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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30 17: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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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洪宝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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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云西域风:一位老知青心中的乡愁

南国云西域风:一位老知青心中的乡愁试读:

家乡的河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能不忆江南?”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这首《忆江南》词,常勾起我对江南水乡许多美好的回忆。其中记忆特别清晰,时时拨动我心弦的,是家乡的河。

我家祖居江苏无锡北郊胡家渡。这是太湖之滨一个河道纵横、盛产稻米的村落,离陆定一的家乡西漳镇仅一箭之遥。我童年的很长一段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全村沿河而居的一百多户居民,有多半是胡姓。我就读过的小学,就是由胡家祠堂改建的。祠堂建于什么年代,我不得而知。但在我记忆中,那座紧依小河的学校庭院里,有几棵蓊郁蔽日的古柏,以及两棵木桶般粗细的桂花树。可见建造祠堂的年代已经久远。

水面宽阔、烟波浩渺的大运河,在村子西南千米外静静流过。

一条宽及数丈的支流,像母亲洁白温暖的手臂,把村子环抱在怀里。与村落交错的一条条清亮的小河,披着两岸的翠槐、绿柳和七色野花,纵横交织,把农家屋场和碧油油的稻田,分隔为大小不一的若干块。

假如天气晴朗,站在村后那座虽然海拔仅百来米,但秦汉名士张良曾游历到此,并唱过山歌的西高山顶朝南望去,十八里外的无锡名山——锡山、惠山,其塔、其峰都清晰可见,晃若一水之隔。山脚下,撒满我童年梦想的水乡小村,则悄然隐约在淡淡的烟霭中,被一道道白亮耀眼的小河拥着、围着,宛如剔透的黛玉披上了绵柔的缎带,显出古朴、神秘而又清新的美。

一年四季,家乡的河水总是碧盈盈的。微风吹过,河面皱起漾漾的波纹,显得那样恬静,淡雅。有时无风无雨,她又似在思索、憧憬着什么,一面缓缓向东流去,一面仿佛为鱼鹰、鹭鸶及不知名雀鸟的捕猎、嬉戏之所动,发出悦耳的“汩汩”声。我小时候曾有多少回,坐在冰凉的岸石上,看那旭日映照下的粼粼金波,欣赏黄昏细雨中水面上飘忽的白丝绵一样的薄雾。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向水面飞去几枚碎瓦片,再数那随之散开的缕缕明漪。这时候的我,则完完全全被她的庄重、委婉、宁静和虚无飘缈所陶醉了!

同江南水乡别处的村镇一样,村里沿河一溜儿是青灰色的瓦屋。河里的运输很忙,常年穿梭似地驶着各种木船,还一天两趟驶过从城里开出的小火轮。每当河岸上的树荫聚作圆的一团,或者传来小火轮“呜——呜——”的长鸣声,那就是做午饭的时间了。这时候,水面上固然依旧响着“咿咿呀呀”的桨声橹声,就是那沿河静寂的埠石,也顿时热闹起来了。一群一伙穿着蓝底白花布衫的婶子、嫂子们,忙着到河边汲水、淘米、洗菜,撒下一串串爽朗的笑声。村里的狗此起彼伏地吠叫,连那徜徉在河滩上的黄鸭、白鹅也拍翅引颈唱起歌来。此时家乡的河,又显得豁达、快乐,充满青春活力。

家乡的河,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活生生的世界。千百年来,她以丰富的出产,繁荣了两岸的经济,使这里的百姓过着安宁、温饱的生活。且不说闻名于世的大米、桑蚕、水蜜桃、油面筋等特产,单单这流淌不息的河里,就有数不清的宝贝:河面上,漫着青生生的菱叶、荷叶或千姿百态的水草;河水里,生息繁衍着无数的鱼儿、虾儿、蚌儿。家乡的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早春,当桃花刚刚吐蕾,河里还浮沉着没融尽的小冰块时,捕捞银鱼的季节就到了。有经验的农民,在河滩上支起一架用竹片、细纱布制成的长方形渔网。你瞧吧:水儿汩汩地流,网儿悠悠地推,待到网儿出水时,那里面竟会撒了碎银似的,蹦跳、挤钻着许许多多娇嫩可爱的银鱼!

九月稻子进仓,木樨吐香,便是捕捉家乡名闻遐迩的毛脚蟹的时候了。而捉蟹的方法尤为奇妙:在平坦宽展的河边上,从河岸到水中的滩地,顺着斜坡夯入两排坚固的木桩,之后扎上竹竿,再铺上用细篾条儿编成的竹帘,一个捕蟹架就搭好了。天一擦黑,在岸边的竹架上挂起一盏明亮亮的桅灯。不多一会儿,那肥硕的毛脚蟹就傻乎乎地攀着竹帘,争抢着从河里爬上来了。而“守帘待蟹”的捕蟹人,则笑着忙不迭把它们朝竹篓里装。

到了十一月晚秋时分,满河的莲藕、菱棵结够了籽实,准备安然过冬。这时河里的鱼儿也长大了,长肥了。带木制摇橹的渔船从四乡八镇拢来,沿着藕区、菱区边沿撒下一张张大网;然后喊着号子,驾着船,齐心协力把网儿一点一点收拢。伴随着渔民的欢歌笑语,那一尺来长的鱼儿卸满了一舱又一舱。每当这时,河里帆樯云集,渔歌四起;岸上观者如堵,欢声不绝。像我这般八九岁大的孩子,都巴巴地盼着放学,以便能够挤开大人的腿,瞅一眼这一年一度捕鱼的盛况!

家乡的民谣说:“城里的孩子会踏车,乡下的孩子会游水。”可说来惭愧,与家乡的同龄人比,我却较晚才会游水,而且是被逼出来的。

记得是九岁那年吧,雨丝儿不断的黄梅天刚过,河河汊汊都涨满了水。一天放学后,我蹲在河岸,看水中石壁觅食的虾儿玩。那虾儿是十足的呆子,又贪吃,只要你用棉线,或者蒿草的根须栓条螺蛳肉垂下去,它便会呆头呆脑地从石缝中钻出来,只顾用两只大鳌往嘴里送。可我呢,恰是岸上的呆子,一时看得走了神,脚下一软,便跌进了河里。多亏一位大叔及时赶到,用长竹竿把我从河里捞了上来。

回到家里,妈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嗔怪说:“乡里的孩子不会游水,真叫人愁呢!”

我不吱声,但心想现在不会,还永远不会吗?

