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也退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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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试读：
引子
游记都是从路上开始写的。我也一样。
对路上的点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比目的地的风景还清楚。我甚至还记得在路上时我在想些什么。就在眼下这一次旅行的途中，我一直惦记着三年前，在同一个国家、同一条铁路线旁边的售货机里掏出来的糖球。这些机器就安置在铁路车站上，大大的圆玻璃罩，球的颜色十分鲜艳，即使色盲也能看出它们是甜的。
鲜艳的东西在自然界里往往有剧毒，我对它们一向视而不见，但那天，等了三十分钟火车后，耗尽的耐心早就转化为好奇心了。我决定跟大玻璃罩子做次交易。
车站上什么都没有，除我之外只有两个乘客，其中一个是位正统派犹太教徒，他端着一本小书，面朝墙壁默读，身体一屈一屈，黑袍下面露出几根晃荡的黑布带。记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时，我的反应是低下头躲开，我有点害怕在他们神秘的目光下现出原形。
后来就不怕了，因为我发现，游客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之中占着优势：总是这些一身黑的人佯装若无其事匆匆而过，仿佛他们是客人，我们才是主人。这跟我在阿拉伯城市的见闻截然相反。以色列有几座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城市：在拿撒勒，在阿卡，我遇到的阿拉伯面孔的孩子没有不会尖叫的，那些大黑眸子忽闪忽闪的阿拉伯姑娘一看见相机就猛扑上来，在离你一尺远的地方站住等你拍照。起初我受宠若惊，后来习惯了，反而怀念起那些谦卑大度的犹太教徒了。
我走向那台糖球机，从兜里找出一个一谢克尔的硬币，小心塞进了玻璃罩下面的一根币槽里，指望彩色小球转动起来，在玻璃罩里上下飞舞，然后渐慢，最后咔嗒一响，就像电视里彩票摇奖一样，一个球从滑槽里脱颖而出。
但是我错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滑槽的旁边有一个活门，捅开后，我发现那里并没有糖球；大机器还处在沉睡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把硬币还给我。
我疑心这是个骗局，因为首先，玻璃罩颜色发灰，肯定许多年没人碰过，里面的糖球表面好像已经氧化，机器也很旧，金属暗淡无光；其次，投币感觉滞涩，而且没有让硬币滑下去的旋钮设置。总之，整件事像是在利用等车人的无聊心理。
我感到有一股陌生的气场在逼近。是那位犹太教徒，黑压压的一片，现在我看清了他的长相：他戴一副银边眼镜，眉毛和胡子都是金黄色，脸红扑扑的，打着锥子旋的鬓角耷拉在两耳边。他的神态非常友好，但绝不热情，看不出任何想跟你合影或者交换名片的意思。“What happened？”他问，大黑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你看，它不好使了。”我尽量让他感到我的语气里生气多于忧伤。
他走过来，推开活门看了看，蜷着四指蹭蹭胡子，然后，全无预兆地，抡圆了往玻璃罩上掴了一巴掌。罩子里的糖球好像战栗了一下，我觉得自己脸上都疼。
他用一根手指拨开活门，扭头看我，露出一种介于冷笑和不以为然之间的表情：我瞧见一个红色糖球稳稳地停在那里，跟我从玻璃罩里看到的一样大小。可能刚才在滚下来之前悄没声地卡了一下。“哦，谢谢。”但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已经被表情出卖了，“对不起我错怪它了。”“没事。”教徒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会错的。”
他甩一下手就踅开去了，那几根黑布带继续在袍摆下叮当着，他后脑勺上的黑发边缘修得特别齐整，步子稳得好像走在真空里。“我们是不会错的”，在这个国家，我常常耳闻这句话或与它类似的意思。谁也不敢小看任何一个犹太人，哪怕是孩子，犹太人的智力举世闻名，他们善于管理，懂得经营，他们做或不做每一件事都有道理。现在，近五百万犹太人生息在古老的迦南，“应许之地”，从土地上汲取的自信远远超过别人的想象。这位气象威严、看上去很有智慧的中年犹太教徒（或许还是位拉比），果断使用蛮力解决问题，我至今想来，仍有几分惊异。
三年过去，2012年的夏秋，我重返故地，想来寻找一些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但一定是有益于我，能把我那时时被割成碎末的生活补缀得稍微完整一些的。生活太琐碎了，毕业不少年，我换过七份工作，又好像一天都没工作过，写了些文章，又仿佛什么都没写。我挣着够自己体面活着的钱，可钱似乎随时都会离我而去，而我，甚至还有点期待它们离去似的。我用上班时间买来下班后的闲暇，一旦不爽了就卷铺盖走人，以留下一封让领导印象深刻的辞职信沾沾自喜；而且，因为见多了所谓成功者的单调面孔，了解他们脚下的砖，门前的骨，我也不知道“事业有成”四字的意义何在。
我一点都不空虚，可我怀疑我的充实。我被各种不怀好意的感觉所缠绕，其中沉得最深的是耻辱感：悬在二十多层高的写字楼里，在六面中空的隔音板之间，我耻于承认我不属于这片唯物主义的大地，它能把人的几乎一切行为都消化成一串数字，或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率。我在这里做的一切事，都会被我自己所讽刺，就像我讽刺他人做的任何事一样。
我都耻于承认我早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了。
而在以色列，我很想知道那些人怎么就能坦然地说出“我们是不会错的”，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此，我也得让自己显得不卑不亢一些，减少初识发达文明时下意识暴露的艳羡，尽管，我的不卑不亢没有任何可自圆其说的来源，它像飓风过后丢了满地的房桩子，再也回不到原先所在的孔洞里去了。
以色列似乎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它总是那么积极，有牢固的物质根基和精神根基，它受到世界上较有理性的、持论较公平的一部分人的支持。不过，第二次前往那里，我的身份已经是记者，而不是三年前那个纯粹的游客了，我已经扔掉了对“一个伟大民族”之类说辞的幻想。世上没有伟大的民族，犹太人也没那么神奇，不是那些明明可以飞却执意要走的人：我没在说中东政治（有人去那里出生入死采访了一大堆政要，只为把“中东问题真的无解”这一声叹息喷吐得更有力一些），我说的是，就连以色列最吸引我的东西——基布兹，国家的骄傲，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过去觉得，基布兹里是可以找到世外桃源的影子的，现在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据说，到过圣地的人，有很大的几率会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是大卫，是所罗门，是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但我同这种白日梦始终无缘。我带回来的不是一大堆明信片、门票和景区说明，也不是关于巴以是非的“真相”，而是一百多段长长短短的谈话。犹太人对我的好奇常常超过了我对他们的好奇，为此，我不得不多次重复那些新闻简讯里常见的外交俗辞：中国人曾向苦难中的犹太人民伸出援手，上海有古老的犹太人区，那里还坐落着一所举世闻名、美轮美奂的监狱。
