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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1 13: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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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伟,曾伟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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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

杨靖宇试读:

英雄简介

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生,原名马尚德,号翼生,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人。

1923年8月,杨靖宇考入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已是中共党员的贺光吾等一批进步教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杨靖宇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探求救民救国的革命道理。1926年秋,杨靖宇加入共青团。

1926年,为迎接北伐军入豫,杨靖宇奉党团组织的命令,回到家乡确山县,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4月4日,杨靖宇等人成功领导了确山暴动。5月,杨靖宇加入共产党。

1927年6月,为庆祝北伐军攻克郑州、开封,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杨靖宇挥毫题写了对联:“庆今日克复郑汴澄清黄河水,祝他年直捣幽燕扫尽长城灰。”

11月1日,杨靖宇领导确山农民武装举行了刘店秋收起义,以进攻刘店的一个民团为目标,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在河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两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刘店秋收起义取得胜利。

1929年1月,杨靖宇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学习。

1929年2月底,杨靖宇在上海学习结束之后,赴东北奉天,准备前往苏联进行军事深造。

1929年7月,前往苏联的手续受阻,留在东北工作。

1929年8月30日,由于叛徒告密,杨靖宇在欢乐园福合客栈被捕,《奉天每日新闻》大肆渲染捕到“共产党之首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1月,杨靖宇担任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兼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任书记。

1932年11月,杨靖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满。他先是几经周折,在桦甸县常山屯找到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然后把队伍带到了蜂蜜顶子,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后来,杨靖宇征得上级同意,决定留在这支部队,任游击队代理政委,并将来东北时的化名张贯一正式改为杨靖宇。

1933年9月18日,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共300人。

1933年10月,为进一步扩大游击区域,联合更多的抗日武装,杨靖宇率部分队伍从玻璃河套的生财沟出发,向辉发江以南挺进。杨靖宇率部队渡过辉发江后,连战连捷,声威远震。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载文报道:“第一军屡败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杨靖宇虽未参加这次大会,但仍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2月21日,在临江县三岔子城墙砬子街,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17支抗日义勇军联合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成立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任总指挥。

1934年11月7日,在临江县八道江板石岭,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5年10月上旬,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体,联合其他武装,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10月中旬,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6年7月,抗联第一军与活动在东满的抗联第二军又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南满、东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杨靖宇和他所领导的抗联对全国抗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939年11月,杨靖宇率领司令部直属部队400多人从桦甸进入蒙江。

1940年1月9日到1月30日,21天的时间内,杨靖宇率部队与敌人作战14次。1940年1月21日,军部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被捕叛变;2月1日,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携武器、密件、现金投敌叛变,进一步暴露了杨靖宇的行踪。日军急忙调动大队人马围攻杨靖宇。2月12日,杨靖宇身边仅剩下六名战士。2月15日,在敌侦察机引导下,地面敌人开始对杨靖宇进行搜索。2月18日,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在购买食物时与追捕的敌人交火后牺牲。2月22日晚,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在距蒙江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保安村三道崴子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

1940年2月23日下午3时50分,敌人在三道崴子包围了杨靖宇。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身中数弹,倒了下去。将军年仅35岁。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为召开七大,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准备,早在1937年12月,便成立了准备委员会,杨靖宇是25名准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可当中共七大召开时,杨靖宇已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头颅归来,慰藉英灵

1940年2月23日,正是长白山的严冬季节。杨靖宇衣着单薄,腹内空空,还患着感冒。他孤身被围,在一块卧牛石旁烧毁了全部文件。敌人顺着杨靖宇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追了上来,对他形成了包围。杨靖宇凭借岩石,双手用两只手枪向敌人射击,边走边战。在一棵大树下,杨靖宇用不断射出的子弹回答敌人的劝降。在持续了20多分钟的枪战后,几颗罪恶的子弹射入了杨靖宇的胸膛,一路嚷着“投降吧,杨靖宇,投降了让你做东边道的司令”、“捉活的,捉活的”的日军看到杨靖宇的遗体,按理说,应该是欣喜若狂的,因为少了一个让自己闻风丧胆的对手。然而,他们显得很沮丧,甚至有些遗憾与失落,因为杨靖宇令他们真正叹服。杨靖宇牺牲时年仅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日本的警察厅、日本关东军头目和伪军都不理解,他怎么能够在零下20多度的山里头打这么多天,附近连一个村落都没有。遗体随即被运往蒙江县民众医院,日军军医施行解剖。冷光明晃的手术刀切开了杨靖宇的腹部,划开胃囊,在场的残暴的日军、日伪,无不震惊——只见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仅残留着草根、树皮、棉絮……据说目睹整个解剖过程的一个日军军官,从杨靖宇身上看到了中国人不可征服的气节,对“圣战”产生了怀疑,以致精神分裂,先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妻儿,然后切腹自尽。

当时通化地区的讨伐司令叫野负仓德,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前,他觉得自己很渺小。最后他为杨靖宇立了一块碑,亲自召开了一个祭灵会。野负仓德承认,杨靖宇是日本军人的一场噩梦,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将军。另一方面,野负仓德考虑到杨靖宇在抗日群众中的影响力,为了营造“抗日,只有死路一条”的舆论氛围,他丧心病狂地命令一个叫“张奚若”的伪军砍下了杨靖宇的头颅,放入木箱,送到了通化市伪警察部。1940年2月25日,日军将杨靖宇的头颅挂在通化市的闹市区进行示众,希冀以儆效尤。3天后,头颅被送到了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放在2楼的药物科,由药水浸泡保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接收了日伪政权,杨靖宇的头颅被转移到长春医科大学医疗器械室。

1948年10月,解放东北的战争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围困长春的战斗步入决定性阶段。城内10万敌军被我人民解放军打击和围困达7个月之久。此时,杨靖宇将军的遗首仍在这座孤城内,国民党特务从日本关东军的手中获得头颅后,就立刻秘密藏匿起来。国民党特务究竟将英雄的头颅藏匿在哪里呢?原来,日本投降后,长春被伪满残余暂时接管。1946年4月,我军经四昼夜激战,夺取了长春,但还未弄清楚杨靖宇头颅的去向,就被迫撤出,长春遂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军围困长春后,时任中共长春地工小组组长的李野光,接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的一项任务,要他协助有关方面迅速找到杨靖宇与陈翰章的遗首。经过深思熟虑后,李野光立即指示打入城内的松江军区地下工作者杜文学等人,在孤城内秘密开展寻找杨靖宇头颅的工作。

经过多方打探、寻找,地下小组成员刘亚光查到了杨靖宇将军头颅的下落:长春医学院。当时医学院被国民党骑兵第2旅占据,该旅卫生队就设在长春医学院附近。如果能够打入旅卫生队,就有可能进入医学院,查找杨靖宇将军的遗颅。地下小组成员李广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方案向上级做了汇报,得到批准。不久,刘亚光打入了该卫生队,当了中尉军医官。

杨靖宇的头颅也引起孤城特务的关注。活跃在敌一兵团上层机构的特务头目项乃光,多次出入骑兵二旅,秘密了解察看杨靖宇头颅保存状况,布置防守措施。为了防止头颅落入解放军手里,他除了在旅部设置了层层岗哨外,还安排巡逻队反复巡逻。老谋深算的项乃光依旧不放心,他暗地里派长春市警察局的特务在医疗器械室放了暗哨,昼夜监守。同时,国民党特务似乎也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在寻找杨靖宇头颅,特务们妄想以此为诱饵,缉拿长春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打入敌人内部的刘亚光利用去医学院给国民党军官兵巡诊的机会,偷偷潜入解剖学教室,在微弱的手电光照下,仔细寻找,但一无所获。在他将要离开出门时,忽然发现教室里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侧室,刘亚光随即进入了侧室。侧室内只有一个大型的橱柜。陈列的玻璃罐里装着人的内脏标本,经逐一观察,刘亚光看到两个大型标本罐里分别装着一颗人头。两个标本罐上还贴有纸条,一个写着杨靖宇,一个写着三江好(即陈翰章)。为了不惊动敌人,刘亚光当时没有拿走头颅,而是悄悄返回卫生队,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了党组织。

