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中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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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

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试读:

关于作者

马中红,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编“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丛书(7种)、系列出版物《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年、2013年、2014年3种),出版专著《被广告的女性——女性形象传播的权力话语研究》《COSPLAY,戏剧化的青春》,与陈霖合著《网络那些词儿》等。

关于本书

《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一书是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全景展示,包括提纲挈领的年度总报告、精选的年度文选、工作坊案例、大事记、文化现象扫描以及重要著译评鉴。

本书汇集了2014年度国内最有质量、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亚文化论著,忠实记录了青年亚文化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并通过全程描述研究个案,介绍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

经典理论的继承与现实研究的创新呼唤——2014年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论略

马中红

循着往年的惯例,我们分别以“青年亚文化”“青年文化”“网络文化”及三者的错位整合为关键词,综合“中国知网”“维普资讯”“万方数据”等学术刊物数据库,外加“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库进行关键词搜索,共搜到2014年度与青年亚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130多篇,较之2013年度的研究论文增长超过30篇。与此同时,我们又对2012年度、2013年度青年亚文化研究报告收入论文的作者做了单独查询,共查询到2014年度这些作者发表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论文近40篇,占总查询到论文数量的30%,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一些论题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比如互联网与青年政治参与、网络社区与青年自组织、新媒介青年亚文化类型研究、青年的文化表达与文化权力、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网络非主流语言及性别文化研究等。有些议题的研究在往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促进和推动了青年亚文化在理论、个案、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如青年亚文化的性别议题、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建构等;有些议题尽管论文数量不少,但研究结论或研究方法没有明显突破,甚至低水平复制以往的研究观点。我们也欣喜地发现,一些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因时因势从芜杂繁复的文化浪潮中浮现出来,被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并加以认真思考和研究,形成了2014年度青年亚文化研究比较独特的景观,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评述:向经典理论致敬、多元青年亚文化现象、新媒介技术与青年主体性建构、身体的在场及其亚文化意义,并尝试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向经典理论致敬

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晚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陈霖认为,前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着眼于代际差异的“社会反应”理论[1]和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关“阶级、种族、性别”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形成于完全不同于我们此时此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但四五十年前曾经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这些理论资源,依然没有被研究者遗忘,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新的阐释。周裕琼借助米德代沟理论中的“后喻文化”概念,通过对200个家庭400个样本有关亲子两代人在新媒体使用、新媒体采纳、新媒体知识学习三方面的问卷调查和考察,印证了米德有关由上而下、由父辈而子辈的单向文化传承模式在数字媒介时代遭遇的严重挑战,以及由下而上的反向文化传承模式,即后喻文化模式普遍存在于今天“50代”“60代”乃至“70代”父辈与他们的子辈之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除了年龄和代际是数字代沟的肇始者外,教育程度和收入的高低也促成了数字代沟的出现。通常教育程度和收入双高的子女与父辈之间的数[2]字代沟更大,其反哺的能力也更强,反之亦然。尽管这样的调查结果并没有超出我们的感知和生活体验,但量化的数据能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代沟是如何被筑成以及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权力结构的位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整体文化中父辈文化和青年一代文化之间的传统权力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青年文化权力的生长态势。

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青年亚文化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青年研究的常青树。2014年因核心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离世,一组文章适时刊发,形成“霍尔热”。金惠敏《斯图亚特•霍尔:热衷于“霸权”和“抵抗”的“英国文化研究”》、黄卓越《斯图亚特•霍尔的遗产》、黄典林《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等著〈监控危机〉》、卢鹏《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中一些重要理论进行了再度解读。霍尔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霍尔时期堪称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黄金期,“阶级”、“仪式抵抗”、“风格”、“收编”等理论关键词串连起了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特色。金惠敏依据自己对霍尔的访谈和麦克罗比对霍尔的评述,重点讨论了霍尔学术生涯三个阶段中形成的三个核心学术概念:文化研究是“意义的显微政治学”、平民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接合”、多元文化的“在异之间”,将霍尔引领伯明翰文化研究由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机器”论向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论转向做了清晰梳理。“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不再是阶级的,例如,资产阶级文化不再纯粹地或完全地属于资产阶级,相反,它变成了产生于不同阶级所处之[3]文化和意识形态诸要素的流动性组合”,这并不是说,霍尔否认了阶级的重要性,相反,他通过对撒切尔夫人成功的“威权平民主义”的解析,揭示领导权是如何通过建立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的所谓新的平民道德而确立起来的,即意识形态“霸权”与“接合”的机制,这对我们理解主导文化合法化机制以及对青年亚文化的巧妙规制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黄典林解读霍尔等著的《监控危机》可以视为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详细分析。《监控危机》研究的对象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并不罕见的街头行凶抢劫行为。在书中,霍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会得到执政党非同寻常的强烈反应?事实上,街头行凶抢劫是现代都市生活中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霍尔之前,深受美国越轨理论影响的斯坦利•科恩用“道德恐慌”也分析过这类情况。科恩的主要观点是媒体将社会失范群体视为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威胁者,从而对失范现象加以夸大并将之刻板化,试图借“道德恐慌”来阻止、纠正失范行为,以保证维系一个有道德共识的社会文化控制体系的正常运作。霍尔则引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审视街头行凶抢劫所导致的“道德恐慌”,其研究结论是“对抢劫的道德恐慌,表面上是对不断涌现的社会威胁的反应,本质上却是对共识政治面临瓦解的政治危机并向强制性政治和威权民粹主义转变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传媒作为主要舆论机关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秩序崩溃的道德恐慌则是国家成功地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强制[4]性权力支持的一种基本意识形态形式。”换言之,在霍尔们看来,特定时期聚焦并夸大某种失范行为,是执政党面对社会共识瓦解和政治危机时利用民众力量重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的策略,媒体在从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制造道德恐慌,为执政党实施强权做合法化处理。

