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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30 23: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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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王元地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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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轮回

繁荣的轮回试读:

前言

从2013年年末开始,我们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内在原因及治疗的思路、方案和一些关键的战略、策略与政策,形成了上下两部著述,一本是由团队合著的《繁荣的轮回》,从人口结构、规模、增速及流动等分析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本是由我自己完成的《跨越发展的陷阱》,先是分析了经济下行的企业投资经营高税费、高社保、高利息成本和对外经济中的漏损等成因,再是结合人口变动原因造成的下行,从整体出发提出了经济增长的补救、替代等方案,必要的关键性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并描述了经济增长的战略布局和路线图。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中国GDP增速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滑到2016年的6.7%。国内总需求不足,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险等成本上升,工业产能开工率只维持在65%~70%。现代经济学描述的例行经济周期,一般也只不过3~5年。而如果没有2008年年底开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从那时就开始了下行,迄今已遭遇了9年的下行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运行方面计划纵向管理和市场横向调节共同作用,收入分配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与多种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等两个历史阶段。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繁杂的事例,也提供了足够长的观察过程。今天,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持续下行、未来不定的十字路口上,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究造成国民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跨越衰退、实现逆势复兴的思路和对策。

一、讨论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关系的初衷

2014年起,就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突然下行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开始了思考:第一,会不会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有关?第二,会不会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地价与房价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第三,会不会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我研究判断的结果是:第一因素的权重占到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因素占30%左右,第三因素占15%左右。需要明确的是,这次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2015年,我就此问题在一些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变动的过程,人口变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刺激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相配合等历史以及它们的内在关系和人口政策等论题。

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间还会有多长,幅度还会有多大?如果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下行到5%,甚至4%,并且演变为一个长期的、经常化的状态,而同时印度每年增长速度在6%~9%,美国增长速度为3%左右,那么,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的百年复兴之梦,将很难实现。这次国民经济的下行,是不是中国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遇到的一次陷阱之上的惊险一跳呢?

根据史学家的考察,欧洲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很缓慢的原因,除了欧洲自身经济的不平衡及时代危机外,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还是人口。人口增长停滞不前,并在17世纪因受战争影响而恶化,在1700年后人口问题也并未改进。一旦人口增长产生的额外需求被剥夺,贸易便失去了活力。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的减少,影响了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粮食市场凋敝,农业生产主要是生产者自用,农业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直到19世纪,饥饿仍然是欧洲的周期性威胁要素。实际上,欧洲后来经济的繁荣,起始于工业向外拓展需求市场,而且主要是工业化开始后其内部人口的增长。

动态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时,以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创新、创业等供给与消费和投资变动,是最基本的两方面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学界过去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时,主流思想是受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以及适度人口论和梅多斯俱乐部悲观派观点的影响,从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去考虑,而很少考虑人口是生产、创新、创业、消费的要素,其数量增长、结构变化和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政策主张,大多是要控制人口的生育。宏观经济学家在观测经济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往往又忽视了人口数量增减、结构变化和流动等变量对经济波动和消长的影响。一般的人口经济学所揭示的人口增长规律是:在游牧和农业时代,由于营养不良、疾病、战争等,人口增长呈现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特征;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变化,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改善等因素,发生了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人口“爆炸”;在工业化中期,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生活成本约束,加上避孕技术的发展,进入中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数量从中速向低速增长的转型时期;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社会,由于单身人群规模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结婚年龄推迟、人均寿命延长、抚养成本进一步加大、各类工业污染严重、职场竞争加剧等因素,人口增长进入了极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极低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率时期。这其实是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一个自然降低的过程,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但是,与其他人口自然增长的国家不同,中国还进行了力度较大的行政强制性干预,实行城镇一胎和农村一胎半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如果假定中国与自然调节人口增长阶段变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因素一样,而无视中国人口变动的差异,显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现代经济增长学教科书中,找不到中国这样特殊情况的理论阐述,可以用它的方法分析一般问题,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下行的特殊原因。

本书主要质疑近些年学术界主要的两派对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原因的解释,并说明我们的看法和政策主张。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下行如此之久?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理论界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观点,最常见的有两派:一派是常态论,如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的规律,经济增速自然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另一派是外因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主要是受外部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国靠城市化可以减小外因影响,经济还会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长15~20年。但就两派的观点和论据来看存在许多疑点。本书认为中国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特有的长期的强制性计划生育,超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以及政府干预和体制梗阻造成的人口流动不畅和城市化中断。只有弄清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才能在此基础上谋划对症的战略思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减小宏观调控的副作用,提高调控的效果。