为了确保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安全地回归到共产党人手中,刘亚光和我地下党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刘亚光打听到负责看守医疗器械室的是市警察局的警察曹如超,于是有意与他打得火热。曹如超是长春人,正赶上家里断了粮,整日忧心忡忡,刘亚光得知后就经常送点食品给他,解他的燃眉之急。为此,曹如超对刘亚光感恩戴德。

有一晚,曹如超哭哭啼啼地找到刘亚光称,全家又断粮两日了,父母就要饿死了,求他帮帮忙。刘亚光安慰他说:“咱们都是本城人,我想想招儿,一个小时后我再找你。”刘亚光找到地下党员李野光和李广德,将这一重要情况作了汇报。李野光果断地指示:“门的钥匙已有人配好,今晚给曹如超送点儿米。让他马上送回家,我们就说来买医疗器械,然后趁机动手。”当晚10点钟,曹如超坐在脏乱的小屋里闷头抽烟。这时,地下小组成员经恩浦大夫拎着7斤高粱米匆匆赶来,一进屋就说:“曹二哥,我听说你家断顿了,我家还剩下一点儿高粱米,拿去吃吧,快送回去吧!”曹如超眼泪汪汪地说:“经大夫,你这是救命粮呀,我家的人都快饿死了。”说完,曹如超背起米就朝家跑。这时,我地下小组成员雇的车辆已经停在了医学院的门口,他们以到医学院拉医疗器械为名,拉走显微镜、纱布罐、污物桶、聚光灯和标本罐,在混乱中,趁机将装着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烈士遗首的玻璃罐装入车中,用一些旧纱布覆盖在上面。随后,两位烈士的遗首被运到卫生队前厅。当日午夜,刘亚光和爱人潜入卫生队前厅,将两位将军遗首藏在卫生队五官科内。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两位将军遗首被迎入亚光医院。

后来,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民族英雄的头颅,由军官张羽率5名战士,乘专列秘密护送到哈尔滨,安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梦回确山:英雄诞生的摇篮

在确山县境内,有一个村子紧邻京汉铁路,西面是大别山、伏牛山余脉形成的无数盆地与丘陵,两座比较突出的称作罗山、秀山,东南北三面是一望无垠的肥沃良田,属于黄淮平原。村子四周环绕着一条并不宽的寨子河,每到夏季,荷花盛开,衬着两岸的杨柳,好一处红绿相映的良辰美景!

从郑州通往信阳的公路,笔直地从村子中间南北向穿过,将村子分成东西两区。就在西区,有一幢罗汉房和低矮的东厢茅房,住着一户姓马的佃农,男的叫马锡龄,年轻却体弱多病;女的叫张君,温柔贤惠。马锡龄是一个老实勤俭的人,只知道平日在地里多下点力气,使地里的收成多一点,能保证全家吃饱穿暖,别的事情尽可以不闻不问。无奈,世道艰难,力气使在地里越多,收成是变好了,但地主征收的租子更多了,所以马锡龄一家永远是入不敷出、三天揭不开锅的模样。然而,生活总得过下去呀!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2月16日,马锡龄得了一子,只见这个婴儿胎发茸茸、圆脸大眼、嗓音洪亮。马锡龄看着床榻上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张君,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得了儿子;忧的是,就这日子,该怎么把儿子养活啊?两口子环抱着婴儿,相拥而哭。哭完后,看见儿子眼睛清亮亮的,甚是招人喜欢,立即给他取了乳名叫顺青,意在祝愿儿子永生顺利,惹人青睐。紧接着,沿用旧俗,找来族人为顺青记下生辰“乙巳、戊寅、丙戌、壬辰”八字,留待日后为他合婚,卜问人生之用。并向住在罗汉房的胞弟马延龄报喜。马延龄闻讯,悲从中来,说:“可惜老爹死得太早,不能抱孙子了。”

马延龄所说的“老爹”,也就是顺青的祖父——马绥武。马绥武兄弟二人跟着父亲——顺青的曾祖父——从泌阳罗湾老家逃荒到了确山。父亲去世后,留下一条补丁并不算多的,尚且看得出颜色的裤子,给了兄弟二人,谁出去做工谁穿这条裤子。兄弟二人一路乞讨,最后来到了土地肥沃的李湾,定居了下来。先是租种张师爷的田,经过十几年的辛勤积累,倒也置办起了几亩薄田,娶妻生子。马绥武是老大,留下长子马锡龄、次子马延龄,以及一幢罗汉房。但是天不佑苦命人!日子刚好起来,两个儿子成家在即,马绥武夫妇就相继离世了。不得已,马锡龄、马延龄只得变卖田地,给老父老母办了丧事。从此,马家家道中落。因张师爷的租金太重,便租了地主王喜的田。

处在襁褓中的顺青,自然不知道祖辈的事情啦。他得到了父母亲的百般呵护。其实,马锡龄并不奢望他日后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只祈求老天保佑他能做一个寻常的佃农,身体健康,有一手好的庄稼活,不遭人白眼,能为祖上传宗接代,足矣。

顺青五岁的时候,家中仍旧一贫如洗。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三十岁出头的父亲马锡龄在这一年的秋收里仿佛使完了一生最后的力气,倒在田埂上,嘴角涌出惨白色的泡沫。张君见状,失声号叫,惊得马延龄拎着镰刀就赶过来了,以为出了长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最后才反应过来,抱起马锡龄便往郎中家里跑。当时顺青也在地里,不过是在拾稻穗。他看见母亲在哭,就跟着哭;看着二叔抱着父亲在跑,便跟着二叔后面跑。马锡龄死在了半路上,没来得及看儿子顺青最后一眼。他躺在榻上,单薄得多么像那件破旧的床单。这一年是1910年,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秋收时节。自此,母亲张君带着顺青,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小爱,依靠马延龄的照看与救济度日。

顺青天资聪颖,6岁时学会了不少小故事。在盛夏,骄阳炙烤着黄淮平原,然而依托罗山、秀山,李湾尚能得到一丝凉风。顺青穿着红兜肚,跟着一群光屁股的伙伴,一会到寨子墙下听人说书,一会到荷塘边听避暑的京汉铁路的工人们唱歌。有时听得兴起,他会缠着说书人给他再讲讲。说书人当然不干啦,说“赶紧回家吃饭去”。他拽着说书人,撒娇道:“叔叔你最喜欢我了,明天我给你捶背呀抓痒痒呀,就讲最后一段。”然后清亮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惹得说书人喜欢,便会牵着他的手,边走边讲,故事讲完了,正好送他到了家,便折回往自家去。日子一长,他竟然从说书人那里学会了《警世钟》的开篇词,也学会了一段《数大嘴儿》,是西太后奚落宣统皇帝的童谣。顺青领着小伙伴们唱到兴起,就开始在村子的大道旁边边唱边跳,颇具表演性质。这首童谣如此唱道:西太后,耍儿戏儿抱个小孩儿做皇帝儿金銮殿上撒泡尿龙书案下抓蛐蛐儿放个臭屁去闻味儿王妃嗔他不懂事儿朝臣齐抖马蹄袖山呼完事儿玩完事儿

小孩子口齿不清,竟将“万岁万万岁”谐音成了“完事儿玩完事儿”,也别有一番韵味。婶娘跑过来,把他牵回家,问他唱的什么。他撅着小嘴说:“可笑宣统比俺小一岁,不懂事的小屁孩居然做了皇帝……”

母亲张君刚出门准备叫他吃饭,听到他理直气壮地这么说,赶紧捂上他的嘴,狠狠地说:“瞎胡说,看我不揍你!”说完,抡起胳膊,就要打他。只见,他牙关紧闭,丝毫没有改口、没有怕打的意思。这时,婶娘赶忙劝张君,说小孩子不懂事,贪玩而已。

自打发现顺青唱那些“西太后耍宣统”的童谣后,张君便不准顺青再唱了,尤其不准他领着小伙伴们在村子大道旁唱了。但是,她不能很直接地说“不准”,而是吩咐他去做另外一件事。

她带点请求地说:“儿,娘白天要做事,趁着天气好,你可不可以替娘到山上捡点柴火回来?娘晚上要做饭给你吃呀!”