我已经出发了，不再考虑自己想得到什么和即将得到什么——假使我不只想看到我想看的东西的话。一种对完整生活和积极成长的渴念，仍旧在敲打着我的梦神经，不管在哪里，我都要寻找它们的踪迹。
我又扫了一眼活门下的那根金属槽，它现在看起来居然不太脏了。我把糖球放进嘴里：那是一颗口香糖，就算被阳光烤熟了，它还是一颗货真价实的口香糖。Day 01路口
从特拉维夫到贝尔谢巴的火车开得不紧不慢。贝尔谢巴是以色列的第七大城市，有二十万人口。跟这个国家的很多城市一样，贝尔谢巴附近也有一个考古遗址，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好几千年前，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住的敞篷石头房子。索尔·贝娄在他的书里提到过，这城市最有名的一种产品是果子冻，还有带浮雕的银质圆珠笔，适合用作赠礼。
打开手机，我重又看了一遍上个月收到的邮件：标题：关于内奥·茨马达
内奥·茨马达有二百人左右（包括孩子和志愿者），有个小学校给孩子上课用。
工作日，冬季劳动每天早晨6点开始，17点结束，在炎热的夏季，我们会提早出工，有四到五小时的午休时间，然后工作到19点结束。
房间和设施都有供应。通常是简易的二人公寓，同性别（伴侣当然除外）。
你必须自带工作服和鞋子，一顶遮阳帽，防晒霜，一条被单，一条浴巾，以及你所需的所有个人用品。食物以素为主，每周供应两次鱼肉。
我们的生活非常静，没有娱乐设施。人必须穿着朴素，不能扎眼，在进餐时必须保持安静。蜂窝电话必须留在自己房间里用。
这里有许多来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你有时可能感到孤独，哪怕多数劳动均为团队协作。
工作经理会给所有人制订一张任务表，根据需要每日更新。你可能去帮厨，可能去挤奶，可能去摘橄榄，可能去工地，也可能在餐厅工作。有时，你一天要做好几种不同的工作。
………
在这里，你可以探究以下问题——你不妨先问问自己：
人与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潜能？
真正的合作需要哪些条件？
………
•抵达时需缴纳一百谢克尔的劳动保险金。
这封邮件的落款是“阿娜特&霍尼”。我打开腰包看看，我已经有了足够缴纳三份保险的积蓄，因为之前都寄宿在别人家，路费有了点结余。
在我的侧前方坐着一个穿T恤、戴一顶鸭舌帽的年长者，帽子下方露出的白发，面积刚好能让我想象出他摘了帽子后的样子。他在读一张希伯来语报纸，很认真，眼镜低低的，每一根嘴纹都十分满意。我心里掠过一个数字：“64”。以色列1948年建国，今年六十四岁，也许跟这位老先生还是同班同学呢。
对这个国家来说，相差三四年根本不算什么，相差三四年，它还是被一群阿拉伯国家凶狠地含在嘴里的一块肉，相差三四年，它还是意气风发地把一根手指牢牢地放在发射键上，准备把从任何方向打过来的火箭弹在空中炸成一朵鲜花。
而且，我对老人有好感，我之所以第二次来到以色列，除了独立记者的身份外，还得益于一个八十九岁老人的邀请。他名叫泽埃夫，他希望我能多了解一些他心爱的国家。早些日子，他领我去参观隐哈律基布兹的“施图尔曼之家”。施图尔曼，是他的故妻最初所嫁入的那个家族；他的第一代家长哈伊姆·施图尔曼，是一位了不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早期犹太移民的领袖，同时得到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信任的犹太裔社会活动家。“1938年哈伊姆被阿拉伯人的地雷炸死了，我们每年都在他去世的那天哀悼。”老人说，“柔玛嫁给了哈伊姆的儿子摩西，直到他在独立战争中阵亡，当时二十六岁。后来柔玛嫁给了我，我跟她抚养了她和摩西的儿子，也叫哈伊姆，1969年哈伊姆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阵亡，当时二十三岁。”泽埃夫必须一次性背完这几件家事后才换气。施图尔曼一家三代男成员都是烈士，他们的死，一次次加深泽埃夫——这个守着施图尔曼家族的兴衰的外人——同国家的感情。
他安排了一个外孙女来机场接我，安排了两个好朋友领我去参观他们各自所在的农庄，还安排了自己的女儿夏霓接我去住几天；但是，他不喜欢我偏爱的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别跟我提他，”他厌烦地举起手，“那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鸭舌帽老人放下报纸，拿出水壶，又摸出一个药瓶，倒出药片，借着火车的晃动把药片吞了下去。我坐到他跟前时，看到他嘴唇上还留有一个泡沫。“对不起，先生，请问到贝尔谢巴还有多少站？”“还有很多站，”老人说，他抬眼时的表情十分儒雅、温和，像是在说“你怎么不早问我”，“还得有一个多小时。”“那你看我赶得上894路车吗？像是到下午3点多钟就是最后一班了。”
在以色列这种全民自驾的美式国家里游荡，算错了时间会是一场终极噩梦。上次在死海，因为贪吃一根雪糕，我差点错过了下午最后一班回耶路撒冷的车，在飞跑过去翻越隔离栏的时候还报销了一条裤子，但是车上的人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呢？”
我把“内奥·茨马达”的名字报给了他。“你等着，”他来了精神，手脚利索地掏出了手机用流量上网。在以色列，多数长途大巴里都有免费的无线网络，在特拉维夫这种大城市，你得跑到大学的考场里才能彻底逃脱免费无线网络的追捕。不过上了火车，你还得用流量。
他不停地在液晶屏上划拉，屏幕忽而变成Google地图那种绿油油的样子，忽而又变成蓝莹莹的、有光斑闪烁的雷达显示屏模样。最后，他用手指按住屏幕上的一个地方给我看，像在炫耀地说：“就是这里。”
蓝色地图上有一个很小的光点，旁边标着一行希伯来文。“在很——南很南边，”老人说，“你看这里是死海，那边是约旦，下边就是红海，那地方在很——南很南边。”他满足地收起了手机：“你去那里做什么？”
我讲了一下来意，说，我要去那边劳动，然后就是一番恭维，什么你们国家很了不起啦，最发达的农业啦，理想的民主体制啦，最好的知识分子啦，犹太人有发达的大脑和最出色的幽默啦，等等。“唔，真的？”老人露出酒逢知己的笑容，“想不想听我讲个犹太笑话？”
于是他就讲了起来：在比利牛斯山脉上的一个偏僻的小哨所里，有个哨警几十年如一日地当班，看防任何可疑分子。某一天，他发现有个犹太人，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沉重的麻袋从这边越到那一边，晚上两手空空地徒步走回来，之后每隔几天他就这么走一次。哨警怀疑此人走私，但是搜查他的麻袋，里面装的都是普通的土。