这年盛夏,我天天中午不睡觉,别出心裁地在家门口的浅河里,飘起一块宽厚的旧门板。我将下巴颌搁在木板上,凭着木板与水的浮力,在水中乱划、乱“扑通”地学起了游泳。没几天,我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狗爬式”。以后又学会了侧泳、自由泳、踩水、扎猛子。从此,家乡的河里,又多了一个小弄潮儿。

俱往矣!屈指算来,我离开家乡足有30年了。说来也怪,许多童年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记忆模糊、淡浅。惟有家乡的河,不管离开的时间有多长,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却依然真切如旧。“美不美,家乡水”啊!(写于1984年10月)

美娟

美娟,是我童年时的老家女孩。

我的老家胡家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

村子不大,被几条小河横七竖八地缠绕着。

清晨小河的河面上,总飘一层淡淡的白雾。清澈见底的河道里,航行着机器驳船,“吱吱呀呀”响着桨声橹声的渔船、乌篷船,以及单撑竹篙的小木船。还有一天两班从无锡开往堰桥镇去的小火轮。村妇们只要听见火轮的鸣笛声——跟钟表一样准,就会放下手头的针线活,赶紧淘米洗菜忙着做中饭、夜饭。

河两岸,除了东一棵西一棵的垂杨柳,便是挤挤挨挨、高低错落的灰青色瓦屋。与瓦屋相连的,自然是密如蛛网的稻田。

大运河是千百年来水乡的命脉。它从浩瀚碧蓝的太湖流出,沿着锡山、惠山青葱翠绿的山坡地,穿过满街都是丝绸锦缎、大米水蜜桃、鱼虾蟹鳖、清水油面筋和泥塑大阿福的无锡城,又折向西北流淌十八华里,就离胡家渡不足半里远了。村西这段足有一二百尺宽的平静水面,是我与小伙伴们暑期赤裸身体,抱着或骑着货运木船的舵,极惊险极刺激地滑行的乐园。

我家与美娟家离得很近,只隔一道窄窄的小河。我家老屋紧挨着北岸船埠头,美娟则住斜对岸一幢墙面有青苔的瓦屋中。河上那条约莫十多米长的小石板桥,只需蹦蹦跳跳走几步就到了对岸。

美娟和我都读村小三年级,但不是同班。

她是个文静的女孩,水蜜桃似的圆脸,紮两条黑黑的小辫,眼睛亮亮地很有神,只是身体单薄些,面孔白里泛点点青。

她平时不爱多说话,走路做事情慢吞吞地不着急,也很少同别的男孩女孩一起玩。

在家里,美娟可是父母的好帮手。每天放学后,总见她背着弟弟玩,要不就是挖猪草呀、到河埠头漂洗衣服呀等等,手不停、脚不停地做事情。

因此上,村里大人都喜欢她,夸她是个懂事、听话的“好乌头”(无锡方言,即“好丫头”)。

我开始暗着喜欢美娟,是8岁那年冬天。

记得当时我戴一顶时新帽子,是爹爹在上海买的。帽子由软软的咖啡色绒布制成,帽檐处缝了副塑胶片眼镜,样子同飞行员戴的很像。于是,惹得爱看“西洋镜”的村里人,尤其那帮我认得不认得的男同学,总喜欢用手指头戳我的塑胶眼镜片,让我心里好烦好烦。

这天下课回家,高年级的阿龙快步追上我,抬手就将我的塑胶镜片揿碎了一块。我气得一把抓住他书包,非要他赔不可。一些同学围着看热闹,有的还起哄说:“啊哟喂,啥稀奇勿刹的物事啦,弄坏力就弄坏力we(有啥了不起的,弄坏了就弄坏了吧)!”

谁知文弱的美娟,却替我抱不平:“本来就是你同勿对嘛,帽子弄坏了应东赔宁故(本来就是你们不对,帽子坏了应该赔人家)!”阿龙觉得闯了祸,挣脱开我手溜走了。

帽子当然没赔,但我对美娟却有了种别样的感觉。

我心里觉得,美娟比他们好多了。

夏天很快到了。

村里小河的河面上,北侧由麻绳、草绳拦起了船行通道,南侧密密麻麻长着翠绿的菱角棵。棵上结满又脆嫩、又甜的菱角——眼下正是采来生吃的好时候。

这天中午,我看见美娟与她母亲一起,正各自划着圆木盆在河里采菱角。我鬼使神差般走到河滩上,一会儿掀开小石块捉蟛蜞玩,一会儿弯腰摘几只菱角。“宝宝(我小名)勿要来格搭白相!格搭土软会滑落河里格(别来这里玩!这里土软会滑落河里的)!”美娟妈妈朝我嚷起来。

我知道,长满菱角棵的“菱塘”,最容易缠住落水人的手和脚,连高明的水手也望而生畏呢。

美娟低头一笑,随手扔给我两捧翠绿的菱角。我慌里慌张看她一眼,面孔“唰”地红到了颈根(脖颈)上。我心急慌忙拾起菱角,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一路快跑回了家。

更糟糕的是,美娟那一笑,竟让我从此着了魔,心里老是有她的影子。白天在学校,我会用目光在同学堆里找寻她。放学了,我故意磨蹭,放慢脚步,为的是跟在美娟后头走。不上学时,我还邀请邻居小孩和她上我家天井玩:春天在墙缝里掏蜜蜂;黄梅天赶着阴沟里小乌龟到处爬;秋天在瓦砾中逮蟋蟀;冬天下雪时撑个竹匾捕麻雀。不过美娟的胆子小,她总背着弟弟看热闹,很少很少动手。有时大家玩够了,会要求我讲几个故事听。他们特别喜欢听《武松打虎》、《平妖传》、《济公传》和《聊斋》,但有时我瞎编的故事他们也听。这是我童年在老家时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当然,我心里藏着的秘密,是死也没对任何人讲过的(讲出来太难为情了),包括我母亲,包括美娟本人。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有日脚(日子)没见着美娟了。

一打听,说是美娟病了。

再打听,说是美娟得怪病死了,究竟啥病不晓得。

什么什么?!前一阵还活剥鲜跳的美娟死了!不会的不会的,全都是瞎说!

我的脑子木了、蒙了,心口像是给谁刺了一下!

我拔腿就往美娟家飞跑!

美娟家门口地场上,已围着不少脸色阴沉的亲戚、邻居,还有不叫不闹的男孩女孩。

我挤进去一瞧:老天爷呀!地上果真放了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旁颜色萎黄的苇席上,躺着身体已经僵硬,再也不能挎着布书包上学、背着弟弟听我讲故事的可怜的美娟!

我至今记得美娟入殓前的模样:身穿半新旧的白地碎红花布衫,藏青色单裤,带搭襻的黑布鞋。两眼闭着,像是刚睡着的样子,看不出有啥痛苦。只是脸色太难看了,青紫青紫的,甚至连露外面的手也是青紫青紫的。有婶子悄悄地说,她浑身都是青紫的,连无锡城里大医院也没查出是啥毛病。

我心里憋得慌,痛得慌,眼泪吧嗒吧嗒就落了下来。

我赶紧挤出人群奔回家里,奔到楼上,将头钻被子里“呜呜”地哭!

我心里喜欢的美娟,美丽、文静、善良有正义感的美娟,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呢?!我有好多好多话没对你说呢!我有好多好多故事没给你讲呢!我真是难过死啦!

