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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1 1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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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孝天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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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故事总动员

自然故事总动员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故事总动员/张孝天编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11(青少年科普故事大本营)

ISBN 978-7-5021-6243-6

Ⅰ.自…

Ⅱ.张…

Ⅲ.自然科学-青少年读物

Ⅳ.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5079号青少年科普故事大本营——自然故事总动员张孝天 编著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523643 营销部:(010)6452360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700×1010毫米 开本:1/16 印张:19

字数:300千字

定价:26.8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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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超 马骁

策  划:华业

装帧设计:九龄工作室前 言

神秘的自然世界为稚嫩的孩子展示着它的神奇与美丽,热带雨林中的灌木、温带草原的绿野、寒带茫茫的雪原,甚至是荒凉的大漠戈壁,都留下了自然演化的足迹。在人与自然的共同经历中,在人对自然的破坏和挽救中,我们感受着无限生灵与人类自身的相依相偎、互惠共生。

自然是美丽的,也是神秘的。当我们走进自然时,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内心的渴望与焦灼,那种回归原始的冲动让我们困惑,也让我们莫名地期待。或许,只有在广袤的大自然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审视自己,审视过去。在自然界,神秘的动植物正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生命的传奇,回首过去,我们不能不惊叹生命的伟大与神奇,也不能不慨叹人类的贪婪与无度。

自然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人类对自然破坏的加剧,自然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反击。沙尘暴、洪灾、瘟疫、地震等自然灾难如同一个个恶魔,肆意吞噬着世间的一切。当美好的东西渐渐消失,我们方意识到人类的渺小与无奈。

为了使孩子们更多地了解自然、热爱自然,我们精心编写了《自然故事总动员》这本书。这是一本科学性和趣味性并存的著作,希望孩子们能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了解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理智地展望未来。自然科学家的故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

裴秀,字季彦,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尽管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但他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图学家,为我国的地图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裴秀自幼好学,小有才名。裴秀之母原是婢女。裴秀青年时就有一定名望,被称为“后进领袖”。他的嫡母很妒忌,仍将秀母当奴婢使用。家庭大宴宾客时,秀母往桌子上端菜,众宾客见了,都肃然起敬,起立拜见,她答谢说:“我出身微贱,岂当如此,是因为小儿之故吧。”此后,嫡母再不敢役使秀母了。

34岁时,裴秀随司马昭到淮南征讨诸葛诞,因为他出谋划策有功,被任为尚书,不久又升为尚书仆射。晋武帝司马炎伐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使他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

我国地理学起源很早,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国家已经设置了专门掌管全国图书志籍的官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地名已经有很多变更。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禹贡》作基础,并结合当时晋朝的“十六州”分州绘制的大型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图上古今地名相互对照,它不仅是当时最完备、最详细的地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学的绘制方法。裴秀在完成这本地图集的绘制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作重要文献收藏。裴秀在图集的前面写了序言,详细谈到了他绘制地图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献,这篇序言后来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里。

早在1700多年前,裴秀不仅已经认识到在地图上表现实际地形的时候有哪些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这在地图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他创立“制图六体”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制图六体是很科学的,可以说,我们现在地图学上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裴秀几乎都已经提出来了。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据史书记载,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曾经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大概在他以前不久,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规模非常宠大。但是这幅《天下大图》不便携带、阅览和保存。于是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大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万分之一)把它缩绘成《地形方丈图》,并且把名山、大川、城镇、乡村等各种地理要素清清楚楚地标示在地图上。

裴秀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为我国制图学奠定了科学基础。有些西方学者对于裴秀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完全可以和古代希腊著名的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2世纪左右)相提并论,而立于世界著名地图学家之林。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为我国的地图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点评

裴秀以其杰出的成就被誉为我国古代地图学之鼻祖,与欧洲学者托勒密并称为世界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西行求法的法显

法显是我国古代为数众多的西行求法的高僧之一,但他又是少数几位称得上著名世界旅行家的人之一。

法显是“十六国”时代人,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山西临汾)人。他对佛教极为虔诚,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跨国旅行,佛教都是他的精神法宝。他历尽艰辛,周游数国完成的《佛国记》不仅是佛教经典,也是不朽的文化遗产。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他幼年时的一段经历。