等哨警退休后，他又来到自己原先的岗位附近，那个犹太人又来了，他对犹太人说：“先生，我知道你在做非法生意，可是一直抓不住把柄。现在我退休了，我发誓绝不会揭穿你，请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告诉我你到底在倒卖什么吧？”“自行车。”
老人得意地使着眼色，看样子他希望我的后半辈子也全靠这个老掉牙的笑话活着。经验告诉我，在别人的地盘上最好不要抢白，而要积极地倾听并参与到与他们的对话之中。于是，我也用夹生的英文回报了一个我认为特别好的犹太笑话：
日俄战争时期，沙皇征召境内的大批犹太人入伍，两个犹太人便商量怎样能逃脱这场灾难。其中一个说：“你把自己嘴里的全部牙齿都敲掉，你一定能因健康原因免了兵役。”另一个人就照着做了。过了几天后两人再次相遇：“情况怎样？”“没错，兵役是免掉了，不过是因为扁足。”
跟年长的以色列犹太人热络，较有效的方式是赞美他们的幽默，而不是赞美他们的智慧、经济、科技、民主，或赞美他们与美国人的伟大友谊。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和老人很快稔熟起来，他略过了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普及，比如什么叫安息日、赎罪日、逾越节，比如耶路撒冷是首都，死海是陆地上最低处，上帝是我们的，以色列国防军也是我们的……都不必跟我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我一些深度知识：日俄战争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件丢人的事，而他爷爷家的某个亲戚正是在那场战争后跑到美国去的。“日本得到了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巨额战争贷款，要不然他们怎么有本事跟俄国叫板？”他说，“这个美国犹太人借日本来搞垮俄国，他的动机还是反感俄国的反犹主义，结果遭殃的是犹太人自己。这就像是阿拉伯人来打以色列，首先倒霉的都是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一样。政治的事情多么复杂，你不知道自己扔出去的石头会打到谁的头上。”
我想我遇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以色列人，既骄傲又通达的以色列人，他喜欢的笑话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我喜欢的笑话透露的则是相反的一面：犹太人对世事持有的根本的荒谬认知，错乱，无常。我试图与他多说几句，但是老人立刻显露出一种世故的样子来。“你的朋友们没有告诉你一句话吗？”“什么话？”“你不要去跟四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人说话！七十五岁以上的人，他们拥有历史，四十岁以下的人拥有未来，在这两者之间的人拥有的只是困惑。”
一笑起来就有呛水的声音。他只比国家小一两岁，现在正好卡在困惑年龄段的中间，但我弄不清他的态度里有几分是认真的。
老人心境经常出现在我读过的以色列小说之中，约书亚·凯纳兹写过，阿摩司·奥兹写过，特别是梅厄·沙莱夫的《蓝山》，这本小说讲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巴勒斯坦早期犹太拓荒者的故事，他们具有强大到变态的集群结社能力，到了一个个行将就木的时候，还要组成“老人之家”，摇着死不瞑目的舌头，倔强地对村里的各种事情发表看法——确切地说是发表讽刺。“我十几岁的时候很想反叛，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生怕同别人不一样。我们住在紧北方的一个村子里——啊哈，你看过地图了——有几年，一到晚上，叙利亚士兵就从戈兰高地顶上偷偷地向我们瞄准。那时候，我父亲晚上总要出门遛一圈，看看是不是别家也和我家一样，黑洞洞的没有声响。我学会了恐惧，可是恐惧会延迟人的成熟，让人一碰到陌生的东西就缩回去。我想变得不一样，想做个有勇气的人。”“所以？”“还没等我成年就打仗了，我们把戈兰高地打下来了。那时有很多战争英雄，我们崇拜英雄，国家也鼓励年轻人去做了不起的新一代，虽然过了几年，又一场战争（赎罪日战争）几乎把以色列给灭掉了，我仍然认为，我需要做的，应该不只是在这个年轻的国家活下去。我去读书，拿了个物理学博士的学位，这让我感觉自己跟父母的确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农民，理想不过就是好好活着，一直活到死。可是，当我也到了父母的年纪的时候，我竟然发现自己走过的路跟他们也没什么两样。”“这是为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一场实质性的青年运动。我的很多朋友，起初想做一些什么，最后都觉得还不如去做做生意，赚赚钱。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外国人，”他露出一缕明白人的冷笑，“我们是管理他们的人，所有犹太人，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都是统治者——我不是说这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我是说，这样的关系让我们越来越不可能对现状提出不满。”“或许国家安全是以色列最大的政治。”“安全？在六七十年代，以色列人觉得能活着就很好了，现在的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没什么顾忌了，我们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我们也觉得空虚。我不说什么西岸，巴勒斯坦，哦天哪，那些事情有完没完——我只说在这个国家为争取一份很好的年金而奋斗、成功，看起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你可以听到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表达，在提意见，但他们每个人也都会说：算了，没什么变化，就这样了。”“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有什么变化，国家不是很好？”“呵呵，你年轻……”老人没直接回答，“我跟我的孙女聊天，她已经不太有什么反叛意识了，他们的格局都是定好了的：服完兵役去读大学，读完了去找份好工作。她的反叛无非就是看哪个电视节目，拿着父母给的钱，比过去的我们多旅行几个国家。有时候她也说，啊，我喜欢自由。好吧，人的欲望太多，钱、名声、家庭、性、爱，但在把这些欲望一一实现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的灵魂。自由，每个年轻人都在说自己要自由，他们离开，他们回来，都是为了自由，可是他们没有认真地想过。你在这里，你和你的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你工作，除此之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什么还要自由？你怎么要自由？你还要反对什么？”
