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晓军 杨丽萍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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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试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史上一桩大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共和国发出的第三次上山下乡号召，第一次在1955年12月，毛泽东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革”前，全国已有129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最新指示下达后，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且高潮迭起，于是有了“知青”这一称谓。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1955年以降，全国有1776万知青奔向“广阔天地”，其中有一大批下乡到北大荒。

何为北大荒？“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大荒”即东北的北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荒”像冰架不断缩小，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剩黑龙江北部的嫩江流域、三江平原与黑龙江中下游，即东经123゜至134゜，北纬44゜至50゜，面积5.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地区的1.5倍，以色列的2.2倍，新加坡的76.9倍。这是世界上一块稀有的黑土地，世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全球这样的黑土带仅三块：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亚洲——中国的东北角。

20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在这些老兵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者128人、特等功荣立者408人、立大功者2929人，其中有“孤胆机智英雄”、荣立11次大功的李国富，电影《渡江侦察记》原型之一、12次战功荣立者王树功。20世纪60年代，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潮流中，95.5%的知青返城了，80万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他们是小众，绝对的小众，甚至被忽略不计。

选择即命运。尽管“条条大道通罗马”，能否到达罗马，什么时候抵达罗马，不仅取决于执着，也取决于抉择。留下的都是什么人？为何选择这条95.5%的人放弃的路径，为何放弃与父母和家人团圆的机会，放弃朝思暮想的故乡，放弃城市资源优渥的生活，留在寒冷、偏僻、艰苦的北大荒？

有人臆断，谁不知道北大荒跟城市没有可比性，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能走谁不走？

上海的一位版画评论家说：“我们以为留在北大荒的上海人不是残疾的就是缺心眼的，要不就是犯错误的，否则怎么可能留下来？”

想当年知青大返城时，北大荒犹如暴雨过后沟满壕平，大道小路都是背包罗伞、抬木箱子的、扛整袋面粉的、拎着一桶桶豆油的知青，如用“胜利大逃亡”或“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在这情景下留下来不是不容易，而是非常不容易。犹如一群群栖雁，当一只接一只飞起来，转瞬间天空黑压压一片，像片云向南飘去，要想留下起码要有王佐断臂的决绝和狠劲。大部队转移了，集结号永远不会再吹响，那个火红的知青时代终结了，睡在铺左铺右和对面铺的哥们儿、姐妹儿都走光了，整幢知青宿舍空荡荡了。北大荒沸腾、激越的旋律戛然而止，取代的是冷寂和荒凉。拖拉机扔在地里没人开，春天没人播种，秋天没人收割，学生没人教，医院没了医生和护士……

我们在调查与采访中发现，留守知青绝大多数在大返城前结婚，配偶多为当地人。大返城导致共和国第二次离婚潮。提起往事，有知青说道，“造假病历的、假离婚的……你不回去就要被认为窝囊。”云南西双版纳农场5日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仳离。北大荒有多少知青离异，没找到统计数据，也许从来就没人统计过。据老职工和留守知青讲，为返城而离婚的知青比比皆是，遭遗弃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有真离的，有假离的，也有弄假成真的。

也就是说，只要能返城，离婚、抛妻（夫）弃子在所不惜。那么为什么留守知青没这么做？

哈尔滨知青陈桂花说，一个嫁给当地人的上海知青，为返城把3个孩子扔给男方，离婚走了；一个嫁给当地人的天津知青也离婚走了，女儿跟她返城了，2岁的儿子丢下了……20年后，上海知青回来找儿女，儿女不认；天津知青的儿子进了监狱。婚姻不仅要有爱情，还要有责任与义务。

返城的理由是相似的，留下的缘由各不相同。有的为婚姻、家庭和子女留下来；有的不想回城跟兄弟姐妹去争家里那有限的空间留了下来；有的作为“狗崽子”而下乡，在北大荒没遭受歧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留下来；有的为了医生、护士、教师、农业技术员的工作，怀着对事业的追求、对职业的执着留下来……

我们在调查与采访中发现留守知青绝大多数既不是残疾，也不缺心眼儿，更不是犯了错误走不了。他们都很寻常，从事寻常的工作，过着寻常的日子。他们既不是当年“铁杆扎根”的典型，也没说过“扎根边疆一辈子”的豪言壮语，甚至连扎根树都没栽过。他们和其他知青一样从下乡那天起就梦想返城，做梦也没想到跟自己一个车皮来的都走了，自己却留了下来。

知青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留守知青变成历史遗忘的角落，鲜有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采访时，上海知青袁小虎端起一缸子酒：“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知青，你不来连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知青。这杯酒我敬你，你随意，我干了。”

说罢，他仰脖儿一口喝下，两眼湿润了。他那天激动得连干三缸子，大约一斤二两白酒。

24年来，我去过黑龙江畔、松花江畔、乌苏里江畔，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数百位知青。他们让我感受到另一种人生，让我激动和感慨，内心经受了一次次洗礼，深刻体味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上海知青欧阳吉宝说：“什么是贡献？能够留下来就是最大的贡献！”

有的知青教的学生考上了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重点大学，他们自己的孩子却留在北大荒，或在城市的角落打工；有的知青被当地人称为“张一刀”“李一刀”“刘一刀”，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可是他们的父母和家人却在城市的病榻饱受疾病折磨……说起遗憾，他们几乎无一不说，这辈子上对不住父母，下对不起儿女。父母生病时，自己在数千里外，不能床前照料；父母去世时没有赶回去为他们送终。他们的儿女或者送回城市没人照料，学习成绩上不去，连大学都没读上；或留在身边，最后成为“荒二代”，子子孙孙留下来。北大荒的指针式喷灌机，其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在较大面积的田地中进行浇灌。北大荒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地

由于留守知青的存在，北大荒与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脐带没有萎缩断掉，带动了农垦的快速发展；他们让黑龙江边、乌苏里江边出现一群群说着纯正北京话，或上海版普通话的孩子；他们提高了北大荒的医疗水平，不知有多少婴儿经过他们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提高了农业科技水准，为北大荒成为“中华大粮仓”，年产商品粮300亿斤，可以养活1亿中国人做出了贡献……

他们已经彻底地北大荒化了，采访中听到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宁波、温州知青用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说，我们北大荒人怎样怎样的，你们城市人如何如何的。当我问：“留下来后悔过吗？”90%以上都说不后悔，天津知青苏桂兰说：“我最恨的就是知青返城，知青不走的话，我们的日子一定挺红火。知青来了以后，给这儿带来多少变化啊，现在这边的生活方式很多都是知青留下的。”她没站在个人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认为，人生而自私，这源于自私的基因。难道这块土地改变了他们自私的基因？他们说的不是假话，也不需要说假话，在后知青时代说这种假话既成为不了“扎根典型”，也得不到提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年了，留守知青年纪大的已年过古稀，年纪小的也将近花甲，可是他们还拥有一个跟年龄不相称的称谓——青年，有的已经过世，像苇草似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做食粮”。