法显幼年时,3个兄弟先后夭折,父母唯恐法显也遭遇不测,在3岁时就让他剃度为沙弥,但仍住在家中。后因患病将死,才将他送往寺院。病愈之后,法显就不再返回俗家。他在寺院中一边参加劳作,一边刻苦学习修行,培养了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对佛教极其虔诚的感情。

有一次与同学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伙饥民前来打劫,同学们都奔走逃命,唯有法显镇静自若,留下来向抢谷的饥民们宣传因果报应的道理,然后才安然回寺。抢谷者听了法显的说教,害怕来世受苦报,也弃谷而去。这件事表现出法显为法忘身的精神,一寺僧众数百人无不感动叹服。

当沙弥期间,法显的父母相继去世。法显料理完双亲丧事,了却了尘世牵挂,更加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终于获授大戒,成为正式僧人。法显在长安游学期间,见到不少僧徒,仪容不整,遭到社会上的尖锐批评。这些情况使他痛心疾首,认为是佛法之累。为了佛教的顺利发展,他感到迫切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戒律,用来统一僧众的行事,因而发愿前往西域、印度寻求戒律原典。

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法显因而在此结夏安居。在张掖期间,一行人中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后经鄯善国(今新疆鄯善)、乌夷国(今新疆焉耆),与宝云等一行人相逢。法显等人得到符公孙的供给,又继续向西南方前进。一行人艰难行进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今新疆和阗)。法显等人滞留在于阗国3个月,然后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25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参加了国王所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接着,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并在这里度过严寒的冬天。

法显一行越过雪山,又先后经历三十余国,印度已在望。他们抵达王舍城后,打算前往城东北的灵鹫山礼拜,却遭一僧规劝:“路况不佳,噬人黑狮经常出没,不可前往。”法显独自上山,并感化了黑狮。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停留两年之后,法显从印度返回。

不久,法显即搭乘商舶启程归国。那时在大洋中航行有两大困难,一是风浪险恶,船小,无通讯、导航设备,完全依靠观察日、月、星际辨别方向,遇到阴晦天气,只能随风飘荡,听天由命;二是在今马六甲海峡的航路上,海盗猖獗,海舶航行,多改道绕过印尼苏门答腊之南而东进。法显附载的商船,容纳了200多人,在当时算是大船了,为了避海盗抄掠,向南绕大圈子。但船行仅两日,船就漏了,备用的小船又被人砍断了绳索,大家十分恐惧,纷纷把粗笨财货抛弃海中以减轻船的负载。法显也把水瓶等物丢入海中,而把经、像视为命根子,生怕商人要他掷去经、像,一心默念观世音并归命于汉地众僧,反复祷告道:“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小船在大风中漂流了13昼夜,到达一岛,待潮退后补好船漏处,又开始继续前进。在茫茫大海上艰难航行了几十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岛)。在此国停留5个月,换搭另一艘商人大船归国。

出发时刚好是4月,法显就在船上度夏安居。路上遇狂风暴雨,经过3个月的搏斗,始得靠岸。到了青州长广郡(治今山东崂山县北)牢山(即崂山)南岸。当时青州已在东晋的控制之下。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听说有沙门持经像航海而至,即派人把法显接到郡治。在李嶷和青州刺史刘道怜等人的协助下,在彭城(今徐州)度过一冬一夏后抵达东晋都城建康。

法显西游往返历时首尾15年,游历了将近30个国家。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6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6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3年才回到青州。法显把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记载求法经验、见闻及游历各国的风土民情、佛教状况等,提供后人西行求法的指南。这本书是我国僧侣旅游印度传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至今,《佛国记》仍是世人公认的不朽之作。

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6部63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国记》全文9500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重要的史料。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大旅行的惊人壮举,以及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点评

法显的取经之行不可不称之为壮举,60岁的高龄仍能下决心去走连壮年之人也未必敢于挑战的路,不能不让人敬佩。法显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敢于去做的勇气。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下定决心,只要从现在开始,就一定可以成功。卓越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郦道元是我国北魏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是当时最著名的地理学家,而他的著作《水经注》则是当时最杰出的地理著作。