重读这样的理论经典,不由自主地会将当下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代入。2014年,若干青年亚文化现象受到来自家庭、教育机构、道德伦理、法律法规的或轻或重的规制,若干青年亚文化群体活跃的网络空间和平台被关闭,对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反应明显出现主导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泾渭之分……凡此种种,霍尔有关意识形态霸权与接合的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深入思考的策动力。卢鹏的文章从风格化抵抗、女性主义亚文化以及种族的政治学转向三个方面对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理论进行了梳理,关涉了一些最核心的人物及其理论要点,在细致的爬梳中强化了一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观点,比如“主导阶级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收编并非单向度的,他们仍然会受到来自亚文化群体的再一次抵抗,从而形成‘反收编’”;“与其说,伯明翰的女权主义出现是为弥补早期亚文化研究中对女性的忽视和简单‘阶级’阐释模式的[5]补充,倒不如说是亚文化研究的一次权力转向”,等等。

如果说,上述文章是从理论梳理和评述的角度向历史上那些经典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致敬,那么,2014年度诸多文章则是将经典理论再语境化,创造性地用来分析当下本土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因此也佐证了经典理论的长盛不衰。杜丹敏锐地抓住了网络空间中已经渗透在新闻传播和生产、社会交往和沟通、商品和媒介消费诸多领域中的文字涂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理论中的“符号”化抵抗理论,详细解剖了文字如何通过拆分、重构、组合、叠置等拼贴手法再造意义,从而解构大众媒介新闻生产的流程和意义,“网络文字涂鸦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和批判,个人已经不再拥有受众这个[6]唯一的身份,他们同时还可以是新闻的解构者和再造者。”由程序化、刻板化、正襟危坐的传统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向主动参与、娱乐狂欢和个性化新闻接受和再生产模式的转向,经由文字涂鸦这样的亚文化实践活动而略窥一斑,也显出了人性的一种解放力量。在对本土近年热闹非凡的“11月11日”网络购物现象进行解读时,王璐借用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中的“结构解释”“风格”“抵抗”“商业收编”等概念,通过个案回溯的方式剔析出源自青年人自我解嘲和娱乐的“光棍节”之所以被商业文化收编成为“网络购物节”,是因为“光棍节”具有的游戏、发泄、娱乐、狂欢的特性与商业文化具有异型同构之处,“青年亚文化与消费文化具有一致性的文化内核,同时青年亚文化受众与网络消费主体相似,而网络媒介更是成为了青年[7]亚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桥梁”,从而为商业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多元青年亚文化透视

青年亚文化一方面具有暂时性、多变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充盈着创造性、多元性,尤其在剧烈变动的文化环境和新的传播语境中,每个年度都会有生生不息的亚文化现象通过大众媒体推动或经由社会化媒体传播浮出地表,成为新锐期刊的专题报道内容、主流媒体关注的对象、学者研究和解读的现象。2014年度,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青年人,完成本科、研究生的大学学历教育,开始步入职业生涯,成为社会的新生力量。这代人被喻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踩着中国互联网诞生和高速发展的步伐成长起来,是最具互联网思维和生活方式的一代人,因此,他们进入社会引起了媒体和学者高度关注。我们以“90后”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查询的结果显示,29篇学术论文中,2010年5篇;2011年4篇;2012年3篇;2013年7篇;2014年10篇,研究数量的多少恰好与“90后”完成学业、获得经济自主密切相关。这类研究大多数聚焦于“90后”成长的时代背景、“90后”的性格特性、价值观、网络文化生活以及形象特点来展开分析,普遍认为“90后”具有自私、叛逆、个性化、娱乐化、理性和非理性夹杂的多元特征。与此同时,商业敏锐的触角在2014年度加紧了对“90后”的触碰,在我们收集的31篇研究报告中,2010—2012年,每年仅有2篇;2013年有8篇;2014年却高达16篇。互联网企业、咨询公司、营销公司纷纷借助大数据挖掘、问卷调查等手法对“90后”的婚恋观、亲情观、友情观、职业观及媒介使用习惯、消费观念和行为等展开分析。不过,众多的商业报告因为动机不同、取样平台和数量差异等原因,在研究结论上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使其信度打折,研究价值降低。

大众媒体面对汹涌似潮的新媒介青年亚文化现象,从猎奇逐渐过渡到真诚、持续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刊发了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的一组文章,分别探讨了网络字幕组、弹幕网站、网络涂鸦、青少年星座热、粉丝文化、网络游戏及网络语言等问题。这些被凸显出来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既包括了那些长盛不衰、时有创新的现象,也密切关注了那些正在如火如荼并深刻影响社会总体文化状态的新文化现象。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大体也呈现相似的特点,即既有对青少年网游、青年自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与逆城现象、迷群亚文化、网络语言、二次元世界等原有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有网络涂鸦、暴走漫画、弹幕网、音频毒品、自制内容及策展、亚文化主题旅游、嬉皮消费亚文化、数字技术趣缘群体等崭露头角或以往尚未被进入研究视野的现象的关注。

