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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小黄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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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信仰试读：

朱小黄是我的同事，亦是朋友。

小黄投身金融行业三十余年，行事果决，革旧图新，做过很多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担任过中国银行业第一个首席风险官和中信银行行长，是一个不畏挑战、敢于迎难而上的管理者。

小黄也是个勤学善思的人，喜欢读书和思考。先后写作出版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临渊结网》《远离冰山》《价值银行》等一系列学术专著，是金融高管中少有的实干加理论派。《财富信仰》是小黄的又一本学术性的思考结晶，专门来谈中国人的财富问题，对眼下中国的各种因“财”而来的问题思虑可谓深矣。全面研究和考察财富与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关系，是小黄一直以来的写作夙愿，这本书出来后，他的这一心愿大概是了了。

几年前，在给小黄的另一本书《远离冰山》写序时，我曾写道：“一个公司产生危机基本与风险和内部体制不健全有关系，而危机是长期积累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昨天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只能承受。本书强调要‘治未病’，正视危机形成的过程。本书认真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归纳了经营管理银行的原则和标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对我国银行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参考价值。”这本书其实与那本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话题由解决中国商业银行的问题，变为了直指社会在财富关系、财富信仰问题上的弊病。在这本书里，小黄提出了三大文明的信仰，即自由、宗教、财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梳理，在重构中国人财富观念，纠正一些偏见、歧视和误区上做出一些努力。在当下中国这样名利为上的氛围下，小黄的这一提法与努力卓尔不群，尤其他还是一位实干的金融家，每天与财富打交道，处理的财富问题不知凡几。身在其中而能清醒，而能自觉在精神上有所疏离，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清醒推诸更多人，这是颇为难得的。除了深刻分析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希望人们能够理性看待财富之外，在这本书里，小黄还有比较多的篇幅涉及我国的法律法规、基本国策、土地制度等政策法规问题，甚至对国企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许多复杂现实问题也有比较深的思考，充分显示出他的关注领域之广，及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切之深。这份情怀，让我不得不感叹。“市场重效率，主义取公平”，作为一个金融家，在对财富问题的讨论上，小黄在经济学、金融学的宏观下思考中国人的财富观、信仰观，是发现和指出了一些真问题的，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也有参考价值，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亦有同感。如小黄在自序里所说，“财富之于国人是道德与行为，欲望与现实，生活与理想，信念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之所，是非仇善之地。”正因为如此，谈论财富问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在强调自由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同时，小黄在书中肯定了财富的价值，说了一些他人不敢说或不会公开说的话，如为“富二代”正名，认为富二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一些人或者媒体混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把一些社会问题都归结在富人头上。他明确地提出，无论于公于私，于家于国，都应该有更多的富二代。这样，更多的人富裕了，更多的财富被传承，“则社会幸甚”。而富二代们成长成熟起来了，真正的贵族多了，“中国才能打造出有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百年老店！”可谓忧思深矣。

小黄的书我虽然不是每本都读，但时时是有关注的，我把他的这本新书推荐给大家，希望这本《财富信仰》，他的这些思考，有更多的读者。常振明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信证券党委书记序言财富的挣扎

财富之于国人是道德与行为，欲望与现实，生活与理想，信念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之所，是非仇善之地。宋明以降，引发天理与人欲之挣扎。然而提倡天理者多为财富拥有者，发挥人欲者多为贫困潦倒人。自古以来，纵横四海内外，违反人性的社会规则都无法持续。盖因人性之欲望乃上帝的精心安排。数千年来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博弈争夺演绎出无穷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戏剧，精彩绝伦无以复加，不过是生物本能的社会戏码。一切政治的变革，致富的神话，权力的智慧，战争的智谋，一切众生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去，朝野互仇，江湖互斗，改良与革命，改革与保守，光宗耀祖与落魄失意，无非根于财富源自人性的故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者，规则，天下规则莫大于公平正义。自古以来，课税贡捐、井田公地、官盐专卖都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义。无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集权，还是其他治理方式，都须实行为民服务的指南，都是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分寸取舍。公平正义是人民分享社会财富的规则，无论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打理政治，舍此便是谬论。

贫困非人类所欲，不公为人类所恶，此文明共识。贫者有其思，多以清高鄙视财富，富者亦有其思，多以道德驾驭财富。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上下，各有其历史环境所依据。

市场重效率，主义取公平。市场之效率无以复加，但主义之公平却千差万别。当今中国，欲以市场效率获得财富，而借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公平，此或即为中国特色。六十年来，诸公所图大约即此。

以上述维度俯视财富，通过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重构零零碎碎的财富观念，纠正偏见、歧视等各种误区，是这本《财富信仰》的初衷。但财富问题既专业又复杂，既广泛又深刻，非本人能力所能说透看清。而所思所想又觉弃之可惜，故汇集杂乱思想于一册，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奉献。

是为序，不再赘言。朱小黄2015年夏财富认知清贫、清富与财富信仰

当我们谈论信仰时，人作为精神主体，其精神内容浩繁复杂，主流、支流清晰。总结归纳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行为，大致可以发现存在三大文明发展意义上的信仰：

一是以身体为载体的信仰，这就是自由。人体身心活动的自由，包括财务自由、政治思想和身体行为的自由。实现这一信仰的方式是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道路等政治制度。民主体现了人体自由活动和思想表达的自由，法制则保障了这种自由的权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引导了民主与自由的方向。

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信仰，这就是宗教。宗教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归宿，给人类这种自然界最有思考能力的动物提供了精神抚慰，达成宗教信仰的方式，是按照一定的程式实现精神的解脱修炼，比如基督教的洗礼、忏悔、礼拜，佛教的剃发、打坐、修行，等等。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也是人类重要的精神信仰选择。

