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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启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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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学

旅游文化学试读:

前言

随着旅游的深入开展,旅游者的需求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景区景点表面的观赏,而是需要了解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因此各地的竞争也由原来简单的资源竞争转向文化竞争。各地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以提升其竞争力,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作为未来从事旅游工作的生力军,我们更应该对我国旅游文化有较系统深入的了解,这是旅游“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便学生更好地掌握旅游的特征,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更好地发掘旅游的文化魅力,发挥专业特长。目前市场上已有很多旅游文化方面的教材,其中不乏精品,很多教材也反映了当前旅游文化学术前沿的东西。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教材使用,有些显得重理论而轻实用;有些则偏重实用知识,缺少理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实际教学之间有一些差距,正是这些差距的存在,使我们有了努力的方向和提高的希望。我们几位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借助浙江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这次机会,并结合自身多年教学经验以及学生反馈信息,编写了这本《旅游文化学》。

本教材的结构安排按照先理论后实用知识的顺序编排。全书共八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旅游文化理论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旅游文化的概念、特点、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传统。第二部分是具体旅游文化形式,其选取了一些与日常旅游活动结合紧密的知识来进行编写,其中包括:第三章中国旅游历史文化,重点介绍我国历代官制科举、古代姓氏称谓以及传统思想和文化传媒;第四章旅游文学艺术,主要介绍常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如诗歌、游记、楹联、书法、绘画、戏曲等与旅游的关系;第五章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主要对古代建筑发展历程、建筑构件及古代宫殿、陵墓、园林等进行介绍;第六章宗教旅游文化,主要对世界三大宗教及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进行介绍;第七章旅游民俗文化,主要对汉族民俗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民俗进行介绍;第八章饮食文化,主要介绍著名菜系、传统酒文化、茶文化。本教材所选取的实用知识都是与旅游关联紧密的专题,是旅游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知识。

本书既可以作为旅游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旅游爱好者自学参考书。为教学和实践探索服务是本教材编写的初衷,但是旅游本身是一项综合活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植根于旅游之上的旅游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教材编写内容的选取上,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但是其中不乏我们的一点研究心得和体会,希望能和各位读者分享,并能启发读者做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本书是合作编写的成果。由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和保定学院的老师共同编写。本书编写分工如下:贾哲编写第一章,康晓梅、秦安臣、张启编写第二章,武国强编写第三章,张启、贾哲编写第四章,康晓梅编写第五章,张启、贾哲、杨建立编写第六章,葛静茹、赵雄伟编写第七章,钟伟编写第八章,由张启、秦安臣、康晓梅编写大纲,由张启、康晓梅总纂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编者来自各个不同院校,书中有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9月

第一章 旅游文化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旅游的产生;掌握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掌握旅游文化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旅游文化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的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旅游文化事业不断发展,个人收入和闲暇时间不断增加,交通、信息条件不断改进。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及其品味。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高层次旅游生活需求之一的旅游文化业,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旅游消费方向。

随着近几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作为国民经济产业部门之一的旅游业,虽然是以实现经济效益为目的,但它是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因为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以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为意趣的文化消费者或审美消费者。因此,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第一节 旅游与文化

一、旅游的产生

旅游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旅游的产生源自于早期人类的迁徙活动与旅行行为。从人类历史来看,旅游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限定在有闲阶层中的古代旅游,其特征是以游乐为主,规模较小;二是开始普及到中产阶层的近代旅游,它源自于人本主义意识和科学技术进步,并直接促成了现代旅游业的出现;三是社会大众共同参与的现代旅游。

(一)人类的迁徙活动

迁徙行为,是人们出于谋生的目的,或者出于自然原因(如气候、天灾等对生存环境的破坏),或者出于人为原因(如战争)的威胁而被迫离开定居地,在新的定居点定居下来,不再回到原来的定居点。如非洲原始人类向亚洲、欧洲的迁徙;亚洲东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通过白令海峡向美洲大陆迁移,成为那里的原始居民。迁徙与旅游的区别在于:①迁徙的目的是为求生存而不是消遣游玩;②迁徙离开原来居住地不是暂时的。

在原始社会的前期,人类主要是用石块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靠渔猎和采集为生。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和生产力的低下,人类生存无时无处不在自然灾难侵袭的威胁之中。到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一时期中,畜牧业和原始农业开始形成和发展,从而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但是,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都未能改变当时人类社会生产的落后面貌,人们的劳动所获,除供自己使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物,人们的社会活动基本上也只限于在自己的氏族部落范围内进行。上述情况说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止,由于缺乏劳动剩余物,人类还不存在有意识地自愿外出旅行的需要。

因此,这一时期人类客观上既无旅行的物质基础,主观上亦无外出旅行的愿望。当时人类迁徙活动的被迫性和求生性都说明它们不属于现今意义上的旅行和旅游。

尽管上述的迁徙活动并不符合现代的旅行概念,但客观上“迁徙”和“旅行”却有着共同的外部特征——空间转移。不同的是,前者是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而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自然行为”;后者却是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具有明确目的意识的一种“自由行为”。

(二)人类旅行的产生

旅行,是人们出于迁徙以外的任何目的,可以是经商、学习,也可以是旅游,而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到异地作短暂停留并按原计划返回的行为。旅行与迁徙的区别在于:①两者目的不同;②旅行离开后一般还要返回原来住地。

旅行又不同于旅游。现代汉语中“旅行”和“旅游”二词大体可以相通,但严格地说,两者是有区别的。旅行与旅游的区别在于:①两者目的不同。单纯的旅游是指人们出于消遣性目的而暂时离家外出的活动;而旅行则是泛指人们出于任何目的,如商务、求学、打工等,往来于不同地点间的空间转移活动。②离开时间不同。旅游,人们在完成目的地访问活动后,必须返回其原来的居住地;旅行则不一定。③内容不同。旅行仅仅是为了完成某个动机的一般空间流动过程,旅游则包含旅行和游览。有旅游必定有旅行,有旅行不一定有旅游;旅游者同时是旅行者,旅行者不一定是旅游者。

旅行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伴随商业活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商业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人类从流动性生活走向定居化,标志着人类智慧的进步、理性的提高和劳动创造的文化意识的发展;其次,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改进,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增多而产生了手工业,并从家庭劳动中分离出来;再次,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得从事不同性质劳动的人员的劳动及其产品需要进行交换,互补有无,因而,许多产品的生产目的已不是单纯为了自己消费,而更多是为了交换。这就标志着人类的剩余劳动产品已逐渐转化为商品,故商业也应运而生了。商业的发展促使商人四处奔走,去了解其他地区的生产和需求状况,到其他地区去交换自己的产品或货物,由此便产生了对外旅行的需求。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商人们已“遍走了他们所知道的世界”。所以,就整个世界而言,可以说是商人开创了旅行的先河。人类有意识和自愿的外出旅行活动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在奴隶社会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所以,旅游行为虽然孕育于人类的迁徙和旅行行为中,但迁徙和旅行都不是人类纯粹意义上的旅游行为。

(三)“享乐旅行”的出现标志着旅游的诞生

旅游的产生,与人的本性有关。从本质上说,人是一种天生追求享受的动物。旅游者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形成,因为旅游者的形成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出游的动机。所谓“享乐旅行”,就是指出于消遣娱乐和享受人生价值的需要而进行的非功利性的旅行活动。古代这种“享乐旅行”,有的是自开始就具有非功利性享乐活动的自觉目的;而更多的则是在经商旅行过程中,留出一段时间所进行的游览观光活动。它标志着旅游的诞生,意味着旅游和旅行的分离。因此,“享乐旅行”实质上就是具有现代旅游意义和本质特征的古代旅游活动。

古代旅游的产生应以阶级的出现为标志。在奴隶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剩余物全部被奴隶主所占有,造成社会财富向少数奴隶主的集中。这些劳动剩余物除了用于祭祀活动外,还有供奴隶主及其家庭成员外出巡视和游历时挥霍,有闲阶级形成,旅游产生。《易经》中有“观国之光”一语,这便是“观光”旅游一词的由来。

二、旅游的定义

旅游(tour)来源于拉丁语的tornare和希腊语的tornos,其含义是:“车床或圆圈;围绕一个中心点或轴的运动。”这个含义在现代英语中演变为“顺序”。后缀-ism被定义为“一个行动或过程;以及特定行为或特性”,而后缀-is t则意指“从事特定活动的人”。词根tour与后缀-ism和-is t连在一起,指按照圆形轨迹的移动,所以旅游是指一种往复的行程,即离开后再回到起点的活动;完成这个行程的人就被称为旅游者(touris t)。

综合目前各个学派,“旅游”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

(一)概念定义

概念定义旨在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以确定旅游的基本特点以及将它与其他类似的、有时是相关的,但又与不同的活动相区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是艾斯特定义,它于1942年由瑞士学者汉沃克尔和克拉普夫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永久居留,并且主要不从事赚钱的活动。

(二)技术定义

技术定义用来为统计和立法提供旅游信息。各种旅游技术定义所提供的含义或限定在国内和国际范畴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定义的采用有助于实现可比性国际旅游数据收集工作的标准化。普遍使用的是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推荐的技术性的统计定义:旅游是指为了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离开他(她)们的惯常环境,到某些地方并停留在那里,但连续不超过一年的活动。

其他相关定义还包括交往定义、目的定义、时间定义、相互关系定义、生活方式定义等。

三、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旅游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一种生动反映,弄清旅游与文化的关系,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品位,对于提高旅游行业素质,增强市场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促进旅游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旅游的文化属性

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只有挖掘出文化内涵,它才会具备吸引旅游者的魅力。正如孙尚清指出的:“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在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这透彻地阐明了旅游与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1.旅游主体的文化本质

旅游作为一种跨时空的消费活动,它的广泛出现是经济发展驱使的结果,但一个人能否成为旅游者更需要内在的动因。正如先秦思想家墨子所讲:“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人类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随着收入的增长,必然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旅游活动更是文化驱使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社会文化与观念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旅游活动的兴盛,从客观条件看,是全球经济恢复、繁荣的结果,从深层次看,它是文化观念转变的结果。旅游作为自由生命表现的一种形式,摆脱了异化劳动的束缚。旅游需要主要属于精神性的享受和发展需要,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文化驱使的结果。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无法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也就不可能产生旅游。总之,从旅游者的角度而言,旅游尽管带有经济色彩,但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

2.旅游客体的文化含量

旅游的产生和普及,一方面是在于人类无限的“理性冲动”,即追求自由生命表现的内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受到旅游客体即旅游资源(产品)的吸引和激发,旅游客体所具有的魅力调动和激发了人们旅游的欲望和动机,并最终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旅游资源按基本成因和属性,大致可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人文旅游资源,无论是实物形态的文物古迹还是无形的民族风情、社会风尚,均属于文化的范畴。由各种自然环境、自然要素、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构成的自然景观,只有经过人为的开发利用,才能由潜在旅游资源变为现实的旅游资源。大自然从一般的精神客体转变为审美客体,即自然资源转变为现实的旅游资源,在人类历史上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事情。这种转变的发生,意味着自然界已成为“人化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规划者不反对自然美的客观性,但自然美无疑是通过文化来鉴赏、反映和传播的,只有当自然界的形式韵律与主体人的生命韵律形成某种“同构”关系时,自然界才获得审美价值。因此,山水美是思维的人类社会特有的概念,自然旅游文化资源同样也具有文化性。即使是自然美,也必须通过鉴赏来反映和传播,而鉴赏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具有文化性。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旅游资源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工业化促进了世界一体化,而世界一体化反倒使文化个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特色鲜明的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可起到垄断或近似垄断的作用,能不断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我国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固然也体现在自然景观的丰富多彩,但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人文旅游资源的绚烂奇丽。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说:“在近现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孕育了极其独特而丰硕的成果。众多的文物古迹、灿烂的文学艺术、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宏伟精深的思想宝库,构成了中国以古老东方文化为特色的国度形象,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旅游发展必然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3.旅游媒体的文化特征

旅游者以追求精神享受为目的,可以说是文化消费者。因此,旅游业的核心产品只能是文化产品或文化含量高的产品,旅游经营者只有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从交换中实现盈利的目的。正是因为旅游供求具有这样的特殊性,才决定了旅游业在具有经济特性的同时还具有文化特性,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文化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资源的开发者不仅要了解旅游资源本身的特征和功能,还必须了解旅游者所追求的文化特征,开发出满足各类旅游的文化旅游产品。旅游业的文化特征还渗透在各旅游部门的运行过程中,如现代旅游饭店,不是简单地提供膳食的场所,而是集膳宿、社交、娱乐、审美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因此,一个优秀的饭店,有必要不断提高餐饮、客房、娱乐等环节的文化品位,培养和提高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提供有情调的个性化文化服务。

(二)文化的旅游功能

旅游的文化性是其产业特殊性的集中表现。文化既是旅游业的物质资源基础,又是它的精神动力支撑。

1.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的旅游功能

文化作为人类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结晶,贯穿于人类的发展和演化的整个过程,从而构成了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及其内涵。这些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其特质有以下三个:第一,文化是人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物,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比如,原始的名山大川等自然物,不是文化,但经过人们用自己的智慧进行设计和加工后所产生的园林、景观则是一种文化,从而使旅游产品和文化融为一体。第二,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为社会所普遍享用的,具有强烈的大众性,从而为广大游客的参与提供了可能。第三,文化体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体现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比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体现的文化,不在于它们的外在建筑材料,而在于它们所体现的人类的科技水平和成就及其审美观念。

2.文化的基本类型决定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讲,每种文化都存在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文化的物质要素,也是文化的物质实体层面,一般称为物质文化,正是这种物质层面的文物遗址,为我们发展旅游提供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二是文化的行为要素,也是文化的行为方式层面,一般称为行为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行为要素为旅游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民俗风情。三是文化的心理要素,也是文化的精神观念层面,一般称为精神文化、心态文化或观念文化,如宗教情绪、道德情操等,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从文化的分类来看,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从旅游的视角出发,可分为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和媒体文化;从范围和时间的角度考量,可分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以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依据,可分为山文化、水文化等。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从旅游开发建设的角度看,要依据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以不同的视角去考虑和发掘各种资源的文化内涵,构建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

3.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1)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人类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由于其特定地域条件的影响与制约,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在我国古代就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之说。居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人们,在闲暇、交往等生活中的结构、范围和对象都会不同,以致形成带有强烈地域特点的文化形式。这些对人类的各种行为包括旅游活动产生了诸多影响。

(2)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艺术、道德、风俗习惯,构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成为发展民族旅游的潜力之所在。

