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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1 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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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锡渭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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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写作教程(第2版)

新编大学写作教程(第2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新编大学写作教程(第2版)作者:王锡渭排版:skip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09-01ISBN:9787301190319本书由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2018)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上编写作原理论第一章绪  论

国家富强需要创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强国战[1]略”,“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两个战略的关键是要造就创新型人才,这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美国《未来学家》杂志在1996年7-8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学生必须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特别报告中列举学生要掌握的技能中有一条是写作技能。这份被改写的由美国学校管理人员协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报告认为,“写作有助于人们在整理思维,组织思路和[2]进行比较过程中培养首创精神”。这话道出了写作在培养人的创新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写作教学,培养学生创新写作的意识和技能,写作教师责无旁贷。在当今“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的这[3]个文字密集的社会里,根据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需求、教育部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和大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后的工作需要,结合大学生在中学里已经学习过一些写作理论、掌握了一些文体写法的实际,安徽省写作学会组织编写了以“写作发现--构思--表达”为体系的《新编大学写作教程》。第一节 写作的含义一、写作定义的历史回顾

写作是什么?这是写作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问题。释义写作概念,中国古代文论中虽不乏写作过程的解说,但还没有直接对它进行定义说明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开设了写作课,讲授写作课的教师开始注意研究“写作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基本都停留在“精神劳动”、“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或“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些常识性的表述上。1978年以后,对“写作是什么”的研究逐渐深入,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大学的写作教材作出了解答。

由于写作现象的复杂性,写作学研究者对它的认识采用的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对“写作是什么”的解答,有不同的角度。在这个问题[4]上,对写作的释义,有人从写作行为的角度强调“制作”,有人侧[5]重写作过程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有人从写作内容的角度突出“创[6][7]造性”,有人从写作手段和写作过程的形式和本质的角度入手,[8]有人从写作操作论和本体论的角度作出解说,有人吸收了以往写作学研究的成果,根据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的“文艺[9]四要素”学说和信息论观点进行诠释。这些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写作的界说是不无道理的。二、写作的含义

从方法学的角度对写作过程的构成要素进行深层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写作具有“创造性”,是“制作”,说到底是对价值性信息的转换、生成和表达。价值性信息是一种“写作发现”。这种发现是作者从生活、学习或工作中有了发现后经过取舍和提炼的,写作发现要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系统完型,才能更好地传播,这系统完型的孕育离不开“构思”。构思完备,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与操作”属于言语行为,是“表达”。这些活动都与“思维”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观它们,可以发现:“思维”与“写作发现”、“构思”、“表达”是写作的四大要素,在“思维”的参与下,由“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构成了写作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写作是一种思想、思维、思路和语言修辞性的展开行[10][11]为的具体化,用图表示就是:

这个写作模式图对写作过程作了哪些概括呢?

第一,它指出了写作是从作者思考写作发现开始的。

说到这个问题,请看:

真没想到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是这样地不好写!我把这部文学巨著,又从头翻了一遍,睡前饭后,或是做着其他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总在不断地思索琢磨,也还挑不起一个下笔的头绪。……虽然自己平日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曾随便举其一端,而兴高采烈地谈个没完,但是当自己要选个题目,来比较深入地抒写的时候,就感到自[12]己真像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神眩心摇,应接不暇。

这是冰心回忆撰写《〈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时说的话,从中看出不写文章可以围绕一个话题随心所欲地“神侃”,一旦提笔写作就要考虑很多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写作发现。当作家再次阅读《红楼梦》“不断地思索琢磨”从脂砚斋的评语中发现《红楼梦》有一种写作方法是“两山对峙”后,于是她围绕这个写作发现在1963年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论。

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发现,在不同场合能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发现”,“我发现”。这些发现绝大多数不能进入写作,只有把发现确定为写作发现,写作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面对发现,若选择它作者会思考其意义何在、价值大小和重要程度如何,经过权衡,作者若从中衡量出了不一般的意义和分量,认为很有传播的必要,于是这个具有价值性信息的写作发现,就成了促使作者写作的主要驱动力,作为写作个体的写作活动便开始了。例如,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他认为[13][14]是“拙作”,“很幼稚”。这“拙作”“幼稚”指的是在形式上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而在内容上作家认为“在暴露家族制度和[15]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这种思想源于作家“偶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他说:“此中发现,关系亦甚[16]大,”“因此成篇”。因为有了重大的写作发现,所以动手创作。这重大发现就成了《狂人日记》创作的开端。作家写作讲究“写作发现”,初学写作者以模仿为主就不讲究写作发现吗?初学者学习写作离不开模仿,这种摹仿一般是方法、角度、表达方式或语言上的学习,而在写作内容上则应避免与模仿对象的雷同,在模仿中发现了价值性信息是促使初学者写作的一个原因。

第二,它揭示出写作活动在“思维”贯穿全过程中“四要素”必须联动的规律。

写作中“思维”极为重要。具体说来,“思维”包括理论思维和意象思维。论说文的写作是“理论思维”,“思维”对于论说文的写作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作赘述。文学创作采用的主要是“意象思维”,就拿最强调情感作用的诗歌写作而言,常言道“愤怒出诗[17]人”,所强调的是“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从创作诗歌需要情感的角度,“愤怒出诗人”是正确的,然而写诗,只有[18]愤怒,没有思维,“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文学写作,只有情感,没有“思维”的参与,是难以缀字成文的。写作,把发现确定为“写作发现”使用“思维”,“构思”依靠“思维”,“表达”运用“思维”。整个写作过程,“思维”贯穿始终,写作模式反映了“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离不开“思维”的写作现实。