什么是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的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有许多知青的子孙成为“荒二代”“荒三代”。他们像那些转业老兵一样为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当年知青宿舍，墙上还留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

对30年前的返城知青来说，所有的苦难和风流已酿成一杯怀旧的老酒，对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来说历史还在延续；对返城知青来说那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知青经历，对留守知青来说，他们是永远的知青。

在写这本书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镌刻的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留守的知青不仅是共和国知青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共和国建设的奉献者和英雄。

在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我们从采访过的数百位对象中选出19位最有代表性的知青，这19条命运的曲线构成了16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他们用50年的生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坐标，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倾听他们的述说……一辈子想要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胡国华、孙立文夫妇

人物简介：

胡国华，上海知青，生于1951年9月26日，初中毕业，1969年3月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1977年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分回农场，次年调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理局科研所。1989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40岁读硕士，50岁读博士。退休前是北大荒育种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孙立文，友谊县知青，生于1949年8月1日，1967年高中毕业，1968年3月从友谊县下乡到三师十八团三营连队。1978年考取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81年年初嫁给胡国华，生有一女。在北大荒当过农工、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2002年在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

采访手记：

第一次采访胡国华似乎是1995年，那时他还在红兴隆，正值中年，书生气挺足。

红兴隆垦区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中南部，拥有40万公顷耕地，16万公顷林地，2万公顷牧地草原，还拥有1.2万公顷苇塘和6万公顷水面。这一垦区有两个国内闻名的农场，一是友谊农场，号称“天下第一场”，是1954年前苏联援建的，也是中国最大的机械化农场；二是八五三农场，被称之为“北大荒精神的摇篮”，开发雁窝岛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北大荒人》，如今雁窝岛湿地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5年，在胡国华家拍下他们夫妇的合影。

那是我第一次去红兴隆，还没想为留下的知青写书，仅想为所在媒体写篇报道。一位上海知青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自然是个好选题。我忘了是怎么联系上胡国华的，好像先去的友谊和八五三、五九七三个农场。五九七是计划外的，在管理局邂逅老肖，他是五九七农场宣传部副部长，人非常热情，要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趟五九七，而且还找来一辆车。

我从五九七回来采访的胡国华。胡国华中等身材，方脸上的头发打着缕，还有点儿乱，目光执着，也许西装里边穿得较多，看上去很壮。他没系领带，挺括的白底蓝杠衬衣外边套着两件绒衣，一件浅米色，一件铁灰色。西服领右边平整，左边翻着，看上去很有个性。那时，他任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农业科研所副所长。科研所似乎在管理局机关大楼里边，试验田在那附近，记得胡国华领我参观过他的大豆地。我还去过他家，那是两层的联排别墅，不过面积不大，客厅很小，也超级简陋，唯一亮点就是电脑桌和电脑，除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靠墙摞着五六个旅行包，好像他们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开包，也像是住在战乱时的南京，随时要准备逃离似的。

胡国华话语犹如乌苏里江水不急不缓，浩浩荡荡，底蕴很足；夫人孙立文不愧教师，条理清晰，声情并茂，流水潺潺，绝对够得上演说家，胡国华也只得甘为听众。这是一对事业型夫妇，一个有理想有追求，可以将琐事与情调忽略不计的家庭。1995年，在胡国华家拍下他们夫妇的工作照。

12年后，我再次采访胡国华时，他头发还打着缕，看上去比上次成熟许多，稳重许多，也疲惫和苍老许多。他在2002年被任命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副主任，不仅读完博士，还成为博导，家也从红兴隆搬到省城哈尔滨，看来十多年前打的那些包派上了用场。孙立文已从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退休，女儿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并留在了上海。

2018年，在成书前，杨丽萍又采访了胡国华和孙立文。胡国华拄着双拐，在北大荒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他把一生和未来交给了大豆。他的外孙女乳名叫豆豆。年近七旬的孙立文刚从上海回到哈尔滨，还是那么思维敏捷，滔滔不绝。1

胡国华：1978年，我从黑龙江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回到格球山农场时，知青大返城已经开始了，农场的知青已经不多了。跟我一起回去的一位上海知青要返城，农场不放。当时，大中专毕业生很少，农场拿我们当成宝贝。那位知青说什么也要走，见农场不放就绝食了，最终农场只得放他走了。他走后，我要走是很容易的。

我父亲来信说他要退休，让我回去顶替，表都填好了。1979年春节前，我回了上海。那时，我跟立文刚谈恋爱。她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比我大两岁，在友谊五分场当高中数学老师，带着毕业班，学生高考她也考，考上了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她说，你来北大荒十来年了，能回就回去吧。

回去后，我们家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我父亲身体不好，高血压、胃出血，我是老大，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希望我回去。我想回去没个好工作，在街道工厂当临时工，也没啥劲。我如果没上农校，也就回去了，在哪儿都当工人，回家不是更好么。

我是1969年3月下乡的。我是老大，上海政策是走一个留一个。我走，弟弟才能留下。我父母不希望我走，可是不走就有人24小时轮流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天天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你说闹不闹心？那时学校也是部队编制，年级叫作连，我是年级的头儿，参与毕业分配工作，我就得带头下乡。

我下乡到黑龙江格球山农场，挨着五大连池火山群。那是劳改农场，有1800多名劳改犯。1968年农场接收了1500多名本省知青，1969年接收了1400多名上海等地的知青。我一看喂马赶车的都是劳改犯，“这不是让鞭子握在劳改犯的手里么？不行，把它夺过来。”下乡前，胡国华在黄浦江边。

我下乡时先干的是喂马。说马无夜草不肥，我就住在马棚，夜间要起来给马加草料。有一匹马脾气暴躁，谁也治不了，我去治，结果马拖着车从我脚上轧过去，轧伤了脚踝，至今阴雨天走路多了还肿胀疼痛。

再说赶车，你劳改犯能干多少？我比你干得多。拉玉米秸，劳改犯拉两车，我拉四车。没有干透的玉米秸很重，要使劲把成捆的玉米秸往高高的车上扔。劳改犯去山上砍木头，二十多人十挂车，一天也砍不回一车木头。我说不用你们了，我一个人带着一挂车，一天砍三百多根碗口粗的木头，拉一车回来。

