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软肋——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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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软肋——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试读：

弭兵会议：霸权下苍白的和平

和约薄如纸

一

公元前582年的一天，晋景公视察军府，看到了一个戴着南方帽子的囚犯。晋景公问旁人：“那个戴着南冠的囚犯是谁啊？”旁人汇报说：“这是郑国人献上来的楚囚。”

这个被后人称作“南冠楚囚”的囚犯名叫钟仪。钟仪是楚国设在郧邑(今湖北安陆)的行政长官，称作郧公。公元前584年，钟仪随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战败沦为战俘。他被郑国抓住后，又被转送到晋国关押了两年。

晋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坚持戴故国帽子的人十分钦佩。他下令释放钟仪，并立即召见，展开了一段对话。晋景公先问起钟仪的家世，钟仪回答说自己先世是楚国的伶人。晋景公很感兴趣，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了楚国的乐曲。晋景公接着又问起自己的对手、当时在位的楚共王的为人。钟仪坚持不评价祖国的国君，巧妙地回答说：“这不是小臣所能知道的。”晋景公非但不生气，还觉得钟仪的回答非常得体，是个贤臣、忠臣。

晋国和楚国是百年夙敌，不断的征战仇杀使两国结下了数不清的恩怨，也让双方隔阂了一个世纪。晋景公对楚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充满了好奇，可惜他没有太多交流的渠道，和钟仪的交谈竟然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这番交谈，让人看到了晋景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倦意，连年的战争使他厌烦了。有意无意地，晋景公把和钟仪的交谈情况透露给了大臣们。晋国的大夫范文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善晋国和楚国关系的机会，就说：“您看到的这个楚囚，学问修养不凡，而且不忘根本、忠于国君。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晋景公欣然采纳了范文子的意见。

钟仪不久就被释放，回到楚国。他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想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进一步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的心态也和晋景公一样，欣然采纳了钟仪的意见，决定与晋国修好。晋楚两国开始来往交流、释放囚徒，关系出现了转机。

横亘在南北之间多年的坚冰开始出现消融的迹象……

我们有必要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一下梳理。如果把国际舞台比作弱肉强食的草原，那么强大的晋国就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从晋文公开始就横扫华北地区，灭国数十，降服国家无数。当晋国的战车越过黄河南下的时候，它遇到了南方大国楚国的迎头痛击。楚国也是一只恶狼，占领了南方广袤的土地，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在城濮，晋楚两国直杀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结果互有胜负，谁也没能征服对方。这下苦了夹在晋楚之间的中小国家。郑、陈、宋、鲁、卫、蔡、许等几十个国家成了一群可怜的绵羊。他们要追随晋楚两国作战，为晋楚提供附佣兵、后勤补给，要按时向晋楚两国进贡，遇到节日或者两国君主生日还要跑去磕头祝贺。如果仅仅是唯霸国马首是瞻，那还好说，只要放下尊严、舍弃部分利益就可以了。问题是，霸国有两个，到底要唯谁的马首是瞻呢？

中原各国开始是做墙头草，看谁的力量强就投入谁的怀抱。晋国战胜了，大家就呼啦啦地向晋国送礼道贺；过几天楚国反败为胜了，大家又集体转向祝贺楚国战胜晋国。晋国和楚国很烦这样，干脆撇下对手，集中全力进攻中小国家。征战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大致划定了势力范围，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晋国，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楚国，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晋楚双方势力相当而得以保留下来、苟延残喘。势力范围划定了，可小国的日子一点都没好过。因为他们照样要两边进贡，两边赔笑，稍有伺候不周，晋楚的大军就兵临城下来问罪了。中原各国孝敬两大霸国的财富高达各自国家财赋收入的三成以上，诸侯大臣们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揣摩霸国心理上，于国于民都是苦不堪言。

晋国和楚国也不想这样，无休止的敌对让他们也苦不堪言。

从综合国力上来讲，楚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和东方次等大国齐国关系相对密切，在战争中略占优势。晋国在领土、人口等硬指标上处于劣势，又深受国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在外交上，和晋国交好的西方次等大国秦国对中原事务态度超脱，给不了晋国多少帮助。

春秋后期，在实力均势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从楚国逃出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联吴制楚。这是一张好牌，巫臣自告奋勇出使吴国后，与吴国一拍即合，立即实现了晋国、吴国的联合。巫臣还带了一队晋军去吴国传授射箭、驾车、列阵等军事技术，原先善于水战的吴军由此学会了车战，军队面貌大为改观。吴军的力量增长很快，公元前550年，晋嫁女于吴。双方通过婚姻进一步加强了联络，晋国就开始怂恿吴国攻打楚国。吴国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楚国的附庸巢国(今安徽巢县)、徐国(安徽泗县西北)。取得一系列小胜后，吴军攻入了楚国领土，闹得楚军来回奔波。楚军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都被吴国夺去。吴国开始强大，与中原诸侯交往。此后近70年间，吴楚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十次战争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楚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晋国也很够朋友，出兵配合吴国的进攻。晋军攻打附庸楚国的蔡国，还俘虏了沈国国君。晋国和楚国围绕着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元前583年，晋国会合诸侯军队讨伐郯国(今山东郯城)，开辟了通往吴国的道路。不料第

二

战争是要巨额投入的，霸国地位是要天价成本来维持的，尽管有从小国盘剥来的金钱物资，持续的战争投入还是妨碍了晋楚两国的发展。到春秋后期，内外压力迫使两国都希望坐下来谈判。二

与南北霸国都有关系的宋国重臣华元起到了外交和谈的桥梁作用。

华元不仅与晋国执政栾武子有交情，与楚国令尹子重也交好。他消息灵通，了解到晋楚两国的和谈意向，就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撮合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

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倡导，提出停战的建议，在宋都西门外召开十四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晋楚订立盟约，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双方约定建立稳固的外交渠道，互不交兵，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诸侯。

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各代表本国参加。各国要歃血订盟。按礼，盟主先歃。于是赵武和屈建为歃血的次序展开了一次明争暗斗，两人各不相让，几乎使盟会破裂，最后，晋臣羊舌氏对赵武说：“主盟以德不以势，若其有德，歃虽后，诸侯戴之。如其无徳，歃虽先，诸侯叛之。”赵武接受劝告，怏怏地将首歃权让给了楚国。

分析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里面有太多不平等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晋国和楚国瓜分了天下，把“和平”强加给了其他国家，有权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为此，其他国家要听命于晋楚两国。等于原来只需要看一国脸色的，现在要同时听从晋楚两国的吩咐。这对中小国家很不公平。从更深层次讲，晋国也好，楚国也好，都只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而已，它们的土地和地位是周天子赋予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段中书写了理想的封建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天子统

三

不管怎么说，春秋还是实现了第一次和平盟会。与之前的诸侯盟会不同的是，这不是世界大战之后对和平的权力追认，而是自发的对和平的渴望。但是这种和平设计能够实现吗？

宋国第一次弭兵大会的成果像纸一样薄，顷刻就被戳破了。

三年后，楚国违背盟约进攻郑、卫。当时的楚国令尹子囊有所疑虑地说：“我们新近和晋国结盟，就违背盟约，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司马子反说：“只要对本国有利的事情就可以干，管他什么盟约？”好一句“管他什么盟约”。原来盟约在他们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完全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郑国发兵相抗。晋国也约了吴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和诸侯相见。这是吴国参与中原诸侯盟会的开始。对于晋国的抬举，吴国自然是万分感激。楚国见形势不利，许诺给予郑国汝阴之田收买郑国。郑国转向楚国一边，还遵从楚国的意思起兵伐宋。卫国则遵从晋国的意思伐郑。看来各国对盟约的态度都是不严肃的。不严肃的态度引起了现实外交的连锁反应，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

现在似乎可以说华元组织的第一次弭兵大会与诸侯盟会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大战的前奏，而不是对战果的追认。

鄢陵大战

一

公元前575年五月，晋厉公与齐鲁卫等国相约伐郑，楚共王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

晋国随军的大夫士燮不想同楚军交战。他的意见是“外宁必有内忧”，只要没有外部战争了，晋国内部就会有战争。因为战争往往成为国内政治转移矛盾的手段，矛盾激烈的晋国内斗是多么需要战争啊！他怕万一把楚国打败了，残酷的国内斗争就要开始了。士燮的话也从另外一方面暴露出当时晋国的内斗是多么的频繁。这样的晋军能取得胜利吗？

六月二十九日，楚军摆开阵势在黎明时突袭晋军营垒。当年，楚庄王就凭借这个先发制人的战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时晋军营地前有大片泥沼，一时没有空间布阵应敌。晋军军官不知所措。士燮的儿子提出建议说：“我们把井填上，把灶铲平，就可以在营地内腾出空间来，足够摆开阵势，也能保证行道畅通。同时，我们派老弱病残去营后挖掘新的井灶。上天保佑晋国同样保佑楚国，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士燮听了，气得拿起戈赶儿子出去，骂道：“国家的存亡，是天意决定的，小孩子知道什么！”这时一旁的郄至提出楚军有六大弱点：“楚军统帅彼此不和；楚王的亲兵都是贵族子弟；郑国胁从的军队虽然摆出了阵势，但是军容不整；楚军中的蛮族虽然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布阵不避开月末这天；士兵们又那么喧嚣吵闹，不知道团结。”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晋厉公这才下定决战之心。到最后应战的时候，晋军最终填井平灶，疏散行道，列队出营。

战前，楚共王登上了巢车观望晋军的动静，从晋国叛逃过来的太宰伯州犁在楚王后面陪同。伯州犁把晋军分布、列阵等情况都告诉了楚共王，但没有提出切实的应敌措施。而由楚国逃到晋国的苗贲皇也在观察战场的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共王亲兵的位置告诉了晋厉公。楚国当时最精锐的武士都集中在中军，而且人数众多，战斗力很强。苗贲皇提出了建议：“楚国的精锐部队只不过是中军里那些楚王的亲兵罢了。我们如果分出精兵来攻击楚国的左右两军，再集中三军围攻楚王的中军亲兵，一定能把他们打得大败。”晋厉公欣然接受了建议。

战斗打响后，晋厉公及时改变原有阵势，从中军各抽调精锐的将领和士兵加强左右两翼。晋国的如意算盘是诱使楚左、右军进攻晋国中军，而使力量加强的晋国左右军抓紧时间击退楚国的左右军，最后晋国集中左、中、右军与新军共击楚国精锐的中军。部署既定，晋军就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进攻。

楚共王果然中计。他只望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薄弱，就率中军攻打，企图先击败晋国中军，结果遭到了晋军的顽强抗击。晋将魏锜用箭射伤楚共王的眼睛，迫使楚中军稍稍后退，未能支援两翼。但魏锜很快又被楚军复仇的弓箭射杀。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追击中，晋右军将军韩厥数次几乎生擒楚共王。但顽强的楚军并没有溃败。暂时的失利让楚军变得更加凶猛。据说当时楚军中有个大力士，举着晋军官兵玩“掷铅球”，击毁了多辆晋军兵车。在混战中，双方都充分发挥了弓箭的作用，造成了由点及面的杀伤。

两军打得天昏地暗，激战自晨至暮，还没有分出胜负。

夜里，晋国和楚军都抓紧补充士兵和物资，准备鸡鸣再战。

白天的战斗中，楚军伤亡惨重，但并没有失去胜利的希望。晋军同样损失严重，迫切需要休整。楚共王计划抓紧时间利用夜幕的掩护，发动一切资源补充白天的消耗，准备第二天再和晋军大战三百回合。当时，楚共王已经瞎了一只眼睛，强忍着剧痛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开始后，司马子反没有来。经查，子反战后醉酒，已经不省人事，不能商议军机了。楚共王不禁仰天长叹，这军事会议开不成了。他对第二天的再战丧失了信心，连夜带领楚军，扛着醉得烂泥一样的子反逃跑了。晋军进入楚营，连吃了几天楚军留下的粮食。

直到战争结束，鲁、卫两国都未发一兵一卒。晋军在回师的时候，齐国的盟军方才赶到。晋国派人前去问罪，齐国急忙派太子光到晋国做人质，承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鄢陵之战是春秋中期继城濮之战、邲之战之后，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军队主力的会战。晋国最终阻止了楚国的北进，但胜果并不大，而楚国的失败也并不惨重。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厉害。从此，中原再也没有发生过争霸大战。之后，诸侯各国都把在“国际”上大打出手的精力投入到了对付国内的动乱。二

战场是不会完全沉寂的。大战虽无，春秋后期晋楚小战不断。

先是本来附属于楚国的陈国，受不了楚国令尹子辛的压榨，反叛楚国。楚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兵伐陈。晋方诸侯派兵相救，但双方没有爆发大战。后来楚国将子辛杀死，派新令尹子囊攻打陈国。陈国这又重新归了楚国。楚国小胜。

郑国在南北霸主的轮番争夺中，政治立场反复多变，晋楚双方都苦于难与郑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关系。公元前571年，晋、齐、宋、卫等国共同伐陈，在郑国西界的虎牢建筑城池，威逼郑国。八年后，晋方诸侯军队又加固了城池，并长期驻守。之后，又在梧地筑城，在虎牢加筑小城。楚国曾经来攻，但双方都无战意，楚军不战而回。晋悼公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将晋国及其从属国的军队搭配划分为三部分，驻扎在虎牢，轮流出征与楚国争夺郑国，采用“楚进则晋退，楚退则晋进”的以逸待劳的战术。

郑国终于经不起晋国的折腾了，在一次晋悼公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郑国时，郑简公向晋悼公表达了愿意永结盟好的诚意，并请求立盟歃血。晋悼公拒绝说：“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的确，郑国和晋国已经有过许多次盟约了。如果有诚意结盟，就没有必要再次歃血为盟了，只要严格遵守之前的盟约就可以了；如果无心友好，再多几次歃血也是白搭。为了进一步给郑国施加压力，晋悼公传令将郑国俘虏全都放归，还撤掉虎牢全部驻军，严禁军队侵犯郑国百姓。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郑简公说：“我知道你苦于兵灾，早就想停战休息了。今后你是要从晋，还是从楚，都由你自己的内心决定，我不强求你。”郑简公听了这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发誓再也不背叛晋国。此后较长时间里，郑国果然专心从晋。晋悼公以军事压力和道德感召相结合，显示了自己和好的至诚之意和对属国主权的充分尊重，成功拉拢了郑国。这是晋国在春秋后期最大的外交成果。

公元前572年，楚国利用宋国大族间的斗争，支持逃亡楚国的鱼石回国，并夺取了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鱼氏的封地，还派兵车300乘协助，培植宋国的亲楚势力，割断晋国和吴国的交通。宋国向晋国求援，晋国立马就出兵了。晋军和楚军相遇后，盘旋许久，最后不战而回。第二年，晋、鲁、卫、曹、莒等国围困彭城。彭城投降。鱼石被赶出彭城。楚国截断晋吴交通的计划就此破产。晋国小胜。

卫国也发生了叛乱。卫国上卿孙林父因内讧割据戚邑(今河南濮阳北)反叛，并为寻求外援而依附晋国。晋平公派300士卒协助守卫，但后来这300晋兵被卫国公室平叛的军队歼灭。于是，晋国想要兴师动众讨伐卫国。卫献公与大夫宁喜赶赴晋国准备向晋君面陈孙林父反叛之罪，反而被晋国一度扣留。晋国公开支持卫国的反叛势力，这是晋国自文公起一直仇视卫国的外交方针的继续，但援手明显无理的一方，扩大他国内乱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晋国可谓棋失一招。