他在家里一定是那种常常让小辈不耐烦的爷爷吧，我想。他这种奇特的不满让我开了眼界，他希望年轻人有实质性的反叛行为，不要只在乎安逸的可能或者简单的成功法则。“以色列是年轻的，我们一直这么讲，也拼命地表现得年轻一些，积极一些，快乐一些，”他说，“可是这几年，这个国家一点变化的可能性都没有，年轻人还是很积极，积极地往外跑，而政府却到处勾引那些功成名就的犹太老头子回家看看。”“不是还有过一场大抗议吗？”我指的是2011年夏季开始的“占领”运动，源于美国“占领华尔街”的东风也吹到了这里。“完全无效。”老人说。
我们又说了会儿话。现在我相信，他在同一种浓烈的困惑无望地搏斗，而这种困惑我还是头一次遇见。“我们会开开心心地去死，”他说，“不像四十年前了，那时我还想，到我死的时候，我会根据国家是什么样的来选择合适的情绪。现在，没有悬念了。”
火车开得真是慢啊，用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像一个“肌肉拉伤的人”在一瘸一拐地跑。这火车修的年头太早了，等车的时候，酷烈的阳光没遮没挡，照得人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上车之后，车窗的玻璃一片灰脏，看来以色列人并未高估沿途的风景，知道没必要把玻璃擦得太干净。
忽然想起看过的一部纪录片：一伙老人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上定期聚会，他们眼皮低垂，肚腹在轮椅车上弹出，打个喷嚏都会昏迷几秒，可是一旦被某个主题戳中了胃口，就一个个如坐针毡，瞪圆了眼睛喋喋不休，还颤颤地晃起了手杖。我还在想怎么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词汇把这个场景描述出来，对面那位困惑的先生把帽子往下压一压，拎起背包就要起身了。“好了，我到了，祝你开心。”“呃，可是，我刚想问问内奥·茨马达的情况呐！”
老先生笑了一下，做了个安慰的手势：“我没去过那里，不过你会喜欢那儿的。”
已经夜里8点了。这个名叫“科托拉”的丁字路口一直就没有第二个人经过。从火车上下来，我又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车，才被司机扔在了这个交叉口。棕榈树高挑着羽状树冠远远地站着，起初还能看清轮廓，后来就剩下灰黑的影子，开始与夜幕互相融合。记得长途大巴走时，我心里生出了一种怪异的预感，好像今天再也不会有人理我了。
这算得上是一次远行，在手机里当地的电台音乐的陪同下，我不知不觉就纵穿了半个国家——半个国家都是沙漠。
内盖夫处处荒凉，一道道深峡渺无人烟，灌木早就被晒成了一根根枯黄的手指，地上沟壑纵横，每条都扮出一副“看，我是小溪”的神态。我拍了许多山崖，以及柽柳和金合欢树这两种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它们曾被认为是沙漠地区稀缺水源的抢夺者，事实上的确也是，但它们是野山羊的食物，这些家伙探出的沙色脑袋让山丘长出魔鬼一样的尖角。棕榈树林则一般会在有人迹的地方出现。对于内盖夫，西蒙·佩雷斯曾说“那是我们的未来”，“国父”本——古里安也说过（他的辞藻总是很贫乏）：我们要么征服沙漠，要么被沙漠征服。
月亮从棕榈树后边升起。平均五分钟路过一辆车。快要什么都看不见了。
也许我下错了路口？
我正考虑着要不要开始绝望，一束远光灯打了过来，一辆扁扁的白色小车慢慢地靠近路边。有人轻声地喊我的名字。一个人钻出车，径直向我走来。这就是内奥·茨马达的人了，我想。我伸出手去同他相握：非常非常热的一只手。“我叫夏哈。”他说。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评价，夏哈都是个光头，他的前额一直延伸到脑后，看不出发际线在哪里。他身形瘦高，说话的声音啾啾的，英文吐字很清楚，还带着点激情。我边放行李边猜测，作为接待员，他是因为英文好才学的车，还是反过来，因为会开车而去学的英文。
夏哈告诉我几件事情，跟邮件里那些完全一致：禁烟酒，禁喧哗，禁游手好闲，禁吃喝嫖赌，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别的：第一，听到附近传来“嗵！嗵！”的声音不要害怕，那是士兵在操练。第二，有任何不明白的，随便找人问，“村子里都是好人，大好人”。
进村前的公路完全没有风景了，不过，我还是伸头探脑想看点什么。我刚刚得救。接下去，我马上就要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度过一段日子了：电影院，超市，大商场，人挤人的地铁站，过街天桥，踩着滑板的熊孩子，举牌子的游行者，到半夜都不卸妆的女人，勾挠人心的足浴中心和桑拿房……这些东西很快就要齐刷刷滚出我的生活了，我怎能不为此而激动一小会儿？“啊，内盖夫——”基本的寒暄结束后，我长叹了一声。“我们不在内盖夫，这里是阿拉瓦。”夏哈冷静地回答。“呃？”“我们比内盖夫更偏远，只有很少的几个定居点，我们东边就是约旦。”他又想起了什么，“啊，你不用紧张，军队会保护我们的。”
穿过一扇破旧的铁门，夏哈把车停了下来——确切地说是两个安着铰链的大铁框上并排拉着一些铁丝。他把门锁好，我看着他瘦长的影子扫过地上的石头，然后跟着他来到一间亮着灯的木房子里。这里有一台复印机，靠墙稀稀落落地堆着些文件、钥匙、笔和本子，显然是村子的前台接待处。桌子后边坐着一个穿蓝布裙的中年妇人，我把铅一样重的旅行包往地下重重一放，“咚”的一声巨响淹没了她朝我投来的微笑。我把护照找出来，给她看过。妇人只是简单地翻了两下，她跟夏哈互打了两句招呼。“我需要办一份劳动保险，对吧？”我摸着腰包作掏钱状。
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好像都没听见似的。“你的房间是……”夏哈兜住我的肩膀，报了一个号，我没听清，但我听清了下一句，“我领你去。记住，你的房子是在村子的最边上。”我们往外走去，他又转身晃动着一根手指：“对了，你的室友下午也才到，是个美国人。”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室友了。接下去的一个月里，马克将补上这个空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盘着两腿，面冲墙坐着，看到我进来也没起身。我们的宿舍只有十五平方米不到，两张床，右边一张紧靠一个瘸了块搁物板的旧柜子，左边一张已经摊满了东西，旅行袋的外兜翻开，露出了几本很旧的书；椅子背上挂着件旧衬衫。水磨石的地板灰灰的一片，可是马克就坐在那里，两只袖子卷到了腋下，一张脸密布胡楂，他的头顶半秃，但是皮肤似乎已经在有头发的时候被染黑了。
马克说话有点含糊，带着很重的美式卷舌r音，需要多次重复我才能听明白。他耐心极好，但看得出自律甚严，我收拾行李包的时候，他就转着脑袋跟我说话，肩部以下一动不动地继续保持打坐姿态，像个高位截瘫的人。“我是犹太人”，他主动承认。
夏哈领我去村里最主要的地方——食堂兼议事厅——吃点东西。为了表示友好，我问了马克一声：“你一起来吗？”我猜他答“不”，随手就把门带上了。
内盖夫是旱区，阿拉瓦是旱区中的旱区，几乎终年无雨。最早在阿拉瓦扎根的基布兹靠的是一眼宝贵的泉水，但要种植作物，还必须除去土壤中的盐分，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我跟着夏哈，在草地和泥土地上走了不多会儿，就看到一个小小的、铺着红色砂岩石的广场，广场后边立着一栋白色的建筑，门前是一左一右两盏路灯，照亮了周围很大的一块绿油油的草皮。