蔡骐和蒋建国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小清新亚文化,并且都将此纳入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这类盛行于青少年女性群体中,崇尚清新自然、唯美脱俗和追求与众不同生活方式的亚文化类型得益于互联网上如豆瓣网之类空间的支撑,近些年得以滥觞。作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网络亚文化,小清新亚文化显然呈现出了伯明翰时代研究朋克、光头党、泰迪族时不尽相同的特征:一方面是风格的巨大转变,“由一种激烈的对抗转向了一种温和的表达:他们依旧具有反抗的精神,然而这种反抗的精神不再激烈;他们依旧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但是这种风格已经不再具有仪式感,反[8]而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后现代语境下风格的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在蔡骐看来,小清新亚文化那些表明他们喜好、品位和精神格调的外在可识别的符号,既是小清新内部有意识的建构,也是外部反小清新文化群体的“压迫”所产生的强化作用所致,两者一起使小清新的风格具有了身份识别的意义,“风格在此营造了国内国外的边界,而对内聚合与对外的对抗这两种相反[9]的路径正好共同强化了小清新群体的身份认同。”风格所具有的表征意义成为小清新亚文化群体区隔其他文化类型如小资群体的标识,同时也是小清新群体内部达成的共识。

毋庸讳言,或许因为青年亚文化现象本身的隐蔽性、流动性、即时性和杂糅性,不那么容易被研究者捕获,而如果无法参与其间,更不容易做深入研究;或许成熟的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资源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研究中更主流、更宏大的议题相比要少得多,致使现有青年亚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现象描述,特性概括和单一理论视角的分析,既缺少对特定类型青年亚文化现象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深描研究,也很少看到由现象出发,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并促进本土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建构的优秀成果。媒介技术与青年的主体性建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我们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以超乎想象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方式。青年是新媒介技术的最大得益者,青年亚文化实践活动也与新媒介技术密不可分,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媒介技术建构起来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语境,也就不可能有当下如此丰富活跃的青年亚文化。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新媒介具有赋权于青年人的价值和意义,青年人因此而获得的最大权益是从传统文化、主导文化、父辈文化的重重约束中挣脱出来,获得个性化发展的空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问题,比如传统的、集体的、父辈的生活经验被瓦解了,青年群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主体的不确定性却在增加,主体还可能面临多重困境,甚至遭遇程度不同的消泯。金理通过对两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毛坯夫妻》《家》的讨论,指出青春小说写作中青年主体性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社会整体的保守、禁锢、压迫和封闭,使青年人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换取光明的前程几近不可能,因此为了生存,青年人不得不以“适者生存”的人生态度,磨平所有的棱角和意志,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放弃了人类最基本的一些欲求——追求高于现状的梦想之物,包括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习惯于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体奋斗和自我完善之上;习惯于将‘不平等’待遇看作自我提升所必须经历的严[10]酷考验;习惯于将个人的成败、进退归结于个人责任。”青年人这种自我向内处理、将规训机制内化、阉割自我欲望的状态最终导致满足于日常琐碎温情,拒绝问津公共事务和社会变革的“宅女宅男”,[11]一个“更小的自我”。盖琪在探讨都市青春电影时也指出,尽管近年来青春电影的数量和题材丰富多样,但无论是强调个人奋斗终获成功的“偏物质性”类型,还是通过爱情、亲情、旅行、公益疗伤或自我救赎的“偏精神性”类型,都未能“提供在当代都市中重建青年主体性价值的可能路径”,前者“重复权力资本再生产以及相互生产的大众媒介逻辑,后一种方案则不过是寄希望于以影像化的‘心灵鸡汤’来规避阶层严重分化的外在矛盾,将之虚化为个体能否修行/升华的内在矛盾”,因此,这充其量是一种犬儒主义,无助于当代青年主体性的建构。

与上述论者从外在于青年主体自身谈论如何建构起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现代理性的主体性不同,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的克里[12]斯蒂娜•沙赫纳直面数字网络空间中青年人自我的主体建构。毫无疑问,数字空间影响并全面改变着年轻一代的学习、工作、社交、玩耍、交流、休闲娱乐、恋爱婚姻,然而,数字空间去中心化、不确定性、流动变异性、不提供可复制的模本等特性,都迫使青年人不得不自己去摸索和探求。因此,清晰的、固定的、可辨识的自我让位于多变的、流动的、模糊的自我。在虚拟空间中他们可以自由游弋在不同的空间,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一样的情景,这导致青年人强烈的参与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应用的欲望,也是他们练习“个人参与政治对话并能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表达。沙赫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国外的群体,也许给我们过于乐观的感受,也不符合本土当下的情境,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互联网的本质是平等赋权,鼓励参与、合作和分享,这也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未来社会的雏形。

徐世甫在探讨以苹果“i”系列产品为代表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和网络技术产品时,从消费的角度,积极地解读了青年主体性建构的问题。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个人能自由地消费正是主体意识的表现,剥夺消费权就是剥夺个人选择的权力,但毋庸讳言,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是为批判理论家们所痛斥的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大众表面上的自由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错觉,是受控于资本主义的消费系统的,消费行为和过程恰恰消弭了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物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主体性丧失或者彻底被物化。在有关iPhone系列产品的购买和消费行为的分析中,徐世甫以“i”表征“客体的我”,以I表征“主体的我”,由四个方面探讨了主我摆脱客我,客我与主我分裂,客我走向主我,即飞跃到主我,从而建构起消费主体性的轨迹。首先是苹果i系列产品购买中选择的主体性;其次是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对苹果产品预设的功能的不断“反问”以及对苹果产品高价格的质疑所凸显出来的消费者的主体性;再次是对苹果原装配件的消费渠道的选择更偏向于经济实惠和时尚个性的网购,从而张扬了“主我”的自觉意识;最后,对苹果公司主推的产品背景知识的理性态度表明“主我建构又跃升了一个台阶”,“真实的消费实践成为推动青年学生‘主我’建构的最重要手段,也是推动青年学生消费主体性建构的最[13]重要动力。”从消费的视角探讨消费过程中主体性的建构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是有重要意义的,青年人通过物的消费、媒介产品的消费、符号的消费定义自我,确认身份,建立社会交往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所谓“我消费,故我在”之说。但是在消费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其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显然不是将客体和主体做二元对立的分析可以解决的。退一步而言,在苹果i产品的消费中,“主我”,也就是充满选择性、能动性、拒斥性的消费者充其量只是强大品牌和资本控制体系下的逃避者和“恶作剧者”,其所释放出来的所谓主体性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么说,倒不是否定消费行为、消费文化中主体性建构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我们能将苹果i产品消费中一支被论文作者所忽略的“苹果粉”——苹果越狱族纳入进来考察,也许论文所试图论述的消费主体性建构会有不一样的样貌,也会更具说服力。[14]

