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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扬之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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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别裁试读：

前言

说起“诗三百”，我们今天总把它看成是“纯文学”，不过当时却不然。后世所说的文学，以及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候都还没有。《论语·先进》中说到的孔门四学，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此所谓“文学”，包括《诗》，也包括《书》和《易》，大致是指流传于当时的文献典籍而言。而《诗》不仅是美的文辞，而且是美的声乐，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为“乐语”，作为“声教”，为时人所诵习。

如此意义之文学，《诗》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诗》的时代，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里说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来意义。在此意义的封建制下，以社会等级论，可以划分为贵族与非贵族，前者包括大夫与士，后者为庶民与奴隶。以居住地域论，可别作国人与野人，前者包括贵族、工商，后者为庶人。若依社会职能，则又可分别为二，即劳心者（贵族）与劳力者（非贵族），前者的社会职能为政治、军事、文学，后者为农、工、商与各种贱役。若更细论，则贵族中尚有层层等级，非贵族中又有层层等级。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他有统驭平民的权利，也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其地位则低于大夫，高于庶人，而仍属君子。至于奴隶与庶人，便都属于小人。这是从《左传》《国语》等东周文献中可以得到的认识。若上推至西周，等级的差别当更为严格，那么我们据以考察《诗》所包括的时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适合。君子与小人的差别，《诗》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此君子与小人对举，前者为贵族，后者则庶人之属。《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诗集传》所以曰即“戍役”与“将帅”；《大东》中的君子与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与“下民”；《角弓》，范处义《诗补传》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动化于上，则小人相与连属于下”。又君子与庶民对举，则前者为劳心者，后者为劳力者。如《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顺爱于民也”。至于与“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贵族。在当时盛行的车战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贵族。而庶人，于战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厮役。因此，《诗》中写到的从戎之君子，不会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与奴隶，那时候王可以把他随土田等物一起锡与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来买卖交换，——“五夫”之价与“匹马束丝”等，见于西周金文。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饮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齐风·猗嗟》，《卢令》，《秦风·驷》，等等，《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贱役也，然而通观全诗情调，却实非贱役者言。何况“劳动”与“劳动者”与“劳动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写“劳动”，却不是“劳动者”的生活，《豳风·七月》写“劳动者”的故事，但它并不是“劳动者的歌”。比如陶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这是真正的“劳动”了，然而没有人会以为它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说诗者常常喜欢用后世的山歌、民谣与《诗》类比，其实无论创作意图、修辞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远不在一个层次。《诗》原是生长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雅》《颂》不论，《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语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谣”概之，因此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它是“民间文学”。

然而《诗》的价值，却不在于它是民间作品与否而定其高下，而在于作为当时意义上的文学，它实在是最好。孔子爱《诗》，意或在此。春秋引《诗》断章取义，大约也是由此而发生，这里不仅有“古训是式”的意思，作为美的文辞，它也为时人所喜。如此过程中，《诗》和许多诗句的意义也有了扩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诗里，则须服从整首诗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断章取义，便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张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释，亦即新的意义。折冲樽俎之间，宾主以《诗》代言，——或用《诗》中之事，或用《诗》中之意，或只取切于此际场景的《诗》中之辞，而双方心领神会。如此风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它未必是《诗》之幸，也未必是《诗》之不幸。但总不妨说，《诗》作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是辉煌在断章取义的春秋时代。二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一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三

至两汉，才有诗经学的建立。《诗》有了“经”的名称，大致是在战国晚期。《礼记》有《经解》一篇，所称述的是《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种，《庄子·天运》也把这六种称作六经。但那时候还没有把“经”字直接加在“诗”下，“诗”与“经”连称作为书名，大概要到南宋。

两汉《诗经》学是包括在两汉经学里的。西汉鲁、齐、韩三家立于学官，东汉毛、郑一派取而代之，《诗》的传播讲授从此便不离政治教化。三家诗既立于学官，它与政治的关系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于作诗之意，毛则多主采诗、编诗之意，而从三家诗所存的部分来看，它以讲故事的方式说诗，似乎更接近春秋战国时代赋诗、引诗的风习，比毛诗近古。因为早已失却全貌，——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北魏，韩诗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够知道它的体系，但恐怕未若毛诗全备。毛诗终于存，三家终于废，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诗每一首诗的前面都有一个序，《

关雎

平常说“毛传”，即指《毛诗故训传》。《汉书·艺文志》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后“故训”作“诂训”，乃是讹误，而积久相沿，成为通行的名称。毛传的作者，最早见载于《汉书·儒林传》，只称毛公，至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才有毛亨、毛苌大小毛公之说，所谓“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若以早的记载为可信，那么把《毛诗故训传》的作者认作毛公似乎更觉可靠。

关于《毛诗故训传》名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都有阐发，不过仍是以“诂训传”为说，近人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对此作了分辨。汉人训诂之作以称“训故”为多，称“故训”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诗·大雅·烝民》“古训是式”，毛传：“古，故。训，道。”郑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故训传”之“故训”，即由此取义。”而所谓“传”，《毛诗正义》以为“传者，传通其义也”，马瑞辰以为是“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不过《毛诗故训传》以一个“传”字标明作意，其实乃兼备训诂与传二体。然而由书名透露出来的消息，却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于“传”，即欲藉此建立起一个说诗的体系，最终的成就在训诂，也许他并没有想到。《毛诗故训传》对字义的解释多很准确，也可以说它是最早的一部诗经辞典。如果没有这结实可靠的基础的工作，后人恐怕很难把《诗》读懂。至于配合序说的属于“传”之一体的引申发挥，则可信者少；关于“兴”义的解释，可从者似也不多。

毛传说诗的体系完成于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三家诗属于所谓“今文经”一派，毛诗属“古文经”一派，郑玄作笺，则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采今文说，对毛传训诂的部分作了许多补充，对传的部分更多有发挥。有了郑笺的推阐，毛诗才真正定为一尊。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而对毛诗一系作了全面的整理、补充和研究，成为毛诗的定本。现在我们说到的《诗经》，便是毛诗。四

宋人的思想最活跃，虽然唐人成伯玙作《毛诗指说》已对诗序有异议，但更多的疑古之说是由宋人提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其友人以《诗》三百五篇篇名连缀成文，作《陈子衿传》，其思颇隽，却是很正经地把《诗经》拿来开玩笑，这当然与《诗经》研究无关，却由此可见一时风气。

朱熹晚年定本《诗集传》，提出了废序的主张，可以算作诗经学史上的革命，不过序中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实在又开了一条讨论《诗经》的歧途，影响至今。《诗集传》最大的好处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虽然字义的解释多本毛、郑，而以己意取舍于先儒者，有不少较毛、郑为优。这些特点最适宜教授，于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为官定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还有遵古的一派，却也不很迂腐，范处义的《诗补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都以疏解平实见长，严氏且很有一些新见，可取者不少。

毛、郑重新受到特别的重视，要到清代。这是训诂考据的颠峰时代，一时大家、名家迭出，粗计亦无虑数十，其中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最为著名，而解决字义中的疑难，又以马氏为长。

毛、郑建立的训诂考据即属于经学的一派，大致解决了后人读《诗》的文字障碍，但《诗》之文心文事，它却很少顾及。于是又有用艺术的眼光对《诗》作赏鉴批评的一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朱熹的《诗集传》也很顾到这一面，而至明代蔚为大宗。清人视六经皆史，明人视六经皆文，《诗经》当然是六经中的上品。孙鑛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诗经》评点，是全把“经”看作美的文辞，而只在抉发文心上用力。清代牛运震《诗志》，王闿运《湘绮楼诗经评点》，则可以说是这一派的后劲。除评点外，以串解而寓赏鉴批评于其中者尚有不少，明为盛，清则多有继承。

两面都能兼顾者，似以清人钱澄之的《田间诗学》为上，虽然认真说起来仍是稍稍偏重于前者。徐元文为钱著作序，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夫读书者惟虚公而无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当。朱子之作《诗集传》，其意亦以为敛辑诸儒之说而非一人之独见也，惟其先有诋诃小序之见横于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时有不能无疑者。后人说《诗》，若先有诋诃《集传》之见横于胸臆，则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于朱子者矣。我独善夫饮光先生（按钱字饮光）之诗学，非有意于攻《集传》也，凡以求其至是至当而已，于汉、唐、宋以来之说亦不主一人也。无所主，故无所攻矣。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为饮光先生之诗学也。”钱著中自己的意见，不属赏鉴批评的一派，而常常能够曲尽物理，体贴人情，颇觉亲切有味，却是最难得的。

学《诗》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始，而有了《诗经》的博物学研究，可以算作训诂考据一派的分支罢，这一分支的力量却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爱读的有陆氏《疏》，宋人罗愿的《尔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诗多识》。陆《疏》最早，不仅所说多可据，而且极有情趣，文字又可爱。比如“薄言采芑”条：“芑，菜。似苦菜也。茎青白色，摘其叶，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为茹，青州谓之芑。西河雁门芑尤美，土人恋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济济”条：“楛，其形似荆，而赤茎似蓍，上党人织以为斗筥箱器，又揉以为钗。故上党人调问妇人：欲买赭否？曰灶下自有黄土；问买钗否？曰山中自有楛。”