(3)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的内容和功能是不同的。依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可以划分出许多类型。在我国,通常将历史文化分为“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和“现代文化”三个阶段,分别代表“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特征。人类文化进化的类型与层次的多样化是构成世界多样性的原因,也是旅游活动产生和发展的直接诱因。

(4)文化的继承性特征

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上一代总会把自己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与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人们从前人那里不仅继承了有形的物质遗产,还承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将其沉淀于显意识和潜意识底层,文化由此得以保存流传下来,从而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5)文化的变异性特征

一方面,人类在继承前辈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新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文化的交流也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着文化的变迁。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文化交流的范围之广、频率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人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观念的分化和融合,这种文化的变异性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型旅游资源。

总之,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泉,是旅游业的灵魂。

第二节 旅游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一、旅游文化的概念

旅游文化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正式使用是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但该书对旅游文化作的阐释并没有直接告诉人们旅游文化的本质,而且将所理解的文化主要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而不是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不少人着力于其概念的界定。由于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归纳的方法不一、理解的宽窄度不等,对旅游文化定义的表述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总结旅游文化的含义,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立足于旅游三元要素结构

旅游三元要素结构是指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从这个角度对旅游文化加以界定是多数学者的出发点,此角度概括性更强、更全面具体。如赵荣光、夏太生(2003)认为旅游文化是以旅游主体为重心,由旅游者、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共同参与的一种运动状态文化。马波(2005)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是旅游客源地社会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于行行(2005)认为旅游文化是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由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共同创造的不断变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立足于文化四元层次结构

有关文化结构的观点没有一个统一定论,但大多数人认为,其主要包括物质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精神层。因此在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定义时,部分学者倾向于从这一角度出发。吴莉淳(2002)认为旅游文化是人类通过旅游活动改造自然和教育自身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物质成果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旅游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即旅游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李学江(2004)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旅行、游乐引起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是旅游者离开居住地旅行、游乐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物质、制度、精神、行为文化成果的总称。

(三)立足于文化系统结构

有的定义是抓住某一主线,进而将主线与分支综合起来对旅游文化加以更具体地界定的。胡林(2003)认为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而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旅游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李芸(2004)认为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

二、旅游文化的特征

随着旅游业发展模式由经济型向经济—文化型转变,旅游文化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旅游文化特征是指旅游文化系统的特征。旅游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移动传播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阶层性。

(一)移动传播性

旅游文化系统的移动传播性特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移动性特征。旅游主体由于其永无止境的探索与超越精神,总是使自己处于运动状态之中。旅游主体的这种动态本质,使旅游文化系统的各个环节因其移动而呈现出移动性特征,使旅游出发地、旅游客源体、旅游中介体乃至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第二方面是传播性特征。不同地域的文化,随着旅游主体的运动而漂移和扩散,旅游主体是其所在民族、地区文化的载体。中国旅游者承载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西方旅游者承载的是欧洲的同样悠久的文明。由于旅游主体的移动,其所承载的文化也随着旅游者的运动而传播。与此同时,旅游主体在移动中所接触到的异质文化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旅游主体将会把目的地文化传播到出发地,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

(二)时代性

不同时代旅游主体的旅游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有差别的。古代中国人表现为拘谨和内向性格,而今天的旅游者,尤其是青年旅游者则表现出开放和外向性格。古代休闲性旅游者多为上层贵族,而今天则以普通民众为主。对于同一旅游客体而言,由于旅游审美的标准不同,古人可能并不视为美景的景观,而今人却有可能赞不绝口。可见,旅游文化主体的时代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其主体的旅游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是不同的。例如,中国大多数的旅游者比较内敛稳健,而西方大多数的旅游者则比较外向和具有冒险精神;中国人旅游注重内心的感受,而西方人则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探究;中国人比较看中旅游的道德功效,且富于人文情怀,而西方人则更看重知识的价值,富有科学精神。

(四)阶层性

阶层性特征是指不同阶层旅游主体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各有特色。同一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居住环境、旅游工具和闲暇时间,随之形成了不同的旅游爱好、旅游性格和旅游观念。从旅游主体的旅游个性来说,各阶层社会旅游者也各不相同。

第三节 旅游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一、旅游文化与哲学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一种哲学总是产生于一种文化当中,是对一种文化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上的进步,是以哲学上的进步为前提的,哲学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的结果。一种文化必将孕育一种哲学,一种哲学的产生又必将推进这种文化的发展。旅游文化与哲学之间也是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哲学对旅游文化起指导作用

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融入旅游文化当中,旅游文化才有生命力,才会有活力。一种旅游文化也必将产生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才是正确的,才是有生命力,才能指导、推进、引导、发展这种旅游文化。旅游的本质是追求自由。卢梭在《论自由》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人的本质也是自由的。要摆脱枷锁,取得自由,旅游便是最佳选择。在这种哲学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旅游便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自由,作为旅游的最终追求目标。像哲学的“天人合一”号召人们投身于大自然,对旅游起积极的引导作用,也丰富了旅游文化内涵。在中国的哲学发展中,儒道佛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儒道佛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旅游文化是以儒道佛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中国人文旅游资源多为儒道佛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旅游文化也对儒道佛思想文化的传承及走向世界具有积极意义。所以,在哲学与旅游文化之间,首要的是指导关系。

(二)哲学与旅游融为一体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旅游家,如孔子、老子、庄子、朱熹、董仲舒、王阳明等。他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感悟人生哲理,产生种种感悟。如面对大自然而发人之渺小、人生苦短的感慨,而有人却以此自警自勉,更加珍惜时间,更加珍惜人生。旅游是一种使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相融的活动,是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相互交流的过程。旅游的积极作用就是要在旅游的过程中帮助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二、旅游文化与宗教

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包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国历史文化影响较大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给人一种神秘、肃穆、精神、澄静感,从旅游角度认识有种休闲、探奇、感性、放松的功能。禅宗有云:“初参禅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到深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旅游观光,意同参禅。旅游者看到的山水,既是山水,又不是山水,因为观光本质上是审美。宗教旅游的价值主要在于:一是宗教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含有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宗教独特的习俗、建筑等使旅游者感受到世俗社会所没有的浓郁的神秘气息。二是宗教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劳累疲惫甚至迷失的心灵找到平衡的基点、慰藉的依靠。

三、旅游文化与文学艺术

(一)旅游文化与文学

旅游文化是旅游文学的创作基础。旅游文学来源于古今的旅游活动与旅游文化,旅游者在游览观光中,通过相关联的旅游文学珍品,领悟到一定历史时代的生活风貌以及生活在彼时彼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名人的性格、命运和精神力量。旅游还丰富了文学。很多旅游景点因景成文,借文传景,文景相映,旅游文学丰富了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景点的知名度。如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分别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崔颢的《黄鹤楼》而名垂千古、闻名天下。

(二)旅游文化与艺术

旅游文化与艺术之间存在依赖关系。离开了旅游文化,艺术是不完善的;离开了艺术,旅游文化就不会生动;许多旅游资源本身就是艺术。旅游文化与艺术发展之间相互影响,旅游产生并发展了艺术。旅游推动了诸如雕塑、亭台楼阁、园林、建筑等一系列艺术的推陈出新,而大量或美轮美奂或光怪陆离的艺术又为旅游文化平添了许多新的内涵。

四、旅游文化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其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它表现在人们的感情、情绪、风俗、习惯、传统和社会风气中。同社会意识的各种系统化的形式,如道德、艺术等相比,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较低层次。社会心理对旅游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陶冶情操,提高道德水平;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丰富阅历,提高文化素质。

(一)陶冶情操,提高道德水平

旅游者通过一系列观赏活动,能增进对人类文明的了解,陶冶人的道德情操。特别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观赏,将自身融入自然,有利于自己情感的升华。从“小我”进入“大我”,从瞬刻求得永恒,从有限达到无限。如泛舟黄河、长江,会唤起思古怀旧之情,给人以深沉崇高的历史感。“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波自天涯”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雄浑气势、壮阔形式,沉积着久远且浑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作为一名炎黄子孙,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在感慨惊叹之余,精神会为之激荡振奋,进而萌发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伤情绪。再如,登临秦皇汉武曾御驾封禅的圣山泰岱,或游览佛道修身养性的胜地峨嵋与武当,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伟壮东岳以及“峨嵋一派出昆仑,平畴突起三千米”的雄姿,使人心胸坦荡。

(二)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

旅游是促进身心健康的活动,旅游者在优美的大自然中,在愉快的旅途中,有利于消除疲劳。漫步在碧波荡漾的湖畔,使人心情恬静;面对波涛滚滚的大海,使人想到迎击风浪;登上耸入云霄的高峰,使人想到奋发向上。在大自然美景的熏陶下,使人消除忧愁与烦恼,使人情绪得到改善,从而提高心理健康的水平,更有利于人们消除疲劳,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

(三)丰富阅历,提高文化素质

旅游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活动。它通过各种形式的旅游,亲身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异地风光,获得文字无法表现的文化内涵。在整个旅游活动中,人们通过参观、游览、观赏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丰富个人的知识和世界观,获得各种阅历,提高文化素质。

五、旅游文化与风俗习惯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风俗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

我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发达、山河壮丽,习俗文化异常丰厚,如果将它的传承与保护结合于旅游开发必然意义重大。旅游文化与民俗关系也相当密切。首先,民俗文化可以在旅游开发中进一步丰富,充实了旅游资源,是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充实了旅游内容,丰富了旅游文化。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景点能不能吸引旅游者前往旅游,不仅要看秀美的自然风光,而且要有绚丽浓厚的历史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越是在世界上享有吸引力。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的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畅7%。我国各地许多的民俗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壮族的三月三歌会、苗族的花山节和芦笙舞等,都带有浓厚的娱乐性质。香港也不惜耗费巨资修建了“宋城”,再现了10世纪以前的宋京汴梁,身着宋代服饰的职员和街民百姓进行活动,呈现出一派千年前市井万象,使人们身临其境,既增加了旅游兴趣,也了解了宋朝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在旅游活动中,开展这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丰富了旅游内容。其次,旅游为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作出了贡献。当今的现代化的浪潮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必然会促成文化的融合与一体化。同时受民族自身接受现代教育程度的影响,受民族地区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的制约,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很多地区处于故步自封的盲目研究和开发,这种现象不利于民俗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互益互动发展。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只有通过与旅游有机结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互益互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对于相对封闭、发展缓慢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把现代化带给民族地区,通过旅游业促进边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促进边区民族认识到保护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自觉参与到保护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生活之中并在文化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为自己寻找到合适的位置。

综上所述,旅游活动中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要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就必须具有魅力无穷、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因此,旅游的文化本质特征必然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优先发展旅游文化。【知识链接】

山海关区举办首届龙抬头文化旅游节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山海关“龙”资源优势,促进文化与旅游产业共融发展,山海关区于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二)在万里长城的东起点——老龙头,举办首届“山海关·中华龙抬头文化旅游节”。此次文化旅游节包括开幕式、2010年区属景区奖销促游规则信息发布、“龙的传人,抬龙头”、首届长城博物馆杯旅游风光摄影大赛、关城传统武术展演、民俗商品展卖、传统文化展示及游客互动等多项内容。

首届“山海关·中华龙抬头文化旅游节”是山海关区谋划启动的“以节活旅、以节促游”系列长城主题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将“二月二,游龙头,龙抬头”传统民俗和关城独特的“龙”文化资源相融合,举办地方特色浓郁的民俗文化节庆活动,对挖掘关城历史文化内涵、展示特色民俗文化风情、繁荣旅游经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赞誉。新华社、中国旅游报、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日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燕赵都市报、中新社、长城网、新华网、新浪网、秦皇岛日报等近20家国家、省、市主流媒体和100余位摄影艺术家齐聚文化旅游节,对活动进行深度报道和摄影采风。

为了让广大群众共享共度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旅游节期间,山海关区还推出了“旅游惠民”门票优惠政策,即:凡秦皇岛本地市民持有效证件购5元门票进入景区,外地游客享受每张门票30元的优惠。这一政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活动当天,老龙头景区共接待域内外游客8000余人,是2009年同期的28畅6倍;实现门票收入11210元,是2009年同期的2畅2倍。

(资料来源:河北省旅游信息中心,2010-03-23)【复习与思考】

1.迁徙活动、旅行与旅游有哪些区别?

2.常见的有关旅游的定义有哪几种?

3.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是什么?

4.简述旅游文化的概念。

5.简述旅游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 中国旅游文化发展历程及传统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把握儒、道文化对我国旅游文化的影响,并明确我国旅游文化在古代形成的主要旅游观念。掌握我国旅游文化的传统,了解我国旅游文化的主要传统观念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节 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

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可谓久矣,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意味着不断地筛选和淘汰的过程。有的保存下来,有的兴旺发达,有的趋于消亡。发展、筛选、淘汰均取决于人们对旅游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可以说,旅游文化的全部发展史既是人们对旅游的认识程度逐渐加深、利用水平逐渐提高的历史,也是旅游文化逐渐丰富、充实、演变的历史,而它们又都与中国的兴衰成败的全部历史阶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据此,我们将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先秦到秦汉的初成期、两晋南北朝的发展期、隋唐宋的全盛期、元明清的守成期和近现代转型期五个阶段。  

一、旅游文化的初成期——秦汉

人类社会的幼年时期,人们对大自然不理解,没有掌握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规律。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而无法抗拒,因此把大自然奉为一种异己的神秘力量,人们无条件地屈从它、崇拜它。这是形成原始宗教的主要因素。远古汉民族的原始宗教包括三方面内容:占卜巫术、鬼神崇拜和自然崇拜。前两者主要盛行于荆、楚地区,黄河流域则以自然崇拜为主。《史记·封禅书》中提到黄帝是立庙祭祀天的最高神祇天帝。这个时期的旅游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一)旅游形式

1.皇帝巡游

当黄帝政权稳固,被尊为黄帝时,就开始“旁行天下”了。为此,他发明了舟车,使旅行更为方便。安徽的黔山因黄帝的游玩驻留而被称为“黄山”。继黄帝之后,尧、舜、禹个个都是旅游爱好者。“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揽。故祀以为祖神”,修成为古人心中的旅游之神,古人每当外出旅游时,都要先祭祀祖神,是为祖道,或祖栈。尧去西方拜见西王母,此后到西方拜见西王母成为华夏帝王的西游情结,只要有可能都要做昆仑游。舜“巡狩”南方,最终死于苍梧之野。其妻娥皇、女英闻讯循迹寻夫,也身投潇湘。夏朝太康是历史上第一个因游玩而丧国的,整天耽于游猎。继位两年后的一天,他带着宠妃和亲信去游猎,竟然一去十旬不归,且不知去向,朝野为之一片混乱。后羿乘机造反,夺取政权。后羿夺了夏朝的王位,他仗着射箭的本领,也作威作福起来。他和太康一样,四处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的亲信寒浞。有一次,后羿打猎回来,寒浞派人把他杀了。周朝开始,“巡狩”成为一种制度。周代昭王姬瑕及其子穆王姬满,其孙历王姬胡、历王儿子姬静,幽王宫涅,个个都是旅游爱好者。