在宏观上,写作的全部活动是为了把“写作发现”表达出来,整个写作过程都是为了“写作发现”展开的。在具体写作中,“写作发现”引发“思维”考虑写作发现的内容,就在“思维”与“写作发现”互动的同时,“表达”参加进来,它促进“思维”在对比中肯定或否定最初的“写作发现”,帮助“思维”丰富“写作发现”的内涵和深化“写作发现”的意义。这种内涵的丰富、意义的深化为构思确定了方向,它也正是构思对“写作发现”内容深刻性的思考。当“写作发现”向着“构思”运行的时候,这时的“构思”与“写作发现”互动起来,重点解决表达“写作发现”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其间,“表达”和“思维”加入进来,帮同“构思”选择组合材料和梳理思路。当经过这一番联动,表达的内容和形式确定之后,“表达”与“构思”、“写作发现”和“思维”又连动起来,在“写作发现”和“构思”导引下,最后以“表达”完结而结束写作。这是写作过程中“思维”与其他三要素的系统联动。这是写作的一条基本规律。以写作发现为中心的顺时针式写作是这样(写作发现→构思→表达),以写作发现为中心的逆时针式写作也是这样(写作发现→表达→构思)。例如,有人发现了一个感人的场面或情节,于是就首先描述这个场面或情节,在表述这个情节或场面的过程中,他既要深层次地思考这个场面或情节的意义,又要考虑下一步如何撰写。这种写作属于“表达”在“思维”参与下与“写作发现”和“构思”的联动。就是在这样的不断联动中文章被撰写出来。

写作中的微观活动表现为“构思”和“表达”上的具体写作环节。这具体环节以一个要素的活动为主,其他三个要素也加入进来共同解决写作问题。例如,修改词句是局部的表达行为,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联动。如诗歌写作中的炼字和炼句,它与“思维”、“写作发现”、“构思”是密切联系的。例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敲定前,诗人曾分别推敲“过”、“到”、“入”和“满”字。而最终选定为“绿”字之所以被历代文人称道,是因为它既丰富了“写作发现”的内涵--通过“绿”字诗人描画出家乡的美景,抒写二次拜相的喜悦和离家的留恋之情,又在结构上突出[19]了“欲‘还’钟山的渴望,使结局更富情韵”。修改后的这个“绿”字在结构上能起到如此作用,表明这个小小的局部改动与构思又连在了一起。修改一词,整首诗为之生辉,这是古人不自觉地运用“四要素”联动成功的典型例证。

写作必须遵循“四要素”联动的规律,然而在具体写作中,有时作者的写作会出现不是“四要素”的联动,而是一两个要素局部“互动”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大作家也是难免的。例如,托尔斯泰的写作,他说:“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插叙的恶习;而且正是这种习惯,而不是像我从前所想的,是思想丰富,常常妨碍我写作,逼得我离开书[20]桌去沉思与我所写的内容全然不同的事情。这是要命的习惯。”插叙属于“表达”,在与“思维”的互动中,没有顾及“写作发现”和“构思”,于是就出现了背离“写作发现”--节外生枝的赘疣。

写作是千差万别的。不同作者的写作素质、修养和能力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人两次写作也是不一样的,自然对“四要素”的运用也不尽相同。“四要素”联动得好,文章会写得漂亮,而文章有缺憾则是“四要素”运用不全的结果。初学者写作中的顾此失彼,就是“四要素”使用欠缺所致。

第三,它概括了写作加工和转换的动态过程。

写作不是直线式的精神生产,而是在“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三者之间有反复,有循环,在螺旋往复中进行双向逆反多重水平加工的。具体说来就是,作者面对客观世界或主观心灵的写作对象,有了“写作发现”,一般情况是围绕它进行构思。这就是“写作发现”向“构思”运动。在“构思”中发现,这个写作发现有问题,或者有了更好的写作发现,作者就会围绕新的写作发现再次进行构思。“构思”向“表达”运行,通常情况“表达”是对“构思”内容进行表述,在“表达”中,可能有新的写作发现,这种发现可能是对“写作发现”的否定,也可能是对“构思”的否定,于是再从新的写作发现或构思开始,进行“构思”“表达”。这是一种有了“写作发现”进行“构思”“表达”的写作加工转化。例如,曹禺在谈到《雷雨》创作时指出:“写作中常发生非推翻原来结构不可的事情。写着写着把当初没想到的地方想清楚了,把人物心灵深处的东西挖出来[21]了,情节再这么搞不行了,不像那个人了;结构非改动不可。”这说的是在“表达”中对“写作发现”有了新的认识--“把当初没想到的地方想清楚了,把人物心灵深处的东西挖出来了”,这是对以前的“写作发现”的否定。内容变动了,形式也要变动,“结构非改动不可”,这是根据新的“写作发现”再次的“构思”。写作就是在这样的加工转换的递进中越写越好的。

有了“写作发现”进行“构思”“表达”的写作加工转化是这样,有了“写作发现”,越过“构思”,在直接“表达”中思考“写作发现”和“构思”的写作加工转换也是这样。这后一种写作现象正是在表达中“表达”同“写作发现”和“构思”进行方向相反的不断否定写作内容和形式的信息交换中构筑了一个新的写作系统的,这就是美国写作学家威廉•W.韦斯特所说的:“写作过程能帮你把零乱的思想条理化,使你的想法经过提炼而清晰起来,并且进一步发展你的[22]思想。”写作中不论是笔墨老到的作家,还是顾前失后的初学者,一般都会在不断否定和肯定写作内容和形式中写出文章。