在晋楚的恩恩怨怨中，晋国略占了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直接对抗。晋悼公时候的晋国出现了外交地位提升的小高潮。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当时的晋国和楚国就像两个病入膏肓的人，霸国的光环和实力都在慢慢消退。

弭兵会盟

一

公元前546年盛夏的一天。

烈日照得中原大地一片沉寂，连尘土都乖乖地伏在地上。

突然，这满地的尘土被隆隆疾驶而过的一行车驾惊起，弥漫了小半边天。

这是宋国派往晋国的使团。使团快马加鞭，向北而去。坐在大车中的正是宋国的左师官向戌。左师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左丞相，是国家行政的主要负责人。向戌木然地坐在车中，任凭车驾的颠簸，陷入了深思之中。

宋国使团此行的目的是要说服晋国同意与夙敌楚国实现和谈。

这是个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使命。从春秋前期齐桓公创立霸业起，直到春秋后期，晋、楚等大国为了争霸砍杀了百余年，积攒了笔笔血债。现在让杀红了眼的仇敌坐到一起和解，谈何容易。但是向戌必须去执行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百年征战中，主角是晋楚等大国，而宋国等小国也被深深牵涉其中，灾难深重。尤其是南北力量形成均势后，大国的拉锯战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恶性循环。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结果楚国不肯甘休，日后便要和这些小国算账；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要和这些小国算账。惩罚的拳头老是落在无奈的小国头上。有时候，大国不便直接对仗，就指使双方的附庸国打“代理人战争”。各国苦不堪言。

向戌的祖国宋国就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是中原争霸的主战场。宋国和邻国郑国首鼠两端，哪一方胜利了就跟从哪一方，恭恭敬敬，奉献不断，却依然吃尽了苦头。在其他国家眼中，宋国和郑国是毫无信用的流氓国家，两国君臣都是典型的墙头草。但是正如郑大夫子良所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正所谓在强权交侵的情况下，道德要求对弱国来说是奢侈品。弱国不得不降低道德标准，以求生存。即便如此，高昂的战争和朝贡的代价也使得中原各小国人民不堪重负。向戌敏锐地观察到其实晋楚两国也厌倦了常年的征战，本身也陷入了国内重重矛盾，有停战议和的可能。

一想到这里，向戌对这次奔走晋国、缔结盟会的使命便有了些许信心。二

车驶过了黄河，向戌就进入了晋国。触眼所及，也是一片萧条于战火需要休整的土地。向戌在车中对随员们叹息说：“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啊。”“左师官，我们这次会不会重蹈华元大人的覆辙？”

向戌闻言又将目光转向车外。华元的悲剧是每一个寻求和平的外交官心中永久的伤痛。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公元前579年，同样是宋国执政的华元也有感于连年征战，无人受益，于是与好友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栾书鼓动晋、楚议和。宋国从中促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晋、楚两大国只是将这次弭兵作为暂时缓解外交和军事压力的手段。四年后的春天，楚国首先背约，再次向中原的郑、卫发动进攻。

即便这一次议和成功了，会不会又只维持四五年的短暂和平呢？向戌也不清楚自己主导的和谈会不会成为走向新的战争的前奏。任何外交事件都是难以预测的，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主导天气变化一样。想到这儿，向戌又宽慰了许多。抵达晋国曲沃后，向戌先敲响了晋国大臣、与自己私交不错的赵文子的家门，诚恳地说明了欲结和平之盟的来意。

几天后，晋国的大夫们汇集在一起商议和谈的可能性。大殿之上，气氛沉闷，鸦雀无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臣，还是平日慷慨激昂的年轻人，都一言不发。大家都知道和谈意味着什么。进军中原、遏制楚国北进是晋国的基本国策，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谁都不愿意在原则问题上提议修订，毕竟政治风险太大。但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外表强大的晋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没有能力继续打大规模的战争了。

打破僵局的是一向老成持重的权臣韩宣子(正是他的子孙分解了晋国)，他缓缓站了起来，缓慢而有力地说：“诸位大夫，战则劳民伤财，非但宋、郑、卫、鲁等小国难以承受，我泱泱大国也受益很小。然而真正停战和谈，听任楚国渗透中原，又与我大大不利。和平永远不会降临天下。”

韩宣子话锋一转：“尽管如此，晋国也要答应宋国，同意向戌提出来的和谈建议。不然，如果楚国人先答应举行和谈，我们晋国就变得被动了。如果楚国到时再利用和平攻势配合大军来号召诸侯，我们的中原盟主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在策略上，我们不能走在楚国的后面。”

赵文子也是晋国的权臣，他紧紧抓住韩宣子松动的话头，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晋国为连年战争付出了许多年轻的生命。现在中原的属国们与我们貌合神离，秦国则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常来犯，与楚暂缓战争压力可以集中我们的军队解决这些先前被忽略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平的时间来整备军队。”

两位权臣的意见奠定了会商的基础。大夫们纷纷附和。最终群臣商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赞同了向戌的倡议。

想不到事情进展会如此顺利。向戌从赵文子那里听到这个结果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主导和谈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小部分，向戌匆忙告别老友，又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由晋国通往楚国的路上了。

到了楚国都城，向戌故伎重演，先找了老朋友、时任楚国令尹的屈建。屈建听了向戌同样诚恳的述说后，马上召集一批大臣来商议这件事情。

对于楚国来说，楚共王执政后，霸势转衰。好多原先的中原属国倒向了晋国一边。在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天平已经开始向晋国一方倾斜了。子重等一班旧臣对外竭力维持力不从心的霸业，对内又居功自傲，常常将私利放在国家利益前面，贪婪侵占，终于演变成内乱。同时，与晋国出现白狄入侵一样，楚国也面临着崛起于东南的吴国的骚扰。吴国日益强大，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令尹屈建推动的商议最终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向戌的倡议，与晋国和谈。楚国的考虑与晋国一样，既有形势所迫的现实利益考虑，更想抢占外交先机。毕竟和平在外交上永远比战争更具有道德优势。

两个超级大国都同意了会盟的提议，向戌隐约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紧接着是要说服次等大国齐国和秦国，这两个国家一东一西，相隔千里。向戌马不停蹄，着实奔忙了一番，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齐国和秦国也相继答应了向戌的建议。事情办到这份上，向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是，晋、楚、齐、秦四大国是二超二强。没有他们的一致同意，会盟注定不会成功；一旦他们都同意了，中小国家都不得不同意。

向戌表现出一个外交家的精细之处。他或者亲往，或者去函，先后又联络了一些中小诸侯国。三

当年五月至七月间，弭兵会盟在宋国举行。最先抵达宋国的是赵武率领的晋国使团，他们受到了向戌隆重的接待。作为稍占优势的霸国，晋国对这次和谈表现出了必要的负责任的姿态，受到了宋国的欢迎。接着郑国、鲁国、齐国、陈国、卫国、邾国、楚国、滕国、蔡国、曹国、许国和东道主宋国等12个候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国君都先后到会。秦国因为僻处西方，交通不便，没有向宋国派出使团。但是秦国口头表示同意弭兵。

于是一场足以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和维也纳会议相媲美的国际外交盛会召开了。宋国专门在都城西门外搭建了会场。会场之上，冠盖云集，庄严肃穆，规规矩矩；会场之下，双边往来，交游许愿，更重于会场之上。上下交替，内外结合自古就是国际外交场合的惯例。

要在短时间里消除刚刚放下屠刀的各国的心理隔阂是不可能的。因此会议进行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楚国使团在会场上下都在自己的衣服里面暗藏了兵器，不知是为了防备，还是有袭击晋国人的企图。晋国使团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些兵器，认定楚国人心怀叵测。会议气氛开始不对了。与会的赵文子老成地讲道：“没关系。如果楚国人有所动作，对我们不利的话，我们就马上跑进宋国都城去。”这个消息又传到了郑国使臣叔向那里，叔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提前有个防备即可。”楚国使团的部分成员开始觉得携带兵器参加会议有些不妥，便建议全团不要这么做了。他们怕这样做得不偿失，有可能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用。但楚国使臣子木力排众议说：“我们和晋国人本来就互相不信任。只要我们能争得霸主的地位就可以，就要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楚国依然我行我素。一时间，各国使团都议论纷纷。好在大家都是政坛老手，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相互戒备的状态。

在公开场合，晋国和楚国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主导了外交进程。

楚国使节抛出了第一个和谈方案：“晋、楚之从，交相见。”这个“晋、楚之从”是指附属于晋、楚的中小国家；“交相见”的意思是相互朝贡，也就是说原来晋国的属国现在也要向楚朝贡，属楚的同样要向晋奉献。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其结果是给这些中小诸侯国增加了一倍的贡纳财物的负担。

春秋中后期中小国家的朝贡压力是相当重的。公元前551年，晋国派人到郑国要贡品时，子产回答说：郑国对于晋国，“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春秋时代，鲁、郑等国相对晋、楚大国属于二等国，但是它们相对一些小国又是强者，小国对于它们又有负担。鲁国向邾国等国家索取贡物，便是其例。这个方案必然加重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弱国们对楚国的方案敢怒不敢言。对于晋国来说，由于原来从属于晋国的国家占多数，这个方案使晋国吃了亏。

向戌作为东道主，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环顾四周，看见晋国的赵文子端坐在那不动声色，暗自庆幸自己身处两强对峙的局面，总会有人出头遏制楚国的。

赵文子在众人期许的目光中站了起来，说：“晋、楚、齐、秦是相互匹敌的四大国。我们不能强求齐国去朝贡楚国，正像你楚国也不能强求秦国来朝贡我们晋国是一样的道理。”接着，赵文子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按照楚国的方案进行讨论。最后各国商定，除齐、秦两国外，其他各国都须相互向晋、楚两国朝贡奉献。两国的附属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其共同的霸主。

最后的外交成果与当时南北方对峙的力量格局是完全吻合的。晋楚两国无力继续争霸，无奈地选择了平分天下霸权。

楚国从这个结果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看似失利的晋国，在以赵文子和叔向为代表的称臣劝说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赵文子等人认为：“如今大部分诸侯国都参加了弭兵会盟，我们反楚国之道行之，显示出大国的德行、气度，并没有吃亏。我们晋国的目标是要最终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而不要目光短浅地争这个暂时的盟主。”在具体程序上，晋国两次出让给楚国会盟的首歃权。赵武作为两次盟会的晋国代表，一次以道德理由，一次以“以骄其志”的理由放弃与楚国的斗争，其实是深知身陷内争的晋国在争霸天下时已经力不从心了，是他自欺欺人、苟且偷安的退缩。

经过两个多月的细节上的争吵，弭兵会盟终于在七月结束。

和平就是长期停战

一

这场足可载入外交史册的弭兵会议为左师官向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向戌自诩有功，非常重视会议的成果。宋国上下也非常认同这次在本土举行的国际盛会。宋公因此给予向戌60个邑的封赏。

向戌不禁欣欣然骄傲起来。他找到司城子罕炫耀起自己的外交功绩。不想，一向持重的子罕非但没有对弭兵会议表示赞赏，反倒恶狠狠地数落了向戌一番。向戌遭此棒喝，大为意外，战战兢兢地听完了子罕的数落。

子罕说：“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永远存在的。战争是国家斗争的军事表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军事威胁的存在有很强的威慑作用，它可以威慑不法行为，可以成为伸张正义的工具，怎么能从根本上废除呢？没有了军事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威慑力量，国家之间就会有人肆无忌惮地挑起争端，天下会出乱子，国家也会灭亡。你自不量力地去努力废除它，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天下人。晋国、楚国、齐国、秦国和其他的一些中小诸侯国的国君和百姓都被你欺骗了。他们听信了你的不实之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参加了这个不可靠的会盟。要我看，各路诸侯和全天下的百姓应该共同来讨伐你。你不见好就收，反倒得寸进尺地希望得到宋公的赏赐。放眼天下，有你这样贪得无厌、厚颜无耻的人吗？！”

说到激动处，子罕一把从向戌的手里抢过那束写着封邑的册命竹简，当着向戌的面用刀狠狠地砍坏，并且愤怒地一把扔在了地上。

向戌已然是呆若木鸡了。沉默片刻后，他突然一把拉住了子罕的双手，痛哭流涕地说道：“没有你老兄的提醒和警示，我向戌就犯大错了。多亏了你，我才知道外交是不能寄予厚望的。国家间的利益追求和斗争才是永恒的。”

向戌和子罕的对话代表了当时很多公卿、大夫们的观点，充分显示出当时这个所谓的“弭兵”会盟是多么的不可靠。晋楚两国各有各的算盘，这个和平的协议只是权宜之计，他们都在保持自己的武力，以图日后争得霸主。这场会盟只是从公元前546年到战国初期的长时间停战而已。正如子罕所言，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子罕并不是反对用和平对话的手段去解决争端和问题，而是认识到和平的实现要依靠强大的国防，不能不切实际地希望和平的来临。即使在和平条约签订以后，也不能放弃对军队和国防的建设。因为它始终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保证。

虽然向戌在成功主持了弭兵会盟后得到人心思定的中小诸侯国的交口称赞，但当冷静地接受了冷酷的批评、经历了短暂的浮躁后，他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承认了外交手段毕竟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手段。客观结果也证明，弭兵会盟后中小国家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他们为脆弱的和平付出了双倍的贡赋代价。这些代价当然还是落到人民头上，人民负担也就不断加重。如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人民因此掀起的反抗和国内其他矛盾混杂在一起，促使各国更加专注于国内矛盾的梳理。二

弭兵会盟最大的影响是结束了中原混战，使春秋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姿态走完了剩余的日子，进入战国时期。弭兵会盟召开后，各诸侯国之间40年内没有交战。尤其是晋国和楚国之间终春秋之世未再兵戎相见。除了后起的吴与楚、越与吴之间的争雄战争外，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就没有了大范围的战争。这是在国际格局方面的转折性变化。

与中小诸侯国一样，晋国和楚国也都转向专注于内部争斗。在晋国，日后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已经初见端倪。大夫取代诸侯、家臣取代大夫的新变化是此时开始的政治趋势。在深层次上，它表明旧的奴隶主贵族在逐渐没落，新兴的封建主渐渐崛起，而社会中的奴隶们也在不断转化成自由的小生产者。旧的贵族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大国之间对于霸主的争夺也远没有昔日那种锐气了。

楚国也受到了吴国的掣肘，后院出现了火星。吴国与以晋为代表的中原国家常通友好，坚持与楚为敌，夺取了原来属于楚国的很多土地。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历经五次战役，终于攻陷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亡。直到第二年楚国大夫申包胥从秦国借来救兵，与楚国残余力量合力才得以击退吴军。经此大仗，楚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力量参与中原争霸了。“因此可以说，弭兵之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兼并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之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章)

之后春秋征战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吴、越之间。当楚国解决了南方问题，再次北向的时候，却发现原来的老对手晋国已经解体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停战，更加残酷的战国时期来临了。