秦始皇继承周朝的“巡狩”制度,使巡游天下成为他在位12年中耗时最多、用力最勤的一件国家大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齐鲁儒生那里拣来“封禅学说”,带领3万人的封禅队伍,从长安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东行,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到泰山脚下,凿山开道,摆开仪仗,轰轰烈烈地登上泰山山顶去祭祀上帝,是为“封”,在泰山脚下祭祀地,是为“禅”,表示自己出自于“天命”。秦始皇称帝的第二年,便开始巡游,先后共进行5次远途巡游。勒石记功,立石歌颂自己的功德,泰山五大夫松亭;奠定封禅制度;开辟海上巡游(徐福出海寻求仙丹,仙丹没有找到,倒是开辟了中国到日本的航路,对中国后世海上旅行影响颇大)。汉武帝在位几十年共巡游30次,并在其在位期间按照疆土的四至范围重新规定了“五岳”。由官方规定为名山之首的五岳,从此便成了后世的典则。汉以后,五岳中的南岳和北岳的位置曾有变动而成为今日之五岳,但其根源仍出于汉代。

2.修建离宫别苑

国君们雅好山水风景则不免产生占有的欲望,往往在风景佳美之地修建离宫别苑以供享用,如楚国的章华台、吴国的姑苏台、燕国的碣石宫等。秦、汉帝王显贵占用天然山水胜景修建宫苑的已很普遍,规模也更大。西汉的上林苑地跨今西安市和咸宁、周至、户县、蓝田县境,关中八条大河贯穿于苑内辽阔的平原、丘陵,自然景观极其恢弘。东汉大将军梁冀,凭借权势圈占山林川泽营建多处私家园苑,遍及中原的千里沃野。虽然造园技艺尚处于比较粗放的状态,但也能在一定侧面反映出统治阶层对山水风景的自然美的认识和领悟。

3.纵横游说游学

孔子在鲁国惨淡经营几十年,当上了司空、司寇,本想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谁知齐国使了个奸计,80个美女和120匹好马,把鲁定公弄得晕晕乎乎,早已不把孔子放在心中。孔子一怒之下,“道不合不与为谋”,于是带上弟子周游列国。有着高尚文化情操的、有着强烈求知欲望与较高审美素养的文化人,在审视大自然的过程中,不忘寻觅大好河山中蕴藏的自然美和高尚品格(山水比德说),寓教于游。

4.出使西域

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12年,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第二次到达中亚,为丝绸之路做了铺垫。班超,投笔从戎,为恢复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受汉明帝之命,率36名随从出使西域,以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果断,袭击匈奴使者100多人,经过30余年的努力,消除匈奴的干扰,挫败匈奴对南道各国的控制,使之尽归于汉,重新恢复丝绸之路。

5.学术行游

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的游踪遍于大半个中国,目的在于考察民情风俗和山川形胜,为撰写史书收集了第一手材料,同时也饱览了沿途的山水风光。这充分体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是中国修学旅游的象征。

6.平民旅游

这个时期游山玩水的风习在民间也有所开展。古代的“修禊”之礼,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清除不祥的祭祀活动,本是宗教节日,到这时已演变为带宗教性质的群众性的春秋游。《郑风·溱洧》描写的就是一群青年男女利用上巳日修禊节的机会,在溱水、洧水之边相聚相乐、互表钟情的热闹场面。

(二)儒道思想旅游文化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儒家思想影响的旅游文化观

近游观——重人伦的文化,当孝子为家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提倡郊游,将郊游看做是修养身心、陶冶性情的生活方式。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远游观——志在四方,为国为君建功立业,当忠臣为国家。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小男孩一生下来,家长就用桑树做的弓、蓬草做的箭去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过这种仪式,希望孩子长大后志在四方,建功立业。既然志在四方,就少不了远游。

尚古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为文化遗产和文物遗迹的保存立下了汗马功劳。尚古意识对后世的影响存留至今,主要表现在:旅游景区(点)评价越古越好了;有些景区(点)靠杜撰名胜抬高身价;景区(点)开发寻根溯源,重视古人古事的挖掘。

与民同乐——贤者与民同乐,故能乐其乐。重民传统体现在历代帝王不敢恣意远游。在中国古代,凡敢置国家大事、民众疾苦于不顾,而一味远游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把旅游看成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肯轻易脱离政治来谈旅游。

山水比德说——主张游山观水,用山水比喻象征人的道德精神(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中华文化中重视人伦的文化色彩。不同的旅游需求,由于不同的旅游个性而产生了不同的旅游效果。山水比德说将人类对大自然的恐惧转化为人类可以理解的知己力量,将大自然从神秘异己变为理解亲和,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经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因而进入了人类与山水融合的新时代。构成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的思想,是中国旅游文化的一大特色。

2.道家思想影响的旅游文化观

以老庄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先哲们认为旅游就是人们投身于大自然中,获得悠然自得的感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与自由,并认为这种感受和精神上的满足和自由来自于自然界的天然美。天地自然之美是客观存在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老庄的自然说的审美观使得旅游变得更轻快、烂漫,更富有朝气和活力。

庄子逍遥游,神与物游,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对于欣赏我国的旅游文化,将身心与大自然融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美好境界,对以后历代旅游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逍遥游是一种旅游哲学,是在人类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要求精神解放,是庄子站在哲学的角度对自然进行欣赏,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道法自然的旅游氛围:美在自然,天放而成,天机独得。首先他还原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的本来地位;其次它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然审美意识的主要原则,即崇尚朴素、淡雅和自然;第三是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态度对保护自然资源和旅游环境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鲲鹏图南的远游精神,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浪漫主义,借旅游寄托自己的理想,将现实与虚幻结合。在庄子看来,现实中的旅游是不自由的,他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自由的旅游不是真正的旅游,真正的旅游应该是“逍遥之游”:具有自由性和非功利性,雀跃而游,不知所求。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个混战的时代,人们为了对抗现实,不得不寻求一条精神出路:把灵魂放逐于自然山水的旅游活动中。所以,魏晋南北朝是旅游文化的发展期。

(一)新型旅游的兴起

1.玄游

追求在山水之中寻求哲理。玄,本来是指道家精深奥妙的哲理。语出《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后来,人们把魏晋时申王弼、郭象等人倡导的以老庄思想为本的哲学称为玄学。玄学论有无,折名理,主清净,重自然,强调万物一体,师友造化。当时的文人,不管出身势族或寒门,皆漠视俗务,清谈玄虚,适意自然,钟情山水,形成了一种诣在参悟玄机,印证玄理和陶冶自然之情、自然之性的游览山水的风尚,这种旅游就称为玄游。“向谁求取玄元理,多拜名山作法师”道出了玄游的奥妙所在。

当时曹氏当权,出于政治需要和自身的文学爱好,推行用人唯贤的政策,天下文人雅士于是纷纷云集在曹氏父子旗下。无奈政治风云变幻,天下大势统归司马懿之后,司马懿对曹氏集团及其附庸的文人雅士大开杀戒。这些文人雅士于是个个学乖,坐而论道,闭口不谈政治,不谈人事,清谈玄虚之风云而生。玄游实际上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借口,在政治失意、精神空虚、思想痛苦之中,转向借自然山水抒发感情、寻找平衡,与田园郊野为友,并从中参悟玄机、印证玄理、安抚人生、陶冶性情,成天讲潇洒,标榜清高(如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装腔作势,以参政为俗,以随俗为耻。玄游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由于当权的司马家族党同伐异,弄得正直的官吏和读书人朝不保夕,处境十分险恶,他们思慕老庄,研究玄学,日以玄谈为荣,以玄游为尚,以山水为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名闻遐迩的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山淘等,年轻时相见恨晚,常常千里相聚会,联袂出游,于碧绿幽静竹林里肆意酣畅,热衷玄谈。陶渊明、谢灵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玄游家;王羲之首创兰亭游集,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玄游集会。

玄游中,山水已不只是一种物质,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由,一种精神,一种适宜适性的格调,以游历山水吟诗、作画、悟道为名,去寻求自由、潇洒、清雅、脱俗,开始以一种超凡脱俗的虚静心胸面对山山水水,欣赏、领略山水之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山水审美阶段。

2.释游

释游即佛游,因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所以称为释游。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黑暗,为宗教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滋长的温床。在现实中看不到出路的人,往往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与平衡。释游是一种为传经、取经或居静修行、座谈佛理或朝拜佛陀所开展的旅游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荡,兵荒马乱、苦海无边,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济众生、因果报应的教义赢得了各层次人群的信仰,释游因之盛行。释游有两种形式:一是为传经、取经开展的中外修学旅游,代表人物有佛图澄、鸠摩罗什、达摩、朱士行、法显。二是居静休闲、清谈佛理而开展的山水旅游,代表人物有于法兰、支道林、释道安、慧远等。

3.仙游

仙游是人们追求成仙而辗转奇山异水的一种旅游活动。仙游的产生与道教密切相关。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肉身成仙。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养气服食,二是仙人点化。养气服食必须寻觅具有仙风道骨的奇山异水。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为了收集道教的神术仙方,广游大江南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旅游的开展,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景观,并产生了宗教旅游文化。工整、肃然的道观,香火缭绕、辉煌的寺院,雄伟的石窟,庄严的浮屠等宗教建筑艺术,遍布于祖国各地,给多元化的旅游文化增添了庄严的宗教蕴涵。六朝时开发出来的道教名山有青城山、罗浮山、茅山、龙虎山等,佛教名山有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龟兹石窟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时代。妇女可抛头露面,郊游成风。

(二)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文的开创

最具代表性的是谢灵运(385-433)的山水诗。谢灵运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但他当官从不专心,20多岁供职军队文官,跟着军队东奔西跑,嘴里老爱贬诽朝廷,结果被贬到今浙江温州担任太守。他对政事仍然毫不关心,成天出去游山玩水,后来索性辞官。他发明了登山鞋——谢公履。由于家资雄厚,他的旅游除皇家外,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私家旅游最有排场的了:通常是几百仆人和门生前呼后拥,甚至专为旅游而伐木铺路。他在旅游过程中常常抑制不住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诗作。

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文与各类旅游景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文是旅游者对旅游景观的鉴赏,是旅游景观的点睛之作,是旅游者识景的一把钥匙,是中国山水文化的一部分。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文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以大自然为师,认真观察,要善于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

(三)园林兴起

修建园林最主要的目的是“不出城郭而尽享山林之美”。中国园林是东方园林艺术的代表,被世界公认为“园林之母”。中国园林、山水画、烹饪和京剧并称“中国文化四绝”。西周以前,皇家的射猎场称为“囿”;春秋时出现了园林,楚国的章华宫极负盛名;秦朝秦始皇在咸阳修建著名的上林苑;汉朝时私家园林营造之风兴起;魏晋南北朝时园林的穿池构山形成自然园林的基础;玄武、莫愁湖、“寺园”(名僧慧远在庐山结莲社,谢灵运为其筑台凿池,首创佛寺附带园林的形式,称为寺园)是这个时期园林的代表作品。

与先秦、秦汉旅游相比,魏晋南北朝时的旅游文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皆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况;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皆呈现出追求情感与哲理的境界。魏晋南北朝是个旅游文化走向自觉的时代,为唐宋旅游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旅游文化的全盛期——隋唐宋

隋唐宋是一个开放、充满着勃勃生机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为灿烂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旅游大发展的时代,各个阶层都涌现出大批旅游家,是中国古代旅游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

(一)热烈奔放的隋唐旅游文化

1.皇帝奢侈之旅

隋炀帝靠阴谋杀父夺权登上帝位,并一改其父文帝的吝啬。隋炀帝在位13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旅游,3次下江南,4次游塞北。为了能去江南旅游,开凿大运河,发明龙舟,开创水上旅游活动,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和种类。唐玄宗李隆基每年10月移驾骊山温泉宫(华清宫),年底才回长安。他对封禅也十分热衷,曾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到泰山封禅,并留下了著名的《纪泰山铭》摩崖石刻。武则天泰山封禅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的罕闻,队伍长达100多千米,从洛阳出发耗时12个月才达到泰山;她崇信佛教,多次封禅于嵩山。今河南登封之名则源于武则天嵩山封禅。又封嵩山。皇帝奢侈之旅反映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特色,折射出中国旅游文化中特有的封建性一面。

2.唐诗之旅

旅游诗词是旅游生活的艺术描绘,提升了旅游地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文人雅士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审美水平,他们的题诗作赋能挖掘出旅游地的精华所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他游历的地方大到天姆山、白帝城,小到桃花潭、寒山寺。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3.民间之旅

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宗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多位僧人进行取经传教,宣扬佛法,进行国际交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玄奘、义净、鉴真,日本唐招提寺至今还保存有鉴真的坐像。各国纷纷派使臣前来进贡称臣或是建立贸易往来。这个时期节日旅游也日渐兴盛:春节、清明节、重阳节、中秋节、七夕节、端午节等节日都非常隆重,并且首次出现带薪假期:公务人员也实行“旬假”制度。

(二)意在理趣的宋代旅游文化

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建立北宋。当时并存的政权还有辽(契丹)、西夏国、大理国等。1127年北方崛起的金国(女贞)在灭辽后,大举南下,灭了北宋。赵构南逃建立南宋,定都临安。南宋王朝偏禺江南半壁江山,统治者一方面继续苟且偷安,在战战兢兢中过着称臣奉表的屈辱日子,另一方面又凭着富庶的江南物产,花天酒地,“直把杭州作汴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时旅游的主体色彩是伤感之情。

1.发达的社会经济

宋朝时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在宋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开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这在西方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2.宋代旅游形式

这个时期的旅游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忧患之旅,宋代山河破碎,许多人愤而出游。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江上渔者》,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名篇。二是理学之旅,因游及理,因景言理。宋明都是很有文化的朝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首创,文人旅游讲究从景物中格物致知。三是宋代重文。诗、词、游记、题记、匾额、楹联、地理方志盛行,这些文化装饰是景观的“仙”和“龙”,使景观更有文化意味,更具有高尚情韵。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洛阳牡丹记》,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游记散文,这是旅游行踪的真实记录,是游览过程的一种具体而又形象的表现和记录,是旅游审美的感受结晶,形象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的美,能潜移默化地陶冶旅游者的审美情操,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能力。景以人传,景以文传,旅游文学丰富了旅游文化,丰富了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景点的知名度。所谓“江山也要文人捧”。因景成文,借文传景,文景相映,对自然景观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使自然景观笼罩上一层浓浓的文化氛围。