草皮是特别费水的，在其他基布兹，人们告诉我灌溉自家的院子是家家户户的一笔大开销，可是住乡间平房的以色列人绝不能容忍自家没有院子。世纪之交那阵子，是以色列水价的一个高点，有些嗅觉敏锐的公司立刻进口人造草皮卖给国人，并列举了诸多好处：四季常青，绿色无秃斑全覆盖，无过敏性反应，防火，防水渗，护理简便，可在从后花园、房顶、车库、卧室地板到烤箱内部的任何平面上种植，等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恼怒地驳斥：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号召大家在水泥地上刷绿漆呢？
食堂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但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剩菜加皂水味的气息，而像是饭后娓娓交谈煽起来的人味。已经很晚了。夏哈直接领我来到不锈钢冰柜前，拉下扳手打开柜门，里面有一大玻璃缸的螺旋意大利面。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是饿了。早晨出发带的几片面包早就不敷脾胃，途中也没想到要进补。“如果要吃东西，随时都可以来，一般这里都有东西吃。你想要吃什么吗？”夏哈说。“有胡慕斯吗？”
胡慕斯是一种让我着迷的中东美食。在以色列度日，如果想省钱，只需买两盒胡慕斯酱、一袋皮塔饼和几根香肠，撕面饼卷着香肠刮胡慕斯就能吃上好几天。虽然是泥糊状的，但以色列人严肃地告诉你它是主菜。在那些原教旨主义的以色列餐厅，厨师的自尊心都很强，会把胡慕斯弄热了端给你，然后在一旁偷偷观察你是把它当蘸酱用，还是举着刀叉认真地在一摊烂泥里切割，这关系到你下一次来以色列会不会被拒签。
厨师还会很骄傲地给你做一道传统的胡慕斯：在烂泥上摆了切好的蘑菇、蚕豆和牛羊肉，再配一只煮得很老的鸡蛋，看着你把皮塔饼撕成小片，卷起酱、鹰嘴豆和泡菜，被生洋葱辣得哭笑不得；但是，如果你触犯了忌讳，把胡萝卜揿到胡慕斯里，他们会立刻脸色大变，好像你的行为踢到了他们的命根子。总之，我认为，自从这种酸甜咸俱全、滋味无法描述的百搭神酱问世之后，世界上完全不能吃的东西就大大减少了。“嗳，胡慕斯啊，现在不一定有了。”夏哈关起一扇冰箱门，又打开另一扇，一迭声地说了好几遍“没有了”。“好吧，水果呢？”
我们到了厨房里，我可以看到一些人在那里忙碌。许多不锈钢托盘堆在一起，一个装洗涤水的大槽里放着很多杯盘，洗碗机发出轰轰的响声。我们经过一个明显是用来烤面包的大炉子，有人拿着塑料水壶往杯子里倒粉红色的液体。一个年轻女孩在打电话，一部已经很少见的大按钮式电话。夏哈领我来到一个冷库前，他用力把沉重的大门扒开。一股从极北来的冷气吹得人惬意极了。“你吧，明天不用上工。”夏哈说，把一个小青梨塞给我，那货架上还有十几个，都长得形容古怪。“我好得很，不用休息。”“你就四处走走，看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冷库里也没有太多的吃食，夏哈把底下的纸箱子拿出来看看，胡萝卜，红萝卜，洋葱，土豆，又放了回去。看起来是真不巧。我只好退回到冰箱前，拿螺旋意大利面充饥。
忽然之间，全身被一种幸福感充满了。幸福来得太突然，太简单，两支餐具，一个餐盘，一口沉重的满是面条的大玻璃缸，就是一切。红的是番茄汁，绿的是罗勒，跟面条混在一起还能分辨得出来的，还有青椒、胡萝卜、土豆和某种豆类，我的叉子插入这一大团淤泥之中用力搅拌着。幸福就是在一个榨干人性的夏日，坐了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车后，吃上一份免费的、可以无限续盘的螺旋意面，内奥·茨马达的螺旋意面。
要是这个时候有两个摩萨德（以色列情报组织）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敲敲桌子：“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也会拿出阿基米德式的风度回答：“别忙，等我吃完这一份再走。”
我去水槽里洗盘子，看到厨房里放着一盘盘切好的南瓜，块儿很大，嫩黄嫩黄的，部分地方渐变为木瓜一样的肉红。“快来吃我吧”，它说。我不假思索地舞动餐叉刺向其中的一块。“啪！”
南瓜是生的，可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像煮熟的呢？我把叉子用力拔出来，瓜皮上已留下了深深的五个洞。Day 02月亮
我很快认识了几个同日抵达的志愿者。阿诺奇卡和克里丝蒂娜，一个是捷克女孩，一个是斯洛伐克女孩，两人都有点羞涩，好像睡着后刚被人拖起来一样眼圈发红。克里丝蒂娜留着黑发，身板瘦弱，尖脸上挂着几个小雀斑；阿诺奇卡稍胖，腮帮子粉粉的，神态气质都酷肖《布拉格之恋》里的朱丽叶·比诺什。
阿诺奇卡的英文不怎么好。她拖着长音，边说话边找词，回答问题总是先羞答答地说声“嘢斯”，但她的老乡，已经在农庄待了很长时间的金发女孩萨拉，却是语速飞快。萨拉的肤色晒得均匀，脸上比另两个姑娘都干净不少，她躺在床上，脚尖一踢一踢，脆生生地说话。
屋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男子——我不想管他叫男孩，他的眼角有很深的鱼尾纹。他名叫达尼埃尔，酷爱交际，第一天夜里，就是他在门口喊住我，然后领我来到阿诺奇卡和克里丝蒂娜的宿舍的。萨拉和阿诺奇卡都来自布拉格，觉得一个一百万人口的首都已经略嫌拥挤了。
自来熟是一种我所欠缺的天赋。达尼埃尔却与我相反，他说完五分钟的话，我只要能回答一两个单词，比如“So what？”，他就可以继续说上五分钟。他热情奔放，但是外表很冷淡，眼珠蓝幽幽的，浓密的金色胡须将原本削瘦的脸型挤得更窄了，他满可以去战争片里演一个行刺纳粹党徒的青年犹太人。在农庄，达尼埃尔是网络技术员之一，他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我的笔记本电脑能否正常发挥。
睡前，我到淋浴间冲澡，喷淋莲蓬随着渐渐变大的水流慢慢抬起头来，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我踩在地上，觉得软绵绵、毛糙糙的，也许前任房客刚走没多久吧。
马克躺下了，一把大吉他支在他的床边。我和他聊了几句。说到我访问一些作家，马克坐起身，翻开背包拿出那几本书来给我看。一本卡夫卡的《审判》，一本海因里希·伯尔的《小丑之见》，一本缺了小半页封面的《铁皮鼓》。马克眨巴着眼睛，好像在等鉴宝专家给个话似的。“都是经典喔！”我说。“是真的吗？”
一个带着这些书在包里的人还能装作什么都不懂吗？可是他的表情十分诚实：似乎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书是伟大的。“我还没看完呢。”他说。
在这个寂静而简单的地方，我们说起了清冷的德语文学。他来自费城，就是那个念全名有点费嘴的城市。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他一直跟着父亲过。没有人系统地教给他犹太礼仪，直到三十多岁时，他才开始接触希伯来语。我对他说，特拉维夫有不少很好的二手书店，住在市中心的话，一天可以逛好几个，我还告诉他，其中最好的一家在阿伦比大街上。