美娟下葬的中午,我痴痴地站在小河边,亲眼见她的小棺材被俩男人扛上木船;亲眼见她穿戴白衣白帽的父母、兄弟、亲戚,在船上撕心裂肺地哭;亲眼见木船缓缓地朝西走、朝西走,一直走到离开了我的视线……

从那天起,美娟化成了两个人,一个往生去了天堂,一个留在了我心里。(写于2011年8月18日)

家乡美食

我和别人聊天时,常会提起家乡的美食。

我的家乡无锡,曾是古代吴地的中心区域。吴学专家高燮初主编的《吴地文化通史》称,从大文化范围划分,广义的吴地,其空间范围应以周代吴国的疆域为基础,大致包括今长江三角洲以南,钱塘江以北的大部(除浙东),以及皖南部分地区和江苏长江以北部分地区。

度过我童年时光的胡家渡村,村民差不多全姓胡。就全国而言,胡姓人口也是比较多的,排名前20位。《通志·氏族略》记载,胡氏先祖为周朝王族姬姓,建胡国,从而以国名为姓。自古以来,胡姓人士中名人辈出,如汉太尉胡广;宋元名士胡三省;明代开国元勋胡大海;清代经济学家胡渭;近代政治家胡汉民、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教育家胡适;以及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胡锦涛等。当然还有一生受尽委屈,却心志不改的文化名士胡风。

无锡不仅山明水秀,交通便捷,学工商发达,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如李绅、顾宪成、徐寿、周舜卿、钱基博、胡刚复、钱穆等;而且与千年稻作文化紧密相连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和礼仪、娱乐文化等,也都独具特色。

无锡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同“水”与“稻”密切相关,家乡美食自然以各色糕团,和产自浩瀚太湖,以及密如丝网的河汊里的鱼、虾、蟹最为出色。此外,莲藕、菱角、芡实(俗称鸡头米)和鳖、蛤、螺、鳝、蚌,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蔬菜多为青菜、萝卜、韭菜、苋菜、青蒜、茭白、水芹菜及黄瓜、番茄、豇豆、茄子、扁豆、柿子椒等。野菜则以荠菜、马兰头为胜。

在我的记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家乡百姓的一日三餐,一般早上吃粥(夏天多为开水泡饭),佐以耐饥的糕、团。吃法是直接将米团、糕片煮在粥里。吃粥的菜品,则以萝卜干、雪里蕻咸菜为多;有时佐以自制白腐乳、酱瓜;偶尔也用生豆油和盐拌一碟嫩豆腐。午餐为正餐,饭菜较为丰富些,但也不过是炒青菜、韭菜,加一个清蒸鱼,或炒鸡蛋、炒螺丝、烧河虾、青菜烩蚌肉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举手可得,一般家庭用不着花钱。最金贵的是猪肉,平常日子是见不着的,只有在农忙或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而且都以红烧大块肥肉(有时加上笋干、霉干菜或百叶结一起烧)最受欢迎。晚餐一般以粥、咸菜或中午的剩菜为主。像我们这些贫穷人家,为了节省粮食,还经常吃用青菜、黄豆煮的菜饭、菜粥。假如母亲在我菜饭里放一小勺熟猪油,那简直就是天堂里的美食了,会让我高兴得端起碗直笑!

家乡最受欢迎的小吃,当数肉(或菜)馒头,烧卖,菜肉馄饨,青团子(用开春的麦叶打碎后的汁与糯米粉制成),黄团子(取材于南瓜汁、糯米粉),糖年糕。有吴歌曰:“正月半,闹元宵;二月二,吃腰糕;三月三,祖师雹;四月十四白相(即玩)神仙庙;五月端午粽子包;六月里,大红西瓜颜色俏;七月七,露仔鸳鸯水来乞巧;八月半,白果栗子一道炒;九月九吃重阳糕;要想看会(庙会)等到十月朝;十一月里雪花飘;十二月廿四饴糖送灶糖元宝(糕团)”。可谓描述得极为精到。

当然,家乡的无锡本帮菜,也是闻名遐迩,诸如:太湖三白(白鱼、白虾、银鱼);天下第一菜——虾仁锅巴;清蒸鲥鱼;菊花青鱼;无锡排骨;雪花蟹斗;梁溪(无锡别称)脆鳝;等等。但这些菜肴只供富裕的人家享受,我们穷百姓是想也不会去想的。

家乡美食尽管说不尽、道不完,但真正令我一生神思遐想,一想就馋涎欲滴的,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豆腐花,还有卤制猪头肉。

家乡的豆腐花(北方称豆腐脑),都由小贩用竹扁担挑着挑子,走村转巷地叫卖。豆腐花挑子很简单:一头是安放着保温陶缸的立式小木箱,里面盛着白嫩白嫩的豆腐花。另一头是瘦高的小橱柜,柜里装着瓷碗、调羹之类。柜面上摆着一溜儿小白磁钵,里面放着盐、味精、胡椒粉、芝麻油、红辣椒糊、碎青蒜叶、小香葱花、小虾米。最让我们这帮孩子好奇的是,在那些调料钵中间,必有一只底座燃着炭火的小铜罐,里面煨着浓黑醇香的紫菜、虾子酱油。你只要掏上三百元(即现在的三分)钱,师傅就会麻利地给你盛上一小碗豆腐花。碗是苏南特有的青边、滩口的白瓷碗。白嫩如玉的豆花儿上面,飘着红、黄、绿、黑四色杂陈的作料。你用小瓷调羹搅动几下,送一口到嘴里,那种鲜香无比、细腻无比、滑溜无比的感觉,会极舒爽地直透心灵,直透五脏六腑!唯一让人遗憾的是,你正心满意足地想着: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好,还是在嘴里多咂摸一会儿好时,一碗豆腐花已经不知不觉吃完了。接下来,自然是下一次眼巴巴的等待。

让我至今痴迷、难忘的卤制猪头肉,产自我家南边仅半里路的西漳村——新中国首任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故乡。

听村里老人讲,这家作坊祖上几辈都操持这门营生。他们卤制的猪头肉色香味奇佳,是远近闻名的祖传秘制佳肴。这卤肉之所以名闻乡里,是因为除了选料严格、加工独特外,还有一则传奇故事:说的是有一年冬天,作坊的先祖款待了一位拄着拐杖乞讨的叫花子。平时积德行善的先祖,以热米饭和自家卤制的猪头肉相款待。叫花子吃完后一抹嘴巴,说:“你是个好人。我没啥谢你,就把拐杖留下做烧火棍用吧!”说完撇下拐杖,飘然离去。谁知道这个叫花子是一位神仙,留下的拐杖是件神器,只要将它往炉灶里拨一拨、捅一捅,锅里的卤肉立即酥烂而不走形,且鲜香无比,香气能随风飘出三里之外。从此,这一家的卤肉远近闻名,家中自然也财运兴隆。

时常到我们村卖卤肉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富态女子,她总穿一身清爽的白地蓝花布衫,黑布鞋,腰里系一条蓝底白花布围裙。胳膊上挎一只翠绿色扁竹篮子,里面放一个青花白瓷盆。盆口蒙了块白白净净的大布,里面装着卤制好的猪头肉,还有卤猪肝、猪耳朵、猪肥肠。猪头肉的价格不贵,掏两三千元(即今两三角)钱,就能切得一小碗,而且肉上头还给浇点儿卤汁。假如买卤肥肠的话,则更加便宜,五百元钱(五分钱)能买到一筷子——香醇的肥肠一圈圈串绕上面。

这卤肉实在是太好吃了。卖肉的大嫂是从来不吆喝的,那肉香就是最好的招牌。每次都是人影还没见着,那浓浓的香味就传过来了。假如拈一小片儿酱色浓重、油亮的卤猪头肉入口,最先的感觉,是肉的味道鲜香、肥美、醇厚得无法说;之后,稍一嚼动,那浓郁扑鼻的醇香滋味还没品够,这酥烂柔滑的肉就顷刻化没了,单留下满嘴的香。相比之下,卤肥肠则要经嚼一点儿,而且入口后越嚼越香,越吃越觉得鲜美可口。而且吃过一次就上瘾,这回吃了,必定盼着下一回。所以,每当卖肉的大嫂来到这里,很快就会围上一圈妇女小孩。那生意,自然是很好的。