冬天，我领着二十几挂马车进小兴安岭伐木，每挂车四五匹马，五个知青，我那时已是大车排的排长了。三九严寒，里面穿棉袄，外面还得穿上棉大衣——抗美援朝志愿军穿的那种轧趟的；下乡时母亲给我做的呢子裤，平时不舍得穿都穿上了；脚上穿棉鞋，外面还得套上过膝盖的大毡靴；带着狗皮帽子，脖子上系紧围巾。冷到什么程度？寒风扫过，脖子冻一溜白泡，至今还留着疤。

抡起大斧来，干一会儿脱一件，再干一会儿再脱一件，怕汗把棉衣浸透，回来时风一吹就冻成冰棍了。最后只剩下短裤，赤条条地在雪地里干，干完活再穿上衣服。中午吃的馒头带着冰碴，咬一口就得放怀里捂上。日落时装好马车出山，进山易出山难，天黑了要迷路的，我的车打头阵，带着二十几挂大马车浩浩荡荡走出小兴安岭，从来没有迷过路。

刚来的时候住帐篷，后来劳改犯走了，我们搬进了砖房，是大通铺，一个大屋子里边一圈的炕，中间是个大火炉子。冬天睡觉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子，盖着棉被，醒来棉被上面一层霜。房顶的霜一天天扩大，眼看着墙壁结满了霜。

火炕一烧就冒烟，熏得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满墙满炕到处爬，没人敢挨墙睡，我就挨墙睡，累了一天，睡死了，臭虫爬了一身，咬了一身包都不知道。熏得褥子、衣服全是烟味。信寄回上海，妈妈问，“你的信怎么总有一股烟味？”

在连队，我什么活都干。上百号知青就一个大水壶，没人烧的水能供得上使用，只要我烧就能保证供应。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连长对我说：“你在这守着里，别回去了。”我说：“行吧，我不回去了。”那时青年就想多干一点，想我干的活要对得起32元。我一年365天不缺勤，年年都是先进，推荐去读大学，我都是满票。可是，领导不放我走，到了1976年，那是最后一批推荐工农兵学员了，我去了阿城农垦师专，那时叫黑龙江省农业技术学校。2

胡国华：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我不愿这么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我是学农的，专业是育种，回到上海专业不对口，总不能回去混日子吧？我要是18岁或20岁，也就走了。我已经29岁了，离开专业就成了废人。我想拉倒吧，别走了。

临回来前，给立文拍了电报，她正好放假，去车站接我。她挺为我惋惜的。

她是孙绍斌老师的女儿。孙绍斌是农业专家，我读中专时的老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西北农大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1953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北大荒。“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后来到学校当老师。

有一次考试，我得了87分，去找老师。坐在一边的孙老师说：“行了，给你87分不少了。”我说：“87分少了，我没有低过95分。”95分怎么来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我读到初二，“文革”就开始了，总觉得这书没念够，整天泡图书馆里，自学了遗传学、生物统计等。

就这么，孙老师喜欢上我。毕业的时候，他找我谈了一次话，想把他的大女儿孙立文介绍给我。我说行，处处看吧。

孙立文：我爸爸看中他这个人的钻劲，学农学挺没意思的，能学进去不容易。我老高二的，比他大两岁。我也挺坎坷的，受父亲影响，中学时入团都很困难，考上大学时已二十九了。学校的领导劝我，别念了，把最好的房子分给你，把你男朋友也调到学校。我们那时主要靠通信了解。

胡国华：我觉得她要强，我也要强，感觉我俩志同道合，一辈子要想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我对她说，你念吧，我等你三年。

我是1979年调入红兴隆农科所的。这个农科所是我岳父参与创建的，所长是岳父的老同事。所长当时挺矛盾，问我：“学农学特别辛苦，你能不能当成事业来干？”

我说，我还是能干好的。这样就把我接收了。把我分到了大豆组，大家对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上海人，到这来搞大豆，他能干长么？”

孙立文：搞农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没有消停时候。早晨起来先到地里遛一圈，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春天，数豆粒，装袋，写上什么品种，然后将成百袋种子，一粒粒地分区人工播种。种下去后，天天上地里看，出没出土啊？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天不下雨赶紧浇灌，好不容易小苗长起来了，又查病又做杂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特别紧张。孙绍斌夫妇，怀抱的孩子即孙立文

胡国华：红兴隆离友谊县二三十公里，离鹤岗师专就太远了。我对立文说，友谊不是成立教师进修学院了么，你转过来读不好吗？就这样，她跟许多同学都转了过来。

孙立文：离得近了，我周日就过来看他，有时去地里帮忙，他在前面播种，我在后面拿着小本本按着顺序记。他见到我带来的课本就看，就这样他自学了大学的课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到后来他的高等数学比我都强。

毕业后，我本可以去哈尔滨或佳木斯，见他离不开红兴隆，也就去了管局中学。胡国华和孙立文的结婚照

1981年初，我们结了婚。他有一个行李，我也有一个行李；他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我也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他有一个暖瓶，我也有一个暖瓶，这些就是我们的所有家产。我爸爸给我500块钱，他给我一个存折，上面有40块钱。他一个月工资32元，每月给下乡到江西的妹妹寄10元，还要回上海探亲，钱都铺火车道了，只存下这么多。“你们在这儿待不长，早晚得回上海。”

没有人相信我们在红兴隆能待长。从安家那天起，我家的日子不像日子，墙皮掉了就掉了，没时间去管它；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把折叠椅，还是结婚时他从广东花20元一把买的。我说他，你笨不笨啊，在上海买不一样吗？一个小板凳，是我爸爸过来看我们，见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就从劈柴堆里捡了块板皮，锯成三块，一块当凳面，两块当凳腿，拿大钉子钉了这么个板凳，它跟了我们好几十年。

胡国华：日头越晒大豆的花粉越多，授粉的效率越高，我比较胖，在地垅沟坐着，两条大腿插到垅沟里头去，脖子晒得像起疮，孙立文给我淘弄了多少药都治不好；二十多天下来，手肿脚肿腰直不起来，晚上翻身都得孙立文帮忙；手裂得都是口子，一秋天一大卷胶布都不够缠，手贴得像戴个手套似的。常年在地里干活，能穿什么好衣服？孙立文给我买双鞋，下地回来像飞了一样；穿条新裤子下地，回来刮个大三角口子。

