用以上，大量资本会向这个繁荣的部门转移，这种现象一直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到普通水平为止。反之亦然。马克思还指出，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因为需求总是与支付能力相适应的，而不是人的自然的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同需求者的产品的生产费用分不开的。这就不难看出，需求和供应的波动，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在回答生产费用决定价格和由劳动时间决定时，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他写道：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生产费用本身是由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组成的，它们都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既然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是由生产它的生产费用决定，那么劳动（力）本身的价格也(24)是由生产劳动（力）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2）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为“资本”这个重要范畴下了经典性的定义。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25)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到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26)值”。这个附加价值就是后来导致整个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剩余价值。（3）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他指出：资本只有同劳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起来。雇佣劳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就会灭亡。资本若不剥削劳动就会灭亡，(27)而要剥削劳动，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就是资本对工人统治权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里，无产者的命运始终是取决于资本的。（4）马克思对生产资本作了有价值的分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把生产资本分为三个部分，①供加工用的原料；②机器和开动机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物等等；③用于工人生活费的那部分资本。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曾把①与②归结为不变资本，把③归结为可变资本，但马克思已经提出前两部分资本的共同点是，它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它们并不创造价值，也不能改变自身的价值量。而生产资本的第三部分，即用于工人生活消费的那一部分，亦即变为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将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而相对减少。同时，他不仅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基本思想，而且对资本有(28)机构成的提高对无产阶级带来的影响也作了科学的概括。

2. 《工资、价格和利润》的经济观点《工资、价格和利润》是1865年6月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他是针对国际委员约翰•韦斯顿关于货币工资普遍提高对工人无益，从而工会活动“有害”的主张所作的报告。为了批判韦斯顿的机会主义观点，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第一次论证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性质，重点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和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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