鸿沟之盟：卑鄙者的遮羞布

点子大王陈平

一

公元前204年四月的一天，汉王刘邦披头散发，在从彭城(今江苏徐州)到洛阳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他这是在逃命！

这一年年初，刘邦趁西楚霸王项羽在山东忙于征讨齐王田荣之时，联合了附和自己的关中、河南诸侯偷袭西楚国都彭城成功，着实风光了一把。不想，项羽亲率精兵强将杀了个回马枪，把刘邦大军砍杀得稀巴烂。刘邦丢盔弃甲，只和将军夏侯婴两人找了辆马车仓皇逃跑。一大帮楚兵在后面气势汹汹地追赶着。路上，刘邦遇到了同样惊慌失措逃命的儿子刘盈(刘邦和吕后的长子、日后的孝惠皇帝)和女儿鲁元。两个孩子见到父亲，赶紧抓住马车跳上去。刘邦看看拥挤的马车，又看看越来越近的追兵，竟然把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夏侯婴看不下去，下车把两个孩子抱回来一起逃命。不想刘邦第二次狠狠地把孩子推下车去。夏侯婴又下车去救两个孩子。如此反复了三次，夏侯婴急了，对刘邦说：“情况再危急也不能不顾孩子的死活啊，怎么能抛弃不管呢？”刘邦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带着孩子一起逃命。

四个人挤在一辆车上，最终逃命成功，辗转来到荥阳。项羽带着大军随即兵临荥阳城下。刘邦收集残兵败将，在荥阳、成皋一带固守。之后两年，这里成为了楚汉战争的主战场。

刘邦为什么选择荥阳呢？荥阳依山傍水，南靠嵩山，北临黄河，汜水穿境而过，是洛阳的门户和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占据荥阳的重要位置，刘邦的成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一个政治流氓的成功呢？

秦朝在敖山上修建了著名的谷仓“敖仓”，当时敖仓还贮存着大量的粮食，可以保障刘邦部队一两年的粮食供应。刘邦在荥阳城和敖仓之间修筑了甬道，专门运输军粮，摆出一副死守的姿态。

刘邦也实在是退无可退了。一旦荥阳失陷，他只能退守函谷关。那时就意味着刘邦放弃了整个中原，被堵死在关中一隅了。

项羽率楚军主力对荥阳发动了猛攻。汉军屡次战败，最后连荥阳与敖仓之间的后勤甬道也被楚军占领了。荥阳城的汉军缺衣少食，被楚军团团围住。荥阳的汉军原本依靠关中后方的支援。之前，留守关中的萧何几乎是涸泽而渔，为了补充刘邦在彭城打败之后的兵力缺口，几乎已经征发了23岁到56岁之间的所有男子从军，如今已无力组织力量解救荥阳。在荥阳的刘邦陷入关中援助枯竭、后勤保障不支、楚军咄咄逼人的绝境。

雪上加霜的是，汉军在外交上也被孤立了。项羽在围攻荥阳的同时，对附和刘邦的诸侯展开了统战工作。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反戈加入项羽的大军，参与围攻荥阳。西魏王魏豹借口回国省亲，前脚刚走，后脚就封锁了黄河渡口，与刘邦脱离关系。西魏国在黄河北岸，不仅在地势上压迫荥阳，还和刘邦共享了黄河水道运输，等于切断了刘邦沿黄河西退的道路。刘邦派出辩士劝说魏豹回心转意，以失败告终。他只好抽出军队交由韩信率领征讨魏豹。韩信的征讨很成功，魏豹的威胁解决了，可韩信又尾大不掉，开始独立于刘邦阵营之外，变成新的魏豹。刘邦奈何不了他，只好唉声叹气自认倒霉。

好在刘邦一直信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理念，自尊心不强，见实在打不下去了，主动向项羽服软求和。刘邦抛出的和谈方案只有一条主要内容：以荥阳为界，以西归刘邦，以东由项羽统治。刘邦等于是承认了项羽对绝大部分领地的统治权，自己甘愿屈居关中和巴蜀——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是屈的时候。二

项羽觉得刘邦的和谈方案对自己有利，有意接受。

项羽的谋主、溧阳侯范增则坚决反对。范增认为刘邦已经内外交困、无援无助了，现在正是加把劲彻底打垮刘邦及其军队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如果此时不消灭刘邦，项羽将后悔莫及。项羽接受了范增的意见，加紧进攻荥阳。

和谈没搭上线，怎么办？

别急，项羽有谋主范增，刘邦身边也有个大谋士陈平。

陈平本来是项羽的部下。可惜他名声不好，很不受项羽的待见——据说普通人家出身的陈平在老家不务正业，而且有“欺嫂盗金”的恶劣行为，很有些流氓习气。加上项羽部下人才济济，陈平觉得在项羽阵营中没有发展前途，跑出来转投了刘邦。刚好，刘邦和陈平臭味相投。

西汉的正史《汉书》都毫不客气地说少年时期的刘邦“好酒及色”。小刘邦在沛县四处游荡，常常醉卧在酒家，没钱就赊酒来喝，喜欢和县中小吏萧何、曹参，屠夫樊哙等人厮混。他不读书、不顾家、不置产业，还把父亲刘老太公的教训当做耳边风，不知悔改，整个一流氓。这对流氓气十足的君臣，想出来的政策措施自然也上不了台面。

议和建议遭到项羽拒绝后，刘邦、陈平开始琢磨怎么从荥阳突围出去。陈平想出了“重金贿赂加公关离间”的计谋来。他建议刘邦制造、挑拨项羽与谋臣、将领的矛盾，然后乘虚突围。“我看可以从内部打乱楚军。项羽的股肱之臣只有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个人而已。大王如果能拿出数万斤黄金来离间他们君臣，肯定能让他们相互猜疑。项羽为人，容易生疑又容易相信谗言，到时楚军必然内讧。我们趁乱而动，就能击破楚军了。”

流氓在决策的时候有一大优点，那就是豪爽果断。看准了的事情，他们敢下血本去做。刘邦很认同陈平的建议，一下子拿出黄金四万斤交给陈平，放手让陈平去离间项羽君臣。

陈平离间的第一个目标是项羽的大将钟离昧。他先重金收买楚军，再让被收买者在楚军中散布谣言说钟离昧担任大将多年，功勋卓著，却至今没能列土封王，对项羽很不满，正暗中和刘邦联系要联刘灭项、瓜分西楚的土地。谣言越传越广，最终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果然开始疏远钟离昧，在以后的战斗中不再重用他了。钟离昧是当时楚军中数一数二的将领，被项羽疏远后，楚军的战斗力下降了不少。

首战告捷，陈平把离间的矛头对准了主要目标：项羽谋主范增。范增从项羽叔父项梁开始就是项家阵营的主要谋臣，多次为项羽出谋划策，深得项羽重用。项羽尊称他为亚父。范增一直坚决主张除掉刘邦，对刘邦阵营态度凶恶强硬，是刘邦的眼中钉、肉中刺。离间这么一个人物，可不是轻松的事情。陈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正发愁，突然听说楚军派使者来到汉营，顿时计上心来。

于是，汉军营帐中大摆筵席，仆人们用高档器具端上美味佳肴，一一呈献在项羽使者面前。使者受宠若惊，正要大快朵颐，突然仆人们又迅速把就要到嘴的山珍海味都给搬走了。使者不解地问怎么了。仆人告诉他们，我们原本以为你们是范增大人的使者，不料你们是项羽的使者，刚才呈上来的美食是为范增大人的使者准备的，不是给你们的，瞧，招待你们的是这些。使者一看，只见几个老迈的仆人端着破旧餐具，里面盛着粗糙的米粮，接待了项羽使者。如此戏剧性的一幕，项羽的使者回去后怎么能不一五一十、完完整整地向项羽汇报？

项羽果然开始怀疑“亚父”，认为范增与刘邦暗中勾结，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此后不再听从范增的建议了。范增是荥阳战场上最坚决的主战者，他认为荥阳是刘邦防线上的关键点，只要攻克荥阳就能瓦解刘邦的防线，打垮刘邦。所以，他催促楚军进攻荥阳最积极、最卖力。范增不知道自己遭人陷害，还一个劲地建议项羽集中兵力猛攻荥阳。可惜项羽不再信任他了，听不进去范增的任何建议，还收回了范增手中的部分权力。范增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从项梁到项羽一直辅佐项家，受到军中的尊重和信任，难免有些高傲心理，喜欢摆摆老资格。感觉到项羽的怀疑后，范增勃然大怒，说：“天下大事已定，君王好自为之！我要退休回家养老了。”项羽也不阻拦。于是范增怀着一肚子的气，返回彭城，半路上气急攻心，背疽发作而死。

至此，陈平的诡计大获全胜，不但让楚国君臣相疑，还逼退钟离昧，气死范增，这沉重打击了项羽阵营的士气。

项羽不是个好领导

一

陈平的离间诡计能够成功实施，项羽“功不可没”。

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在秦末以反对暴秦号召百姓起兵，之后身先士卒、功勋卓越。秦朝军队的主力就是在巨鹿战役中被项羽消灭的。项羽因此威震四方，成为秦末最大的实力派。应该说，项羽是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最有希望胜出、再次统一天下的。可惜的是，最后统一天下的不是项羽而是势力较弱、沛县流氓出身的刘邦。项羽输在什么地方呢？

是输在人品上吗？肯定不是。就算贵族出身的项羽人品再差，也不会比贪酒好色的流氓刘邦更差。况且，项羽的人品并不差。他没有为了自己逃命，狠心地抛弃子女；他也没有刘邦那么好色，妻妾成群；他更不会在政治上耍流氓手段——相反，项羽头脑简单，在政治斗争中相当守规矩。项羽的输，是输在他的政治思维、政治眼光和领导才能上。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在《细说秦汉》中列举了项羽政治举措的糟糕。首先，在大一统已经被天下人接受的情况下，项羽主持分封诸侯，把天下重新回归到战国纷争的时代。而且，“项羽分封天下，有欠公平，铸成大错。在西方，令章邯、董翳、司马欣，分王三秦；令刘邦僻处汉中，不仅为刘邦本人所恨，亦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子弟，未死于讨平陈涉之时，亦死于项羽尽坑降卒于新安之时，这笔账，全算在章邯的身上；董翳、司马欣无名之辈，毫无声望，只是项羽的私人，自然也连同章邯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父老，的确很思念那灭秦而不杀子婴、取咸阳而不烧宫屠城、除秦苛法而约法三章的刘邦”。

其次，项羽缺乏全局眼光和统筹兼顾的政治能力，“一碗水端不平”。“在东方，项羽不该迁逐齐王、赵王、燕王。这三位崛起的诸侯，都不曾有罪，都曾经派兵遣将来助项羽入关。现在项羽却分封这些遣来的将官——田都、张耳、臧荣，各自回国为齐王、常山王、燕王，而驱逐原有的国王，使之屈身为胶东王、代王、辽东王。这不仅令人不平，而且助长叛乱。项羽在山东、河北、辽东，都一一种下了叛乱之苗。在中部，魏王变成了西魏王。魏国的东部变成了西楚霸王的领域。项羽不让韩王回任，于是韩国的旧壤无形中也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

最能体现项羽“政治水平”的事例就是杀戮义帝。秦末群雄起义，是在楚国王室后裔楚怀王的名义领导下进行的。秦朝灭亡后，楚怀王被尊为“义帝”。“义帝原都彭城，项羽要他将彭城让出，作为西楚霸王的都城。义帝被流放到郴县；走至中途，又遭项羽暗杀。”项羽完全没有必要公然地负义帝，更不应该杀害义帝。义帝的死让项羽成了舆论指责的焦点，声望大跌。刘邦就势扛起“为义帝报仇”的大旗，纠集诸侯讨伐项羽——虽然刘邦不见得真的效忠义帝，如果义帝在他手里也不见得能有什么好下场。

项羽疾恶如仇，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加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个人武力，项羽的形象完全称得上是雄姿勃发、气冲霄汉——这和老是仓皇逃命的刘邦形成了鲜明对比。可项羽把爱憎分明的个性转移到了政治斗争上来，那就不对了，不能起到团结中间力量、孤立敌对力量的效果。需要指责的是，项羽把这种爱憎分明给极端化了，对敌人格杀勿论。他手刃过阻碍起义的吴郡太守和不思进取、坐观成败的上级宋义，杀害了秦王子婴和全部嬴氏皇族，更有多次令人发指的屠城记录。第一次是坑杀襄城全城平民。第二次是杀光了城阳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是在新安坑杀秦军降卒20万(整整20万人啊！)。第四次是占领咸阳后展开大屠杀，杀人之外还放火烧了咸阳和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对于统治残暴的秦始皇，项羽指挥军队要对他掘墓鞭尸，将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筑破坏殆尽。第五次是打败齐王田荣后，坑杀了齐军降卒。以上种种暴行，让人对项羽避犹不及，即便是同一战壕中的友军也胆战心惊。

总之，项羽是个勇敢的将军，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同事，可就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导人。

历史挑选领袖人物，并非看一个人的能力与品格，而是看他能否成功地领导一个群体，能否成功地战胜对手。这是对结果的追认，与过程和手段无关。在楚汉战争中，历史挑选了刘邦。

刘邦的个人品行的确不太好。秦末政治场上还相当讲究出身，刘邦的大多数对手和部下不是战国诸侯后裔就是官宦世家子弟。刘邦出身低微，为了在脸上贴金，甚至不惜编造了自己母亲和神龙孕育自己的神话。这个谎言还堂而皇之地被正史记录。刚进入咸阳城的时候，刘邦一度飘飘然起来。他以“关中王”自居，流连于秦朝富丽堂皇的宫殿和百花争艳的后宫。刘邦本来就是好色贪玩之人，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享乐条件，准备就此住下，享受胜利果实。然而刘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脑袋复杂，明白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学会克制、改正和必要的伪装。谋士张良劝刘邦以事业为重。刘邦马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能够依然封存秦朝府库，率领军队撤退到了咸阳郊外的灞上。刘邦能在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和美女珍馐中不动声色、秋毫无犯，可见他的自制力之强、志向之大。

刘邦从底层拼搏上来，了解天下百姓苦于秦朝暴政多年。于是他和关中名士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关中百姓欢呼雀跃，民众一下子就支持刘邦了。当时关中上上下下都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离开他们。其实，约法三章极大束缚了刘邦的手脚，让他不能为所欲为，是不符合刘邦真实心思的。可他毕竟不是项羽，知道不能由着性子来。

刘邦本人在胜利之后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功经验。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大定，刘邦置酒雒阳南宫，问大臣们：“朕为什么得到了天下？项氏又为什么失去了天下啊？”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回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意思是说与项羽相比，刘邦用人不疑，赏罚分明。刘邦听后，补充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认为自己取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众多人才的辅助，自己用好了这些人才，使他们各尽其能。这就是刘邦的第二个优点：虽然品行恶劣，能力也不强，但他能知人善任，启用了一批品行好、能力强的手下。

这么一对比，刘邦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二

再回过头来看看荥阳的情况。陈平虽然成功地让项羽君臣相互猜疑，打击了楚军，可楚强汉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这不，荥阳还被楚军四面包围着呢。