豆子结荚了，我下班回家吃饭，老远就见个小伙子在地中间撸毛豆荚，扔了自行车冲过去，可把我气坏了，真想揍他。他吓得跪下了，说再也不敢了。我的眼泪下来了，培育一个品种要10年时间，你撸两袋子毛豆，我前功尽弃了。打那以后，我下班不回家吃晚饭，直奔向地里。白天看地的工人下班了，我得守在那儿，孙立文做好饭给我送过去。

孙立文：我妈说过，我这几个姑娘，一个学农的都不找。为啥说这话？嫁给学农学的女人太苦了。我爸爸1953年到北大荒开荒建场，我妈1958年才带我们从沈阳过来。我爸爸每天半夜才回来，用手电在窗子上晃一晃，我妈知道他回来了。我爸爸不回来，我妈睡不着。那时候跑地号哪有车，先是骑马，后来骑摩托。我家一大帮孩子，都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

结果呢，我爸爸看中了他，也有让他接班的意思。我妈妈对我说，行吧，这个人挺老实，你跟着他一辈子不会犯错误。由于我爸是学农学的，我找对象脱离不了农学这个圈儿，我接触的也都是搞农学的。

1981年10月30日，我的女儿出生。临产前一天，我还挺着大肚子，拄个棍讲课，学生见我这么费劲就给我搬个凳子。有个女孩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哇哇吐得满桌满地。我用撮子收拾了，这时羊水破了，才请假回家。他在外面出差，我知道自己要生产了，见天儿冷了，窗户缝还没糊，我知道指望不上他，不说别的，我家房子前边有片园子种点儿油菜，我说那油菜都冻了，你看人家的男人都知道盖一盖啥的。可是，他就不知道盖。

我打了些糨糊，裁了些报纸，站在凳子上，把家里前后的窗缝都糊上了，这才通知他们单位。羊水破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那时也不懂啊。当时他们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太太，是两个著名农业专家。她们叫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进医院。

他听信儿赶到医院。我生了三天，最后侧切，才生下女儿。

孩子生下来，我跟他说，东北坐月子要吃小米粥，让他回家去熬。家离医院十多里地，等他把小米粥端过来，我已吃完了。我生完孩子饿得够呛，听走廊上喊，“开饭了！”我就让邻床帮忙打饭，吃了。吃什么？冰凉大麻花，一碗冰凉白菜汤。

再看看他送来的小米粥，水放少了，干成一坨，熟都没熟，拿筷子都能夹起来。里面还放了几条小鱼干，是我花一块钱买回的一大盆小鱼，吃不完串起来挂在那儿，他见了，扯下几条放进粥里。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他出差了。出院时，还是两位老专家把我接回家。我后来控诉他说，你知道我穿什么出的院？里面穿着你的中山装，外面穿着你下乡时穿的军大衣，戴着你下乡时戴的狗皮帽子，脚上穿着你劳动时发的42号大棉胶鞋。两个老太太拿着两条麻绳把我棉裤腿儿系紧，怕透风啊，连点人样儿都没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另一个老太太扶我上了车。

产假还没休完呢，我抱着孩子坐在炕上，领导找上门了，说没有数学老师，课开不了。我说，我们家老胡天天往外跑，我连吃都吃不上；托儿所的孩子满了，没有人给我带孩子，我上不了班。谁知领导早已做好了托儿所的工作，我只好上班了。

孩子4个月时，我中午把孩子接回来，说好了他回来做饭，结果他上午接到任务去南繁，让人过来告诉我。我气得不得了，校长说：“你千错万错，就不该找这么个人！”3

胡国华：1987年我去了加拿大，先在私人种子公司，后到加拿大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大豆部进行10个月的大豆育种学习，师从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帕什和加拿大著名大豆育种专家诺姆·沃丁。你得表现出来中国人不比他们差，他们才能尊重你。过去往往派外语好的出国，可外语好的往往专业不好，人家专家和你一唠就露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让底下的技术员领你去干活，等于你去打工了。

10年来，我参加了红丰3号、红丰4号、红丰5号、红丰6号、小粒豆1号品种的选育工作，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数量遗传育种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之一。

我的英语跟专家们交流完全没问题。靠初中和中专学到的那点儿英语肯定是不够的。我每次出差都带很多英语书回来，还订了大量英文杂志，我和她平常非常节俭，她总说：“我连一件50块钱的衣服都没穿过。”可是，买书非常舍得花钱，我的床上，枕头底下，到处都是书。

开始我也没有引起专家的重视，我跟着他们去地里，他们认为这个事该这么干，我认为该那么干，我就说出来。他们很高兴，国外他允许你提意见，你若说得对，他就按照你说的做，他们的思想相对比较开放。

几次下来，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你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提出来就行，都可以给你。”他们的资料库向我开放了。我完成了论文《从加拿大豆系谱分析谈大豆产量育种》，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很多人出国后想方设法留在国外不回来了，我回来不回来？回国前，加拿大专家挽留，希望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从事研究。这机会很难得，有人去加拿大就不回来了，有的按要求回来了，下了飞机又飞回去了。我动心不？说不动心是假的。学历一直困扰着我。1979年在公派出国考试中，我考得最好，却没让我去，对我打击挺大，心里总感到挺别扭。我一气之下报考了研究生，报考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结果分差一点儿，如报考东北农业大学也就考上了。在农场，中专毕业的还不错；到了科研所，中专毕业的就什么也不是了。1978年晋中级职称的时候，我是中专毕业，要破格，当时一把就过了。总局批下来后，管局却迟迟不敢公布，说你晋上了，其他中专毕业的怎么办，他们对外说中专毕业的一个都没过。我去找管局主管副局长，他说：“小胡啊，评职称的事，你就别想了。”他让我不想了，可我还是得想。1993年晋副高时，平时人家说，你这个人能力挺强，到了关键的时候又揪住你学历的尾巴不放。总局办大专班，我想去，领导说，你要去了，家里剩下一个人干活也不行哪。我一想不去就不去吧。

我还是从加拿大回来了，带回两大皮箱资料，600多份。不是别的，是那些正在研究的课题把我拴这儿了。4

胡国华：1990年，我考上东北农大的研究生，一面主持所里的4个大豆科研课题，一面读书，学校和研究所两头跑。我主持培育的大豆新品种——红丰8号，获得1992年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铜奖。

孙立文：胡国华的成就来之不易，我经常半夜醒了，一看旁边没人，赶紧出来，见他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电脑前坐着呢。有些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夜间做梦找到方法，赶紧爬起来，到电脑上去干。胡国华获得的“世界模范农民”奖牌