罗愿《尔雅翼》专意诠解《尔雅》中的动植物，而涉于《诗》者颇多。它的引证，说详也可，说杂也可，总之每一则都可以作故事读，自然于解《诗》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诗多识》更有名的其实是姚柄的《诗识名解》。不过姚氏过于信从圣人之训，只因孔子言及“鸟兽草木”而“虫鱼”从略，他便不谈虫鱼。《毛诗多识》则远较姚著为详，而最好是多言所见所历。比如“熠燿宵行”条，曰：“关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泽，故惟有飞萤。形如叩头虫，大亦如之，黄白色双翼，长与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飞如星流，有人两手拍击作声，便止于地。”萤火虫属鞘翅目，这一类昆虫多有“伪死性”，即每逢惊扰，不是走为上计，却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状，多氏则正好把这一细节写得分明，尽管已算是题外话，却总是“多识”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陆文郁《诗草木今释》为好。陆著把古称今名一一贯通，很是明白晓畅，间或著一闲笔，虽然与《诗》无关，却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颐也。五

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诗》中的男女之情，后来朱子多以“淫奔之辞”视之，其实婚姻乃人伦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视，求“男女及时”，本来不违古礼。孔子“思无邪”之评早把它尽括在内，又何劳后人曲为之解。

只是“诗三百”已经是选本，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不很可信，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有异议，但孔子总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选定的可以说都是永久的诗。而所谓“别裁”，却兼有选与评的两层意思，实在口气太大。其实这本来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题作文”，但觉一个“别”字之下颇存宽容，既可以尽量表达一己之愿，又不必顾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虽然胆怯，依然用它作了书名。然而终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这里更作说明。

请先为“别裁”正名。“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语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末首。其言“别”，区别之谓；“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潜作唐诗、明诗、清诗之“别裁系列”，即取义于此。但这里取得一个“别”字来，则只是用“另外”之意，犹区别于“本传”之“别传”，或曰于公共标准之外，“别”存一个自己的标准，说得更明确一点儿，便是“我所喜欢的”。至于“裁”，则连对象也换掉，——于《诗》，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诗》评而已，又以串联其说，而夹进一己之见，此所谓“别裁”，只是借字说话，其实与老杜无干，与“沈前辈”之“别裁”体例不合也。

当然喜欢之下仍然颇有分别。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叙事，喜欢事与情中的思，又或者事与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别喜欢一首诗中的一句两句。而没有录在这里的，却又不能以“不喜欢”概之，一则因为刚刚完成一本《诗经名物新证》，故凡彼处谈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录。当然不是借此机会为推销作安排，唯一的考虑是避免重复和浪费。二则有不少非常喜欢的诗，在它面前却是格外踌躇。这踌躇的意思，不大好表达，举例说，比如《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桑柔》在说着“既作尔歌”的时候，诗好像是有着裁定是非善恶的判决的力量；而在秋风剪断生意的一片悲凉中，《萚兮》说着“倡予和女”的时候，诗又是联系自然与人生的最为亲切的依凭。对着这样的诗，不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诗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还能够真正领悟诗所要告诉人们的东西。此际又不仅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连“知”也是朦胧的。因此我觉得需要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余地，又因此许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选目中的诗，最后并没有录在这里。则它虽然题作“诗经别裁”，而“别裁”所含之“选”的意义，它其实是没有的。

说到注释，更是一件大费踌躇的事，总想不出应该注释到怎样的程度为宜，而这“宜”，究竟以谁为标准。后来这标准取了最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读《诗》经历而言，最初读白文，多半于字义不得其解，于诗意不识其妙，于是想知道古人有什么样的意见，而最早的意见又是什么。如此稍稍涉猎之后，于各异其说的纷纭中才略略有一点儿会心。前面一节说到的几种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个基本书目罢，虽然实在不足为训，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觉不至于相差太远。因此在注释中便尽量多援古训，如毛传，如郑笺。虽然郑玄解诗常常逊于毛公，但有时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此“古之遗语”，乃至遗语中的一番意思，我们至今也还在用着。而在如此细微处竟也远远的可与诗人相通，岂不赖郑笺之力么。又朱熹的《诗集传》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简明通俗之长。而朱子解诗也时有用情处。比如《小雅·隰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诚爱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也。”虽然于诗不必是达诂，却是于人情见得深透，而我们正要以此情此心读《诗》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见则“裁”不胜裁，而这本书不是“集解”“集评”的体例，只好大半割爱。当然不见得顺我者取，逆我者弃，不过个人的好恶在其中的确占了分量，乃至于注释的繁与简，也多以己意断之，而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别裁”之“别”字下求得坦然。总之，古贤已远，衷怀幽渺，本不堪强作解人，更不必说一“亲风雅”，但总可略存一点心向往之的意思罢。

为省便计，书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经典释文》，《毛诗正义》，均省作“毛传”，“郑笺”，“释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说，仅举名姓，不录书名，而在书后附一引用书目，以备检索。谈《诗》的著作，所引之说，均见于原书中的各诗题下，故也不必很烦琐地一一注明卷数了。六

遇安先生曾为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只是那时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细论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后又承惠以长跋。同室砚友么书仪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见。若同春秋引《诗》断章之例，那么正该赋《鹿鸣》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关雎[1][2][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　　[4][5]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6][7]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8]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9]。（三章）[1]关关，毛传：“和声也。”雎鸠，鱼鹰。牛运震曰：“只‘关关’二字，分明写出两鸠来。先声后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鸠，其鸣关关’，意味便短。”[2]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九歌·山鬼》“子慕予兮善窈窕”，王逸注：“窈窕，好貌。”[3]君子，朱东润曰：“据毛诗序，君子之作凡六篇，君子或以为大夫之美称，或以为卿、大夫、士之总称，或以为有盛德之称，或以为妇人称其丈夫之词。”“就《诗》论《诗》，则君子二字，可以上赅天子、诸侯，下赅卿、大夫、士。”“盛德之说，则为引申之义，大夫之称，自为妻举其夫社会地位而言。”逑，毛传：“匹也。”按好逑，犹言嘉耦。[4]荇，毛传曰“接余”，其他异名尚有不少，李时珍云“俗呼荇丝菜，池人谓之莕公须，淮人谓之靥子菜，江东谓之金莲子”，等等。龙胆科，多年生草本，并根连水底，叶浮水上。自古供食用。陆玑曰：“其白茎以苦酒（按即醋）浸之，肥美可案酒。”近人陆文郁说：“河北安新近白洋淀一带旧有鬻者，称黄花儿菜，以茎及叶柄为小束，食时以水淘取其皮，醋油拌之，颇爽口。”[5]流，毛传：“求也。”用《尔雅·释言》文。朱熹曰：“顺水之流而取之也。”[6]思，语助词。《小雅·桑扈》“旨酒思柔”，二者句法相同。服，毛传：“思之也。”《庄子·田子方》“吾服女也甚忘”，郭象注：“‘服’者，思存之谓也。”[7]朱熹曰：“悠，长也。”按悠哉悠哉，思念之深长也。[8]芼，毛传：“择也。”[9]钟鼓，金奏也，是盛礼用乐。王国维曰：“金奏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按此诗言“钟鼓乐之”，乃作身分语。由两周墓葬中乐器和礼器的组合情况来看，金石之乐的使用，的确等级分明，即便所谓“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也不例外。中原地区虢、郑、三晋和周的墓葬，已发掘两千余座，出土编钟、编磬者，止限于个别葬制规格很高的墓，约占总数百分之一。从青铜乐钟的制作要求来看，这也是必然，——非“有力者”，实不能为。而这一切，与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风貌，恰相一致。《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它第二好在意思。《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都是有得之见。《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

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所谓“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连，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罗大经说：“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我们何妨以此心来看《诗》之兴。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这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是最直接的感悟，因此它很可以成为看待人间事物的一个标准：或万物如此，人事亦然，于是喜悦，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如此诗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万物如此，人事不然，于是悲怨，如“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邶风·雄雉》），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邶风·泉水》）。《诗》中以纯粹的自然风物起倡的兴，大抵不出此意。总之，兴之特殊，即在于它于诗人是如此直接，而于他人则往往其意微渺，但我们若解得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万物的死生消长，都看作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那么兴的意义便很明白。它虽然质朴，但其中又何尝没有体认生命的深刻。“钟鼓乐之”，是身分语，而最可含英咀华的则是“琴瑟友之”一句。朱熹曰：“‘友’者，亲爱之意也。”辅广申之曰：“以友为亲爱之意者，盖以兄友弟之友言也。”如此，《邶风·谷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形容正是这“友”字一个现成的注解。若将《郑风·女曰鸡鸣》《陈风·东门之池》《小雅·车舝》等篇合了来看，便知“琴瑟友之”并不是泛泛说来，君子之“好逑”便不但真的是知“音”，且知情知趣，而且更是知心。春秋时代以歌诗为辞令，我们只认得当日外交之风雅，《关雎》写出好婚姻之一般，这日常情感生活中实在的谐美和欣欣之生意，却是那风雅最深厚的根源。那时候，《诗》不是装饰，不是点缀，不是只为修补生活中的残阙，而真正是“人生的日用品”（顾颉刚语），《关雎》便好像是人生与艺术合一的一个宣示，栩栩然翩翩然出现在文学史的黎明。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一章）　　[4][5][6]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二章）　[7]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三章）陟[8][9][10]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四章）[1]卷耳，即菊科植物中的苍耳，可食。陆玑云：“可煮为茹，滑而少味。”苍耳的由采而至“为茹”，老杜有诗描绘得亲切，其《驱竖子摘苍耳》句云“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犹剧。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独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熳任远适。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羃。登床半生熟，下筯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橘（一作木）奴迹”。所谓“蒙羃”，即洗其土，剥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此悯农之作也，而由此可见上古遗风。[2]顷筐，毛传：“畚属，易盈之器也。”马瑞辰曰：“顷筐盖即今筲箕之类，后高而前低，故曰顷筐。顷则前浅，故曰‘易盈’”。[3]朱熹曰：“周行，大道也。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4]崔嵬，毛传：土山之戴石者。《小雅·谷风》“维山崔嵬”，毛传：“崔嵬，山巅也。”陈奂曰：“崔嵬者，是山巅巉岩之状。”[5]虺，毛传：“病也。”[6]毛传：“姑，且也。人君黄金罍。永，长也。”朱熹曰：“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罢病而不能进，于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于长以为念也。”邓翔曰：“他事烦怀，酒可解；此‘永怀’，则非酒可解。明知不可解而解之，而曰‘我姑’云者，亦虚拟之辞。”焦琳曰：“既不能登高，而思饮酒，乃酒饮不到口，又思登高，而登高仍不能，而复思饮酒。今人心中有事，往往通夜无眠，其实心中有多少计较，总不过几个念头车轮辗转而已，最能将立坐不是真情传出。”按金罍与下言之兕觥，皆商周时代制作考究之酒具，且非日常习用之器，虽不必“人君黄金罍”，亦非庶人可用。[7]玄黄，病貌。[8]毛传：“石山戴土曰砠。”按戴土即覆土。[9]朱熹曰：“瘏，马病不能进也。痡，人病不能行也。”[10]吁，三家诗作“盱”。《尔雅·释诂》“盱，忧也”，郭璞注引诗作“云何盱矣”。曾运乾曰：“此‘吁’当为‘盱’之同声借字。《说文》：‘盱，张目也。’‘矣’同‘哩’，可作疑问词。”“云何常此张目远望乎？则亦长托诸怀想而已。《彼何人斯》‘壹者之来，云何其盱’，《都人士》‘我不见兮，云何盱矣’，皆言不得见而致其远望也。”王闿运曰：“三陟，二正二反，掉尾作结，以致丁宁，于文艺能使实者俱空。《离骚》曰‘陟升皇之赫羲（戏）兮，忽临睨乎（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不独学此回斡，并用此词藻。”