由于这两种食品价格不贵,又确实好吃,再加上我每次死缠活磨,因此连平时很节俭的母亲,也时不常会从口袋摸出几张钞票来,有时给我买点儿卤肉,有时和我各吃一碗豆腐花。

在离开家乡的五十年里,我由于工作关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包括前后两次到台湾参加文化交流。我也由此吃过无法记数的、风味迥异的豆腐花与卤煮食品。但总觉得比起我记忆中的家乡美食来,无论其形、其色、其香、其味,都要略逊一筹。非但如此,近年来我每次回到无锡老家,侄子们开车拉着我,满世界找当年吃过的豆腐花、卤煮猪头肉以及烧卖、小馄饨等特色美食,竟也一概寻觅不到当初的滋味了。难道是我对口味的要求变高了、嘴巴变刁了?或者是传统的特色食品烹制工艺失传了?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一度感到困惑与不解。

后来,还是先贤的大德大智启示了我。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老子·道德经》)唐代诗人卢照邻说得更直白:“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卢照邻《长安古意》)。可见,世上并无一成不变的东西。道无常道,物无常形。万事万物包括人本身,都在变化发展之中。大到宏观宇宙太空,政治经济社会;小到微观分子粒子,无不处在矛盾运动状态中。那么,又何论林林总总的人间美食哉!

因此,年过花甲的我开始提醒自己:别忘了“今年人比去年老,今年花似去年新”(宋代梅尧臣诗《正月十日五更梦中》)。人老容易恋旧,这固然不算啥问题,但不能总沉湎在逝去的岁月中。要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对新时代、新事物充满赞美与好奇的心。否则,老觉着“九斤姑娘”从前多,卤肉没有过去香,看现在啥都不顺眼。对这种心态不警惕、不加调整,而放任下去的话,那就离痴呆、归西不远啦!(写于2009年12月2日)

捕鱼捉蟹

无锡素有“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之称。

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种植稻桑为主,渔业为辅。据《吴地文化通史》记载,吴越名士范蠡晚年曾在此地隐居养鱼,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养鱼专著——《范蠡养鱼经》。如今的“蠡园”,相传就是他的隐居之地。到隋代,这里被称作“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盛唐时期,更是“春水龙湖(即菱湖)绿涨天,家家楼阁柳吹丝。菱秧未插鱼秧小,种出明珠颗颗圆”。说明当时不但渔业发达,而且已经开始养蚌取珠。

因此,提起我的童年趣事,不能不说说那里的捕鱼捉蟹。

胡家渡村数条日夜流淌,东去太湖的小河,生息繁衍着无数的鱼、虾、鳖、蟹与蚌、螺、河豚,成为千百年来水乡人赖以生存的命脉。

在这儿,吃鱼虾是可以不用花钱的。你只要提根钓竿,掘几条蚯蚓拍几只苍蝇,到门前小河边站个把钟头,便可钓得一碗鲫鱼、穿条鱼(一种体形细长的小鱼)。拔一根蒿草,然后在根须拴块螺蛳肉,再用竹竿、细铁丝和不穿的旧线袜,扎成一根长柄的小兜网,就能在河驳岸的石头缝隙里,轻而易举钓得一盘带籽的河虾。鱼虾收拾干净后,不论清炖爆烧,自然都是鲜美可口、营养丰富的佐饭菜肴。有时也会钓到河豚,孩子们都知道它有毒,气性又大,肚子鼓成一个硬硬的圆球,便经常将它当皮球踢着玩。

水乡的孩子们,生来对捕鱼捉蟹有浓厚的兴趣。在河边看渔民们捕鱼,如同今天城里小孩看杂技一般快乐。

家乡有专以捕鱼为生的船民。一条宽不足三米、带有简陋船篷的打鱼船,便是他们的家。

渔民们的捕鱼方法多去了,有丝网挂捕、鱼叉刺捕、虾篓诱捕,以及撒网捕、围网捕、鸬鹚(鱼鹰)捕等等。到冬天河面结上薄冰后,有身体强健的青壮年渔民,会身穿厚棉背心,露着两条胳膊,摇一条三尺宽的小划子。划子里,一定有只烧桑木炭的小柴灶,灶上焐一锅热稻草水。渔民一边驾着船儿,“喀嚓喀嚓”压过河沿的冰凌,一边伸出胳膊到水里,掏摸在石缝中猫冬的鳜鱼或土婆鱼。冰冷刺骨的河水,将渔民的胳膊冻得通红通红。于是,他们会将胳膊在热稻草水里稍许泡一泡,然后继续干他们的活计。这样捕得的鱼,自然价格也会贵一些。当年在我们孩子眼里,这些不怕吃苦的渔民,个个都像《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

特别让我痴迷,而至今不忘的,要数摸蚌、抓泥鳅、捉大闸蟹和“围菱塘”。

摸蚌很简单。在家乡的河底,积淀着厚厚一层有机物丰富的污泥。它们是菱藕与蚌壳类动物生长的理想之地。大的蚌有二三斤重,小的半斤、二两不等。它们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餐桌上的家常菜肴。自打母亲回上海做工,将我寄住在学校后,有时放暑假不回上海,我就十分乐意为乡邻们摸蚌。蚌分青蚌与黑蚌,青蚌的产量高,肉质也更细嫩、鲜美一些。它们生长在约一米多深的河滩淤泥中。捕捞它们的方法是:在水里漂一只小木盆,然后一边沿着河滩齐胸颈深的水划行,一边用脚在淤泥中不停地触摸。感到脚下有硬物刮脚,并确定是蚌以后,就一猛子扎下去,或憋住气蹲入水中,把蚌从河泥里抠挖出来。蚌是聚生一起的,往往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挖出一窝来,数量或一两个、或三五个都有。因此常常只需两个小时,就能挖满满一小木盆。

捉泥鳅也得在夏季。最好是三伏天中午大日头下,这些鬼东西热得不爱动弹,全都伏在稻田水沟沟底。这时,我会把竹簸箕在水沟的一头使劲插住封牢,然后从沟的另一头,用脚左右划拉着往簸箕那头赶。等快到簸箕跟前时,一面使劲划几下水,一面快速将簸箕平端起来。这时,簸箕里总会挤挤钻钻地有七八条、十几条泥鳅。运气好的时候,甚至一次就捉得沉甸甸的半簸箕!不过,有时候也会端出一条尺把长的水蛇来,但由于它们不咬人,也没毒,一点儿不用害怕。就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怀着收获的喜悦,唱着跳着提一桶泥鳅回去。邻居们自然是高兴的,并会将黄肚皮的大泥鳅挑出来做菜吃,其他煮熟、剁碎后喂鸭。

家乡盛产闻名遐迩的大闸蟹。捉蟹是在秋天菊花开后。这种蟹个儿大,蟹体肥厚,脚上有厚厚的黑毛,蟹壳发青,膏黄多,肉质细嫩肥美。家乡人又称它为青壳蟹或毛脚蟹。

到了捕蟹季节,渔民们选择河面不宽、河滩平缓的地段,从河岸到河床打几根牢固的木桩。木桩之间,用长竹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斜斜的坡。之后,再从河岸约一米高的头根桩开始,往河里铺起一道竹帘子。这就将捉蟹的主要设施搭建好了。