1990年9月18日，我父亲病重住院。胡国华回到家见我在做饭，就没跟我讲。暑假期间父亲来电话还说，单位给老干部体检了，跟他很熟的医生说，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一年他73岁了。

吃完饭，胡国华才告诉我，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肺炎，我一下就崩溃了。

父亲从农垦医院转到哈尔滨医大，又转到黑龙江中医学院，每次检查或转院上下楼都是胡国华背的。

胡国华：岳父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亲人，也是恩师。

有我这么一个搞农学的女婿，岳父特别欣慰。最让他高兴的是1989年我被世界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模范农民”称号。那一年，全球获此荣誉的仅有12个人。我还培育出红丰8号、红丰9号等4个新的大豆优质品种，创造经济效益上亿元。我被任命为红兴隆科研所副所长。

孙立文：我爸爸搞了一辈子农学，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女儿几个月大时，他来了一封信，让把孩子给他送回去。放暑假时，我把孩子抱回娘家，扔给了父母，那时孩子才8个月，还没断奶，连妈都不会叫。回红兴隆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掉眼泪。父母一晚上起来好几次，冲奶粉喂孩子。孩子大了就不肯回来了。她一淘气，小姨就吓唬她：“你再淘气就送你回红兴隆！”孩子一听红兴隆就害怕。父母一直带着女儿，直到我爸病重住院。

1990年12月30号下午，我爸爸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跟胡国华悲痛得难以自抑，将爸爸的遗体抬到太平间。

我爸爸的去世，对我妈妈的打击非常大，我妈妈在“文革”时精神受过刺激，身体不是很好，她对我说：“你的女儿我们已看大了，你是数学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可是却没有教过自己孩子数一二三。你把孩子带回去吧……”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这才回到我们身边。

胡国华：1992年6月，上海连续拍来电报：“母病危，速归。”可是育种的大豆刚从地里探头，我哪里走得开？

孙立文：胡国华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难受，下班回家时摔个跟头，自行车摔出老远，腿上到现在还有一个疤。他是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宁波长大的，那时父母在上海的工厂工作，忙得顾不上照顾他。也许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成家后，一家三口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婆婆亲手织的。婆婆最后寄来的一件毛衣是给我的，紫红色的。我已穿了十几年，直到今天还穿在身上。

女儿小时候的尿布都是婆婆做的，半尺宽，一尺半长，两边钉着绳子和布袋，前面往下一兜，两边布袋一系，相当于现在的尿不湿了。女儿的小棉被、小棉衣，也都是婆婆做的，一大袋一大袋从上海寄来。

女儿两岁那年，上海的爷爷奶奶想孙女子。学校放假，我马上坐当晚的火车赶回阿城父母家，抱起两岁的女儿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随身带着奶粉奶瓶和小尿盆，一路非常辛苦。

哪有卧铺？三个人挤着一个硬座上，要坐四十多个小时。我要上厕所让旁边的老太太帮忙看一下孩子。回来时孩子掉在了座位下面，水果刀及吃的被那老太太拿走了。

到了上海，女儿就感冒发烧，婆婆和我半夜把女儿包巴包巴，送去医院看急诊。孩子每次回去都生病，不回去又不行，老头老太太想孩子。

这些年他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老太太把疼他想他的心思都放孩子身上了。但他跟母亲的感情很深很深。

胡国华：母亲才六十多岁，以为她能撑过这场病，没想接到“母病故”的电报。我匆匆赶到上海，跪在母亲灵前，泪如雨下。父亲说，母亲临死时念叨着你，她放心不下你啊。

孙立文：这辈子最大的痛是对不起双方父母，没有尽到孝道。那种遗憾，真是一辈子没法弥补。有时想起也是泪往肚子里流。

婆婆病故后，公公一个人在上海挺孤单，两个弟弟和妹妹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他们家在上海的房子挺大，一八八几年的房子，在1949年以前法租界的地头上，是座有两扇黑漆门有围墙的小洋楼，老头一个人楼上楼下地转，他希望我们能回去，或者我的女儿回上海读中学，陪陪他也好。

胡国华：当时我是可以回上海的，1993年研究生毕业，许多单位要我，也有浙江的上海的。我想，北大荒农场面积那么大，技术力量比较差，个人能力的发挥可能好一些，搞农学的，回大城市很难出成果。胡国华在地里做大豆的杂交育种

孙立文：好多人觉得我们挺窝囊，都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呢，没有理由不走。我爸爸的很多同学在美国，我们想出国早出去了。当时胡国华一边上学，一边在所里主持大豆育种，那是国家攻关课题。我生气地说：“你说来说去就课题，让课题把你拴在这儿，把我拴在这儿了，把孩子拴在这儿了……”

胡国华：1993年毕业时，中国科学院武汉油料研究所想要我，东北农大想让我留校任教。我是有点动心留校的，我比较适合搞科研，学校的科研条件比农垦好，可是总局不肯放人，我是定向读研的。5

胡国华：2002年，我调到北大荒育种中心，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生帮胡国华后补的博士毕业照

我是50岁读的博士，单位说，我们花点钱，送你走吧。我说拉倒吧，我还是参加全国统考吧。考试时，跟小孩子们在一起，他们跟我女儿的年纪差不多，考得还可以，考上了。50岁读博士的人很少，毕业后，东北农业大学让我留校，房子都给我准备了，我没有去。给他们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家光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能拉一车。

1995年后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国家的大豆课题，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省农科院的大豆课题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忙得要命。知青这代人往学术这方面走不容易，很多人当了领导就把专业扔了，我不论干什么，专业都不会扔的，否则就捡不起来了。

孙立文：2002年家搬到哈尔滨。搬家的时候，拉了一车啥？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有一个电脑桌，几块板组合的，拿螺丝钉拧巴上的，我们拆了带过来了。几个行李卷拿被单包着，几十个纸板箱，把搬家的工人累得够呛，说你的箱子里装的什么，太沉了。里面装的全是书。

那一年，我办了退休手续。职业高中与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黑龙江农垦科技职业学院，我改教高等数学。退休前，我的课堂堂爆满，前面坐着学生，后面坐着年轻的老师。校长不给我退。我打了三次退休报告，校长说，孙老师你先别退，帮我带带年轻的老师好吗？我说我们家胡老师需要我，我的女儿需要我，我得回家。

我退休后就去了上海。1999年，女儿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口腔专业。对女儿，我们一直有一份内疚。那年接女儿回来，姥姥和小姨不放心，说孩子回去后，把鸡蛋和肉供上。我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来什么都供应不上了。原来姥姥给她梳辫子，回来后我没时间，“咔嚓”一下把她的辫子剪了。