在整个写作活动中,“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不断变化相互协调中力求和谐统一。这种螺旋式多重水平否定之否定的加工不论是业余作者,还是专业作家都概莫能外。在这方面,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在构思之后的行文中发现背离丈夫而遭受惩罚的宗教主题不妥而改为对社会的批判,以至改变内容包括修改女主人公的形象和一些情节,茹志鹃“有时候,甚至于开头已经进行了一段,或者完篇了,但是这个开头开不好,重新来”[23]的写作都是例证。

第四,它包含了写作有无明显构思阶段的两种现象。

何谓构思?构思是对写作发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孕育过程。通常情况下,它是从“写作发现”到“表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写作是复杂的充满变数的活动,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这一次写作是一种情况,下一次写作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况。因此,由“写作发现”到“表达”通向写作完型的途径和方法不是唯一的。由“写作发现”经“构思”到“表达”是一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构思写作”,从图上可以彰明较著地看出写作模式概括了写作存在着构思阶段这一种写作现象,同时它也表明了“非构思写作”这一写作现象的存在。“构思写作”或表现为内部言语行为的打腹稿,或表现为外部言语行为的列提纲。“非构思写作”表现是,作者有了“写作发现”,跨越“构思”阶段,依据“写作发现”进行“表达”。这种“表达”,作者既要受到“写作发现”的制约,又要根据“写作发现”思考下一步如何表达。这“表达”与“写作发现”在相互作用中推进写作促使作者在行文中环环相扣地考虑“构思”,完善“构思”。这在行文中不断生成和完善的“构思”又反转过来促进“写作发现”和“表达”的完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心里的构思与作品[24]的完成(或传达)是携手并进的”。如果说“构思写作”中的“构思”在写作过程中以阶段的形式显形存在属于显性构思的话,那么,“非构思写作”中的“构思”则就是在从“写作发现”到“表达”的过程中由“写作发现”和“表达”促使生成的隐形存在的隐性“构思”了。与“表达”相伴生成的隐性构思的写作现象也不少见,被鲁迅称为“划时代的纪念碑”的《铁流》的创作便属此类。《铁流》创作前绥拉菲摩维奇在莫斯科的一位叫索吉尔柯的乌克兰朋友家里听到三位达曼军人讲述他们在黑海边上行军的真实经历,作家立即意识到[25]它的价值--“群众的思想意识的改造”,没有多加考虑,首先动笔[26]叙述“整部作品的意义全部集中在这最后一个场面里”的结尾,紧接结尾,叙写开端,多次修改使首尾一致后,进行中间部分的写作。在这中间部分写作中,作家“时时刻刻反复思考安排小说的脉络”[27],最后经过多次艰难的修改,小说付梓。作家在行文中“时时刻刻反复思考安排小说的脉络”显然是伴随“表达”的隐性构思。

第五,它抽象的是写作语言的转换生成过程。

在写作模式中,“表达”的内涵是言语活动。它包括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行为。我们知道,写作要解决的是把自己的写作发现传达给接收者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能够把思维成果转化成为受众更易接受的语言。也就是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经过多次调整,“表达”最终以外部语言的形式把“写作发现”表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发现”是可塑性极强的“胚芽”,是高度浓缩的。在“写作发现”阶段,作者的发现成果有的靠内部言语表述,有的靠外部言语纪录。在“写作发现”向“构思”方向相反矛盾统一的运动中,高度浓缩的“写作发现”在“构思”中不断丰富着内容和确定合适的形式。这种构思活动主要以内部言语的形式出现,当作者认为这种内部言语能够表达“写作发现”时,于是作者使用的内部语言就要向受众交流的外部语言的“表达”转化,这种转化就是行文过程。然而,把“写作发现”表述出来是复杂和多变的,其间,思维的多维性和表达的一维性,思维的快和表达的慢是充满矛盾的。再者,思维内容和词语表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有时意会了不一定能够言传出来;有时构思好了由内部言语向书面言语转化而书写出来的同思考的会有一定差距,并不一定理想。以上的种种矛盾经过作者的努力,“构思”和“表达”在围绕“写作发现”的协调中,最终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以上介绍的写作模式概括的只是抽象的普遍性,实际上写作活动更为复杂,不同作者的写作有不同的表现。借用王元化的话来说,写作活动不会像前面揭示的写作步骤在环节上那样整齐有序,写作“有时它会呈现为某种局部的交错进行的现象,有时它会形成为某种表面[28]上的反复深化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大体上写作还是有“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环节的,还是有思维活动的。在整个写作中“思维”、“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是写作的四要素,由它们构成了以“写作发现”为起点的写作过程,这个过程“思维”贯穿始终。写作中“四要素”应该在联动的相互协调中系统完善写作的内容和形式,然而在各人的写作中,四要素的使用,可能是联动的,也可能是缺失的,“构思”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写作是作者在“四要素”的不同运用中对内容和形式不断扬弃的表达活动。[29]第二节 写作的规律一、写作规律的含义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写作也一样。什么是写作规律呢?