到了公元前204年五月，将军纪信见情况危急，主动对刘邦说：“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他自愿冒充刘邦，出城引开楚军，让刘邦乘机逃跑。刘邦很高兴，让陈平写了降书，派人送交项羽，说汉王刘邦某夜要出荥阳东门投降。(另有说法认为伪装刘邦的计谋是陈平想出来的，他再去找的纪信。)

到了约定的日子，陈平施展了一整套花招。他先是组织了2000多名女子，让她们全部武装待命。到了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时，陈平驱赶女子从荥阳东门出城。模糊之中，围城楚军看到一大群人全副武装从城里跑出来。这不是突围，是什么？楚军赶紧前去迎击，不仅包围东门的楚军上前了，南边、西边和北边的楚军也过来围堵。两军一接战，场面就混乱了。所谓的汉军竟是2000多名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的女子，尖叫着、奔跑着；楚军没有想到这一幕，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双方你追我赶，把荥阳东门外变成了一个大游戏场。

混乱中，纪信假扮的刘邦乘坐着以“黄缯为盖裹”、车衡左方还插着“嫠牛尾纛”的刘邦专用乘舆，也从荥阳东门出来。纪信边走边冲着楚军大喊：“我是刘邦，因城中粮尽，出来降楚。”夜幕之中，楚军看不清“刘邦”的面容，而纪信的身材相貌和刘邦有几分相似，给人的第一印象足以以假乱真了。加上纪信的装扮、乘舆都是货真价实的，又有降书在前，项羽和楚军不得不信。楚汉战争两年多了，楚军士兵们为的不就是抓住刘邦结束战争吗？现在“刘邦”出来投降了，哪会有人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刻呢？于是乎，在荥阳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继续围城的楚军士兵也跑到东门来看热闹。这下，东门算是热闹透顶了。

正当楚军将士们涌向东门、预祝胜利之时，相反方向的西门出来一溜人马。刘邦在张良、陈平、樊哙、夏侯婴等数十骑的保护下从西门逃出，仓皇逃往成皋。

楚军士兵们把投降的“刘邦”押解到项羽眼前。手下人可能不认识刘邦，但项羽可把刘邦的相貌认识到了即使烧成灰也能辨认的地步。他一眼就认出了冒牌的刘邦。项羽知道大事不妙，逼问纪信：“刘邦在哪里？”纪信回答：“汉王已经离开，你们找不到他了。”项羽辛辛苦苦两年，损耗了无数的军队、物资，就换来一个假刘邦。他出奇地愤怒，把所有失落、气愤和报复心理都发泄到纪信身上，把他活活烧死了。

这又是项羽的一次不理智的行为。他烧死纪信，反而成全了后者的千古美名。西汉帝国建立后，朝廷特地把纪信的家乡从四川阆中县分了出来，刘邦御赐县名“安汉”(今四川南充)。纪信被称为“安汉公”，成了忠臣的代名词。

大兵遇见流氓

一

刘邦是个不怕“从头再来”的人，灰头土脸地跑到成皋后，手上有了点萧何刚从关中送来的新兵后，又开始折腾了。

刘邦不敢与项羽直接交锋。他把进攻方向指向南边的宛县、叶县地区(今河南南阳地区)。项羽亲自找他算账，刘邦不肯交战，只是坚守城池。在正面拖住楚军主力后，刘邦暗中收买在山东江苏交界一带活动的江洋大盗彭越为己所用。彭越原本是倾向项羽阵营的，但推翻秦朝后项羽却没有给他留出座位，既没有给他封王封侯，也没有给他任何相应的地位。刘邦在封爵上一向很慷慨，不管你是强盗还是土匪只要对自己有用，他毫不吝惜高官厚禄。彭越和刘邦一拍即合，刘邦答应给彭越日后帝国的期权，让他做重要股东；彭越就率领队伍骚扰项羽的东部领土。

项羽不得不回师对付彭越，刘邦就跟踪追击。项羽只得放过彭越，回过头来对付刘邦。刘邦战败，又上演了一出逃跑大戏，北渡黄河。在黄河北岸，刘邦还有不听话的韩信的部队。刘邦又耍起了流氓手段，诈称汉王的使者在夜里走进韩信军中，趁着韩信酣睡夺了他的兵符，迅速更换各级军官。这样一来，刘邦手头又有军队了，在黄河北岸攻城略地。他派韩信去进攻山东，又派出两万人去壮大彭越的队伍。彭越军势大振，攻占了十余座城池。

而项羽的战法太传统了，东西奔波疲于奔命不是个办法。他率领在西部的主力军队，东征彭越，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麻烦。在西部，项羽留下大司马曹咎防守，临行前叮嘱他切勿与汉军交锋。项羽的策略调整很成功，彭越没几天就被打得快不行了。无奈曹咎在西部忍受不了汉军的辱骂，项羽离开五六天后就主动出战，结果兵败自杀。项羽得到消息后，紧急率军返回荥阳，稳住了西部阵地。但彭越势力又死灰复燃了。

山东的齐国由田氏统治，被项羽打败过，存在和刘邦合作的可能性。刘邦在派韩信攻取山东的同时，又派了辩士郦食其去游说齐王田广附汉反楚。田广被郦食其的游说打动了，天天和郦食其纵酒谈心。不料，韩信突袭，大败驻扎在历下(今山东济南)的齐军。田广认为郦食其背信弃义，将郦食其烹杀了。郦食其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之后，田广放弃山东，逃去和楚军会合。结果，楚齐联军也被韩信消灭了，田广被俘。韩信东山再起，派人要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镇服山东。韩信要官要的不是时候，刘邦正被项羽打得团团转，见韩信趁火打劫，大骂：“我就是不封他为齐王！”陈平赶紧踢了刘邦一脚，重重地使了个脸色。刘邦“知错就改”，改口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啊！”韩信就这么成了齐王，达到了目的，很高兴地和彭越占领区连成一片，觊觎项羽的东部土地。

形势对项羽越来越不利。项羽想到派人游说韩信，劝韩信中立于楚汉之间，三分天下有其一。韩信已经跟定刘邦了，没有理睬项羽。

没办法，现在轮到项羽主动求和了。他约刘邦到阵前见面。于是有了著名的广武会面。汉军在荥阳东部的广武山上建有军营，与东边项羽的军营对峙。刘邦来到军前，看到对面的楚军搭建了一个高台，台上竖着一块案板，板上绑着一个赤裸裸的老头。刘邦定睛一看，那不是自己的老父亲刘太公吗？再一看，台上还跪着自己的母亲、妻子吕氏和庶长子刘肥(日后的齐悼惠王)。当年刘邦从彭城大败而逃的时候，父母妻子都丢下不管，这些人都做了项羽的俘虏，如今被项羽拿出来要挟刘邦。

项羽在案板旁架起一个大鼎，燃烧起熊熊火焰。案板上的刘太公早已面无人色；老母亲见状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吕氏和刘肥则吓得没有了丝毫血色。项羽冲着刘邦喊：“刘邦赶紧投降，不然我把你父亲煮了！”刘邦答道：“我和项羽当年都受命于楚怀王，约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了你父亲，就请分我一杯羹吧。”项羽大怒，真的就要杀死刘太公。早在多年前的鸿门宴就被刘邦反正、做了汉军卧底的项伯赶紧拉住项羽，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现在杀刘老头于事无补，恐怕只会增加祸害。”项羽只好作罢。

清代洪亮吉评述这段著名史实说：“烹则烹矣，必高其俎而置之，无非欲愚弄汉王，冀得讲解耳。汉王深悉其计，矫情漫语，分羹一言，虽因料敌太清，然逞才太过，未免贻口实于来世。”可见项羽处于窘境，黔驴技穷，除了用老人家要挟对手外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可刘邦见过的场面多了，这样的小问题是难不倒他的。

项羽又冲着刘邦喊：“天下混乱多年，都是我们两个人造成的。我愿与汉王决斗，一决雌雄，不再劳苦天下百姓了。”刘邦心中讥笑项羽头脑简单，回了句：“吾宁斗智，不能斗力。”的确，政治场上只有匹夫才赤膊上阵呢。接着，刘邦当众列绝了项羽的十条大罪：违背当年楚怀王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誓约，把先入关的刘邦封到汉中；滥杀大将宋义，非法夺取兵权；在关中烧宫室掘皇陵，劫掠财宝；杀戮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活埋了秦兵20万；杀戮楚怀王，等等。最后，刘邦义正词严地说：“现在，我和诸侯们率仁义之师讨伐你这个残暴歹徒，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挑战？”刘邦所列举的这些，都是项羽实打实的罪状，没有虚构夸张，项羽哑口无言。由此可见项羽政策失误之多、头脑之简单。

刘邦正骂得痛快淋漓，冷不防楚军中的弓弩手发来一支暗箭，正射刘邦的胸膛。刘邦踉跄退后，忍住疼痛，又猛地回到阵前，假装弯腰抚摸脚说：“被暗箭射中了脚，还真疼啊！”

项羽倡议的阵前会面，就此不欢而散。

刘邦回营后，躺在床上养伤。张良劝刘邦出去劳军，证明自己无事，安定军心，同时也做给楚军看。刘邦强咬牙，在汉军营帐中巡视了一趟。对面的项羽忍受不了了。楚汉两军长期对峙，刘邦没有后顾之忧，项羽却腹背受敌，加上楚国军粮将尽，难以支撑战争。一年前是刘邦主动求和，项羽断然拒绝；现在是项羽主动向刘邦求和了。

公元前203年八月，项羽和刘邦订立和约，平分天下：以荥阳东的鸿沟为界，东归楚，西属汉。史称“鸿沟之盟”。

背盟者的胜利

鸿沟原名广武涧，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水利工程，在河南中部沟通了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鼎盛时期，鸿沟宽、深各达百米，沟内水流迅猛，很适合作为两军、两国的分界线。

鸿沟之盟定约后，项羽很快按约引军东归。他头脑简单的弱点再一次暴露了出来。一个盟约能否得到遵守，只有定约方自己心中明白。对于刘邦这样的对手，项羽理应多加防备。可他却放心地释放了刘邦的父母、妻子和儿子，在刘邦大军没有撤退的情况下主动率军撤出了阵地，踏上了回家之路。撤退路上，数十万的楚军连相互掩护都没有。项羽为什么就这么相信刘邦呢？

定约的第二天，刘邦就采纳张良、陈平的建议，调集兵马准备追击项羽了。他太了解项羽简单的思维了，也深知一旦项羽整顿好内部，那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了。所以，刘邦安排韩信、彭越的部队从北边，叛楚附汉的九江王英布的部队从南边，配合刘邦本部兵马从西边，三面合围项羽。

项羽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前无进路后有追兵，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溃败。当年十二月，刘邦、韩信、彭越、英布等各路汉军约40万人与项羽的10万楚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展开了决定命运的大决战。韩信的一招“十面埋伏”赢得一仗后，刘邦阵营又连施计谋。一天深夜，汉军营中传来阵阵楚歌，楚军将士认为楚地都被汉军占领，军心涣散。许多人开小差当了逃兵或者投降汉军。眼看着众叛亲离、败局已定，项羽对比往日的辉煌和眼前的凄凉，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最宠爱的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自刎而死。当夜，项羽率800多骑兵趁夜色向南突围而出。5000汉军骑兵在后紧追不放。且战且逃，项羽渡过淮河，身边只剩百余人。途中，项羽等人不识路，向一个老农问路。老农认出了杀戮过重的项羽，故意把他们100多人骗入沼泽。项羽因此被汉军追上。在最后的肉搏战中，项羽身边从100多人减少为28人，又再减少为26人，最后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一说安徽定远)全军覆没，只剩伤痕累累的自己。当时有一个亭长驾船来请项羽返回江东以图东山再起。项羽远眺江东，遥想当年自己叔侄俩率8000江东子弟起兵，如今全军覆没，感到无脸见江东父老，便在江边自刎而死。

著名词人李清照曾赞叹项羽的最后一幕：“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后人对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意见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项羽是无脸面回去，有人是觉得项羽对前途已经失望了，也有人觉得那个亭长的邀请是讽刺嘲笑项羽。不管怎么说，只要项羽还是项羽，他就不会忍辱偷生，逃回江东。性格决定命运。

自刎前，项羽杀死数以十计的汉军追兵，血染战袍。汉军只敢远远包围他，不敢靠近。项羽看到了包围自己的汉军中有老朋友吕马童。他惨淡地对吕马童说：“听说刘邦用千两黄金、万户侯爵的奖赏来征求我的首级。我就做个人情给你吧。”项羽死后，尸体遭到哄抢。汉军将领为争夺尸骸互相残杀。后来，王翳砍下了项羽的首级，吕马童、杨喜、吕胜、杨武四人各得四肢。刘邦分封五人为侯。

关于这个砍下项羽一条手臂的吕马童，这里再多说几句。他是项羽的吴中同乡，原名吕伯子，出身卑微，但从小就梦想：“人生一世，不锦衣玉食，枉为人矣。”旁人都笑话他：“不意贫儿有此痴想。”项梁、项羽起兵的时候，吕伯子参军相从，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斩首12级。项羽很欣赏他，让他做了自己的马童。所以吕伯子改名吕马童。吕马童开始很感激项羽的知遇之恩，曾对人说自己的一切都是项将军所赐，还像伺候母亲一样伺候项羽的坐骑。但吕马童参加起义是抱着很现实的功利思想来的。见项羽不断胜利，吕马童很高兴，认为自己加爵封侯很有希望。可秦亡后，项羽并没有给吕马童封侯(事实上，分封诸侯也轮不到一个马夫)。吕马童就此怏怏不乐，加上项羽受陈平离间诡计后楚军人人自危，吕马童干脆投奔刘邦，做了汉军郎中。西汉成立后，吕马童成为吴中侯，衣锦还乡，着实风光了一把。不想有一天，吕马童午睡中突然惊醒，大喊：“我有罪，背主忘恩，猪狗不如！”说完，吕马童气噎而亡，只有35岁。

项羽死后，西楚各地纷纷投降刘邦，只有鲁地迟迟不投降。项羽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所以鲁地坚持服从项羽。后来汉军出示了项羽首级，鲁地才投降。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结束。

项羽自刎前曾感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被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羽打起仗来，是一等一的好手。他的失败的确不是战争的失败，可也不是天命所为。项羽输在自己的头脑简单和缺乏领导素质上，输在机械地遵守鸿沟之盟上，更输在一个机警多变、务实耍赖的对手手上。

白登之围：无奈的和亲

这个冬天特别冷

一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六年)的冬天，天空下着大雪，天气特别冷。

吃皇粮的官兵们是没有挑选出兵时的天气的权利的。共约32万之众的西汉朝廷大军从关中、河南各地出发，北上寒冷的三晋大地寻找匈奴人作战。匈奴主力没有寻找到，冰天雪地却对中原来的官兵们造成了大规模的杀伤。西汉大军的冻伤比例达到了两三成，有的人竟冻掉了手指。雪一直在下，官兵们的怨声越来越重。

这场大战是由一个叫韩王信的人引起的。

韩王信是战国时韩襄王之孙，出身王室，在韩国被秦朝灭亡后家族以故国名为姓，故名“韩信”。韩信参加了秦朝末年的反秦大起义，早在刘邦还是沛公、还只是中原一支造反军队首领的时候就加入刘邦部下作战。此后，韩信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入咸阳、入汉中、灭三秦，成为刘邦阵营的元老。韩信攻取韩地后，刘邦就势封他为韩王。为了与刘邦阵营中同名同姓但名气更大的“楚王韩信”相区别，“韩王韩信”史称“韩王信”。