近人说《卷耳》，喜欢把全诗所述分为二事：采卷耳，思妇也；越山陟冈，所怀之人也。若以为这是“话分两头”的手法，也不错，《诗》中正不乏相似的例子，如《魏风·陟岵》。但这样的理解，却出于一个不甚可靠的出发点，即以为妇人思夫，陟冈饮酒，乘马携仆，究竟伤于大义。这样的认识，乃是从后世的情况推测出来，当日的情形则未必。女子有所怀，原不妨饮酒出游，《诗》中也适有本证，如《鄘风·载驰》，如《邶风·泉水》，如《卫风·竹竿》。即便这都是思中之游，而终于“止乎礼义”，那么《卷耳》为什么不可以也是这样的思呢。其实诗起首所言“采采卷耳”，也并非实录，毛传所谓“忧者之兴也”，正是特别揭出这样的意思。《小雅·采绿》中的“终朝采绿，不盈一匊”，《载驰》中的“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召南·草虫》之采蕨、采薇，《王风·采葛》之采葛、采萧、采艾，又何尝是纪实。这一类与人事相关连的“兴”，大约来源于最初的“赋”，即原本是赋写其事，但因某一首诗意思好，于是袭其意者多，此实事便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一种象征，而成为引起话题的“兴”。所谓“忧者之兴”，即兴在忧思，不在采集。采集乃是忧思之话题的一个“引言”。

与《竹竿》《泉水》不同，彼思至“驾言出游”便戛然而止，《载驰》《卷耳》则思之更远，于是更曲折，更深切。沈守正曰：“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实事，所以谓思之变境也。一室之中，无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饮酒，忽焉而马病，忽焉而仆痡，俱意中妄成之，旋妄灭之，缭绕纷纭，息之弥以繁，夺之弥以生，光景卒之，念息而叹曰：云何吁矣。可见怀人之思自真，而境之所设皆假也。”此说最近诗情。“嗟我怀人”，乃一篇作意，“云何吁矣”却是全诗精神所在。“女子善怀”，《风》诗尤可见，——郑笺：“善，犹多也；怀，思也。”在《载驰》，它可以算是“知己知彼”之言；就“诗三百”而论，这“夫子自道”，也最是贴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一章）　　[4][5]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二章）　　南有樛[6]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三章）[1]毛传：“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樛木之樛，韩诗作朻，《说文·木部》：“朻，高木也。”桂馥《说文义证》以为“朻”“樛”二字之训互讹，“‘樛’当云高木也”。按此说是。此“樛木”作“高木”解，亦于诗意为合。[2]葛藟，葡萄科植物。苏颂曰：“千岁藟，生泰山川谷，作藤生，蔓延木上，叶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茎，汁白而甘，五月开花，七月结实，八月采子，青黑微赤，冬惟凋叶，此即《诗》云‘葛藟’者也。”朱熹曰：“累，犹系也。”[3]毛传：“履，禄。绥，安也。”朱熹曰：“只，语助辞。”[4]荒，毛传曰“奄”，曾运乾曰：“被之广也。”[5]郑笺：“将，犹扶助也。”[6]毛传：“萦，旋也。成，就也。”

前人解释此篇作意，多半不脱诗序之囿，即“《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但明人何楷却能别具只眼，他说诗乃“南国诸侯归心文王也”。“文王之德远及南方，如樛木之荫下，而凡弱小之国有所依归，如葛藟之得所系也，于是以‘福履’祝之。《书》曰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正此谓也”（按所引《书》见《武成》篇）。这是把《樛木》放在一个历史背景中来作解释，而对此诗言，若求确解，舍此大约没有更好的办法，何况此诗实牵系着周王室与南国的一段历史，且关涉到“周南”、“召南”这两个名称的一个历史来由。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西方，第二步则是东出，然后是对南土的经营。虽然时或干戈时或玉帛，但总是从克商以后就已经开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周之开南国，是一件经历很长久的事。主其事者，便是与周公并为周室股肱的召公。这也是《诗》中常常提到的史实，《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表述得最为明确。不过何楷把此事上推到文王，似乎过早，对南土的经营，比较可据的是在武王克商以后。王朝盛时开辟的这一片疆土，有通过分封制从天子处“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铭）而立国的诸侯，有原来的方国首领，因慑于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而称臣，于是由天子册命而领土一方的诸侯。分封为诸侯者，系出王室，曰周南；册命为诸侯者，因为多出于召公的经营，故命之曰召南。如此，“二南”之称，正好表明了周与南土的这样一种历史关系。“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毛传曰“兴也”，辅广说：“此诗虽是兴体，然亦兼比意。”其实严格说来，这是“比”的用法。樛木是支撑，葛藟是攀缘，这是大自然中一种相存相依之谐和，因此它可以用来作西周封建之象喻，即比作一种维系家国的力量。葛藟之喻，《诗》中不止一次用到。如《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亦取葛藟攀缘延蔓而茂盛之象。然而《王风·葛藟》却说：“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原是依木而生，今却在河之浒、之涘、之漘，则葛藟之生非其地，失其所矣，因此用来比喻“周室道衰，弃其九族”（诗序）。总之，那时候，鸟兽虫鱼山川草木皆可以与人共语，而人对自然的亲切观察中，总是一种感悟生命的智慧。《诗》中的意象固然有所选择，但“形而下”者实可能远多于“形而上”者。密意深情，多半不离寻常日用之间，体物之心未尝不深细，不过总是就自然万物本来之象而言之，这也正是《诗》的质朴处和深厚处。至于努力为自然灌注道德的内核，则全是后人的心思，如同把《樛木》之意解作“后妃逮下”一样的好笑，这时候才真的感觉到《诗》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乐只君子”，是《诗》中习见的颂祷之辞，《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采菽》“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都是郑重的祈愿。刘玉汝说：“‘乐只’犹言‘乐哉’。”“‘乐只君子’，称之也；‘福履绥之’，愿之也。称愿即颂祷，《风》《雅》不同。”