捉蟹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渔民们会等天擦黑以后,在竹帘旁高高挂起一盏白亮无比的汽油灯。人则站竹帘旁“守帘待蟹”。不大工夫,就会从河底传来细微的“沙沙”声——几只胆大的大闸蟹,小眼珠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领头朝亮处爬。紧跟着,后面的蟹越来越多,爬得越来越快,“沙沙”声也越来越大了。再往后,竟是一个个傻里傻气地往上争抢,生怕落在后面。这时,渔民们则全神贯注,忙不迭地把这些傻家伙往蟹篓里扔。这场面有趣极了。我非常乐意当“志愿者”,相帮渔民们守夜捉蟹,与他们分享收获的喜悦。

最壮观的捕鱼场面,那就非“围菱塘”莫属。所谓“围菱塘”,就是将生长有菱角的河面划分成若干区段,然后用一张张巨大的拉网,将每个河段的“菱塘”团团围住,以捕捞菱塘中聚居生长了一年的鱼儿。

记得应该是每年寒露后,河面密密麻麻的菱角棵开始枯萎,“菱塘里”数不清的鱼儿也长得又大又肥。如同农民每年要采桑、割稻一样,水乡渔民一年中最重要的捕鱼季节也到了。

通常是早晌午时分,渔民们已经驾着成百条打鱼船,在宽阔的河面上分段排列舒齐。一张张硕大的渔网,快速地从河面撒下。一转眼工夫,渔民们便按照分工,有驾船拉网的,有脚踩手打船板并大声“呕、呕”吆喝的,有手持竹篙使劲拍打水面的。间或也有唱着渔歌、山歌助兴的。尤其是当围网收缩成半个篮球场大小,一尺来长的鲤鱼、鲢鱼、草鱼,全都发疯似的在网里狂跳、吱叫时,那场面真是壮观极了:岸上观者如云,欢呼雀跃;河面百樯齐动,渔歌震天;网中鱼儿蹦跳如万点银光闪烁。于是乎,渔民们笑了,围观的村民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

之后一段日子里,村头、小巷天天摆满了卖鱼摊,一斤大鱼只卖一角钱,小鱼只卖两三分钱。那些但凡有俩活钱的农家屋里,都会飘散出诱人的油爆鱼、红烧鱼、清蒸鱼的香味儿。

对家乡捕鱼的佳景,当数杜工部的《又观打鱼》诗写得传神,其中写道:“沧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小鱼脱漏不可计,半死半生犹戢戢。”(见《全唐诗》)

如此生动、有趣的捕鱼捉蟹,无疑是江南水乡很美的一道景致。可惜在历史车轮的“隆隆”声中,这一道佳景渐行渐远,终于成了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陈迹。但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烙下的印迹,依然是梦幻一般美好温馨,使我永远无法抹去。(写于2009年12月8日)

童年故事

玩耍是儿童的天性。娱乐是孩子品格养成的学校。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是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

时光倒流六十二三年,我正在胡家渡上小学。尽管那时村里人家几乎都穷,生活学习条件都很差,但孩子们爱野、贪玩的天性却并没受到压抑,许多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

那时村里儿童喜欢玩的花样很多,我们常玩的有:骑竹马——在胯下握一根细竹竿,比赛谁跑得快;放风筝;捉迷藏;碰铜板——又称掷铜钱,相互在地上投掷铜钱以决输赢;打弹子(玻璃球);跳绳(或橡皮筋);踢毽子;抓子儿,又叫掷沙包;斗鸡——一腿曲起来用手抓住,另一腿跳跃着互相用曲起的膝盖碰撞,倒地者输;老鹰抓小鸡;轧猪油渣——天寒地冻时,孩子们紧挨着向阳的墙壁,互相挤轧以取暖,被挤出者必须排最后一个重新再往前挤;打旋骨头(陀螺);扯“地汪汪”(抖空竹);养“叫哥哥”(蝈蝈);粘知了(捕蝉);等等。

以上凡属男孩们玩的游戏,我小时候全都玩过。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下面主要说说小伙伴们在我家祖屋天井里玩耍的故事。

我家老屋有大小俩天井,这里说的是门厅与客厅“鸿德堂”之间的大天井。它宽约二十米,进深三四十米,坐南朝北呈长方形。铺地的青砖,有不少已随时光流转而破损。西北侧挨着客厅,有一口不知啥时候废弃,用泥土填埋的水井,井口压了块石板。东侧废弃的花坛里,满是碎砖瓦片与杂草。西侧沿墙根有道阴沟,沟内不知何因,会在初夏最闷热的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东西两侧墙泥多已斑驳脱落,显出满墙深浅不一的缝隙。

天井虽不很大,但里头汇聚了多少精灵啊!什么燕子、蜜蜂、蜘蛛、大黄蜂、萤火虫、蚰蜒、地鳖虫、百脚(蜈蚣)、蚰蛉、蟋蟀,等等。一年四季,这里总有蜂蝶漫舞,雀鸟啁啾,虫豸鸣唱,蛇鼠出没(水乡人家都有蛇,不稀奇),闹猛(热闹)极了,也有趣极了。唐人韦应物诗中描写的“秋院雨中绿,幽居尘事违。阴井夕虫乱,高林霜果稀”(《题郑拾遗草堂》),除没有“高林霜果”外,其他的意境都很相似。

每到春天桃花放、菜花开时,小天井便飞满了“嗡嗡”哼唱的蜜蜂。它们在墙缝里钻进钻出,忙得一塌糊涂。我每到下午放学快快做完作业,或者星期天,都会领着小我四岁的弟弟德宝,再叫上几位同村小男孩,一道起劲地在洒满阳光的墙缝里掏蜜蜂,而且经常是一掏就掏到日落西山才罢。我们掏蜜蜂的方法是:先用左手摁住刚有蜜蜂钻进去的墙缝,然后右手拿根笤帚丝儿,从指缝处朝墙缝里轻轻捅一下,待蜜蜂受到惊吓朝外钻时,立即用左手捏住。然后,将蜜蜂的尾刺拔掉,在腹部轻轻一挤,便有一滴黄小米似的蜜糖涌出,拿舌头一舔,便是甜蜜蜜的好享受,让我们好不开心!

初夏黄梅天,连绵不断的闷热加上阴雨,住在天井阴沟里的乌龟,不知是憋闷得受不了,还是这时外头的食物格外多,总之它们都选这个时候爬出来游逛。这下可把我和弟弟乐坏了。我们还会叫来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赤了脚,头顶着白雾似的小毛毛雨,在天井里逗乌龟们玩。正在客厅里闲聊的母亲与邻居婶子,一般都会站起来,兴致勃勃地看我们热闹。我们的玩法很简单:或者用细竹竿“笃笃笃”敲打它们背壳,或者干脆用手撵着乌龟跑,或者恶作剧将它们反扣地上,任由这些傻家伙瞪着眼,伸着细长脖子,用尖脑袋和四根脚爪踮地,挣扎着翻过身来。这些乌龟也就我手掌大,背上顶个微微隆起的、青黑发亮的圆壳。它们生活在天井阴沟深处,我分不清雌雄,也不知其年龄有多大。不过一年四季里头,我们只有在这个季节里才能见到它们。母亲再三告诫我,这些小乌龟同蛇一样,都是家里的吉祥物,千万千万不能伤害它们。因此,等我们逗这些可笑又可爱的小东西玩耍一阵后,便会将它们留天井里,由它们爬回自己家中去。