二、对现有两种解释中国经济下行观点的质疑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两大流派观点都没有找到关键症结,其论据也经不起推敲。

经济下行常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后,自然应该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的发展轨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基本上是以8%的增速进入中低速。从国际经验看,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速正由高转低,进入一个常态。此外,常态论还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比较大,基数大,速度就会下降,因为资源要素的约束力不断增强。我们认为常态论的两个论据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简单比较不准确。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GDP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时间,中国大陆都没有达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①中国GDP增速从8%跌落时,人均GDP无论是按实际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计算,分别只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5%和39%,在人均GDP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做出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与事实不符;②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起步到结束的时间,分别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9年和15年。其次,中国经济总规模基数大致使增长速度下降,也不成立。经济总规模基数与人均经济规模基数有区别,虽然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但在2011年时,人均GDP水平排在全球第89位。从GDP的地理面积密度看,中国大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要小得多。因此,常态论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向高收入冲刺阶段,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维持8%的高增长时间,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短了9年和15年。

外因论认为,经济下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波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下行,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往年低。如果中国经济主要受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二者的经济起伏应该是同向的,但事实却是反向。美国GDP增长率已由2008年、2009年的负增长逐步恢复到2015年的2.7%,欧洲经济景气度也从低到高,而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一路向下。所以,将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世界经济不景气欠妥当。此外,该派还特别强调可以依靠城市化和短期经济政策刺激来阻挡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他们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将达到75%,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

林毅夫等学者根据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一般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判断由于2013年中国城镇化只达到了53.7%(特别是实际的城市化水平更低),如果能够实现75%的城镇化,那还将强劲地推动中国经济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15~20年。但是,一般的人口城市化流程是:分散的和乡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不断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些国家没有户籍制度,一些国家新市民有了自己的住宅,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平等的。而我国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即青年时出村到城里打工,大部分年老了还是要从城里回到农村,或者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已经无法返回或不愿意回到农村,而选择在城市中漂泊。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流程。若不仔细分析这两个流程的不同,只是简单地比较、分析和预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大陆以住宅建设和销售为主的城市化,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效果大打折扣。目前,中国城镇住宅供给已严重过剩。如果不彻底改革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现在的格局,城市化基本上已经中断,仅仅依靠一些短期政策很难为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推动力。

我们认为,这两派解释都没有找到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不强。我们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实行了长达35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了人口过快少子化和老龄化,并且中国对人口流动的干预和管制导致了进城人口不能市民化的伪城市化。因此,本书将从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来探寻中国经济下行的病根,找出由此引发的经济病症,并在另一本《跨越发展的陷阱》中提出相关治疗方案。

从“人口”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骼出发,研究人口生育管制和人口流动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将对人口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思路。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除了马尔萨斯、马寅初、索维、梅多斯等人的人口爆炸、适度人口及人口需求与增长极限等需要国家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理论外,也有贝克尔、熊彼特、舒尔茨等人从成本及机会成本、妇女受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避孕技术等会抑制人口爆炸式增长,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会平衡和扩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供给空间,得出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增长模式会自动转型,不需要国家进行缩减性干预等一系列相反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研究一个占全球近20%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特殊案例,有望在人口经济、经济发展等理论方面,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如下进展。

1.从经济学的视角界定人口生育权和迁移权

人口生育和迁移的调节有市场和政府两种不同影响方式,生育权和迁移权最终归属国家还是个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的人口生育数量和人口迁移由家庭和个人决定,政府最多起指导性作用。这是因为在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是特别强有力的情况下,人口生育多少由国家计划时,会遭到个人和家庭的反对,如当年想强力控制人口生育的甘地在印度碰到其政策设想流产的局面。中国因为在1978年后采取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向分散转型的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组合模式,政府的控制和治理能力较强。因此,出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这样一种愿望的计划生育和流动管制体制,能够得以建立并能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本书在第4部分借鉴科斯的产权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口生育权和迁移权的归属问题。

2.提供一个占全球20%左右人口的特殊实践案例研究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1949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在前30年和后30多年两个阶段中,决策权组合存在着“自主+计划”和“计划+市场”的扭曲。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人口生育和流动选择权却为自主;而国民经济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转变的过程中,即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人口生育和迁移选择权由家庭和个人收归国家,并由政府进行管控。当然,当年人们对计划经济导致的低效率等诸多问题感受深刻,而忽视了低效率的生产供给增长不能满足自主生育的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这一尖锐矛盾。而且,当时还面临着1000多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国内粮食生产不足和需要进口、外汇极度短缺等困难。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流动,是交由社会自动平衡,还是由国家进行干预,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研究案例。