此诗三章，每章只换两个字。或曰累、荒、萦，绥、将、成，一意深一意，故每章的换字，实是诗意的递进。但另一种意见认为“诗亦有初浅后深，初缓后急者，然大率后章多是协韵”（吕祖谦）；若《樛木》，则“首章道意已尽，后两章惟换韵耳”（孙鑛），所谓“三章一意，无浅深，无次序，惟易韵以致殷勤再三不能自已之意，盖《诗》之一体，咏歌之妙者也”（刘玉汝）。其实换字以求深化与易韵而致殷勤，乃当日诗人习用的章法，正是相辅而相成。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一章）　　采[3]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二章）　　采采芣[4]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三章）[1]芣苢，车前科中的车前。陆玑曰其叶可鬻作茹。苏颂说它“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长及尺余，如鼠尾。花甚细，青色微赤，结实如葶苈，赤黑色，五月五日采，阴干。今人五月采苗，七月、八月采实”，“然今人不复有啖者，其子入药最多”。[2]毛传：“薄，辞也。采，取也。”“有，藏之也。”[3]毛传：“掇，拾也。捋，取也。”[4]朱熹曰：“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诗》言“采”者不一，“采”的后面，通常总有事、有情，如《唐风》之《采苓》，如《小雅》之《采菽》、《采薇》、《采绿》。唯独《芣苢》，“采”的本身，就是故事，也就是诗的全部。这里边没有个人的事件，如心绪，如遭遇，却是于寻常事物、寻常动作中写出一种境界，而予人一种平静阔远的感觉。钟惺所谓“此篇作者不添一事，读者不添一言，斯得之矣”，是抉得此诗之神。每一章中更换的几个字，虽为趁韵，却非凑韵，倒是因此而使诗有了姿态，有了流动之感。诗原本可以歌唱，那么《芣苢》若配了乐，调子一定是匀净、舒展、清澈、明亮的。如今止剩了歌辞，而依然没有失掉乐的韵致。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3][4]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一章）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5]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6]（二章）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三章）[1]息，韩诗作“思”。姚际恒曰：“乔，高也。借言乔木本可休而不可休，以况游女本可求而不可求。”[2]毛传：“思，辞也。”朱熹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3]毛传：“潜行为泳。永，长。方，泭也。”按泭也作桴，即竹木筏。[4]朱熹曰：“翘翘，秀起之貌。错，杂也。”楚，马鞭草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南北皆有，又名荆，俗名荆梢。多隆阿曰：“荆为薪木，关左有二种，俱长条，高者七八尺，其一叶微圆，花紫色，枝条柔细，皮色赤黄，可编盛物器具者，俗名紫条；其一皮黑，叶碧，叶有歧杈，花紫，实黑者，俗名铁荆条。紫条为楛类，铁荆条即楚类。”[5]《周南·桃夭》“之子于归”，朱熹曰：“妇人谓嫁曰归。”[6]蒌，菊科，多年生草本。陆玑曰：“蒌，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余，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芽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为茹。”桂馥曰：“陆疏云‘其叶似艾，白色’，余目验其叶青色，背乃白色，疏当云‘背白色’，疑转写脱谬。”《诗》中的女子，有一类是可以明白见出身分的，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召南·何彼矣》），如“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卫风·硕人》），乃至“宗室牖下”习礼的“有齐季女”（《召南·采》）。如果“两姓之好”要求于女子的有所谓“公众的标准”，或曰“俗情之艳羡”（范家相说《硕人》），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吧，所以她们在《诗》里都有一个在旁人看来一定是十分圆满的归宿，如《何彼矣》，如《桃夭》、《硕人》所咏。但另有一类女子，则不然。若“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硕大且卷”（《陈风·泽陂》），既不及身分地位，也不论是否“宜其家室”（《桃夭》）、“宜尔子孙”（《周南·螽斯》），而纯是一片私心的慕恋。至于《汉广》，更干脆不把他私许的标准说出来，只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中的这一类女子，我们是不知道伊之归宿的，我们只看到慕恋者在绵密的情思中建筑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

不过，即便作“空中语”，《诗》中也没有神奇幻丽之思。《汉广》中的“汉上游女”算是略存飘忽，三家说诗于是衍生出郑交甫遇神女的故事：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只是这样一来，便成了完全的神话，虽然此中的幻丽也很美，但离《汉广》则已经很远。

游女虽然不是神女，却是神女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求思”，不是怨恨也不是遗憾，万时华曰“‘不可求’，语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见，如言欲求之不得，则非诗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则非游女”，是也。然而无怨无憾的“不可求思”，却正是诗情起处。戴君恩曰：“此篇正意只‘不可求思’自了，却生出‘汉之广矣’四句来，比拟咏叹，便觉精神百倍，情致无穷。”贺贻孙曰：“楚，薪中之翘翘者，郑笺云‘翘翘者刈之，以喻众女高洁，吾欲取其尤高洁者也’，此解得之。盖汉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即以‘之子于归’接之，此时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归，凭空结想，妙甚妙甚。至于愿秣其马，则其悦慕至矣，却不更添一语，但再以汉广、江永反复咏叹，以见其求之之诚且难而已。盖‘汉广’四句乃深情流连之语，非绝望之语也。”“凭空结想”、“深情流连”，所见透彻。江永、汉广，全是为“不可求思”设景，则刈楚、刈蒌，秣马、秣驹，自然也都是为思而设事。“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句由《汉广》脱胎，但《汉广》却没有如此之感伤。《诗》有悲愤，有怨怒，有哀愁，却没有感伤。这一微妙的区别，或许正是由时代不同而有的精神气象之异。而《汉广》也不是“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的无奈。实在说，这里并没有一个“两相视”，《汉广》没有，《关雎》《东门之池》《泽陂》《月出》，这样的一类诗中，都没有。这里似乎用得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但它却与道德伦理无关，而只是一份热烈、持久、温暖着人生的精神质素。《诗》写男女，最好是这些依依的心怀，它不是一个故事一个结局的光明，而是生命中始终怀藏着的永远的光明。它由男女之思生发出来，却又超越男女之思，虽然不含隐喻，无所谓“美刺”，更非以微言大义为为政者说法，却以其本来具有的深厚，而笼罩了整个儿的人生。采[1][2][3]

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一章）　　[4][5]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二章）　　于以奠[6][7]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三章）[1]，又称四叶菜、田字草，科，为生于浅水之多年生蕨类植物。[2]藻，杉叶藻科，为多年生水生草本。按《礼记·昏义》言女子先嫁三月，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藻”。鱼，俎实；藻，羹菜。[3]毛传：“行潦，流潦也。”《说文·水部》“潦，雨水也”，段玉裁注：“《召南》‘于彼行潦’，传曰：‘行潦，流潦也。’按传以‘流’释‘行’。服注《左传》乃云‘道路之水’；赵注《孟子》乃云‘道旁流潦’，以‘道’释‘行’，似非。潦，水流而聚焉，故曰行潦，不必在道旁也。”[4]筐、筥皆竹器，方者为筐，圆者为筥。[5]湘，毛传：“亨也。”按即烹。锜与釜均为炊饭之器，釜圜底无足，锜则器下有三足。[6]宗室，毛传：“大宗之庙也。”大宗，即大夫之始祖。周代诸侯及大夫之传世亦为嫡长继承制。嫡子以外，皆为别子。别子始为大夫，继承别子之嫡子，世为大夫，则立庙以祀之，是为宗室。牖下，郑笺云“户牖间之前”，钱澄之曰：“古人庙堂南向，室在其北，户东牖西，皆南面，去牖近，故曰‘牖下’。所以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为女行礼，皆设几筵于户外，取外成之义，故教成之祭亦于户外设奠也。”[7]毛传：“尸，主。齐，敬。季，少也。”按若正祭，则在室中之奥，主妇助祭，《小雅·楚茨》所谓“君妇莫莫，为豆孔硕”是也。《采》言设祭，而主之者为季女，又陈之于宗室牖下，皆非正祭所宜，是女子习礼之事也。

祭祀是商周时代的大事，在一个宗法社会里，它的政治意义之重大，这里不必去说。就祭祀的整个儿过程而言，固然肃穆而虔敬，但那气氛，更是亲切的，祭祀的时候所面对的鬼与神，或曰祖先与先祖，其实质朴如人；祖先神，实在也还是生人所扮。祭祀的主要内容，正不妨说，是人与鬼神共饮食，不过与平日相比，饮也，食也，乃格外认真，过程且格外漫长，格外有规矩。《小雅·楚茨》于此叙述最为详细，由末章的“既醉既饱，小大稽首”，正可以见出祭祀之后的宴乐同姓，乃是周人敦睦九族、保持宗族亲和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或者果然有“圣人”的天分，但祭礼中的若干仪注，竟可以扮作儿童游戏，可知这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原本有活泼泼的生活情趣。祭祀对女子来说，似乎更显得重要。《大雅·瞻卬》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小雅·斯干》说既做女儿，则“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公事”自以祭祀为大，“酒食”当然也推祭祀为要。《礼记·祭统》：“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事宗庙，即祭也，可知这是怎样大的一个题目，故女子所能参与的政治活动，最要紧的莫过于祭祀。于是未嫁之前，便先要作这样的预习，即毛传所谓“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藻”。《采》之叙事，不假修饰，乃至通篇不用一个形容之词，却是于平浅谐美中写出了烛照女子生命的一点精神之微光。采菜，烹煮，设祭，“事”之平平静静中浮漫着心的快乐和憧憬。“宜其室家”、“宜其家人”，《桃夭》中的一唱三叹，是那一时代对女子一个最低的或者也是最高的要求，读《采》，猜想着女儿自己或者竟也是如此希望着。“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末了一句轻微的赞叹，是诗中挑起遐思的一笔，本来是开端，却轻轻巧巧作成收束，“叙事”便于此际化为“抒情”。燕燕[1][2]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3]涕如雨。（一章）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4]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二章）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5]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三章）仲氏任只，其[6]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四章）[1]姚炳：“燕燕，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来，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最古之书凡三见，而语适合此诗及《释鸟》文。”“则旧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又“差池”，曰“当专以尾言，燕尾双歧如剪，故云‘差池’耳”。按依此说，古称燕为燕燕，不必特指双燕。不过诗中之燕燕不妨仍指双燕，如“黄鸟于飞”（《召南·葛覃》），“仓庚于飞”（《豳风·东山》），皆非以一鸟为言。[2]毛传：“之子，去者也。归，归宗也。远送过礼。于，於也。郊外曰野。”陈奂曰：“‘于’训‘於’者，释‘于野’之于与‘于归’之于不同义。‘于归’，往归；‘于野’，於野也。‘於’犹‘之’也。”[3]飞而下曰颉，飞而上曰颃。颉颃，即顾盼翱翔。[4]将，朱熹曰“送也”。伫立，毛传曰“久立也”。[5]朱熹曰：“‘送于南’者，陈在卫南。”[6]毛传：“仲，戴妫字也。”范处义曰：“先君，庄公也。寡人，庄姜自谓也。《周官》六行信于友为任（按《周礼·地官·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注“任，信于友道”），庄姜谓仲氏于我相信如友，故曰‘任只’，且称仲氏之德塞实而无伪，渊深而不流，温和惠顺，终始如一，既能自善自谨其身，又当不忘先君，有以助我，相诀之辞如此，冀仲氏不遐弃也。”但“先君之思”，也可以解作是戴妫对庄姜的临别赠言。