郦道元少年时代就喜爱游览。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做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他喜欢游览祖国的河流、山川,尤其喜欢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自然风貌。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等广大地区,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名胜古迹、山川河流,悉心勘察水流地势,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等,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他的地理学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基础。他读书非常严肃、认真,对书中的记载力求弄懂、弄通,对各书中记述同一地方而有出入的问题,更是努力探究其原因。大量地读书,使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并使他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

他写了不少著作,都流行于世,可惜后来大都亡佚了。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他研读了古代的地理书——《水经》,《水经》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籍,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137条。原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的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郦道元决心为《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四百多种,查阅了所有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那时候,交通不便,路途险峻,但他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考察各地的山水草木和岩洞、土质等。书中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火山、温泉、水利工程等。郦道元虽然只是活动在北魏政权统治的地区之内,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受政权和地域的限制,他的视野远远地超出了北魏政权统治的范围。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头河(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原苏联咸海),北到流沙(今蒙古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地理学的总结。《水经注》在写作体例上,不同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它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水经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地域上讲,郦道元虽然生活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但是他并没有把眼光仅限于北魏所统治的一隅,而是抓住河流水道这一自然现象,对地理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从内容上讲,书中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而且把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其他自然现象如地质、地貌、土壤、气候、物产民俗、城邑兴衰、历史古迹以及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做了全面描述。因此《水经注》是6世纪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郦道元为官清廉,执法严明,因此遭到朝廷权贵的忌恨,他们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到发生叛乱的地方当关右大使。在赴任途中,郦道元和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一起,被叛将萧宝夤杀害。尽管他过早地逝世,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水经注》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水经注》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佚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这是我们研究我国文明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点评《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它同郦道元一样,将永远被载入史册。矿物岩石学家——杜绾

杜绾,我国著名矿物岩石学家,他编写的《云林石谱》是宋代内容最丰富的石谱。

杜绾字季阳,号云林居士,北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封建官僚世家,祖父和父亲都在京城当官。北宋士大夫好石成风,文人学士竞相寻求好的砚石。特别是以宋徽宗赵估为代表的上层封建统治集团,日趋腐败,搜取珍玩。杜绾的家庭环境,使他有条件接触全国各地的奇异珍宝和怪石。政和七年,朝廷动用成千上万的人力、财力,把一些外表姿态美观的石头如灵璧石、太湖石等运到京城,为修建万岁山备用。封建统治者对各种怪石的追求,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仅爱石、玩石,而且为各种石头写谱,描述它们的产地、性状,出现了一批《砚谱》和《石谱》。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杜绾的《云林石谱》,里面所记载的石头不局限于砚石或“假山清玩”,而是着眼于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石头的性状描述。这种作法和写法,大大提高了《石谱》的科学价值。《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最完整、最丰富的一部石谱,约14000余字、描述的石头有116种,详略不等地叙述其产地、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书中记载的石头产地范围甚广,达到82个州、府、军、县和地区。《云林石谱》的科学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它对矿物、岩石的性状描述上。如菩萨石即水晶,为透明的石英晶体。当阳光通过晶体时,会发生色散,形成“五色圆光”。杜绾对石头颜色的描述很多,有白色、青色、灰色、黑色、黄色、绿色等。此外,还有颜色深浅的区别,如深绿、浅绿、青绿、微青、微灰黑等。他还看到了石头经过风化之后会产生颜色变化,他对石头的声音也很注意,常用东西敲击石头。杜绾对于石头的坚硬程度,描述相当精细。他用甚软、稍软、稍坚、不甚坚、坚、颇坚、甚坚、不容斧凿8个等级区别石头硬度,非常精细、科学。

杜绾还注意到了石头表面的粗细程度,阐明了奇形怪状石头的成因。他还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风水冲激来加工太湖石的技术,介绍了各种岩石的用途和当时工人加工石材的方法。

杜绾对化石的认识有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记载了鱼化石和海洋腕足动物壳体化石——石燕,而且阐明了鱼化石的成因,用实验澄清了传说中石燕会飞的误解。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点评