3.提出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延期影响关系定理,即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存在一个20年的滞后期

在因战争、瘟疫、生育政策改变等影响人口增长不规律,人口增长率大起大落的国家,20年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上行或者下行,会影响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或者下行。我研究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1994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高度相关。从经济角度对这种滞后关系进行解释:20岁左右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缩小,将扩大或者收缩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规模;要租房购房,扩大或者减少对房屋的需求,导致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扩张和收缩;要结婚生子,就会扩大或者减少对日常生活、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庭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因此,20岁左右的人口开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部分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及产业规模等决定经济增速上行和下行的重要因素有着重大影响。

4.从数理和实践上证明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排浪式兴起和衰退

从长远来看,人口结构不规则变动,会引致经济产业排浪式繁荣或者衰退,推动经济增长波浪式持续上行或者波浪式持续下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前中期的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增长,实际是为后期长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发达国家转型积累人口推动力量。在人口生育率长期稳定在均衡替代率水平(人口规模长期不变),人口年龄结构均衡的状况下,由于各年龄段减少的人口,逐级会有新增的人口进行相应地弥补,所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人口变动无关,而是由财政收入支出、对外贸易和投资逆顺差引致,或者战争、饥荒等重大事件引起。

当人口生育率在人口均衡替代率水平上下波动较大时,人口结构柱会出现凹凸不平、底大上小,或底小上大等几种形状。从长远来看,这种波动便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以下四种变动:一是人口结构柱凸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高于均衡替代率,出现婴儿潮,导致从妇产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劳动密集型产业、房地产、耐用消费品、汽车、旅游、医疗健康、养老院、火葬场、墓地等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此起彼伏,形成一波排浪式繁荣;二是相反的情况,即人口结构柱凹的部分,表明这一时期人口生育率短中期低于均衡替代率,则形成一波各产业排浪式的衰退;三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高于均衡替代率时,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大上小的形状,其间每年不断增长的婴儿人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地繁荣,也即经济高增长的数十年阶段;四是当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均衡替代率,人口结构柱是一个下小上大的形状,其间每年出生的新生儿都比上年减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带来从妇产医院到墓地各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持续不断地衰退,也即进入中低增长,甚至是数十年的低增长乃至负增长时期。当然,也有人口生育上行或者下行过程中,嵌入婴儿涨潮或者婴儿退潮,也即在上小下大,或者上大下小的人口结构柱中,边缘不是平滑的,而是凹凸状的,形成混合型的人口增长变动引致的经济增长波动过程。

因此,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动在中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导致劳动力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变动,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变动。从结构上看,当期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的增减,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会造成产品、养老金成本的增加和减少,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还会影响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5.提出人口前期快速增长与经济中后期顺利进入后工业社会,存在一个跨期平衡和推动的效应

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及快速地增长,爆炸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的一个阶段中会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进入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反之,一个国家前初期就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则可能人口储备规模不够,出现严重的经济主力人口不足、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失去足够青壮年人口规模的助推力量。前期快速增长的人口储备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从现代化起步,未来几十年内经济从低增长到高增长,最后推动其进入工业化社会的重要爆发力;而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人口力量萎缩,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和老牌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低速度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的重要原因。

学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经济主力人口,指20~45岁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均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发生变化。因而,这部分人口规模的收缩或者扩张,对国民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影响较大。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同的组合发展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市场化,同时还同属东亚文化体系,前二者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后者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它们为例,从工业化过程比较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分别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从GDP增长8%的速度跌下来的年份分别是2003年和1998年,高增长了43~48年;而中国大陆如果从人均GDP按市场汇率6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经济增长的时间为33年,中国大陆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比高增长的发展时间分别短了10年和15年。在从8%的增速跌落的年份,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少1/2多,人口生育率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中国台湾地区,略高于韩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

6.定义计划生育“人口坑”的概念,并对其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详细分析

当一个国家人口再生产实行政府计划,而产业运行和发展则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时,人口生育和增长既受到政府管制的调节,又受到社会经济内在自动调节机制的影响,不进行政府控制条件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线与受双重调节的人口增长线之间,形成一个“人口坑”。如果政府管制较松,“人口坑”较浅,不影响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只是在滞后的一个远期中,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迷,如日本;如果“人口坑”过深,意味着一是坑的边缘过陡,中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降,二是形成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陷入长远期经济持续低迷的境地。由于中国“人口坑”减少的1~44岁人口(特别是其中22~44岁最具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创业创新等能力)规模近2.17亿人,使经济发展在中等收入向发达经济水平跨越时,经济增长丧失了在人口增长和人口具有年轻活力时的动力,以人口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受到损害,在工业化后期快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阶段发生了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的状况,使中国经济失去了本可以高速增长10~15年的宝贵时间。