到了“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李白《秋思》)的秋季,又是乡人收完稻谷斗蟋蟀的时候了。我家原先静谧的天井,此刻又成了蟋蟀的聚会场所。尤其在明月当空、秋风阵阵的夜间,天井的四壁角落与废弃的花坛高头,都有它们此起彼伏、雄壮嘹亮的鸣叫声。于是,引得村里痴迷此物的人,常在夜间打着手电筒,潜入我家逮蟋蟀(我家厚重的大门是从不上木拴的)。我和几个发小,当然也是乐此不疲(不过我们是在白天)。但我们由于缺乏装备,没小网罩等工具,又缺少经验和耐心,所以从来逮不着好蟋蟀,有时也就抓几只“三刺”(与蟋蟀长一样,只是尾部多一条刺),掐几根蟋蟀草,寻摸个瓦罐玩一会儿过过瘾而已。

转眼冬天到了。凌厉刺骨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水乡显得萧肃清冷起来。一场雪花飘过,到处银装素裹。因着找不到食物,鸟雀们急得四处飞上落下。这时,我会在母亲帮助下,把天井中央的积雪扫开一小块。再找一根比筷子略长的干树枝,撑起一张竹丝编就的米筛,并在米筛底下撒一小把米。然后,在支撑的树枝上拴一条纳鞋底的棉线,将线头拽在手里,并摁着弟弟不让出声不让动,躲客厅门背后紧张地等待。等到饥饿的麻雀从屋顶落下,钻进米筛底下啄米吃时,我就将线绳轻轻一拉。碰上运气好,还真的会有麻雀被罩在米筛里。这时,母亲会帮我们将麻雀逮住,并用棉线拴住它的脚,给我和弟弟玩。可惜麻雀气性大,不吃食,在我们手里折腾不了几天就死了。

以上,就是五十年前我与小伙伴们痴迷的娱乐。正是有了它们,我贫穷、枯涩的童年生活变得充实、有趣而快乐。我在游戏中养成了好奇心、热爱生活以及学习兴趣,在玩耍中逐渐懂得尊重他人、与他人合作分享。童话一般的娱乐游戏,也为我日后正直、爱憎分明等品格的形成,以及遇事机敏、勇敢、坚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时光荏苒,往事不再。晋人陶渊明在《归园田居诗五首》中,曾发出“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感叹。今天的我,虽绝不敢与先贤相比,但此时此刻的心里,何尝不是涌动着一道羁盼、惆怅的溪流呢?那些温馨而又甜蜜的儿时娱乐故事,在我心中沉积了整整半个世纪!如今,年逾花甲的我将它们追记下来,就是企盼这些蒙着尘埃的往事点滴,能够在斗转星移中,成为今人、后人得以触摸的时空文化印迹,并从中分享快乐。仅此而已。(写于2009年12月9日)

豆腐花

豆腐花,北方人称“豆腐脑”,而在我家乡无锡,是叫“豆腐花”(音读“呼”)的。

不知是因着穷还是别的啥原因,我打小就是个“吃货”。在老家胡家渡胶南小学读小学那几年,我人长得精瘦,但胃口却好得出奇。尤其夏天天光长的时候,下午放学日头还老高呢,我就饿得发慌了。于是急吼吼奔家刚踏进门槛,就对母亲连声嚷嚷:“吃冷饭!吃冷饭!”这时候,母亲总是一面数落我:“颈跟截细,只想戳祭”(无锡方言,意即“脖子细细的,成天只想着吃”),一面给我盛半小碗剩米饭,再往里拨点儿中午吃剩的炒青菜、炒韭菜什么的。冷饭吃完后,我才开始做作业。

我当然更爱吃家乡的小吃。但由于穷,那种既价格便宜,又味道不错,而且隔个月半就能吃到的,还是豆腐花。

在我眼里,那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豆腐花的小贩,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都是肩担一副挑子,手里“笃笃”敲着有长条口的粗竹筒,嘴里不紧不慢地吆喝着:“豆腐呼阿要,豆腐呼(豆腐花要不要,豆腐花)!”他们的挑子只要落地一歇,便能很快引得男女老少围拢过来。

豆腐花挑子的后头,必是一只小巧而包裹严实的陶缸,里面是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前头,则是一只精致的雕花高脚橱柜。橱柜分作上下两层。下层柜里放着南方那种坦口的青边小瓷碗,还有铜勺、调羹什么的。柜边挂只洗碗用的小木桶。水是不用带的,走几步就是水质清凌的小河浜。橱柜柜面上,摆一只袖珍小炭炉,炉上坐一小铜锅,锅里沸滚着色泽墨黑,香味扑鼻的虾子酱油。炭炉边儿,整齐码放着一个个小白瓷罐,分别装有切成碎末的紫菜、榨菜、青蒜、香葱、芫荽与虾米,以及细盐、辣糊、味精等,罐口均置一柄小料勺。

陶缸里的豆腐花儿,卤水一准点得恰到好处,使它们看起来白亮粉嫩,吃时入口即化。

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作料与雪白粉嫩的豆腐脑,闻着一阵阵扑鼻的香气,大人小孩谁个不是直咽口水呢?

在妈妈手头有俩小钱时,她会经不住我央求,给我买一碗解馋,偶尔也给她自己要一碗。

师傅舀豆腐花的动作麻利极了。他先用一把扁铜勺,将缸内豆腐花渗出的卤水撇去一点儿,然后左手拿碗,右手执勺,舀三勺豆腐花搁碗里,再浇上稍许虾子酱油,爱吃辣的放点儿辣糊,接着从白瓷罐里东抓一点、西舀一点各色作料,拿把小调羹搁碗里,这三分钱一碗的豆腐花就齐了,用时不会超过一分钟。

豆腐花的味道,自然是鲜香、嫩滑、爽口,美妙极了。美妙得让我不由得慢慢吃、细细品尝,希望入口的豆腐花儿,能在嘴里停留得尽量久点儿,让这人间美味,在舌头上凝结住,在口腔里发散开,永远不要永远不要离去!

有时我吃一碗不过瘾,便眼巴巴望向母亲,央求再买一碗。妈妈照例会转身走开,留下我怯怯地问师傅:“你明朝阿威来呢(无锡话,意即‘你明天会来吗’)?”于是乎,我心里又惦记起“笃笃”的敲竹筒声,还有随风飘来那嗓吆喝:“豆腐呼阿要?豆腐呼!……”

我就这么惦记着,惦记着,一晃就是六十年——甲子。(写于2011年8月)

回乡札记

一、头一回坐高铁

9月4日至12日,我回了趟无锡老家。

回老家是坐的高铁火车,特等舱。

对我来说,坐高铁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为此,我心里既有点儿好奇,又有点儿忐忑不安——前一阵发生的浙江温州高铁特大事故的悲惨场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特等舱位于列车第二节,是将一等舱车厢后半部隔出来的一间包厢。包厢虽然不大,但厢内简洁明亮,空间还算宽松,两排六张红色绒布座椅,可卧可坐,感觉挺舒适。

上午10点40分,火车从很现代、很有气魄的北京南站正点启动。那一刻,我紧张、好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我屏住呼吸,瞪大双眼,侧身瞧着车窗外,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列车自然是伴着轻快的音乐缓缓驶离站台的,但不断地均匀提速,开行一分钟即达到150公里/小时;两分钟时260公里/小时;10分钟后300公里/小时。之后,列车一直保持306至308公里的速度飞驰,最高时速达315公里。

尽管列车高速运行,但车厢内却很平稳,小桌上的矿泉水瓶,只是有细微的摇曳,瓶内水波皱起——仅仅如此而已。

这些,都与我20年前,在日本乘坐新日铁时的感觉差不多。

列车叱咤飞驰,眼看着黄河、淮河、长江被一一撇过,华北平原、泰山山脉、洪泽湖水,统统在眨眼闭眼间出现和消失。但在我脑子里留下来的,却是一幅完整的,中国东部地区锦绣一般的美景:绿野千里,莺歌燕舞;塔吊林立,高楼拔起;北方的玉米、棉花到了收获季节;南方的水稻正扬花吐穗。江河湖水比之以前清澈多了,以前少见的麻雀又成群结队飞上落下,有的地方甚至见到有白鹭、鹰隼飞翔。这些都说明,铁路沿线的省市地县不但经济快速发展了,而且生态保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噢,随着青砖黛瓦的瓦屋连片闪过,我的家乡无锡终于到了!