在鸿沟之盟中，韩王信就是重要参与者，他负责镇守荥阳。不想荥阳一度失守，韩王信被项羽俘虏后投降——其他被俘的刘邦阵营将领都被杀了。尽管韩王信后来逃回汉营，并追随刘邦最终击败项羽，平定天下，但他和刘邦心里的疙瘩却再也解不开了。

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和韩王信之间又多了中央皇帝和地方割据藩王之间的权力之争。

原来的心理芥蒂加上新生的权力之争，韩王信的日子注定难过。

这不，汉高祖六年春，刘邦调整了韩王信的封地。

韩国原来在河南颍川一带，颍川乃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刘邦借口需要防御北方匈奴大军，把韩王信改封到太原郡，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都城。刘邦的如意算盘是让不放心的韩王信和凶猛的匈奴人争斗，斗个两败俱伤，他就做那个得利的渔翁。

韩王信最初的表现很让刘邦满意，他主动提出晋阳离边界太远，要求迁都更北方的马邑(今山西朔州)。刘邦愉快地答应了。就在当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亲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边抢边杀，很快把马邑团团围住。韩王信自知不敌，主动与冒顿单于联系谈和。双方往来的消息被刘邦知道了。刘邦本来就对韩王信在楚汉战争中的不光彩纪录耿耿于怀，现在正好有了铲除韩王信的正当理由，立即调拨大军32万远征——如果能顺便把匈奴侵略者给打败了就更好了。

出兵前，刘邦给韩王信写了一封信，要求韩王信坚守马邑，并对他的主动媾和大加责备。皇帝的指责往往宣判了一个人的实质死刑，韩王信收到信后，真的投降匈奴了。二

刘邦带着他的大军进展非常顺利，一路高奏凯歌。

10月，刘邦大军和韩王信在铜鞮大战。韩王信的地方割据军队不是刘邦中央军的对手，损兵折将。韩王信向北逃入匈奴地区。韩王信的部将曼丘臣、王黄等人寻找到战国时赵国王室的后裔赵利，立他为王，并收集韩王信的残余部队，联合匈奴大军准备与西汉大军再战。

匈奴铁骑的加入也没有改变刘邦的胜局。刘邦继续节节胜利，打得匈奴人一直向北逃。美中不足的是，汉军打败的都是韩王信的“伪军”和匈奴小股部队，始终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更没有和冒顿单于直接对垒。匈奴主力跑哪里去了？

有情报说冒顿单于逃到了代谷(今山西代县西北)。兴奋的刘邦派出10批人去侦察，10批人回来都说冒顿单于和所谓的匈奴大军的确在代谷，不过匈奴主力都是一些老弱残兵，骑在瘦弱的马匹上晃晃荡荡的，不堪一击。他们纷纷建议刘邦御驾亲征，一举消灭匈奴主力。更有乐观的人觉得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好良机，强力鼓吹出兵。

率数以十万计的主力决战不是小事，统帅不能不慎重。刘邦很想出兵，可又不放心。如果那是一个圈套怎么办？他派出刘敬前去作最后的侦察。

刘敬是著名的山东谋士，原名娄敬。西汉帝国草创的时候，娄敬说服刘邦力排众议定都长安。刘邦很赏识娄敬的眼光和智慧，赐姓刘。刘敬上路侦察了。可他尚未回来，过于乐观、急于建功立业的刘邦就在周围同样急不可耐的大臣们的鼓动下出兵了。32万的庞大军团，缓缓向北推进。半路上，刘敬带回来了相反的意见。他说：“两个国家打仗，一定会把精兵强将都摆出来，炫耀自己的强大。可是，我在代谷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这太不正常了，肯定是匈奴埋伏了精兵强将要引诱我们进入伏击圈。请皇上速速停止进军。”刘邦正雄赳赳气昂昂地统帅大军向前挺进，听到刘敬的丧气话，勃然大怒，大骂说：“你这个齐国来的死囚，就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今天胆敢胡说八道，扰乱军心，容你不得！”刘邦下令把刘敬押往广武囚禁，套上全副脚镣手铐严加看管。

我们知道刘邦是酒徒赌棍出身，带有很强的赌徒心理。争夺天下时，刘邦有好几次豪赌的行为，比如私放死囚、突袭沛县、参与“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赌博、赴鸿门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我们知道的鸿沟之盟，等等。他的运气很好，历次豪赌基本上都赌赢了。当了皇帝之后，刘邦更加相信自己的眼光和运气，豪赌依然。这次北伐韩王信和匈奴，就是刘邦压上性命和全国兵马的一场豪赌。

先是“逼反”韩王信，接着又盲目冒进，刘邦在这场赌局中招招都是大手笔。

刘邦自信地带着大军抵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他率领的并不是汉军的全部，而是汉军的前锋。不过这前锋人数也不少，大约有20万人。平城是个小城，一下子拥挤进来这么多人，住宿、粮草等都成了问题。当然了，刘邦也没想在平城常驻。入城几天后，刘邦就率领部分兵马离开平城的城池，来到离城池数十里的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市城区东北部)上，侦察敌情。

敌情不用侦察。视力再差的人用肉眼也能看出来。白登山下，40万匈奴骑兵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把刘邦那一小撮人围得水泄不通。谁说匈奴军队都是老弱残兵？眼前的匈奴大军个个身型魁梧，骑着高头大马，穿梭往来。

平城城内的汉军前锋和白登山的刘邦部队失去了联系——平城也被匈奴伏兵团团包围了。他们谁也救不了谁了。

公元前200年的冬天，刘邦的豪赌彻底输了。刘邦和汉军前锋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白登山上的七天七夜

一

刘邦的对手就是匈奴冒顿单于。刘邦输给这样的人，一点都不丢脸。

我们看看冒顿调教出来的40万大军就知道冒顿是多么厉害的角色。匈奴的骑兵方阵气势恢弘，西方方阵一色的白马，东方方阵全都是青马，北方方阵全部是黑马，南方方阵则是红马的天下，令行禁止，整齐中透着骨子里的凶悍。

冒顿，姓挛鞮，全名挛鞮冒顿。单于是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称号。冒顿单于经过九死一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政权。9年前(公元前209年)，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生了一个小儿子，想废掉冒顿立少子为继承人，于是就把冒顿送到月氏去做人质。冒顿前脚刚到，头曼单于就发兵急攻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来杀掉冒顿。冒顿偷了一匹马死里逃生，回到匈奴。头曼单于很欣赏冒顿的壮勇，给了他一支部队让他去冲锋陷阵。冒顿掌握军队后加紧训练。他制成了一种鸣镝，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他把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爱妻，把没有跟着他射的部下都杀死，就这样，他培养了一批死忠的部下。再后来，冒顿把鸣镝射向父亲头曼单于，顿时让父亲成为刺猬。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事情。杀父后，冒顿自立为单于，开始了对匈奴各部落长达35年的统治。

冒顿自立为单于后，匈奴只是北方众多民族中的一支。东边强大的东胡趁机欺负匈奴，向冒顿索要名马，冒顿力排众议给了；东胡又索要冒顿心爱的阏氏(匈奴对单于妻子的称呼)，冒顿也给了；第三次，东胡索要两国交界的千里土地，匈奴内部很多人都答应给，冒顿大怒，把所有赞成的大臣杀了，冲锋在前突袭东胡。东胡被杀得措手不及，土崩瓦解。于是，冒顿大灭东胡，西破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向北则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等国，让北方各族都服从匈奴的统治。匈奴从四分五裂的部落群成了威服北方的强大的部落联盟。

在南方，冒顿收复了秦朝时被秦将蒙恬夺取的匈奴土地，不断骚扰中原，劫掠人口和财富。当时，楚汉战争打得难分难解，中原政权没有力量对外，所以冒顿在北方来去自如，回回满载而归。匈奴也越来越强大，终成西汉王朝的大患。

西汉统一中国后，部署防范匈奴；匈奴骚扰中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得手了。冒顿就思考如何给予西汉沉重的打击，以继续保持对中原的优势。韩王信的投降，给匈奴创造了一个机会。冒顿乘虚而入，设计了一个诱敌深入的骗局，把刘邦围了进来。

冒顿能达到重创西汉王朝的目的吗？二

刘邦等人在寒冷的白登山上被包围了七天七夜。

汉朝士卒用歌谣描绘了这段艰苦的日子：“平城之下祸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弯弓弩。”

汉军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很快陷入了没吃没喝的困境。武器也短缺，尤其是没有足够的弓弩，很难防御匈奴人可能发起的攻击。匈奴人一直没有发起总攻，被围汉军也始终不敢突围。原因很简单，对手是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的匈奴骑兵，而汉军是饥寒交迫的步兵，而且兵力相差悬殊，如果主动进攻匈奴大军不是找死吗？

怎么办？

好在包围圈里除了刘邦，还有陈平。陈平善于出点子是出了名的，而且擅长在绝境中想点子。这回，陈平想到的点子，还是“重金贿赂加内部工作”的老思路。刘邦和陈平使用这一招，屡试不爽。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陈平派出一个使者携带黄金珠宝去求见冒顿的妻子阏氏。这使者还不错，没有携款潜逃，而是一路用金银开道，竟然见到了阏氏。当时匈奴人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个人的趋利心理比较严重，所以防守的匈奴士兵看到汉朝使者拿着金银行贿，非但没有拒贿，更没有把使者扭送上级，而是层层开绿灯，让使者单独见到了阏氏。这对使者施展下面的“公关活动”很有帮助。

使者先把剩余的黄金珠宝都献给了阏氏。阏氏哪见到那么多中原皇帝身边的宝贝东西，顿时爱不释手，心中欢喜。使者不失时机地向阏氏介绍中原各地还有什么什么好东西，夸耀得天花乱坠，说如果阏氏喜欢，汉朝皇帝答应以后年年月月天天都给阏氏送宝贝东西来。阏氏心里更高兴了。

匈奴南下中原，就是冲着金银财宝来的。中原的土地、城池对他们的诱惑力远远没有黄金大。所以，汉朝使者答应常向匈奴进贡金银财宝就已经让匈奴人达到进军目标了。占领城池、围杀皇帝，都只是匈奴人的手段而已，目的还是抢钱、抢粮食、抢布匹。

使者又拿出一轴画来，对阏氏说，汉朝皇帝还有一份厚礼送给单于。阏氏过来一看，只见画的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中原美女。使者解释说，汉朝皇帝这不是被包围在山上了嘛，为了表示和匈奴的友好，正让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准备送给单于，希望单于能够网开一面让刘邦一条生路呢。现在先送一个美女的画像来请单于和阏氏过目。

阏氏的女人的敏感神经立刻警惕了起来。中原女子有着不同于草原女子的美貌和气质，而且年轻、多才多艺，还一来就是一群，这不是明摆着威胁阏氏的地位吗？女人的嫉妒心一上来，智商立刻直线降低。阏氏心想，得赶紧把刘邦放了，不能让他有时间征集中原美女送过来。

于是，阏氏对使者说，礼物我收下了，美女就算了，我去劝说单于，让他早日把你们汉家天子放掉。使者千恩万谢地走了。

阏氏去劝说冒顿道：“现在我们围困汉朝皇帝，似乎不妥。我们匈奴人是为了金银财富而来的。攻城略地，我们也不能长久居住；杀了汉朝的皇帝，他们会推举新的皇帝。况且我听说中原的皇帝有神灵保护，轻易伤害不得。请单于考虑。”

冒顿单于不得不认真考虑阏氏的意见。

从主观上来说，冒顿单于对家庭有着深深的愧疚之情——他在争权过程中对家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这让他在巩固权力之后，非常重视家庭。他杀死了父亲、弟弟，还三次牺牲过心爱的女人：一次是在从月氏逃亡归来的途中爱妻死亡，一次是亲手用鸣镝射死了爱妻，一次是把爱妻作为麻痹敌人的工具献给了东胡。深重的歉疚使得冒顿单于倍加珍惜现在的妻子。妻子主张放走刘邦，冒顿单于不得不重视她的意见。

多项客观因素也促使冒顿单于不得不放过刘邦。首先，匈奴大军虽然包围了刘邦，可并不占据绝对优势。汉朝大军的实力保存完好，尤其是包围圈之外的汉朝大军在大将樊哙等人的率领下，正源源不断地向平城方向聚拢过来。平城的汉军也在顽强坚守。僵持下来，一场主力决战在所难免。可冒顿单于已经调用了匈奴全国的力量，没有力量再支撑旷日持久的主力决战。匈奴的40万大军几乎囊括了各个部落所有可以征战的青壮男子，(史学界考证，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总人口不到200万)携带了匈奴人几乎所有的物资。匈奴人的家底基本都摆在平城了，承受不起哪怕一次的失败；可汉朝地大物博，完全承受得起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这让冒顿单于不能不慎重。

其次，冒顿单于本来和“伪军”王黄、赵利等人约好，共同围攻刘邦。可王黄、赵利二人失约，没有率领“伪军”前来汇合。冒顿单于怀疑王黄、赵利等人和汉朝暗中联系，对匈奴不利。

冒顿单于考虑再三，决定网开一面，释放诚意，和平解决白登之围。他下令匈奴包围圈撤围一角。

天公作美，匈奴人开始撤围的时候，天降大雾。雾气很大，几步之外就看不清嘴脸了。刘邦急不可耐，跃马就要冲出包围圈。陈平、夏侯婴赶紧拉住刘邦，认为逃生急不得，防止匈奴人有诈。二人下令汉军弓箭手分列左右两边保护刘邦，在强弩上挂上两支箭，拉满弦，箭头冲外，慢慢护卫着刘邦等人向包围圈外走去。就这样，慢慢地，包围圈内的汉军踩着冰冷的土地，警惕着哪怕几步之外的响声，听着不远处匈奴骑兵队中马匹刨地的声音，心惊胆战地脱离了包围圈，逃回平城。

刚好，汉军大军也赶到了平城。刘邦无心再战，主动带着大军南撤了。冒顿单于见状，也从平城北撤。一场大战，就此消失。

对于“白登之围”，后人语焉不详，且讳莫如深。没有一个当事人或者当时的人留下详细的资料。上述过程还是综合各种史书资料演绎而成的。后世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白登之围及其之后的脱逃，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甚至手段有点下三烂。比如《论衡》和《十七史商榷》都认为陈平的计策“甚庸鄙”，上不了台面。这些事情如果宣扬出来，有损刘邦的天子威严，中原王朝的颜面也无光，所以这段历史就被人为淡忘掉了。

因为没有权威的官方的说法，民间解释就占据了这件事情的话语空间。有学者认为刘邦成功逃脱，并非冒顿单于网开一面，而是刘邦、陈平“趁乱逃脱”的：

当年刘邦采用陈平秘计，“间使厚遗阏氏”，不但拖延了六七天的时间，使匈奴的警惕逐渐松弛下来，“胡骑稍稍引去”，而且还开辟出“汉使者往来，胡不觉”的局面；已经做好了准备的刘邦，在“时天大雾”这样一个偶然的天赐良机降临时，便利用匈奴牧民们的麻痹心理，借助于“大雾”的掩护，在汝阴侯夏侯婴以及一些汉军士兵的陪伴下，尽量做出汉军“使者”“往来”的模样，耐着性子慢步行走，“徐行”出围，混出包围圈。(可参见王庆宪著的《刘邦从匈奴包围圈中脱出的必然与偶然因素》)