7.指出计划生育的重大弊端,只能使总量有计划,但是对人口结构不能通过计划使其按比例平衡

与对产业运行和发展进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对人口再生产实行政府计划,即计划生育,只能对新生人口实行计划,而不能对已经出生的各年龄人口进行计划和再平衡,特别是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使其与青少年人口数量相平衡。其经济后果是: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导致成本上升,特别是养老金在产品成本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生突然的转折,并可能长期陷于不利位势;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率不同,对消费增长和需求结构发生较强烈的影响(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会使房地产业繁荣,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则会使房地产业萧条——住宅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应量增加),以至于产业结构也进入快速的转折期。

当然,对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预,如果程度过高和时间太长,由于传统文化对男女婴儿家庭偏好的影响,并对不同的民族实行差别化的政策,还导致了人口男女结构的失衡以及主体民族比例相对萎缩、规模化的少数民族比例快速扩张,造成一系列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负面后果。

8.人口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为2.1

考虑提早病亡和意外死亡的情况,人口总和生育率2.1是一个民族长期不萎缩的最重要的平衡替代观测和警示指标。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2.1,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环境中,容易形成低生育文化,生育率惯性下行,对民族的人口安全形成巨大的萎缩风险。还有辅助的指标,如果人类未来平均寿命85岁,0~14岁的人口不能低于总人口的25%。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特别是中国大陆,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水平下时,还在提倡少生,还在严格地控制人口的生育,这对于民族人口安全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和国家管理者的一个错觉是,在对生育采取指导性计划或者强制性管制后,人口还在高速增长,因此在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1时,计划生育仍在进行。他们所忽视的是,人口生育率降低到平衡替代率2.1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效应快于控制人口生育的效应,使得人口仍会快速增长一个阶段。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快速增长的是老年人口部分,以及如果在生育率2.1时,还采取严厉的控制,危险来自过度老龄化、人口和民族群的惯性萎缩。比如,韩国的生育率如果不能提高,新生人口不能平衡替代,人口规模持续收缩,几百年后,大韩民国可能会自行消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个民族是实行多妻制、不习惯避孕、反对堕胎、多人口等生育和家庭宗教习俗,生育行为受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大,受成本收益机制、教育水平、人口流动、城市化等因素影响小,它的人口生育率可能会持久地高于2.1的替代率水平,人口增长速度会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受文化因素影响小、受成本收益机制等因素影响大的民族。从远期来看,这将改变世界人口各民族的比例结构:多生育文化的民族将成为世界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而生育率低于替代率的民族,最后终将消亡。即发生由于生育习惯不同而形成西方基督、中亚北非伊斯兰和东亚儒家等各大文明间的此起彼落和此消彼长。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剧烈变动必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是影响国民经济周期变动的两大变动因素,这是最基本的人口经济学原理之一。但在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学术界却对人口问题视而不见,难免对为什么中国自2008年起长达8年经济下行原因解释乏力,因而也无法提出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和可行的治理方案。

9.提出人口流动不畅是引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另一大核心解释变量

除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等变动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过程,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人口流动与学习中的人力资本形成,城市化各阶段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扩张的相关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等等,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讨论了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与其他国家模式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以表面的数据,如用中国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与世界一般发达国家城市化、人均GDP等数据对比,来探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过程的流动体制、流程和结果,若细致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模式相比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

当然,在第二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人口规模和密度为基础,初步讨论大国经济和区域网络经济这样的范畴,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可能有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来说明为什么互联网+传统行业这样的产业模式,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中低航空、信息网络、大数据等这些网络型的产业,在中国发展要比美国等国家蓬勃的经济学原因。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案例,一个拥有很大比例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转变成发达国家。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城市化水平发展到65%左右时,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达到85%左右时进入较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从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人的二元结构和人力资本理论看,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舒尔茨经过计算,发现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动力有1/4来自人口流动。