三是以物质世界为标的的财富信仰。不同社会形态下，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财富观，但人类的整个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从来都是追求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财富所代表的物质满足度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从人性上讲，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是人类骨子里、基因中具有的信仰。在市场社会下构筑的财富观就形成了市场社会财富信仰，现代经济学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获取财富、合理分配的最佳制度设计和理想情景。在讨论财富问题时，我们姑且认定市场是实现财富目标的不二法门，从而讨论和研究如何在市场观念下重构财富观。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件功德，便是使人们知道追求财富和拥有财富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自由最终是身与心的自由。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财富积累的历史。只有社会和个人拥有适度的财富才是自由的动力和基础。如果说自由和宗教是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信仰，那么自由、宗教和财富事实上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三大信仰。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从种群角度来说，人类与万物同处又超脱万物，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从个体来说，竞争同样与生俱来。竞争就是人身上各式各样束缚的具体形式，超脱这一切束缚享有完全的自由是人类终极目标，从某种角度说，挣脱束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但身体的自由依赖于财务的自由。迁徙、旅游、休息、思考、运动、工作、吃饭、饮酒，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是人类天然的权利，但这又是相对的。首先，人对身体的控制就是相对的。人的身体与主观意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例如人可以灵巧使用自己的身体，人的所思所想以身体为载体，但无法控制身体的强弱病恙生死等。其次，身体的自由需要以财务自由为条件。没有财务能力即财富作为后盾，身体的自由仍然是有限的。例如，没有钱便无法迁徙。因此，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创造财富，积累能力，实现身体自由的过程。任何有利于这个过程的社会规则可以视为文明的产物，任何不适于这个过程的社会规则便是对文明的反动。

宗教已被广泛凝结成人类文明的公共结晶、自由选择的精神家园，但人类对财富的向往其实更甚于宗教。宗教是对世俗生活之外的精神的安慰，而财富却是对世俗生活中的人的真实的安慰。但人类迄今为止对财富的认知水平，却远未达到宗教的水平。由于财富的具体利益属性，反而使得人类对于财富的认识，过于直观和实际，过于原始和直接，过于自私和占欲，反而显得浅薄。因此，对财富认识的正本清源，不仅对财富快速积累中的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地区），而且对已经积累相当财富的日、美、欧，也都是必要的思想行动。

尚在贫困之中的人们，常常崇尚清贫的理念。当代中国比较有名的《清贫》（方志敏作）一文便是代表作。“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这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苦难的地方。”其实这种“清贫”思想也是源于中国文人儒家修养的规范。从《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传承下来的清贫度日、妙手著文的风度，也是中国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环境下，社会、个人财富积累不足的表现。贫困的人们只得借用“清贫为荣”的精神力量的思想流，既可安慰，也可维稳，朝野兼用。

而日本前些年开始流行“清富”思想，船井幸雄所著《清富思想：修德则必胜》一书，影响颇众。与清贫思想作为贫困中的国人精神指南不同，清富思想是对拥有财富的社会予以驾驭财富的精神指导。清富提倡在一个物质丰硕而精神贫瘠的社会，要遵循自然法则，修炼人德与人格，指出“厚德清心，富而不骄，是为清富”。作者指出，人德的真意，不是清贫而是清富。可见拥有财富也是人类本意与出发点。

无论清贫，还是清富，都是人类对财富思考的思想成果，当然也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情态的思想结晶。贫者有其思，富者也有其思，并无高下之分，但也带有贫困或富有的固有的偏见。努力、合法地拥有财富，让自己获得基于财富的自由和幸福，是每个人的财富信仰，让这个世界充满基于财富的爱和丰富的情感与人文的传承，并生生不息，是整个人类的财富信仰，无论你目前是贫困还是富有。

但人类文明进行到今日，就事论事的思想方法已不能解释社会的要害。

须知生死、财富、权利、情感乃世人四大迷局。因缺乏宗教安慰，世人喜生惧死，不知所措；因缺乏社会制衡，权大无界，趋之若鹜；因缺乏财富传承，掠财炫富贪婪无比；因功利虚荣，无谓真情，失却情感纯美。观察当今社会各种怪现象，不过这四大病态的折射而已。尤其是中国社会从农业自然经济转型现代工业社会只近百年，其中又历经曲折反复，至上世纪“文化大革命”，丧失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丧失人伦基本理念，以摧毁财富为己任，遑论对财富的哲学性认识。而财富的存在与积累却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物质与精神”的沉淀。当一个国家、民族，从一个幼稚社会、动荡社会的结构向成熟社会结构转型时，必然会引来在社会哲学、文学、经济学方面的逐渐深刻，其中财富观念的深刻程度也是人群社会成熟的一个标点，当这种认识趋于成熟时，标志着社会转型的成熟。当社会治理结构趋于成熟时，除了经济上以投资为主要动力转型为消费型社会，对财富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这就是当今社会——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后——中国的某种变化。

国人财富观念尚存幼稚，重视财富态度却没有真正的财富生活。财富生活要有偏好，有取舍，虽喜财富，更好品质。而财富态度，或鄙视，或追崇，或自视清高，其实都已被财富所牵引，失去取舍。财富不仅是物质的累积，也是文明的累积。具有真正的财富生活，才会有正常的财富态度，而正确的财富态度却需要生活的积累。从积累财富到从容驾驭和运用财富，也是一个艰难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于国而言，百年之内，无法企及；于族而言，卅年之内，无法企及；于家而言，三代之内，无法企及。中国社会快速的财富积累使得财富人士大多不能摆脱暴发户心理，即“匮乏心态”。拥有财富并没给许多财富人士和他们的后代带来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及健康生活方式，却常带来无节制的放荡挥霍等不健康的生活。这些人无法进入精英社会，使得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文明进步脱节。社会缺乏与财富相适应的文明基础，便会显出驾驭财富的能力不足。