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真实事物还是电子的虚拟的事物,都有其生存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时空表现为事物存在的一定范围。围绕事物存在的这个特定范围进行研究,是准确揭示该事物规律的基本条件之一。探讨写作规律的内涵,我们将从概念使用范围的角度来考察。(一)特殊规律[30]

从制作文章的角度看,文章构成有它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写作规律有的适用于内容,有的适合于形式。从整个写作过程来看,写作活动是由诸多环节构成的,有的规律仅在某个环节上起作用,在这个环节之外,运用它就会出问题。例如,换元法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创作应用它可以把生活中的素材升华为文学题材,许多著名作品都使用了换元法。《安娜•卡列尼娜》的素材是托尔斯泰邻近的一个庄园主的女管家皮罗戈娃不堪情妇地位被始乱终弃而卧轨自杀的真实事件,作家把女管家的肖像和一些事情换掉,重新编织故事,创作出了传世佳作。由此可见换元法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点铁成金”的方法,然而把它用于新闻写作“真理就成了谬误”。例如不少假新闻在写作上表现为“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都是有意无意地采用了换元法而出问题的。可见换元法只能在文学创作中运用,不能在新闻文体的写作中采用。由此看来,换元法的使用仅限于文学创作,它是起局部作用的规律。毛泽东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31]的特殊的本质。”写作活动的各个环节是充满矛盾的,每个环节上的矛盾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矛盾只能用不一样的方法解决,这每个环节矛盾的解决方法是具体的特殊的,就写作的整体而言,它是起局部作用的。因此,在写作活动中起局部作用的规律就是写作的特殊规律。(二)一般规律

写作活动充满矛盾,有的矛盾贯穿始终,其中包括作者要解决的三大矛盾。

其一是内容问题。它涉及材料的从无到有,从多到精;写作发现的从无到有,从肤浅到深刻等。写作中的这些内容均属于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32]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物质的东西通过主体的改造转化为观念的东西涉及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运动。写作的主客体在矛盾运动中相互交融转化为文章内容是整个写作过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之中。

其二是“多中选一”的问题,即作者运用素质、修养和写作能力三者合一地解决写作上每次遇到的选用“一”的问题。写作前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识阅历,同时具有感知、记忆、思维和表达的能力,综合运用它们要解决写作环节上遇到的一系列“一”的问题,它们包括:一个确定为感知的写作客体,一个认知写作客体的角度,一个新颖的写作发现,一个安放写作内容的合适体裁,一个醒目确切的标题,一个能够体现写作发现内涵的合机材料,一个组装写作内容的恰当结构,一个能准确地表达写作发现的文句,一个文句中选用的一个恰当的词语。作者的素质、修养和写作能力同每次遇到的写作所用的东西从量上比较是“多”,而在写作中遇到的都是或大或小的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这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就是“一”。写作处处会遇到“多”中选“一”的问题。

其三是方法问题。方法是作者认识和表达写作对象的方式、程序和手段,是作者不断取得写作自由的武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33]观发生关系”。被列宁摘抄的黑格尔的这番话表明方法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中介,是主体变革客体的工具。运用方法学从主客体的角度考察写作过程,不难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要素是由作者、写作客体和写作方法构成的。没有方法作者既无法认识写作客体也不能表达写作客体。具体说来,离开了方法,作者进行“写作发现”、“构思”和“表达”是不可能的。因此涉及对写作发现的确定,围绕它进行构思和表达的整个写作过程存在着方法问题。

以上三大问题在写作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层面都同时存在着,这些矛盾贯穿始终。针对这三大问题概括的“物我交融转化律”、“博而能一综合律”和“法而无法通变律”是一般规律。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均起作用,并制约着特殊规律的就是写作的一般规律。(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1.写作的一般规律和写作原则(1)写作原则

为了使作者更好地写作,有人依据写作的一般规律或者集团利益等制定了一些写作条款,有的作者自己有一套写作规范。写作原则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带有人为的主观因素制定的写作规则或要求,是人的主观意愿的反映。写作的原则很多,其中包括立意、选材、结构和语言表达的原则等。正确的写作原则经常被作者运用,例如选材原则有一条是选材要典型,它要求作者要选用既有广泛代表性又有巨大说服力的材料。请看张贤亮的《绿化树》: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100ml左右。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

这100ml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绿化树》中的主人公章永璘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劳改农场,饥饿难耐为多吃一点食物,不是靠手心向上的乞求,而是运用物理学和几何知识获取。小说使用奶粉罐头筒可以多喝100ml稀饭的典型细节令人信服地说明知识分子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的普遍现象。这是遵循正确的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成功范例。

但是不同的人不一定都遵循经典性的写作原则,批阅高考作文就会发现许多考生由于各种原因违背选材的经典原则,有的选用人人皆知的老材料,有的杜撰虚假材料,有的选择不能表达文意的材料,有的选取一般化的材料。不遵循经典性写作原则的作者还是有自己一套的,在这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反传统反理性主义,把“我们的思想及文学成规的准则都在被全然摒弃”,“他写出的文本,他创作的作品在原则上并不受制于某些预先设定的规则,……在没有规则的情[34]况下从事写作”则实践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追求打破常规标新立异的写作原则。

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团体利益而制定违背写作的一般规律的写作原则则对写作可能有危害。“文革”中“四人帮”的“三突出”原则就是典型例证。(2)写作的一般规律

