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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1 00: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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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耀基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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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语丝(增订本)

剑桥语丝(增订本)试读:

“语丝”的语丝(代序)

董桥一

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奔奔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金耀基兄谈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他一向要人“像人一样”去应付时代的问题,意思也很浅显,说的还是人心中那一星温情;他听出德国小城的钟声分外悠扬,竟也蓦然忆起剑桥大学圣约翰书院的钟声,忆起华兹华斯的诗:“那钟声,一声是男的,一声是女的!”学术处理的是时代中“人”的课题,学者论学不敢动之以情,终致痴,泥足虚境,直是自寻短见。

我读金耀基论学论政论人的著述,常会想起程明道的话,相信学者的确须先识仁,笔底一字一句于是浑然与物同体;这不是说做学问先要“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而是说学者要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是非之心,然后经纶宰制,文章与天下相驰骋。耀基兄写《剑桥语丝》,写《海德堡语丝》,应的正是这个因果,难怪无意得之却篇篇得意,都成温情所寄的妙品了!二

Maxime Feifer写过一本谈观光史的书,提到诺曼底 Mère Poulard客栈的炒蛋。那天,游客都在客栈饭厅里吃晚饭,突然,大家一窝蜂跑去炉边围观一个年轻厨子炒蛋。她说,厨子的手艺毫无特别之处,只因客栈当年的老板娘以炒蛋出了大名,如今虽然早就过世了,家传炒蛋一样令游客慕名而来。她说,观光客一向自甘给旅游手册牵着鼻子走,客地的寻常景物,终于都蒙上一层神秘的异国情调,祖传秘方变成神话了。耀基兄不是游客,他身在客地,却始终没有堕落成围观炒蛋的观光客。他是个“异乡人”;是个文化香客。游客但求把自己摄进风景明信片的彩色神话之中;“异乡人”则宁可用自己胸中祖国文化的酒杯,去品尝别种文化的神韵。他天天傍晚到海城咖啡馆去,“主要还是贪图个闲静,倒不是故意找那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境;其实,在现代社会,谁又不是‘异乡人’呢?”他说。

文化香客进香之余,既可领修典籍,讲社会之学,又可联想翩翩,踩沙沙的落叶。黄公度光绪初年奉使随槎,在日本住了两年,与日本士大夫交游,又讲其书、习其事,写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都浑稽博考,卓尔自成一家言,赢得知堂老人佩服他“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我读金耀基的《剑桥语丝》,读《海德堡语丝》,都曾无端觉得那是英德两国的一段文化学术史,兼且游览政治社会之今昔风貌,其中温情所寄之处,更十足是一组杂事诗!昔日袁中道论文章得失,至今读来不嫌其旧:“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三

金耀基的高文大册我一一读过,《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大学之理念》等,的确都是老得非常漂亮的学术著作:“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谬误,可以祛疑惑。”可是,作者既受过剑桥Don的熏陶,成了“在历史中漫步的人”,当然也就不难欣赏各种性情的书和读书人:“你不止在图书馆可以看到傅斯年式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那种严肃的、执著的读书人;也可以在剑河垂柳下、格兰斯德草野上看到林语堂式的一边看浮云流水、一边抽板烟阅书那种飘逸不泥的读书人。”这样,他既写得出高文大册,也写得出小文小说。

Julian Evans编过一部纪游短篇小说集,集名叫Foreign Exchange,收了十个短篇,背景分别是墨西哥、古巴、希腊、诺曼底、科西嘉、所罗门群岛、安普利亚和前苏联等。编者在序文里说,写这些纪游短篇故事起因于一种简单的概念:所有纪游之作都有杜撰的小说成分(all travel writing is fiction);此说虽然夸张,可是,环顾古今中外写游记写得好的作家,大半不是诗人小说家,就是笔底常带温情的散文家,拜伦的Road to Oxiana,Norman Lewis的A Dragon Apparent,Patrick Leigh Fermor的Rou meli,读来都生动如小说;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自见幽趣,《徐霞客游记》处处是绮丽的联想,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冷笔热笔收放自如;至于当代西方小说家如索尔·贝罗、保罗·瑟洛的游记,内地散文家黄裳的《金陵五记》,文学加工之老到,也实在可观。

说游记有杜撰的成分,指的想来不是作者向壁虚构,无中生有,而是触景生感的那个“感”字,恰似夏承焘纪游长短句里说的:“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杜撰的不是“杯水”,是“名淡”;不是“村茶”,是“酒香”;不是“征雁”,是“愁边”;不是“山”,是“感”。这好像耀基兄在《剑桥语丝》

自序

里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不时有“诗的冲动与联想(我不会吟诗,但在剑桥时,我确有济慈在湖区时的那份‘我要学诗’的冲动)”。他的文字刚里带柔,早入了品,绝非偶然!四

可是,游记写“感”最忌陈烂。张岱《西施山书舍记》说土城以西施得名,是造园者一肚皮学问典故无处着落的明证;匾额如“响屟廊”、“脂粉塘”,门帖如“沼吴伯越”、“锦帆苧罗”,把西施、范大夫句句配合,字字粘捻,见者无不哕噫欲呕!耀基兄的“金体文”掌握分寸最是恰巧,几股浓烈的浪漫情怀,都能忍住了笔以淡远取之。这是本事。

我常想,写文章像造园,要“借”要“用”,但不可伤其天然趣味:“后之造园者,见山脚有石,加意搜剔,未免伤筋动骨,遂露出一片顽皮,是则好事者之过也。美人浴起,脱巾露髻故妙,而冠笄贴钿,亦未始不妙。”张宗子短短几句话泄尽天机,不由你不警惕。说到文章的“借”和“用”,在金耀基的两本《语丝》里完全见出造化来。他不讳言落墨之时总会联想起万里外的故国神州,甚至往往不知道笔下多少写的是德国,多少写的是中国:“人可以斩断‘过去’,但不能不生活在‘历史’中”,在艾墨尔的林边,他想起俾斯麦,想起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他写剑桥,感情也始终还是中国的:在阵阵书香的剑桥街头,他看到的是台北重庆南路飘香书城里的王云五;路过剑城古旧的高楼巨厦,枣红杏白的春意之中,他怀疑那是杜工部诗中的锦官,是太白诗中的金陵,是王维乐府中的渭城。

有了中国文学的涵养,他的文字没有病容;有了社会学的修业,他中年的看山之感终于没有掉进奔奔荡荡的虚境里去;有了现代社会异乡人的情怀,则他勇以针对人类的异化输注理性的温情。他在德国圣山的哲人路上见到几个少男少女埋头在满地黄叶中找栗子,依稀记起江南逃难的童年岁月,在田野中剪野菜,在山溪里抓鱼虾,就是没有拣过栗子;于是,他也弯身用树枝在层层残枝败叶丛中,找起栗子来了:“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是文学的神韵,是社会学的视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历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笔底。自序

这里印出来的十几篇文字,可说是一种因缘的记录。我以前从没有写过这类的文字,而在我去年的长假的研究计划中更没有写作这本小书的构想。但因为我去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剑(或称康)桥,由于她的不寻常的美,她的不寻常的迷人,我虽然无诗心文胆,也不能了无所动,也不由得不提笔写下我的所见所思。

去岁八月初,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了为期一年的长假。不是刻意的选择或安排,我竟然在英国剑桥的克兰亚学院(C1are Hall)住了十个月,又在美国“新”剑桥的M.I.T.作了两个月的访问,并且还先后去了剑桥的姊妹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姊妹城海德堡盘桓数日。我这一年的旅程似乎都与剑桥有缘分。而这里收集的几篇东西,除了是关于剑桥的,就是与剑桥有关的牛津、海德堡以及与剑桥有血浓于水的关系的美国麻省的剑桥。

这些文字不是严肃的论文,似乎也不能算是轻松的游记或一般小品。我不愿太受文体的拘牵,我只自由地、恣意地把我与剑桥的“晤对”的感受一一笔之于文。它们没有微言大义,但却是我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语丝。这些语丝,有的是感情上的露泄(但你无法在此享受到徐志摩笔下的浓郁醉意);有的是历史的探寻(但决不是严谨的历史考证);有的是社会学的分析(但却又不是冷性的社会学的解剖);还有的则是“诗”的行动与联想(我不会吟诗,但在剑桥时,我确有济慈在湖区时的那份“我要学诗”的冲动)。不错,我的确很想勾勒、捕捉有形的剑桥之外的剑桥,那是雾的剑桥、古典的剑桥,历史的(发展的)剑桥!剑桥已经亭峙岳立地存在七百多年了。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曾以彩笔丽藻写过她;在我之后,必然还会有无数人继续去写她。剑桥是一“客观”的存在,但每个人笔下的剑桥都是他(她)自己的。面对剑桥这样一个中古大学城,这样一位“绝色佳人”,一千只眼睛会有五百种的看法。《剑桥语丝》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些窥见。或许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个人的一偏之见。诚然,有所见,乃必有所不见。我相信我已经很清楚地表露了我对她的偏好与袒爱。