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户籍限制、房地产价格太高、无土地等财产收益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方式是“青出老回”和在城镇中漂泊;由于农村耕地、宅地和林地等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农民到城市务工后,农村资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碍,规模经济和现代农业举步维艰;政府强制征用和行政垄断卖地的方式,盲目扩大城区和开发区,项目用地高算多报,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费很大;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投资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大部分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农村,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视)在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国内有的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地将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而忽视了中国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城乡户籍不统一,教育等公共服务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动、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在其他国家可以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我国锐减一半。

从中国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开放的情况看,经济学的研究,关键是要厘清分析的脉络和流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国民经济养老成本的提高→国内市场和出口的竞争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与青年人消费倾向的不同→增长的消费拉动力”,就是经济景气和增长与人口增速及结构有关的相互作用脉络,顺着这样的逻辑线索才能认清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分析清楚一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我们内心的祈望是,在认清造成中国经济下行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从目前和更长远的未来看,采取战略性的调整,深入改革,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保持一个持续和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使她能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坑”陷阱,创新发展,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繁荣富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作为学者,我们希望在经济科学研究的进展方面,在现有人口与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发展规律等各派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在实践上,我们也希望世界其他开始工业化和已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成功的经验,而不再走中国走过的弯路。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这一特殊案例——人口与经济内在关系进行科学而深入研究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将本书呈给每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读者,奉献给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包括经济陷入人口负增长困境中的发达国家。本书的研究及其定理,希望使人们记住:结构合理、生生不息和流动顺畅的人口,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繁荣、持续发展最为宝贵的要素和财富。周天勇2017年2月16日  第1部分 中国经济学界的未解之谜

中国,一个在1978年后的30 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并有着13多亿人口的大国,其国民经济为什么在2011年后从增速8%以上开始持续下行至今?形成这样一个几乎是突然从高速到中速的转折,其内在的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导致下行的负动力来源于哪里?国内外学术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看来,许多分析或者十分浅显,或者有些牵强,没有说明是什么内在和深层次的巨大力量,使这样一个世界规模第二的巨大经济体,在21世纪前10年还高速成长,进入第二个10年后,经济增长曲线却急剧下滑。经济学家的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经济下行的病因搞清楚,再根据问题的成因,做出治疗的方案。1 问题的起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进入了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了中低速增长的发展阶段,GDP 增长速度持续下行,2016年仅为6.7%。中国保持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本章将重新思考和分析这个问题。这对我们研究人口和经济问题的起因,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并形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有着重要意义。1.1 中国奇迹:经济高速增长30年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有目共睹。其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开放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升。1978—2007年,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0.37万亿元增至31.68万亿元;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显著高于1953—1978年6.1%的平均增速,并且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的增速。在这30年间,中国从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1/3水平的贫穷落后的状态质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1.1 经济实力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小,人均GDP水平相当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突破。具体表现为:

其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 1978—2007 年的 30 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8%,其中,有16 年超过了10%,只有3 年低于7%(见图1-1)。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9.8%)年限超过了日本(1956—1973年共18年)。此外,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近85倍,由1978年的0.37 万亿元增长至2007 年的31.68 万亿元。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比例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 1.74%上升至 2007 年的 6.12%,已超过世界 GDP 总量的1/20。图1-1 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变化趋势

表1-1是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同时期的GDP总量情况。世界、美国及日本的GDP总量分别增长了5.74 倍、5.14 倍、3.36倍,但美国和日本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例均有所下降,美国从27.64%下降至25.17%,日本从11.69%下降至7.57%。1978年,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12位,到2007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可见,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一直在加快赶超世界经济强国的步伐。表1-1 1978年与2007年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GDP总量

其二,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进入了 “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人均GDP的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中国人均GDP为2673.29美元,比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55.18美元提高了17倍;就增长速度而言,1978—2007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9.8%。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见表1-2),1978 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55.18美元,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为414.76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990.04 美元,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未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到2007 年,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为2673.2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561.22 美元,中高等收入国家为4128.86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8616.86 美元,中国进入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但离 “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表1-2 1978年和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1.1.2 从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快速社会转型,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进入了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78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率为70.5%,城市化水平为17.92%。30年后,农业劳动力比率降为40.8%,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18%推进到2007 年的44.94%。从结构上看,中国已经初步从粗放型的农业社会转向了集约型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阶段 (周天勇,2011)。

其次,工业产业结构实现了转型、优化和升级,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从图1-2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上升。从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变化来看,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了优化,中国已逐渐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化国家。另外,改革开放到1990 年,工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4%~46%,从1990年以后该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2007年全国工业占GDP比重高达58.1%,结合钱纳里等人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这表明2007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钱纳里,1989)。图1-2 1978—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对GDP的贡献率