杜绾对于矿物岩石的研究无疑是科学的,而他所著的《云林石谱》更是一幅内容丰富详尽的群石族谱。博学多才的沈括

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沈括,字存中,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沈括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他从24岁起,开始做官,游历了很多地方。33岁那年,他中了进士,不久又调到京城昭文馆编校图书。他在馆中读了大量藏书,学识更加长进了。

沈括爱好数学和天文学,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宋朝政府派他到司天监做官。司天监是观测天象、制订历法的机构,当时,有个平民出身的天文学家,叫卫朴,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沈括破格把他推荐到司天监工作。为了观测天象,沈括又改制了许多天文仪器。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司天监气象一新。

后来,沈括又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朝廷派他到各地去视察,他不断提出建议,为推行新法出了不少力。

辽国派使臣肖禧来到北宋东京,硬说原来属于北宋的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的地方应该属于辽国。宋神宗派沈括去谈判。沈括先到枢密院查阅档案,把过去双方议定的边界文书查得一清二楚,并画出边境地图,驳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之后他又受宋神宗之命出使辽国,跟辽国作进一步交涉。在辽国京城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双方会谈了6次,沈括据理力争,拒不退让,辽国无计可施,只得放弃了原来的无理要求。

沈括回国的时候,详细调查了沿路的地理情况、山川道路和风土人情,写成一部《使契丹图抄》。他回到京城,进呈给宋神宗。宋神宗提升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是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只要一有机会,就结合实际进行科学研究,58岁那年,他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写作。他在自己的住处梦溪园,写了一部有名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简称《笔谈》,内容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历史、考古、文学、音乐和绘画等许多方面,范围非常广泛。而且,沈括对指南针的使用作了多种实验,并且把实验的方法记在《笔谈》中,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指南针的珍贵资料。在研究中,他发现了指南针所指的方法不是正南而是稍微偏东。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叫做磁偏角。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记录,比欧洲哥伦布的发现早了四百多年。

沈括关于水流侵蚀冲积作用的论述,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比西方学者早七百年。有一次,他到河北去,经过太行山,见山壁中间有一条螺蚌壳和卵石组成的带状堆积层。他研究后断定说:“这是古时的海边,现在东面离开大海已有千里之远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所谓大陆,都是浊流冲积而成的。”沈括所说的大陆,主要是指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他认为河北平原是由黄河等浊流冲积而成的。

他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这一概念,并对石油的用途有所认识的人。那年他到陕北去,发现那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当地人称为“脂水”,用来烧烟制墨。他预言说:“这东西将来一定大行于世。”这些论述,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笔谈》中还记载了劳动人民的很多创造发明。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毕异的活字印刷术。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学识渊博,造诣很深。他写的《梦溪笔谈》一书,已成为世界科技史上一部杰出的著作,受到中外科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点评《梦溪笔谈》是沈括多年智慧的结晶,更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记载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科学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据。治学严谨的朱思本

朱思本,元代临川人。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创作的《舆地图》是我国制图史上的杰作。

朱思本早年在贵溪龙虎山学道。对古文、地理深有研究。他根据考察记录,结合《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大元一统志》等有关地理方面的历史资料,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劳心瘁力,历尽艰苦,绘成极有科学价值的《舆地图》。其图标位、计程都相当精确,为前人所未及。

从14世纪初起,朱思本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地图《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舆地图》除总图外,还有16幅分省图、16幅边区图、3幅黄河图、3幅大运河图、2幅海路图、4幅朝鲜、安南、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地图。有趣的是,14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在地图上总是把非洲的尖端指向东方;但是有证据表明,朱思本已经知道非洲的形状像个三角形,而且尖端指向南方。

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年之久。在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

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另外,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的成果。而且,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也是不遗余力。

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图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裴秀是以里为单位绘制地图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而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根据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作了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14世纪20年代,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吴全节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高官显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

朱思本严谨治学,成就卓著,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的《舆地图》开辟了中国地理史上的新时代。他对科学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点评

朱思本作图态度严谨,对边远及外域地区,宁缺毋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热衷探险的徐霞客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声,霞客是他的号,他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他的祖上曾经做过官。徐霞客从小就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他喜欢读地理、历史和游历探险方面的书,向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正因如此,他克服万难,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旅游与地理考察事业。

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徐霞客便决定不再走考试做官的道路,决心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地理考察事业。这意味着要与当时流行的社会风习决裂,在当时的社会里,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除此以外,还要承受一些守旧的人的讥笑和指责。但徐霞客坚定地这样做了,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母亲有力地支持了他,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哪能让儿子像篱笆中的鸡,车辕下的马,被困着呢?”