这里我要谢谢李维厚基金会(Leverhulme)给我和妻的资助,它给了我一个到英国访问的机会。不是它,我们根本不会去剑桥。我也要谢谢剑桥大学的Clare Hall,她提供了我和我的家人一个不能再愉快舒逸而充满学术文化气氛的环境,没有她,我恐怕不能顺利地做研究写论文,也无法真正体认到剑桥的“内在的”生活格调,更不用说享受那种送夕阳、迎素月,与院士们论道说理的极致了。在此,我也愿意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表示谢意,它使我有了一次有意义的“从剑桥到剑桥”之旅。

面对《剑桥语丝》的篇篇小文,我不能不特别提出《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一个副刊的负责人高上秦先生和骆学良先生,是他们好意的“催逼”和雅量,使我这些语丝得能一一与读者见面。在写作的过程中,吾妻元祯及友好佑之、耀东、坚章、允达、述兆和方正诸兄,以及识与不识的前辈先生(特别是无一面缘的张佛千先生)和青年朋友的反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业师王云五岫庐先生,不但远道来书谬许,还最先表示愿意将我剑桥诸文汇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书,这是我极为感念的。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已逾八十之龄矣)不但没有阻止我在“正业”之外写这类文字,更鼓励我多写,并且还要我一丝不苟地写。父亲是从来不认为有哪一桩事是可以不负责,可以掉以轻心的。没有父亲的督责,《剑桥语丝》将必然比目前这个样子更多缺点,更多错失。我在此以最诚敬的心情写下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戴之意。

机窗外,晨星渐隐,夜幕徐落,金光自东方冉冉吐露,两个剑桥已越来越远了。七二七载满了我二百六十五个日子的回忆,披览手上剑桥诸文的剪报,我似隐约又听到那三一巷传来的亘古钟声,又看见那晨曦中纤纤柳丝间剑河的冰清玉洁……写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自旧金山东返的客机上

剑桥所见所思

记不得是二十几年前在哪里读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康桥再会罢》,但我知道我对剑(康)桥的向慕是这位诗人的彩笔丽藻所挑起的。徐志摩是热情如火的诗人,他依恋过无数山川故城,但他只对剑桥说:“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稍为熟悉志摩的诗文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洞察力与自悟力的深透灵空,但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脱胎的。”剑桥有如许的魔力,怎叫人不想一探她的幽秘?

八月一日早晨,在温暖的阳光下,我与妻,带了四个孩子,踏入了这个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大学城。“欢迎你们来剑桥!”剑大的人类学者华德英女士(Barbara E.Ward)和她的夫婿伦敦经济学院的摩里斯(Stephen Morris)教授好意地在车站接迎。“剑大在哪里?”我问驾车的摩里斯教授,我急着想会见这个久已向慕的学府。“剑大在哪里?很难说,剑大与剑城是分不开的。”是的,我后来才清楚,最合理地说,剑大不是一个地方,虽然他也有本身的教务大厦、图书馆等,还包括一群学人的组合:大学校长、学院院长以及学者,还包括一年级以上的学生。真正的剑大分散在剑城各个具体的学院里,学院有自己性格的建筑,有自己骄人的传统,但的的确确,学院又是大学的有机的一部分。所有的课程都是大学主持的,学位的考试与授予也是大学的事。学院只是宿舍,是吃饭、睡觉、谈天、讨论的地方。有社交的成分,也有知识的成分。这是一个与中国、美国,乃至欧陆大学都不同的制度,它是很独特的英国历史的产物。谁设计的?没有人,剑大是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金先生,你看左边,那是Peterhouse,他是剑大最古老的学院,成立于一二八四年。”刹那间,我被那古铜色的、苍老的建筑吸引住了,陈旧,是的,七百年了,但我只感到他的古雅。其实,当踏入剑桥时,一股浓厚的古典气息就扑面而来。剑桥的建筑很少有鲜明的颜色的。虽然满眼是红砖的房屋,但那种红是深沉的,带点褐色的,是那种经过几世纪的风雨洗礼的红,已经不红了,这种不红的红更好、更有味道,至少在我的眼里。“那街头远处的尖塔楼阁,看见吗?那最高的是王家学院的礼拜堂,是十五世纪亨利六世建造的,它对面的是Great St.Mary Church,是大学的教堂,是十三世纪初叶盖的。”王家学院的礼拜堂(King's Chapel)有一种王者气象,有点旁若无人的睥睨感。在辽阔的剑桥的平原上,在多半是二层高的建筑的屈冰顿(Trampington)街道上,那尖塔就好像插入云霄的石笋。突然,我意会到浮凸在天空中的都是尖塔楼阁。“摩里斯教授,到处似乎都是教堂、礼拜堂,所有的高建筑都是!”“是的,剑桥有许多教堂、礼拜堂,究竟有多少,我也不清楚。”中古,我忆起历史书中所述的中古的寺院世界。不错,这就是剑桥之所以为一中古大学城吧!在过去一个月中,我与妻参观了好些教堂与学院的礼拜堂,我渐渐知道教会在剑桥的历史所扮演的角色。剑桥如果没有剑大只不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剑大如果没有教堂、礼拜堂也必然会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风姿。不!我根本怀疑会否有这个世界著名的大学。是无数的尖塔楼阁把时间冻结在这个小城里,赋予了他历史的悠久感与庄严的面貌。中古的森冷窒息的空气已被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浪潮冲洗一空,但寺院毕竟给予了剑桥学术的根苗。剑大许多学院是国王、王后,贵族夫人哺育长大的,如王家学院、三一学院、克莱亚学院、皇后学院、潘波罗克学院,但许多学院则不是由寺院培养成长便是与教会有关的,如Peterhouse、Michaelhouse、Trinity Hall、Jesus、Selwyn。剑桥的学术生命是与寺院、教堂长期结合的;在剑大诞生之前,最早的传道、授业之处即是白纳德教堂,在一七三○年大学的教务大厦未建立前,所有的学位考试与毕业礼就是在今日的玛利亚教堂举行的。大学不只本身有教堂,剑大的所有学院也都有自己的礼拜堂。一个学院如果没有一个礼拜堂就会觉得缺少什么似的,早期的学院建设如果没有教堂,就像画龙不点睛了。且不论教堂是否是人天相接的阶梯,没有了教堂,在剑桥会变成一个无声音的古城(真的,剑桥的静是出奇的!),至少就听不到向晚的钟声了。钟声激发了剑桥的诗情,也是钟声把中古带到了二十世纪。在剑桥,上帝未死,他与科学都被钟声羽化成诗了。转过了剑桥中心,更静了,车外,多的是参天的古树,多的是一块块绿得想在上面滚一滚的草地。街道上最少的就是人,所看到的是二位骑在自行车上的一老一小,是祖母与她的孙女儿吧!?那小女孩的笑声像银铃似的散落在满地的绿里。其实,将就点,不需要到剑城郊外的格兰赛斯德草原去踏青,绿就铺在每个人家的门口。噢!原来是这份绿使我感到那么心旷神怡。来剑桥后,每个黄昏,我们都舍不得让它轻轻溜走,或者,骑车向炊烟处飘去,没有目的,没有牵挂,像少年时在去碧潭的路上任“铁马”纵跃。忘了时间,忘了“规矩”,跟孩子一起在格兰赛斯德草原上翻滚,滚得满身是点点金光,一直到素月冉冉上升,送别夕阳在辽阔的地平线上。我们是回到自然,回到大地的怀抱中来了!香港五年摩天高楼上的生活使我渐渐忘了自然的乐趣,在剑桥的寻觅中,寻觅到了自然,也寻觅到了自己。更多的夏晚,我们会披一件薄毛衣,随着清脆的钟声向剑河慢慢地踱去。去探望剑河是不可太匆忙的,在匆忙中你不会捕捉到她那份文静,那份女性的柔情。去看剑河,除了夕阳钟声里,最好是晨星的冷雾中。在清晨你可以瞥见她睡梦中醒来的娇态,若有若无的少女的神秘笑靥;到黄昏时分她又是婀娜端庄的贵妇了!最醉人的是在微风中她伴着垂柳婆娑起舞的美姿,永远是那样的徐缓,那样的有韵律,那样的亲切的招呼!剑河轻盈地穿过皇后学院、嘉萨琳学院、王家学院、克莱亚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麦特兰学院,她穿过世界上这些最古老学院的园,为这些男性化的建筑带来了妖娆与明媚。剑河两岸的学院的草地像一块块蓝玉,像一幅幅锦绣,也像一片片浮云,而跨过剑河的则是一座座如雨后的彩虹的桥了。志摩说:“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我想我们的诗人没有夸张,不过,我毕竟要想,假如没有这些古典的学院,没有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从学院的拱门中走出来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大诗人,剑河会不会那样秀丽?会不会那样有灵性?会不会那样秀名远播,引人慕艾?是人使水秀灵呢?抑或是水使人秀灵呢?我不知道。但剑桥真是出过不少灵秀的人物,真正灵秀的人物。不去算那一长列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了,也不去算我们孤陋不知的学者了,只消举几个我们熟悉的学术史上的名字好了,牛顿、达尔文、哈维、马尔萨斯、凯恩斯、培根、罗素,这些名字在物理学、生物学、医学、人口学、经济学、哲学上,不是巨手开凿新纪元,便是在知识的旅途中竖起了里程碑,至于斯宾塞、拜伦、弥尔顿、华兹华斯、丁尼生,则都是诗国的桂冠和骄子。这些人在剑桥留下了足印,留下了音貌,留下了谜样的故事。剑桥是静寂的,静寂得几乎有些寒意,但她永不会叫人无聊。静寂使人孤独,但孤独正可以使人与剑桥历史中的巨灵对话。剑桥最高的精神活动是在那些孤独的历史的对话中进行。“金先生,到了,这是Clare Hall,我们下车吧!”摩里斯教授已把我们带到了剑桥的“家”,我们的家就在学院里面。“我希望你们在此会有快乐、有益的一年。”华德英女士亲切地握手言别。我这次申请来Clare Hall访问研究,是她提醒并热心安排的,她认为这个新学院的构想与建筑最适宜来到剑桥访问的人,并且对有家庭的人是最理想的。一点不错,这是一个很新的学院,她是一九六六年从六百年历史的克莱亚学院中独立出来的,写剑桥史的人称之为克莱亚的 Daughter College。这个新学院的诞生是剑大历史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她的成立是要给予剑桥更多的国际性的情调,提供给来自国外的访问者一个知识交流的新环境。她的新颖灵巧的北欧式的设计与古老学院的凝重沉厚的建筑成了显著的对照。她的最“现代”的性格也许表现在两桩事上,她没有礼拜堂,她的饭堂里没有高脚台。这里的气氛比较温暖,人也比较有笑容。第一任院长璧柏教授嘴上的微笑是剑桥不多见的。他现在是开温第士物理学教授(我之了解开温第士实验室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从陈之藩先生那本情文并茂的《剑河倒影》的小书中获得的),据开温第士的伊甸博士告诉我,如果璧柏教授获诺贝尔奖是不会令他惊讶的。他说目前开温第士“只有”(他强调)三位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古老的剑桥已有了转变,Clare Hall只是转变中的一个具体的表征。变是不能免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古老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王家学院都已开始收女生了。在剑河波光水影的篙船上的少女也不再像徐志摩所描写:“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在剑大图书馆重读到徐志摩四十年前赞颂剑桥的诗文是一大快事),而是穿牛仔裤、三点式的带点野性的少女了。剑桥什么事都讲传统,但剑桥的传统永远容忍,甚至鼓励新的尝试。剑桥的魔力是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其实,剑河是剑桥最好的影子。剑河的水长流不息,曾无一瞬不在动中、变中,但剑河自远古流向无穷的未来,她永远是剑河。她是剑桥永恒的化身。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夜改定于剑桥