一些人对财富的错误认识更需要批判，比如对财富的仇视与贪婪，关于财富的继承与创造、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速度与质量、平均与差异，等等，都有很多流传甚久的误区，有的误人子弟，有的欺世盗名，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构和升华。

财富信仰基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判断事物的标准，我们试举几个问题来讨论。财富与契约精神

社会财富既是物质的，也是抽象的，如一栋楼是物质的，而高低、面积等数据又是抽象的，既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也有社会权利的属性。财富的存在总是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来证明，财富的聚集流转表现为法律上权属关系的转让。不以法律规定形式存在的财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财富的形成过程就是一系列交易并签约的过程。合法才能实现财富积累，符合契约合同精神才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交易。如果说私权与物权是财富的实体保障，那么契约精神便是现代文明环境下财富的灵魂。须知，没有每一份具体守信的契约，便没有每一份具体的财富。财富社会的基本文明便是契约精神。可见，财富信仰立足于稳定的产权制度和民事法律关系，即契约社会环境。人为何要储蓄？

人为何要储蓄？财富为何要传承？对于你的后代来说，你不过是逐渐被淡忘的故事而已，那你为何会狂热地创造、收聚、储蓄财富留给你不可能认识的他们？那些未来的肖或不肖的子孙，何德何能凭着血统就心安理得地坐享你一生的心血？其实人类的任何社会行为都源于某种生物特性。任何生物体的全部行为都是为了家族基因的传承和种群繁殖。生物的传宗接代是以群体永续为本能目标的。从动物的本能来看，在传宗竞争中谁能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如狮群、狼群的领地，谁就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即猎物也即蛋白质，并从而获得繁殖机会，即基因继传的机会。谁能为后代留下更多的物质资源，后代为之传宗接代的机会也更大。人类聚集财富留给后代的行为，其实是生物本能而已。可以说，合理合法地积累财富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天然本能，是自然公平的体现。财富信仰来源于人类本能，应该得到尊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财富信仰本能决定了一些经济现象的规律。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问题上，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为了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希望推动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在银行信贷准入、资金供应、资本市场准入和产业政策上都有显见动作。但总的来看，收效不大，原因何在？其实在市场环境下，人们追逐财富的本能使得市场产生很强的趋利动力，在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5%左右，而虚拟经济（金融、资本市场、互联网）资本回报率20%以上的状态下，当股市疯涨令人血脉膨胀，所有的经济元素尤其是资金一定会流向高回报或高回报预期地域，降准的政策使银行融资能力增强，但这些资金必然东弯西拐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导致实体经济更加尴尬。

实体经济的困难在于税负过重，费用太高（负债率高），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回报需要减税、降息。唯其如此，才能吸收各种经济元素流向实体经济。仅仅放松社会银根，只会加剧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这是经济的本能所致，并无他法。可见，财富信仰是立足于市场规则和人性取向的天性，不尊重利益激励将一事无成。

总之，财富信仰深刻地影响市场规则和人的行为，走向市场，深化改革，需要立足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富观，理解财富、运用财富和创造财富。权力的本质

权力产生于拥戴，由拥戴异化成权力，形成国家或企业的治理结构。

人类社会的逐步形成过程，就是由拥戴而产生各种管理设置并固化成各种各样的权力的过程。有着理性能力的社会，为了防范权力演变成强制那些被奴役者“拥戴”的工具，便对权力的产生、使用、结果检验等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流程、要素、条件等规定，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如皇权模式、选举模式、推举模式等。总之，权力产生的初衷是一群人为了效率和公平，拥戴一部分相对比较更聪明的人来替大家管理并维持秩序，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那么被拥戴的人到底替大家管理什么呢？这就是权力的本质，也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本质。

回到原始的初衷，公共管理的本质就是管理社会财富，即财富的创造、集聚分配、使用的公平公正和效率保证。

权力的用途从根本上讲，是组织人类群体进行有效率的财富创造，并维持某种秩序，从而保证财富分配公平公正。权力是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从现代经济发展历史来观察，自从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之后，自由市场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对修改权力的用途进行了改造。除了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并无权干预市场的具体行为，形成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模式。“一战”以后，经济萧条规律性地发生，产生了凯恩斯新经济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鼓励政府对经济的投资引导干预，利用投资乘数定律使政府投资发挥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说明了这种行政干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学说，本质上也是人类对创造财富路径的探索。其实，凯恩斯主义并不主张政府对社会的全面行政干预，仍然是在市场前提下的思考。

但是另一种思潮性的争议也对权力的作用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标的来分配社会的财富，通过国家财政税收的行政力量平衡资本收益分布的不均衡和不平等。资本的运行流转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对较高的配置效率。现代工业文明使资本收益大幅增高，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带有很浓的血腥味，随着学者们对资本主义早期贫富差距巨大并影响到公平原则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逐渐向民生领域倾斜，出现了一些福利国家。但如果福利太好，常常使人丢失勤奋，又会使市场创造财富的动力减弱，效率下降，影响到福利制度对促进社会成员幸福感的性质。所以，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常常会附带贫富不均等不公平现象，导致税收等分配政策的适时调整，有的时期倾向于促进市场效率，有的时期会倾向促进公平公正，在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完善的欧美国家，更是印证了上述社会发展规律。美国哲学家桑德尔所著的《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在哲学层面上讨论了现阶段市场高度发展的状态下，社会如何实现财富金钱与公平之间的平衡。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更是证明了当资本平均收益率高于劳动平均收益率很多时所必须面对的不平等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不完全一样的路径，试图解决社会分配问题。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而且成功地在许多国家通过革命获取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践。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抛弃市场，认为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而实行全社会计划的阶段，一般称之为计划经济。另一个阶段则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社会规划发展阶段，即承认市场的效率比计划更优越，但仍然坚持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实现公平，通过社会规划和国有资本的引导来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是如此。

在纯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财富的积累分配及民生福利的调度，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则主要在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资本的引导方面。