这一路,总共费时4小时40分钟,记得中间停靠的车站有:泰安、济南、徐州、蚌埠、南京、镇江,每站停靠时间两分钟。二、又见太湖美

唐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维·《全唐诗》)。可我却对故乡所知太少太少,包括对太湖。

不是有一首歌唱太湖的歌曲吗?第一句便是“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我记忆中的太湖,确实是碧水蓝天,鱼跃鸟飞,犹如仙境一般的美。

可现实是,太湖留给我的印象却越来越不好。

近二十年来,我每回一次老家,都会发现太湖的水质在不断变坏,以致后来连无锡著名的太湖风景区鼋头渚、梅园都懒得再去。原因是湖面太脏,满是蓝藻、垃圾,臭不可闻。尤其是太湖蓝藻大暴发那一年,弄得环绕太湖数十万人的吃水、生活用水都成了问题。离太湖二十华里的我老家胡家渡,都能闻到蓝藻腐烂后散发出的恶臭。我兄弟开的酒店,只能依靠购买桶装水煮饭、炒菜。

可这次却不同了。兄弟带着我驾车沿着太湖的湖边公路,从无锡到苏州走了一个多小时,只见湖水已恢复成浅浅的蓝灰色,停车后走近湖边,可以清澈见到在湖水中随意游动的小鱼儿。再仔细看,还能见到湖滩上有星星点点的青壳螺丝,有滑稽地游动着的小白虾,甚至还有小蟛蜞在石块边探头探脑地爬。

之后,我又注意观察沿途的村庄、小河,过去随处可见的杂草丛生的臭水塘、浑水河也都不见了,换成了清澈的河道与养鱼、养蟹的池塘。

站在太湖岸上放眼望去,只见湖水碧波荡漾,渔舟缓缓驶过。湖边湿地重新恢复了生机:芦苇丛长得密密麻麻,蓊郁葱茏;鹭鸟低翔,野鸭戏水觅食。祖祖辈辈依靠打鱼为生的太湖渔民,不少又操起了捕鱼、养鱼的旧业。我们在渔民的打鱼船上,买到了鲜活又价廉的太湖野生大鲫鱼。

兄弟告诉我,这几年苏州、无锡两地政府,都在太湖生态治理上下了很大工夫。仅以无锡为例,太湖边原来星罗棋布的酒店、大排档都被撤掉了。所有排污严重的小化工厂,统统被关闭掉。同时,政府还花费巨资,在全市各区建起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彻底杜绝了向大小河道、向太湖排放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水乡密如蛛网的小河,过去基本无人管理的状况,如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采取的硬性措施之一,就是各乡镇、街道的领导,人人都得分工负责管理一片水域,并定期检查,实行责任追究制。

后来,我又有机会去了太湖之滨,盛产大米和阳山水蜜桃的武进县,看到那里也是青山绿水,生态环境十分地好。我站在绿色的田野里,尽情地呼吸带着桃叶、青草香味儿的湿润空气,看我兄弟在绿油油的稻田里,专心致志地钓野生黄鳝。

太湖水终于洁净了。据我的观测,达到国家饮用水二级标准,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太湖真的是开始变美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太湖又回来了,我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和高兴!

我衷心祝愿家乡,也祝愿全国所有城乡,在快速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继续坚持不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拼尽全力搞好生态环境,包括水环境,以造福子孙后代。三、我的亲兄弟

时间过得飞一样地快,我从无锡回京才十几天,眼瞅着又快到重阳节了。

唐代诗人王维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道出了我此刻思念兄弟的心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自从慈母于前年以米寿88岁高龄仙逝后,如今让我时常牵肠挂肚的,自然是只有无锡老家的同胞兄弟了。

小时候听母亲讲,我们家是1949年我三岁时,因着时局维艰,父亲失业,而从上海迁回老家胡家渡的。

家虽然搬到了乡下,但父亲依旧在上海做厨师。两年后,母亲又怀了我兄弟——德宝。因当时父亲在上海忙营生,母亲是在我伯父家中生的他。我依稀记得,兄弟出生没多久,父亲便赶回无锡,与他二哥、我二伯父荣初公一道,坐我家三间门面的客堂“鸿德堂”里喝茶商量,决定取堂名第二字,给弟弟起名德宝。我原名“鸿宝”取了首字,是上小学后语文老师嫌笔画多,给我改成了如今的“洪宝”。

我太爷爷、爷爷都是买卖人,家里有一条跑长江贩运生猪杂货的木船。船就泊在自家门口。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家门前的河驳岸上,那两条深埋地里的花岗岩石柱,就是用来拴那艘木船的。石柱高两三尺,约一尺见方,两柱相距七八米,想来船是不小的。

大概1955年我九岁,德宝弟五岁还没送给邻村人家之前,我们兄弟俩亲热得像一个人。

他是我的“小跟屁虫”。只要我不上学,但凡我走到哪里,他便“阿哥、阿哥”叫着跟到哪里。不管是下河游泳,还是在自家天井里抓蜜蜂、逮麻雀乌龟;不管是钓鱼、摸螺丝、捉萤火虫,还是满世界滚铁环;或者冬天里,与邻家小孩边晒太阳边讲水浒聊斋。

兄弟打小就老实,老实得不会叫人,不懂如何讨人欢喜。于是,由于家里太穷,时常喝闷酒,喝酒后常耍酒疯的父亲,动不动就会拿兄弟出气。为了让兄弟不遭罪,有口安稳饱饭吃,也为了让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点儿,在上海当保姆挣钱养家的母亲,只能忍痛瞒着父亲、瞒着我,将兄弟送给了七八里路以外,一户没儿没女,光景还过得去的沈姓人家。过一二年后,母亲曾带我到沈家看望过弟弟一次。我印象里,沈家养父母待弟弟不错,他人也长高了,长胖了。但已经懂事的他,见了母亲和我,只是低着头眯着眼笑笑,随即提个大竹篮挖猪草去了。再后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思儿心切的母亲从上海专程回老家,再次看望了她日思夜想的亲骨血,我的同胞兄弟。

而我,则是到了1983年春夏,才与母亲一道,从北京赶到无锡,见到了我苦苦思念的同胞兄弟。到沈家已是晌午,我们兄弟俩见了面就放声大哭,哭够了就笑,笑够了就躺一张大床上聊啊聊,一直聊到第二天公鸡叫,太阳升。

后来,兄弟曾不止一次埋怨我说:“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为啥嘎长(这么长)时间不来认我,看我嘛?!”我回答:“没混出个人样来,我哪有脸面见兄弟你,见家乡父老呢?”