雾里的剑桥

十月下旬,剑桥的秋叶就飞舞在家的门口了。

剑桥的秋特别多风、多雨。在萧萧风雨的窗前,少不得多添几分旅次的惆怅。但,在天晴的日子里,这个中古大学城的秋光艳色不只使你目不暇给,并且几乎完完全全地占据了你的心灵。站在举世著名的Backs(剑大许多古老学院的后园)上,看一树树、一树树的金黄,在阳光下闪烁,在微风中跃动,把原来已经碧绿的草地衬得更绿,把原有王者气象的王家学院礼拜堂烘托得更加庄严堂皇,而三一学院的古雅纯朴的“雷恩图书馆”,圣约翰学院“太息桥”头的紫红牵藤,也越发显得凝定与活泼了。至于徐志摩所说“最有灵性”的剑河,不论是夏绿或秋黄,总是那样徐徐自得,清逸出尘,总有那份特有的女性的柔情与秀致。噢!这是一幅多么醉人的图画!我相信,任何贪婪的眼睛都该已满足,任何不餍的心灵都会喊出:“好个剑桥的秋!”

剑桥的秋太美,美得太玲珑,太脆弱,美得不能久住,不到十二月,叶已落,枝已枯,金黄色的、紫红色的全被厚厚的灰色取代了。剑桥的残秋或冬天大概是比较不受人喜欢的,它阴暗、刺骨得叫人不敢去亲近。不过,这个小城的残秋初冬有一个特色,就是多雾。雾,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雾给你更多的空白去涂抹,更多的空间去想象。

雾里,在剑河桥头倚凭;在三一巷中踯躅;或是在克莱亚学院的庭前小站,所见到的垂柳残枝,楼台榭阁,若隐若现,都在虚无缥缈之间。尤其是雾里摇曳的灯光、雾中飘来的钟声,真会使人有天上人间之感。

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是美的神秘。

剑桥的科学精神是求真,剑桥的艺术精神是求美。剑大的史学家编写过几部巨大史书,处处显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但剑桥人写的不少剑桥往事却多是历史与神话间的传奇。传奇是七分真三分假,或是三分事实七分渲染,传奇是雾里的历史。剑桥人所骄傲的是自己的传统,而其最动人的传统中常带有一些代以继代、百口传诵的传奇。这些传奇,言者津津,听者眉舞,也造成了剑桥最富吸引力及最富神秘之美的原因之一。

剑桥“最伟大”的传奇应该是关于剑桥诞生的传奇了。这是剑大的“创世纪”式的故事。剑桥人说,剑大是公元前三五三八年一个叫Cantaber的西班牙王子创建的。有名有姓,有时间,言之凿凿,似乎不能太假,但是剑桥人这一招法雾放得太多,反而弄巧成拙,把传记变成了神话,浪漫则浪漫矣,却无半丝征信可言。剑桥这一神话在世界大学史上只有牛津的“盘古开天”式的神话可以竞美。牛津人说,牛津是Mempricius(或说Alfred the Great)在古得不能确定的那年创立的。牛、剑二校的吹牛比赛向来是各擅胜场,而这个神话比赛则如史家Maitland所说是“最古老的校际运动”。说真话,剑桥牛津之可以骄人处,不全在于他们的古老(在英语世界则以他们为最老,在非英语世界则不然),而毋宁在于他们的悠久,在于他们基本上几百年未变的格局,尤在于他们特殊的教育制度与学术性格。

剑桥有许多独特的、古老的制度与习惯,如collegiate system(学院制:剑桥是大学与学院并立的双元体,教师在大学与学院各拿一份薪水。学生在大学上课考试,在学院则接受导师指导等),Tripos Examination(三脚凳试:这是指修读学士荣誉学位的考试,多数三脚凳试分为二个部门,三年读完,相当有弹性),High Table(高脚台:指院士的餐台,与学生的分开,菜肴不一样,服侍亦不同,但都要着学袍,饭前学生全体肃立,恭候院士入位,待念完一段拉丁文,然后就座开动),Don(导师:指所有院士,甚或包括学校行政人员),Supervision(导修:学院对学生之学业有专人指点、切磋),以及Bedder(指替学生整理床单的女士)等等,这些都不是哪个人刻意设计的,而都是从来就有的传统。但传统何来?此则虽是往迹“斑斑可考”,大半却不脱“想当然”的猜度。剑大带雾的历史最有趣的不在制度、习惯,而在人物,最有趣的人物传奇不在大学,而在各个学院。