传统经典的选材原则一共有四条:能表达文意、真实、新颖和典型。其要求是能从一定数量的材料中选取一个最符合四项原则的材料,这依据的是“博而能一综合律”。

博而能一综合律是在写作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都起作用的一般规律,仅就材料的积累和选择的环节也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材料的积累过程最先是“一张白纸”,接下来是由一个材料到积累了许多材料。真正用到文章中去的是从“多”中选好,好中选出最优的“一”。博而能一综合律准确地揭示了从搜集材料到写文章选用材料的客观规律,而正确的选材原则的实质是“多中选优”,依据的是“博而能一综合律”。请看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被贬朗州不悲观沉沦,借《秋词》表现充满大志的胸怀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可以推想,这首诗的创作,经多识广的诗人在记忆的仓库里“秋日胜春朝”的景物很多,植物有枫树、黄菊、丹桂等,动物有灰雁、白鹤、黄雀等。在这多种生物中,诗人仅选用了一只白鹤入诗,惟其体大高飞圣洁才能抒发壮志凌云的情怀。这“多”中选“一”符合选材的四项原则,《秋词》的写作过程在材料方面也完全符合从“一”到“多”再到精当的“一”的博而能一综合律。

像博而能一综合律揭示写作材料从“一”到“多”再到“精”的“一”的本质联系一样,写作的一般规律是从写作的所有环节概括抽象出来的本质联系,是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它是制定正确的写作原则的依据。

2.写作的一般规律和写作方法(1)写作方法

写作要运用方法,写作也有方法。写作方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35][36]我国古代,刘勰称其为“术”,吕本中称其为“法”。当代这个概念使用很混乱,在一定的语境内,有人把艺术手法称为写作方法,有人把写作技法等同于写作方法,也有人把写作技巧看做写作方法。把这些人的看法综合起来看,艺术手法、写作技法和写作技巧有一个重合的“点”,就是表述写作对象的“窍门”。据此,我们认为,写作方法是实现写作意图、表达写作发现、主要在篇章中使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独特手段。请看《庄子•大宗师第六》: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庄子采用孔子和颜回对话的形式,在师生三问三答中传播了通过坐忘获得大道理,做至人的思想。为了表达它,庄子使用了反复手法。这种独特的强调手段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写作方法很多,在具体的写作中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可以有所取舍,也可以加以变化。因为可以操作,所以它是具体的。阅读文章能看出作者使用的方法,因此写作方法又是表层的。(2)写作的一般规律

写作的一般规律在写作过程中不是像作者运用写作方法那样通过阅读其书写的文字一看便知,而是在写作的各个环节在暗中起作用的,因此它是抽象的,深层的。当作者进行“写作发现→构思→表达”的写作时候,写作的三大规律在作者毫无察觉中同时发挥着作用,没有作者挑选的余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写作的一般规律是相对稳定的。二、写作规律的特性

如前所说,写作规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这里所说的写作规律的特性指的是一般规律的特性。(一)同一性

写作活动是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写作的一般规律是对它的揭示。在写作中,“物”和“我”的矛盾,“物”和“我”的“化一”,“博”和“一”的矛盾,“博”和“一”的综合,“法”和“无法”的矛盾,“法”和“无法”的通变,都是矛盾的统一。写作的三条基本规律揭示了写作的矛盾统一性的特点。(二)客观性

写作规律是从写作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具有客观真理性,它存在于写作实践活动之中。作者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能改变它,也不能创造、否定和消灭它。是否是写作的规律,可以用写作活动来检验。请看元稹(一说王建)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元稹创作的五言绝句,让人联想起李隆基治世几十年的盛衰史。这首仅有20字的小诗,洪迈颂赞它[37]“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沈德潜美誉它“只四语,已抵一篇[38]《长恨歌》矣”,潘德舆称赞它“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39]玄宗行宫,景观有假山美池,楼台亭阁,花草树木,人员有太监宫女,卫士御厨等,在这么多的景观和人物中绝句仅选取年迈的宫女和无人欣赏的盛开鲜花作为材料人诗,极写唐明皇行宫的寥落,从材料的获取和表达方面来看,唐诗《行宫》的创作完全符合博而能一综合律。(三)普遍性

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写作,写作的三大规律就会同时作用于一切写作者的整个写作活动之中,写作的一般规律具有广泛的覆盖性。中学生缺少生活材料,写作文很困难,这是在物我交融转化方面出现的问题,作家写作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请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我的一点感情像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40]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

老舍是一位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对《火葬》的创作有着积极的写作愿望,出发点不能说不对。但是作品没有写好,这并不是他的写作能力差,而是种种原因限制了作家不可能深入生活导致的--故事背景的文城是被日寇侵占的城市,从作家“心中”钻出来的。抗战数年,作家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居住过,故事的内容“只好瞎说”。创作违背了物我交融转化律,作家写出了认为“要不得”的作品。三、写作规律的内容(一)物我交融转化律

写作发现是写作的重要内容,其次就是证明它的材料,这两者构成了写作内容。探讨物我交融转化律是为了解决写作内容从无到有的问题。

1.含义

物我交融转化律是指物我交融之后,转化为写作内容的必然过程。

这里的“物”指的是写作客体,具体是指进入作者认知视野的现象。它包括物质客体和经过加工的精神产品。“我”是写作主体,指的是有着自觉意识的写作者。

所谓“物我交融”,是指写作客体与写作主体相互作用与有机融合。所谓“转化”是指经过物我交融,写作客体被写作主体“同化”或“顺应”,作者获得了写作内容。

恩格斯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41]或歪曲的反映。”这话告诉我们,文章是现实的反映,这反映表现为文章中作者表达的意识。其内容是写作主体和写作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千八百多年以前,陆机就认为四时的变迁使作者“慨投篇而[42]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说明,写作由客体引起,主体向客体运动而感兴,两者相互交融成为写作内容。这是普遍的写作现象。例如,丰子恺在1935年3月初的几天里,在写作之余坐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长椅上休息,面对湖岸杨柳,觉得它美丽可爱,一时兴到,发现柳树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这是依据杨柳枝条的“下垂”发掘的,是柳树的美引起散文家对它几天的多次“解读”获取的。