3.独特的文化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文有别集流传者约六百余家,包括流传散篇的作者合而计之逾万人。蜚声文坛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宋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太祖结束了唐末五代之战乱,而独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偃武修文,革新图治;到了太宗、真宗,又奖励文艺,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300年的昌运盛世,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各种技法日趋完善,完全脱离了隋唐以来“先勾后填”之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宋代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了。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这些都成为后世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旅游文化的守成期——元明清

(一)元朝频繁的中西旅游交往

1279年强大的蒙古国入主中原建立起元朝,带领中国进入一个统一的时期。元朝辽阔的疆土和相对便利的交通,为中西方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大大的便利,给国际旅游带来了方便,但内部的高压政策(主要是元朝政府推行歧视汉族的政策,严重打击了汉人的生活积极性,也使旅游活动有所衰减)使旅游的兴趣降低了许多,所以元朝的旅游活动显得较为恬淡消静。

1.国外旅者的游记

这个时期有一个不可不提的人——马可·波罗。他的游记作品带给了他的国家完全不同的东方。作为第一个足迹横跨亚洲大陆的欧洲人,他告诉老乡们,蒙古可汗并不可怕,他还很希望直接和欧洲贸易。而更为重要的是,可汗政权的根基地中国,拥有远在欧洲之上的文明。这些东方故事,主要写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全书共四卷,问世后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中世纪最畅销、影响欧洲人最大的游记著作。马可·波罗遂引发15、16世纪欧洲航海家寻觅东方世界的热潮。

鄂多立克是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著名旅行者。《鄂多立克东游录》记录的是他1818年开始东游,在中国期间游历了泉州、杭州、南京、扬州、北京、山西、西藏等,后回到意大利。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和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写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

2.国内旅者的游记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西方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至顺元年(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该书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周达观(1266-1346年),号草庭逸民,浙江温州人。1295年奉旨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周达观的任务是要沟通两国的关系,使之成为元帝国的附庸国,出游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在顺利完成使命后,他不忘休闲旅游,饱览了柬埔寨的风土人情,写下了《真腊风土记》。

(二)明清旅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一方面,他仍在表面上以空前的大一统和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专制维系王朝;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走向了尽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其旅游失去盛唐的昂扬、宋代的理趣。

明朝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行文字狱,设锦衣卫,一时人心惶惶。为了避免灾难,不少文人及官员放弃仕途,归隐于山水,做富贵闲人,游哉于自然之中,所以士林游风兴起。袁宏道、王思任的游道,唐寅“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善诗及绘画,王阳明的“阳明禅”,袁枚,39岁辞官归隐。当然也不乏文人寓游于学。旅游学家徐霞客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徐霞客,名弘祖(或作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止。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终成地理及旅游学传世名作《徐霞客游记》。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很高的旅游鉴赏价值。李时珍也是通过“行万里路”、“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终成药物学的巨著《本草纲目》。

1405年明成祖首派郑和下西洋,目的是:寻找惠帝的下落以绝后患;“耀兵异域”,树大明天子之威,安抚海外臣民。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首次下西洋明成祖派了17000多人,第7次增至27550人。陈诚和李暹五通西域。明朝中叶以后,政府海禁政策更为严厉,把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连同航海资料都一把火烧掉。清朝不仅海禁,还实行“迁界”,基本上禁止了与外界的国际交往。在清代200多年王朝里,唯有康乾盛世的帝王巡游目的是为了在旅游中宣扬天威。

五、旅游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19世纪以来中西文明激烈交锋背景下的中国旅游文化的巨大变迁受西方冒险主义旅游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开始迈出国门,寻求与世界文化接轨;中华民族旅游性格在近现代转化过程中,使冒险勇进精神逐渐成为中国旅游次生的性格特征。

(一)19世纪以前的中西旅游文化对比

明代中国人跨越海洋的国内旅游基础——一度领先的中国航海旅游。中国错过联结世界的机会——保守内敛的旅游性格使得征服世界的航海旅游中途夭折。郑和下西洋,如同张骞出西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征服海洋的雄心和力量。西方民族跨越海洋,联结了世界各大文化圈。哥伦布冒死横渡大西洋的地理大发现及西方航海旅游史上的壮丽诗篇——麦哲伦的环球旅行探险,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旅游文化强力入侵。中国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其中最多见的是传教旅游。

(二)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过程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眼睛。愚昧和落后导致了挨打吃亏,但挨打吃亏也使人慢慢聪明起来,努力追求进步。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终于走出长期闭锁的国门,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去求学、通商、考工、出使和游历,并且开始记述和传播自己在西方所看到的一切。1847年林针“因贫思远客,觅侣往花旗”(《西海纪游草》);同年容闳与勃朗先生(Rev.S.R.Brown)“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西学东渐记》),这算是最早的国人留学了。1886年以官员斌椿为首游历欧洲诸国,深感“各法奇巧,匪夷所思”;侧面反映了封建政府求强、求富的决心,是清政府的第一支出游队伍。代表李圭归来后宣传的“地形如环,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的科学道理,中国工商界由此迈出国门第一步。“走向世界”以后,随时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国家。容闳、黄遵宪如此,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亦复如此。用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这就是1840—1911年期间中国人“走向世界”得出的结论。

(三)走近大众的现代旅游

中国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旅游业:爱国人士陈光甫先生于1923年8月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1924年组团游杭州,1925年组观樱团游日本,1927年创《旅行杂志》,6月改组为“中国旅行社”,并开发景点、促销,参加国际旅行社会议。1935年中外人士组成友声旅行社,1936年筹组了国际旅游团等。1949年11月19号,厦门有关部门接管了旧“华侨服务社”,创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华侨服务社,接着在祖国各地开了多家分社,1974年,成立了中国旅行社,与华侨旅行社合并,称为中国旅行社。在此之前,1954年4月15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并在全国各地开了14家分社。1979年11月16日,成立了全国青联旅游部,1980年6月27号,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青年旅行社成立。自此,国旅、中旅、青旅成为中国三大旅行社。以上说明旅游开始走向大众化,奠定了现代旅游的基础。

第二节 中国旅游文化传统

一、旅游文化与民偕乐的传统

旅游与民偕乐反映了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由于民本思潮的崛起,旅游文化始终贯穿着与民偕乐的这一重民传统和价值取向。

(一)与民偕乐旅游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与民偕乐的旅游文化传统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十分重视民众的力量。与民偕乐旅游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潮开始的,也就是民为邦本、与民偕乐的中国文化精神。

1.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的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周统治者从殷商的灭亡中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因而提出了“保民敬德”的思想。这与殷商统治者全然无视民众的思想是一个质的变化。但是这时候的敬民并不是给民众以人格的尊严,而仅仅是为了统治秩序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民众的力量礼仪展现出来,并为统治者所认识和重视。周朝晚期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最先提出民为邦本的哲学家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虽然老子有浓厚的愚民思想,但是他能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民为邦本也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主张富民、教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关于“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比喻,集中反映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些都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文化传统。

2.与民偕乐

与民偕乐是民为邦本在旅游娱乐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应用。与民偕乐这一民本思想的开创者是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为了说明“独乐”与“与民偕乐”的区别,诗经中出现了大量赞美周文王与民同乐的诗句,尚书中还引用了商朝民众仇恨纣王的民谚。

把与民偕乐的思想发扬光大的是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孟子。他系统地阐述了与民偕乐这一重民传统的旅游学意义,认为统治者要想君王天下,不仅在经济上保证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在政治上倾听民众的呼声,而且要在生活上、娱乐上、旅游上“与民偕乐”。在孟子看来,只有“与民偕乐”,统治者的娱乐之“乐”、旅游之“乐”才能得到保证。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君王应当“乐民之乐”,切不可“独乐”,因为统治者的“独乐”必然引起民众的怨愤。孔子和孟子提出的“与民偕乐”思想,是“与民偕乐”这一重民旅游文化传统切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与民偕乐旅游文化传统的表现

与民偕乐的旅游文化传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旦形成就会渗透到旅游生活的各个方面。

1.节日旅游的发达

旅游文化千差万别,旅游活动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就旅游文化的实际而言,节日旅游最为发达。这一方面取决于节日本身,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旅游文化与民偕乐的重民传统。

节日的安排体现了人们对自然时间的利用和把握,体现了人的主导性和能动性。为了体现与民偕乐的旅游文化传统,建立在原始宗教崇拜和民俗信仰基础上的节日,经过不断改造和衍化,大多发展成为旅游佳节。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和当时的官府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历史上有好几位皇帝对元宵节颇为关注。唐玄宗制作了灯树、灯楼,宋太祖则把元宵节灯期由3天延长到5天。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积极参与元宵节一类的娱乐活动,这也是与民同乐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由此可见,节日旅游的发达和盛行,与与民偕乐的旅游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2.观光旅游的盛行

中国古代帝王、诸侯通过观光这种旅游形式,体察民情,从而落实和展示旅游文化与民偕乐的重民传统。由于帝王、诸侯的这种带动作用,使得观光旅游得以盛行。

3.以近郊旅游为主

受重民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旅游以近郊旅游为主,人们大多不敢肆意远游,探险旅游很少。这和西方的旅游形式不同。由于西方欧美国家重民传统较弱,因而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探险旅行家,远距离旅游相当发达。中国古代旅游主要局限于居住地附近便于与民偕乐的园林和城镇公园。

4.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

在生产力较低的时候,旅游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如古代的封建帝王、贵族、僧侣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参加旅游的人数逐渐增多,但此时旅游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善,参加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大批平民开始参加旅游活动。这表明贵族旅游时代的终结,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这就是与民偕乐的旅游文化传统的表现。

二、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

贵和持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既是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又是对中国文化贵和持中基本精神的创新,对于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

旅游文化适度传统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中庸精神。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凡走向极端的就要灭亡,过犹不及。这种中庸思想与旅游结合,表现为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主要是对旅游的限制和抑制。古代社会,君临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万物尽在囊中。如果任由游乐,就会呈现一种恶性膨胀的态势。所以,限制旅游行为的肆意放纵,做到节制和适度,比起倡导和推广旅游更为迫切和重要。旅游文化适度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政者不可耽于游乐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开明也好,昏庸也罢,只要他在旅游和娱乐上表现出过分的热情,违背了那个时代所容许的“度”,他就会遭到舆论的抨击、民众的背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夏桀、商纣王,到秦二世、隋炀帝、宋徽宗,无一不是因贪图游乐而丧权辱国。就是那些政治上颇有作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高宗及清代的康熙和乾隆,一旦他们的旅游生活和娱乐生活超越了时代所容许度,同样遭到舆论毫不留情的谴责。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即“为政者不可耽于游乐”和“玩物丧志”的祖训。

(二)旅游文化讲求“适度”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旅游风气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地区、时代或民族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如果超越了社会所容许的旅游发展的那个“度”,那么就会导致人欲横流、世风日下。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旅游业作为当今世界一个新兴的产业门类,已经显现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日益显示出来的积极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把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然而,旅游业并不完全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本万利,它有前途,也有风险,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势必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符合旅游需要的“度”。中国政府对于高级酒店、宾馆建设规模的压缩,景点景区建设特别是主题公园建设的限制,便是旅游文化适度传统的一种具体表现和应用。

旅游是生活的需要,也是生活的补充,但它不能完全代替生活。如果本末倒置,不仅无益于旅游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也不利于旅游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需要旅游文化的适度传统对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限制。

三、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

人文事迹是山魂水魂,是自然的精华,是名胜根源,旅游文化的所有层面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展开的。这也是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原因所在。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儒家把人视为宇宙自然的中心,这种人性的扩充推广即为宇宙自然的全体。所以儒家观念中的天地自然,实际上是人化的天地自然。道家看重的是个人生命的存在和人性自然的维护。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的认识论和宇宙论,决定了它在方法上必然以天地自然去说明和体悟其人文命题的素材。《论语·子罕》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从日夜不息的川流中所悟到的是不竭如水的智慧涌动所能带给智者的旅游快乐,它不仅揭示出了儒家学说体系的根本意义,而且还道出了中国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

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东西方都有表现。只不过由于中国旅游文化特别看重审美主体,因而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表现得尤为充分和突出。

(一)名人名胜资源与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

名人名胜资源中的名人,指的是历史名人。而所谓历史名人,顾名思义,是指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崭露头角,在某一方面对国家、民族、人民起过重大作用,并对后代有着深远影响的那类历史人物。名人名胜主要包括与名人相关的历史遗迹、名人身后的纪念场所、纪念建筑、名人笔下的山川风貌、历史遗物和以名人命名的景观,内容相当广泛。如名人故里名胜、名人故居名胜、名人游历地名胜、名人墓地名胜、名人纪念地名胜等。某地因为有名人居住或来过而出名的比比皆是。如河南南阳诸葛亮住过的几间小草房,因为是诸葛亮居住过而流芳千古;湖北黄州城西的赤壁,因苏轼来此并留有名篇而知名海内外。“山以贤称,境缘人胜”,点明了旅游文化因人而异的重人传统。

名人名胜旅游资源知名度的大小,大体上与历史名人级差成正比。所谓历史名人级差,是指按历史名人的知名度大小,也即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大小,把历史名人分成若干个级别。而所谓历史名人级差效应,则是指利用历史名人的不同级别,获取不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般来说,历史名人的级差与历史名人的效应之间成正比,即级差越高,知名度越大,效益越好;级差越低,知名度越小,效益越差。换言之,名人名胜旅游资源知名度的大小,开发利用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名人的级差,即历史名人知名度的大小。

(二)旅游文化史主要是旅行家活动的历史

旅游文化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旅游文化的各个层面。但是,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则是旅游者旅游活动的历史。

在中国乃至世界旅游文化的发展史上,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经历和成就,丰富了旅游知识的宝库,为旅游文化增添了光彩。在这些旅游者中,有开拓中国西北疆域的探险家张骞,跋山涉海、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旅行家法显、玄奘,周游各国的海上旅行家郑和以及重视实地调查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折不挠的意志,在旅游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果没有这些举世闻名的旅行家,中国旅游文化的历史将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旅游文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旅游者的历史,体现了旅游文化的重人传统。

四、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重视文学创作的传统。旅游文化的这一传统直接促成了旅游文学门类的诞生和旅游文学的繁荣。