顺青连忙点头,小鸡啄米似的。“能捡多少,就多少。”她说,“记住,不要上太高了,就在山脚附近,捡一些枯树枝就行。”“娘,放心吧,我要捡一屋子柴火回来,让娘天天做饭给我吃。”说完,他接过母亲递来的麻绳,一溜烟地向山上跑去。

这一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没了,也就没有好事之徒来追究顺青亵渎皇帝的事情了。张君心里虽有余悸,但是看到顺青晒得黝黑的小身体,很难过,就不再让他去捡柴火了。

转眼过完年,孟春的一天,张君把压箱子的一件嫁妆拿出来,给顺青改成了衣服,很仔细地给顺青穿上,说:“儿,娘今天送你去上学,念书。”那时在李湾,富豪家里都私设塾馆,不招外人子弟念书。只有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刘景臣先生,在山脚下开了私塾馆,不分贫富贵贱地招收学生。当然,他会收取一点学费,一般是二十文钱,也可以用等价的柴米油盐充当。

收拾完毕,张君请来马延龄,把那些用茅草搭盖的柴火全部搬上了一辆借来的驴车。足足有半间屋子高的柴火,张君与顺青各扶一侧,往刘景臣老先生的家里去。

张君对刘老先生说:“这是顺青,想在您这里受点开化,但是,家里没钱没粮的,您看能不能用这些柴火充当部分学费?”

老先生戴着一副眼镜,背有点驼了,仰着头看了看驴车上的柴堆,勉强点了点头:“我这家私塾馆,可以用东西充当学费的。”“儿,你看,你捡来的柴火,现在成了你念书的学费呀!”张君把顺青抱起来,大声地说道。“你说啥?是他捡回来的?”老先生有点惊讶。“是的。”张君说,“算一算,大概捡了足足半年。”“来,过来,让我瞧瞧。”老先生立即招手,示意顺青过去。

张君放下顺青。顺青战战兢兢地到了老先生旁边,说:“先生好。”

老先生一听,顿时乐了,连连说:“懂事,孺子可教也。”转而对张君说:“这样吧,柴火我留下,就当小家伙给我的孝心,至于今后的学费,有的话,就给点,没有的话,就算了,反正这小家伙,我收定了。”

张君愣了愣,反应过来后,赶紧把顺青拽过来,朝老先生连连鞠躬致谢。然后,含着眼泪,语重心长地对顺青说:“如今皇帝退位,换成了民国,咱这样的人家也要受点开化,儿,在老先生这里,要尊敬老师,要对其他伙伴们好,要用功念书,学点本事,长大了,做一个像样的庄稼人。”

顺青连忙给母亲擦泪,满怀信心地说:“儿一定听娘的话!”

登记名字的时候,老先生才知道“顺青”是乳名,便对张君说:“孩子念书是大事,必须要用大名,也就是学名,正式一些,人前人后,也好称呼。”

张君从包袱里拿出一本破旧的书,递给先生,说道:“带了谱书的,还请先生给他取个中意的名字。”

接过谱书,老先生按照五宗,找到了马家的五辈的范字,即“绥、龄、德、云、继”,便问顺青父亲的名字。张君答道:“马锡龄。”老先生摇头晃脑斟酌了一下,说:“顺青这一辈范德字,取名叫尚德,表字骥生,如何?”

张君欣喜地点头:“听先生的,听先生的。”说完,领着顺青谢了先生离去。

回家的路上,顺青兴高采烈地喊着“马尚德,马尚德”。张君事后观察,有了名字,顺青(马尚德)仿佛是一夜之间长高了,人也精神了。有一次放学回家,他对别家的光屁股小孩说:“先生给我取了名字叫马尚德,取了大号马骥生,你们,以后都不准喊我顺青,要喊我的大名大号,马尚德,马骥生!”

其中一个小孩被他说话的激动状给逗乐了,叫了一声“顺青哥”。只见他拽过那小孩,朝屁股上就是哐哐两下,小孩哇哇直哭,连忙改口“尚德哥”,他才笑起来安抚那小孩,领着他去寨子墙下玩去。

1913年,马尚德刚完成一年的学业,因为刘景臣老先生卧病不起,不能再教书授学,尚德便跟着关易公先生读书。这时,他已经对《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相当熟悉了。关先生见他聪敏好学,就开始教他《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

开学近一个月,还不见一起玩到大的李士芳,尚德顾不上当天的课,立即前往李家,才知因为交不起学费,士芳跟着大人们在一起干农活。伤心难过的尚德回到家里,开始东翻西找。他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母亲送给他两枚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说是对他一年用功学习的奖赏。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就开始坐在床上生闷气。母亲从地里回来,责问他怎么不去上课。他却反问母亲:“娘,您年前送给儿的那两枚纪念币呢?”“替你给收起来啦,怎么了?”

尚德便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张君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想起去年今日领着尚德去刘老先生家里的情景,不禁为李士芳惋惜:这两个小孩都很聪敏好学,颇为乖巧,讨人喜欢。“娘也想帮士芳,跟你一样。”张君说完,从衣柜的顶格上抽出一个布包,郑重地将两枚纪念币交给了尚德,并且告诉他,两枚,应该值20文钱,够学费的。

尚德谢了母亲,转身跑向李家的田里,对李伯伯说:“士芳的学费,我有办法了,让他跟我一起去念书吧。”

李伯伯有点惊讶。

看到李伯伯的表情,尚德将手中的布包拆开,递到他面前,说:“俺娘说了,应该值20文钱,够学费的啦。”

李伯伯往尚德家的方向看了看,眼眶猛地就湿润了。而李士芳站在一旁,死活都不愿意。尚德问他原因。“你跟婶娘的日子过得更艰苦,我不能要你的钱。”李士芳说道。“对呀,尚德乖,赶紧回家,把东西给你娘收好。”在一旁早已分不清脸上是泪水还是汗水的李婶说,“尚德,你知道20文钱,可以买多少米、多少盐、多少油吗?”“俺知道,20文钱,最多买10天的米,但是这10天,俺跟娘可以吃野菜。”尚德说得掷地有声,“俺娘也答应了,说要士芳跟俺一起去念书。”

李伯伯跟李婶犹豫了片刻,含着眼泪招呼李士芳赶紧跟着尚德去学堂。他们知道自己是拧不过尚德的,别看他年纪小,还是蛮认明理的呀!

自此以后,尚德和李士芳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上山砍柴。这一年夏末的一个傍晚,两人砍柴归来,各自回了家。放好柴火,尚德一如往常地想在寨子墙下听人说书。当他进入寨子门,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村子大道旁搭起了台子,台下整齐地站着穿一致衣服、挎快枪、持杆子刀的人们。一杆白旗飘扬在风中,上面写着“中原扶汉大都督”,下面写着一个偌大的“白”字。白旗下面站着一个威武不凡的壮年大汉,只见他挥动臂膀,声音洪亮且颇有震撼力地讲到:袁世凯及北洋政府,虽托名共和,实乃厉行专制,比清朝尤甚。而今,加重丁漕、杂税、厘捐,仅河南一省,须按月“协中央库银”50万两。此等重负,百姓怎能忍受?不将袁贼推翻,绝无生路!朗,痛心疾首,纠合豪杰,为民请命。一俟兵精粮足,便当雄踞北方,席卷东南,推倒袁世凯,为民国设立完美之政府!