如何理解新媒介技术与主体性建构的关系?潘忠党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指导。文章建立在对“媒介化”(mediatization)“中介化”(mediation)“驯化”(domestication)三个概念辨析的基础上,探讨新传媒技术下文化实践的主体如何通过使用新传媒技术展开意义或再现的创造,并以此参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在潘忠党看来,如果从“媒介化”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传播过程,其结果将是导向批判地分析媒介与传播的变迁、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议题中,毫无疑问,被强调和凸显的是媒介本身。媒介或被认为是渗透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并对社会结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产生特别突出影响的历史情境,或者被视为手段、工具和平台,在强调媒介的物质性或技术特性时,完全忽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媒介化的因果叙事讲的不是人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媒介,以此实现他们的生活追求和理想的故事。”可以说,在“媒介化”理论语话中,人的主体性是渺小的、消弭的。与“媒介化”相比,“中介化”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既涵盖了“媒介化”的工具技术的特性,也昭示了媒介本身的独立性、社会性和空间维度。新传媒技术打破了人们实践活动的有限空间,提供了创造和想象的无限空间,提供了空间再现和意义象征的无限资源,人们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归属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也随之超越可以直接感知的时空,以多形态、自主、互动的方式展开。而“由于技术的介入,人们的互动和体验至少部分地被介入的物件和过程所形塑或转换。也就是说,作为中介的物和力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显示出迥异于面对面社会交往和互动的特性,“人们在使用媒体展开社会交往,并且经此接连生活的不同范畴,打造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仅限于此理解的话,我们会看到媒体使用者不可避免地“被中介化”,他们的能动意识和创造力被忽视。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利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进行创造性活动呢?又是如何进行的呢?“驯化”理论让我们看到人作为新传媒技术使用者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新传媒技术产品,如电视、手机等;其次,客体化这些新传媒技术产品,使其显示使用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如身份地位、审美趣味等;最后,将新传媒技术产品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并发挥其影响。也就是说,新传媒技术的使用者,一方面受制于中介物的规训;另一方面在中介物的使用过程中,将“自己”的痕迹烙印在这些物件上,创造性地表达自己,“他们在中介的社会生活中设计自身所处的中介化场景、选用发挥中介作用的手段或格式的过程,以及这当中他们所体现的能动意识和创造力”。这为社会结构中不居主流位置、不占有“媒介化”资源的社群开启了利用中介物再现和创造“我”的历史的可能。这使得我们非常容易地联想到青年群体在消费媒介产品时任意地调用、挪用、拼贴、移花接木,解构原有意义,将“我”的痕迹烙印在我们拥有的物件/能指上,并用它们来表达我们的身份,建构我们的所指,从而使亚文化实践有了德塞都所强调的构成日常生活的消费性实践面对结构性和宏观力量时所具有的创造性抵抗。身体的在场及其亚文化意义

越来越多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实践与身体关联起来,身体不仅仅是生理的,也是信息传输的载体,更是关涉意义生产和表征的文化实践。如果说,研究者早期关注的青年女性瘦身和整容亚文化还更多基于生理性的身体去探讨来自于自我认同、他人认同、群体认同及社会认同需要而对身体予以强制性塑造,以追求拥有吸引人的外在身体美,从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和职场空间排斥女孩的社会中,通过掌控自身的身体来减缓身份认同的焦虑的话,那么,在2014年度的论述中,身体首先是被视作理论,也视作方法,而不再是单纯的生物、技术或符号化存在。王斌将身体视作是串联起了网络和语言这两个重要学术话题与现实场景,从而透视身体的“情景化在场、隐藏性意义及社会功能”。在当下的互联网流行语中,身体的性行为或性器官被高频度地使用,它们通过缩写、拟音、象形以及隐喻等语言规则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可以说,身体已经不加节制地被利用了,但身体绝不是温驯恭谦的,它带有反话语的能力。因此,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具有深刻的身体政治,是权力驯服身体的过程,也是个体对权力系统所强加的身体规制的抵抗,“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不仅通过隐喻形式调动一些被禁忌的语词来公然挑衅权力,而且也在此过程中以创造新的集体身份来共同对抗权力的宰制……身体化的流行语……充当了网络社会[15]里‘弱者的武器’的新变体。”

在任珏借助女性主义科技研究理论探讨网络与身体关系的文章中,身体无疑走得更远,而成为一种研究方法。论文作者以自己两次网络民族志调研为基础,从传统民族志方法的选点、准入、身份真实性等角度入手,讨论网络民族志调研中身体在场与否的重要影响,以及女性性别与身体在场有可能引起的议题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作者认为研究者需要对网络流动空间中身体的流动性保持高度的重视,在选点、准入和访谈的一系列环节中,在充分意识到线上及线下的身体的在场以及当调研展开时,无论是网民还是研究者都是“性别化的赛博格”,身体本身就是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工具。与此同时,身体也有其边界,研究者的“身体边界是具体存在的,线上田野与线下田野时空距离通过研究者的身体实现连接,同时,研究者的身体也成为线上、[16]线下田野的交互边界”,因此,研究者要清楚身体的边界,“妥善安排好网络民族志的线上、线下的时空切换、转场”,这样才能在线上和线下,做到不“扰民”,以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研究发现为女性研究者从事网络民族志调研,尤其是关涉身体、性别、性等的研究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