我们没有时间跟她说话，没有时间跟她交流感情，弄得对我像对阿姨似的，到现在也不会和妈妈亲热，搂搂抱抱啥的。

好像是遗传吧，也可能从小不在父母跟前的缘故，女儿很独立，也很要强。小学一直都是大队长，中学是班长，大学当团支部书记；大学五年，就回家一趟，左右邻居没谁见过我家孩子，寒暑假都去打工了，她自己也是省吃俭用的；毕业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娘儿俩打学校旁边一个小店过，她指着那个店说，平时吃学校饭堂，偶尔进这儿吃点东西。我进去一看，是一间馄饨铺。

毕业了，她进了上海静安医院口腔科，上班就是工作服白大褂，下班也是随便一穿，没见她穿过太好的衣服和裤子。就这么攒了几个小钱。

她跟我们说，自己想交个首付，买个房子，我和她爸不同意，我说咱也没有钱，上海房子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几千块钱一平方，但是这个钱我们也拿不出啊。

我女儿没再提这事，自己交了个首付，贷款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宝山那边，离市区挺远，我们知道的时候，贷款都交了多少年了。现在翻了8倍了。

我们自己在上海有没有买？没有。我们没有钱在上海买房子，上海的房子太贵。老胡他父亲去世后，房子他弟弟住着，在上海我们没有房子。

2017年春节，老胡一个人在哈尔滨过，我在上海，赶上女儿怀孕生孩子，女婿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做涉外律师，工作非常忙。我在那边照顾着女儿和外孙女，惦记着这边的胡国华。

胡国华：我怎么不去上海？工作放不下。说是退了，不过是形式上退了，一年四季都往下面的农场跑，东三省、内蒙古，全国凡是有大豆的地方，都有我的点。考察大豆，春天从种到收，每个阶段都得跑，一次要跑好几十个农场。

孙立文：年轻时，马车压伤了脚脖子，加之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大豆地的地垅沟走，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严重时不能走路，得人背着上下楼，背着进教室。一次几位外国专家到农垦来，他犯病了，腿肿得够呛，外国专家在台上讲，他在旁边翻译，外国专家见他站着困难就搬来一把椅子说：“我站着讲，你坐着翻译。”2007年8月，朱晓军在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胡国华的办公桌前拍下他的工作照。

就这样也不能耽误去农场考察，腿不能动了，拄着双拐，光双拐就买了几副，搁车拉着挨个农场跑，车的后备厢放一块厚泡沫垫子，人在后备厢躺着。脚肿得穿不上鞋，穿着人家给买的拖鞋。别人下去吃饭，吃完了给他端到车上。饭店的服务员就奇怪了，这人怎么不下来吃饭呢，司机开玩笑说，车上这人是犯人。

车上还带着打点滴的药水，有时到了农场就进医务室打点滴。

他一年到头学术会议也不少，2017年参加20多个。2018年3月3号，他去南京开会，晚上去上海看了一眼我们母女。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饭都没吃，赶在地铁高峰之前赶到机场，飞回哈尔滨，再飞黑河，3月5号在黑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豆会议。

我跟他一起回来的。中午11点的飞机，因为哈尔滨雨雪天气延误到晚上，又延误到半夜，我劝他改签第二天的航班，他说黑河的会议不能耽搁，飞机票都订好了，必须得走。

凌晨3点到了哈尔滨，等候了大半宿的学生将我们拉回家，我赶紧把学生打发回家睡觉。北方的天气与南方不同，3月的黑河还很冷，我帮他收拾衣物，他自己收拾会议用的文件资料，半个小时后，我把他送上103路公交车，坐到蓝天宾馆，转乘民航大巴直奔机场，搭上了上午8点飞黑河的飞机。

坐公交？好像也是一种习惯吧，他的裤兜里面总带着公交卡，上海有上海的公交卡，哈尔滨有哈尔滨的公交卡，就是这样。

我回到家，看到一个纸袋里装了一大堆汉堡包的纸。那些卖汉堡卖包子的都认识他，见他腿脚不利索，总是扶进扶出的。我一看他过这种生活，下定决心不走了，我不离开老胡了，我得照顾他。孩子那边我不管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这一辈子也没有很好地在一起生活，都快七十的人了。

这辈子我们也没有好好生活，吃没吃好，喝没喝好。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三口离多聚少，说出来人家不信，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在一起过个年。

胡国华：我之所以留下来，跟我受的教育有关。从小学雷锋做好事，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些年来，我就这样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已经习惯了，回上海反倒不适应了。比如，我们在这边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根本就没有什么双休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谁都不会说啥。在上海行吗？人家会说，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加班要给双份工资，加一天班不给100元钱，谁给加？

下乡对我来说，最大一个收获就是生活的磨炼。

忙忙碌碌这么一辈子，没什么值不值，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一辈子问心无愧也就够了。四口人凑在一起，也算一个家——汪旺有

人物简介：

汪旺有，哈尔滨知青，生于1959年，6岁丧母，11岁丧父。1976年6月18日，初中还没毕业就下乡到勤得利农场四连，种过地，养过猪，开过拖拉机，知青大返城时，拒绝承认有病，没有返城。后回哈尔滨漂泊六七年，当过缷煤工，重返农场时已没有住所，曾娶当地患有精神病的女人为妻，妻病逝后又找一位“打伙的”，先照料她的车祸致瘫的前夫，后照料她的车祸致残的儿子，及“没妈”的孙子。在知青的帮助下，找到失散多年的弟弟，现靠打零工为生。

采访手记：

去过几次勤得利，我已记不清了，汪旺有仅见过一次，在2015年8月。

过去，我不知道有汪旺有，也许我去的时候他不在勤得利，在哈尔滨漂着。他不在也就没人提起。

谁提起的汪旺有，已没印象，记得有人说：“汪旺有，‘汪汪’才有，不‘汪汪’就什么也没有。”我听着不顺耳，却没吱声，毕竟是客嘛。人与人应相互尊重，何况汪旺有还是留下来的知青。上海知青欧阳吉宝说得好，知青只要留下来，对北大荒就是贡献。

想当年，知青大返城时，北大荒遭受重创，拖拉机没人开，学生没人教，看病找不到医生和护士，全都瘫痪了。留下的知青在那段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大荒有今天也跟这部分知青分不开，这是不可抹杀的。