此诗作意，序称：“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笺详之曰：“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其事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和《隐公四年》。不过后来也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列女传·母仪》篇曰此为定姜送子妇，王质《诗总闻》认为是国君送女弟适他国，又或曰这是咏薛女事（魏源），又或曰“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崔述）。不过这些并不比序说更觉可信，何况末章所咏在如此解释下反倒没有了着落，则不如从序。王士禛曰：“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之祖。”《燕燕》诚为送别诗“导夫先路”，只是它实在太好，直令后来者再没有办法，《管锥编》举了“瞻望弗及，伫立以泣”一句，下列与此同一机杼的中外诸例，可以让我们作这样的比较。诗中的警句，单独抽出来，固然也好，但它的好，似乎仍在于有全诗厚重、质实的情思为依托。杜甫“轻燕受风斜”，体物工细之俊句也，似由“颉之颃之”得意；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较“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更觉工巧婉丽，然而究竟嫌单薄。《燕燕》末章所叙，见性情，见境界，见一真挚诚笃而不拘拘于尔汝之私的和厚胸次。乔亿曰：“《燕燕》《雄雉》诗各四章，前三章缠绵悱恻，汉人犹能之；至后一章，万万不可企，盖性术所流者异矣。”《燕燕》之叙事，也有一个虚与实的问题。孔疏曰诗“所陈皆诀别之后述其送之之事也”，则送别情景之种种，乃是追忆。焦琳更特以末章为说，“此言妫氏既去之后，念之而无时或已之情也”，“若以为称述戴妫之贤，纵极其佳，而意已尽于所言”，但若解得庄姜之情，乃是“妫氏虽去而姜氏目中时不绝妫氏之影，耳中时不绝妫氏之声，即戴妫之贤亦益生动，不但作评语断定其人品已也”。其实诗中所说的送别，究竟送别在何地，也很可疑。“远送于野”，郑笺：“妇人之礼，送迎不出门。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愤，尽己情。”“妇人送迎不出门”，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贺贻孙曰：“妇人送迎不出门，此常礼也。庄姜处人伦极变，盖非常之情不复能以常礼自禁，故‘远送于野’，‘远于将之’，‘远送于南’，皆以言其变也。”而“远送于南”一句，姜炳璋解作“陈在卫南，庄姜在卫，心与俱南”，则“远送于南”，思中事也。那么“远送于野”，不也可以说是心与之俱，又何必如郑、如贺，曲为之说呢。甚至为此诗兴感的燕燕，也未必当日眼中所见。焦琳以为“物类岂干人事，而人之见物，则因其心所有事，见物有若何之情形”，“故此三章各首二句起兴，亦是言情，非口中之言，必待燕燕方能引起，更非心中之想，必待燕燕方有感触也”。此说很是。诗以燕燕起兴，其意只在燕燕如此，人何不然。而燕燕原是常见之鸟，其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之象，乃人人眼中心中可见可感，则它可以是天然凑泊的眼前景致，又何尝不可以是写情寄意所谓“拟容取心”的意中之象。《诗》写送别，又有《秦风·渭阳》：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路车乘黄”、“琼瑰玉佩”，待之厚也，“曰至渭阳”、“悠悠我思”，更有一番绸缪郑重，实有其事，实有其情，亦情深意挚之作。然而这里却没有一个载情载思的兴象来开拓出意境，于是我们喜爱它的质直，而更喜爱《燕燕》实中有虚的深婉曲折、情思无限了。击鼓[1][2]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一章）　　从[3][4]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二章）　　爰居爰处，[5]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三章）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四章）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6]洵兮，不我信兮。（五章）[1]“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毛传：“镗然，击鼓声也。使众皆踊跃用兵也。”朱熹曰：“踊跃，坐、作，击刺之状也。”按踊跃之义，朱释甚确。坐与作，都是战术动作，《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是也。孙鑛曰：“‘踊跃’字，是借用，貌好兵，意飞动，煞有浓色。”[2]毛传：“漕，卫邑也。”朱熹曰：“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3]孙子仲，毛传：“谓公孙文仲也。”朱熹曰：“时军帅也。”“平，和也，合二国之好也。”[4]范处义曰：“国人谓从公孙文仲南行，既与陈宋有成，可以归而不归，使我忧心忡忡然而不释也。”[5]爰，何处，哪里。郑笺：“求不还者及亡其马者，当于山林之下。军行，必依山林，求其故处，近得之。”范处义曰：“上二章则为怨辞，下三章皆国人与室家相诀之辞，谓我此行未知于何处居处，于何所丧马，汝欲求我遗骸，当于山林求之，自分必死也。”[6]钱澄之曰：“此承上章，言向以契阔为忧，今所忧者岂惟阔兮，且生还无望矣。复申之曰：洵哉，不得生还矣，昔日之成说不足信矣。”

诗有“本事”。序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州吁事见《左传·隐公五年》《史记·卫世家》。诗点出人名、地名，与此大致相合，虽然后人考证起来，如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其中颇有出入，但这些参差似乎并不影响对诗的理解，因为它意不在讲史，而是在一个史的背景下讲自己的故事，有这么一个“不我以归”的从军背景也就足够，究竟帅军者为谁，征伐对象为谁，既无法确认无误，则不问也可。

欧阳修曰：“自‘爰居’以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以王肃之说为是。”“云我之是行未有归期，亦未知于何所居处，于何所丧其马，若求我与马，当于林下求之，盖为必败之计也。”严粲云：“钱氏曰：‘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丧马，盖婉辞。’士卒将行，知其必败，与其室家诀别曰：汝在家居处矣，我必死于是行，而丧其马矣。身死则马非我所有，唐人诗所谓‘去时鞍马别人骑’也。汝若求我，其于林下乎。言死于林下也。”吕祖谦则引曾巩说：“非独‘爰居爰处’以下三章为从军者诀别之辞，一篇之意皆如此。”似以曾说为更切。姜炳璋曰：“前二章与家人诀别而叙其故也；三章诀别而预欲收其尸也；末二章一反一正，诀别沉痛之辞也。”“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篇最动人处。“说”，毛传“数也”，马其昶曰：“数，计也，谓预有成计，犹言有成约也。”“契阔”，各家的解释则颇不一致，《管锥编》中有集说。后世诗文用“契阔”一词，取义也很不相同，即便一人之作也是如此。杜甫“白首甘契阔”，用辛苦意也；而“如今契阔深”，却又作亲近解。不过此诗之“契阔”，似仍以解作一字一义为好。契训合，阔训离，“阔谓阔别，从军不复有生还之望也”（徐璈），故末章专就一“阔”字为说。“死生契阔”，一字一义，促其节也；“于嗟阔兮”，四字一义，迟其声也。汉乐府“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正是此诗情景，然而诗之沉著厚实，彼不能到也。唐诗此类题材颇多名篇，如陈陶《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起两句境象阔大，后两句则用巧思写出深深的哀悯。说《诗》者常常喜欢列举此诗，云末二句“即‘不我信’意”。然而《陇西行》乃作局外人言，总觉得是哀悯之意写得好。而《击鼓》则是切身之恸，“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缱绻叮咛，虽只在平易处著本色语，却字字惊心。其实这一篇诀别辞，又何止于悲怨中的儿女之情，更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死生之际，于生的至深之依恋，可以说，这是不为一时一事所限的人生之悲慨罢。雄雉[1][2]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一章）　　雄[3][4]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二章）　　瞻彼日月，[5]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6]何用不臧。（三章）[1]朱熹曰：“泄泄，飞之缓也。”意即雄雉之飞舒缓自得。[2]怀，思念也。诒，遗也。伊，犹其也。阻，《左传·宣公二年》引诗作“慼”，杜预注：“言人多所怀恋，则自遗忧。”[3]朱熹曰：“下上其音，言其飞鸣自得也。”[4]朱熹曰：“展，诚也。言诚又言实，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劳我心也。”[5]陆化熙：“‘瞻彼日月’二句，是言己之思随日月往来而俱长。‘瞻’字紧关‘思’字，盖眼见日月之升而沉，沉而复升，明而晦，晦而复明，而不见君子，此际千端万绪齐上心来，而不能自遣，我思岂不悠悠，不止思从役之久。‘道之云远’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来已久，又恐远道为阻也。”[6]马瑞辰引《说文》“忮，很也”，曰：“忮与求相对成文，与‘不刚不柔’句法相类。不忮，谓不很怒于人也；不求，谓不谄求于人也。”李光地曰：“‘百尔君子’犹言凡今之人也。今人多不知德行者，故处之为难。‘不忮不求’，则与之无害无争，而可以免矣。”陈继揆曰：“‘忮’、‘求’二字，世路风波，人情云雨，皆由此而起，思妇念征夫之切，故于闺阁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下上其音”，纯是兴的用法。李光地曰：“雄雉，无雌者也。言雉无雌雄之偶者，则反泄泄而安飞矣，人有夫妇之情，不能无怀。”羡无情而更觉有情之累，正是《小雅·苕之华》《桧风·隰有苌楚》那样的感慨，于是自然引出“自诒伊阻”的话题。怀也，劳也，思也，便都是“自诒伊阻”的注脚，所谓“人多所怀恋，则自遗忧”是也，《小雅·小明》“心之忧矣，自诒伊戚”，也是它的一个旁证。“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解作思与时俱，已觉味长，钟惺曰“所谓忧来无方也”，则更觉味深。末章最引起议论，注释家并且因此为它平添许多情节，而此中实在不必有故事。“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字面看来全是说理作从容语，其实仍从怀思一线牵来，正是“思之恳至处也”（沈守正）。焦琳曰：“‘不忮不求’，是想其生平；‘何用不臧’，是虑及意外。”“但求二语之精理，亦不为知诗，须细玩其语意。‘不忮不求’是相信语，是不敢相信语，是谅其无不臧，是虑其有不臧，笔意迷离，墨光闪忽，信矣，其劳心也。”揣度，祈望，低昂往复中全是一片善良心地，它与“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一样是生存之关切，也是一样的平易拙直，而思心不离君子左右的体贴，于“悠悠我思”又成一番推助，是所谓“到此诗情应更远”罢。姚际恒曰：朱子“‘谓妇人思其夫从役于外’，按此意于三章可通，于末章‘百尔君子’难通。”却是看得差了。