听着这些铿锵有力而富含正义的讲话,尚德心里不禁一震。同时,也有疑问:这人是谁呀?便悄悄问身边的老人。老人告诉他:“他是宝丰农民起义的首领,从去年起义到现在,领兵万余人,是反袁世凯的大英雄,白朗是也。”

尚德再次注视着台上英姿飒爽的白朗,心里暗暗地说:“俺佩服!”

这时,白朗又开口了:朗所率起义之师,军纪严明,举旗反袁,救民于水火,所到之处,均实行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剪除暴政之党羽,今到确山,也是如此。现忠告李湾14家富户,以五大家为主,立即开仓放赈粮,由义军监督,按户周济贫苦人家。地保、地主,请听明本都督之言:从今日起,一律免除袁政府及其省县官署下派的各项苛捐杂税,对佃户减免二成地租,平素不准勒索农民,或强收年节礼物,违抗者,必严惩不贷。李湾贫苦人家,愿从军者,一概收录……

台下的人们欢呼雀跃,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尚德注视着白朗慢慢走下台,被人群簇拥着,再次心生仰慕。回家的路上,尚德见到二叔马延龄笑容满面地手提肩扛着麻袋,便知是白军已打开了地主的粮仓,给穷人们发粮食了。尚德赶紧避到路边,让二叔先过,让接踵而至的王叔、张伯……过去。听着他们难得的爽朗通透的笑声,再看看天边浑圆鲜红的落日,尚德心里想道:以后,我得更加奋发学习,才不要像爹娘想的那样去做一个庄稼汉,而要像白朗一样,给庄稼人分粮食,给穷苦的乡亲们送去欢乐,是的,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

1914年秋天,寨子墙下聚满了男女老少,原来说书人在讲白朗死了。尚德蹲在墙根,不相信说书人讲的是真的。他用木棍敲击墙面,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只见他厉声责问说书人:“你听谁说的?白朗怎么可能会死?”

说书人眼见被一个小毛孩责问,觉得面子挂不住,语气很重地说道:“民国三年,临汝、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起义军遭到袁世凯的正规军埋伏,被合围,起义军拼死突出包围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白朗被枪打伤了,还好突围成功,白朗撤到岭子西侧的石庄,但是流血实在太多,死了。”“听谁说的?”“隔壁湾子里都在传这个事。”“究竟是谁说的?”“你……你,你个小毛伢子,不用知道是谁说的!”说书人脖子上青筋条条,极其恼火。

说书人难得火急,听书的人们见状哄笑。

尚德扔下木棍,跑回了家,径自坐在门槛上低声抽泣。张君也听说了白朗遇难的事情,明白儿子的心情,安慰道:“好人不长命,这话有理。如今白朗已死,你再难过再伤心,也是哭不活他的。你应该从今天起,打起精神来,长大了,去做他一样的人。如此,他也就还活着了。”

在暮色下,尚德的泪水晶莹剔透,双眼有节奏地眨动着,像极了两只乖巧的萤火虫。此刻,他暗暗起誓:白朗的仇敌,就是我马尚德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些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袁世凯们,那些依靠袁世凯们剥削农民的地主们,我马尚德跟你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张君注意到,从这个傍晚开始,儿子变得有血性了,脾气更加倔强了,凡是他认为明理的事情,即使十头牛都拉不回转他。当然,他也更加沉稳了,并不像以前放学后领着小伙伴们满村子转悠,而是多半会在学堂里逗留一个钟头,抑或早早回家上山砍柴,然后蹲在门槛上写作业。

这一年的中秋,尚德刚放学回家,就听见二叔声音嘶哑地喊他快进屋。尚德以为二叔出了什么事情,三步并做一步地到了二叔屋里。

屋里还是跟从前一样徒壁如洗,而二叔比从前要老许多了,脸上爬满了褶皱。此刻,二叔躺在床榻上,额头上敷着一条洗脸布,像是生了病的样子。尚德有点心疼,坐在床沿上,给二叔敲腿。

原来二叔昨天连夜赶到集市上,买了四盒四色的月饼,连夜奔波,今天中午刚到家,就病倒了。尚德问:“买月饼干吗呀?”

二叔回答说:“中秋节了,得给地主王喜送礼,要不会被退佃,或被加租。讨他欢心一下,咱家还得指望他能继续租地给我们呢。”

尚德听罢,故意加重了敲腿的力度,埋怨二叔碍于陈习,正闷闷不乐之中,却听二叔说道:“伢子,二叔现在腿直打晃,你替二叔跑一趟腿,给王老爷送过去。”

尚德立即站了起来。“见了他,要恭敬,要有礼貌,嘴要甜。”二叔继续说。

尚德看着二叔,又看了看桌上的四盒月饼,心中有难过,更有愤怒。他噙着眼泪对二叔说:“叔,您忘了去年白朗来村,不是已经免除年节送礼的风俗了吗?”“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一年一个天呀!何况,白朗再也打不回咱村啦。”二叔语重心长地说,“你去王家,就说你叔病了,带病进门,对他老人家不礼貌。说话要客气点呀!就说前几天本该送过去的,但是没能凑够钱,现在送到了,略表心意,请他老人家高高手收下就好。”“那不行,白朗都宣布免除了,何况咱还分了他一袋好米,今年也一样!你现在送过去,你是明摆着说你怕他吗?”尚德有点激动了,说,“你现在送过去,就是没骨气,这样没骨气的事,我不去!”

二叔听到这,连连咳嗽:“你懂个啥呀,小伢,你不送过去,看我不抽了你的筋!”说着,便要坐起来。也许是身体实在太虚弱,每抬高一点,都咬着牙关,直到疼得脸上的汗珠子现出来了,他才坐起来。“叔,我看这次就不去了,明年再说!”尚德往后退了退。“狗崽子,看我不抽你筋!”

这时,张君进来了,她知道儿子不会跑这一趟腿的,但是又碍于自己作为嫂子与母亲的身份,便对尚德厉声斥责:“帮二叔跑一趟怎么了?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二叔不是病了吗?要是不病,他能叫你跑一趟吗?”

尚德便开始往屋外跑,边跑边说:“别像二叔一样逼我,就算你们扒了我的皮,我也不会去的。”

二叔无奈,拄着拐杖出了门,拎着四盒月饼,回头对张君说:“嫂子,这孩子太倔,现在就算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了。你一妇辈,不方便去,算了吧,还是我跑一趟。”说完,病怏怏地去了地主王喜家。

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了,但是尚德跟他二叔之间,自此,总隔着一层东西,两人的意见总不能走到一块去。

1917年秋天,马尚德初小毕业。他是全村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才子,被认定为投考高小肯定“荣登榜首”。他自己也信心十足。发榜那一天,他特意穿上了自己手洗的干净衣服,用清水把头发仔仔细细地抹了一遍,他对母亲说:“娘,放心吧,儿给您带回好消息!”

一路上,往回走的乡亲们个个都是垂头丧气的,看到他,也不像以往那样热情,只是加紧了步伐。他也加紧了步伐。进了学校,才知道:全校竟然全部落榜!

这一刻,马尚德好似三九天被人迎头泼了一桶凉水。他用最快的速度,回忆了考试的试题,然后琢磨着准确答案。“没理由呀?!俺做的题目,肯定能中榜的呀!”