在残秋的寒雾里,从一个学院的回廊,转到另一个学院的庭园,再进入另一个学院的礼拜堂,就好像在似真若幻的古典世界里打转。来剑桥已几个月,闲中看了不少有关剑桥的书,也曾被邀去过好几个学院的高脚台、Combination Room(院士休息室)吃过饭,喝过酒,饮过咖啡,聊过天,对好些学院的历史人物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背景知识”。也因此每进一个学院,都觉似曾相识。当你想起这些回廊,这些庭园,都曾经有培根、牛顿、弥尔顿、达尔文等前人走过,它们就变得亲切、人格化起来,在这种历史与现在接合的地方,现代人的“疏离感”或“一度空间感”是不会存在的。而这些剑桥的古人,透过了传奇化的形象,仍然活泼地活在剑桥的各个学院里。剑桥的传奇太丰富,我亦孤陋寡闻,但就所读所闻,聊记数则,以供读者清赏。

皇后学院不是剑桥最响亮的学院。她最有名的建筑是跨过剑河的一座木桥,这座木桥又称“数学桥”,这是因为它系利用实用数学的原理造成,由于它的精巧神奇,便相传是牛顿的杰作。可恨哪位仁兄指出牛顿死于一七二七年,而此桥最早建于一七四九年,戳破了这个传说,不过,也有人说这可能是牛顿的幽灵暗中助力造成的。皇后学院最可傲人的是她在一五一○~一五一三年曾经有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人文学大师伊鲁斯玛士(Erasmus)在此讲学。伊鲁斯玛士把希腊文带进剑桥,并在此播下了宗教改革的种子:他受知于当时剑大校长费雪(Fisher,后因反对英王的婚事被处死),改革剑大教育,开设希腊文,使剑大首次成为学术中心,凌驾于当时牛津之上。但这位人文大师在剑桥时,镇日抱怨。他嫌薪水太少,生活费太高;又嫌学生不交学费、不上课。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剑桥啤酒太差,甜酒太糟。他曾求函友人寄一桶上佳希腊酒给他。酒寄来了,但他嫌桶太小,喝不过瘾,他说他只靠酒桶余香来解渴。他要友人寄桶大的来。这次桶是大了,但不巧运酒工人也是杜康之徒,偷喝了半桶,补上了半桶清水。伊鲁斯玛士是品酒名家,喝了这种“水酒”,焉能不知个中情由。他气是气极了,但看来他还是喝完了那桶水酒的。要不,他不会责怪他的尿沙症是由那桶“水酒”引致的!当然,喝“水酒”会导致尿沙症恐只是这位人文大师的独见了。伊鲁斯玛士为剑桥开了新学风,而他之好饮佳酿,也怕是剑桥数百年喝酒传统的渊源吧!

圣彼得学院是剑大最古老的学院,成立于一二八四年。这个学院的精彩故事是关于大诗人格雷(Thomas Gray)的(A.Lang把他列为剑桥十一位大诗人之一)。Dr.Johns说他是木然无趣的人,而他自称是被困的红雀(a captive linnet)。格雷性情懒散,胆小如鼠,有点“神经质”。传说他“从不开口”。据考他是开过口的,他说过房子太闹、太脏,学生哥在他楼梯口堆满了酒罐。他担心这些学生哥有一天会不小心把学院烧掉。因为担心过度(或胆小过度),他在自己的窗口装了一根铁棒(另加绳梯),作为“逃火梯”。也许这位诗人的逃火棒触引了学生哥的灵机。他们在夜半时分,假闹火警,这位平时懒散的诗人,早有戒备,一骨碌翻身下床,迅速从逃火棒滑下。正在暗庆自己先见之明,不想扑通一声滑进了一个大水槽里。原来大水槽是学生哥为这位诗人准备的。这位诗人一气一惊之下,跑到对街潘波罗克学院去避难了。学生哥这种恶作剧自然是谑而又虐,不足为训,不过这位诗人自设“逃火棒”,也未免对火的幻想力太强,以致逃得了假火、逃不了真水。信不信由你,那根“逃火棒”至今犹在呢!

诗人避难的潘波罗克学院也一样有多彩多姿的故事。它是另一位诗人斯宾塞(Spenser)及大政治家璧德(Pitt)的母校。刚谈过诗人,不妨谈谈政治家吧!璧德是贵族之后,上剑桥时必然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因为他是带着保姆上学的。他立志要成政治家,苦读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以备演讲、辩论之用。他在校时年纪虽小,却是一副“小大人”味道,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游戏只限于骑马、剑术与射击。他在剑桥留下的光荣一页是他参加林肯客栈的晚餐中与牛津吉本(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的一番唇枪舌战。他是小孩子,而吉本已是声望如日中天的中年大史家。看来这次口舌之战是璧德挑起的,吉本初则轻视,继则不敢掉以轻心,终则全力应付,颇思把璧德的论点一举粉碎。但璧德却步步为营,无懈可击。吉本最后愤怒离席而去。吉本的友人求他返席。吉本说:“绝不,我毫不怀疑,那位年轻小绅士是极端有天分的,并且也是很可亲的。不过,我必须说他的辩论方式不是我所习惯的。所以,你应该原谅我!”当然,这个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还得听听牛津人的说法。

三一学院毫无疑问是剑桥(也包括牛津)最大也最著名的学院。这是远者出过牛顿、培根,近者出过怀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学院。因它人才辈出,所以带雾的历史也最浓。在三一的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它就是牛顿悟“道”的“菩提”?你不信?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在雾气袅袅中,这棵树看来是有些不同凡响的灵气!走进三一门,便是走进传奇之乡了。我们不能不听说这儿出过二位“战斗格”的院长。一位是大数学家巴罗(Barrow,牛顿的老师),他从小就勇猛善斗,在一次航行中曾力挫海盗。在他院长任内,一次遭到一头大猛犬的袭击,巴罗镇定如山,一侧身,让过,再一个箭步逼上,以赤手握住大猛犬的脖子,又一使劲,便把那个巨物掀倒地下,继而饱以如雨老拳,巴罗的威武状使人想起景阳岗武松打虎的神威。另一位是经典学者班得来(Bentley),他院长一做做了四十余年,打破三一的纪录〔剑桥其他学院则有更长纪录:圣彼得学院的Francis Barner做了五十年(一七八八~一八三八)。克莱亚学院的Dr.E.Atkinson做了五十九年零二个月,九十岁还在做〕。这位院长的好斗性格不输巴罗。不过,巴罗斗的是海盗,他斗的是院士;巴罗善于用拳,他则精通法律,在他四十年院长任内,讼事连连,战云密布。此君之好辩喜争,可说与生俱来。他曾力辩“尼布加尼撒”(公元前六○四到前五六二年在位新巴比伦国王)的金像记载是错的,该记载说金像高六十腕尺、宽六腕尺。他则说金像的宽度至少是十腕尺。为这件事他与未婚妻搞得瞪眼吹须,几乎使婚事告吹。往事已矣!这位“武士”虽然在学院礼拜堂北首的墓碑上连院长的头衔都未被刻上,但这位好战院长的“妙”事流传至今,引为谈资。

三一是科学家的王国,也是诗人的天地。丁尼生进校做学生时,院长汤姆生一眼望见这位器宇特出的少年就说:“那个人一定是诗人!”不错,“那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那个人”的一首十四行诗就被认为值得“康可达” (印度古都)的全城财富。在剑桥,“那个人”在诗的竞赛中就已崭露头角了。丁尼生在上课的时候,想必常常神游物外,飞入白云绿水之间。据说有一次导师魏怀尔把他从梦乡中唤醒,问他:“从耶稣时代起到今日为止,一个便士的复息是多少?”