充分运用国家行政权力来组织和推动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是需要冒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因为行政权力的放大除了会带来经济上风险集中，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如中国的大跃进，也会因此而带来政治上集权风险，甚至产生灾难性后果。一些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风险的真实存在。

因此，无论哪种类型的政体和国体，无论哪些历史时期和哪些区域，所有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本质是充当社会发展中财富创造的组织者、财富运用的规划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最本质的作用是充当平衡社会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杠杆支点。由于行政权力具有影响全局和历史的能力，也同时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行政权力可能是创造财富的动力，也很可能是破坏毁灭财富的动力。

从这样的本质出发，任何社会形态下的行政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以防范权力从财富的制造动力演变为破坏、毁灭财富的动力。抛开偏见看财富

中国人对待财富，一直处于模糊而混乱的状态。或视财富为洪水猛兽，或对财富过度贪婪、不择手段，或视财富为粪土，极力划清界限。其实，财富就是财富，因人而生，因社会发展而积累，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所谓好与坏、罪与恶，它带给人效用，它可以传承，它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它代表着进步与发展。财富除了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人文情怀。从运用财富的角度看，其实善良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丝感动，慷慨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份豪迈，施舍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关怀是为了自己那一缕温存。但诸如此类的人文情怀其实都是财富生活的一部分，不能拥有财富，很难拥有高尚的情怀。各种欲望冲动和财富目标及为此而采取的行为就是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就是人类追求财富利益的过程和结果。经济生活是各种财富欲望的实现过程，也是各种财富欲望的制衡过程，所谓制衡就是欲望的对冲。一部分人的财富欲望要容纳别人的财富欲望。

这里讲的财富，第一，是在具体法律或经济环境下的物质财富，而不是一个一般文化判定的财富。它首先是有效用的，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金银珠宝有装饰和工业用途，房产有居住作用，艺术品和古董有美学内涵，如此种种。

第二，它是道德共识所允许的。效用没有好坏，有效用就属于财富的范畴，但它还要受到社会法律和道德共识的约束。社会法律和道德共识所不能允许的，也就是在人类文化积淀过程中排斥的东西，有效用也不属于财富的范畴。就像毒品，对于吸毒者来说是有效用的，但这并不为人类文明所接受和认可。

第三，财富是可传承、可保存的。低值易耗品一般人并不会视之为财富，比如像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可传承并能长期保存的物件，比如黄金珠宝、房产等，承载了满足人们未来生存及生活改善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功能，这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

第四，财富有价值吸纳作用。例如，艺术品、房产等能够把当时社会上所谓多余的财富价值和资金吸纳，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价格，是跟经济增长速度有关的，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当社会需要资金的时候，通过交易它又转化成资金，回流到经济体系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像湖泊一样，江河缺水了，它能补充点，江河水多了，它能吸纳一些。

第五，财富运用问题，财富本身没有绝对的正与负、是与非、对与错的属性，看你运用在什么地方。运用受观念如道德的支配或影响，运用不当或许会引起社会道德批判。

国内关于财富的偏见，多来源于财富来源、积累和运用的不当性和不道德。富二代、官二代的恶名，多多少少源于财富积累和运用的不择手段，不修边界，凭借财富将自身凌驾于社会道德和法律之上，成为社会和舆论的“公敌”。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财富运用得当，能改善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毁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个人有身败名裂者，社会有四分五裂者。公共财富是最重要的财富观念

在国人的观念里，不仅财富观缺失，更是缺乏公共财富的观念，突出表现在：

一是将公共财富与所有制相关联，简单将公共财富等同于公有制。其实，所谓公有制，是一个社会财产产权归属的法律框架，它更多是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财富的收集、获取与分配的法律设计，并不是一个社会财富的物质系统的构成、安置或布局，公有的财产并不必然成为社会公共财富，公共财富有其自身的法律与经济上的特征。因此，不能用公有制观念来代替公共财富的概念，由于所有制问题包含意识形态意义，也需要防范用意识形态来左右公共财富的积累，使财富问题政治化。

二是无视公共财富的积累。古往今来，都是强调公共财富的占有。稍微回顾一下过去的明朝和清朝，也有一些公共财富，类似于皇家园林、官道、驿站之类，但这些公共设施与大众无关，公众无法享有运用，所以这不是积累的公共财富，而是公权对财富的占有。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依然缺乏公共财富的概念，公有制运行中客观上强调的依然是公权对财富的占有。

其实，正常社会更强调公共财富的建设和传承。所谓的建设，是说这个财富是为了子孙千秋万代的使用，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持续发挥效用。而财富的传承，是说要有代际传递功能，其形态适合于长期存在，脆弱易腐的东西就不利于传承，就不构成我们所说的公共财富。因此，财富有建设性并能传承，才能构成社会财富。福利是很重要的公共财富

为什么说福利是公共财富？虽然在政治意义上人生而平等，但在现实中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生存状态、道德水平等也迥然不同，然而，从公平公正的文明原则出发，这些都不能成为某个人不能拥有尊严生活的理由。在市场社会贫富差距有必然性，但社会应该为贫穷者创造条件，改善生存条件，这就需要有有效的福利制度等各种公共财富。以公共财富弥补个人财富的不足，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普遍发展和进步，实现社会总体公平。

比如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掠夺财富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积累了最好的生产工具并培养了最好的工人，从而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欧洲构筑了一套越来越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对推动个体与社会发展共同进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现在，欧洲经济没有那么活跃了，高福利制度下要养活这些人，加上长期高福利在文化上产生了一些懒惰的成分，这个制度就会出现问题。欧元区经济下滑引发了各种矛盾，各国自行发债并扩张财政造成过度负债，引发了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从欧洲现在整个的经济实力而言，如果它能够统一债务，这个危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并没有超过整个欧洲经济本身的负债能力。欧元崩溃背后一定是经济崩溃，经济没崩溃，欧债危机的解决仅仅需要一些观念的协调和一些利益的调整，福利制度并不是“始作俑者”。