2.写作客体在写作中的功能

写作客体在写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表述内容的词语与写作客体存在着一定联系上也能够看得出来。例如,希腊文中的“字”的含义是“物”,希伯来文中的“字”是“事”。在这方面,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在论述其他民族的经验只能用本民族的语言表述所产生词汇[43]的类比含义时说:“我们没有专门表达这种东西的一个词汇,因为[44]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他的话说明词汇中不会出现没有现实事物的词语。词语如此,作品中的内容也如此。请看:好句联翩见未曾,品题今日欠钟嵘。登临自有江山助,岂是胸中不得平。[南宋]洪适:《次韵蔡瞻明登巾山》

这首论诗绝句是评论登临诗创作的。洪适在诗中认为,并不是只有郁塞满腔才能写出好诗,只要登山、临水产生诗情,就有可能创作出佳作。这“自有江山助”便是在登临诗的创作中写作客体发挥的作用。(1)触发写作者产生写作的动机和欲望的诱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45]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的这些话表明,从内心生发出来的语言有一定的外因,正是在这种外因的促使下产生了心理需要的表达。而“文辞之于言又其精”的书面表达也是如此。写作是一种心理活动。当写作主体认为这种活动是一种心理需求需要表述出来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种心理张力,驱动着写作活动的开展。这种心理需求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其产生均不是无缘无故的,皆是由写作客体引发的。清代的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撰者)和李光地同为康熙时期翰林院编修,又是同乡和莫逆之交。陈梦雷在京城做官,母亲水土不服,他护送母亲回福建老家,赶上了“三藩之乱”,被举兵反清的耿精忠强受官职而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同处危难之中的李光地密谋把掌握叛军的军事秘密通过李送进京城。后李艰难地逃出叛军之地,在提交的“蜡丸密书”中没有陈梦雷的名字。清军收复福建,陈被定为死罪,后被刑部尚书徐乾学保救而从轻发落,被流放东北为奴。因送密信当了大官的李光地,从不谈及互以节操鉴证的誓约,也不为陈说出实情。从史料上看,陈李二人做过的秘事李光地能为陈说出真相也有机会为陈洗雪冤案,而李三缄其口。陈梦雷看清了李光地这个所谓“知心朋友”道貌岸然、背誓负约、卖友求荣的真面目,也为辩白自己,从苦寒之地写出了令士林争诵,“万人叹赏”足有5000字言的《与李光地绝交书》。这是书信体散文的写作,论说文的写作也是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关于这场战争,国民党内部有人的观点是“速胜论”,有人的观点是“亡国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人轻视游击战争;在社会上,抗日战争未来如何,这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写作客体--这场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和疑问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不同于常人的写作发现,促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问世。(2)从事精神劳动的对象和获取写作材料的源泉

①从事精神劳动的对象

任何劳动都有劳动对象,作为精神劳动的写作虽然是人脑的一种写作思维活动,但是没有思维对象,思维无法进行。“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反映”。写作客体是写作主体进行写作思维活动的对象。例如,社论的写作,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一矛盾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其写作思维过程是:是什么,为什么和应如何。没有了社会存在的这个某一矛盾,社论的写作就因无“的”而不能“开弓”“放矢”。

②获取写作材料的唯一源泉

关于文学创作,法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指出:“如果创作意味着凭空创造出东西来的话,那么他们所想出来的人物绝不是什么创造。我们所虚构的一些作品来源于现实的因素,我们是把我们对别人的观察所得和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地结合[46]起来。”他的话表明文学创作的内容离不开现实。关于这一点明朝的叶昼认为《水浒传》之所以能世代相传,是因为作家创作中使用的材料不是杜撰的而是来自生活的,他说: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47]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与!《水浒传》创作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自作者感知的生活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文学作品有鲜活的人物形象,这形象是如何塑造的?鲁迅介绍创作经验时这样说: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48]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鲁迅这段人物形象塑造的话是形象的说法。“嘴”、“脸”和“衣服”是作者从熟悉生活原型形成的表象中分解出来的,然后对它们进行有机“化合”,这种形象的塑造运用的是想象。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依靠想象,想象的材料是表象,任何表象无一例外都是作者感知写作客体后形成的。

表象属于感性材料,写作不但需要这种材料还需要理性材料。尤其是论说文的写作为了论证写作发现需要大量的理性材料。理性材料是作者从别人制作的精神客体中获取的。它包括戏剧情节、小说人物形象、历史典故、马列经典作家阐述的道理等,这些惟有阅读相关的纸质的文章或观看电子传媒物才能得到。

③表达主观意向和情思的凭借和依托

主观意向和情思都是抽象的,其中之一成为写作发现需要传播。对于写作发现作者并不只是要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让受众领会接受。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章内容的抽象化和具体化相比较,后者更容易为受众理解。具体化最重要的便是借助写作客体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清人刘大櫆所说的“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49]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请看:

它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流沙河:《草木篇•藤》

作者感受到社会上有人为了攀升,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甚至置人于死地,痛感这种人投机钻营的可恨、可恶和可惧,这感受成了写作发现。为表达它,诗人在感知过的写作客体中选择了藤,对其攀援进行描述,刻画它向上爬的“物性”形象,借助画面把写作发现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④制约写作者精神劳动的一种圭臬

文章作为对写作客体反映意识的优劣,评价的客观标准可能有许多条,而其中有一条便是不能违背写作客体的规律性,这是写作的起码要求,是写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法则。写作客体有它的特点、结构和存在发展变化的规律,文章内容是作者对它认知的能动反映。论说文的写作对写作客体规律性的揭示必须符合写作客体的特点、结构或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就是通常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文学作品描绘的写作客体一种是接近现实的,一种是突出主观性对写作客体进行重新组装的。前者要符合生活的一般逻辑,后者是从情感的世界里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分解”写作客体的表象对其进行重新组合,也不能违背情感逻辑的真实性,组合必须使受众认为有道理。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李瑛说:“诗的最高规范是生[50]活。”而违背写作客体的规律性就成了贺拉斯讽刺的臆造--“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有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子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样一幅画,能[51]不捧腹大笑吗?……有的书就像这样的画……是胡乱构成的。”类似这样的写作内容是作者违背写作客体的自身规律杜撰的,受众感到虚假和不合逻辑。高明的作家都遵循写作客体的自身规律进行创作。列夫•托尔斯泰在1897年1月5日重读《复活》草稿中关于涅赫柳多夫决定娶卡秋莎,卡秋莎不念旧恶同意结婚,最后二人移居国外建立幸[52]福家庭的几章后认为:“一切都虚假、杜撰、拙劣”,最后修改成卡秋莎拒绝求婚,同政治犯西蒙松相爱。这种修改把不可能有的改成了生活中可能会有的情节,其合理性遵照了写作客体自身发展的逻辑。

3.写作主体在写作中的主导作用[53]

皮亚杰说:“客体首先只是通过主体的活动才能被认识的。”写作客体同写作主体比较,写作客体处于被动地位,它虽然存在,但不会自动转化为写作主体所需要的写作内容。写作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反复认同写作客体,并“同化”或“顺应”它,写作客体才能被认知而成为写作内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上海有一条肇家浜路,夜晚,路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亮着,许多人视而不见。看到它发出的橙黄色的光芒,非常温馨,王安忆在《雨,沙,沙,沙》中把它用到了深夜雨中雯雯坐在小伙子自行车上的环境里。这是作家注意观察写作客体获得的。写作是一种变革写作客体的活动,只有写作主体调动认知能力,主动把握写作客体,写作客体才有可能被认知而成为写作内容。(1)为写作实践活动确定方向和目标

宇宙包罗万象,方圆无限。写作主体因时间精力有限,知识和生活阅历有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反映。写作主体只能根据需要有选择地确定写作的方向和目标。小学生描写猫,就会观察猫的生活习性,老舍决定创作《骆驼祥子》,就在一段时间里观察车夫的生活。科研论文的写作也是确定了研究对象进行的。面对多彩世界,写作主体确定了写作对象,就会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熟悉它研究它,为写好文章做准备。(2)赋予写作客体以生命和灵魂

儿童“过家家”,“特征在于他们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和[54]它们戏谈,好像它们和活的人一样。”同这种白日梦相似,弗洛伊[55]德认为作家写作也是做白日梦。关于这种白日梦,高尔基说:

文学家的工作或许比一个专门学者,例如一个动物学家的工作更困难些。科学工作者研究公羊时,用不着想象自己也是一头公羊,但是文学家则不然,他是慷慨的,却必须想象自己是个吝啬鬼,他虽无私心,却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贪婪的守财奴,他虽意志薄弱,但却必须[56]令人信服地描写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文学作品的写作是作者对写作对象的情感表达,是作者理解写作对象命运的形象展示和作者揣度写作对象七情六欲的描摹。由于对写作对象注入了情感,作者“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的真事真物,并[57]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于是,在作者的眼[58]中,春风懂得惜别之苦,“不遣柳条青”,客居他乡,十分凄凉,[59][60]秋虫也会下泪,春之将尽草木感知,想方设法争奇斗艳。面对写作客体,作者在情感的推动下运用联想和想象,把不具有人的生命的事物赋有了人的意识。(3)努力完善对写作客体的认知

英国美学家乔治•科林伍德说:“表现情感和意识到情感之间有某[61]种关系。”对于写作“表现情感”属于表达,“意识到情感”属于对情感的认知,是写作内容。他的话说明表达与认知有关。任何作者都想把文章写好,而是否写好它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取决于作者对写作客体的认知如何。写作,不论是大作家,还是初学者;不论是用辩证唯物论指导写作的作者,还是运用唯心论的观点进行写作的作者,在成功动机这种内在动因的推动下,无不企望运用自己的本质力量完善地认知写作客体。论说文观点的新颖深刻,小说人物形象刻画得丰满,戏剧情节设计得完美等,都与作者对写作客体认知得深刻和全面有关。这是有心理学依据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格式塔心理学派(“Gestalt”)有一个完形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神经系统遵循着一种“完形趋向律”,即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把事物趋向完善。作者的写作心理也具有这个特点。作者要同受众交流,表述写作内容[62]“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不留遗憾是他的心理期望值。为了获取这种心理期望值,作者无一例外地尽其所能,在自己能够达到的认知水平内完善对写作客体的认知。当代人评论古代或近代人的文章,常言作者受历史或阶级的局限,内容上存在这种缺陷或那种错误等,这可能不无道理,然而就作者而言,当时的他对所表述的写作客体在认知上已经尽力了。他绝不会看出问题,故意写出有毛病的文本的。除非文章写好后发现内容问题,出于某种不能违背的客观条件而无奈罢