拜伦也是三一之子,但他不是最受宠爱的一个。他在校时,风流倜傥,热衷于拳斗、骑射、豪饮、赌博、游泳(他常游泳的地方在格兰赛斯德原野的剑河上端,现称“拜伦池”)。他讨厌学校不准养狗的规定,既然不准养狗,他便去养了一头小熊。他在给一位女士的信中说:“我有了一位新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它是一只小熊。当我带它来这里时,他们问我准备怎样处理它,我的答复是:‘它应该参加院士的选举。’这个答复使他们不顶高兴。”这位诗人大半生浪迹欧陆,死于希腊。雕刻家Thorwaldsen为他刻了一巨大的大理石全身像,送给伦敦的西敏寺教堂展放(英人死后进此寺是最大荣誉),但西敏寺却基于不道德的理由,拒绝接受。这石雕惨惨地在地窖的尘灰中躺了几年,后来还是三一学院念“子”情深,把他运回,摆在雷恩图书馆最醒目的位置。当你凝视拜伦丰神俊貌之余,联想到他生前养熊的故事,就不会觉得他冷冰冰地不发一语了。

讲剑桥的传奇不能不讲基督学院。这是《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的学院,也是《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的母校。达尔文在基督学院时就狂热于收集昆虫了。他抓甲虫是又贯注,又在行。有一次他一眼看见好几只精彩的,双手一扑,就抓到了一只,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抓到的放在口里,再去抓一只,不想口里的一只发了威,刺了他舌头,他一痛只好张口让它眼巴巴飞去,而手边的一只又因分神而被溜掉。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小博物学者的懊丧。达尔文在剑桥并不出名,不过,由于他常跟植物学教授汉斯劳一起散步,为此人家都称他为:“那个跟汉斯劳一起散步的人。”而今,说起汉斯劳时,恐怕要说是:“那个跟达尔文一起散步的教授了。”

科学家的传奇在剑桥总是没有诗人的多,也没有诗人的有浪漫情调。我觉得最富传奇性的该是弥尔顿的故事了。最引起好奇与争论的不是基督学院庭园中那棵亭亭桑树是不是弥尔顿所手植?而是究竟弥尔顿在校时有否遭过导师查沛尔的体罚?牛津文豪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他的The Lives of English Poets书中,则一口咬定确有其事。剑桥人则说约翰逊无中生有,并指出弥尔顿终其身都对母校保有深挚的感情。这些争论对研究弥尔顿的人或许是重要的,但在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是下面的传奇:话说一位风姿绰约的外国少女,在一个晚春初夏的日子,访游剑桥,她被一位睡在树下的少男的美色所震惊,在频频凝视之余,情不自禁地用意大利文写下了几行爱慕的诗句,轻柔地放在睡者的手中。当弥尔顿醒来时,读了留下的诗句,问了附近目睹的同学,认为是“天赐良缘”,从此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位才貌双绝的仙子,对这位未谋一面的佳人朝思暮想,产生了狂热的爱情。后来,他买棹远去意大利寻芳,真是“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奈音容茫茫,仙子无踪。弥尔顿想她、思她,直到临终一刻,长限以殁,这真正成为了他的“失乐园”!

雾里的剑桥,也许不真,却是美得神秘!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于Clare Hall

剑桥之为剑桥——漫谈剑桥大学的学院制

剑城如无剑大,便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古小城。不!她会突然缩小了一半以上,成为一个布满了侏儒式房屋的小镇。

剑大如无学院,便不过是一间大规模的现代大学。不!她会突然缩小了一半以上,成为一个没有特色,没有诗情画意的教学研究的地方。

剑桥的特色是她的学院制。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是七百年的历史传统演变递嬗而来的。它不是创造的,而是成长的,就因为这个缘故,它很难学,也不易学到家。世界上有不少大学模仿剑桥,规章制度倒是像模像样,却终不能得其精神。在十六世纪初叶,剑大茵曼纽学院有一个学生,去了新大陆的“新”英格兰,在“新”剑桥,为一间新学校捐了他的图书馆及一半产业。这个学生叫哈佛,而那间学校就是今天的哈佛大学。哈佛虽然是剑桥所“生”,但哈佛却创出了自己的性格。她就没有走学院制的道路。近百年前哈佛的一位校长艾略特(C.W.Eliot)说得好:“一间大学必须自本土成长,她不能从英国或德国连根带叶地搬植过来。”也许就因为这种原创性的精神,哈佛才不是剑桥的拷贝,她有她的特色,并且成为光芒四射与剑桥齐名的伟大学府。

剑桥之为伟大学府是否因为她的学院制,则不得而知,但剑桥之为剑桥则不能不说与她的学院制密切难分。

在剑桥,我们只听人说这个学院、那个学院,很少听人讲大学本身。对剑桥稍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剑桥的第一个学院——圣彼得——诞生于一二八四年,但却很少人知道大学的生辰属肖。写剑桥史的人,有的说在一二二七年就有提到大学校长字样的纪录,而有的则指出到一三一八年罗马教皇颁给了剑桥以大学的身份。究竟是哪一年才算呢?不要紧,反正很少人去管它!

人们说剑桥大学本身是抽象的,很少有可与学院媲美的建筑,很少有她自己的东西。其实,这大不为然。剑大本身不但有体面的大教堂,有被称为最美乔治亚式的教务大厦,有被誉为欧洲最美博物馆之一的菲兹维廉博物馆,有藏书三百万册(包括近万的珍贵手稿)、英国第一个公立大学图书馆,有举世著名的开温第士实验室,还有古树参天、四季都有花开的植物园(特别可爱的是它的岩石花园)。这些怎能说抽象,怎能说不能与学院媲美?大学目前“学部”就有十九个之多,有的学部且大至有十一个学系,此外尚有许多研究中心,至于教务会、系务会、委员会之多,更是名繁数众(我怀疑会有人真正对全局一清二楚),这些又岂不是大学自己的东西?但妙就妙在很少人加以青睐,提到时也多半是一笔带过,而人们眼要看的,嘴上讲的不是三一学院的尼维尔方庭、克莱亚学院的古典桥,便是王家学院的礼拜堂的彩色玻璃、圣约翰学院古雅华丽的院士休息室,要不就是基督学院的那棵桑树,基斯学院的“荣誉之门”,或者歌登女学院那红得不能再红的红砖建筑……无论如何,剑桥的三十个学院才是镜头和话头的焦点,写剑桥史的人,爱的不是大学史而是一个个的学院史。

的确,比较起来,真正有性格、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二十九个学院(另一个刚呱呱落地,面貌尚不清楚,不过,在其他学院的高脚台上猜得却很热闹)。这些学院,有的庄严宏伟(如三一),有的秀致高贵(如克莱亚);有的庞大(如唐宁),有的娇巧(如克兰);或具大家风范(如纽南),或是小家碧玉(如鲁茜、开温第士);或有王家气(如王家),或具平民味(如丘吉尔);真的,这些学院确是各有风姿,各有趣味,新来者一点儿不庸俗(如New Hall),老旧者又没有一种要难为情的寒伧(如圣彼得)。这就难怪不属于这些学院的人很少不喜欢,而属于这些学院的就难免搞“学院崇拜”了!但是,真正人们钟情学院、冷落大学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在人不在建筑。大学的建筑虽然不少,但泰半是上课、研究的场所,比较是“智”性的;而学院却是老者安之、少者来之的居息论“道”之所,比较是“感”性的。在这些学院里,尤其是古老的,不止住满了院长、院士、导师,以及年年飞入庭园犹如春燕的莘莘学子,还住满了过去的名士和先驱者的英灵。那些有一群巨灵居息的学院(如三一),又亲切,又神秘,最是照眼夺目,而主要也是这些古老的大学院才得与大学分庭抗礼,甚至有抢夺大学光彩的声势!

所以,剑桥大学不像一般大学,决不止是一大群“学部”的组合(如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而是一大群“学院”的结合。她是一个联邦大学,一个由学院结合而成的联邦团体,此所以剑桥被称为“学院式的剑桥”(Collegiate Cambridge)。在“学院式的剑桥”里,每个成员,不论是教师、行政人员或学生,在原则上,都有双重的身份,双重的忠诚。一个属“大家”的大学,一个属“自己”的学院。这双重身份、双重忠诚有时合一,有时分离,有时冲突,有时和谐。出了剑桥城,每个人都只有“剑桥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与牛津“三月”赛舟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浑然忘“院”的境界;但一进入剑桥城,则各人就成为你是三一的,我是圣约翰的(顺便一提,这两个学院是“世仇”,彼此抢争光芒),又似乎只有学院没有大学了。