不约而同的是,卢克•罗宾逊有关中国独立数字纪录片的论文也探讨了身体在场与影像记录中独特群体——酷儿的关系问题。受制于摄影技术和设备的影响,早期同性恋身体的呈现通常是由异性恋导演从同性恋群体之外的视角进行拍摄的,拍摄者们“用一种偷窥式和情色式的方式通过数码摄像机不时地物化被拍摄主体,或让他们成为一种吸引人眼球的景观”,从而将同性恋群体神秘化、奇观化、污名化,这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结果。那么如果将摄像机交给同性恋者自己来拍摄、来记录,情形又将如何呢?当身体不再是被“窥视”的客体,而是一种能动的“主体”,“身体成为了媒介本身”,从而体现出一种转变,一种作为客体被他者捕捉或记录的过程向真实的拍摄实践和拍摄空间融入,“当酷儿主体参与拍摄纪录片生产过程时,他们已经使用电影实践来融合他们自身的身份,不管他是在镜头中,还是通过使用摄像机的方式。”酷儿们是能动的主体而非被动的被拍摄的客体,呈现出来的便是酷儿全新的身份。文章作者很乐观地认为,这些拍摄自我影像纪录的酷儿们以“数字电影拍摄生产新的性身份,协助了同性恋身体作为一种‘现场’的能动而非客体。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导演不仅指向了纪录片调解中偶发的权力关系,他们同时还体现了少数人掌握电影生产之后又是如何以一种极[17]端、不可逆转和可见的方式改变了这种权力关系”。

不过,如此乐观的结论并没有在其他类似的研究中出现。受全球文化行动主义的影响,一些非政府组织、城市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以及跨国劳工支持机构等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发起了为数不少的行动,志在帮助社会边缘群体、底层人群,如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底层妇女等,通过数字媒体的使用,重新认识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乃至参与改变社会不公和施行公民权。孙皖宁记录和思考两位参与文化行动的志愿者的文化实践,一位是工人电影人,一位是家政工,前者是一个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业余电影人,他自发地拿起摄像机记录和表达农民工的遭遇和情感,后者是经文化行动主义者鼓励参与到记录自己与雇主之间关系的家政服务员。研究结果证明,“农民工的阶级意识的程度并不取决于操作数码技术能力本身,并且,处在社会边缘的个体和在经济上被剥削的个体的阶级经验并不足够使其形成阶级意识。”“农民工集体的阶级身份的形成与技术政治素养的获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不管是对农民工个人而言还是对工人权益团体而言。”这就意味着,尽管两个文化行动者参与的欲望都非常强烈,但实际目标,即要从农民、工人阶级经验的视角再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冲突、结构性不平等以及歧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本土的经验表明“相信可以从边缘群体的角度记录下社会变化,并创造一个可以挑战主流文化的空间和视角,从而给予从底层个体角度出发的,对阶级不平等的叙述以声音、合法性和真实

[18]性”的前景非常不乐观。

对影像纪录片中青年同性恋群体和对底层普通民众这两个不同群体身体在场和参与影像拍摄的考察之所以得出两种大相径庭的结论,也印证了有关数字代沟的问题。也就是说,能熟练应用数字新技术,熟谙互联网新媒介使用是能否为自己代言的先决条件,就此,年轻人显然是有明显优势的;另外也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基础。赵璐[19]通过对豆瓣网的考察发现,在这个平台上活动的年轻人通过参与、生产、分享文化信息,将原先有主导文化和主流媒体控制的文化信息话语权稀释,使文化话语权回归到聚集在豆瓣网上的年轻使用者,从而反其道成为了文化信息的生产者,文化产品优劣的评判者,由此呈现出一种文化产品交往的新模式,即看什么、听什么不再由以往少数精英阶层决定,一切听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再思考

在2012年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总报告中,我们推举了陆玉林和吴小英对“青年问题”这一概念颇为相同的见解,即“青年问题”,“不是社会眼中的青年问题,而是青年眼中的社会问题”,同时,我们也呼吁,青年文化及青年亚文化研究视域的开放、思维的转换以及范式的变革,呼吁能有更多学科的研究者从本学科及跨学科的角度关注各种类型的青年边缘群体,关注青年文化与社会主导文化的关系,建构青年自身的研究体系。两年之后,当我们从“年度”的时间跨度打量2014年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时,不无遗憾地发现,青年亚文化的问题似乎依然局限于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及文化研究的有限空间中,而更多的学科,诸如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音乐学、法学等一如既往地将此置于一旁,显然,这些学科与青年、与青少年亚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值得一提的是,新闻与传播学在2014年度贡献了许多研究成果,该学科中所有的重要刊物,比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都刊发了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逐渐形成了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学术势头。