挤出了人群,尚德碰到了李士芳。士芳告诉他,“五大家”私塾馆的学生全部中榜了,那些年龄大的、家庭好的学生,因为捐学有功,也都被录取了。

士芳满是疑惑地问尚德:“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答对考试题目呀?”“不——可——能!”尚德一字一顿地嚷道,“我要去找高小的教务主任。”说完便往高小跑去。士芳跟在后面追。

在教务室里,主任很清楚地告诉他:

一、你们家穷,出不起钱来捐助学校建设;

二、你们年纪还小,即使到了学校,也会寄宿不习惯,索性就暂不录取了;

三、你们的成绩并不是一流,只是比那些大龄考生强一点。

听罢,尚德一句话都没有说,拽着士芳就离开了。

在路上,尚德看到昔日欢笑不断的同学们,此刻都灰心丧气的,便将他们拦了下来,站在土堆上,将高小教务主任的原话转述给了同学们听。同学们个个握拳,愤懑不平。见状,尚德继续讲:“落榜是暂时的,我们要用这次落榜作为磨刀石,好好磨磨我们这样锋利的镰刀!我们都是属龙的,龙就该跳龙门,一跳不行,就继续跳,总有一天会跳成功!因为,龙,终会跳过龙门的!”

无疑,他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同学们。看着他们振作起来,尚德想起了白朗那天的讲话。他想,白朗应该还活着。

话又说回来,回家后,该怎么向娘和二叔交代呀?

尚德磨蹭到了天黑,才鼓起勇气回家。他想,既然自己能鼓励同学们,肯定能跟娘和二叔这些大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事实就是这样,我不应怕,倘若怕,那就是怕事实与真相!”尚德心里暗暗地说。

还好,母亲和二叔都是明理人,看到尚德如此坦诚,且自我检讨平时学习不用功,并未浓墨重笔地提到“家里穷,捐不起学”等事,便没多说什么。尚德知道,要是说家里穷,母亲跟二叔肯定心里更难受。这世道的不公,已是世人皆知,说透了,也就会伤了自己的亲人。同时,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考不上高小,誓不为人!

转眼又是一年,因邻近三个县都没有设立高小,所以这一届的考生蜂拥到了确山,估摸着有三四千人,而录取人数清晰地写着360人,共设8个班。“10个人里,挑1个。”尚德虽然有些发虚,但是平常的学习成绩激励着他。

再次前往发榜场地的途中,尚德回想自己这一年来的寒窗苦读,以及母亲为供自己读书的艰辛,还有二叔时不时冷言热语的嘲讽,一时间心绪难平,竟也看透了很多事。以前他不知命运为何物,现在他明白了,同时也明白了:若不推翻专制,若不实行白朗所说的共和(他暂时还说不出来具体为何,只知道白朗为了它,已经死了),像自己这样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的命运永远被那些地主掌握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尚德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榜:马尚德,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同时在榜的还有张家铎、刘清范、王祖善等5个同村伙伴,都是在一个学校,想来也会彼此有个照应,甚是欣喜。

尚德被分到了庚班,同张家铎、刘清范、王祖善等5个同村伙伴寄宿在校。不久,尚德被选为庚班班长。不久,又被选作了全校学生代表之一——另一个则是张家铎。此时,两人已是身材魁梧、意气风发,言行举止就是大人模样了。

1919年5月,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拉开序幕。处在京汉铁路沿线的确山县立两所高小,也接受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师生们一致推举全校学生代表马尚德、张家铎两人担任领队人,带领确山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全校学生进行反日游行示威。马尚德一路沿街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日本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政府必须拒绝签署巴黎合约”、“誓死争回青岛”等一系列口号。6月上旬,马尚德、张家铎发动的学生小队,砸了一家日货商店,并且要将日货搬出去烧毁。谁知这个店主有军阀背景,状告学生队乘乱闹事。县政当局立即致电学校校长,要求查办学生游行乘乱闹事行为。校长立即联想到军阀政府“六三”逮捕北京学生的事件,不禁害怕起来,便立即布置教师劝导学生复课,停止游行示威。

然而,马尚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烧毁日货,就是彻彻底底的反日爱国行为。并且力劝校长与县政当局争辩个孰是孰非,因为真理不惧怕邪恶!

见校长尴尬难办,而县政当局再次施压,无理干涉,马尚德立即发动全校师生,再次罢课游行示威。时值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两支队伍浩浩荡荡达一千人,一时间,确山县城群情激愤。连续游行五天后,集结到的游行队伍近四千人。第六天,县政当局迫于全县局势,甚至全国的局势,由县长出面承认:查禁、烧毁日货,是反日爱国行为。游行大军这才撤离县政公署门口,前往驻马店,将已查出的日货商店的存货全部搬出烧毁,以证明这种行为是反日的爱国的行为,是不可诋毁的!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转眼过完年开学时,教育当局派来“监督”(也就是“学监”),以“整肃学校的风气”。学监认为,高小的孩子们能知道多少事?但是现在他们敢去县政公署门口闹事,敢做那么多让人头疼的事,还不是那些读书多的老师们在指使与教唆?所以,学监一进学校,眼光就瞄准了校长和老师们。但是他又不方便立即向老师们发威。思前想后,决定从校工中老师的亲戚入手。遍观学校,只有校工伙夫老李为人正直,颇爱读书,深得学生们爱戴。学监觉得,这样的人,可以等同于教书匠,无论品性,还是知识。

一天中午,学生们到食堂用餐时,发现学监早已等在那里。学生差不多都到齐的时候,学监端起一碗饭菜,大声说:“这样的伙食,完全跟学生们的身体营养需要,不匹配,所以,我郑重建议,县立第二高小,必须提高伙食标准!”说完,他笑着示意大家继续用餐。

整个下午,学生们都议论纷纷,担心提高伙食标准后,需要缴纳更多的伙食费。也难怪,大多数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即使目前的伙食标准,也是家里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出来的!

马尚德作为班长,也作为学生代表,立即找来张家铎,商量对策。他们俩一致认为学监是想插手伙食,借机揩油。因为其他学校都已有这样的揩油先例了。他们俩一致决定还是得请求伙夫老李帮忙,挡住学监不顾学生家庭实际,插手伙食标准的行为。

老李听马尚德、张家铎提醒,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学监再次进了学生食堂,像昨天一样,刚端起一碗饭菜,老李立即大声讲道:“同学们,你们放心,即使提高伙食标准,学校食堂也不会多收你们一文钱!”在座的同学们顿时送给了老李雷鸣般的掌声。

见话已说到这分上,学监考虑到既然不多收钱,也就没有提高伙食标准的必要了,只得把准备讲的话咽到肚子里去,一脸恨气,悻悻然地离开了。

突然有一天,团防营的两个兵差闯到了学生食堂,将正在做饭的老李拖了出去,吊在操场靠近围墙一侧的槐树上,开始拷打。原来,兵差是奉了学监的命令,说是老李偷了他一件衣服。老李有点懵,以为单纯是丢衣服的事情,不停地大声喊冤。而兵差哪管老李冤不冤,见老李越是叫唤,越是打得狠。紧挨操场的庚班,也许是听到了外面的哭喊声,正在上课的马尚德开了小差,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往窗外看去,正好看到上面的一幕!马尚德立即向老师打报告,说操场上有当兵的行凶。顿时,班里炸开了锅,纷纷凑到窗前,一看究竟。马尚德带头冲到了操场,喝道:“住手!凭什么在学校里打人?”兵差见是一个衣衫补丁加补丁的穷学生,回头看了一眼,继续打老李。马尚德也恼了,一个箭步上前,扳住打人的那一个兵差的手:“你得说清楚!”“少管闲事!”

马尚德是经过“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见过行凶作恶的世面,也认定了邪不胜正的明理。他说:“你们跑到学校来打人,就是不对!即使他有什么错,犯了法,也该先有学校处理,再交县警察局审理!根本不该由你们两个兵差多管闲事!”

马尚德一边说,一边将手上的力气加大。马尚德从小就在寨子墙下跟人学过武,而今正值青春,力气自然大得很。被扳的兵差疼得咬牙切齿,站在一旁的兵差见状挥着水火棍就朝马尚德抽去。没等对方靠近落棍,马尚德迅速松手,上前便是一记侧踢,然后转身一记右勾拳,只见两个兵差躺倒在地,一个捂着腰身,一个捂着左脸。

这时,张家铎带着学生们围了过来。兵差见状,顾不上疼痛,连爬带滚地跑了。

马尚德给老李解开了绳索,问清了缘由。他安慰老李,说这件事校长肯定会出面处理的。

不料,傍晚时分,学监纠集了团防营一个排的兵差,气势汹汹地冲到了学校,分成两伙,一伙去抓老李,一伙去抓马尚德和张家铎。学监特意吩咐兵差:“见学生阻拦,就打,一个也别放过。务必将那两个学生绑到我面前!”