一丝不假,在剑桥,学院如“家”,如“王国”。不属于学院的教师、行政人员或研究生便犹如“无家可归”、“无国可去”的人。此无他,盖学院基本上是居息论道,情之所牵的地方耳。剑桥不是一开始就是学院式的大学。在十三世纪初叶剑大很像现代的大学,学生不是住校的。事实上,在没有学院之前,所谓学者不少是流浪汉,行为放荡,暴烈少礼,颇有七分流氓气,绅士云乎哉!而他们又泰半穷得两袖清风,有的甚至靠乞讨为生。当时,他们只需跟上一位大学认定的教师,便算取得剑大入学资格(此与以后之需“小过关”(Little go)及今日之严格考试与甄别完全不同)。后来“学院”之出现,与其说是立校设教,不如说救难济贫。在十三世纪末叶,二位衣黎(Ely)的主教先后把那些流浪汉收容在一个叫圣约翰的医院里,供住供食,还立了生活的规矩,长者督责,少者受训,这样剑大的第一个学院便无意中产生了。当时学生虽不一定做神职,但断非以求知为第一,而最重要的“教育”活动便是在教堂里。那时候,“院”规严峻,男女授受不亲(指对院外女子)固不在话下,即使正常的运动也在严禁之列,有极浓厚的中古寺院的“清规”气味。根据剑桥史学名家狄凡凌(G.M.Trevelyan)之说,学院这东西虽初显于巴黎(巴黎、牛津、剑桥的学院都比宋代的书院稍晚),但却只在英国繁衍发皇。他说最早的学院之严规峻戒把学生的流氓气清除净尽,使学术开始“文明化”,功不可没。而剑桥(当然还有牛津)之学院,其后则成为英国其他大学之源头活水。克莱亚学院院长艾雪培(Lord Eric Ashby)在哈佛的哥金(Godkin)演讲中指出,英人之重视学院,是由于英人相信大学教育非职业教育,认为师生之不拘形式接触以及学生们共食同宿,具有道德教育之效果,此为养成领导群伦及保护文化遗产之人物的正途。关于这一点,一九六二年罗宾士委员会之报告虽力促剑大多方面的改革(如评剑大教育过分专门化等),独对“居息一堂”之价值则毫不怀疑,从它历史的发源来看,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何今天剑桥(及牛津)好些学院,不叫College而叫堂(Hall:如 Trinity Hall,New Hall,Clare Hall)或屋(House:如Peter House,St.Edmund House)了。因为中古时候学院主要是同食共宿而已,“堂”者食堂,“屋”者宿舍耳。当时学院也重宗教及道德上之管束,但并非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处,学院之称College,大概是十五世纪的事。而十五世纪也是学院在剑桥生根的时期。有一点不妨一提,College一词我们译之为学院,实则它的原意只是一种基尔特,一种组合,一种会社。大学的College可说是“学者之会社”。

英都铎王朝时期,或十五、十六世纪,是英国社会形态塑造凝合的时期,也是“学院式剑桥”的晶化定型的时期。在这一二百年中,先后出现了剑桥十一间著名的学院(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才又出现另一蓬勃的建院运动,最早的歌登及纽南二女学院在此期出世),在这段时期中,学院有钱,捐赠自王室、贵族、教会源源而来,有的大学院捐赠大、收人多,富可敌“校”(大学本身)。不!大学在这时期根本穷得要命,事实上,早在十四世纪大学本身就想建立一所“大学学院”,就因为财政拮据,半途而废,而为一位贵妇人承接下去,终成为后来气质高雅的克莱亚学院。早期的捐赠大都给学院,大学所得的捐赠相形见绌,但到了十二世纪初叶,大学本身开始获得外界大笔头的捐款,而各学院还得按照经济情形对大学“贡纳”了。我们知道,关于教学、授予学位原初就是大学的特权,但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剑大教授的功能几乎都转到学院手中,大学只剩下颁给学位的权力而已(王家学院挟王室之声威,甚至连学位都要自己决定,后因激起他院之公愤,终于在棍棒的怒潮下让步了)。这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经过了多次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研究、建议,特别是在一八八二年及一九二六年法案之后,这种学院喧宾夺主的现象才又彻底转变过来。现在,教学又完全掌握在大学手中,而学院则只保留了甄选大学生入学权及小规模的导修工作。这半个世纪以来,学院又渐渐回到十三世纪中古时期的格局,即学院主要只有居息切磋的功能。七百年一个大轮转,历史的发展有如此奇妙者!

但是,剑桥学院七百年的一个大轮转,毕竟不是回转到中古的原地。中古已经早成史迹,几个世纪的发展已使学院成为坚实的学术文化的团体,而无数前人之心血、精神更已使学院凝构为一有血、有肉、有性格的组合。许多学院的外表看来还像中古的寺院,而今日的钟声虽依然悠扬可闻,但冷规清戒则荡然无存矣!

今日剑桥的学院,都铎王朝、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独立王国”的气势是大大冲减了,但它们还是剑桥的特色所在。古典清雅的气质还弥漫在学院的方庭、回廊、草地上;切磋辩难的心灵活动还充溢在食堂、休息室的杯酒交谈之间。一柱一石,一桌一椅,看来是古代的,但一言一思,一投手一举足,都是现代的。在学院里教育不是冷冰冰的,不是单轨的,不是那样机械式的,它是温文的,双轨的,带有很浓的“人情味”。

不管如何,剑桥之为剑桥,主要是因了这些学院,剑桥的学院从传统中走来,但没有与传统割裂;它们不是存在“过去”里,但确是在“历史”中。学院有许多制度习惯不是不可批评,并且大可批评,而火辣辣的批评也不少,但一般地说,剑桥人很少不喜爱她,不是剑桥的人很难不欣赏她。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在英国最好的留名方法恐怕就是在剑桥或牛津捐建一间学院了。假如不是王家学院,还有几个人去理会亨利六世、八世的?不是皇后学院又有谁记得玛格丽特与伊丽莎白?没有耶稣学院、茵曼纽学院,更有谁知道奥柯克主教、马特梅爵士其人其事?这就难怪去岁八月初来剑桥时,还有一位叫罗伯逊君的商人,一口气捐了一千万英镑要办一间学院,他的兴学创院的雅意被剑桥接受了。当然,罗伯逊君亦将与罗伯逊学院垂之久远矣。

剑桥的学院就还有这样的魅力!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旧历年除夕

是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呢?——谈剑桥的学院之性格

谈剑桥总是谈剑桥大学,而谈剑大总得谈剑大的学院。

剑桥大学的三十个学院,常被描写为三十个“独立王国”。说学院是“独立王国”,这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段时期中,确实不算太夸张,即使今日学院还有独立不可侵犯的气势。学院只要关了大门,就不只阻止了town(一向代表剑城的世俗权威)的权力的进入,纵使大学的权威也要到此止步。曾任剑大训导长(proctor)的班斯坦先生在他一本书中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妙事:话说一个夜晚,一间学院的学生偷偷从寝室爬出。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剑城的街道,另一只脚还留在学院大门里面。这个学生不止想夜行外出,居然还没有穿上学袍。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被巡街的剑大训导长撞见。按照校规,这个学生该罚款六先令八便士。但这位训导长非常客气地通知学院当局,他说他只罚该生三先令四便士,另外一半则听由学院自己处置,他认为这样做是最公道的。

这则妙事,最形象化地说明了学院的独立主权。学院之主权是由学院的规程而来,而规程是由英王及国会核准的。

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世”的界线。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入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都给重重门墙铁栅半掩半遮地挡住了。但进入大门,眼界便豁然一开,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修整得一尘不染如秀发的草地……完全是另一种天地。不!应该说好多种不同的天地。真的,在方庭之外,我们看到的是四季之转换,是四种不同的淡妆浓抹;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的则是世纪的移动,十三世纪的、十四世纪的、十五、十六世纪的……

三十个学院有三十种风格,三十种院规,我们不能举一反三,或者如约翰逊博士所说:“你不必吞吃全牛,才知道牛肉是粗的。”的确,你认识了一个学院,并不保证你定能推想另外二十九个学院的格调和趣味。别的不说,单单院长的称号就互有不同,有的叫master,有的叫provost,有的叫 president,也有的叫principal,而女学院的院长中还有叫 mistress的(有人担心将来就因为这个称呼而无法请男士来做院长了!),真会搞得你一头雾水。至于院长的产生,虽然绝大多数由院士选举,但也有由英王任命,或需有外界代表参与选举的,不一而足。有的学院只收男生,有的学院只收女生,有的则男女兼收;有的只有大学生,有的只有研究生,又有的二者兼而有之。大的学院院士逾百,学生近千,小的学院则院士不过二三打,学生不超过一百;讲院龄,有的有七百年之寿,有的刚刚呱呱坠地……新来剑桥时,真给他们弄得头昏目眩、莫名其妙。美国教育界伟大先驱者佛兰斯纳先生(A.Fiexner,他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首创者),在一九三○年考察世界大学之余,誉牛津、剑桥为真正无愧“学术机构”四字的顶尖大学。据他研究,牛、剑成功之秘诀就在他们有“多样性”的学院结构。佛兰斯纳先生的“洞察”是否走眼,我不敢在此轻加评述,但牛、剑二校学院之多,性格之异,则确是多彩多姿,而要了解剑桥也变成戛戛乎难矣的事了。事实上,研究剑桥也已骎骎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这不但有剑大通史、断代史、专史,还有无数的学院史,更有人穷数年之功力用一本厚厚的书只写王家学院礼堂的彩色玻璃,或者只写剑桥建筑的石头。在这种情形下,我只有效法先贤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欣赏心情,隔“雾”看花,漫而谈之了。