(一)旅游文化重文传统的历程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神话传说时代,黄帝、夏禹就已经知道在旅游名山大川时刻石纪念。进入夏、商、周三代,我们的祖先对旅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但明确提出了“旅”和“游”这一类概念,而且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文学的创作活动。其中,以《穆天子传》所记载的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的西游最为引人注目。春秋战国时期,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有了更为成熟的表现,文学作品中以山水自然或以纪行为内容的成分日渐增多。《论语·先进》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一段描写,即是一次春游活动的真实记录,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春游的散文文学。到了两汉,赋体兴起,文学作品中的旅游成分更趋丰富,有的甚至可以视作旅游文学作品了。例如东汉马第伯写的《封禅仪记》,详细记述了汉光武帝封禅泰山这一盛事。文中除了叙述封禅仪式外,还按照足迹行踪描写了泰山的险峻、登山的艰难及下山的经过,可以看做是最早的旅游散文。

魏晋南北朝是旅游文化重文传统形成的时期。文人雅士为求全身,寄情山水蔚然成风。王烈、嵇康、向秀、陶渊明等嗜游如命,以致旅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不但欣赏自然美,而且还努力运用文学这种形式再现自然美。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旅游文学作品有: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观沧海》以及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以记叙游踪,抒发诗兴,为诗集作“序”而流传千古的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书信体旅游骈文,有宋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初具规模的旅游散文,有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旅游文学作品的丰硕,与这一时期旅游文化重文传统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隋唐宋元是中国旅游发展的时期,也是旅游文化重文传统发展的时期。名家名篇迭出,有如群星丽天、璀璨夺目。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主要有:柳宗元的《水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这些游记散文力求把握观览景物的个性,并将主观之情融入其中,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明清时期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主要体现为作家众多,作品空前繁荣,并且涌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旅游文学写作的作家,而且在写作上也有创新。如王思任、张岱、徐霞客、袁枚、姚鼐、方苞、龚自珍等,他们都以各具特色的游记为整个旅游文学增辉添彩。

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旅游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划时代的变化。几乎所有“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如鲁迅、李大钊、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郭沫若、茅盾、老舍、林语堂、夏丏尊等,都曾涉及旅游文学这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游文学创作更是空前繁荣,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品种之新,均创历史纪录。由此不难看出,各个时代的旅游文学是各个时代旅游者行踪的真实记录,是旅游文化重文传统的一种具体而切实的体现。

(二)旅游文化重文传统的意义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无论是在旅游还是在文学,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充实了文学的内容

旅游文学在文学创作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目前见到的文学作品中与旅游相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以汉赋为例,范能船先生据清代陈元龙编辑的《历代赋汇》一书统计,现在能看到的汉赋有125篇,其中除少数外,绝大多数作品都与旅游密切相关。可见,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如果没有浩如烟海的旅游文学作品,文学史也许会显得平淡无奇、黯然失色。

2.拓展了旅游文学的门类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体现在旅游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如诗、赋、词、曲、游记散文、对联、碑文、刻石、传说。以现代文学分类的眼光,旅游文学至少有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文学四类。

3.造就了一大批旅游文学作家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以旅游文学创作为主导的旅游文学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旅游文学作家就有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和把游记散文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确立了游记散文作为独立的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柳宗元等。而事实是,在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旅游文学的创作。

4.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旅游文学作品

旅游文化的重文传统的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创作了大量的旅游文学作品。旅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成了一座取之不竭的旅游文学宝库。

5.旅游文学作品状景写物,景因文显,景以文传

俗话说得好:“江山需要文人捧。”说的就是旅游景点这种“景以文传”的作用。柳宗元写了《永州八记》,使永州的西山、袁家渴、石城山等名扬中国;张继写了一首《枫桥夜泊》,使寒山寺名闻遐迩;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使滁州琅琊山家喻户晓;范仲淹写了《岳阳楼记》,使岳阳楼闻名世界;王勃写了《滕王阁序》,使南昌的滕王阁身价百倍,而由同一个滕王在四川阆中造的滕王阁,却因为没有像王勃这样的著名文人为之作序,所以虽历经千载,却鲜为人知。这些景点原来未必神奇秀丽,但一经著名文人的文字张扬,结果誉满天下。这些都是旅游文化重文传统的集中表现。

五、旅游文化的重游传统

旅游文化的重游传统,既受民族传统心理结构的影响,也受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从本质而言,重游是一个民族对于旅游的一种深层次体现,对于旅游文化的演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旅游文化重游传统的基础

旅游文化重游传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是行路难,也即对旅行和旅游的一种恐惧。

1.徒步旅行的艰辛

唐代诗人李白写有一首著名的《行路难》诗,描述了行路的种种艰难,堪称行路难旅游文化中的绝唱。

在古代,道路不畅,交通落后,人们最初只能以徒步的方式进行旅行和旅游。我们可以想象早期徒步旅行的艰难实况。在车辆发明和畜力开发之后,徒步旅行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作为旅行交通的主体形式而存在。战国时期著名的论辩家苏秦求学时,只能背负书籍,肩挑行李,不避霜露,以致脚下生了几层老茧,每天要走百余里方能停宿,可见徒步旅行的艰辛与困苦。

2.地理环境的阻隔

徒步旅行难,凭借交通工具旅行同样也难。中国大地上从北到南有三条屏障阻隔:雄伟的万里长城、咆哮的九曲黄河和波涛滚滚的长江。分布在这三条线之间的是各地的高山深谷、原始森林、浩瀚沙漠、荒凉沼泽,它们共同构成旅行往来的巨大障碍。李白的另一首名篇《蜀道难》,便是对地理环境深刻影响和制约行路难文化的最形象的描述。

3.人为因素的摧残

古代社会混乱无序,盗匪猖獗,行旅途中经常遭到抢劫,“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所以,古代民间有“买路钱”这样的词汇流行,旅行者防不胜防,时有生命之虞。另外,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等级森严。商人不得乘马车,不得“行驰道中”,而且还要“引车避匿”。社会制度加上社会的混乱,久而久之,这种对于万里艰险之途的忧郁,即行路难的慨叹,便积淀成为旅游文化经久不衰的永恒的主题,成为旅游文化重游传统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旅游文化重游传统的表现形式

旅游文化重游主要表现为慎游、限游、惧游和重游等旅游观念、习俗,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旅游活动程式。

1.惧游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恐惧旅游占着主导地位。这可以从古代文献中找到依据。如唐代诗人张籍的《行路难》、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宋陆游的《太息·宿青山铺作》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主人公已经完全被沉郁灰暗的惧游基色所笼罩。

2.慎游传统

慎游旅游文化传统是惧游观念的一种发展和补充。而慎游观念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平衡和消融因旅行和旅游带来的诸多恐惧和不安。慎游传统的原则,是谨慎小心,尽量少游,甚至不游。旅游文化的慎游传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重身体。旅游者出门在外,往往要经历生死险境。所以,旅游文化的慎游传统,要求万里之外,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第二,结伴而游。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旅行犹侣行,是一种结伴而走的集体性行为,按照《礼记》的观点,那是因为结伴而游,总比单独行走来得安全可靠。第三,游必有方。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外出旅行和旅游,必须谨慎小心,并且有正当的理由,否则就应受到限制。

旅游文化的慎游传统,传承至今,仍时有表现。“一路小心”的叮咛和嘱托,便是这种表现的最好说明。

3.重游传统

重游是旅游风俗的核心,是由慎游、惧游等观念演嬗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旅游风俗的性质,并为后代所继承。另外,重游风俗中的许多观念和习俗,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约定俗成了一系列的行旅程式,其中有的还上升为礼俗,形成传统。旅游文化的重游传统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些做法和内容:

卜行。旅游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古代人们在外出旅游前,一般都要先行占卜择日,以示吉凶:吉则行,凶则避。这种卜行择日的重游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盛行不衰。

送行。送行传统我国古代就有,《诗经》中就有关于送行活动的记载。在近代音乐大师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中形象地展现了几千年来的送行重游风俗。

离筵。亲人外出,家人和好友为之设宴,这种重游送行风俗古代叫做离筵。离筵,也叫设宴。

饯饮。是送行即将结束时亲朋好友在路边为行人举行的一种敬酒道别仪式。道别饯饮有三种用意,一是为了在感情上加强游子的家乡观念;二是借酒浇离别之愁;三是饮酒壮胆,以壮行色。

赠物。睹物思人,所以,旅游程式中又有赠物道别的习俗。所赠之物,则不外乎钱、扇、衣服或其他随身携带的细软之物。古代送行中还有流行赠相离草的习俗。

赠言。也是旅游文化中的一种送别习俗。所赠之言,则不外乎“一路平安”、“多多保重”一类的临别嘱托。

执手。即握手,也是旅游文化广为流行的一种送别程式。到现在我们还保留有分别时握手的习俗。

洗尘接风。设宴款待远来的客人,以示慰问和欢迎。如今仍保留这一习俗。

以上这些旅游程式、旅游习俗和旅游风俗,实实在在折射出的是旅游文化的一种重游传统。它植根于丰富的历史土壤,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内容和形式,为人民大众所宗所本,在现实旅游生活中显示出活力。【案例分析】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

陈光甫(1881—1976年),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江苏镇江人。近代著名金融家,1923年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旅行社。民国初年,有“中国第一银行家”之誉的陈光甫,突然办起了旅行社,引得后世为其缘由争论不休。有人认为,陈光甫此举,皆因“斗气”。一次,陈光甫到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行社买船票,柜台里的外籍职员却径自与一西洋女子交谈。陈光甫伫立良久,未见招待,便愤然退出,“遂毅然有经营旅行社之志”。也有人说,陈光甫本就是“酷好山水、南北西东之人”,一生“萍踪所至,不止万里”,这些亲身体验让他深感国内旅行反不及到国外舒适。一个午夜,陈光甫乘火车到徐州,眼见候车乘客因无处栖身而在寒风中发抖。他随即想到,应设一服务机构,为辛劳过客提供休憩之所。这类机构便成了陈光甫设计中国旅行社最早的一幅蓝图。不过,据长沙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郑焱考证,以上说法仅是诸多原因之一。作为“连蒋介石都要虚心请教的金融家”,陈光甫开办旅行社,自然有着更深远的目的。1923年中国旅行社开创之初,仅以客运为主,并代售水陆空客票。由于知者甚少,乏人问津,深谙经营之道的陈光甫决定,凡前来购票者,一概赠送精制票夹1个。他还特意培训一批接待人员,身着统一制服,在火车站专事迎来送往。几经努力,中国旅行社方为外界所知晓。由此陈光甫的旅行社才得以步入正轨,“先是海宁观潮、惠山游湖、富春览胜,尔后北起长城,南至粤桂,东尽海隅,西达黔滇,名山胜水间都留下了旅游团的屐痕”。作为中国第一家旅游企业,诸事无所依傍,因此犹重创新。在陈光甫的要求下,中国旅行社的业务从组织游览、接待会议发展到代办出国手续、代理保险,还创办了第一份旅游类月刊《旅行杂志》,最后甚至发展出类似今天的VIP会员服务。到1937年,其会员已达近千人。研究中国旅行社多年的郑焱对此评价说,其业务覆盖面之大,就是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也少有旅行社能与之相比。只是,这些代办服务项目大多超出了旅游服务的范围,而且收费极低,几乎没有经济效益,因此旅行社创办的前8年,年年亏损。以至于股东们担忧“将喝西北风度日”。此时的陈光甫力排众议,他在话语中透露了创办旅行社的另一目的:“君等所称盈亏,仅限于表面之数字,实则旅行社之盈余,有倍于上海银行者。盖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如也?”最后,他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一句与诸人共勉。在郑焱看来,陈光甫或许是中国近代注重“企业形象”的第一人。唯其如此,他才能把效益摆在一边,把“服务社会”四个字刻在旅行社员工的办公桌上。在实践中,陈光甫一手设计了“招待所”这个新兴事物,要求其“设备不必图绮丽,而清洁卫生,伺应周到,则当严格讲求”,取其名是为了使员工时时体味“招待”二字的含义,谨记为旅客服务的宗旨。有旅客来信,称赞其招待所“房屋设备颇新颖适宜,无异第二家庭,且无一般旅馆之喧扰情形……”当时旅行社负责人朱继珊也回忆,在处理西安事变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其下榻的华清池招待所感叹:“你们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最好的服务单位。”的确,以服务而论,这个评价当之无愧。一位法国客人,抗战开始时寄存于中国旅行社几件行李,十年后仍能完璧归赵。一位病人从上海虹桥疗养院打电话给旅行社,说想在手术前与远在陕西的妻儿见面,却不知家人在何处,希望能予以帮助。之后,旅行社西安分社想方设法,终于找到了他的家人,并派专人伴送来沪,使得一家团聚。但令人惋惜的是,1937年后,中国旅行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成就在战火中损失殆尽。1949年陈光甫避居香港。到1953年,已然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中国旅行社宣布正式撤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旅游业方始复苏。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03-18)

思考:

1.结合案例,对比我国旅游活动开展和国外旅游活动开展的初级阶段有哪些方面的不同?

2.你如何理解陈光甫先生的经营思想,他反映了我国哪些传统的文化思想,对你有什么启发?【复习与思考】

1.简述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谈谈你对每个时期的看法。

2.就你的理解,儒道思想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3.我国有传统的三月三“修禊”之礼,五月端午,九月重阳,你认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是否应该保留并发扬光大,请说明理由和建议。

4.简述中国旅游文化的传统。

5.你怎么理解中国旅游文化的与民偕乐传统?

6.如何理解中国旅游文化的重游传统?