好了,我与德宝弟这段悲凄的往事,如今已成为记忆,凝固在了逝去的昨天。我们兄弟俩,谁都不再去触碰它。我们之间唯一有的,就是同胞兄弟不时相聚的亲切感与幸福感,我俩没理由不感到知足与快乐。

忠厚老实,勤劳、聪慧又能吃苦的兄弟,30年来在家乡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经商的道路上,含辛茹苦、万分艰辛地一路前行,最后总算大吉大顺、祈福得福,在当地酒店餐饮业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家乡农民企业家队伍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兄弟的两个儿子也出息了。他们都已成了家,而且有了各自的事业——大儿子与人合伙开着一家机械厂,产品出口国外。小儿子打理酒店业务,把个主营正宗苏锡菜的酒店,办得风生水起,兴隆茂盛。孙子、孙女儿聪明可爱又懂事。兄弟一家真可谓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和睦幸福,令我这个当哥哥、做“北京爷爷”的,心里真是千分万分地欣慰!

我默默祈求上天、先祖,一定福佑我兄弟一家人:身体健健康康的,学业事业兴兴旺旺的,家庭和和睦睦的,平安、吉祥、快乐每一天!(写于2011年10月)

忆杭州

国内城市到过不少,但我最念最爱的还是无锡、杭州。

无锡是我祖籍地,童年住过的地方,自然对她偏爱三分。而杭州,则说来有趣,还是小时候看闲书,通过济公和尚、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才影影绰绰对她有了印象。直到十多年后,我初次前往杭州度新婚蜜月,那临安风情、六桥烟雨才果真揪住了我的心,并从此对她有了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时光倒流至1971年6月初。我和未婚妻贺玲娣首次享受探亲假,从新疆回上海探望父母并结婚。我俩在街道办事处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怀揣辛苦攒下的钱,搭乘沪杭线火车前往杭州,按照那个年月的说法,叫作“旅行结婚”。

当时的杭州,刚接待过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并宣布对外开放不久。加上连续多日高温,江浙沪地区开始进入黄梅雨季,因此游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来自上海。

到杭州已是下午两点左右。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与贺玲娣一下火车,就没头苍蝇似的瞎碰乱撞,在离火车站不远一处街巷,找了家旅店安顿了下来。

记忆中的杭州,街市并不宽大,但看起来挺齐整。在商业繁华的地段,店铺一家挨一家,生意繁盛兴旺。同无锡、上海一样,城内许多路面由方块石头铺就,两边一色青砖黛瓦的老屋。有穿硬底鞋的男人女人走过,发出节奏轻快、清脆悦耳的“咯咯”声。居民不分男女,都穿黑、灰、蓝色调衣裳。这样一来,整个城市都给人一种青灰色调的感觉,显得古朴、素雅、宁静。这一点,与我后来到过的古城西安特别相似。清晨,街上的车辆极少,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城市特有的,混杂着煤球炉的烟气味,大饼油条味,蔬菜咸鱼的香气,还不时传来刷洗痰盂、马桶,吆喝卖小菜、倒垃圾的声音。到了下午和傍晚,人行道上蹦蹦跳跳走着放学的学生,以及脸上带着疲惫,匆匆埋头赶路回家的干部教师工人。这些,跟无锡、上海也都没啥两样,倒是那种让人心烦的喧嚣声浪,比上海少去了许多。

初夏雨中的杭州街市,更是清爽又耐看。细雨濛濛,薄雾轻柔,屋檐下滴水叮咚,给人一种空灵神秘、湿润清新的感觉。尽管下着雨,但方块石子路是不积水的,打伞穿布鞋照样可以行走。路面被雨水冲刷得光洁发亮,甚至连石块的纹路都清晰可见。姑娘们打着花花绿绿的纸伞、布伞走过,宛如七彩的蝴蝶,匆匆飞来又飞去。街两边店铺里的营业员,脸色一律白白净净,神态安详,坐那里抽烟、喝茶或聊天。我猜想,他们的心境似乎也被雨水洗过,否则怎会那样地惬意、恬淡和宁静呢?

我们投宿的旅店自然是小的。单开间门面,青砖铺地,带个简易小阁楼,楼上楼下总共也就十来间房。

房子是典型的江南瓦屋,小巧,素净。它悄然坐落在与它一般模样的街屋群落中,一点儿分不出山与水来——除去门口那块不大的白木、黑字旅店招牌。

旅店虽说不大,但却铺排得井井有条。房间、被褥一尘不染,光线和通风都好,透着一股家的气息。唯一感觉不便的是,洗漱、冲浴和便厕都在一个房子里,而且还得走到一层的走廊尽头。不过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感觉挺满意的,绝不像如今某些标着“亚欧”“环球”字样的酒店,貌似气派,实际上住得憋屈、不舒服。

带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腼腆与矜持,我们在旅店柜台登记后,分住在两间各有几张床位的客房里。房费很便宜,每个床位五角钱。不过第二天,我们终究经不住新婚爱情火焰的燃烧,由我厚着脸皮壮着胆,向店方出示结婚证之后,又换住到楼上一间地板“咯吱”乱响的双人客房。房价依旧是每晚两人共一元钱。

安顿好了住房,已经是后半晌了。我们立即搭乘公共汽车,迫不及待地赶到西湖边。游湖自然已经太晚,而且风正起,云正涌,像要变天的征候。于是,我俩手拉手,走进了坐落在孤山脚下的中山公园。

我和妻子相依相偎在山坡绿树丛中。从云缝里抛撒而下的太阳光,把翻着波浪的西子湖照耀得金光四射。湖面飘起一片片、一条条丝绵状的烟霭。水与天接,天与水连,水天一色,烟波浩渺。水鸟咿呀叫着掠过水面低翔。有不多几条游船,在湖中往来穿梭。往左边瞧,白堤上的断桥隐约可见;朝右看,苏堤如同一条垂杨柳织就的碧玉链,泛着拥着蓊郁葱茏的光晕。夕阳中的西湖,真像一位蒙着轻纱,风姿卓越的妙龄美少女,目光所及皆是美景啊!我赶紧用手中的德国相机(我当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工作,相机是借用公家的),将这些美景一一拍摄下来。

晚餐是在与旅店相距不远的小餐馆吃的。为表示庆祝之意,我与妻子奢侈了一把,点了一个西湖醋鱼,一个油焖竹笋,还有一个什么蔬菜炒肉片、什么汤,两碗米饭。菜与汤都很清淡,味道不错。西湖醋鱼是最后上的,服务员端来时,把我俩吓了一跳:好家伙,一个偌大的宽腰白瓷鱼盘里,盛着一条尺把长、剖成两半的脂玉般白嫩、鲜香的鲤鱼,上面浇着琥珀色的醋香汤汁,撒着翠绿的葱花,一股甜淡清纯的香气直冲鼻尖。我夹一筷鱼肉入口,味道又鲜嫩,又细滑,又香醇。好个西湖醋鱼,果然名不虚传!

这一顿饭,花了我们不到两元钱。其中价格最贵的是西湖醋鱼,七角五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旅店附近的小吃店用早餐。我喝一碗豆浆,两分钱(两勺);两根油条,四分钱;一个茶叶蛋五分钱,夯不朗湯(总共)一毛一分钱。我妻子喝一勺豆浆,吃一根油条、一个鸡蛋,才八分钱。算下来,我俩这顿早餐花了一毛九分钱。

这,就是当年的杭州,我记忆中的杭州。

从第二天起,我与贺玲娣开始观光游览。现在想想也好笑,偌大个杭州城,当年我们在停留的七天里,都是围着西湖在转悠。许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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