福利制度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传承的载体，是分配财富的手段和方法，这个手段保证了没有一个个人能够独自享有全部社会财富。只要民生和福利恰当，社会政治就会相对稳定，人民也会安居乐业。所以说，福利是很重要的公共财富，在经济上也会促进一国国民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总量而使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公共财富更需要积累与传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乏一个积累财富的基本秩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从法律上来看，除了土地之外，没有很好的产权法来保护财富的传承。改朝换代、农民起义等是以财富剥夺为荣的，并不在意通过秩序和规则来积累和传承财富。

没有积累财富的基本秩序，特别是稳定的产权制度，带来的就是对公共财富的鄙视和毁坏。曾有一次去巴黎，与陪同的一个外国友人讨论，欧洲把很多传统和现代的东西都处理得很好，但为什么不将这五六百年的老房子拆了，盖新的岂不更好？这个外国朋友说，这话也不是没道理，可能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吧，你更热衷于新建，但是我们更尊重过去，更尊重古老的东西。这句话折射出东西方对财富传承的不同观念。西方社会更尊重传承，东方社会更倾向于重建，对前人留下的东西带有鄙视性，恨不能毁之而后快。看起来中国是个谈古论今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巴不得把古的东西都拆了，建一个“我”的东西。

社会的发展是以公共财富的有序积累和传承为基础的。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都愿意标新立异，不愿意接受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很大缺陷。但是如果没有承接，社会发展从何谈起？实际上对于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来讲，某种意义上，传承比创新更重要。开启产业革命进程的蒸汽机，只是瓦特对前人实验机器的改良，并非仅看到壶盖被蒸汽冲开灵机一现的结果。没有社会共同的理念，不尊重公共的财富，人类社会或许还在刀耕火种之中踯躅前行。反观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对于公共财富的构思、规划、设计，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念和认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底怎么规划管理，还都是每一个市长的想法，缺乏积累和传承的理念，很难想象会给子孙和社会留下什么财富。产权制度有利于公共财富的传承

谈到公共财富的传承，很多人会自然而然认为这是公有制的产物，这是把“公共”和“公有”混为一谈。公有制是说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制度安排，是分配模式，并不能覆盖公共概念。公共指的是全社会都有机会共享的一些物品和设施，尤其是社会基础设施，如公园、公路、地铁、铁道、桥梁、城市广场等都是财富，是社会共享的东西。财富也要分为两类，要么是私人享有，要么是共享，不同的产权制度形式对社会财富尤其是公共财富的传承意义不同。如果要看哪种产权制度更有利于财富的传承，就要看谁更具备传承的条件和基础。

首先，个人产权下，权利主体明确，更有利于公共财富的积累，有利于个人财富的传承。财富要传承，法律上讲首先是财产权所有者是谁必须明确。公有产权制下，财富产权所有者是国家；私有产权则属于个人。对于前者，就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简单来讲，国家的具体代表是政权，具有不确定性，而个人是血统传承的，生生不息，代代繁衍，基因是磨灭不掉的。所以，产权私有的有利条件多于产权公有，更有利于财富积累，最有利于财富传承。许多国家的宪法强调个人产权的神圣性，道理即源于此。

其次，个人产权更有利于提升财富的质量。如果财富的质量很差，传承不了，也就没办法满足人们的效用和传承的预期，最后只能变成垃圾和负担。比如目前社会上的很多房地产、高速公路等豆腐渣工程，未完工就倒塌，刚竣工就维修，寿命极为有限，这形成的只是一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字，而不是真正的桥梁、公路、隧道等公共财富，最后没有效用。私有产权下，财富拥有者一般都会尽心积累和保存财富，以造福子孙后代，从而更有利于财富的传承。看看欧洲，过去皇帝的用度和国家财政是分开的，皇室开销专门有一套人马，有收入来源，有资产和经营的范围，并不是由国家财政全部包干。也就是说，欧洲皇族有私产，所以有动力去建设和积累。再看看中国，皇族没有私产，吃喝玩乐全是源于国库，结果就利用权力去占有，一旦失去权力，便会失去一切财富，一生就在维持占有权力中挣扎，哪有时间去建设和积累属于家族的财富？更无暇顾及财富的质量。

个人产权有利于财富的个性化。个人产权下，财富的权利主体是个人，个体的差异和创新就会体现在财富制造、积累和传承上，张扬出个性，使得财富有机会与艺术结合。但另一方面，公有财产也有公有的优势，私有可以个性化，但公有可以广阔宏大。在公有模式下，集全国之力才能建造人民大会堂、三峡大坝这样的基础设施，这也是社会需要的财富。因此，也不能对公有产权模式下财富创造的能力盲目否定。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以国有资本的模式进行公共财富的创建，也是向公有产权模式的借鉴。民富是根本，优于国富

谈到财富，国富和民富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国富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国家是个政治概念，政治范畴。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国家之内生活，不管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都存在国家实力和个人生活的关系。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总财富是由国民创造的，从政治上来看，总存在一个财富在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政府掌握占有的财富比较多，那么国民拥有的财富必然会减少，相对会出现“国富民穷”，反之，则有“国穷民富”。因此，国富和民富是个总量下互成反比、互相变换的关系。

事实上，民富应该是根本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常常因为政治制度不一样，所以国民跟财富的关系发生变化了，这是个不合理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的存在是为保护和传承国民创造的财富，国富的目的是为国民能够在公平公正和安全的环境中创造更多的财富。国富是从属于民富的，没有民富，国富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藏富于民。所谓强国是指民富，一味强调国家实力而忽略民生，肯定是政治制度有待改进。