商业公司对青年亚文化的关注倒是非常自觉,一旦一种亚文化渐趋成形,商业之手便不失时机地伸出橄榄枝,文化产业化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勾连起了商业与亚文化的关系,再加上所谓的“大数据”提供的调研的便利性,青年人的消费需求和文化需求成为商界不遗余力开发的“肥水沃土”。《城市画报》作为一份市场化运作的媒体,持续多年关注都市青年人的亚文化实践,对那些鲜为人知的少数派的文化活动加以报道、传播,甚至是提炼、命名、包装,建构起为数不少的青年亚文化类型。2013年年底,《城市画报》推出“亚文化×主流•14年抗战特刊”,将视线集中在大众眼中的“亚文化”,青年群体的“主流文化”上。专题序言声称:“我们可谓深受‘亚文化’洗礼和‘主流文化’的迫害:一方面常常以自称文艺青年为豪,一直研究最新的设计趋势,喜欢独立思考和又酷又有个性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又最怕客户执意要求保守、主流、大气的设计。这是一场亚文化和主流的抗战。而我们的前瞻性工作决定了我们的亚文化定位:我们一直在寻找新兴的东西,我们拒绝被主流。”在这一专题中,音乐节、星相、骑行、文身、TED五个案例得到分享,反映出当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主张。《极客公园》电子杂志,顾名思义,所关注的对象就是“极客”,即那些热衷于新媒介技术的青年群体,每一期的内容都与青年人的文化实践活动息息相关,2014年4月(上)刊发了特别策划的文章“亚文化的逆袭”。不过,无论是《城市画报》这样传统的文艺青年读物,还是《极客公园》这样新潮的技术宅读物,他们关注青年亚文化的原动力是商业利用和利益转化,因此,这类文章缺少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批评几乎是必然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有关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就显得更为必要。

理论资源的匮乏也是本土青年亚文化研究后劲不足的另一个成因。2011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就表达了此种担忧:“理论话语的单向性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窄化和僵化,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事实上,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形成的背景、社会文化语境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其青年亚文化理论体系能否有效地用来分析网络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值得怀疑。今天的网络媒体给我们展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与商业利益不再泾渭分明,他们彼此互为对象,是社会关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系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构成对话性关系。如果无视这一变化,不能做进一步的深究,我们就无法逃脱伯明翰学派有‘收编’与‘被收编’的樊篱,将很难深入而[20]准确地把握当今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本质。”今天再来看,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在2014年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中,有超过半数的研究依然遵循着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理路,将抵抗、风格、拼贴、同构、收编视为圭臬,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及费斯克的积极受众理论来观照今天互联网世界的青年亚文化。我们承认,这些理论并没有过时,它们依然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下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实践,但是,如果缺少质疑、缺少发现、缺少突破,理论研究的价值势必大打折扣,也无助于本土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丰富。我们希望见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不是封闭在某些理论框架内,而是被置入民族、政治、社会交叉作用的特定语境中去考察,从而能形成更多基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批判、文化行动主义等理论和基于全球化视野、国际资本、文化霸权和反霸权的跨文化视角所展开的研究,为此,中国本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迫切需要建立超越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后亚文化理论”。

在2014年度入选的论文中,吴鲁平和马纯红的两篇文章虽然不是直接谈论青年亚文化,而是就青年文化的研究范式的转向展开论述的,但其理论思考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方法论的启发。吴鲁平认为青年研究的范式经历了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化理论范式之后,转向互构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相互建构与形塑,即“在理论预设上不主张对于个人与社会其中一方的优越性选择,这意味着对其中另一方的排斥性选择;在实践中不造成具体的个人与社会[21]关系上的主导或从属、支配或服从、强制或被制的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习用的“亚文化”之“亚”是否还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如果失去了合法性,那我们该用什么词汇来命名与社会主导文化相异的那些由青年人群体所从事的文化实践和创造的文化产品?马纯红提出了青年研究从政策性向解释性的范式转换,并进一步将“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策略来完成这种转换,“解释性的叙事方式要求研究者放弃自己的主位立场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让被研究者的声音自然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22],以此呼唤强化青年研究的质性成分,通过叙事和解释去发现真问题,弱化量化研究和对策、建议类这样与青年有隔阂的话语系统。

事实上,2014年度我们收录的《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在中国独立数字纪录片中体现的酷儿主体》都开始努力应用这种解释性的叙事方式,试图消除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隔阂,让研究群体自己的声音能得到表达和传递。这将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未来趋向。

总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日新月异,基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又层出不穷,技术创新和文化实践互动前行,对研究者提出了严酷的要求,研究理论和方式上的求新求变已经迫在眉睫。是需要努力创新的时刻了!

[1] 陈霖:《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亚文化译介与本土研究》,载《青年探索》,2011(5)。

[2] 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载《现代传播》,2014(2)。

[3] 金惠敏:《斯图亚特•霍尔:热衷于“霸权”和“抵抗”的“英国文化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03,6版。

[4] 黄典林:《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等著〈监控危机〉》,载《国际新闻界》,2014(4)。

[5] 卢鹏:《亚文化与权力的交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逻辑与立场》,载《青年研究》,2014(3)。

[6] 杜丹:《颠覆、抵制与游戏》,载《国际新闻界》,2014(11)。

[7] 王璐:《11月11日:从文化建构到商业收编——对“光棍节”和“网购狂欢节”的分析》,载《青年研究》,2014(3)。

[8] 蒋建国等:《网络小清新亚文化的展演与魅惑》,载《现代传播》,2014(7)。

[9] 蔡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小清新亚文化》,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

[10] 金理:《“宅女”,或离家出走——当下青春写作的两幅肖像》,载《文艺研究》,2014(4)。

[11] 盖琪:《“少无所依”:中国当代主流影视剧中的青年主体性话语》,载《文艺研究》,2014(12)。

[12] 克里斯蒂娜•沙赫纳:《数字空间中的主体建构——网络的各个侧面》,樊柯译,载《文艺研究》,2014(6)。

[13] 徐世甫:《i与I的抗争:青年学生苹果产品消费的主体性建构研究》,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14] 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研究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5] 王斌:《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何为与为何——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学解读》,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3),73页。