那家店缩在一条小巷子里，巷子口立着面橱窗，摆着几本珍版用来招徕顾客。店主是个美国人，名叫约瑟夫，住在特拉维夫的那几天里，我跟他混得很熟；他的口音极正，说起话来就像双手点美钞一样干净松脆。他说，书店开了有二十二年了，他自己和女儿轮流值班，看守店内的六万本英语图书。他的柜台完全埋在书堆里面，书堆顶上摆着两幅油画，其中一幅是一个女人的自画像。“看，这是我妻子。”有一天我们聊了五分钟，他把画摘下来跟我分享。
那个女人的一张白脸镶嵌在乌黑发亮的背景里面，一根根粗黑的线条把她的五官和肩膀轮廓勾画了出来，模样很俊，但没有笑容。约瑟夫显然很骄傲，娶了一个弗里达一般的女人。
他的书店分类很细致。比如说，“美国小说”的栏目里绝不会混入一本美国诗歌、散文集或纪实文学，也不会出现像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这样的入籍者，辛格兄弟俩（艾萨克的哥哥以色列·辛格也是位著名作家）都在“意第绪语作家”的架子上傲视群雄，一眼就能看到。在哲学板块，英美哲学、欧陆哲学、东方哲学彼此分开。我去找以色列主题的书，发现它们分成四个区域。第一区是犹太思想主题，那些书的封面上都是一只手点着脑袋的白胡子老大爷，要不就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六角星；第二区是大屠杀主题，“大屠杀之后”“大屠杀中的孩子们”“大屠杀：方法与理念”“面对极端”“希望反对绝望”“我必须活下去！”，都是这类书名；第三区是犹太历史地理主题，第一第二排摆的是耶路撒冷研究，下面有巴勒斯坦垦殖史、犹太复国主义史、建国史等等；第四区是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主题，我所记得的书名都是这样的：“和平没有希望”“和平还有希望吗？”“和平难道没有希望了？”“和平还有希望！”。
就连书架上放不下的书，也都按类别堆在相应主题书架前面的地板上，一本不错，这真是奇迹。书架之间的过道很窄，要够高处的书时，唯一的踏凳总被别人的屁股占着。在拐角，你能看到席地而坐的小伙子，一只膝盖顶着墙。犹太教徒的胡子在书架上蹭来蹭去。女孩子伸手够高处的书时，脐环、腹部文身什么的都露在外边。
书店门外贴墙还放着许多书架，每本十谢克尔，也就是人民币十七八元的样子。那个区域店主的视线根本看不到，要是有人偷偷抱走一批，半年之内都不会接到法院的传票。当然，那里的书也都是廉价货。
约瑟夫很高兴能同我这样的顾客聊天。有一次，当我告诉他，他店里有我读过两遍的《耶路撒冷去来》时，约瑟夫飞快地摇着手指。“贝娄，贝娄，”他说，“我最喜欢他的一本书还不是这个，让我想一想，”他敲了好几下脑袋后才抬起脸来，蓝色瞳仁对焦到了一起：“Seize the Day。”《只争朝夕》是贝娄早期的一个中篇。约瑟夫说，小说里那对父子的关系曾经让他身心共鸣：“什么都在远离你，你的机会，你的运气，你的父亲和孩子。我不觉得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但是，我的父亲是老一代移民，他自己可以干干这个，干干那个，却不能接受自己的下一代仍然没有方向。”
想着这些，我又回看眼前的马克：他也算接近中年了，看外貌，他还不太像个拥有了什么的人。我问马克：“结束这里的劳动以后，我们一起去约旦看看？”
我们这一批人的劳动周期都是一个月。当初，我同农庄联系上时，他们曾反复与我商议时间，恐怕就为了把尽可能多的志愿者凑到一起过来。“我……还不清楚，阿呣，”“阿呣”是他常用的一个语气词，表示“我在思考”，“晚一点再看吧”。
夏哈关于太平一日的承诺被一个电话无情地击碎了。体力劳动从今天下午3点多钟正式开始。
村庄的西北角有个山头，取名“耶隆”，住着一些村民。村里想造一些新房子，作为旅馆供来此地考察、访问的人居住。某位我还不认识的村当家的认为有必要增加人手，应该把昨天抵达的国际志愿者赶紧用上。
一辆小车把我和马克拉上了坡，我们各自眺着自己那边的风景。村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但是这条路上一片荒凉。有几个孩子骑着单车猛冲下来，那单车好像根本没有手闸。
我们来到工地，这里已经聚了不少人了，一个工头模样、长得很像自画像里的梵高的瘦长男人指点我们去找埃雅尔。我经过耀耀身边，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是我中午刚刚认识的一位健壮男子，正蹲在地上画着什么。人们在我身边来来往往。
埃雅尔是标准的犹太人长相，中等个头，脑门上只有一层薄发，鼻子尖突，两眼有鹰相，在以色列你可以找到无数类似外貌的人。他铆足了气力与我握手。他的身边立着一台机器，一个大个蛹形的东西搁在铁架子上，开口向前昂起三十度角。虽然很旧很脏，我仍旧认得出来那是一台搅拌机。“你看，”埃雅尔伸手到桶里捏出一点泥来，用手指捻碎了说，“我们要做泥了！”
他回头把电源插上，搅拌机浑身颤抖了一下，咔啦咔啦地转了起来。“So，现在我们要把三样东西搅拌到一起。”他一指，地上有三个用木条围出来的坑，分别放着沙子、土和草秸。“你要做的就是把沙和土里的石头过滤掉，一桶沙，一桶土，再加一桶草，倒进这里面。”
这是内奥·茨马达人自己调配的建材。就像爱斯基摩人用冰块打砖盖房子，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用藤条和树干做屋一样，你想在什么地方生活下去，自然就能找到，也必须找到合适的建材。一辆卡车每隔二十分钟就从附近的一个地方送来新的沙和土。就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搅拌好的草灰泥倒在一个个大坑里，旁边的男男女女都去取泥。五六座新房子还只有雏形，看上去湿漉漉的。
我手中的工具很原始：一个方形的塑料网筛，几个塑料桶，一把铁铲。筛下垫三个桶，铲起一堆沙子倒在筛里，放下铲子用手筛，让沙子掉下桶里，再把小石子抖掉。铁铲不是一种高效的东西，所有的臂肌一起发力，铲起的沙子也不过是小小的一撮。沙子也非常沉，装满之后往旋转的搅拌机滚筒里倒，那一瞬间很耗体力。滚筒搅起的空气把一部分沙子嗡的一声又送了出来，逼得我连连后退，没命扑打。
土也很沉，甚至比沙子更沉，说是土，其实不过是颜色更深一点的沙，把土倒进滚筒时有轰的一声巨响。草秸是最轻的，而且刈成了短短的胡楂状，插一只手进去搅一搅沙沙作响。让草秸跟滚筒里的其他东西会合时，无数只一闪一闪的绿色小蝴蝶被滚筒驱赶出来，打在筒壁上的声音是“叮叮”的，非常好听。
以色列有着让人谈虎色变的高科技水平，但这个村庄里的劳动似乎全靠手挑肩扛，人海战术。滚筒装填后，埃雅尔先是把头伸进筒里去观察，就像戴着发筒的女人套上焗油风箱那样，然后手持水管子添水。呛过水的搅拌机一边翻滚一边咳嗽着，一朵朵小小的泥浪在我胸前腾起。
这台老机器连个开关都没有，全靠猛拔插头操作。机器停下时，一部同样污泥满身的独轮车已经在滚筒口待命多时了。我使尽了腰力，同埃雅尔一道把滚筒口放低。“一，二，三……”
在万有引力的帮助下，搅拌机里的泥巴“呱嗒”一声掉在了独轮车里，小车吱的一下就歪到了一边。周围立刻冲上来两个人，一起吆喝着把小车扶正，他们全身可见的筋脉都凸了出来。筒里倒不出的泥巴，埃雅尔伸手去掏，噼噼啪啪，滴滴答答。
我要把一车沉重的建材从搅拌机所在的地方运到十几丈远的砌墙工地上去，途中土路崎岖，石子遍地，泥土堆、沙堆，还有一条挖出未填的沟，上面铺着块充当桥梁的木板。耀耀正蹲在那里，把土红色、土黄色的砖头铺到打平了沙基的地上。夏哈的光头在砌了一半的墙边晃动着。好几个妇女都扎着头巾，提着泥桶。