在楼上看到这一场景的学生,意识到学监开始报复了,连忙去给老李送信,让他先躲起来;同时交代其他同学给马尚德和张家铎送信。此时,马尚德刚从教务处出来,听到同学说这个事情,立即回头跟教务处的老师汇报了此事,并向老师要了一盒火柴,然后飞跑到了学校宿舍。学校宿舍分为一栋教师宿舍和六栋学生宿舍,房子都是木头做的,因为漏雨,屋顶还盖着茅草。马尚德爬上了屋顶,看着兵差速跑过来,端着枪,瞄向自己。“赶紧下来,不下来,老子开枪打死你!”

马尚德笑了笑,接着立马厉声回道:“学校是读书的地方,你们团防营要抓人,必须拿出公文来!有公文,应该找校长去谈!没有公文,就是乱抓,就是个别害群之马的私事!”“赶紧下来,不下来,老子开枪打死你!”

马尚德毫不示弱:“你敢开枪,老子先把宿舍点了火!”

说完,马尚德抽出几根火柴,并在一起,擦燃。火柴头上的火苗猛地一下蹿了起来。然后,他抓起屋顶的一把茅草,比画给兵差看。

兵差一下呆住了。“老子早就猜到了,团防营这次派人来,就是个别害群之马的私事!是私事,就赶紧滚出去!”马尚德几乎是在吼,“你们听好了,不滚出去,老子一把火把宿舍烧了,就说是你们拿枪逼我点的火,要我嫁祸给老李!”

兵差担心事情闹大了,不好向营里交代,毕竟这次出兵,是看着学监跟营长的交情,私自出来的。要是事情真闹大了,营长那歪把子手枪指不定就把不住了。

见兵差还在犹豫,马尚德立即点燃了手上的茅草,高举在空中,说:“赶紧离开,要不你们和学监一起,得不到老子任何便宜!”

这时,张家铎几乎是领着全校360名学生一起喊着口号走了过来:“维护学校正义,兵差滚出去!”

见状,兵差赶紧离开了。

兵差前脚出了校门,校长后脚就到了宿舍前。马尚德顺着柱子溜了下来。校长指着马尚德的鼻子骂道:“又是你惹的事,看我不开除你。”

马尚德回道:“开除我并不是难事,但是您得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呀!”马尚德将整件事情完完整整地讲给了校长听,加上老李和其他老师、同学一起求情,校长这才作罢。而同学们知道了学监是整件事的主谋,纷纷嚷着要去找他算账,场面一度失控。

再说那学监,哪有胆量跟群情激愤的学生们照面呀!他早已溜之大吉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里。

说到这里,或许会给人以误解:马尚德在学校里似乎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各种学生运动上面,至于学业,似乎不怎么专注。

如果你这么理解,那就错了。我们说过,马尚德自小就聪敏好学,尤其是对于来之不易的进入高小的学习机会。他参与各种学生运动,正是因为对于学业的理解。他要在课本之外去践行真理,坚持真理。在高小,课堂上的学习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总是私下里去找老师借书看,去找伙夫老李借书看,因为他们都是藏书甚多的人。他打心眼里就尊敬知识与文化。

这几年,他陆陆续续地读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书籍,以及不少进步杂志。但是限于固有的知识结构,他读得疑惑丛生。还好,老师们都很支持他,给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在他们看来,假以时日,马尚德肯定不是现在这个马尚德!

16岁的那一年7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但是在当时,确实是极其隐秘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此时的马尚德,已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阳光雨露滋润了他的成长。然而,即使他读了《新青年》杂志,也没有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产生足够的认识,当然就不能意识到这个政党与革命新曙光之间的关系。在之前,也就是亲历“五四运动”的那个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叫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在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以后,坚定不移地进行着反袁斗争、护国斗争。而马尚德在他私塾时期,对进行农民起义的白朗的印象根深蒂固,他自然而然地将孙中山与白朗联系到了一起。

这一年,参加了无数学生运动的马尚德,才真正冷静下来,认真思考革命的含义。他开始回头反复而系统地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并且一丝不苟地在作业本上做了读书记录。他在他们的文章中看到目前的中国还是有青春的一面的,并非一蹶不振,因为革命的实质就是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对老师说他喜欢鲁迅的《狂人日记》。老师问喜欢它的什么?他说它揭露了封建宗法礼教制度是致使人吃人的本质。老师继续问,揭露了又能奈何?他说,揭露了,就会令人觉醒;觉醒了,就会行动起来。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这一次对话过后,他不再沉迷于课本,而是将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老师对他相当宽松,只要课堂考试能及格,就不会干涉他在课堂上写作,甚至逃课在图书馆写作。

这一年,马尚德在写作方面,小荷才露尖尖角——文采斐然,笔锋犀利,只待逐渐老练、辛辣起来。

17岁那年,马尚德遇到他人生的又一件大事——婚姻!中原地带有早婚的风俗。母亲与二叔、二婶为他相中了一门亲事。姑娘姓郭名莲,家在汝南县小郭庄,相貌没得说,年龄要比马尚德长1岁,是1904年生的。在当地民俗里,马尚德是属小龙,而郭莲是属大龙,两人若能结合,是典型的“成龙配”。

我们知道,马尚德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是他不愿这么早就结婚。他推脱说自己明年才高小毕业,何不等到明年再说?

母亲听罢,严肃地告诉他:“你可以不成亲,但是你妹妹总得在16岁的时候出嫁吧?!”

马尚德想道:母亲说得在理,妹妹16岁出嫁,肯定是不能耽搁的。中原本就注重女子妙龄花季出阁!耽误了妹妹,那就耽误了她的一生呀!同时,母亲这些年一个人把自己跟妹妹拉扯大,艰难辛苦数不尽,是该找个儿媳妇在身旁陪着才安心。

而二叔此刻找上门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不要上了高小,喝了一点墨水,就瞧不起乡下姑娘!”

思前想后,马尚德松了口,答应先去相亲。这一去,竟发现郭莲落落大方,身材匀称,面容姣好,像出水的芙蓉,言行举止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郭莲能下田里种地,也能待在家中做女红。

马尚德前后去见了郭莲三次,最后答应了这门亲事。经过母亲与郭莲父母商量,定在马尚德暑假之际,择良辰吉日,迎娶、回门。

因为婚事,马尚德多次往返在确山与汝南之间,途中见闻颇多。这无疑扩大了他对农民,尤其对难民的亲历认识。时值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占据直隶、河南、湖北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企图乘胜武力统一全国。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合谋,买通了广州军阀陈炯明,指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逃往上海。军阀的混战,让马尚德的心绪忧虑,即使婚事在即,也难见他真正爽朗的欢笑。他在想:天下不平,大丈夫何以齐家?!

到处的百姓因战乱而失家园的情景,让马尚德彻夜难眠。看着熟睡的郭莲,他不禁心生歉意:怕是今生要让她跟着自己吃苦了,因为自己会去做像白朗一样救民于水火的人,免不了遭人暗算。

1923年2月,也就是马尚德高小的最后一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二七”工人大罢工。工人领袖林祥谦为了三万铁路员工的生存而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马尚德。这一点,在后来马尚德参加革命,成为一名革命领袖的时候,他仍然不能忘记林祥谦事迹对自己的影响。他当时面对全校学生,紧攥拳头,说:“共产党人的骨头就是硬!今生做人当效林祥谦!”