放弃了科举,徐霞客开始潜心攻读古人留下的地理知识,在攻读中,他发现前人著述的内容,很多是历代沿袭,转抄自较早的地理学著作,很少有人进行实地的考察。因而,有的地理著作记述错了,也被照抄照搬。前代的人错了,后代的人也跟着错。他对前人著作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为了搞清祖国河山的真实面貌,徐霞客决定亲身进行实地考察。

从22岁起,徐霞客开始了游历考察生涯。游历考察过程中,他曾经3次遭遇强盗,4次绝粮。徐霞客仍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他踩在脚下,他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更为可贵的是,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他先后写了2000多万字的游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

徐霞客通过亲身的考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的说法。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他认真地观察河水流经地带的地形情况,看到了水流对所经地带的侵蚀作用,并认识到在河岸凹处的侵蚀作用特别厉害。他还注意到植物与环境的关系,观察在不同的地形、气温、风速条件下,植物生态和种属的不同情况,认识到地面高度和地球纬度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对温泉、地下水等,徐霞客也都有一定的科学认识。

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欧洲人中,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广泛考察和描述的是爱士培尔,时间是公元1774年;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是罗曼,时间是公元1858年,他们比徐霞客晚了一二百年。

从徐霞客的游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形成石灰岩奇异地貌的重要原因。由于发育的时期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区差异,如桂林、阳朔一带,因为缺乏风化物质,无土壤覆盖,形成的是石峰峻峭、各自矗立、争奇斗胜的地貌;而柳州西北一带则不同,它是土石间出,土山迤逦(曲折连绵),忽石峰数十,似锥处囊中一般。用现代地质学的术语说,桂林、阳朔一带体现的是石灰岩地貌发育最盛时期的特征,柳州西北一带体现的则是处于石灰岩地貌发育晚期的情况。可见,徐霞客的观察是很准确精细的,他的分类与现代地质学的分类基本一致。

然而徐霞客并非一位纯粹的自然科学家,也非一位寄情山水的浪漫旅人,他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所以,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中雨、雾、晴、晦的千变万化,山、水、树、岩的千姿百态,再现在徐霞客的笔端,仿佛使我们也随着徐霞客的足迹,跋涉奇峰峻岩、急流险滩,置身于祖国的秀丽山河之中,为之陶醉,为之骄傲,心中油然升起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徐霞客沿途看到土司横行霸道,人民颠沛流离,田园荒芜,交通阻塞,州县残破,便发自内心痛恨明代腐朽糜烂的土司制度,坚决主张“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的统一。

总之,徐霞客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游记,既是地理学上珍贵的文献,又是笔法精湛的游记文学。他的游记,与他描绘的大自然一样质朴而绮丽,读他的游记,使人感到是一种真与美的享受。

怀着对云南的眷恋之情,徐霞客踏上归途,丽江土官木增派滑竿护送他,辗转半年,“至楚江困甚”,经湖北黄冈乘船回到家乡。“既归,不能肃客,唯置怪石于榻前,摩挲相对,不问家事”。半年后徐霞客即与世长辞。他是为旅游和地理考察而献身的,我们永远怀念他。

徐霞客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他为我国的地理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积极探索的一生,是执著奋进的一生。他穷尽一生心血所作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本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点评

为了祖国的地理事业,徐霞客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他那敢于冒险的精神、无所畏惧的勇气值得后人学习。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原名仲揆,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冰川学家、地质学家。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就读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硕士和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更离不开他对祖国的热爱。

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4岁时,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而且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缠,徒步到省城报考。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画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李四光”!他心想: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15岁时,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6年后,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此时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