持续搬重物的时候，我总会有一个神志不那么清醒的时候，感觉力量好像与身体、骨头和肌肉都分开了，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扛住了所有物理负担，我的精神则被太阳穴鼓胀的青筋给塞满了。当我挥起锤子把一颗钉子砸进墙壁的时候，我希望捏钉子的那两个手指是身外之物，可是，锤子砸到它们时我还是不得不中止劳动，发出一声惨叫，揉上半天，或者含在嘴里。那些靠雄奇的体力吃饭的人，用两只门牙拖动一列火车头的力士，牺牲小腹去把对手拖倒在地的搏斗家，总得先把身体的一部分彻底工具化，变成没有神经、没有痛感，像壁虎尾巴那样的一个身体的附属品。即便如此，在用力的情况下，人也不可能感到自由，那些靠气力吃饭的人是很难享受自己的工作的。有时人们崇拜力士，与其崇拜他们惊人的绝对气力，不如崇拜他们实在太长的疼痛反射弧吧。
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已经很少了，老人们有时会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那样，摸着自己的大腿叹气说：瞧，身上腿上的肉都松了，可惜呀！他们大多酷爱园艺，在基布兹里，有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的家庭，院子大多干净漂亮。我住在北方一个叫“以利隐”的村子里时，每天出门都会遇到一位大妈，她养了一万盆花，几乎把余生完全用来思考如何让心爱的花卉轮流晒到太阳。她把花盆挪来移去，天天位置不重样，把菜地里的土挖出来又填回去，把花种菜种收集在一百多个玻璃瓶里。她把房子彻底丢给了宠物，门窗永远紧闭着，那里面——根据我听到的响动判断——生活着两条爱打排球的狼狗。
对于那些1948年后就没搬过家的老人来说，房子不是按揭贷款买来的，而是挖土采石，一锹一锨、一砖一瓦盖成的。他们不愿看到劳动的传统在第三代那里断绝，于是，老人一有机会就要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我们很辛苦，我们背砖、种树、修路，起早贪黑。孩子们听到这里，也难过得吃不下玉米片了：“爷爷，你们过去是阿拉伯人吗？”在他们的成长记忆里，这些活儿都应该是阿拉伯籍雇工干的。
所以，内奥·茨马达第一个让我觉得新鲜的地方是，在这里，我能一口气看到许多干体力活的犹太人。我加入其中，一道干活，一时竟有些荣耀。我与满载的独轮车共进退，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两只手的平衡上。体力劳动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的：写一篇文章受阻，你可以无限延长写作的时间；推一样重物未遂，你一下子就到头了，只有放弃。要么全赢，要么一无所有。当我摇摇摆摆地走到最后，借助惯性把小车奋力推过一个土坡，冲到正在砌墙的人群面前，那些刚才还心无旁骛的人忽然炸锅了。“哟——哦——哦——”
十几只手朝我伸了过来——朝我的小车伸了过来，就像比萨饼广告里，一屋子饿得眼绿的女人围住了一个碰巧长得很帅的送货员。她们个个都在笑，拿着桶和小铲子，去车里把泥挖走，顺带打听这位来自远东地区的小哥的名字。一分钟以后，所有人都相信我户口本上登记的名字是“里奥”了。“哟——哦——哦——”
我继续把车推到别的地方，把泥巴往每一堆人的场地上卸。往墙上刷灰泥的工作多数交给女人来做，原先跪着的女人回头道谢，原先站着的女人告诉我：去对面，对面还断着货呢。
我一趟趟地运泥，墙越砌越完整。到了4点来钟，孩子们一股一股地加入进了建筑队伍，原来农庄的劳动是不分年龄的。几盏钠灯同时打开，食堂的人来了。他们从车上卸下一个个不锈钢托盘，就是我昨晚在厨房看到的那种。长圆形的米饭，饭里掺着玲珑的胡萝卜丁和豆子；大锅黄色的豆豉汤，汤里有一些小谷粒；主菜是杂菜炖蛋，茄子、白菜、西红柿之类与一只鸡蛋炖在一起，切成巴掌见方的一块块，开盖之后，我连吃了五块。
所有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一圈，包括我、马克、克里丝蒂娜和阿诺奇卡在内的志愿者们挨个起身介绍自己。我的旁边坐着萨拉。天已成了深海一样的幽蓝，太阳还有一些颜色，远处面对着我的是一大片坝形的沙石山，山顶部是齐齐削平的，像是有人在附近挖过大矿坑之后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植物，但也没有那种远古时代的单纯。没有任何东西能透露这环境流变沿革的年代信息。沙漠就是沙漠，那些沙浪如金岁月留痕的是沙漠，那些绿洲春意水声叮咚的是沙漠，那些像坟地一样土坷垃东一摊西一摊的也是沙漠。内奥·茨马达的沙子里掺着多少煞风景的砾石，该有多么强大的自然神论信仰，才能在这种风景里赖着不走啊。“欧——哦——哦——”
我还没吃完最后一个炖蛋，就看见有些人往右手边跑去了。怎么就激动了？我听到有人用英语喊：“月亮！月亮！”萨拉刚刚跟我说了两句话，忽然就站起来，“嗨嗨”地叫着小跑过去，我看见夏哈也在这一群十几个人里面。我看到了月亮，又来了，跟我昨晚在丁字路口看到的是同一个，只不过昨晚刚好搁在棕榈树树冠上，今天，因为一群人莫名其妙的热闹，它显得不那么峻厉和清高了，颜色似乎也有点红。那些人跳着，冲了过去，好像认为这可以缩短他们和月亮之间的距离。
索尔·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我想到了它，想到了主角赛姆勒先生，这个大屠杀幸存者、心思繁杂的犹太老头儿，和贝娄笔下几乎所有的主角一样爱好梦想。他坚信人类未来一定会移民去月亮，那是个没有纳粹的地方，也没有美国。
朱莉个子矮小，嗓音同眼睛一样纤细，一个羞答答的微笑都会让她胸脯抖动。她是澳大利亚人，七年前，她一边读生物学博士，一边在约旦的一个外籍牧场里做义工，在那里遇到了正在学阿拉伯语的夏哈。“她在牛肚子上爬上爬下的，”夏哈说，“真有胆量，从澳大利亚到了约旦。”从一个又干又热的国家移民到一个更干更热的国家，朱莉的两个眼窝都布满了辐射状的粉刺痕迹。她给夏哈生了一个女儿。
我和夏哈夫妇以及耀耀坐在一起。“我的儿子前几天也刚刚出生”，夏哈轻轻吹了声哨。
我赶忙表示恭喜：“取名字了吗？”“哦，我们还在想。”
犹太人的名姓本来非常丰富，有很多人都以经书里的那几位男主角如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约书亚，女主角如雅亿、他玛、拉结、利亚的名字为名。众先知中，但以理（达尼埃尔）的名字特别受欢迎。我认识一位叫“以利亚胡”（Eliyahu）的，他骄傲地说，他的名字里嵌了五个耶和华的代称。“你们打算多久修完在耶隆的房子呢？”我随口问道。“里奥，”耀耀忽然沉下脸来，“你都来这里了，不要说‘你们’，要说‘我们’。”“好吧，”我很尴尬，“我们需要多久才能修完房子呢？”Day 03寂静
6月头上的一天，夏霓把我从耶斯列河谷的基布兹里接到北加利利她自己的住处。我在她家住了一周，每一天，我都在这栋楼里发现一个新的房间：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又一间卧室，一间工作室，一间画室，一间茶室……最后，我确信她住的是一幢别墅，比我住过的所有房子加在一起都大。
我每天都同她的丈夫雅各闲聊。有一次午饭后，我们说到一些特别沉重的话题，我说，古犹太人当初被罗马人打败，据说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星期六发动反击。