因此，国家征税是要有底线的。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全部国民创造的财富，国家征税的过程，就是对国民财富占有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国家是个抽象的东西，现实中的代表者是政权，而政权则是由某些阶层的人来掌握。因此，征税的过程就是由组成政权的少部分人对全部国民财富的占有和重新分配，肆无忌惮地征税，无异于“抢劫”国民的财富。因此，国家征税要有底线，要以法律形式确定政府征税同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以确保民富的优先性。任何社会里最公平的东西是民富为先，这应该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理性看待奢侈品消费

鄙视钱财是贫困道德观，是内心自卑的道德反射，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几乎给国人带来灾难，是应该抛弃的道德观，热爱钱财，取之有道才是正途。而炫富和夸张的消费行为，暴富之后的刻意散财以及富人的信神、信佛、信大师的心理倾向，归根结底都源于贫穷所残留的自卑和不安全感。许多财富人士的古怪投资，如建造屋顶花园，以及古怪的慈善行为，如在街头撒钱，只不过是当年落魄少年的追富梦想。

精神财富只是物质财富聚焦过程中的升华。就如读书做官的观念，读书是为了做官，科考是为了晋身台阶，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之谓也。积累物质财富需要精神力量，需要人文精神和道德教化，而这些精神营养自成体系，自有乐趣和奥妙。在独立和异化过程中，终于摆脱物质成为精神财富，并被人类喜爱，不可或缺。所以，脱离了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无非空穴来风，犹如空中楼阁的乌有之乡。当然，失去精神外貌的物质财富就像被剃光了毛发的宠物狗，赤裸裸的，令人心发厌恶之感。

当代国人的财富观不成熟，常常成为人格不健全的内因，例如对待奢侈品的态度。

提到奢侈品，人们总是联想到铺张浪费、炫耀自夸、为富不仁等不好的方面，奢侈品消费似乎成为“罪恶”的行为。实际上，奢侈是人们对更高品质“吃穿住行”的追求，奢侈带来富足，奢侈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同样，奢侈带来消费，是消费的原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奢侈品消费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现象，既有个人财富的问题，还有公共财富的问题，也有贫富差距问题，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讲，奢侈品是合理的，应该理性看待。

首先，奢侈是合理现象。奢侈是经济现象，具体表现为大额、高品质、超过常人水平的消费，实际就是拥有财富的外在表现。奢侈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追求生活品质的改善是人的天性。拥有财富，只要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都是对的。某个人愿意消费奢侈品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一种个人权利，社会对奢侈也有一些规则，无视社会道德底线而过度浪费铺张就另作别论了。因此，奢侈品与道德无关，只与财富拥有程度有关。奢侈是贫富差距的表现，而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奢侈给社会带来富足，带来追求财富的动力，是正能量。

其次，奢侈品具有时代意义。在任何一个社会，奢侈品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挂个贝壳就是奢侈品。回顾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手表、自行车、彩电、电脑、手机，如此种种，无不曾经留下“奢侈”的影子，随着时代的转移，都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一个绝对的财富常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奢侈方式和内容。

再次，奢侈不代表可以分配不公。奢侈品消费是合理的，对于改善人们生活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合理不等于分配可以不公，借由权力寻租或对国民权益的践踏来消费奢侈品，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声讨；合理消费并不意味着可以暴殄天物，消费是个人的权利，但一个人付过款之后在众人面前把奢侈品毁掉，甚至有人借此挑战文明底线，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当前我们社会对奢侈品的偏见和看法，根源就在此，其实与奢侈品本身无关。从剩余价值看财富的意识形态化

社会财富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这本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由于财富分布的现实不公平，它实际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以巨著《资本论》结论说价值最终由劳动创造，资本的增值都是剥削，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是不公平的，因此革命和剥夺是合理的，这是纯粹结构性的解构分析。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整个现代社会资本回报比率和劳动回报比率进行研究后，几乎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资本平均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平均回报率，不公平是绝对的，但在现代国家治理架构内，可以通过累进税率进行倾向公平的调整。二者可谓异曲同工。纯经济看没有资本当然就没有生产，劳动也无从创造价值。马克思和皮凯蒂的研究要解决的其实就是公平问题。资本、自然资源和人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和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在人的劳动中，既包括工人的操作性劳动，也包括企业家的管理活动，而马克思似乎忽略了这一点。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经济运行规则和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劳动报酬激励，最能逼近公平与效率的帕累托效应或者说黄金比例。私有与市场，公有与计划，公有与市场，私有与计划，资本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等等，各种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的组合各有其理，都应当在实践探索中淘汰与改进，很难有绝对的真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逻辑性非常强，从社会生产说起，抽丝剥茧论述价值转换，最后得出剩余价值结论，告诉人们，资本的积累就是通过剥削剩余价值得来的。从传统古典经济学上讲，它说明了一定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资本与财富不同，除了表示直接拥有这个物质财富外，还与货币是物资的价值标示一样，资本是生产价值的标示。但是，由资本引发的社会问题源于分配不公，并非剩余价值的原罪。

首先，资本并没有阶级属性。资本是财富的标示，在经济设计上资本可以流转、交易、标价，体现财富价值，可以发动生产，实现增值，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财富符号，但被剩余价值论指出它也是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实际上，解决资本积累不公的思路很简单，就是通过税收制度实现二次分配，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正是出此对策。现代国家治理结构都应该具有灵活准确的税收制度，维持资本功能所不能完全达到的社会公平，实际上相当于解决社会分配问题，不一定非要用革命式的剥夺私人占有的办法去解决。资本就是资本，资本跟权力一样，也需要放进笼子，不然它就会肆无忌惮地露出血腥的一面。背后的问题只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准确、不公正，资本本来就是社会财富的一个安置制度。