繁钦的《远戍劝戒诗》可与此诗末章作一对比：“肃将王事，集此扬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规有距。务在和光，同尘共垢。各竟其心，为国蕃辅。暗暗行行，非法不语。可否相济，阙则云补。”名副其实一篇劝戒辞。反观《雄雉》，则劝戒而实非劝戒也，不必说闺阁口吻，只认得它在在关情，便觉得《诗》之为诗，真的是好。谷风[1][2]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3][4]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一章）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5][6][7]。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8]兄如弟。（二章）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9]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三章）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10]民有丧，匍匐救之。（四章）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11]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12]。（五章）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13]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六章）[1]毛传：“兴也。习习，和舒貌。东风谓之谷风。”[2]黾勉，勉力也，即所谓“我黾勉尽力于家事，与尔同心，尔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严粲）。焦琳曰：“‘不宜有怒’是骇怪之词。‘有怒’即指见弃之事。”[3]葑，蔓菁；菲，萝卜，均为十字花科。蔓菁根叶俱可食，并且采下一部分叶子来，根茎仍然可以生长。下体，毛传：“根茎也。”闻一多云：“‘以’，犹及也。”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这一比喻在当时一定很是通俗，与《诗》先后同时的著述如《左传》如《礼记》都曾取用，不过又各各加进了自己的意思，在诗，当是寓采叶留根之意。牟庭曰：考此诗本意，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言“但可采食其叶，而无连取其根，若连根而取则尽利无余，后不可继，以喻夫妇之间，正可小有谪言，而不宜轻相弃绝。”[4]莫违，即不改其初。及尔同死，即与子偕老。牛运震曰：“‘同死’较‘偕老’字更痛切。”[5]迟迟，毛传：“舒行貌。”朱熹训“违”为“相背”，“言我之被弃，行于道路，迟迟不进。盖其足欲前而其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6]畿，毛传：“门内也。”《白虎通·嫁娶》：“出妇之义必送之，接以宾客之礼，君子绝愈于小人之交，《诗》云；‘薄送我畿’。”这里记述的应是古礼。不过诗的本意却是责其夫不曾以礼相送，所谓“尔不屑远送我，尔何不近送我，即使薄送我于门内，虽不成乎送，亦尚见旧情”（焦琳），奈何其不一顾也。[7]荼，苦菜。不过苦菜一族种类甚繁，名称颇多，大致说来，都可以算作菊科苦苣荬属的植物。茎和叶均可食，其味微苦。荠，今称荠菜，十字花科，其味甘。陆文郁曰：“其种子水调成块，煮粥、作饼甚粘滑，其菜可作菹羹，或以为蔬。现京、津两地，认为时鲜，供包馅用。”朱熹曰：“言荼虽甚苦，反甘如荠，以比己之见弃，其苦有甚于荼。”陆化熙：“‘谁谓’两句以彼此相形为比，与平常比体异，语意若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谓苦耳。形容新昏之乐，正以形容己之太苦。”[8]邓翔曰：“新昏，人合也；兄弟，天合也。以人合上比天合，古人言之有序如此。”钱锺书曰：此“盖初民重‘血族’之遗义也”。[9]毛传：“泾渭相入而清浊异。屑，絜也。逝，之也。”朱熹曰：“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笱，以竹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鱼者也。”吕祖谦曰：“诗人多述土风，此卫诗而远引泾渭者，盖泾浊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咸河淡也。”欧阳修曰，“所谓鱼梁者，古人于营生之具尤所顾惜者，常不欲他人辄至其所”，《诗》所以屡见，如《小雅》中的《小弁》与《何人斯》。万时华曰：“‘无逝’四句，觉身所经历，处处难忘，旋又自叹自解。”按此章之意，李光地又有别解：“泾固以渭相形而浊，然当其止而为沚也，亦尝湜湜然其清矣，兴己盛年固遭爱遇，今乃以新昏而见弃，故复为新昏戒。逝，鱼游也；发，鱼跃也。无游于我之梁，无跃于我之笱，犹言无蹈我覆辙也。新昏虽宴，安知其不如今。盖度其夫之不常而难信，故又言苟非吾身之所历，岂暇为后人忧哉。”按此解与众说异，而并非全无道理，录备参酌。[10]方，筏也。毛传：“舟，船也。有，谓富也；亡，谓贫也。”焦琳曰：“‘凡民’二语，非自夸睦邻，乃言世间情理合当如此，以证己之黾勉，万万无不到之处。”[11]南宋陈晋有诗咏《谷风》，其一于“贾”字解释得最好：《毛诗·谷风》：“几年游泳与方舟，一旦同心友作雠。苦是人心多阻隔，满前珠玉不知收。”其下自注云：“阻我德者蔽于新昏，于我之善处皆不见也。‘贾用不售’者，贾者，卖也，谓复作意用心，铺陈其善，使之知之。求以感动其心，而蔽惑阻隔之深，虽贾之亦不售也，人心不可有所惑也如此。贾字尤是委曲求合之意，是亦可谓柔顺贞一者矣。”（《全宋诗》，册六九，页43789）[12]毛传：“慉，养也。阻，难。育，长。鞫，穷也。”严粲解之曰：“我于汝家勤劳如此，汝既不能畜养我，而反以我为仇雠。其心既阻绝我之善，故虽勤劳如是而不见取，如卖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贫穷，虑食指之众也，故与尔颠覆尽力以营家业，今既生育矣，乃反比我于毒螫，恶而弃之。此妇人有子而被弃也。”[13]洸，武貌；溃，怒貌。诒，遗也。毛传：“肄，劳也。塈，息也。”陆化熙：“诒肄，非上治家勤劳事，乃责以分外难任之事。”“‘来塈’，来嫁止息时也。”严粲解之曰：“我有旨美之蓄菜，以御冬月乏无时也，至春蔬新美则不食矣。今子安尔之新昏，亦但以我御穷苦之时，至于富厚，则弃我矣。洸洸然武，溃溃然怒，既遗我以暴而习以为常矣。曾不念我昔者之来息时也。怨其忘前日之共艰苦也。”陈仅曰：“《谷风》之妇，贤妇也，故其诗语哀愤而心郑重，怨而不失其正，结语‘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人生到此，真觉不堪回首，然犹望其夫垂念旧情，回心于万一。”《谷风》一篇题旨最明白，历来没有什么异议。不过《小雅》中也有一篇《谷风》，或曰与此是同一母题：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寘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顾颉刚认为，这“两首诗是极相类的。在艺术上，自然《小雅》的一首不及《邶风》一首曲折，或者可以假定《小雅》的一首是原有的，《邶风》的一首是经过文人润饰的”。“诗是弃妇诗，但不必弃妇自己做；社会上这种事情多了，文学家不免就采取而描述之。从旧材料里做出新文章，是常有的事，母题相同是不容讳言的”。这首诗到底出自谁手似乎不必过多讨论，不过若说是弃妇自作恐怕更合理。《诗》中的女子之作其实都属上乘，何况《谷风》之女原是沉毅干练又极有识见。令人感兴趣的倒是对两首诗作更具体一点儿的比较。曰“母题相同”自然是对的，这里不妨把百里奚之妻的《琴歌》也一并引了来：

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又作：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

百里奚故事是个大团圆的结局，但这首《琴歌》却仍是《谷风》式的贫贱相依富贵相忘的怨诗主题。如此，这“母题相同”的后面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共同的观念背景。《大戴礼·本命》篇云“妇有七去”、“三不去”。七去即后来的“七出”，三不去则是“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虽成书于汉代，但其中记述的多为先秦时期的古礼，即便当日没有如“七去”、“三不去”这样明确的条文，然而作为时人比较一致的观念则属可能。那么，这是“母题相同”之来源罢。尽管“七去”、“三不去”终究是站在男子的一面讲话，但总算为女子也留下申诉的余地。由这里我们正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可以怨”的观念背景。“将安将乐，弃予如遗”，“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今适富贵忘我为”，便不仅仅是怨，更是以义相责。《小雅》篇中，据“礼”力陈的意思更明显，在《邶风》，虽然也是通篇责以大义，而更多的是以情事缭绕其间，所谓“曲折”是也。不过认真说来也还不是“曲折”，它原是不避琐屑细微只要说个清楚明白。诗曰：“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谷风》之女作歌之际，或者竟是把它当作诉状的。