刘邦趁乱逃脱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匈奴牧民的麻痹心理。匈奴人的习俗是“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其逐利，如鸟之集。……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所以集体意识、团体协作能力比较差，完成不了长期的铁壁铜墙般的大包围。最终，刘邦等人找了空隙就逃脱了。

不管怎么说，刘邦以皇帝之躯被困小山丘，又用不太光彩的流氓手段侥幸逃脱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流氓出身的刘邦在政治上惯常使用类似的流氓手法。刘邦多次遇险，往往“诳骗对方，甚至不顾父、妻、儿女以及部将、士兵们的死活，积极设法脱离险境，没有任何一次待在包围圈里或险境之中、等待对方主动放行的事例，有些脱险方法还几乎完全一样”，都是用重金开道、展开内部公关、利用对方的麻痹趁乱逃脱。兵败彭城后，刘邦能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无情推下车去，自已轻装逃命。如今向冒顿单于主动示弱、向阏氏行贿巴结、施展美人计，在刘邦看来就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了。

白登之围把刘邦的个性暴露无遗，把汉朝和匈奴的实力和处境也暴露得清清楚楚。

和亲队伍上路了

一

刘邦安全了，回到后方后，首先把刘敬放了出来。

流氓归流氓，刘邦该认错的时候就真诚地认错。他对刘敬说：“我悔不听你的话，弄得在白登山被匈奴围了七天七夜，差点儿不能和你相见了。”他封刘敬采邑二千户，擢升关内侯。之前十个主张出兵的侦察人员，全部处斩。

陈平多次解救刘邦于危难时刻，功高盖世。刘邦南归长安途中经过曲逆县。刘邦看到曲逆城池高大、人口众多，感叹道：“壮哉县！我走遍天下，只见过洛阳可以与曲逆相比。”他回头问御史：“曲逆户口多少？”回答说：“秦朝时曲逆有三万多户，后来经过多次兵荒马乱，人口逃散了许多，现在大约有五千户。”刘邦于是改封陈平为曲逆侯，享有全县的采邑。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陈平改封曲逆侯，尽食全县采邑。汉朝封县侯，户数多少不同，比如萧何受封酂侯，食邑八千户，后来加封了二千户。后来，萧何的曾孙萧庆继承酂侯时，才获得了酂县二千四百户采邑；萧何玄孙萧建世继承酂侯时，采邑降为了二千户。因此酂侯的封号虽然相同，但租入迥别；受封县侯的人未必能得到全县的户口，其余的户口由朝廷掌握。刘邦时代，功臣享受全县户口的，只有陈平一个人。”刘邦报答陈平心切，可见一斑。报酬越多，说明功臣解决的问题越棘手。白登之围对刘邦的心理创伤之重，也可见一斑。

白登之围摧毁了刘邦的自信心，让他看到了自己帝国的大弱点：国力削弱，连只有200万人口的匈奴人的骚扰都无力制止。西汉继秦末乱世建立，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臧(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同一颜色的马匹驾驶的马车)，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这个沛县酒徒，享乐心理严重，如果能凑成同色马匹驾驶的车驾，是不会吝啬的。当时国家真的是困难到了连皇帝的正常待遇都满足不了的地步。32万北伐的大军已经是刘邦掌握的能用的全部武装力量了。

西汉帝国无力驱逐匈奴骑兵，匈奴骑兵不断南下骚扰，劫掠中原郡县。怎么办？

难道真的如白登之围时答应的那样，年年月月日日向匈奴进贡金银财宝吗？

最后还是刘敬提出了一个刘邦和西汉帝国能够接受的方案。公元前199年，刘敬向刘邦建言：“陛下可以把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然后送上丰厚的嫁妆。匈奴单于见到丰厚的嫁妆，又为公主的美貌多情所倾倒，肯定会立公主为妻。公主日后生子必为太子，可以取代单于。陛下每年都送去礼物，派遣能言善辩之士讽喻匈奴人礼节。冒顿在，是陛下的女婿；冒顿死，陛下的外孙是单于。到时候，外孙怎么敢与姥爷动刀动枪呢？战争可以停止了，而且匈奴也成了朝廷的臣属。”刘敬用一个漂亮的包装把刘邦使者在白登山下的承诺装了进来，附带了一个炫目的前景：通过联姻让匈奴成为西汉的臣属。

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吕后坚决反对把鲁元长公主远嫁给匈奴。她日夜向刘邦哭诉：“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挑了个女子冒充长公主，由刘敬护送远嫁匈奴。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联姻，而是一项内容丰富的政策。首先，汉匈约为兄弟之国，汉朝要把宗室公主嫁给单于。其次，汉朝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缯、酒、米等物品。汉朝皇帝可以美其名曰看望公主，给公主送东西，实质是向匈奴进贡。第三，汉朝在边界和匈奴展开互市。进贡是给匈奴贵族送东西，互市则大受匈奴牧民的欢迎。可以用和平的贸易获取金银财宝，多数匈奴人也不愿意用战争去抢掠。第四，汉朝和匈奴约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匈奴游牧之区，长城以南为汉族耕织畜牧之所。汉朝主动嫁女，还需年年进贡“嫁妆”，在整个政策中处于屈辱且不利的境地。至于两国友好、互市和划分边界的内容则是客观公平的。

历史上将刘邦开创的这一政策称为“和亲”。

冒顿对西汉的和亲政策很满意，对冒充的长公主也很满意，还真的把她立为妻子。二

中原王朝的传统史书对这种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多有批评。鲁迅先生就称之为：“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

从汉高祖到惠帝、文帝、景帝，和亲政策被西汉王朝沿用了六七十年，直到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强大后的西汉帝国又和匈奴兵戎相见了。匈奴帝国遭到了重创。之后汉朝和匈奴互有强弱，战争也断断续续。一般情况下，中原王朝实力弱小时，就主动或被动奉行和亲政策；等中原王朝强大后，就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把和亲看做积极的备战。自刘邦和亲后，汉匈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并未彻底杜绝匈奴的南侵骚扰。整个汉朝，匈奴都是帝国的巨大麻烦。

尽管如此，和亲的思路还是被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成了解决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主要政策。因为和亲毕竟是个挺“管用”的政策。钱穆先生指出：“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治上统治之野心，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和亲政策之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借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得汉廷之赠遗，其下层民众，亦得定期叩塞贸易。其物质上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武力侵略之欲望。”

和亲政策也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许多和亲的故事和人物脍炙人口。比如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自愿和亲，主动遵从胡俗，终生致力于维护匈奴与汉朝的和平友好关系，被尊为“宁胡阏氏”。她还教导子女对汉朝友好。还有一些和亲公主虽然不是自愿和亲，但踏上和亲道路后便牺牲自我，无私无畏地沟通中原王朝与和亲对象的关系。比如西汉第一位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从文明繁荣的中原大地远嫁落后荒漠的乌孙。娇生惯养的刘细君不仅要忍受乌孙物质和文化的匮乏，还要接受乌孙落后的习俗。乌孙曾要求刘细君改嫁晚辈为妻，刘细君不肯从命，上书汉朝皇帝希望得到亲人的支持。汉朝要求她“从其国俗”，服从汉朝联合乌孙进攻匈奴的大业。刘细君无奈从命，最后老死乌孙。她留下了一首哀怨悲愁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和亲盟约的不公平和屈辱可能主要就体现在这些牺牲自我的可怜公主身上。

澶渊之盟：制度性顽疾的代价

叛将王继忠

一

北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汴梁的瑟瑟秋风送来了前线的噩耗：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继忠“陷没”敌阵。

根据上报的定州路都部属王超的说法，王继忠之前主动请命，要求带兵迎击南下侵略的辽国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王继忠率部与辽军主力在康村遭遇，展开激战，从白天一直厮杀到二更。王继忠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迫使辽军在黎明时分派出偏师，绕道宋军阵营之后焚绝王继忠的粮草辎重。王继忠所部军心动摇，向王超求援，王超忌惮辽朝大军有埋伏，更不敢将守定州的大军派出城外，结果王继忠的部队边战边撤，连续激战两天后在白城地区全军覆没。王继忠“陷没”敌阵。

多年来，北宋和辽在河北地区战斗不断。北宋官兵败多胜少，被辽军歼灭的小股部队不计其数，名气比王继忠大、失败更为惨重的例子也有。但是王继忠的消息还是引起了宋真宗赵恒的注意。因为王继忠是宋真宗即位前的老部下、老亲随，是宋真宗一手提拔起来的明日之星。

王继忠，祖籍开封。其父在宋太宗时曾在瓦桥关任武骑指挥使。军人在北宋的地位很低，列入军籍的子弟出路狭窄，不是当兵就是给皇室权贵当侍从。为儿子的前途考虑，父亲千方百计把王继忠安排在皇子身边做侍卫随从。王继忠就这么从小进入了宋太宗第三个儿子赵恒的府邸，他为人忠厚，办事谨慎小心，很得赵恒的器重。王家人都认为王继忠的命比父亲要强，这辈子起码能在汴梁的王爷府中谋个“铁饭碗”。不想，赵恒在复杂的皇权斗争中胜出，登基做了宋真宗。王继忠时来运转，作为新皇帝的心腹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王继忠从一个王府侍从先转为皇宫的侍从，又立即被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此后外放云州观察使，深州副都部署，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副都部署。战前，宋真宗刚刚诏令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都部署。定州云集着河北宋军的主力，定州路副都部署一职前途不可限量。宋真宗对王继忠真可谓是“皇恩浩荡”，王继忠也的确知恩图报，听说辽军又南下侵略，自告奋勇领兵迎击。在战斗中，王继忠浴血奋战，因服饰与其他官兵迥异而遭到辽军精锐的围攻，身受重伤。有人看到王继忠最后被数十重的敌人团团包围。

根据前方的报告，宋真宗和大臣们想当然地以为王继忠肯定是“殉国”了。宋真宗在痛惜之余，为他举办了高规格的哀悼活动。朝廷下诏追赠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冒赙加等”，抚慰家属和后代，“丧事”从优从厚处理。二

王继忠并没有死，相反是投降了辽朝。

王继忠伤重被俘后，辽圣宗和萧太后一心招降他，不仅授予他“户部使”一职，还为他娶妻安家。王继忠一介败军之将，得到辽朝皇帝和太后如此隆恩，感激涕零，很快转变立场，效忠辽朝，并且“事必尽力”，把对宋真宗和北宋王朝的忠诚转移到了异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身上——辽圣宗和萧太后的目的也达到了。

王继忠为什么要投降呢？除了辽朝的拉拢和厚待外，雄心壮志犹存、希图有所作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王继忠在北宋即表现出了不俗的能力，勤于政事、治边有方，希望大展宏图。骤然兵败被俘，他内心深处并不想就此终结生命。建功疆场、扬名天下是多少男儿的梦想，王继忠自然不例外。辽朝恰恰愿意给王继忠这样的机会，也能给他提供实现抱负的平台。

辽圣宗时期的辽朝在萧太后的实际控制之下。他们母子继承的祖先家业既恢弘又黯淡。说恢弘，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第一次将万里北疆归于一统。在大辽的旗帜下汇聚着各民族的勇士，也包括汉族将领、文官和饱读诗书的儒生。说黯淡，是因为辽朝传到萧太后母子手中，矛盾层层累积，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前兆。辽朝的地域太大了，既有群居狩猎的原始部落，也有南方富庶的汉族农垦地区，既有因循守旧徘徊在大漠中的契丹贵族，也有一心汉化、接受南方文明的新贵族，所有人都希望统一在大辽的旗帜下整顿国家，向前发展。辽穆宗、景宗以来，人人望治。但各个皇帝在位时间太短，又忙于处理皇室内部的钩心斗角，应付与北宋不断的战争，还没来得及对国事进行深入梳理就撒手人寰了。庞大的疆域和踊跃的思想碰撞，并没有给辽朝带来跃进的火花，反而无情地阻碍了这个年轻政权的上升之路。

萧太后是开始汉化的契丹贵族，她认定辽朝要发展，就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明，学习汉族王朝的中央集权，学习汉族王朝的社会制度。她守着年幼登基的儿子辽圣宗时，周边全是对皇位虎视眈眈的皇族骨肉和觊觎权力的守旧大臣们的凶狠目光。当孤儿寡母无助时，正是以韩德让为首的汉族官僚坚定地站到了她的一边，帮助她年幼的儿子巩固皇位，帮助她开始在辽朝实施汉化。巩固皇权后，萧太后、辽圣宗、韩德让等统治者坚定不移地将王朝送上了汉化的发展之路。

王继忠来到辽朝的时候，看到的正是一个全面汉化、加速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王朝。这和繁华但却臃肿僵化、年纪不大却已出现暮气的北宋王朝相反。原本以为汉人在辽朝是低等公民，王继忠来了以后才知道，汉人在辽朝的地位大大提高，已经和在汴梁无异了。近十年前，萧太后废除了法律中歧视汉人、同罪不同罚的条文。法律对待契丹人和汉人一视同仁。统和六年(988)，萧太后在辽朝开科取士，汉族读书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进入辽朝权力中心、甚至封王拜相了。繁重的国家建设离不开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人的作用。目睹了这一切，王继忠的宏大抱负、政治能力和丰富经验让他决定换一个舞台追逐事业。三

王继忠很快就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辽朝百业待兴，全面汉化的任务很重。这时的国家最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而王朝和平最大的敌人就是南边的北宋。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尽快解决和北宋的双方关系，使辽宋关系在和平、稳定、有效率的轨道上行驶。

辽朝和北宋是夙敌，双方打来打去半个世纪了，争执的焦点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幽云十六州。五代时期，没实力又做皇帝梦的石敬瑭为了夺取天下，向辽朝自称“儿皇帝”，并割让汉族土地幽云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作为辽军出兵协助夺取天下的酬谢。这片东起幽州(今北京地区)西到云州(今山西大同)的土地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和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区，历代属于汉族农耕文明，绵延的万里长城东部就在这片土地上。石敬瑭此举不仅是“自毁长城”，其卑躬屈膝、厚颜无耻的卖国之举更被中原士人看做是奇耻大辱。因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之后的中原王朝都拒绝承认割地，坚持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的领土。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王朝尊严，北宋和辽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收复汉唐旧疆”、“光复幽云”之类的文字见诸官方正式与非正式文件，流传在青年学子和坊间百姓的桌前饭后。

站在辽朝的立场，幽云十六州一被括入囊中就成了朝野上下的香馍馍，捧起来就舍不得放下了。十六州人口密集、赋税丰裕、文教发达，远胜于白山黑水和茫茫大漠。不管喜欢不喜欢汉族的生活方式，契丹权贵每年生活在南京(辽朝改幽州为南京)的时间越来越长，游猎大漠的时间越来越短。辽朝已将幽云十六州看做是王朝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尤其是萧太后主政后，十六州成了汉化的榜样和基础，主权问题更不可动摇。值得注意的是，割让之初，幽云十六州的百姓和读书人常常冒险偷越国境南逃中原；辽圣宗即位后，汉族地位大大提高，读书人开始进入辽朝政权，老百姓也开始自认是辽朝子民。时间和政策已经慢慢消磨了本地汉族人的国家认同，这让幽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复杂化了。