其次，资本是一个财富架构，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资本到底是由私人拥有，还是国家拥有呢？实际上是政治制度决定的，也是由权力决定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分配，并不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财富的走向，掌握了政治权力就等于掌握了资本方向。在封建社会，皇权政治赋予贵族掌握资本的权力，到了民主社会之后，国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相对就公平一些了，也就导致了资本权限的社会公平。资本就是一个财富架构，政治制度才是核心，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都在于能否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把财富问题意识形态化，把人群意识形态分割，这是分裂社会的一些做法，是愚民策略的产物。

最后，正常的社会应该提供个人积累资本的渠道和机制。所谓正常的社会，就是说每个国民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都能积累到资本，都能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社会制定规则并保证公平竞争，惩罚巧取豪夺式的积累资本行为，为国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服务，才能解决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从分配公平到机会均等，从出发的“公平线”到终点的公平结果，才能避免“为富不仁”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比比皆是，但并没有出现普遍性社会抵触情况，而我们国家刚刚出现了些“有钱人”，仇富情绪和“原罪”论就不绝于耳。这其中的原因就与我们社会提供资本积累渠道不畅大有关系。财富与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文明背景，契约精神是遵守约定、履行承诺以及承担责任的意识、认知和行为的总和。所谓讲信用，在人格上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在经济社会便是契约精神。

遵守契约，似乎是为别人履约，但实质是保护自己的未来利益。所有的契约，即使是捐赠契约，本质上都是双方约定的交易对价，只是在交割上有时间差异，才用契约来约束后交割的一方并保证先交割的一方履约的完整。一般意义上，一项契约的完整履行，使交易顺利完结，是对双方有利的做法，违约会导致交易的失败，信用的腐败，所以先行履约也是保护自己的未来，是使对方顺利履约的条件。

契约是财富社会最大公约数，契约不代表公平，但体现公正，背后是智力博弈。每一份契约都是博弈的结果，契约是程序保护为主的方式，双方在机会、地位、对价上的公正，但契约形式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公平的，调节契约内容公平的杠杆是双方智慧的较量和事后法律救济的衡量。

契约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先有经济契约，再有行为共约（法律）。法治的基本功能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有序调整，法治社会的形成总是先有契约来固化利益关系，再有维护这些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即各种法律、法规以表达社会共识。契约是法治社会的关系细胞，也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只重法律条文，只强调立法制定规则，而忽视契约的法律约束力及对契约的法律救济是舍本求末的行为。

契约社会的要害与基础是法律体系对契约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一旦出现违约，受损失的一方最终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追偿损失，而使违约一方占不到便宜并付出违约成本，才能使契约的约束力具备与法律文本同等的力量。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契约社会很难成立。

改革也是如此，要有政治依据，即符合大众意愿和利益，改革也要有法律依据，如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剥夺，税种和税率不能由政府自定自收，私产物权不能被行政权力强制拆迁，重大项目建设要有决策权的制衡，等等。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不仅是有恒产，更重要的是有法律保障的恒产。

文明社会的财富观只是能够使人们平常回答三个质朴的问题：一是财富从哪里来；二是财富如何用；三是财富留给谁。这三个问题并不需要有统一的答案，但任何答案都应有某种原理。财富可以被认为由劳动创造，也可以被认为是资本的产物，但绝不是某种权力或皇家赐予的。财富可以消费，可以储存，可以遗传，可以投资，可以捐赠，但不可以被无故剥夺，这是信用社会、契约社会的基础。司法实践中，有依法罚没私人财产的做法，其与宪法中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是相悖的，也是违宪的。司法机关只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力，而无权没收私人合法财产。财富留给社会，留给子孙后代，留给特定的人或事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社会应有法律事务机构、信托机构、公证机构、金融机构等提供有效可靠的服务，而不是漫天的道德评论。当笔者说人们能够平常回答这三个问题时，我指的是社会伦理、道德、法律各类服务中介机构都会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的财富在这三个方面所做出的各种选择。没有处置财富的自由，就没有财富积累的动力，也就失去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

财富社会必然是诚信社会。诚信社会如何搭建？反观中国社会现实会觉得难上加难。但依笔者之见，社会治理者如果有决心、有恒心、有担当、有情怀、有理想、不迁就、不回避、不顾忌，其实也有别有洞天的门道。这门道却不是什么窍门，而是实实在在地运用现代社会治理杠杆。

首先，是法律诉求的救济渠道通畅。现行法律体系实施中，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很难运用这个体系实现法律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很多信访、上访、群体事件、恶性案件都因此而起。所谓人情社会，就是法律救济渠道不畅通衍生出的问题社会，法律路径不通必图人情之途径，人情盛行必然是权贵盛行，大众弱势，党政权力更能凌驾于法律和社会之上。法律救济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而受到侵害，依照法律规定向有权受理的国家机关申诉并要求解决，予以补救，有关国家机关受理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目前，法律救济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国家赔偿、民事诉讼。如果大众权益受损，而上述救济渠道不通，则最终会导致法律信用破产，社会诚信恶化。因此，市场社会自诚信社会始，而诚信社会自法治社会始，法治社会自救济有效始。

其次，是合适的违规成本。违规交易付出的代价大小深度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违规成本设计本质上也是一种激励设计。在经济人的世界，任何行为背后都会存在对价考量。违规行为的成本一般来自于行政或法律规定的罚则。时下存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罚则，不是罚则设计的成本高低问题，而是罚则规定的随意性和执法中裁量的随意性。罚则规定的随意性的典型范例是交通罚款，执法中裁量的随意性的范例是城管执法。解决违规行为并非罚则越严越好，违规成本越高越好，或者相反。罚则也是一种激励，可以称之为负向激励，弱则无效，过犹不及。适当的违规成本是指违规行为受罚的发生概率和受损概率与这类行为带来的收益关系。在正向激励中，需强调收益覆盖风险，在负向激励中，则应强调损失大于收益。简单地提高违规成本，犹如无本之木，毫无用处。