从20世纪20年代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他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到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

李四光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约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所以,他的学生只看见他那走路的模样,就能认出他来。

20世纪20年代末,李四光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其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不久,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要职,都被他拒绝。

由于李四光专注于科学研究,一开始他的妻子许淑彬不理解,两人常常发生矛盾,许淑彬愤然弃家出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遭到中外地质权威们的冷嘲热讽,他十分痛苦,这时,许淑彬回到了他的身边。但此时,他的学生吴焕明却决定弃学从事革命,陈亚宗要到国外深造,只有郑森决定追随他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李四光举家南下。在好友杨杏佛的支持下,李四光在鄱阳湖畔建成了一座冰川陈列馆,他打算在此潜心研究。可不久陈列馆就被国民党海军夷为平地,杨杏佛亦遭特务暗杀。抗战时期,李四光一家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颠沛流离到了贵阳,最后到重庆。在李四光地质力学研究手稿写成,苦于无处发表时,吴焕明陪周恩来来看望他,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有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50年代末,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一次,周总理凌晨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70年代,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同时也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点评

正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著,李四光才能乐观地面对困境,在地质力学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强大的信念永远是支持我们站起来并走下去的力量。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竺可桢从小就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后专门从事地质学、矿物学的研究,成就显著。

竺可桢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又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后来,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竺可桢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并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不久,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10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象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两年后,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他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在他的支持下,仅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与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竺可桢热情地倡导和组织了中国自然区划、中国农业区划、中国国家地图集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在他的建议下,设立了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总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他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比作科学的两翼,并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宣传科学知识。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先例。50年代末,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竺可桢在气象气候学研究中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研究了大量经、史、子、集及中外文献,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

60年代初,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70年代初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

前者依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

后一篇论文,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两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摄氏度,一月温度约3至5摄氏度;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至2摄氏度,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至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的幅度0.5至1摄氏度;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可以说是一项震动世界的科学成就。

竺可桢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是我国地理学历史上重要的著作。他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为我国的地理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点评

竺可桢的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中国科学家郭开

郭开,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引西藏水进入黄河的创举,堪称是中国的地理大发现。

郭开以其敏锐的洞察、精细的勘测,依据我国地势西南高,西北、华北低的特点,设计在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取水,沿途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之水入黄河,并开运河直至天津及新疆,一举解决北方干旱缺水、环境恶化、生态脆弱等问题,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20世纪40年代,地理学家翁文灏发现:由于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三大拐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黄河阿坝大拐弯、河套托克托大拐弯)的连线是一条低地带谷川,两边都是高山,一边是青藏高原,一边是横断山脉。到了黄河这里,一边是巴额喀拉山,一边是岷山,再往下则是贺兰山、阴山和吕梁山。我国西南地势高,西北华北地区地势低,沿着这条线路,完全可以把西南诸河流出国外的水顺利引到西北华北缺水地区。

郭开早年随军到西藏,深知那里水多。他自己几渡黄河,又参加过三门峡水库截流,深知黄河病在水少。如何将西藏水引入黄河,是他多年来琢磨的问题,但苦于大山阻隔,高原辽阔,无可奈何!“文革”期间,郭开蒙冤被关在“牛棚”里,每天除了拉出去批斗一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就被关在里面。习惯于读书的郭开,发现由造反派抄家抄来的许多书,大部分是外文书。这对学过英文、俄文、日文的郭开,正中下怀。他发现了这本翁文灏20世纪4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的英文《中国地形图》。这本地图制作非常精细,哪里山多高、水多深,都标得清清楚楚,令郭开大开眼界。特别是翁文灏的一大发现:由于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三大拐弯的连线是一条低地带形成谷川,两边都是高山,一边是横断山脉,中间是凹处,就像人的头(青藏高原)和肩膀(横断山脉)中间的脖根颈一样,到黄河一边是巴颜喀拉山,一边是岷山,再下是贺兰山—阴山和吕梁山……