第三章 旅游历史文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历代的中央和地方官制,掌握九品中正制和明代的科举制;了解姓氏的来源,掌握古人名字号的含义;理解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熟悉我国著名的科技成就;了解我国民族语言和文字,掌握我国古代著名的古籍文献。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起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几千年来,历经磨难而长盛不衰。中国文化是个发展、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传承性。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宗法文化、农业文化和血缘文化。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与农耕文化、家族文化以及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第一节 历代官制科举

一、历代中央、地方官制

(一)历代中央官制

1.原始氏族社会的官制“官”的本义是房舍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具有权力的处所(即官府)以及行使权力的人(即官员)。《礼记·王制》孔颖达疏云:“官者,管也。”即官是管理别人的人。

相传在尧、舜、禹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曾设有“百官”,例如尧曾以四岳为部落酋长,以羲和管历法;舜以“八元”管教化、“八恺”管土地等,这些“百官”也都是氏族社会的各类管理者。这个时期,各个部落常把自己所崇拜的某种事物作为图腾来崇拜,于是就用这些事物来称呼当时的管理者们。《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在鲁国叙述他的家世时,提到黄帝崇拜天上的云,以云为图腾,于是用“云”来称其“官”;炎帝崇拜火,于是以“火”名“官”,共工氏崇拜水,以“水”名“官”;太皞氏崇拜龙,以“龙”名“官”;而郯子的祖先少皞氏崇拜鸟,于是用“鸟”名“官”,例如凤鸟氏管历法、祝鸠氏管民政、五雉管手工业等。

2.奴隶社会的中央官制

(1)夏商的中央官制

夏朝时已有辅佐夏王的六卿。司空是六卿之首,后稷掌农业,司徒主教化,大理主刑狱,共工管营建百工,虞人掌山泽畜牧。此外,夏王朝已初步建立了掌管军事、农事和赋税征收的机关。

商朝的中央官制是在王朝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以商王为中心的中央机构,设置内服官。内服官分为负责处理国家大事的王朝外廷政务官和负责管理内廷事务的王室内廷事务官。外廷政务官包括尹、卜、巫、作册、亚、服等。尹地位显赫,相当于后世的相,其下有主管力役的司徒、主管工程的司空和主管刑狱的司寇。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神权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掌祭祀、占卜和祭祀的卜、巫宗教事务官在当时最为显要。作册即史官。亚、服为商代武官,负责保卫王朝和征伐叛逆。内廷事务官包括宰、臣等,主要负责管理内廷事务,有时也要参与国家政务。

(2)西周的中央官制

西周官制虽然继承商制,但有较大的发展,官吏机构更加庞大。虽然保持了内、外服系统,但在内服百官中开始设置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周公为师也是太宰,即内廷官之首领,因与天子十分接近,权力逐渐扩大,成为助理天子总领内、外廷百官的高级官员。后世以相为首的中枢系统从此开始萌芽。

三公之下的内服官又分为外廷政务官、外廷事务官和内廷事务官三部分。外廷政务官包括“三事大夫”,即执掌政务的常任(又称任人)、执掌司法的准人(又称准夫)、执掌民事的常伯,(又称牧);以及司土(司徒)、司马、司空(司工)、司寇,分别掌管农事、役徒征发、营建、刑狱。外廷事务官包括尹伯、大都、小伯、艺人、太史、庶常吉士等,据郭沫若分析,还包括三左(大史、大祝、大卜)、三右(大宰、大宗、大士)之官,是王身边的左右大臣。内廷事务官包括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等周王的侍从或近臣。

(3)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央官制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动时期,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各诸侯国政府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春秋时各国相继出现了辅佐国君、处理政务的主要执政官。秦称上卿、亚卿和大庶长,楚称令尹,齐、晋、鲁、郑诸国称相。尽管各国名称各异,但其地位和职掌都相当于后来的“相”。中央机构日益完善。齐、鲁、郑、楚等国继承西周官制,仍以司徒、司马、司空及司寇为政府主要行政长官。其他重要事务官有:掌农田税收的司田,掌财务的职计,掌山泽、田猎的虞人等。随着诸侯国间交往增多,各国设行人,以主外交。史官太史的地位重要,其职责为“记大事,书盟首”。

战国初期,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进展,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成为此时中央官制的重要特征。“百官之长”的相、丞相,已成为各国普遍设置的官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各国官制仍不统一。齐国变化较大,相以下设五官:大田、大行、大谏、大理和大司马。楚国自成一系,令尹是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上柱国、大司马和大将军是政府高级军事长官。秦国沿三晋,又取诸国之长,形成一套独特的官制,并为汉代所继承,成为封建社会前期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3.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帝国。自此至1840年鸦片战争,在这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官制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秦汉的中央官制

秦、汉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九卿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行政长官:奉常为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及文化教育;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守卫,为宿卫侍从长官;卫尉为宫门警卫之官;太仆掌皇帝车马,兼掌全国马政;廷尉为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典客掌民族事务及朝聘;宗正专管皇室亲属事务;治粟内史职责为征收盐铁钱谷租税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九卿之外,还有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掌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建的将作少府以及掌宣达皇后旨意与管理宫中事务的大长秋。秦汉九卿除卫尉、廷尉和治粟内史诸卿主要掌政府行政事务外,其余诸卿职能主要为皇帝及皇室内廷服务。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是秦汉中央官制的特点之一。

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朝廷政务往往先与尚书、侍中、大将军等近侍内廷“中朝”人员商议,然后告之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外朝官实际作用被削夺,地位下降,中朝官员受到重用。中朝制的建立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也是内廷近臣权力膨胀的结果。汉成帝时,大司马(武帝时由太尉改称)、大司空(成帝时由御史大夫改称)和丞相(哀帝时改称大司徒)三公权力进一步削弱。尚书权力扩大,尚书令为主管,设五曹。东汉时尚书权力进一步扩大,尚书机构称台,有令、仆射各1人,尚书6人,分掌三公、吏、民、客、二千石及中都官等六曹,分割或取代了九卿部分职权。东汉至魏晋,中央政务逐步由三公向三省转移,行政事务渐由九卿向六部过渡。

(2)魏晋南北朝的中央官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职官制度从三公九卿制向更高级的三省六部制演进的过渡时期。

①三国时期的中央官制

三国时期的官制基本上沿袭了汉代的官制,同时也有一些变化。这个时期,曹魏的官制比较系统、完备。东汉末年设置丞相,以曹操充任,总领百官,主持朝政。这时丞相府内分曹治事,这是内廷尚书台列曹治事移至外朝的开始。又设秘书令掌管政令的颁发。曹丕称帝后,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虽然地位高,仅备顾问咨询。三公之外时而设大司马,地位高于太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曹丕把尚书台移至外朝,分为五曹治事,使它成为外围的执行机构,由尚书令主持其日常政务。同时又成立中书省,设中书监、中书令二官,并掌机密,以代替过去的秘书令。侍中在汉代本为加官,可出入禁中。东汉灵帝时设侍中寺,以侍中为其长官,下有给事黄门侍郎等,掌随驾规谏,以备顾问。侍中常在皇帝左右,地位愈加尊贵,但也要侍候皇帝的起居生活。上述中书省、尚书台、侍中寺格局的确立,已具备了三省制的雏形。监察系统中,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下设治书执法,掌劾奏,以治书侍御史掌律令。

②晋朝的中央管制

自西晋至南朝,或设丞相,或设司徒,废置不一,但若要总揽朝政大权,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否则只是赠官,并无实权。朝廷又有“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他们是为了尊崇士族望重之人的荣宠性虚衔。此外,又有“位从公”。凡骠骑、车骑等将军及光禄大夫等,如果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都属于位从公。

这一时期,中书省的中书监、令仍掌管草拟诏令、策划国政,位尊权重。由于中书省权势日重,晋时将侍中寺改为门下省,并且扩大其长官侍中的权力,使它参与朝政,以此来限制中书省的权力,互相钳制。此时尚书台作为执行机构,以尚书令为尚书台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共同参与朝政。其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西晋时,尚书台曾设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等六大曹,以后又有一些增减,至东晋时成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大曹,每曹各设尚书为其长官。西晋时又置小曹三十余,设尚书郎二十余人,分曹主事;东晋以后逐渐省并,以三四个小曹为一部,或五部、或六部不定。南朝时,改尚书台为尚书省。总之,这一时期是三省开始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时代。

③南北朝的中央官制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长达两百年的统治,其官制基本上沿袭了魏晋以来的旧制。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拓跋部贵族建立的,最初他们依照本族传统设置八部大夫,分管政事;又设三十六曹尚书分理各种政务。太和中,魏孝文帝对北魏官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他依照南朝职官体制对北魏官制作了较大的调整。魏孝文帝的政治改革,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央主要职官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省(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北魏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官制大体相因袭。西魏末年,苏绰等依《周礼》六官制度拟定改革官制计划,至北周方才实行。北周初年,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五官,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格局。这样一来,朝廷的军政大权便都集中于天官冢宰了。北周武帝时,削夺了天官冢宰总领其余五官的权力,从而恢复和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这时六官只是处理各自的日常政务,而朝廷大政便由皇帝亲信的官员来参与,《周礼》六官制度便只成了一个空架子。关于监察职官,这一时期的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其长官,唯北魏称御史中尉。御史中丞之下,晋代除设治书侍御史外,又设黄沙狱治书侍御史,掌管诏狱及廷尉处置不当之事。此外还有殿中侍御史、符节御史及分曹治事的侍御史等。

④官秩和勋爵

曹魏开始以品级区分官阶的高低,秦汉以来用“石”表示官位大小的做法被取消。魏晋官阶分为九品,即九等。北魏在九品的基础上又把每品分为正、从两种,成为十八等;自正四品以下,每品又分上下阶,这样总共三十等。北周依《周礼》以“命”计官阶。第一品为九命,最高。依此类推,第九品为一命,最低。这个时期的爵位制度很繁杂。曹魏之初定爵位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再下又有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此外还有名号侯、关中侯、关外侯、五大夫等,每种又分十数级。南朝大体沿袭前代制度。北魏定爵位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北周无“王”,为五等,皆加“开国”。南北朝时又出现一种荣誉性的称号“勋”,用以赐赠给有勋劳的高级官员。勋的等级称“转”,最高为十二转。勋的每一转都有固定的称号。

(3)隋唐的中央官制

隋、唐时期专制集权中央政体趋于完备,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具有宰相之职,形成三省分工明确又相互牵制的机制。这是行政制度的重要变化。

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下辖六部二十四司。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左右丞,下设左右司,分掌六部。六部以吏部为首,掌官吏选授、勋封及考课之政,下辖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掌人口、土地、钱谷及赋税之政,下辖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下辖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下辖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及按复谳禁之政,下辖刑部、都官、比部、司部四司;工部掌山泽、屯田、营建与工匠之政,下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五监,它由秦汉九卿演变而来。九寺中的太常寺仅掌祭祀、礼仪,科举考试归礼部;原掌宫殿守卫的光禄寺(由郎中令演变而来),专掌酒礼膳馐之事;卫尉寺专管武器和仪仗帐幕,不掌警卫;太仆寺掌一般马政,不管皇帝车马;廷尉改称大理寺,掌审讯刑狱,司法行政归刑部;鸿胪寺掌赞助礼仪,外族朝聘归礼部;司农寺管仓储之事,赋税财政归户部;宗正寺职责未变;太府寺为新设,掌金帛府藏。五监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分掌学校教育以及国家和宫廷手工业制造,宫殿、城廊、官衙的修建等。九寺五监形式上独立,实际上是与六部配合的办事机构。

(4)宋元的中央官制

宋朝的中央机构在神宗元丰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元丰以前,虽仍有三省六部,但形同虚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参知政事为副相,总揽行政;又设枢密院掌军事,转运使司、铁盐使司、度支使司等三司掌财政,这样形成了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立的局面,宰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六部的权力也被不断增设的机构所侵夺。如吏部,权归审官东院、流内铨、审官西院、三班院;户部,权归三司;礼部,权归礼仪院;兵部,权归枢密院;刑部,权归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工部,权归三司修造案等。九寺五监中部分寺、监权力的转移也有类似的情形。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实行中央官制改革,罢去三司及一切丛杂机构,基本恢复到唐代三省六部的格局。与唐代不同的是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宰相之任(后改称左右丞相);此外,枢密院职任得以保留。元朝中央行政制度变唐、宋的三省制为一省制——中书省,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为其所属。

(5)明清的中央官制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了极端。明初朱元璋对中央官制作了较大的调整。首先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为咨询顾问并办理日常公务的内阁制;监察方面改汉以来的御史台为都察院;军事上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京师及各地卫所的军队,虽统兵,但无调遣权,军队的调遣权最终由皇帝掌握;提高六部地位,直接向皇帝负责,并建立庞大的宦官机构及其控制下的厂卫特务组织。废丞相设内阁是政府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内阁由翰林院学士组成,分首辅、次辅和群辅。其职责主要为“票拟”,即代拟诏书,批答奏折。永乐以后,内阁学士渐参与政事,不仅咨询顾问,且掌实权。内阁遂由明初的皇帝顾问秘书变为全国行政中枢。

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初由八旗旗主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共同议政。雍正年间,西北用兵频繁,为及时商议军务,设军需房,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此后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下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中枢辅政部门。其特点为:办事效率高、速度快和保密。清代六部职权缩小,已不是行政管理中枢,不能对下直接发布政令。清代寺监仅存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和鸿胪寺。宗人府的地位则在六部之上。五监仅存国子监,其余四监先后并归工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维护封建政权的需要,进行官制改革和机构调整。

(二)历代地方官制

1.奴隶社会的地方官制

商王朝中心区以外设置的地方官吏,有侯、伯、男、甸等,称为外服官。这就是《尚书·酒诰》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商王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常把自己的诸妻、诸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开了周代分封制的先河。但并未形成诸侯等级制。

西周对外服也实行分封制。周武王灭商以后,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以外的这块广大土地进行了分封。封赏的对象,不仅有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人,更主要的是把土地封给周王的同姓和有功之臣。西周把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起来,不仅巩固了中央政权,也加强了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西周地方政府的组织,有“五服”、“五等”的说法。所谓“五服”,就是依据诸侯封地的远近,分封为甸、侯、宾、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国。西周分封诸侯的爵位,因其封地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即所谓的“五等”。各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基本也是按照周王朝的中央职官机构设官分职,以进行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尚书·立政》所列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就是各诸侯国的封疆官吏。其中,司徒、司马、司空的职司与中央官的任人、准夫、牧相当,是诸侯国的“三亳”。亚、旅次之,是具体处理各诸侯国军政事务的卿大夫。“夷、微、卢”是西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烝”是他们的君长。“夷、微、卢烝”,当是泛指臣服于西周王朝的方国首领。“三亳”是监督商朝先王旧都的官吏。“阪尹”是险要地区的守官。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基本上实行国、野制。所谓国,是指国都及附近地区;野是指国以外的远方农村。当时按照国、野的不同组织形式,分别设置各级官吏进行管理。《国语·齐语》中记载齐国管仲实行了“参国五鄙制”。这就是在国中建立轨、里、连、乡四级行政体制,分别设置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为其长官。在鄙野中建立邑、卒、乡、县、属五级体制,分别设置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和属正长等官。春秋初期,由于各国之间征战频繁,诸侯国开始在边境地区设县,以加强防守。至中晚期在内地也开始设置县,由国君委派县大夫去治理。有的诸侯国还开始在县下设郡。这个时期郡比县低,与战国时期郡统辖县不同。县大夫之下有县师、司马、司寇等官。县司马、县司寇与朝廷的司马、司寇的职掌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

战国时期,各国在地方大多确立了郡、县两级制,以郡领县。郡的行政长官是守,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守下设郡尉,主管郡内军务。郡下设县,长官称令。令下有丞,分管财政和讼狱;有尉,管军务;有司马,管马政;有司空,管县内土建工程(多与军事有关)及刑徒。齐国未见有郡,据《孙膑兵法·擒庞涓》,齐国设有大都,相当于郡,长官为都大夫。齐国称邑,与县相当,长官称大夫。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打破了奴隶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的世袭制,在官吏的任用上改为俸禄制。当时各国对俸禄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单位。例如,卫国以“盆”计算,齐魏用“钟”计算,秦燕用“石”计算等。