学院的规模不一,但组织与建筑的格局则大同小异。从建筑上说,总有一个相当大的食堂。民以食为天,最早的学院实在只是穷书生的饭厅,而以后所建的食堂大都美轮美奂,有的用餐时还只用烛光照明,甚富神秘浪漫之趣。其次,总有几条长的厢房,这是师生同宿共息之处,正是学院式生活之根本。当然,学院在原则上总有一座礼拜堂,这是最能表征中古宗教精神的地方,也是雕梁画栋,常是最显建筑美的地方。再则便是图书馆了,这是院士、学生的精神粮库,有些盖得典雅堂皇,煞似一流的博物馆。此外,总少不得一个十分风光的院长起居房,有的华丽得像君王的行宫,真是不明道理所在?不错,中古以来,Master(院长通称)是被看做人类中不同的“属类”的!最后,学院恐怕都少不了一座大酒窖。院士们不似东坡居士那样“不可居无竹”,却是坚持“不可餐无酒”的!

在学院的“王国”里,从组成上说,院长、院士及学生是最主要的骨干,院长与院士几乎都必然是大学的成员,或为讲座教授、教授,或为讲师。他们都是叫做“堂”(don,勉强可译为老师),除教授之外,其余院士大都要兼理导修(supervision)工作,凡做导修的工作者称为supervisor (可译作导师)。院内有一些职员,全由学院自己任命。他们是:(一)tutor(有点像教务长,但又兼辅导的工作,在牛津tutor是导师,同名异实也):他对本院学生之取录有大权,举凡学生的学业、福利他都顾而问之。由于学生日增,有些学院已不止一个tutor了。(二)dean(牧师):他掌理礼拜堂之一切典仪,不久以前,上礼拜堂还是院士与学生之必修作业。有些学院还有叫dean of college者,但他却不是神职,而是训导员。(三)bursar(财务主任):他管理财务及会计。(四)prae lector:他还有另一怪称呼叫father of college(直译是学院之父),但千万不要误以为他是学院之创始人或什么的,他只是在大学学位授予典礼时,把本院的学生一个个呈介给大学校长的人。写到这里,我真觉得剑桥太多“名”、“实”不符的东西,亟需来一番“正名”功夫也!再则,还有监橱、图书馆员及学院本身的少数讲师。这些职位,除监橱、图书馆员外几乎都是院士兼任。除此之外,还有大师傅及院仆。大师傅关系院士们口福至巨,所以遴选极费心机,而有些学院颇以菜肴著名于剑桥而得意。至于院仆,很多是白首青衫,文质彬彬,他们“终生为院”,常有及身亲侍祖、父、孙三辈,看他们由入学而毕业而名腾国际。当他们返校之日,辄有与院仆把臂话旧,举杯称觞之美丽镜头。在中古时候,院仆常有把数十年积蓄悉数捐赠学院之事。院仆不死,他们跟许多伟大的院士及学生一样也化作学院的“传奇”之一章!

学院对外似“王国”,对内则是一“共和国”。学院的统治机构是院士委员会,每个院士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当然,这种民主化的现象是比较近来的事,过去的学院,阶层严峻,尊卑判然有别。话说三一学院有过一位叫卫勒尔的院长,心热面冷,视规戒为圣物。一日大雨滂沱,卫勒尔未带雨具,十分狼狈,一位学生看见了,即趋前以伞遮之,雨久不止,四眼相对,颇为尴尬,那个学生即找话题破默,岂知卫勒尔院长面无笑容地说:“汝不可与吾直接交谈,汝应通过导师始得与吾语,其汝知之?”另外还有院长高格自标,不屑跟院士共餐之怪闻。俱往矣!自“德”先生(民主)进入剑大后,学院之面貌精神已经有了巨大变化,今日虽然长幼依然有别,尊卑还是有差,但每个个体的人格都受到尊重。有些民主的学院则真正做到了:“Everyone is somebody,no one is anybody ”。

剑桥学院是一种相当有趣的组织,这种组织对于成员有最全面的“占有欲”。它不但要成员对它在精神上有完全的认同,并且要成员对它在形体上有彻底的归属。在十九世纪末叶之前,院士是不允许结婚的。要结婚的话,你在新婚前夕就得准备好辞职书。“洞房花烛之夜”与“金榜及第时”(院士比之金榜,不算夸张)在剑大学院是两美难全的。在过去,院士者诚不啻与院结婚之士也!的的确确,过去的院士真是以院为家,以院为天地。读于斯,长于斯,教于斯,老于斯,乃至死于斯。今日有些学院里,甚至还可看到青冢黄花,一些终身“嫁院”的院士墓穴!学院这种全面占有欲的性格,十六世纪的耶稣学院的故事表现得最清楚,此即著名的克伦玛(T.Cranmer)院士因与一女士结婚而不得不辞职,嗣后该女士难产而死,克伦玛又成独身,才又选为院士。

前些时跟一对美国夫妇社会学者柯塞(Lewis & Rose Coser)谈天,大家不期然谈到剑桥的学院,柯塞先生(他是上届美国社会学会会长)说他会把剑桥学院归属为“贪婪性组织”(greedy institution)的一种,他所谓贪婪性组织即是指对成员有无限要求的组织。这名称听来不很舒服,但却十分切题。不过,剑桥学院对成员的贪婪性却基于自愿与情感的基础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学院决不会用绳索绑起你来,而学院对院士虽有无限的“占有欲”,但却不是片面的、单轨的。学院对院士的眷顾可说无微不至。如为院士,则可以在学院高脚台上、休息室里免费吃饭、喝酒、饮咖啡。这并非只让你填饱肚子就算数,而是让你有“此菜(或酒)只在本院有”的自豪感。此外,还供你研究室,分你学院的“花红”(如果是富有的学院的话)。假如你兼导修或行政职务,则更给你大学以外的一笔薪水。不止乎此,院士(限本院的)还可在专设的“院士花园”邀“月”共舞(对不起,女伴在学院是难有的,即使今日,有的古老的学院甚至连自己太太都不能请去高脚台吃饭。保守?顽固?不错,很多人就这么说),在绿油油如地毯的草地上行走。学院这个贪婪的组织就是这样千方百计让院士安顿下来,让他们能在此安身立命。一当选院士,学院就不让你担心柴米油盐。学院不同意“穷而后工”的哲理,而是要你在无忧无虑(当然不是穷奢极侈,事实上就物质生活言,他们比美国的教授是差了一截)的心境下做学问。这样院士岂不容易变为“饭来张口”的大懒汉?诚然,懒汉不是没有,但佛兰斯纳说得好,剑桥及牛津就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懒者可懒,勤者可勤,创立者可以创立。”

学院的贪婪性自一八五六年后已开始减弱,因自那一年起,院士可以结婚了。不准结婚,谁愿意再为“院”守寡?更如何能留得住像罗素这样风流倜傥的人才?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学院的大门再挡不住院士与学生向外推拓的力量,也挡不住社会向内涌进的世俗化的浪潮,以前“德”先生之光临,使学院的“贵族”、“专制”的气氛为之一变,而现在越来越有力量的“赛”先生(科学也)更使学院闭门自成学术王国的局面发生根本性之变化!试想想看哪个单独的学院可以办像“开温第士实验室”或“莫尔铁诺研究所”(Molteno Institute)这样誉满国际科学界的机构?由于科学文化进入剑桥,学院的大门已经向大学敞开!不止如此,学院也已越来越向社会招手了!君不见乎,剑大二十世纪设立的学院,如丘吉尔学院,如New Hall,Clare Hall不是都没有了高门围墙?这是不是建院君子刻意的象征杰作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剑桥学院已经向贫穷的子弟招手,已经向女子招手,已经越来越从局限的“小天地”走向广大的社会。

学院变了,剑大当然也是变了。有人说剑桥除了教务大厦内毕业典礼中大学校长念的拉丁文外,其余的都变了!然耶?非耶?剑桥人会同意,也不会同意,因为剑桥的变与她的不变是同在的。剑桥人说:人们总对剑桥的种种变迁感到惊讶——但又惊讶地发现,剑桥怎还是熟口熟面,体态依然。

诚然,在剑桥,特别是在古老的学院,一切是那样安静、凝定,当你蓦然听到回廊中传来青年学子笃笃的脚步声,是从“过去”走来“现在”的?还是从“现在”走去“未来”的?正在你迷惑的刹那,风里送来了片片钟声,飘在天际,荡在耳边。是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呢!?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写定

从剑桥到牛津

在世界学府里,牛津与剑桥是十三世纪以来最能保有古典神貌与传统的中古大学;在英语世界的大学中,他们是历史最悠久、声光最焕发、性格最特殊的大学;而在英国,则他们更是学术界的重镇,决定教育动向的至宝双尊。不错,他们是双尊,是英伦大学中的瑜亮。但却不知谁是瑜,谁是亮,也没有一个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触。他们是对手,但不是敌人。更妥当的比喻是,他们是一对兄弟,一双姊妹。牛津人称这对兄弟大学为Oxbridge(Oxford+Cambridge),剑桥人叫这双姊妹大学为Camford(Cambridge+Oxford),谁也不肯做第二!