若论意象的选择，则两首诗都是以“习习谷风”发端，所以顾颉刚认为其“起兴也是一致的”*，其实正好是不一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是兴的用法，前面说《关雎》的时候已经举了它的例，即天地自然之理如此，人事偏不然，于是引出自己的故事，然而一旦进入话题，“谷风”的意象便不再影响下面的叙事。《小雅》篇中的“谷风”则不然，它通篇都是用作比喻，即所谓“比”。此诗也有它自己的故事，但在诗中已经把故事全化作情绪。“习习谷风，维风及雨”、“维风及颓”、“维山崔嵬”，是自始至终的比喻，或者可以说，情绪的表达更借助于“比”的发扬和渲染。从形式上说，“谷风”作为“比”，乃与诗中之情相生相依，是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以音乐言，则是最可比较而又最说不清楚的问题，前人论述颇多，虽然不外推测之辞。如刘玉汝：“《风》《雅》皆有《谷风》篇，意者曲名同而音调异，用《风》之曲调则为《风》，用《雅》之曲调则为《雅》。”至于《邶风》的乐调，李光地又有一说，略云：邶、鄘、卫“三国皆卫事而互见，且《邶风》独多。盖自殷之末世，邶鄙之音盛行，以哀厉为美，延至于周，康叔武公之化，不能变也”。“凡卫诗之欲摅发其哀怨者，多托之邶声，故有事同而互见，音节不同故也”。邶、鄘、卫三地相连，原是殷之旧都，三监乱后，以卫封康叔，以后卫之子孙则并邶、鄘二国而兼有之，至《诗》的时代已经可以统称之卫，但采诗却仍别为三名，或曰是因其诗所得之地而存其国之旧，不过也许音调不同是更重要的原因。而托之于邶声的《谷风》，其音哀厉，竟是可能的罢。*此据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读诗札记》所引顾颉刚札记手稿。顾颉刚在《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载《古史辨》第三册）一文中谈到两首《谷风》，曰：“他们的意义是一致的，怨恨是一致的，即起兴也是一致的。”泉水[1]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

[2][3]之谋。（一章）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4][5][6]。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二章）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7]脂载舝，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三章）　　我思肥[8]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四章）[1]毖，泉水涌出之貌。淇，水名，流经今河南汤阴、淇县等地。时邶、鄘、卫三国境地相连，故此诗云“亦流于淇”，《鄘风》云“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云“瞻彼淇奥”、“在彼淇梁”、“送子涉淇”、“淇水在右”，是三国皆言淇也。姜炳璋曰：“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言水可以注淇，我不可以至卫，二句已蓄全篇之意。”刘玉汝曰：“此篇所赋皆由感物而起，故所兴虽为一章之兴，而实一篇之兴。”[2]娈，好貌。诸姬，同姓之女，即从嫁之诸娣。聊与之谋，焦琳曰：“自讲说情理也，不是真个要谋作甚事。”[3]泲、祢，毛传皆曰“地名”，应是卫国之郊。出宿、饮饯，即出行之时祖祭道神，饮酒于其侧。此为出嫁时候的情景。[4]女子有行，谓出嫁。此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乃“不平之也，故问之也”（焦琳）。[5]毛传：“父之姊妹称姑，先生曰姊。”严粲曰：“姊称伯姊犹兄称伯兄也。”[6]毛传：“干、言，所适国郊也。”严粲曰：“泲、祢，干、言，非一时宿饯之地。泲、祢之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则为嫁时曾宿饯之地也，干、言之下以‘遄臻于卫’言之，则为思归而欲宿饯之地也。言向由泲、祢宿饯而来嫁，今岂不可由干、言宿饯而归宁乎。”[7]载脂，以脂油涂轴毂间，使之润滑。舝是车轴头的插销，用作固定车轮，车行，则把它插好。遄，速也。臻，至也。瑕，通何。贺贻孙曰：“载脂载舝，虚景实情，以为如是旋车则其至卫必疾矣。曰‘遄臻’者，不特欲归，又欲速归也。而又自商云：如此亦有何害乎。此亦不平之问也。”[8]严粲曰：“肥泉，自卫而来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长叹。须与漕，自卫而来所经之邑也，故又悠悠然长思之，安得乘车出游于其地，而可以写除其忧乎。”钱澄之曰：“考须城在楚丘东南，漕通作曹，汉白马县，皆今滑县也。卫戴公渡河庐于此。意是诗之作，其于卫迁国之后乎。”《诗》有很多写女儿，写出很美丽很善良的女儿。那是“吉士”、“君子”心中的光明，也是《诗》中的光明。这时候女儿真正是处在她所应处的位置上。然而命运对于这善良美丽的一群似乎最不公平，因此《诗》中的忧思之篇许多出自女子。《卷耳》《伯兮》，一类也；《氓》与《谷风》与《白华》，一类也；《载驰》《竹竿》《泉水》，一类也。其中的所思所感，差不多概括了女子生命中最系心于怀的事与情。

诗序曰：“《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郑笺：“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归宁，没则使大夫宁于兄弟。”刘玉汝曰：“此诗始末皆述思归之意，无宁父母之词，故知其父母之已终，其思卫也，止思土地之美，亦无宁兄弟之意，盖知无归宁之义也。”那么这里更多的是思乡之情罢。至于所以有这样的“礼”，据说是因为“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礼记》），亲没则无其主矣，然而对女子来说，如此该忍受怎样的痛苦。卫女究竟嫁往哪一国做了诸侯夫人，我们不能知道，但总之思乡之情随淇水而长，“毖彼泉水，亦流于淇”，“亦”字特见沉痛，万物如此，人何不然，正是最深的不平。孔广森曰：“前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传曰‘所出同所归异为肥泉’，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归异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托兴焉。淇水之在卫者也，泉虽异，归乎流而终入于卫；女子有行，遂与卫诀，曾泉水之不若，兹之永叹矣。”在《泉水》，并没有如旧解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思，终于“止”，乃因无奈，或者说，是没办法掌握自已的命运，而“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此中包含的又不止一个人的悲怨和永叹。“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诗》中三见，除《泉水》外，又见于《蝃》和《竹竿》。《蝃》作于出嫁之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好像是一种孤独无依的“不知命也”的忧惧。《竹竿》乃嫁后思归，曰“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自伤不幸的语气。《泉水》则是临行将别时候的伤心语，然而又是追忆中的情景。“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严粲解作：“既以出适于人，则与父母兄弟相远，不复得至乡国之地矣。今父母终，唯姑姊尚存，问其安否，感亲之没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依照这样的解释，“问我诸姑”之“问”便是存问之意，此或本《左传·文公二年》杜预注，但《左传》引此句，原是断章取义，杜注则依《传》作解，并不是贴近诗义来说，不甚可据。推敲诗意，似以另外的意见为好。马瑞辰曰：“此章出宿、饮饯是追溯其初嫁时所经，则问于姑姊亦追述其嫁时预知义不得归，问于姑姊之词。《列女传·齐孝孟姬传》载：孟姬嫁于齐，‘姑姊妹诫之门内曰：夙夜无愆尔之衿鞶，无忘父母之言。’是古者嫁女有姑姊妹诫送之礼，故得问于姑姊。所问者即上‘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也。”而邓翔以为：“诸姑伯姊嫁在卫女未嫁之先，姑姊嫁时，卫女曾必以此礼问之，女子远父母兄弟而来，父母终，即不得归宁，遍问姑姊，同有是永诀之情，已明逗不可归之义矣。”此两意似乎都可以包括在诗里边。那么这伤心不仅仅属于卫女，且更属于同为女身的“诸姑伯姊”。如此情景，真是很凄凉。而在卫女，因为是思归不得的追忆，感觉自然更为强烈。

前举《卫风·竹竿》，与《泉水》的情景颇为近似：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贺贻孙评之曰：“诗中皆凭空设想，忽而至卫，忽而垂钓，忽而泉源，忽对淇水，忽而巧笑与波光相媚，忽而佩声与舟楫相闻，思力所结，恍若梦寐。”然而这却是一个凄艳的梦，并且更是一个忧伤的梦。序曰：“《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则此意若曰卫女因婚姻不幸而思念旧日的意中人。所谓“能以礼者”，岂不就是“佩玉之傩”者。方玉润说此诗乃“无端而念旧”，见识似乎还不如诗序。以卫女的身分，于婚姻，大约更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伊之婚姻，多半是政治联姻。《列女传》云许穆夫人未嫁之先，曾对傅母说：“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因希望嫁到大国齐，以为卫国结援。若此说可靠，则女儿竟是有这样的自觉，岂不是更可悲么；当然关于“仁智”，关于“爱国”，又是别一个话题。魏源论《竹竿》：“卫自渡河徙都以后，其河北故都胥沦戎狄，山河风景，举目苍凉，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钓于斯，笑语于斯，舟楫于斯者，望克复以何时，思旧游兮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但这是把《载驰》《泉水》《竹竿》统系于许穆夫人一身，而这并不是很可靠的。静女[1]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章）　　[2]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二章）　　自牧归[3]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三章）[1]毛传：“姝，美色也。俟，待也。”朱熹曰：“静者，闲雅之意。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马瑞辰曰：“《说文》：‘隅，陬也。’《广雅》：‘陬，角。’是城隅即城角也。”“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按城角较城垣高且厚，故其下僻静，宜为期会之所也。[2]娈，毛传曰“美色”；炜，“赤貌”。[3]荑即尚未从茅草叶苞中秀出的嫩穗，亦可为食。苏辙《游景仁东园》句云“新春甫惊蛰，草木犹未知。……浊酒瀹浮蚁，嘉蔬荐柔荑”（《全宋诗》，册一五，页9902）是也。朱熹曰：“牧，外野也。归，亦贻也。”“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静女》是一首很美的诗，意思并不深，却最有风人之致。但是因为诗里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引伸出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如果把历来解释《静女》的意见裒为一编，题作“《静女》外传”，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林岊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壸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麇》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薆”、“僾”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彤管，最古的解释是毛传，但却不及其物，而只讲一套“彤管之法”：“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或者真的是古之遗制罢，但《静女》却与这“彤管之法”无关。到了朱熹，只说“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真是老实话，而对于这首诗，如此理解也就足够。至于由“城隅”而生出的“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处后宫，城隅者，后宫幽闲之地也。女有静德，又处于幽闲而待进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吕祖谦），种种匪夷所思，只好一一编入“外传”。