2.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制

(1)秦汉的地方官制

秦汉地方实行郡、县制。至东汉末年,形成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秦朝的京师行政由内史掌管。内史位秩与列卿等同,也参议朝政。西汉武帝以后,京师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部分,分别由三官治理,称为三辅。三辅长官位同列卿,可参议朝政。东汉迁都洛阳,京师行政改由河南尹治理。

东汉末年,作为监察区划的州的长官刺史,逐渐具有了行政、军事大权,于是州便成为郡上一级的行政区划了,刺史也就成为集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了。

郡是低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其长官秦时称守或郡守,汉景帝以后改称太守。下有郡丞,为其佐助。又有郡尉,掌管一郡的军事甲卒,汉景帝以后改称都尉。

汉代与郡同级的还有诸侯王国。刘邦称帝后,翦除异姓诸王,除长沙国外,只封刘氏子弟为王,所封之地称国。汉初的诸王国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军队,所置官署与中央朝廷一样。朝廷只向王国委派太傅(辅导诸王)和丞相(统率王国百官),御史大夫以下官员,都由诸王自己任命。由于诸王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酿成吴楚七国叛乱。为了限制和打击地方王国的势力,通过汉景帝的“削藩令”、汉武帝的“推恩令”,从此“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东汉王国制度同西汉。

秦汉时,郡下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均由朝廷任命。县令、县长之下设有县丞,为其佐助之官;又设县尉,掌管一县的甲兵军事。对县的低级官吏如斗食、佐史等称为县少吏。县官署中也是分曹治事,例如被称为主吏的功曹,便是主管县少吏的选用和考绩。此外,还有主管文书的令史,主管监狱的狱掾等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之下还有乡、亭、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汉代统治者强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因此十分重视三老制度,东汉时甚至在郡和王国都设置三老。亭的设置同邮驿制度有关。列侯的食邑称侯国。汉代以县令、县长为侯国的相,主管侯国行政,他们不向列侯称臣,只供给地租。

(2)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官制

三国时期,各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州设刺史,或称州牧,为州的最高行政官长。一州下辖数郡,郡长官为太守。郡下辖县,大县置县令,小县置县长。

东晋以后,在南方又有侨州、郡、县。北方的一些士族及大批流民陆续移居江南,于是政府划出一些特定的区域安置这些人,但仍用北方的地名称呼这些新设置的州、郡、县,它们便是侨州郡县。晋代封爵有诸侯王国、公国和侯国。王国、公国、侯国都设相,王国相后改称内史。王国的内史及公国的相位当郡太守,侯国的相位当县令。

南朝和北朝时期,地方都是州、郡、县三级制度,但是州、郡的辖境日益缩小,而数量大为增加。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国都所在州的长官,一般称为牧。州下为郡,其行政长官为太守,国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郡下为县,以县之大小分置令、长。县下还有乡、里。

(3)隋唐的地方官制

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隋朝初年,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唐初依隋旧制,地方上有州(郡)、县两级。州的长官为刺史,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后复称州,上州刺史从三品,其下佐官有别驾1人,从四品下,长史1人,从五品上,司马1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1人,从七品上,录事2人,从九品下,此外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各1人,皆从七品下。又有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士等;中、下州刺史皆正四品下,其下佐官仿上州,但不全设置。别驾(中州不置)、长史、司马称为“上佐”,唐制规定,凡刺史缺员或为亲王兼领时,上佐可代行州事。但在一般情况下,上佐并无具体职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亲实务,多用以优待宗室或安置闲散官员等,所以白居易称这类官为“送老官”。诸曹参军分掌各州府的军政、财政、刑法、农田和户粮等事务,称为“判司”。诸曹“判司”由各州录事参军事统辖。未设司马之州,录事参军为刺史之佐,处于综领督察的地位。

县的长官不分大小统称令。京县令,正五品上;畿县令,正六品上;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正七品上;中下县令,从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令之下佐官有县丞、主簿、县尉等(京县增设录事2人)。县令统管一县所有军政事务,亲自处理刑狱。县丞为之副,县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主簿掌文书簿计。此外,还有七曹佐官,是应州府七曹而设,因事务不多,一般不常设。

(4)宋元的地方官制

宋朝在地方官制中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以文臣任州郡长官,另设“通判”以牵制。将全国划为十五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四司,临时指派朝官兼领。元朝在行省分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同时各设“达鲁花赤”(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5)明清的地方官制

明朝地方行政系统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制。明初改元时的路为府,府之下为县,在原则上是“府县两级制”。府县之外另有州,大州直辖于省,与府相同,称直隶州。小州则属于府,与县相同,称属州。所以在形式上是府州县三级制。加“布政使司”区,成为“省”、“府”、“州”、“县”四级制。明代晚期在“布政司”上又设“督”(总督)、“抚”(巡抚),原为中央御史之临时兼职,后成为常驻官,于是在形式上竟成为“督抚”、“布政司”(省)、府、州、县五级制了。然而实质上仍以府(或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为基础,上加省级,可称为“三级制”。每省设置管行政的左右“承宣布政使”两人,其品秩从二品;设掌管监察与司法的“提刑按察使”一员,其品秩为正三品;设掌管地方军事的都指挥使,亦称“都司”,为正二品。一般府的长官称知府,只有顺天、应天两“京府”的长官称府尹,为正四品官。“县”的长官称知县,为七品官。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区域,下设府(州、厅)、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历代地方官制如表3-1所示。

二、古代科举制度

(一)察举和九品中正制

西周时期,大夫以上的爵位和官职是世袭的,大夫以下低级官职是挑选士来担任。士是贵族的最底层,是军队的骨干,是武士的通称。士由乡里荐举,即所谓的乡举里选。士由诸侯献与天子,入大学学习。学成后,经天子考试其射艺,授予官爵。战国时期,士主要指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人。士通过推荐、自荐两种途径入朝。

汉代取士:一是由郡国选送入京师开办的大学学习,由太常选拔,经考试授予郎中、文学掌故等官职;二是由公卿、列侯、郡国守相等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即察举;三是征辟,即皇帝不经荐举直接征聘有名望的士,授予博士或待诏的称号,作为顾问。

魏晋时期,察举制度发展成九品中正制,即由中正对察举对象的家世、道德、才能进行评论,对其做出品定,然后作为吏部选官依据的制度。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在各郡设置中正,后来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多数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最初是由各郡长官推选的,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二)隋唐的科举制度

隋朝,隋炀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征辟制,用公开考试的方法分科取士,这就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唐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考生最多,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当时人所重视。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常科考生分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是从京师或州县学馆出身,送往尚书省考试的考生;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的考生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就是考场的意思。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看是否有名人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武则天载初元年(690年)2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即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三)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忠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后因王安石变法失败,考试内容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幻不定。

(四)明代的科举制度

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原以后,科举制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善。

明代进学校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入国子监学习的学生,通称监生。监生分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读书的称荫监,举人入监读书的称举监,捐资入监读书的称例监。监生在明初可以直接做官。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康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只有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两人。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排比对偶的文字。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的。八股文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五)清代的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愈演愈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第二节 古代姓氏称谓

一、古代姓氏渊源

我国姓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古至今出现过22000多个姓氏。据统计,现在掌握的古今中华姓氏数目已达到15142个。古代的姓氏是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代表符号,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程序来看,它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姓氏的含义

古代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两者概念不同,起源不同。

在母系氏族社会,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异姓氏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跟母亲的姓,以保证氏族的繁衍。目前已知的古老姓氏都是女字旁,如姬、姒、姜、娲、婢、嬴、妊等,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留下的印记。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迈进阶级社会的标志。“氏”,是“姓”的分支,意思相当于家或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作用:一是表明父系血缘关系,二是表明个人身份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黄帝轩辕氏属于姬姓部落,氏成为古代贵族的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用来区别子孙血缘。

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

(二)姓氏的由来

每个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程序。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如刘姓就有五处起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姓古、吴两姓本是同源,都是古公先祖的后裔。

中国姓氏的由来大致有以下十几种类别:

以姓为氏。以远古部落氏族的标志符号作为姓,有姬、姜、姚、任、伊等姓。

以国名为氏。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大小诸侯国,各国子孙后代以国名为姓。有程、房、杜、雷、廖、刁、彭、韦等姓。

以邑名为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卿、大夫的后代或采邑的人,便将邑名作为氏。有苏、上官等姓。

以乡、亭之名为氏。有裴、陆、欧阳等姓。

以居住地名为氏。如齐国公祖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就成了姓氏。

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以林姓传世。

以次第为氏。按兄弟排行取姓,如老大以伯、孟为姓,老二以仲为姓。老三、老四则分别姓叔、季。

以官职为姓。有司马、司空、籍、监、库、仓、军等姓。

以技艺为姓。从事巫术的人,后代便姓巫。从事冰凌的人,后代以凌为姓,还有卜、陶、匠等姓。

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宇文、呼延等。

以谥号为姓。如庄姓原是楚庄王之后,康姓原来是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

因赐姓、避讳而改姓。如汉明帝讳“庄”字,凡姓庄的都改姓“严”。明成祖赐太监马三保姓“郑”,后来他改名为郑和。

爵位称号及爵系为氏。有皇、王、公、侯、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

二、古代人的名、字、号

名字是一个人的称号。现在我们说的“名字”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而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名和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其人要立身社会,要另取一个字;女子未许嫁的叫“未字”,也叫“待字”,到了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解释的是名的性质和含义,所以也叫“表德”。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西周以后,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它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所以《白虎通·姓名》:“或傍其名而为之字者,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如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二)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所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和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如苏东坡、郑板桥等。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有以号明志的,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即“私溢”,如晋代陶潜的靖节等。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清纪昀称纪文达等。另外还有一类叫“诨号”、“混名”,即通常说的“绰号”、“外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如梁山好汉108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为人们所熟知。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科技

一、传统思想文化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在彼此驳难的同时,彼此吸收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吸收各家之长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各种思想流派观点的过程,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一)阴阳五行论

阴阳五行论,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阴阳和五行原是中国哲学史上很古老的两个哲学范畴,其概念的提出,最早可溯源于《易经》和《尚书·洪范》。

相传天地形成之前,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开天辟地,将混沌一分为二,天为阳,地为阴,由此有了阴阳的概念。后来古人根据生产、生活实践和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事实,逐步把太阳、男性、力量、光亮、热等带有向上的、运动的、积极的、肯定的、善意的、热情的属性归为阳,把月亮、女性、软弱、黑暗、冷等带有下沉的、静止的、消极的、否定的、恶意的、冷淡的属性归为阴,并由此总结出一套阴阳相互作用的学说以解析说明世上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

五行指木、火、土、水、金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五行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木、火和金、水分列于土地上下,前两者属阳,后两者属阴,火比木更活跃属至阳,水比金位置更下,属至阴,土地处中间,属中性,因水为树木生长所必需,故水又与木相互依存,这样就构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循环,称为“五行相生”。顺着这种循环物质就相生,违背了它就会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称为“五行相克”。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反常现象,这就有了“相乘”和“相侮”。相乘就是过度的相克,其次序与相克是一致的,比如,木气偏亢,太过的木便去乘土,使土气虚弱。相侮又叫反克,即本来是自己可以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它克胜,其次序正好和相克相反。比如,正常的相克关系是木克土,然而木气偏亢,土就会反过来侮木。我国古代哲学家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列入这五大类的范畴,并以此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

阴阳五行论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

(二)天人合一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最早由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是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的观点。

所谓“天”,一种观点认为包含着如下内容: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天是人们敬畏、侍奉的对象;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认为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也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代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它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天人合一说,力图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之一。

(三)自然无为论

自然无为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荀子。老子认为天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皆由道产生,道生万物是自然而然的;还明确提出“道法自然”,意思是说,道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以自己为法的。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把“道”置于天之上、之先,又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这种思想,对反对以天为主宰的有神论有一定积极意义。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他认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荀子批判改造了老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思想,克服了老庄无为思想的消极因素。他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发展和丰富了“天道自然”的思想。

(四)知行统一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知行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从总体上看,重行的知行合一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的。

知行合一,“知”指道德认识,“行”指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两者必须统一,否则根本谈不上有道德。因为他们大都把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能否统一视作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知行合一是所有古代学者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

自先秦的孔子和墨子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孔子注重言行一致,将知与行是否一致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孔子把认识论与伦理道德修养结合起来,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明清学者对知行合一观念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程颐强调知行的统一,主张知行不可偏废,知靠行来实现,行靠知来指导,两者不可分。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之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强调行先知后,并在此基础上肯定知行是统一的,提出了“知行终始不相离”的命题,也强调知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五)义利、理欲观“义利—理欲之辩”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重义轻利,反对不讲道德而获得富贵,把义利两者分离。墨子认为“利”是辨别道德行为是义还是不义的唯一标准。墨子认为,凡是符合“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则是“不义”。韩非则注重功利,认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利害关系,提出了去私行公的法家义利观。西汉董仲舒主张不能以利害义,要见利思义,当两者不可得兼时,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基本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理欲之辩”实际上是“义利之辩”的深化和发展。理欲也就是天理与人欲。先秦时期就有纵欲、无欲和节欲等主张,当时与欲对立的观念是“道”。宋元明清时期,理与欲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伦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宋明理学中的理欲之辩,形成于张载和程颢、程颐,集大成于朱熹、王守仁。张载把理欲问题同人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的体现,气质之性是人欲的表现,他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返天理,反对徇人欲。程颢、程颐认为“道心”是天理、善的根源,“人心”是人欲、恶的渊薮。朱熹严辩理欲,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两者绝对对立,不可并存。他明确地指出,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就是三纲五常。天理至善,人欲则恶。他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明代的王守仁也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做到“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义利之辩”、“理欲之辩”虽然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人与整体、个人和私利以及社会公利的关系。两者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主张凡事要从道德理性出发,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自觉为他人、为社会着想,个人私利要服从社会公利,个人欲望要服从道德理性;鲜明地提出了要“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同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追求。但这种对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的肯定,前提条件是“利”为“义”中之利,“欲”为“理”中之欲,是“正其谊以谋其利”,而不是把“利”、“欲”作为人性的必然来追求。

(六)修齐治平论

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修”,指修身;“齐”,指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形成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这样,儒家的道德论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能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需要,它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人生价值观。

(七)执两用中论“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出自《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故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若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叫做“执中”;偏离了这个度,就是失中。由于用适中的方法办事能符合实际而收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中”就含有合宜、正确之意;又因为用“执中”的方法处理人事是最公平合理的,所以“中”又含有中正、公正之意。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