来剑桥已五个月了,听了不少剑桥人讲牛津的故事,也看了一些牛津人写牛津的事儿。一对兄弟,一双姊妹,认识了一个,不能不想去探访另一个。圣诞已过,新年将来,这是假日中的假日,也是大学最清静的时日。我最喜欢在静静的辰光去探望想看的朋友。于是,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在不曾期待而惠然来临的阳光中,我带了龙儿乘汽车去了牛津。一路上,英格兰的田野风光,像一幅幅油画,颜色用得很浓、很灰,但不时透出片片清绿,这似乎有些像英格兰人那种深沉的性格中,不时流露出一些幽默的生趣。三小时就像在画廊中匆匆溜过。

大得多了,壮观得多了!这是我一进入牛津城时的直觉,当然,我是比较剑桥有感的。牛津有都会的气味,大城的格局,车道四开,风驰电掣,站在High街上,所见的尽是巨石奔云的浑厚建筑,又风光,又有气概,它们可与伦敦、巴黎最美的街道媲美。不错,牛津一度曾是查理一世的皇都,难怪有一股金陵王气!比起来,剑桥是一个又素又淡的乡下市镇了。我忽然发现剑桥大街小巷的单车在这里都不多见了!还有,突然消失了的是那剑桥特有的,也是我最喜爱的雅静!

牛津的中古的性格已经受到二十世纪最新工业技术的洗礼了。汽车工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就业的机会,但也冲走了古典宁静的气氛,可是,牛津的古典的精神毕竟对现代技术文明有强劲的抗拒力量。就在牛津城的大道通衢上。竖立了一座座庞大的牛津的学院,如麦特兰学院、皇后学院、大学学院、贝里奥学院、三一学院、基督学院……每个学院都有峥嵘宏伟的高门危墙。在门墙外,车水马龙,确是二十世纪;在门墙内,鸦雀无声,确似中古世界。这是与剑桥的学院一样的,学院的门墙就是“灵”与“肉”、“大学”与“社会”的界线,就是“学袍”(gown,代表大学及学院,在不太久前,院士与学士离开校门都得着学袍)与“市镇” (town,代表市镇的权力与市民)间的疆界。假如家是英人的堡垒,那么墙内的方庭就是学院的王国了。可是,在剑桥,学院虽然也有门墙,但总不那么高,不那么危,看起来,比较朴拙,比较虚怀,没有牛津各学院那么君临街市,傲对世人的神态。这也许是牛津所以比剑桥有更多、更激烈的“学袍”与“市镇”的战斗的原因吧!但话又得说回来,牛津城这么大,街道这么宽,如果不是学院的高门危墙,也许牛大会给牛城吞没(巴黎大学的苏彭看来就全给巴黎城吞没了!)。唯有这样,牛大与牛城才算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而在剑桥,则街小巷窄,学院门墙不必太过峥嵘壮大,已经是不高而自高,不壮而自壮,剑大显然压倒了剑城,剑桥是真正的大学城。大体说,从外表上看,牛津的学院较像宫殿,有较重的王家气派;剑桥的学院则更像寺院,有更多的圣者气象!

牛津大学的Clarendon行政大厦、Ashmolean博物馆、 Sheldonian剧场、Radcliffe Camera(为大学Bodleian图书馆的一部分),固然是巨柱擎天、龙蟠虎踞的大建筑,想置诸罗马、雅典,亦无逊色。而基督学院庞然巨物的汤姆塔及大教堂(Cathedral,这是英国最小的主教总教堂,也是学院中最大的礼拜堂)巍峨壮观,不可一世,鲜活地反映了创校人红衣大主教瓦斯莱(Wolsey)的雄心伟志,他立意要建立一个压倒所有学院的大学院(在我看,除了剑桥的三一学院,他的宏愿是实现了),而耸立在爱西斯(Isis)河畔的麦特兰学院的十五世纪的巨方钟楼,孤傲不群,不知怎的她使我想起巴黎鹿特丹大教堂的钟楼(鹿特丹大教堂是旅居巴黎的老同学杨允达兄带我去看的,据称查尔斯劳顿所饰雨果的《钟楼驼侠》一片,即在此拍)。当然,到牛津的人不能不为他的圣玛利亚教堂及她邻边万灵学院的大小峻拔的塔尖所吸引。牛津十九世纪的大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赞美他的母校时就画龙点睛地唱出:“那座甜蜜的都城,她的无数如梦样的塔尖!”真的,一排排,一行行,像石笋般挺秀的塔尖布满了牛城的天际,远远向上望去,每支石笋都似挺立云端的神像;牛津直似一座万神聚合的天城!假如牛津景色的精华是云端的塔尖,那么剑桥的精华便是飘过剑河美如彩虹的座座天桥了!如果说牛津是天城,则剑桥必是仙乡了!一丝不假,剑河流过的无数古老剑桥学院的后园,嗅不到一些儿尘烟,见不着丁点儿俗物,水飘云流,万物自得,蓦地里出现一裙裾飘逸的仙子,突然间送来一片箫声琴音,你都不会有半点惊讶!

牛津的美阳刚,剑桥的美阴柔;牛津男性化,剑桥女性化。到牛津探访,即使在行色匆匆中去来,你一招眼,便会被他的雄健的霸趣所震动;你不可能逃过他逼人的、具有震撼力的美的照射。但是剑桥就完全不同了。设若你不能轻轻地、悄悄地去寻觅,你可能过了她的门口还不懂剑桥的秀名来自何处?剑桥的调子是轻柔的、徐缓的,她不稀罕你赞美,她大方高贵中还带几分羞涩。她不太高兴观光客的骚扰,她只欢迎旧雨新知的来临。在云淡风轻的午天,在夕阳初斜的傍晚,从容地踱进三一学院伟大的方庭,小立在克莱亚学院的桥头,伫看插入云层的王家学院的尖塔,再倾听三一学院礼拜堂发出华兹华斯描写的“一响是男的,一响是女的”奇妙钟声,那么,你算是会遇了剑桥,拥有了一刻即是永恒的精神世界了!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我对牛津、剑桥的笼统印象,笼统的印象总是比较直觉、比较主观,也比较不周。其实,牛津虽属男性阳刚之美,但也有阴柔的一面;而剑桥虽属女性阴柔之美,但她也有阳刚的一面。在剑桥的“王者广场”的周遭,见到的圣玛利亚教堂的钟楼,银灰色的教务大厦,基斯学院的肃穆三门(德性之门、谦怀之门及荣誉之门),无不刚健威盛,而被誉为欧洲最佳哥特式的王家学院的礼拜堂,则更是鹰扬飞发,庄严雄健。反之,在牛津,湖塞斯德学院的美丽小湖总使人联想到剑大茵曼纽学院的半亩池塘的清秀,而当我走入麦特兰学院的后园的时候,我不能不同意这是牛津最美的学院,不单是那二百五十年历史的鹿园,使人立刻产生宁静祥和的感觉,而沿着爱西斯河的麦特兰小径,则更是幽雅绝尘。大史家吉本描写其当时母校和尚式的中古生活,对景思古,依稀还能体会。

剑桥与牛津确有显著的不同,但与别的英国大学,或者世界其他大学比较起来,则剑桥、牛津又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一双孪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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