[16] 任珏:《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载《新闻大学》,2014(2),69页。

[17] [英]卢克•罗宾逊:《在中国独立数字纪录片中体现的酷儿主体》,邱子桐、夏丹妮译,载《中国传媒报告》,2014(7),56页。

[18] [澳]孙皖宁:《中国特色的底层性:农民工、文化行动主义与数码视频电影制作》,邱子桐译,载《中国传媒报告》,2014(1)。

[19] 赵璐:《“我”与“我们”:网络交往中的身份认同建构——以豆瓣网为案例的研究》,载《东南传播》,2014(2)。

[20] 参见张跣:《“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2012(3)。

[21] 吴鲁平:《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转型及其学科意义》,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2)。

[22] 马纯红:《叙事:青年研究从对策性到解释性转型的建构进路》,载《青年学报》,2014(1)。

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文选

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解读斯图亚特•霍[1]尔等著《监控危机》[2]黄典林

英国著名左翼学者、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灵魂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于2014年2月10日逝世。依据标准的伯明翰学派学术史叙事,霍尔是继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文化主[3]义先驱之后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生学术生涯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指出并反复证明文化问题在本质上是至[4]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对霍尔来说,文化不是可供描述或进行纯粹抽象理论化的具体对象,而是围绕社会意义的斗争得以展开的场所(sites)。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文化进行审美考察,而是要透过对当代各种文化及其话语形式的符号学把握,剖析作为社会政治斗争场域的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其终极目的在于寻求所谓解放政治[5](emаncipatory politics)的文化路径。因此,文化研究对现实政治的介入,成为其最显著的学术品格之一。在这一方面,霍尔本人身体力行,通过学术实践积极介入到英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许多重大现实问[6]题。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分析。这一批判的前奏则是霍尔在伯明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7]家和法律—秩序》(以下简称《监控危机》)。由于其宏大的历史视野、社会政治批判的视角以及对葛兰西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该书被誉为霍尔在其伯明翰时期的巅峰之作。本文拟围绕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和历史背景,对其理论和方法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评述,由此管窥伯明翰时期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学术取向、方法路径和现实关怀。一、《监控危机》: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的重建

从似乎突然出现在英国街头的行凶抢劫(mugging)现象这一看起来十分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入手,《监控危机》一书展示了一幅广阔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s)及其背后文化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建的社会史。对霍尔来说,该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发现抢劫的社会成因,而在于为何英国社会“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historical conjuncture)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对抢劫这[8]一现象做出反应”。换言之,“有关‘抢劫’的道德恐慌而非‘抢[9]劫’现象本身”才是分析的重点。霍尔等强调要从历史语境中寻求理解这一历史节点上发生的看似“孤立”的暴力事件的现实意义。在霍尔等看来,从根本上说,暴力事件引发的道德恐慌所指向的是远远超出普通街头“犯罪”的更为深远的统治危机及社会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的转型,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公共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只是深层社会冲突的表征,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霸权危机”才是问题的焦点。研究的重点在于理解被简化地压缩为“抢劫”图景的种族、犯罪和青年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表达危机的手段和意识形态操作的工具,从而发挥建构保守权威共识(即通过强力手段阻止社会陷入秩序涣散状态)的机制功能的。需要挖掘的正是这种被霸权机制通过去语境化手段,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孤立的事件,从而刻意抹杀的犯罪类型及其社会反应的前史(pre-[10]history)。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霍尔等首先从犯罪统计学角度对历史统计数据进行考察。分析表明,尽管在英国语境下,“行凶抢劫”这一标签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新词,但它所指代的犯罪行为却是长久存在的事实。该词的特定用法是从美国传入的舶来品,但经过媒体的渲染,却以一种貌似新潮的表象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英国社会的犯罪率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直是逐年上升的,犯罪率的增加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并且已经过了其顶峰时期。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增长的犯罪率’公式。‘前所未有的’暴力抢劫[11]的增加,在1972年并不新鲜”。但官方和媒体却把抢劫事件塑造成新的犯罪浪潮和道德危机来临的征兆,并将其归咎于英国社会在整体上的道德和秩序涣散。显然,对犯罪事件做出强烈反应的理由,并不是来自统计数据所表明的历史事实,而是另有缘由。霍尔等就此问道:与人们对特定犯罪事件的反应相比,更加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而不是其他历史时期,如此传统的街头犯罪被建构为一个“全新的”犯罪浪潮即将来临的标志?

对mugging这一标签的语义谱系考察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下,该词不只是单纯指代一种特定的城市犯罪类型,作为一个能指,它与种族冲突危机等社会问题产生关联,从而更多地带有社会秩序失范和社会危机的意涵。在霍尔看来,这种情形借助媒体话语被悄悄移植到了英国。“远在英国的‘抢劫’事件在英国媒体上出现之前,对作为一种美国式犯罪类型的‘抢劫’的英国式表[12]达,复制了‘抢劫’在美国背景中被定义的那种整个语境”。这一过程不仅复制了这一标签本身,也复制了对这种危机表征的舆论焦虑和道德恐慌,以及这种恐慌所呼唤的强硬政治反应(例如,对国家暴力征用的合法化)。道德恐慌的媒体叙事加剧了将某些特定阶级或种族背景的群体罪化为“民间恶魔”从而使之成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的趋势。正是新闻媒体对“行凶抢劫”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和道德恐慌之关联的建构,为后来的舆论对特定事件的定义提供了意义阐释的限定性框架,进而为更为广泛的趋向保守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转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霍尔等指出,在对“行凶抢劫”议题的再现中,透过媒体所发生的信息过程并未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依据一系列规则对现实进行建构。这首先体现在依据新闻价值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对新闻信息的选择和情境化处理。只有通过这些操作,新闻才能从杂乱无章的社会信息背景中凸显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借助一系列背景参考框架和关于社会世界的重要假设,“对新闻事件的鉴别、分类和语境化处理,就是媒体使得它所报道的世界能够被读者和观众[13]理解的基本过程”。这种建构主义的新闻观表明,日常新闻实践以一套作为共识系统的社会意义框架和认知图式为基础。当这种假设被提升到常识的时候,共识或主流价值就会得到过分地强调,而那些同样重要的社会差异和冲突则被有意地忽略了。对于类似于“抢劫”这样的社会问题,媒体不仅将其成功地安置在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且通过强有力的阐释架构,对这些“负面”事件及其所涉及的诸种利益集团进行社会性定位。