正因为只有做到“执两”,才能准确地“用中”,于是孔子又从“中”的对立面提出了“过犹不及”的命题。“不及”是没有达到“中”,其根源在于太拘谨和保守;而“过”则是超过了“中”,其原因在于太放纵和激进。两者尽管趋向相反,但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因而都是偏离中道而走向极端的失中现象。这是“过犹不及”的本义。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说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这就是“执两用中”的本义。“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合而言之,就是坚持“中”,戒其“过”,勉其“不及”。这乃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中庸,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道德境界。凡是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质,都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要适当,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走极端。这在道德认识上,反映了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中庸思想同时也具有某种回避矛盾,否认一切斗争的形而上学倾向,凡遇事一味讲“君子中庸”,不利于人类的道德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中取得进步。中国传统道德在道德价值分寸把握上的中庸性质,对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领先于世界。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和在天文、数学、化学、医药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向南传播到印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路,向西传播到波斯、阿拉伯,并且扩散到欧洲,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古代科技的里程碑——四大发明

1.造纸术

殷商时期,人们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以及缣帛等材料上书写文字记事。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书写记录的事越来越多,但是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灞桥纸等粗糙难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渔网等植物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自从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以后又传播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

2.印刷术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宣传普及,对于行政公文的颁布和发送,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为了提高效率,避免抄错,东汉蔡邕借图章的办法,把文章刻在石上,再涂上墨,然后用纸拓印就成为书了。这是最早的印刷术,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但是,拓印有很大局限性,不仅费时费力,且难于存放保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迅猛发展,对印刷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板拓印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时,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把文字刻在木板上较之刻在石板上容易得多,储存和印刷也方便得多,缓和了当时社会对印刷品的供需矛盾。唐代的《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印刷品。

在唐代的基础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达到鼎盛。宋代刻工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美,后世藏书家对宋版书十分珍视。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在971年于成都开始雕版印刷的《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历时12年才完工,雕版共有13万块。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多数的书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

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缺点。他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印完后,松香、蜡再加热融化,将活字取出以备再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与20世纪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它较之雕版印刷既节省费用,又缩短了印刷时间,是古代印刷术的重大突破。13世纪中期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后又从西域传到欧洲,加速了世界文明的传承。

3.火药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火药的研究始于古代炼丹术。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于神仙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唐代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中记载了硫黄伏火法,用硫黄、硝石,研成粉末,再加皂角子(含碳素)。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创造了伏火矾法,用硝石、硫黄及马兜铃(含碳素)一起烧炼。这两种配方都是把三种药料混合起来,已经初步具备火药所含的成分。

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后因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铳,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14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4.指南针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虽然指南针产生于宋代,但早在战国时期指南针的前身司南已被发明了。据《韩非子》记载,“先王”就能以天然磁石制成磁勺——司南,以指示方向。汉代王充在《论衡》中也论述到了指南勺。它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

到了宋代,劳动人民掌握了制造人工磁体的技术,又制造了指南鱼。指南鱼是把薄钢片剪成鱼形,长二寸,宽五分,鱼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使鱼像船一样能浮在水面上。然后加热并沿子午线方向淬火使之被地磁场磁化。这种人工传磁方法制成的指南鱼比使用司南方便多了,只要有一碗水,把指南鱼放在水面上就能辨别方向了。经过长期的改进,人们又把钢针在天然磁体上摩擦,钢针也有了磁性。这种经过人工传磁的钢针可以说是正式的指南针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载了指南针的四种用法,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甲法和碗唇法。沈括经过精密的观察实验,还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在航海活动中,指南针普及得很快。13世纪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欧洲的航海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天文学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对日月等天象开始了观察,并且在陶器、石壁上刻绘下日月的象形图案。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确定时间、方向和历法,从而翻开了古代天文学的第一页。

夏朝时反映夏朝历法的《夏小正》,编成于战国时期,经后人整理补充,收在西汉的《大戴礼记》中。《夏小正》按月记录了时令物候,对农业生产的安排有密切关系。“夏历”是根据尧舜时代“观象授时”的原则,在观察天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旋转的规律,确定一年12个月,以斗柄指向寅的正月为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月。以正月之月为岁首。夏朝已开始使用干支记日,夏代最后几个国王如孔甲、履癸等便是以天干命名的。

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在甲骨上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新星的记录,春秋时期中国古人留下了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1000多年。

战国时期,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人石申的《天文》,合称《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初步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其中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中国也是世界上公认最早观测记录太阳黑子的国家。《汉书·五行志》记载有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3月“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载表明,中国比欧洲早800多年发现太阳黑子。这些天象记事对于今天的天文学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时期,张衡根据浑天学说理论和对天象的实际观察,于117年创造出了利用漏壶滴水推动的大型“漏水转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自动演示恒星和太阳周日运行的仪器,为铜质空心球体,轴贯球心,轴和球体相接的两点为北极和南极。球外套有地平圈和子午圈,立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两者成24°夹角,分列有24节气等。仪器全靠漏壶流出水的力量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浑象,一昼夜转动一周。仪器上星宿出没与天象完全吻合,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日、月、星、辰的周日运行。张衡的这一发明创造既总结了古代天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又刻意创新,成功地运用了科学仪器,对以后天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126年,张衡在第二次担任太史令之后,就注意收集掌握地震情报和记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在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科学仪器——地动仪。138年,张衡的地动仪向西北方向的龙吐出了铜球,测出西北方向发生了地震,当时京城的人们无丝毫震感,过了几天,陇西果然来报,那里发生了地震,时间正与龙吐铜球相应。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开创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他是世界人类从事地震科学研究的先驱和世界公认的地震学的鼻祖。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比欧洲早1700多年。

隋朝时,天文学家刘焯发现隋朝的历法多存谬误,多次建议修改。600年,他创《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皇极历》推定的每76畅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该书提供的天文历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与机械专家梁令瓒创制黄道游仪,测量一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同汉代所测结果有很大变动。僧一行主持了大规模的全国天文大地测量,在今河南省四个地方测量了当地的北极高度、夏至日影长度,又测量了四地间的距离。经归算,得出了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唐代尺度,折合129.22千米)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求出了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这是世界上首次实测子午线长度。僧一行和梁令瓒等又设计制成了水运浑象仪,这个以水力推动而运转的浑象,附有报时装置,可以自动报时。它可以说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要早6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僧一行在《皇极历》的基础上制定了《大衍历》。该书系统周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表明了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元朝初期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郭守敬改进了简仪、圭表等天文仪器仪表,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在全国各地设立27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天文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畅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畅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但早于现行公历300年问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数学成就

数学在中国历史久远,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是记录数字的文字,包括从一至十以及百、千、万,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司马迁的《史记》提到大禹治水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而且知道“勾三股四弦五”。

据西汉《周髀算经》记载,西周时期的商高向周公讲了“勾三股四玄五”这一勾股定理特例,故又称之为商高定理。春秋战国时期,九九乘法口诀就已经流行,在《荀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等书中就能找到“三九二十七”、“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六六三十六”等句子。

东汉的《九章算术》,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以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这些标志着我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计算工具、运用十进制记数系统计算的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九章算术》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书的一些知识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传播至欧洲。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祖冲之、祖暅父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着重进行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在前人刘徽《九章算术注》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取得了如下成就:①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6位,得到3畅1415926〈π〈3畅1415927,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16世纪德国人鄂图(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Anthonisz)才得出同样结果。②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公式,并提出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定理;欧洲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Cavalieri)17世纪才提出同一定理。

隋唐建立起中国数学教育制度,主要与国子监设立算学馆及科举制度有关。在当时的算学馆《算经十书》作为专用教材对学生讲授。《算经十书》收集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10部数学著作。当时的数学教育制度对古代数学经典的传承有积极的意义。

从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同样的方法至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秦九韶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1247年,他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列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李冶于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在此书的序言中,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贱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1261年,南宋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1303年,元代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1775年法国人别朱(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Gregory)和1676—1678年间牛顿(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消减数学内容,自此中国古代数学便开始呈现全面衰退之势。但是,明代珠算开始普及于中国,1592年程大位编撰的《直指算法统宗》是一部集珠算理论之大成的著作。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自16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数学家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而且他们还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徐光启应用西方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了中国的勾股测望术,因此撰写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篇著作。邓玉函编译的《大测》、《割圆八线表》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是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

(四)农学成就

我国古代农具及其代表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古代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农家学派和农书,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上农》四篇(239年)就是他们的代表。到汉代则出现了《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这样两部著名的农书。

北魏时期,532-544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11万余字,内容包括从农业生产到生活等多方面,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学著作,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以前的农书都是以北方农业技术为主要写作对象,到了南宋时才出现了第一部反映南方水田农业技术的著作,这便是1149年陈旉所著的《农书》。这本农书包括三卷,上卷以水稻生产为主,涉及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技术;中卷“牛说”,讲述耕牛的饲养和疾病防治;下卷“蚕桑”,阐述有关种桑养蚕事宜。全书篇幅不大,却是中国农学史上一本不可多得的农书。

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不长,总共不到100年的时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3本了不起的农书,它们是1273年由司农司出面主编的《农桑辑要》,1313年前后由地方官员王祯和鲁明善编著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王祯的《农书》,该书第一次系统地兼论南北农业技术,并首创了“农器图谱”,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载了200余种农具的形制与功用,集中国传统农具之大成。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农书,这些农书都非常切合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此外,还出现了大型农学著作,如明代(1639年)徐光启吸收西方农业科技思想和方法,开展农业科技实验,编写了《农政全书》,全书分为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事等12门,包罗了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技术等各种知识,充分体现了该书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先进性;清乾隆皇帝(1737年)的《钦定授时通考》,全书结构严谨,汇辑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搜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事的记载达427种之多,并配插图512幅,堪称是一部古代农学的百科全书。

(五)医学成就

中国古代医学,又称中医。自远古的夏商开始问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神州大地灿烂古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商和西周时期,古人已有了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据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有数十种,包括眼、耳、口腔、肠胃等各种分科,同时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了石贬镰等医疗用具。

战国时期医学开始分科,卢国人扁鹊,又名秦越人,创造了四诊法,以望闻问切为基点,展开细致的医学诊治,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后代医学家奉之为“脉学之宗”,他发明的四诊法成为中国中医药传统的诊病法,有著名的医学著作《难经》。编撰于战国,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此书原名为《内经》,因假托黄帝所作,故名为《黄帝内经》。它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做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奠定了我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种药方。

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也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和华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著作,为中医临床的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后人尊称张仲景为“医圣”。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1600多年;同时华佗还创造了“五禽戏”,是通过模仿虎鹿猿熊鸟的动作形成的一种健身操。

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记录了800多个药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盛唐时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种疾病的分类以及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配方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创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学校;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北宋时,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里面记载了可以用明矾等矿物质治疗眼科等复杂的疾病,被斯大林称为“中国11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医学在小儿科、产科和针灸科取得了很多成就,其中《小儿药证直诀》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儿科著作,《十产论》是著名的产科著作,针灸学家设计了便于医术学习的针灸铜人模型。王安石变法时设太医局,局内办有医学学校。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书籍。

明朝李时珍用了27年的时间,对中国古代医学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总结,写成巨著《本草纲目》,该书共52卷,190万字,记载药物1800多种,方剂1万多个,有图解有注释,考订详细,全面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体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推进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第四节 旅游历史文化传媒

一、中国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既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又是民族识别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语言十分丰富。我国的56个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族大多使用一种民族语言,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例如,裕固族分别使用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瑶族分别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高山族分别使用布嫩语、排湾语、阿眉斯语等。有一些少数民族大部或部分使用或兼用汉语。此外,还有一些新发现的语言。据统计,中国民族语言在80种以上。根据语言谱系分类法,我国民族语言大体上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5个语系。

(一)汉藏语系

早期曾称为“印支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4个语族。壮侗语族在国外多称“侗台语族”。

现在我国使用汉语的人口有96800多万(未计算少数民族中部分转用汉语的人口)。我国使用藏缅语族语言的人口有1560多万,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包括藏语、门巴语、珞巴语、嘉戎语、土家语、羌语、普米语、独龙语、怒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基诺语、景颇语、载瓦语、阿昌语等。使用壮侗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1900万。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仫佬语、毛难语、拉珈语、仡佬语、黎语等。我国使用苗瑶语族语言的人口有640多万。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东5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包括苗语、布努语、勉(瑶)语和畲语。

汉藏语系的特点:很多是孤立语;有声调;单音节词根占多数;有量词;以虚词和语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二)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突厥、满—通古斯3个语族。

我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的人口约有390多万,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黑龙江、辽宁、吉林、青海、甘肃等省。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和保安语。我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口有7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图佤语。我国使用满—通古斯语族(也称通古斯满语族)语言的人口约11万,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包括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现在的满族通用汉语。黑龙江省爱辉和富裕两县还有少数农村的满族老人会说满语。

阿尔泰语系的特点:具有元音和谐现象;使用后加成分为词的派生和词型变化的主要手段,黏合多个附加成分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名词和代词有数、格等语法范畴,动词有态、时、式等语法范畴;动词在宾主之后,定语在被修饰词之前。

(三)南岛语系

南岛语系也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的语言属这个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台湾高山族人数约23畅5万人,遍布于我国台湾地区2/3的面积,因为长期与汉族杂居,交往密切,相当一部分高山族人民转用了汉语,所以使用高山语的人数比本族人口数少。高山语总的特点是属于多音节、没有声调。

(四)南亚语系

我国的佤语、崩龙语、布朗语属于这个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使用人口约37万。分布在云南省南部边疆地区。现在对这3个语言的研究较多。此外还有几种刚开始研究的语言。南亚语系诸语言的主要特点是辅音系统比较整齐。塞音清浊的对立比较普遍,有独立的清音送气系列。元音系统比较丰富,元音常区分为高、前、中、后4级。除越南语等少数语言有声调外,南亚语系诸语言通常都不是声调语言。

(五)印欧语系

我国属于这个语系的现代语言只有属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和属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使用俄罗斯语的有2900多人,使用塔吉克语的有2畅65万人。我国俄罗斯族使用的语言就是俄语;我国塔吉克语属伊朗语族西支。

(六)朝鲜语和京语

朝鲜语和京语的系属未定。芬兰阿尔泰语言学家兰司铁已经把朝鲜语列入阿尔泰语系,但仍有不同意见。我国使用朝鲜语的有6000多万人,分散居住在东北黑吉辽三省,吉林的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成聚居状态。京语究竟属南亚语系还是属汉藏语系或另有归属,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定。我国京族的语言,主要分布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使用人口约1万。还有约2000人基本上已改用当地的汉语粤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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