最后,重要工业领域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体系发展日益壮大,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 (见表1-3),能源、钢材、家电、汽车等主要工业产品满足了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截至2007年,中国有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次不断前移,工业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良性的推进。此外,中国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交通体系,等级公路、铁路、高铁、城市地铁等实现了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发展,输电、输油、输气等形成网络体系,高速信息网络系统也全面铺开和升级,为中国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深化第二次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表1-3 1978—2007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变化续表1.1.3 对外贸易的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中走了出来,转变为向世界开放的、正在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改革开放的1978—2007年,中国从半封闭社会向对外开放的社会转变,对外贸易由与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发展到与欧盟、美国、日本及 “金砖国家”等建立的双边贸易伙伴关系,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从9.84%提升到了61.92%,发展成为世界对外贸易大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居世界第三位。在经历了1952—1978年的低速徘徊期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自改革开放到2007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4.73%,出口额年均增长25.52%;进口额年均增长24.38%(绝对额见图1-3)。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了7.9%。与此同时,贸易商品结构不断改善:1980年,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高达50.3%,2007年,初级产品比重已经降到了5%,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至95%(见表1-4)。进出口总额的增加和出口结构的改善使中国成为对外贸易大国。其次,实施 “引进来”战略,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连续数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1978—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FDI (对外直接投资)年均313.84亿美元,1983年实际使用FDI为22.6亿美元,2007年达到783.39亿美元 (见图1-4),年均增长20.2%。其中2007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30%、进出口总额的50%以上均是由外资企业创造。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自2002 年以来中国利用外资额排名世界前三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另外,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出口国内剩余劳动力创造产品获得收入,等等,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图1-3 中国1978—2007年进出口情况表1-4 1980—2007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图1-4 1983—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最后,中国从向内的进口替代式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和出口替代式的发展战略,对外贸易战略实现了 “引进来”到 “走出去”的转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以直接参与海外工程、劳务合作和技术合作为特点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快速发展。2008年,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合同金额达到113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51 亿美元,分别比1989 年增长50.1 倍和37.5倍。另外,中国对外投资继续高速增长,自2003 年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非金融部分)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265.1亿美元。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近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简称存量) 1179.1亿美元。通过 “走出去”贸易战略的实施,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真正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1.1.4 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慢,挣扎在贫困边缘。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尽管有所改善,仍达不到温饱状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由温饱不足向小康水平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方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居民持有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 (见表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400元不到增长至2007年的13785.8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至2007年的4140.4元,与1949—1978 年年均名义增长率3.9%相比,1978—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1%。同时,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978年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210.6 亿元,2007 年年底增长为17.25 万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22元增加到13090元。此外,股票、保险、债券等金融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持有的财产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从无到有,并逐步增长到2007年的2.3%。表1-51978—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情况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消费结构显著改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处于贫困和温饱最低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达67.7%,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推动,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水平: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为70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 年提高了15 倍,年均实际增长5.1%,比1978年提高8倍,年均实际增长7.6%。此外,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显著改善 (见图1-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 年的57.5%下降到2007 年的36.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7年的43.1%。根据联合国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划分标准 (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07年我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图1-5 1978—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动趋势1.2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

针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30年的成因,国内外经济学界及产业界对此提出了较多的解释,并且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拥有13亿人口之多的中国而言,经济保持30多年的上行轨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认为这30年的经济上行最根本的还是人口因素起了作用,具体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近20年的新生人口的快速增长积蓄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闲置劳动力,而1978年开启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解除了这部分群体的束缚,如暂住证制度可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进城务工。同时开启的开放政策则正好迎合了世界产业链重新整合的机会窗口,使中国剩余劳动力以廉价的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节。在这种全球的融合和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解放了思想,企业积累了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国企效率的提升,进而使得中国成功迈入全球经济大国行列。1.2.1 高生育率积蓄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等因素,国家人口发展缓慢,呈现出明显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等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安定,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总体来看,在20世纪70 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先后出现的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储蓄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闲置的劳动力。

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约16‰,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至10.8‰,自然增长率则上升为23.2‰,全国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国家人口净增1.05亿。此后,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致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遭遇波折,人口死亡率增加,出生率锐减,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自1962年开始,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人口发展的负增长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加之自然灾害后国民强烈的 “补偿性生育”行为,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保持在36.8‰左右;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至1970年,降低到7.6‰。随着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高达2688 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

1950—1970年中国人口年度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如表1-6所示。表1-6 中国1950—1970年人口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及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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