怎么找到汪旺有？有人说，他在机务库打更，可以晚上过去采访；也有人说，跟他搭伙的女人的儿子出了车祸，下肢瘫痪了，汪旺有每天都要推他去针灸，可以去那家小诊所门口找他。我选择了方案二，也许急于见到汪旺有，他是哈尔滨知青，我与哈尔滨有不解之缘，在那儿读书和工作26年，再加上2岁时家从沈阳迁至哈尔滨，2年后又迁至齐齐哈尔滨，我的人生有一多半是在那儿度过的，也就把哈尔滨人视为老乡。

谁领我去的已没印象，记得那是一个上午，北大荒的日头毫不含蓄，明晃晃地在头顶照着，犹如北大荒人的性格，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点都不绕扯。那家小诊所位于宾馆的北边，相距约200来米，开在随街的一排小平房里，似乎没有牌匾。“他就是汪旺有。”时间掐得真准，也许通过电话，见一家四口在诊所门前停下，矮小单薄的老汉将轮椅上比他高一头的壮汉背起，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后边扶着，胖乎乎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跟后边，他们进了诊所。“他是？”我疑惑地问一句。

那老汉看上去像个70来岁的老农，怎么可能是省城哈尔滨的知青汪旺有？2015年，汪旺有领着孙子来到宾馆，接受采访。

听说我要采访，汪旺有什么也没说就跟我去了宾馆。男孩喊汪旺有“爷爷”，非要跟去。汪旺有不准，孩子咧嘴要哭，他骂了一句就领上了。看得出来，他很宠孙子。

汪旺有在床头坐下，那是一张被不幸浸泡、被中风扭曲了的面孔，眉毛似有若无，右眼不仅比左眼低，而且有点睁不开，头顶像片盐碱地，发丝干枯而稀少，于是额部得以扩张，占到面孔的三分之一。他穿的迷彩上衣和迷彩矮腰胶鞋似乎是学生军训后淘汰的，上衣有点肥大，不大合身，内穿一件灰色圆领T恤，好似脏得已洗不出来了，蓝裤子也脏得不像样子。孙子看上去有六七岁，个子却比他矮不了多少，胖乎乎的蛮可爱，亲昵地缠着他，时而靠过去，时而拉着他的手，时而搂着他的脖子。

汪旺有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有着底层人的诚实与质朴，问一句答两句地讲起他56年的经历。他直言不讳地说，这孩子并不是他的亲孙子，是跟他一起生活的女人的孙子。“爷爷！”孩子看着他喊道，不愿让他这么说。据说，四连的人对孩子的奶奶说：“你找汪旺有算是找正了，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待你一家不错。”孙子听了就不高兴，因说他爷爷长得不好看了，也许在他的眼里这个爷爷是最帅的。

中午了，我要请他们吃饭，他没接受，领着孙子走了。

汪旺有是不幸的，6岁丧母，11岁失父，在福利院长大。说是知青却没正儿八经读过一天书，他还没上小学“文革”就开始了，他下乡之后“文革”才结束。他有着底层人的孱弱与窝囊，也有着底层人的老实、正直、善良、敞亮和担当。

大返城时，别人都忙着搞假病历病返，他却拒绝承认自己有病，最后，跟他一个车皮来的60多位哈尔滨知青都返城了，四连其他城市的知青也都返城了，他这个老实人错过了时机，留了下来。

有人认为，像汪旺有这样的知青对北大荒是种负担，我认为汪旺有对北大荒还是有贡献的，应该得到尊重。社会不能因为汪旺有生活在底层，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否认他的人生价值。

一是在知青大返城时，北大荒出现“人荒”，拖拉机扔在地里没人开，会开拖拉机的汪旺有留了下来，这是不是贡献？

二是汪旺有娶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当地女人，给她一个家，让她有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他养活她6年，直至病逝，这算不算善行，是不是贡献？没有汪旺有，社会要不要管那位生活不能自理的女人，要不要付出代价？

三是王金玲的前夫车祸致残，不仅丧失劳动能力，连精神也不正常了；她要打工挣钱就照料不了前夫，要照料前夫就吃不上饭；她的儿媳扔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跑掉了，儿子在外打工带不了，这个孙子还得管。这个家七淌八漏，彻底坍塌了，谁敢沾边？只有汪旺有帮助他们，接济他们，借钱买辆电动自行车，接送那“没妈”的孩子去幼儿园，护理那脾气暴躁、脑壳生蛆的男人，还为他送了终，料理了后事。

没想到王金玲唯一的儿子也车祸致残，瘦瘦小小的汪旺有每天推着他去针灸，背着比自己还重的他进诊室，还赚钱养活他们一家……没有汪旺有，农场要不要承担，社会要不要管？汪旺有为农场分了忧，为社会分担了责任。

当然，这个不幸的女人也给了汪旺有一个家，贫穷却温馨的家。从这点看，汪旺有比生活在哈尔滨的弟弟还幸福。

汪旺有犹如北大荒的一棵麦子，尽管他看上去微不足道，但他是有价值的，有贡献的，而且他人不可代替。

社会该给汪旺有一份他该有的尊重。1

2002年秋天晚儿，我打后趟房过，道上碰到王金玲，拉着孙子李鹏站在风中。我问，你在这儿站着干啥？快黑天了。她说，我家那人不让我进屋，在外头站了五宿了。

王金玲和她老爷们儿李凤才是外来户，那年勤得利招养牛户，他家三口人牵着两头牛，从五大连池过来。来时儿子才3岁，这不儿子都结婚了，我随了礼，也去喝喜酒了，还有了孙子李鹏。

2009年，李凤才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一个20多岁小孩打那儿过，给人家的腿撞劈了，自己磕到水泥地上，脑瓜子撞坏了，大揭盖，昏迷，抢救6天才抢救过来了，却落下腿不能走路的毛病。

在医院住了20多天，花了4万元，赔了人家2万多元，他们家原来日子还行，赶上连队搬迁，这不把房子扒掉卖了，给李凤才治病，在机务库后面租了房子。

日子不行了，王金玲上地点干活，地点离家挺远，三四十里地。她起早贪黑给人做饭，别的也干不了，开荒地种水稻，她干不了，她才80来斤。

干10天回来，钱花完了，再出去。

她每次干完活儿回家，李凤才拿刀拿斧子砍她——有病有的呗，说她天天不着家，不管他。他不让她进屋，进屋要给他50元，她一天才挣30元。我看不下眼，劝他，你媳妇挣钱管家，天天对你这样事儿的，你怎么不知道心疼她呢？他说，不用你管。