最后，是舆论公平制度。公平交易与舆论公义有很深的内在联系，尤其在中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社会的所谓公平常常有赖于所谓公议。公平、公正是一杆秤，秤砣则是老百姓，也即众人之口。所谓众口难调不唯指菜肴，更是指舆论，舆论不是一种权力，冠之以监督是否妥当尚可讨论。现代社会舆论载体主要是各类媒体，媒体的社会功能除了宣传社会主流意识，传播信息，保障社会信息对称之外，重要的是批评社会负面现象，传递社会公平。悠悠之口，可堵不正之风，要求媒体只重宣传，不能批评，无异于削肢摘脏，毁损媒体功能，看起来莺歌燕舞，其实江河日下。失去媒体舆论公平功能的社会必将与诚信社会无缘。

财富社会源于诚信社会。诚信社会的建设还有方方面面，无法言尽，但上述三条却是最为紧要之处。社会治理虽然林林总总，着手万象，但纲举目张，亦不过几件实事而已。新科技的财富态度

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财富当然会依附科技成果取得效用性带来的新市场，以及简约化带来的低成本，但是人类因科技文明进步而获得舒服、便捷的消费和服务产品，也因此要承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现代工业文明为人类的财富积聚搭建了一条天梯，但也将人类引导进了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

按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描述，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他提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这也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工业的自我危害及工业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

其实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待科技文明进步和具体科技的不良态度。任何科技都存在阴暗面，以风险的观念看，正如硬币的正反面，当我们享受科技进步的正能量及舒适、快捷时，也要正视和面对科技所带来的阴暗面与副作用。更可怕的，是利用科技的正面去积聚财富，把风险转嫁给社会其他成员。

就态度而言，有三个典型的例子可以作为分析的案例：

一是转基因。在中国，关于科技的争议常常不在科学家之间发生，而在社会其他群体中进行。由于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和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介入，形成了两个舆论阵营，方舟子一方挺转基因，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能抗病、增产大势所趋。崔永元一方反转基因，认为转基因背后有巨大商业利益，使得监管失严，而转基因食品对人类也存在很多负面影响。两方争论不休，科技界则一声不吭。这样的事件反映了中国文化状态下对科技的态度，本质上是财富角度的态度。要知道，一旦科技成果与商业资本结合，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不是科技成果的转化，而是科技成果的缺陷损害。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衍生出的分子生物学。基因片段的来源，可以是提取特定生物体基因组中所需要的目的基因，也可以是人工合成指定序列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片段。DNA片段被转入特定生物中，与其本身的基因组进行重组，再从重组体中进行数代的人工选育，从而获得具有稳定表现的特定的遗传性状的个体。该技术可以使重组生物增加人们所期望的新性状，培育出新品种。“转基因”这个词在全球承受无尽争议，而争议的关键在于人类是否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可以代替上帝，改造自然，毕竟人类曾经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其实在所有的争议中，基本态度在根本上都受到财富状态的影响：几乎在此类问题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夸张地宣扬新科技的优势，坚决否定存在的问题，似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完美的；而所有的利益无关者，则高度怀疑却又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尴尬境地。如果两拨人身份对调呢？可能基本态度不会有大的变化。

其实任何科技成果特别是逆自然的科技成果都会存在某种缺陷，科学家的天职是找到这些缺陷并分析其存在的方式和结构，弄清这些缺陷对人类和环境是否造成损害及损害的程度和方式，以确定我们运用这项科技成果的利弊得失和防范风险的办法。一味地支持和反对，要么是愚昧，要么是被利益所左右。

二是太阳能。中国光伏多晶硅产业在2000年前后开始兴起，它们主要接受西方国家的生产订单并受到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由于一哄而上，形成了江西新余、江苏无锡等多晶硅热地，产能过剩并形成严重的政府补贴依赖，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欧洲订单锐减与国内补贴缺位顿时使光伏产业陷入困境，至今仍然波动起伏。

太阳能是太阳内部连续不断的核聚变反应过程所产生的能量。地球轨道上的平均太阳辐射强度为1 369w/m2，地球赤道周长为40 076km，由此可计算出，地球获得的能量可达173 000TW。在海平面上的标准峰值强度为1kw/m2，地球表面某一点24h的年平均辐射强度为0.20kw/m2，相当于有102 000TW的能量。

尽管太阳辐射到地球大气层的能量仅为其总辐射能量的二十二亿分之一，但已高达173 000TW，也就是说太阳每秒钟照射到地球上的能量相当于500万吨煤燃烧所释放出的能量，每秒照射到地球的能量则为499 400 00 000焦。地球上的风能、水能、海洋温差能、波浪能和生物质能都是来源于太阳，即使是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从根本上说，也是远古以来贮存下来的太阳能，所以广义的太阳能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大。狭义的太阳能则限于太阳辐射能的光热、光电和光化学的直接转换。

太阳的主要特点包括：

普遍。太阳光普照大地，没有地域的限制。无论陆地或海洋，无论高山或岛屿，处处皆有，可直接开发和利用，便于采集，且无须开采和运输。

无害。开发利用太阳能不会污染环境，它是最清洁的能源之一，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这一点极其宝贵。

丰富。每年到达地球表面上的太阳辐射能约相当于130万亿吨煤燃烧释放出的能量，其总量属现今世界上可以开发的最大能源。

持久。根据太阳产生的核能速率估算，氢的贮量足够维持上百亿年，而地球的寿命也仅为几十亿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太阳的能量用之不竭。

但是太阳能也有明显缺陷：

分散性。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的总量尽管很大，但是能流密度很低。平均说来，北回归线附近，夏季在天气较为晴朗的情况下，正午时太阳辐射的辐照度最大，在垂直于太阳光方向1平方米面积上，接收到的太阳能平均有1 000W左右，若取全年日夜平均值，则只有200W左右；而在冬季大致只有一半，阴天一般只有1/5左右，所以这样的能流密度是很低的。因此，在利用太阳能时，要想得到一定的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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