霍尔等反对机械决定的媒体观,即新闻媒体由于受控于主导性社会集团,因此直接复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对新闻生产的常规结构进行分析,以说明“媒体如何在‘最后一刻’复制了强者的[14]定义”。霍尔等提出,就对社会事件意义的建构而言,存在着初级定义者(primary definers)与次级定义者(secondary definer)的区别。新闻媒体作为事件的次级定义者,受到作为初级定义者的制度性新闻来源的制约。新闻媒体必须对变幻莫测的事件作出迅速反应,因此为了保持对信息源的快速获取,媒体不得不系统性地过度依赖那些掌握着重要新闻源的“身处制度性强势地位的人”。媒体这种对强势者观点的偏好,使得这些“发言者”成为话题的初级定义者,即允许初级定义者建立起有关某一争议性话题的原初定义。这种定义在随后的所有论争中控制着整个论域,并设定了后续所有论争在其中得以发生的话语边界。在这里,主导集团并不直接干涉媒体,而是通过初级定义对媒体产生间接的控制作用。因此,在新闻生产中,“媒体并非简单地‘炮制’了新闻,同样也不是以一种共谋的方式简单传递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处于一个结构性地屈服于初级定义[15]者的位置”。

基于这种隐蔽性的屈从关系,媒体实际上履行着把主导意识形态陈述为一种“公众智慧”的功能,同时结合对大众话语方式(如读者[16]来信)的挪用,从而塑造了大众舆论。这种经过主导框架过滤后的话语形式以“底层人民的呼声”和社会共识的面目出现,从而“巩固和支持那些业已表达的观点,协助封闭共识的循环,提供合法化的[17]关键要件”。尽管为了履行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媒体也会纳入不同定义者的声音,但他们往往在媒体近用权方面受到限制,即使能够进入媒体空间,也往往被严格限定在初级定义者所设定的阐释框架内。因此,“媒体协助复制和维持偏向于权势者的形势定义的方式,不仅仅是在话题建构的最初阶段积极征用权势者,而且包括对建立话题的特定方式的偏好,以及对特定的策略性沉默区[18]域的维持”。在这样的新闻生产机制中,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新闻类型,显现出初级定义者与次级定义者彼此呼应的喧嚣与异议者的沉默之间的强烈对比。这一过程不仅成功唤醒了人们的道德危机感,而且以民意的方式唤起了对秩序重建的大众意识。这是一出典型的“发生在我们面前的现代道德剧,其中,社会卫士们——警察和司法[19]部门,同时象征性地和强制性地将‘邪恶’驱逐出社会之外”。

霍尔等人的结论是,对“抢劫”的道德恐慌,表面上是对不断涌现的社会“威胁”(少数族裔的犯罪活动)的反应,本质上却是对共识政治(politics of consensus)面临瓦解的政治危机并向强制性政治[20](politics of coercion)和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转变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这种转变表明,战后资本主义秩序建立在大众同意基础之上的霸权统治方式出现了深刻危机,冲突取代了共识,国家统治不得不开始诉诸法律和暴力等强制手段。传媒作为主要舆论机关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秩序崩溃的道德恐慌则是国家成功地赢得了“沉默的大多数”对强制性权力支持的一种基本意识形态形式[21]。[22]

在“共识的耗竭”一章中,霍尔等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说明共识政治从建立到瓦解的过程所经历的不同历史阶段。1945—1961年的这一时期是社会共识通过现代代福利国家建设与资本主义的调适性改革得以建立起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初期,以代议制/干预主义国[23]家(representative/interventionist)模式为基础,工党领导下的“新英国”确立了福利国家的雏形,通过市场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方案有效缓解了阶级矛盾和劳工运动的政治压力,劳工阶级中产化成为这一时期共识政治津津乐道的图景。共识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垒中得以进一步巩固,一种“英国式生活方式”和“英国人”的国家意识得以进一步强化,并暂时掩[24]盖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技术变革的冲击和经济的结构性停滞,福利国家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同时战后民权运动和青年亚文化也对传统道德秩序产生冲击,共识表象开始出现裂痕。1961——1964年的这一时期,是国家霸权发生重要转型的阶段。面临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国家以社会、资本与劳工的协调者自居,从而暂时形成了一种具有法团主义色彩的社会民[25]主主义政治格局。

但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终于在1964—1970年间引发了普遍的道德恐慌和社会争议,战后共识政治的基础彻底崩溃。尤其是北爱尔兰分离主义的高涨和1968年发生的空前激烈的学生运动,导致国家和社会发生严重分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统治秩序日趋[26]崩塌的危机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依然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解放趋势开始面临强烈批评,性解放等社会运动的支持者被视为打开色情和暴力阀门的罪魁祸首。另外,全面爆发的经济“滞胀”则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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