让问题更复杂化的是：周世宗的北伐将幽云十六州分割成了两部分。后周世宗皇帝柴荣致力天下统一，在中原汹涌民心支持之下倾全国之力北伐辽朝，占领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两州以及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淤口关(今河北信安)一线以南的地区。中原王朝夺回了幽云十六州南部的小块土地，将争执地区割裂成了南北两部分。这在辽朝看来是中原王朝侵略自己，侵犯了辽朝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将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以南及莫州、瀛州等地称为“关南之地”。和中原士人念念不忘收复“幽云十六州”一样，辽国朝野也对“关南之地”耿耿于怀。

国家要发展，辽宋关系必须确定下来，再不能因为领土问题打打杀杀了。

萧太后和辽圣宗是这么想的，来朝不久的王继忠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第二年(公元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决定一劳永逸解决辽宋关系问题的辽朝君臣决定南征。君臣们的目标非常明确：第一是和北宋确定两国关系，把双边关系固定下来；第二就是“谋关南之地”，要收回被后周夺走的现在北宋手中的领土。

闰九月，辽军几乎倾巢而出，从辽河畔的深山老林、从漠北的没腰牧草、从燕山脚下的农舍里南下聚集，超过20万铁骑扬起漫天尘土扑向中原而去。

萧太后用得着摆出这么大场面，去实现一个并不宏大的外交目标吗？辽朝之所以大动干戈，兵戎相见，以新的战争来追求和平关系，是看到了北宋王朝的懦弱。对于缺乏抵抗意志的敌手来说，战争和战争威胁是快速达到外交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选择。

辽军是老虎

一

在北宋朝野和官兵的眼里，北方的辽军就是老虎。

辽军大举南下前的两个月(景德元年八月)，辽军南侵计划就已经成为了汴梁朝堂上讨论的话题。辽军把南下的锣鼓敲得震天响，就是要让你宋朝知道我要来打你了。

九月，宋真宗主动向宰相毕士安、寇准，枢密使王继英提出：朕要御驾亲征！“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扭，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皇帝要亲征，理由又很充分，大臣们不便反对，相反很需要皇帝摆出这样的姿态来鼓舞士气。但君臣们显然只把御驾亲征挂在嘴边而已，对具体内容乃至是时间都迟迟拿不出主意来。亲征的工作量太大，困难太多了。宋真宗切实能做的，就是向河北各地及驻军颁布动员诏书，要求各地准备御敌。

战火未起，北宋君臣表现如此，是否懦弱了一点？

回顾北宋和辽朝的恩怨情仇，惨痛的历史让北宋君臣对辽朝既恨得咬牙切齿却又狠不起来。

宋太祖缔造王朝的时期，北宋忙于歼灭南北割据政权，避免与辽朝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宋太祖始终没有放弃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北伐无望，他就设立“封桩库”，积蓄金帛准备日后对付契丹之用。宋太祖的设想非常有趣，他消灭割据政权后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储藏到封桩库里，每年国家财政的节余也小心藏起来，准备积累到500万缗钱后与辽朝交涉，要求赎回幽云十六州。如果辽朝不同意，朝廷就用这500万招募勇士，夺回领土。宋太祖算了一笔账：辽朝勇士大约是10万人，朝廷只要出50缗钱购买一个契丹勇士的首级，辽朝大军就荡然无存了。遗憾的是，宋太祖的宏伟设想始终只停留在他和几个近臣的谈话中，并没有实施。相反，同时期的辽穆宗统治残暴，契丹上层内斗不止。穆宗本人“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最终被左右所杀。辽景宗登基后，整天想着怎么坐稳龙椅，根本没有心思去问南边的宋朝在干什么。所以，尽管双方互为仇敌，宋太祖时宋辽的关系却还过得去，逢年过节或者对方皇帝过生日什么的偶尔还能派个使臣去混吃骗喝。

宋太宗登基后，北宋内部统一完成，就将目光投向了幽云失地。他分别在太平兴国四年、雍熙三年两次北伐辽朝，结果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在第二次战争中，宋太宗在今天北京城西的高粱河畔输得一塌糊涂，被射中两箭，据说还是化装后躺在驴车上才被亲随舍命拉回中原的。这次箭伤给宋太宗留下内伤，几年后要了他的命。连续惨败让北宋朝野产生了辽军不可战胜的印象，主张北伐的声音偃旗息鼓，消极防御成为对辽政策的主流。从北京到河南一马平川，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无奈的北宋人就从顺安砦(今河北省容城北)西引易水，挖渠导流向东注入大海，形成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数十里的河塘地带，然后在两岸植树造林，希望能够阻挡契丹骑兵的冲击。从山西到河南相对比较容易防守，北宋在代州、并州等地驻扎重兵，防御辽军。后人熟悉的“杨家将”里的杨业杨老令公就是驻扎在山西一线的守将，是在防御作战中成的名。

原来貌似强大的北宋王朝是这么一个软柿子啊！北宋的怯弱让辽朝士气大涨。辽朝原先以防御为主，大败宋太宗后改用积极南攻的战略。辽军掳掠城寨，抢劫财物和人口，胜多败少，进一步加深了辽强宋弱的心理暗示。雍熙三年的冬天，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劫掠河北、河东等地。辽军在望都大败宋军，又在君子馆歼灭宋军主力数万人，纵兵抢掠后扬长而去。此战北宋军队损失惨重，士气大挫，“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咸平二年秋，辽军再次深入河北，所向披靡，在瀛州再次大败北宋驻军。从此宋军面对南下辽军，只敢依托城寨消极防御，任由契丹铁骑四处驰骋。王继忠初来乍到，竟然主动带兵迎战辽军，在王超等人看来简直就是羊入虎口，拿生命当儿戏。而王继忠的“陷没”又一次加深了河北驻军久已有之的畏敌心理。二

宋军为什么就打不过辽军呢？

北宋土地广、人口多、财富大，为什么就视辽军为老虎呢？

单纯从军事上分析，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在战斗力和速度上都逊色于以骑兵为主的辽朝军队。这是其一。其二，北宋大军对军需保障十分依赖，整个后勤系统臃肿滞后，常常被辽军断了粮道而陷入困境。深入分析，战争胜负不纯粹是军事上的得失，较量的是整个政府的综合实力。北宋的军事无能懦弱是制度性的顽疾，王朝肌体内部隐藏着大问题。

北宋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也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北宋的军队分禁军(中央军)与厢军(地方军)，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军队总数为378000人，其中禁军为193000人；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军队总数为666000人，其中禁军358000人。禁军人数在二十多年中增长了85%，军队总人数增长了76%。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军队总数膨胀为912000人，禁军总数为432000人。20多年里禁军增加了21%，军队总人数增长了37%。到了北宋末年徽宗年间，禁军的枪棍教头林冲面对的官兵竟然有83万之多。军队中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一半士兵超过30岁，60岁的老兵也不在少数。因为宋朝的军制是终身的，一旦入伍就得在脸上刺字(防止逃跑)，端起铁饭碗的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还有一些是面黄肌瘦甚至疾病缠身的弱兵。宋朝的军队还承担着“赈灾”的作用，灾害或者饥荒发生时，朝廷为了防止灾民饥民闹事，就打开军队大门大规模招募新兵。这样的士兵如何和身材高大的北方契丹人作战？

朝廷也看到了弊端，挑选其中看得过去的士兵组成禁军，其余的留在地方厢军中充作杂役。原本属于地方事务的镇压起义、防御敌寇、驻防要塞，等等，现在都由中央禁军操办。

指挥、支撑庞大军队的政府也出了问题。北宋统治层极其信奉中央集权，恨不得把天下鸡毛蒜皮的事情全都给管起来。为此，北宋人为制造了机构和人事的复杂性。中央机构叠床架屋、系统繁多；地方上军事、民政、司法和财政分属不同的系统不同的长官；官员名实不符，本兼职乱飞，频繁调动。一个地方上的县令要面对四五个管他的顶头上司，而他的本职工作却是中央某部的郎中，地方事务仅仅是“临时出差”。名正言顺的县令可能正在几百里外的其他州衙中“帮忙办事”或者干脆就在京城汴梁等着“分配工作”。结果整个国家机器遇事推诿，效率低下。

机构无能也就罢了，更大的问题是它日益臃肿，反过来吞噬国民财富。政府本身成为了政府最大的问题！北宋拉拢士人，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结果造成宋真宗景德年间在任官员超过一万人(不包括胥吏、衙役等吃皇粮的人)，同宋初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仅仅是支付众多官员的俸禄，保证他们的待遇，就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富。北宋一年的收入不过缗钱6000余万，其中军费开支就达5000万，剩下的1000万远远不足以支撑政府运转。唯一的方法就是盘剥百姓，征收苛捐杂税。北宋不可避免地进入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困局。宋真宗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曾试图解决“三冗”问题，曾一次裁掉195800多人，结果引起官场的激烈反对，不了了之。像癌细胞一样，“三冗”这个制度性问题已经深入王朝肌体深处，非断骨换血不能解决了。

北宋缔造者们的脑袋进水了吗，怎么制定出这么愚蠢的制度来？

王朝的缔造者们一点都不笨，他们在刀光剑影的五代十国中一路厮杀过来，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北宋王朝，比绝大多数人都聪明能干，也比绝大多数人要珍惜北宋王朝。残酷的政治斗争告诉他们，五代十国乱世的根源是武人争雄，掌握枪杆子的将领们割据一方，厮杀不止。其间的血腥阴谋、宫廷政变和王朝更替都离不开两样东西：枪杆子和武将。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在部下一拥而上，半推半就地披上龙袍当的皇帝。如今身份地位转换了，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反过来要防止武将们有样学样，也披件龙袍把自己赶下台。为此，他们才制定了高度中央集权和权力复杂制衡的制度来，宁愿把武将和军队都养起来也不愿意他们造反。任何事物在它产生的当时当地都有合理之处，日后让北宋王朝羸弱不堪的制度在它产生之初存在着合理的因素。只是，害怕狗叫也不能活生生把狗的舌头剪掉或者把狗活活打死——毕竟狗的作用摆在那呢。在巩固权位的问题上，赵匡胤、赵匡义等人矫枉过正了。

军事领域是矫枉过正的重灾区。宋朝历代皇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原则，把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形成固定的上下级关系，北宋实行“更戍法”，每年不是调动部队将领就是调动军队，力求“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结果，北宋的军队官兵每年都在东南西北调动之中，去年还在河北今年就去江西了，没准明年就去四川了，至于前年的部队指挥官是谁几乎没有人记得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将帅无权，指挥失灵。

在北宋当将军非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地位尴尬、杀机四伏。种种制度限制了将领们有所作为(宋朝最有作为的将领都出现在朝廷控制力弱的时期，比如北宋建立初期的杨业，比如宋室南迁时的岳飞)，即便个别干得出色的最终都受到文官的排挤和朝廷的猜忌，下场悲惨——想想杨业和岳飞吧。朝廷不信任、不重视，将领们不主动、不作为，都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清代王夫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潘二人都在宋太祖时期征战南北，是战功赫赫的名将；王朝建立后，二人却在宋太宗北伐中表现拙劣，畏缩不前。潘美甚至在杨业孤军深入、奋勇杀敌的情况下拥兵自重，坐观成败。这两个名将是出了问题，可问题的根子在于宋太宗的猜忌和钳制。

到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秋，辽军深入河北。镇守定州的宋军主帅傅潜拥兵八万而不敢出城门一步，即便宋真宗屡次下旨催促出兵，最后御驾亲征了，傅潜依旧抗旨不前。

这就是宋真宗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家业。三

宋真宗很想在自己手里把宋辽关系这个难题解决掉。

即位之初，宋真宗曾经就这个难题征询过众臣的意见。大将曹彬认为宋太祖时期的宋辽关系最好，两国“和好”，建议宋真宗与辽和好，搁置争议，努力恢复到宋太祖时期的状态。大臣朱台符也主和。他的建议更加具体。朱台符建议宋真宗继承宋太祖当年的“赎买”思路，和契丹讲和，通过馈赠、边贸等发展关系。宋真宗总结道：“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可见，半个多世纪过后，北宋王朝也开始现实起来，主和成为对辽关系的主流声音。

和平的意识有了，客观条件却不允许和谈迅速进行。就在傅潜畏敌不前的咸平二年，辽军再次大举入侵河北，河北各城孤立防守，处境危险。当年九月，宋真宗在臣僚建议下御驾亲征，十二月，亲临大名府战阵，“躬御铠甲于中军”。辽军意在劫掠，一看宋真宗来真的了，就主动撤退了。宋真宗在第二年正月才返回汴梁。他前脚刚走，辽军就南下骚扰抢劫。宋辽爆发遂城、望都等战，两国又结下了新仇。宋军依然是败多胜少，尤其是以善战闻名、时人称之为“二杨”的杨延昭、杨嗣在保州损兵折将，使全军士气进一步下挫。

双方都厌倦了攻战不断的动荡关系，希望一个和平协议能够稳定宋辽关系。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朝用南征表达了建交的心思，宋真宗君臣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吗？

拿什么拯救澶州

一

辽军兴师动众，却遭遇了出师不利。这就好像是用一把锋利的刀去割杂草，在操作中却割到了石头。萧太后和辽圣宗亲自率领的铁骑在威虏军、顺安军、保州等地都遭到抵抗，无法攻破城池，锐气大减。辽军唯一的战果就是攻破遂州，勉强打通了进攻河北重镇定州的道路。河北宋军主力驻扎在定州，隔着唐河严阵以待。主帅王超还派出部队聚歼落单的契丹骑兵。萧太后一时不敢硬碰硬。好在她本意就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来，觉得威慑效果达到了，便主动掀开了和谈的序幕。

闰九月二十四日，辽军小校李兴等四人来到北宋莫州部署石普帐前。李兴将随身携带的书信交给了石普。石普展开一看，大惊失色。

原来这是“已经殉国”的王继忠写呈宋真宗赵恒的密奏！

随同萧太后南征的王继忠被阴差阳错地推上了辽宋和谈的最前沿。在密奏中，王继忠依然以宋臣的名义，向宋真宗表达了“北朝(辽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的意思，建议宋真宗停战和谈。接着密奏“诚实”地提出了辽朝的和谈要求：北宋归还关南之地，首先派出使臣赴辽营确定两国关系。这封密奏是不是王继忠的本意呢？和谈本身可能是符合王继忠的心理的，但后面的和谈内容显然不是他这个降将能够确定的，而是萧太后母子的意思。

马上，这封密奏被送到了宋真宗面前。对于和平的大方向，北宋君臣没有意见，但是对辽朝的两个条件，北宋君臣断然拒绝。朝廷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已经面临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了，好不容易收复的关南土地肯定不能割让给辽朝。宋真宗不愿被历史视作“石敬瑭第二”。与此相关的，首先派遣使臣求和给人示弱屈服的感觉，有损王朝尊严而无法被接受。宋真宗君臣为谈判确定了“遗其财物，斯可也”的原则。钱可以适当地给，但土地断不可割让，辽军必须撤退，这便是北宋的立场。在国家危急时刻，王继忠的“死而复生”反而被君臣们忽视了。宋真宗需要他充当信使的作用，很快写了一封手诏，通过石普“赐”给王继忠。宋真宗在手诏中明确表示同意和谈，说自己即位以来，“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要求王继忠“密达兹意，共议事宜”。