这句话,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信赖的最早的誓言。

1923年秋,马尚德高小毕业,顺利考上了位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之所以选择该校,主要是因为他厌恶军阀,心生实业救国的梦想。入校后,他才知自己被分到了纺染专业。他笑着问自己:“尚德,你想把中国染成什么颜色?红的、蓝的、黑的、白的、黄的?”

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城,是河南省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因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是工科院校,所以学校图书馆里大多都是与学科有关的应用性的书籍,至于那些与时俱进的青年读物,自然是寥寥无几了。马尚德自然是焦心的。但是很快,他通过同学,进入了中州大学和河南第一师范大学的图书馆,还通过老师到省立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这三处地方,几乎囊括了河南省所有的社科类的书籍。有些书,以前是闻而未见;有些书,以前是闻所未闻。马尚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全身心地扑在这些书籍上,读后他感到耳目一新,精神为书中的真理而震撼。

这年冬天,马尚德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新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招募会员,心里一动。因为早先,他读过《共产党宣言》,被《宣言》里的“纲领”深深吸引,他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二七”工人大罢工事件的工人领袖林祥谦的模样。他赶紧将自己的资料整理了一下,给北京大学的联络员李骏邮寄过去。很快,李骏写了回信,说研究会同意吸收马尚德为会员——这种加入某某研究会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该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基地,而且,许多年后,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者们发现,马尚德当年加入该研究会,是开封市的第一人!更加值得感动的是,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该研究会解散,整个河南省,只有4个人是该会会员。学者们翻阅当年的会员登记簿,查到马尚德的入会时间,是最早的,同时是全国范围内的第88位会员!这不简单呀!马尚德入会,自然是有收获的——通过该会的各项活动,马尚德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开始系统化,为他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不可磨灭的理论基础。

有一天,马尚德在中州大学的图书馆,碰到了自己学校的老师贺光吾。通过一些交谈,马尚德发现贺老师平易近人,学识非常渊博。便将自己近些天的读书感受告诉了贺老师:“小时候,将打鱼的、砍柴的乡亲们说的太平军的故事,当成了历史,而今在图书馆里读到太平军,竟然发现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

贺老师说:“听故事,有听故事的好处,比如它让人物更形象,事件更生动;而读历史书,就好比你的照镜子,能辨识美丑之事。”

马尚德连连点头,颇为赞同。

贺老师接着说:“而今中国正面临大革命,几句话是说不透革命的道理的。你可以参加学校的青年协社读书会,将自己的读书体会在活动上跟同学们交流,针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提出问题,拿出解决办法,若与同学各执己见,甚至可以进行辩论。”

不久,有同学告诉马尚德,青年协社读书会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专门吸收进步青年参加读书会。马尚德自然不会错过贺老师介绍的大好读书机会。马尚德发现,每次参加读书会,都会有新内容,回头细想,这段日子,读书的收获还是蛮大的,不禁更加频繁地与贺老师联系。

在贺老师的指导下,马尚德开始全面接触在广州定期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以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纸《向导》周报。他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怀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尖锐关注。对于这点,他是非常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方针的。不久,青年协社改选,在贺老师的举荐下,马尚德以活跃的精神气象、敏锐的思辨能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该社领导人。在他的带领下,该社吸收的新会员达到了他入会之初会员数的两倍多,并且把该会的影响力扩大了整个省城。他适时调整会员标准,开始允许进步的青年工人加入,而不像以前,仅仅限于青年学生的范围。对于这点,贺老师每次见到马尚德,都要竖起大拇指。这一年的暑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该会发动学生会员返乡,以县为单位,开办农民夜校。自然,马尚德被确山县的同学们推选为确山县农民夜校主任。回了确山县城,马尚德来不及回李湾看望母亲和妻子,以及嗷嗷待哺的儿子,立即着手夜校的工作。他选定了南高庙、第二高小、东关等三个地点,开了三个夜校,吸收青年农民学员近百名,并且规定每三天下乡一次,开展演讲。有一天中午,马尚德刚到李湾集市,看到郭莲赶了过来。马尚德心中满是愧疚,而郭莲在一旁,宽慰他,要他安心读书,安心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要他放心家里的事情。听郭莲这么说,马尚德顿时泪水涌了出来,拥着妻子,沉默了片刻,然后交代了一些家事,收拾了一下心绪,便跟着同学们回了县城。一直到八月下旬,因为学校开课在即,马尚德才返回开封。这期间,农民夜校举办了两期,下乡十余次,马尚德没进过一趟家门。但是,他觉得自己收获很大,至少结识了不少青年农民骨干,比如私塾同学徐中耀的大哥徐中和、张家铎的胞弟张家铮等。这一年的春节,马尚德在四叔马德龄家里见到了远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家铎。原来,张家铎是四婶的胞弟。马尚德开玩笑说:“家铎,看来我得喊你舅舅呀!”惹得众人哈哈大笑。私下聊天时,马尚德发现,张家铎在上海一年,已今非昔比,眼界更开阔,说话句句都向着中国共产党,给他的感觉就是:我张家铎就是共产党。张家铎告诉他:“推翻军阀统治,需要我们年轻人冲锋,我们当仁不让,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先学会领兵作战的本事。我觉得《孙子兵法》以前被我们忽略了,现在补上,为时不晚啊!”马尚德暗暗地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他知道,张家铎说得正合己意。

1925年春天,马尚德返校不久,一个令人悲痛的讣告传遍了开封——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时值马尚德主持青年协社的全面工作,只见社员们纷纷议论孙中山先生之后,该由谁来完成总理的未竟事业。这时,马尚德才恍然大悟:总理是国民党的总理,是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的基石。并且心生担忧:若新总理与军阀苟合,若新总理对力求合作、改良的共产党进行排斥与打压,中国革命的命运岂不是又得回到起点?马尚德连夜请教贺老师,虽然贺老师解释了总理的遗嘱,并且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再看马尚德,或许出于一种政治嗅觉吧,仍旧忧心忡忡的。

6月初,马尚德带领全校学生,奋勇参加了由开封工界、学界、商界联合组织的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马尚德向学界组织领导建议:组织纺染专科学生组成抵制日货、英货代表小组,发挥查禁抵制作用。学界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他具体负责相关事宜。于是,马尚德带着新近出版的《热血日报》,领着同学们到开封的车站、码头,配合工人纠察队的演讲,发动工人、学生、市民、店员,查处日货、英货。由于出色的组织能力与办事能力,他得到了学界领导、进步师生的一致好评,并且在贺老师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学的推荐下,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入团后,马尚德正式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进占湖北、湖南以后,革命势力迅速北上,使得北方军阀政府大为恐慌。开封当局为免学生发生事变,强迫各学校提前放寒假。这时,马尚德刚刚读完工业学校三年级的课程。他想:也罢,提前寒假就提前寒假,反正开年就得毕业了,不如提前“毕业”。于是,他开始收拾书本与衣服被褥。为支援北伐革命军,开封的共产党组织号召各校党员、团员回乡积极发动组织群众,配合革命军北上。马尚德接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决定轻装上阵,立即回乡。

张君见儿子回来,喜上眉梢,希望儿子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多待几天。可是,马尚德进门依次向母亲、妻子问好后,就出了门,至于隔壁的二叔二婶,他连照面都没有打。一连几天,连人影都没有再露出来。

也许是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是马尚德在外面搞“共产”,要搞“打土豪恶绅”……张君不禁觉得:儿子是不是变坏了?一天夜里,马尚德从县城开完会回家,张君跟郭莲守在房门口,吓了马尚德一大跳。张君问他:“儿,整天不见影,在外面到处跑,到底在跑些什么东西?”

马尚德一听,笑呵呵地坐在张君和郭莲的中间,对张君说:“娘,没什么呀!”

郭莲见他还在隐瞒,又碍于母亲在旁,便悄悄地拽他衣襟。“儿,你得说实话。娘不会怪你的。”说着,张君竟然哭了起来。

马尚德心里一阵难过,便如实向母亲和妻子作了交代。然后将母亲扶进了房。他很认真地对母亲和妻子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财主,没有穷人,大家都平等地生活着,不会有谁去欺负谁?”