可与《静女》合观的，《诗》有《陈风·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诗中有景无人，而分明有人，不过却没有“事件”，序所谓“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则纯属生事。“此诗之美，在传出人未来而久待神情，原不必泥谁待谁也”（焦琳），而与《静女》相比，《东门之杨》可以说是由更多的空白成就了它的丰富，而由场景酝酿得来的一分明净的诗意，则使它清疏其外，又沉挚其内。热望中的等待，在《静女》，乃可见心之微澜；在《东门之杨》，却全化入一片天籁。“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清真词造境与此略似，不过好像因为点出一个“看”字而多了一重“看”的限制，反不如诗之意味深长了。桑中[1]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2]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一章）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二章）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三章）[1]毛传：“爰，於也。唐，蒙，菜名。”陈奂曰：“‘爰采唐矣’，‘矣’为起下之词，‘爰’与下文‘云谁之思’之‘云’并为发语之词。”[2]毛传：“沬，卫邑。姜，姓也。桑中、上宫，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郑笺：“此思孟姜之爱厚己也，与我期于桑中，而要见我于上宫，其送我则于淇水之上。”朱熹曰：“孟，长也。姜，齐女，言贵族也。桑中，上宫，淇上，又妹乡之中小地名也。要，犹迎也。”马瑞辰曰：“桑中为地名，则上宫宜为室名。‘孟子之滕，馆于上宫’，赵岐《章句》曰：‘上宫，楼也。’古者宫、室通称，此上宫即楼耳。”《桑中》之好在率真任情，这好，是它自己的。它的“坏”，也在率真任情，然而所谓“坏”，只是被人读坏了。不过无论如何，“桑间濮上”，已经成了一个有特定意义的成语，而《桑中》原本是写男女幽会，没有什么话好说。历来经学家的争论多半集中在诗作者身上：或曰诗是淫者的自供，或曰原是第三者掉了淫者的口吻而作刺。总之，诗写了男女幽会，这后面就一定要有另外的一番意思。今天我们读诗，这些可以不问。《周南·关雎》《小雅·车舝》《陈风·东门之池》，都是端严庄重的情思，由对共同生活的期望和想像而臻于艺术的一面；而《桑中》的期望，则止于“既见”和“既见”的欢愉，且出之以率真任情。然而二者却没有高尚与卑下乃至雅正与不雅正、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即便站在《诗》的时代立论也是如此。“男女及时”的观念乃通行于当时，《诗》写其事者，正不少，何尝有刺。至于男女之思，则是“发乎情”的情之种种，当然是“思无邪”，而且也不必如论者所说，一定要把情欲作成多少隐喻与暗示。问题在于，《桑中》是纪事还是写思？诗写幽会，而幽会的地点没有定指，所会之人也不作定指，——沬之乡、沬之北、沬之东，明是虚拟，后来繁钦作《定情诗》，曰期之于山隅、山阳、山西、山北，正袭此意。而孟姜、孟弋、孟庸，托言贵族以代所思之人，虽所思是一而不是三，但诗人到底不欲把伊写得分明。采唐、采麦、采葑，曰其为意中之象可也，实不必与幽会相关。那么，与其说它是实有情事而隐约其辞，何如说这干脆就是思中的情事。姜炳璋曰：“此为刺淫之诗于三‘云’字可见。‘云’是诗人云之也，云子谁思，思孟姜耳，且思其期我、要我、送我耳。下三句皆所思之境。”“刺淫”云云可放过一边，这里说到“所思之境”却很好。陈继揆曰：“‘云谁之思’，一篇线索”，“须识‘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像其如此耳。若无此三句，便觉光景萧然。”说较姜氏更进一层。写思，而在《诗》中别开一生面，大约即在于诗之口吻辞气格外峻快，格外轻倩爽利，极见性情，而情境欲活。虽“所思之境”，而直如“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卢以纬《助语辞》：“句中央着‘乎’字，如‘浴乎沂’之类，此‘乎’字与‘于’字、‘夫’字相近，却有咏意。”咏，永也，长言也。所谓“有咏意”，即有歌咏之韵致。然“乎”既与“于”、“夫”用法相同，从语法的角度看来，自然是介词，“浴乎沂”，绍介方所耳。故为卢作注者以为此说不确。不过，若细谛“乎”在句中的语气，卢说其实不误。《桑中》之“乎”，正是一篇语气所在，韵致所在，可以说是如此用法中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罢。

唐，古亦称菟丝，即旋花科兔丝子属中的兔丝子，最喜欢寄生于豆类植物，以藤子缠绕且又吸收其养料，而使所寄者长不好。不过在博物学者的笔下，兔丝子的形容却有一番“邪恶之美”。多隆阿：“旧说此草生于古道荒园，今多见于蓝草、豆类之上，延蔓颇盛，其苗初生依土，及其蔓缠草上，则根即断，因于草上生根茎，如细丝，亦黄色，开细白花，香清而微，结实如小豆，数颗粘连作簇，中有细子如粟，色苍黄，蒸熟捣烂为饼，食之益人，药称上品。”吴其浚：“兔丝，北地极多，尤喜生园圃，菜豆被其纠缚，辄卷曲就瘁。浮波羃，万缕金衣，既无根可寻，亦寸断复苏。初开白花作包，细瓣反卷，如石榴状，旋即结子，梂聚累累，人亦取其嫩蔓，油盐调食。《诗》云采唐，或即以此。”《桑中》言采食，自非纪实，乃是托兴，亦即假托其事，若论一点似有若无的寄意，大约止取兔丝子的缠绕依附之象；至采麦与采葑，则在于完其“采”意，可不作深求，——若说“采唐”之托兴于全诗尚有一点思想的或曰意思的连接，则“采麦”与“采葑”，便只是语言与音声的联系了。考槃[1][2]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一章）　　考[3]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二章）　　考槃在[4]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三章）[1]毛传：“考，成。槃，乐也。山夹水曰涧。”[2]郑笺：“硕，大也。”“寤，觉。永，长。矢，誓。谖，忘也。”[3]阿，毛传：“曲陵曰阿。”王先谦曰：“谓山曲隈处也。”薖，毛传：“宽大貌。”[4]轴，毛传：“进也。”范处义曰：“卷也，犹言卷而怀之。”苏辙曰：“涧也，阿也，陆也，皆非人之所乐也，今而成乐于是，必有所甚恶而不得已也。宽也，薖也，轴也，皆盘桓不行，从容自广之谓也。弗谖，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过，不可复往也。弗告，不可复谏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辞也。”

与《考槃》志意略略相近的，有《陈风·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又有《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三首诗都颇有出世之思，但其间又略有分别。同样是隐逸，却不妨有儒者之隐与诗人之隐；如果说那时候还没有特特标立出来的儒家，那么也可以说，这里有出世与处世的区别，即以出世的态度写出世，还是以处世的态度写出世。“考槃在涧”，很显然的，不是“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中有一位“硕人”“徬徨乎无为之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通观“诗三百”，似乎也并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而与社会无关的天地。《十亩之间》已算得是诗人之隐，但曰“行与子还兮”、“行与子逝兮”，也还仅仅是“招隐”，倘若说它只是想望，亦未尝不可。若《衡门》，则仿佛更多一点儿世俗情怀，虽然它句句是作旷达语。“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后两句“颇暗示当时必有姬姓男子有恒娶姜子两姓的事实”（张光直《青铜挥麈》第八六条），诗则见得是退一步说，而陋巷曲肱清风明月又何尝是本怀。《考槃》，真的是“隐”了，然而“永矢弗谖”、“永矢弗过”、“永矢弗告”，斩钉截铁中，却分外见出顾恋，——若果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原不必如此念念于忘与不忘。“独寐”也还罢了，偏又有“寤”，于是“言”也，“歌”也，则何尝真的是旷达，它与“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魏风·园有桃》），依然同一风调，倒是因为“在涧”“在阿”而更多了一层曲折。因此，《考槃》之隐，与其说是放逸，毋宁说是忧思深而栖托远，——仍是处世，而非忘情于世的出世。它有孤独的痛苦，却没有独立于世的清高。

因为对全诗的理解有不同，对诗中的词语，如考和槃，如薖和轴，如弗谖，弗过，弗告，也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一说槃是器，考则训击，如此，是扣槃而歌了。而毛传训考为成，槃，朱熹曰“盘桓之意，言成其隐处之室也”，则是隐处之室成，歌以志之，正如《小雅·斯干》，新宫甫成，乃诵之祷之。虽然两诗的意思不同，风习却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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