宋朝不屈服的外交姿态，和辽朝的预期相差太远。辽军决定发动更凌厉的攻势，迫使北宋作出妥协。

北宋不是不愿意放弃关南之地吗，那我就自己去取，造成既成现实。十月，辽朝大军放弃重兵防守的定州，向东进攻瀛州。辽军志在必得，萧太后亲自擂鼓，辽圣宗御驾阵前督战，外线辽军四处隔断宋军的援兵，士兵向潮水一样涌向城池。宋将李延渥率兵死守，弓箭和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围城的辽军身上。大战十多日，辽军在城下扔下30000多具尸体，城池岿然不动。原本是以战迫谈的设想，不想大军困于坚城之下，损兵折将，伤了元气。辽军及时调整了战术，依然是以战逼和，但这次要发挥契丹骑兵的灵活和快速打击能力长驱直入，打到宋真宗的家门口来个城下之盟，看他还敢不敢拒绝条件？辽军当即放弃瀛州，大军南下，沿途置宋军城寨于不顾，一心只想早日打到汴梁城下。河北各地的宋朝守军一心避战，坚守城池，任由辽军如入无人之境。十一月二十二日，辽军抵达黄河北岸边上的澶州(今河南濮阳)。

站在澶州的城楼上，向北可以看到辽军骑兵扬起的漫天尘土，向南可以远眺黄河南岸的汴梁。澶州到汴梁一路平川，骑马只需一天即可到达。黄河告急，汴梁告急！二

早在辽军入侵前，澶州就被北宋君臣挂在了嘴边。

八月二十二日，宋真宗和大臣们讨论御驾亲征的时候，宰相毕士安认为皇上不必亲临战阵，只要车驾进驻澶州即可。因为澶州在黄河北岸，皇上驾临等于是和河北军民共同御敌了，同时澶州又离汴梁很近，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及时回京。枢密使王继英表示赞同，说皇帝驾临澶州可以壮军威。而宰相寇准认为“帝幸澶州不可缓”，尽管在出征时间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君臣对澶州这个恰到好处的御驾亲征之地没有异议。

九月十六日，局势恶化，辽军不顾后方，兵分三路直逼澶州而来。告急文书一天来了五封，宋真宗害怕起来，再次商议御驾亲征的事情。寇准力请真宗立即亲征澶州。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宋真宗驾临金陵(今南京)避开辽军兵锋；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宋真宗驾临幸成都，安的也是避敌而走的心。寇准怒斥投降主义念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扰其谋，坚守以劳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他先拍了宋真宗的马屁，说像宋真宗这样英明神武的君主一到澶州肯定能振奋人心，让契丹侵略者再次困于坚城之下；一旦放弃汴梁而逃，不管是去江南还是去四川，都等于放弃了中原，必然沦落为割据政权。寇准的分析义正词严，无人能驳。宋真宗本人有没有畏敌避战的心思呢？难说没有，他毕竟是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子，要他慷慨赴死，与敌人浴血奋战是不太可能的。可他只是犹豫，犹豫是否要亲征澶州。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辽军虽然在瀛州城下损兵折将，“其众犹二十万”。契丹骑兵风驰电掣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澶州，而宋军的主力部队尚在敌后的定州。朝廷一再催促定州守军回防，主帅王超接旨后“逾月不至”。澶州城池不大，本身并没有多少守军。如果御驾亲征，汴梁能征调护驾的守军充其量不过数万人。这数万人中多数是老弱病残和兵油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弱于契丹铁骑。更可怕的是，黄河在深秋时节已经开始结冰了，厚厚的冰层便于骑兵作战。契丹骑兵随时可能从河面上冲过黄河，截击离开汴梁宽厚城池守护的宋真宗君臣，来个“擒贼先擒王”，把北宋君臣一锅端了。

所以，不是宋真宗胆小懦弱，而是客观形势决定御驾亲征实在有些冒险。搁在谁身上，都会捏一把冷汗的。

宋真宗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经过短暂犹豫，他毅然支持了寇准的意见，决定亲征澶州。朝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一方面寇准命令“随驾兵士，卫扈宸居，固不可与犬戎交锋原野以争胜负”，以尽量不和辽军接战为第一原则，务求安全进入澶州；另一方面命令黄河沿岸地方官员督促民夫凿开黄河的封冰，防止辽军渡河。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一行离开汴梁向澶州进发，次日抵达韦城县。

在韦城县，宋真宗对御驾亲征的前景担心起来。原本忐忑不安随同出征的大臣们又开始重提迁都以避敌锋芒，身边太监也有人劝皇上“速还京师”。宋真宗举棋不定，问寇准：“南巡如何？”所谓的南巡就是南逃。寇准回答：“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逼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是啊，昨天刚向天下人表示御驾亲征，一天后就变卦了，而且是放弃中原南逃，民心士气不崩溃才怪呢？到时候，大车小车南逃的宋真宗君臣还不被快马加鞭的辽军骑兵给抓住啊。所以，“南巡”就是自取灭亡，是“乡老妇人之言”——当然寇准很给宋真宗面子，说这些都是怯懦无知的群臣的意见。宋真宗被寇准一番抢白，更加郁闷了，迟迟拿不定主意。

寇准退出门外，刚好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高琼大字不识，却是跟随太宗皇帝起家的老将军，性格刚烈。寇准一看到高琼，有主意了，问高琼：“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高琼毫不犹豫地回答：“琼武人，愿效死。”寇准于是拉着高琼去找宋真宗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他一五一十把宋真宗的担心和高琼说了一遍。高琼随即表示赞同寇准的意见，并向宋真宗给出了“专家意见”：天子亲御六军，哪能说不打了就不打的，如儿戏一般全军南逃的；何况“随驾军士妻子父母，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恐怕金陵或者成都还没看到影子，身边的官兵就逃得一个不剩了；至于契丹大军，看似强大，其实远离本土，势必不能坚持长久作战。最后，高琼问宋真宗是哪个奸臣给皇上出的坏主意。宋真宗无言以对。高琼继续说：“陛下即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宋真宗对祖宗基业的责任感和一个帝王的荣誉心再次被激发出来，决定继续亲征。

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南城。黄河把澶州城分为南北两座城池，南城相对完好，北城正遭受辽军的三面猛攻。两天前(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军先锋大将、主战派首领之一萧挞览(之前辽军攻城略地的战果基本上是他取得的)带人观察北城地形时被宋军军官张环用床子弩射中面额而死。这无疑于是献给宋真宗御驾亲征最好的礼物。

收到礼物的宋真宗并不打算驾临澶州北城，“欲驻南城以观军势”。北城东西北三面遭到辽军的猛攻，只在南边通过黄河浮桥和南城相通，宋真宗冒险去北城出了什么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寇准则坚持认为宋真宗要亲临杀敌第一线，皇帝不过河就不能真正起到鼓舞民心士气的作用，老将高琼再次完全赞同，多次请宋真宗渡河，并且认为“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署枢密院事冯拯附和宋真宗，反对寇准的意见，可又不敢骂宰相，只好呵斥高琼(签署枢密院事名义上是高琼的上级)：“高琼何得无礼。”高琼反唇相讥：“君以文章为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耶！”冯拯顿时哑口无言。最后，在寇准、高琼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宋真宗勉强同意渡河。车驾快抵达浮桥的时候，左右太监、侍从都踌躇不前，高琼毅然上前拉住宋真宗乘坐的马车，高呼：“还不快走，都到这里了，还迟疑什么？”宋真宗这才下令御驾从速渡河。

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宋真宗登上北城的北门城楼，代表天子的黄龙旗在楼上猎猎飘扬时，城下将士山呼万岁，举城若狂。

宋真宗视察了北城守军，召见守将李继隆等人，将带来的酒肉钱粮赏赐给官兵们，守军士气大增。宋真宗还象征性地爬上守城的第一线，要亲自参与守城，并委托宰相寇准执掌号令，负责具体守卫事宜。刚好有数千辽军骑兵逼近城下，宋真宗亲自督战，寇准命令还击，众将士不敢怠慢。震天的喊杀声过后，攻城辽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残兵败将仓皇退却。辽军先是折了大将，现在又攻城大败，连续两次失败后士气大降；相反，宋军连胜两局，又有天子和众臣身先士卒，士气大涨。攻守局势有所改观后，宋真宗当即退下城楼，进驻行宫，留寇准在城楼上指挥军事。皇帝毕竟在辉煌的宫殿中住惯了，多在厮杀前线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害怕。宋真宗派人偷偷返回城楼察看寇准的行为。寇准表现得很有当年淝水之战中东晋丞相谢安的风度，吃得好(“命庖人斫鲍”)、睡得香(“昼夜鼻声如雷”)，而且还忙里偷闲，拉着知制诏杨亿痛饮，大声谈笑通宵喧哗。如此情景，守城的将士们看在眼中听在耳里，羡慕甚至是嫉妒都是会有的，对辽军的畏惧情绪却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宋真宗听到探子回报，放心了：“准如此从容，朕复何忧？”

其实啊，宋真宗还是应该“忧”的。暂时的胜利只是缓和了澶州的军事局势而已，辽军重兵压境的根本态势没有改变，宋辽关系中的核心矛盾依然存在。怎么办？它考验着双方高层的政治智慧。三

面对这种局势，宋辽两个阵营中，谁最着急？王继忠。

于情于理，王继忠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认定和谈是辽宋战争的最好出路。北宋拒绝辽朝的条件，辽朝发动第二波攻势，双方的损失都与日俱增，和平的希望在厮杀中越来越渺茫。王继忠心急如焚，先是在辽军内部呼吁和平，同时在十至十一月间，多次上奏宋真宗，请求和谈。王继忠认为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关南地区恐怕难以固守，所以建议北宋早些遣使议和。他希望北宋先作出妥协，其实辽朝方面的优势并非像他描述的那样明显。瀛州围攻不下，辽军改为长驱直入的“逼和”战略，困难越来越大。辽军越往南进攻，脱离本土就越远，就越是孤军深入。想想看，当辽军站在黄河边，向前看是御驾亲征的宋真宗，往回看是宋军城池散布的华北平原，不感到害怕是不可能的。同时，敌后的宋军虽然不敢南下对辽军主力来个南北夹攻，却使了招“围魏救赵”。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受诏向辽朝易州以南的守军发起攻势。易州的辽军遭到张凝、田敏二部的重创，前线辽军出现了后顾之忧。

寻求妥协的应该是辽朝。

好在宋真宗一心和谈，对王继忠传达的和谈建议予以积极响应。他任命殿直曹利用为门祗侯、假崇仪副使，主动出使辽军大营谈判。这是宋真宗在和谈问题上的主动让步，可惜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的攻势未减，许多宋朝将领怀疑辽方的和谈诚意，导致曹利用在天雄军被守军扣留在军营，不让他前进了。王继忠久候宋使不至，估计有变。辽宋战况朝着不利于辽军的方向发展，萧太后等人也不得不作出善意举动，再次让王继忠上奏宋真宗求和，表示“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王继忠还因为曹利用迟迟不能赴辽请求宋真宗再派人选，“免臣失信”。战事缓和后，天雄军这才放了曹利用，十一月末曹利用终于来到辽军营中。

和谈正式进行。对于建立稳定和平的外交关系的迫切性，双方都没有异议，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关南之地的归属。和谈前，北宋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宋真宗和大臣们确定和谈的基本原则是：“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也就是说北宋对关南地区的主权不容置疑，但北宋可以在财物上对辽朝做适当的补偿。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宋真宗君臣的和谈底线，不能再退了。承认关南以外的幽云十六州其他领土属辽，宋朝已经做了让步，承担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果舍弃事实占领的关南地区必将威信扫地，威胁到统治根基。反面而言，关南之地是北宋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更无险可守了。所以，宋真宗强硬地要求曹利用：“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至于给辽朝的财物补偿的具体数额，宋真宗也明确“但教不失地，百万以下皆可许之”。用一百万缗钱换回和平，宋真宗觉得值得。寇准却觉得不值。曹利用领命而出，突然被等候在外的寇准一把拽到屋檐下暗处。寇准威胁道：“虽有旨，所许过30万，吾斩汝头。”

寇准主政，知道朝廷的家底和财政窘迫，30万的“赎和”经费他还觉得贵呢。

见北宋寸土不让，辽朝不得不作出妥协，接受了宋朝的条件，即用“岁币”的形式恢复之前双方的事实占领局面。双方互致誓书，称：“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

这个史称“澶渊之盟”的誓书，主要内容有三条：

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和平降临两国，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和平将得到双方子孙后代的遵守。

第二，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在“风土之宜”、“军旅之费”的名义下，北宋每年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为了降低这项内容对北宋的屈辱性质，盟约规定双方每年在边界宋朝一边的雄州交割，北宋不必派使臣押送货物入辽。

第三，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在战前的事实占领状态，之后两国各守疆界。

对于愤怒的热血青年和道德先生们来说，这份盟约的每项内容都不能让他们满意。首先，和平是在宋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被视为城下之盟。他们批评宋真宗君臣放弃了乘胜反击扩大战果的良机，而是故步自封了。其次，“岁币”最让人接受不了。此项规定的屈辱性质不言自明。第三，宋朝在法律上正式放弃了除关南之地以外的幽云十六州其他土地，被一些人视为懦弱可耻的卖国行为。可在宋真宗君臣看来，“澶渊之盟”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是一项政绩。十二月七日(公历为1005年1月17日)，宋真宗从澶州城内遣使持盟约与辽朝使者一同赴辽营报聘；五天后，辽朝向北宋回致盟约。至此，宋辽和约正式生效。盟约还没有送回前，宋真宗就摆宴庆祝，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北征回銮诗》，命群臣唱和：“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在盟约即将签订前，王继忠向曹利用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辽圣宗)年少，愿兄事南朝。”王继忠提议两国君主结为兄弟，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宋真宗无所谓，同意了。因为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就做了兄长。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称辽朝萧太后为叔母。

不想，这条并非盟约正式内容的约定受到了最多道德的诟病。批评者的理由是，宋朝是天下正统，宋真宗是万民共主，而辽朝是边疆小国，契丹人是化外蛮夷，理应以藩属之礼敬事北宋。北宋和辽朝平等定盟就让这些批评者难受了，现在天子和蛮夷酋主约定兄弟就更让他们接受不了。更有部分人将此和当年石敬瑭向契丹自称“儿皇帝”相提并论。实际上，王继忠的提议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两国皇帝完全以年龄大小约定称呼。宋真宗死后，子宋仁宗即位，称辽圣宗为叔；辽圣宗死后，继位的辽兴宗比宋仁宗年纪小，就称宋仁宗为兄；辽兴宗死后，子辽道宗即位，称宋仁宗为伯……一直到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还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的兄长。并非辽朝必须称北宋为兄，而是两国皇帝“以年齿约为兄弟”。

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中原和契丹结束了百年战争，开启了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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