两人瞪着大眼睛,摇了摇头。“确实有这样一个国家,就在咱们中国的隔壁,叫俄国。那里,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主。所以,咱们要把中国变成他们那样美好!”他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各个乡里组织穷苦人家,有农民,有工人,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向军阀政府和地主财主们开火。”

连郭莲这样的年轻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自然不要说张君了。但是她们俩打心眼里觉得马尚德没有变坏,只是做事的方式很隐秘,做的事情会很危险。所以,除了担心,别的也说不出来。临了,马尚德安慰母亲“早点歇息,别担心”,便和郭莲回了自己的房间。

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三月三,清明节。早晨,马尚德和张家铎领着确山县几万多名群众,分成四路,开始包围县城。他们手持大刀、长矛,扛着鲜艳的“犁”字大红旗,将确山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然后按照之前的计划,从队伍中调出一伙身手敏捷的,专门去割电话线;又抽出一伙身强体壮的劳力,捣毁了火车站,掀翻了铁轨,迫使火车停下来;又抽出以妇女为主的一支队伍,进城,秘密疏散居民。他们用自造的土炮向县城里面进行炮击。此时,在城里的是吴佩孚的第八军的留守队,有四五百人,由县长王少渠主政。他们见势不妙,派出一个代表跟起义军议和。起义军答应了议和撤兵之事,但是提出四个前提:

一、交出确山县的魏呈典、楚本固、何明义、田斐卿等四大恶绅,当众清算以“兵策局”名义征收的钱粮,特别是一次预收十年的地租;

二、立即取消“兵策局”,取消所有苛捐杂税,立即释放因交不起粮而被关押的农民;

三、革除弊政,反对军阀统治,严禁无理羁押农民代表;

四、在农村实行县政时,一切必须通过农协,严禁派兵到农村拉夫拉车、抢夺粮食、奸淫妇女等欺压百姓的行为。

王少渠老奸巨猾,明里说四项条件没问题,却暗地里送出信号,要求主力部队前来解围。马尚德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起义军更是群情激愤,土炮不停地轰向城里。而远近的百姓们,不分老弱病残、妇孺老幼,都在为起义军送水送饭。起义军斗志昂扬,一连四个昼夜,包围攻打县城。终于,9日的曙光射出时,起义军活捉了县长王少渠,将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县政府的楼顶上。事后清理城里,共击毙敌人200余人。

确山农民起义,可以说成是马尚德第一次正式而严肃的革命行为。虽然之前,他领导过好几次千人以上的学生运动,但是,它们仅是学界的一些事,其内涵、其意义、其影响,远远没有确山农民起义宏大——创建了中原第一个工农政权!

根据完整的档案记录:这次农民起义,马尚德任总指挥,中共豫区技术书记兼驻马店特委书记林壮志、中共豫区执行委员兼河南省农协委员长王克新担任起义指导,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委派了黄埔四期学生李鸣岐参与策划,所有确山籍的进步青年诸如张家铎、徐子荣、刘清范等人组成指挥部,参加的党团员、农协代表、农民兄弟等,多达58000人。

从这次起义开始,马尚德便奔上了彻底的职业的革命者的道路。

确山农民起义之后,国内革命形势骤变。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权,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部署,领导权归属于国民党,工农群众团体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归国民党指挥。于是,起义成功后,受中共中央指示,马尚德等人将新生的农工政权移交给了国民党县长熊笃文,同时,解散了临时治安委员会。马尚德、张家铎等7名起义指挥部成员(当时已是县党委常委)服从国民党县委的安排,到了县委党部去做党务工作。

而此时,早年倒戈直系吴佩孚而起义北伐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达成了反苏反共、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共”。这一协议使得北伐军内部开始分裂孤立共产党,对共产党主张的农民运动开始不支持、不合作甚至强烈反对。于是,确山的反动势力又开始嚣张起来了。趁着风头,四大恶绅之一的何明义纠集了当地的地主民团近一千余人,并勾结河南督军云鹗(旧军阀,但是腰身一变,成了冯玉祥的军政大员)所部的旅长,得到了一个营的兵力支持,包围了确山县城。何明义扬言要实行农村自治,反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

马尚德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之前并未得到消息说“宁汉合作”。马尚德率领40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拼死抵抗。此时,他还抱有幻想,希望借助由周口撤回武汉,经过确山的北伐军势力,巩固防御,驱赶反对农民运动的何明义等。但是到了夜间,李鸣岐带回了准确消息,说是不但冯玉祥的国民军不支持农民运动,就连北伐军也是抵制农民运动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冯蒋已达成反共的协议,“清共”已经在行动了。

马尚德闻之,如雷轰顶,但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根据周恩来接见他时的指导思想,立即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新策略。经与李鸣岐、张家铎等人商量,决定撤出县城,转移到广阔的农村,即回师确山起义的策源地去打游击战。

不久,省委书记王克新传来新的消息与指示: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已达成“息争合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免去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并在7月13日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的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指示湘、鄂、豫三省紧急撤退大批共产党人,并将大革命时期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人和组织迅速转移到地下状态。

9月中旬,中共确山县委通知马尚德等人,紧急秘密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河南省委《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会上,李鸣岐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亲赴江西南昌,组织武装暴动。起义部队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叶挺等分别传达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起义的命令。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一声枪响,起义爆发,到该日早上6点钟,将南昌城的敌军全部肃清。这一天,党中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务必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会场上,人人闻之,振臂高呼。这次会议,确定了10月下旬开始“刘店农民秋收起义武装暴动计划”,是为响应日前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开展的“秋收起义”。

11月1日,天蒙蒙亮,马尚德等人已在刘店各寨子口布置完毕,在王克新的示意下,马尚德打响了刘店秋收起义的起义枪,从此揭开了豫南土地革命的序幕。

此后,马尚德先是调任豫南地区特委书记,后任省委特派员。在任职特派员的一次巡视期间,马尚德久别回家,没有见到母亲、妻子和儿子,问过二叔,才知妻子临盆在即,搬到了岳母家。马尚德立即赶往岳母家,刚进门,便听到了女儿的哭声——女儿出生了!马尚德悲喜交集,满脸泪水。母亲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他思索了一会,说干脆叫“躲”吧。母亲以为是“花朵”的“朵”。他肯定地说,是“躲起来”的“躲”,意即女儿躲到了她姥姥家出生。因为是繁重的革命工作的间隙里临时回家探亲,马尚德不能多作逗留,匆匆告别。哪知,这一别竟是诀别!

矿山风云:革命从最苦难的底层开始

1928年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组织召开了中央常委会。会议确定要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人才,参加我党在上海开设的中央军政干部培训班,以弥补前线极为缺乏军政干部的现实。

中央军政干部培训班,是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委托中央军事委员彭干臣(黄埔一期生,“八一南昌起义”时的南昌市公安局长)秘密筹办,由周恩来直接安排课程与授课人。在确定办班时间的同时,中央组织部收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唯一的推荐人选。经中央组织部同意,马尚德赴上海学习。能参加此次培训班,对马尚德来说,不啻为一声春雷,让他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爱与培养。1929年6月,马尚德接受河南省委委托,化装成客商,到了郑州火车站,前往武汉,再乘坐客船去上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学习。

培训班是在秘密的状态下举办的。为防止不测,中央组织部规定学员间不能相互通报姓名。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马尚德先后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军事工作报告”,恽代英的“农民运动报告”,陈潭秋的“组织工作报告”,李立三的“职工运动报告”,以及刘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告”。此外,马尚德还阅读了大量的党内文件和各种专题资料,顿时觉得自己的认识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学习结束的那一天,马尚德带着收获的心情,准备收拾行李,想着赶紧回河南开展工作,将这一个月来的理论付诸实践。马尚德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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