雅各立刻把转椅旋了九十度：“习俗是不可选择的，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习俗就没有民族。你说究竟是调整习俗，把罗马人干掉重要——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就说抵抗一下吧——还是千年之后，犹太人仍旧保持犹太人本色重要？”
雅各身形胖大，嘴唇厚，声音雄浑，语速比电大的英语老师还慢。他大约六十多岁，先天患有腿疾，走路需要双拐。他找人在自己的车里多装了两个手闸，用右手来控制油门和刹车。在这样的炎夏，夏霓每周都要陪丈夫去一次游泳池，搀他下水，看着他像海豹一样自由自在地在水里撒欢。雅各有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还经常出门讲课，他常常点着头说：“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现在的军队不能这样做了，否则……”我试图把对话继续下去。“这是另一个方面，”雅各说，“有时候你需要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上帝的意图。如果在打仗中遇到星期六，我们就会想，上帝更希望看到哪一种结果发生，是犹太人取胜呢，还是失败？决定不过安息日，是因为相信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的意图。”
上帝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上帝认可每个民族都有它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雅各接着说，“所以，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宗教。有时候我们看另一个民族的信仰，那不就是个动物崇拜嘛，弄一只狗，一头牛，一群人围着跪拜，这就是神啦！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管这叫迷信，甚至不能说这是玄学。人们要想实现上帝的唯一性，不是那么容易的。”
退休前，雅各是个成功的企业文化咨询师，这种给企业提高软件性能的职业在以色列看起来不乏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跟第六任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打过一番交道，最风光的时候差一点就进了政界，换句话说，差一点成了一个在晚间新闻里点着别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的家伙。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从这个立场上，他传授了我很多理解《圣经》和上帝的门道，在他的口中，上帝是一个特宽容、亲切、有耐心的邻家大神，他既欣赏所有良行义举，也听得进一些人胡说八道。当然，他在《旧约》里有时脾气不大好，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你总得给人家成熟的时间吧。
他们的别墅位于北加利利一个名叫克法·弗哈迪姆（意思是“玫瑰城”）的小城里，在酷热的夏季，红木板条铺的露台整天无人问津，虚掷了高坡之下绵延好几公里的风景。大多数时候雅各一个人在工作，他从坐姿起身去厨房或卧室的时候，两根拐杖（以色列的残疾拐杖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就在亮白的大理石地面上强悍地挥打着，发出砰砰的巨响，因此，他家客厅里几乎没有四条腿的家具。雅各说，他从两岁起就站不起来了，那个时候，他同父母住在特拉维夫附近。“那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时期吧。”“错。以色列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死了。你知道是为什么？本——古里安管得太多了！他总是不想干干净净地退位，他让列维·艾希科尔上来，接替他做总理，可又不下去。艾希科尔跟他说：‘停！你是伟大的人，但是，现在是我们的时间了，给我多一些权力，也给国家多一些权力。’艾希科尔是个幽默的人，本——古里安再活一辈子也学不来他的那种幽默。”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段历史。有一些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一个民族精神的黄金时期，老的定居者创业精神依旧，新的欧洲移民不仅带来了大屠杀记忆，也带着斯美塔那、盖德、格里格、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音乐，马克·夏加尔的绘画，契诃夫的小说。新生的以色列是个熔炉，管你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是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还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从集中营逃生的，还是衣冠楚楚从北美过来视察的，只要你是犹太人，一切的分歧就不在话下，你就可以享受到美国人的捐款和德国人的赔偿，怀着基于《圣经》的故土依恋，一边读着民族诗人哈伊姆·比亚利克的诗，一边听着马勒，和你的同胞们投身于犹太民族的伟大复兴。“犹太民族需要新人”，本——古里安说，他的左派政府雄心勃勃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我听一个耶路撒冷的老左派说，那几年，特拉维夫地区的劳动妇女下班把工作装一脱，就把左邻右舍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唤到一块，给他们读托马斯·曼、莱辛和莎士比亚。“国父”本——古里安在20世纪60年代让位给列维·艾希科尔做总理，自己学习华盛顿，隐居到了内盖夫沙漠里的茨德博克基布兹，那个农庄是他本人创办的，距离内奥·茨马达有一百多公里。但是，每当高层拿捏不定主意，专列就会载着大员们往沙漠里跑，去找国父问计。到现在，左派人士每每论及以巴僵局，常常会怀念本——古里安：“如果他还活着，会怎么做？他会效仿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方式吗？”
然而，雅各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忠实拥趸，根本不认为本——古里安倡导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靠得住的体制，它在以色列有过明媚的春天，这就够了，它的败落并不足惜。“到底是犹太文化吸引你，还是社会主义吸引你？”他尖锐地问我。“思维。”我谨慎地说，“犹太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二元的，但是中国思维总是强调只有一个答案。”“比如说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