我又劝王金玲，别去地点干活了。王金玲说，不干活咋整，米也没有，面也没有，人情来往、水电费、房租费，哪样不要钱。

儿子李亮？结婚时在一块儿了，这旮旯不兴老婆婆跟儿媳妇住一块儿，儿子儿媳领孩子出去过了，离五六里地呢。李亮在外面干活，不大回来。

李凤才不光摔坏了脑袋，还摔坏了一条腿，走路拉巴拉巴的。王金玲不在家，李凤才把家造得不像样儿，连队让我给整整柴禾，烧烧炕，我天天上山捡柴禾，给他烧炕，这人当过兵，原来脾气就不好，喝点酒天天骂人，连我都骂，给我气的，不稀给他烧了。连队看他家冷，给钉了个门帘子，他给薅下来。王金玲从地点回来，我正给他家烧炕呢，我说，他总骂我。她说，那你就别给他烧了。我说，不给烧吧，冻死咋整？前后院住着。

我是1976年6月18号从哈尔滨坐火车坐到佳木斯，从佳木斯坐船到这儿来的。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分到农场四连。名是农场，不也铲地薅大草吗？挨的那些累，就别说了。

哈尔滨福利院里有个孤儿部，我是从那儿出来的。我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1965年，我6岁时，母亲得了心膜炎，医院打错了针，死了。如果找的话，医院得抚养我和弟弟到18岁，因为认识医院的院长，后来拉倒了。我父亲在103部队当过兵，转业后给他安排工作，他没干，到处干临时工，冬天烧锅炉，夏天找点儿别的活。1970年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去了福利院。在五十四中学念到初二时就下乡了。我说不行我也下，反正下乡两年就回来了呗。学校老师说，你下乡是吗？你走吧。就给我办了下乡手续。

福利院还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来的，死在这儿了。怎么死的？那小子瞎作，蹲了监狱，出监狱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就死了。

我还在后勤养了几年猪，开了几年拖拉机。现在机务库看车呢，吃住都在那儿。

我说王金玲，你这儿站着咋整啊，还带个孩子，上旅店吧。她说，我没钱啊。我说，我给你钱。她说，你今儿给我拿钱了，明天还能给我拿吗？我也不能天天去住旅店啊。

王金玲说，前一阵儿我跟着别人去打鱼，挣俩钱拿回来了，李凤才没在家，嫌屋子冷，住旅店去了，吃饭店，饭店人家剩点饭，他捡着吃了。他讲话了，他也是四连的老人儿了，饭店可怜他，剩饭剩菜就给他吃了。他一个月500块钱低保，剩不下。

3岁的孙子李鹏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他妈给他扔下跑了。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一个月600元长托，星期六星期天也不往回接。放暑假了，老师说李鹏的家人怎么不接孩子呢？打孩子他妈电话，打不通，原来出了车祸，媳妇看家里条件不行了，跟人跑了。

王金玲在勤得利，媳妇把孩子扔同江幼儿园，王金玲不知道，接到老师电话才知道。

孩子接回来了，王金玲说不干活了，不走了，回家伺候孩子伺候他吧。“我家那人不让我进屋，拿刀攮我，不让我回家，也不让孩子进屋，进屋得给他50元，我上哪整钱去？”

她说，汪哥，我给你说点事儿呗。

我问，啥事？

她说，我这情况你也看着了，他好是好不了了，天天喝酒我也管不了。这孙子你也看着了，天天跟你叫爷爷，冻得丝丝哈哈的，你可怜可怜我吧，咱俩一起过吧。

我没吱声，走了。2

我没给她信。

她给我打电话，她有我的电话号码。

我说干啥呀？她说你到团部来吧，我俩吃顿饭，孩子想你了。孩子对着电话喊“汪爷爷，想你了”。叫得我心软，我稀罕孩子，有时抱他到小卖点买点吃的，孩子嘴甜，爷爷长、爷爷短地叫我。

我去了。

她说，你别害怕，咱哥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我啥样人儿。我家这人死不死、活不活的，摔坏之前就不知道心疼人。我俩结婚三天就干仗，天天骂我妈，我妈是养母，养父死得早，我心疼我妈，为了照顾我妈招的养老姑爷，没承想，天天跟我干，他骂我妈，我还怕我妈听着。

她说，我1960年出生，初中毕业，我们那旮旯计划生育，招赤脚医生，我考上了，当赤脚医生也不挣钱，一年700来块。结婚有孩子后，上不了班了，农村不像咱农场，有地方看孩子，我就在家看孩子。跟他过了30多年，遭老罪了，放牛放了10多年，起早贪黑的，也没得好。做豆腐做了10多年，也没攒下一分钱。

到这旮旯，头五六年挺好，接着他就摔坏了。

前几次王金玲说跟我打伙过，我没回信，我也怕负担啊，她老爷们死不死、活不活的，还有个孩子……

1992年我成过一次家，别人介绍的，当地女人，比我大6岁，生产队指导员给办的婚事，也不能干啥，一只手不大好使，神经有点不大好。

怎么娶了个精神不大好的女人？我寻思对付对付得了，那一年我33了。

返城没指望，1978年大返城时，别人都办病退，我说我没病，等我回过劲儿来，再想办就晚了，没表了。

后来我找了一回，先去福利院，院长同意我把户口落那儿。上民政厅就不行了，人家说哈尔滨人口多，没有工作介绍给你，像大庆那种边边拉拉的人口少的城市还可以接收，你回去等信儿，有机会给你整。再就没信儿了。

不回去也好，回去找工作不也得有门子？回去要钱没钱，要啥没啥，爹妈死了，唯一的弟弟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了？丢了。下乡后，我哥俩就失去了联系。我走时他才十四，当时住在福利院，这次去福利院，他们说他早就离开了福利院，去了哪儿不知道。

我们那一批来了60多人，就剩我自己，都走了。

寻思结婚得有个房子，连队的房子作价几百块卖给了我。这媳妇天天往外跑，摸人家这个摸人家那个的，我还要给人家道歉。不会干活，我得侍候她。跟她过了6年，她病了，肚子大，肠梗阻，没治好死了。这都没了10多年了。她家的姐妹全在四连，到现在也来往。

又是一个人了，我在生产队养猪，夏天晚儿喂猪累得睡着了，睡了半拉点，睡醒了嘴就歪了，敢情受风了。我一个人没人管啊，有病也没人管，嘴就歪了，腰疼，铲地累得腰椎间盘突出。

这不，连队承包了，谁有钱谁种地，我没有钱，种不起地，就到处打工，有活儿就干，没活拉倒。那时候打工的工资便宜，一天撑死三四十块，哪像现在，现在最低得80块、100块的，现在的工资高，现在干仨月都万八千的。

那一年返城知青刘亦庭回农场，让我去哈尔滨给他干，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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