翁文灏的发现一下使他心明眼亮,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提出了雅黄工程初步方案——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20世纪30年代,崔宗培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四川水利厅工作,经过考察,发现岷江由于山体滑坡大塌方堵塞河道形成的壅塞湖,其塌方体形成的坝,在地震中摇来晃去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更结实了。以后他进一步研究,又结合五六十年代,苏联大规模搞人工塌方爆破筑堆石坝的经验(苏联曾筑过650米高堆石坝,并成功建筑了380米的罗贡堆石坝),开始寻找新出路。

但是这种石坝对地形地质的要求极严格,必须是V形峡谷,岸坡70度以上,而且山体要高过坝顶500米以上(否则爆破筑坝没有料源)。这样的条件下,建筑坝体高厚比达1比6,那么坝高600米也没有问题,400米绝对安全,不怕地震,不怕战争,原子弹扔在坝上也没有关系,它是一堆石头,你把它炸飞起来,两岸山石又都滚落坝库,水不会冲出。

这一发现,可以满足我国水利建设的战略要求。不过,这样的地形在内地少见,河谷宽了不能建堆石块。到哪里搞那么多石头呀?

一次,崔宗培请郭开到水利部介绍朔天运河。当他听到郭开讲雅黄工程,引雅鲁藏布江水入黄河。按郭开说的走线一查地图,所有坝址都是V型峡谷。这一发现,使朔天运河和他的治水新思维合拍。

所谓治水新思维,也就是要解决中国水的问题,即必须使全国主要江河联通成网,互通互补,截洪济旱,抽丰救欠,使全国水资源统一调度。这个问题如何实现,他一直没找到办法。看到郭开的大西线方案,正中下怀。大西线把雅、怒、澜、珠、长、黄、海、辽、松、黑十大江河串通一体成网,可实现全国水资源总调度……崔宗培和郭开经8年切磋,合作写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治水新思维》。

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考察水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的任务就摆在了国家面前,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组成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

考察队数十人于1959至1963年对西南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进行实地查勘,考察中他们发现,在这些南北走向的巨川大山中,都有许多东西向的横切沟壑、溪涧。这些地方常常是巨江大河的分水岭,其垭口都很低薄,有的打隧洞,即可联通,有的连隧洞都不用打,做个小工程即可通水,甚至不用做任何工程,只要在江河峡谷处筑坝,抬高水位,水便可沿自然垭口溢流过去。这一发现,使郭开的大西线方案有了实现的可能。

郭开的原方案是:走独龙江——怒江——虎跳峡——到甘肃定西入祖历河——黄河,流程6000公里,工期50年,投资1万亿。这个数字不仅把别人都吓跑了,连郭开自己也吓坏了,好几年不敢提起。

但是看了郭敬辉等人的调查,郭开大西线调水方案得以成立。20世纪50年代初,郭开随军入藏,就曾到过朔玛滩,当时郭开没有什么印象。当郭开正苦于对从雅鲁藏布江到黄河引水,不知怎么具体把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碰上了老战友武寺石。武寺石听了郭开的陈述,非常高兴,他说他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要引雅鲁藏布江的水,取水口只能选在朔玛滩。老战友一席话,郭开茅塞顿开,立刻决定再次奔赴西藏。在武寺石的协助下,他实地考察了朔玛滩,果真是最理想的坝址。郭开当即敲定就以朔玛滩为取水口。二十多年来,大西线方案中各条线、水库、隧道……都翻来覆去改,唯独朔玛滩作为取水口始终不变。

武寺石对喜马拉雅山很有研究,他领着郭开到各地察看,发现在西藏所有高山都有很低的垭口。这种垭口一般地图都反映不出来。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喜马拉雅山有六个山口:马及墩、塔马墩、洛拉、雪嘎拉、德阳拉、东拉山口。这些山的垭口都很薄很低,引水施工非常方便。郭开的整个大西线方案就是建立在这些地图上没有反映出来的地理发现上面的,因而符合科学,非常实用。

郭开二十多年来就是经过考察研究核实,把这些发现串联综合形成一个大发现——大西线引水2006亿立方米,自流入黄河经青海湖调蓄、灌溉三北、中原,绿化沙漠10亿至20亿亩,再造一个中国,使13亿中国人生活幸福,发展无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地理发现。

任何科学研究都由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凝结而成,把雅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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