[63]手。

4.物我交融及其转化过程

皮亚杰认为:“知识在本原上既不是从客体发生的,也不是从主体发生的,而是从主体和各个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便是纠缠的[64]不可分--中发生的。”同理,写作内容的获得也是在写作主体和写作客体之间连续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双向逆反的矛盾运动中发生的,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便是柯勒律治诠释的:“使外的变成内的,内的变成外的,自然变成思想,思想变成自然--这就是艺术中天才之秘[65]奥。”“外的变成内的”,“自然变成思想”属于对象的主体化,“内的变成外的”“思想变成自然”就是主体对象化。(1)对象主体化“对象主体化”是获得写作内容的一种方式。

在物我交融转化中,写作主体是要或看、或听、或闻、或尝、或触的,只要运用了感觉器官写作主体就能把握写作客体吗?20世纪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回答说:“严格说来,看见东西的并不是眼睛,看见东西的是大脑或心灵,眼睛只是一件传递和改变[66]光能的工具。”罗素在这里讲的是视觉问题,举一反三,感知事物离不开感官,而真正认知事物还要依靠“大脑或心灵”。不同的人由于知识阅历和认识问题角度的不同,对待同一个写作客体认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如何看待“焚书坑儒”,晚唐诗人章竭在《焚书坑》[67]中讥讽了秦始皇,认为焚书坑儒意在“愚民”,然而刘邦项羽就是[68]非读书之人;南宋的萧立之在《咏秦》中认为民众是愚弄不了[69]的;而明末清初的陈恭尹在《读秦纪》中则认为秦法虽严亦有疏漏之处。三位诗人从各自的角度得出了不同于他人的写作发现。同一写作客体被他们各自主体化了。在物我交融和转化过程中写作主体总想在当时的心境中运用“记忆内存”进行相似性推理或想象,把握写作客体,获得写作内容。这种感悟是在写作主体掌握一定知识和经历的参与下,写作客体被主体化的,于是,被这样观照的写作客体就成了主体化了的客体。

这种“心理反映与镜子和其他消极反映的形式不同,乃是主观的,就是说,它不是消极的,不是毫无生气的,而是积极的,它的定义中包括人的生活、实践,它的特点在于,把客观的东西不断变化为[70]主观的东西。”写作客体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自己的结构,有无数个面。写作主体对其观照,是运用自己的素质修养能力对其把握的。这种把握是把写作客体纳入他的认知范围之内“依据自己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考察对[71]象”的,因此,他所把握的已经不是对现实的写作客体的“复制”[72]“黏贴”,而是带有他认知的特点,是“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对象的主体化。(2)主体对象化

获得写作内容的另一种方式是主体对象化。

人有七情六欲,会戴着思想情感的“有色眼镜”观照写作客体,当对象和主体由对立关系变成统一关系时,可能会有不寻常的写作发现或得到很经典的写作材料。请看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是无感知的,在李白眼中,它理解诗人的处境,知己般地陪伴着孤独幽愤的诗人。按照皮亚杰的说法“对主体来说,客体只能[73]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正是诗人超凡脱俗,怀才不遇和寂寞,才发现了敬亭山是他的知音。

这种写作行为被美学家称之为移情现象。它是写作主体把握写作[74]客体特征时,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把外物上的拟人化或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外物上。这种将自己的意识(思想情感等)[75]寄寓到写作客体之上,使“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的写作现象就是主体对象化。其特征是将自我意识客观化,“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76]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这种写作现象很普遍:深得[77]皇帝赏识名望海内之人看见萤火虫认为它渴盼出名而炒作自己,[78]惜别之人在“心折骨惊”中所见蜡烛是知别离流眼泪的,都是写作主体以己度物,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对象化的典型例证。

不论是对象的主体化,还是主体的对象化,这种主客体相融中的变化,既不是客体转化成了主体,客体就消失了,也不是主体转化成了客体,主体就不存在了,而是主客体化合成了客体特征大或主体意识强的写作内容。(二)博而能一综合律

探索博而能一综合律是要破解写作活动中遇到“多”和“一”的矛盾,通过“博”选择“一”而最终写出文章的问题。

1.含义

博而能一综合律揭示的是作者综合运用素质、修养和能力化解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最终写出文章的一般规律。

对博而能一综合律的解释请看:

所谓“博而能一”是指写作主体既要具有为写作所必需的多方面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又能够把这多方面的素质、修养和能力融会贯通,使之在不同范围内,不同条件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所谓“综合”,是指写作主体对自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归纳和集中、调动和支配,它既是博而能一的表现形式,又是博而能一[79]的手段和方法。

这一段表述把握了博而能一综合律的实质,释义很到位。

2.博而能一的内容和表现(1) “博”的内容和表现

写作会遇到五花八门和料想不到的问题,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它们作者有一个以往积累生成的应对系统。这个由素质、修养和能力组合一起解决写作问题的应对系统就是“博”,无“博”就无写作活动。

①“博”的内容“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80]是之取尔”。孟子的比喻说明“本”的重要。写作活动古人把“立本”放在第一位,“本”包括作者的思想、品德、情操的修养等。写作,古人强调“才、胆、学、识、力”,这些都是写作主体表述写作发现必须具备的主观要素,由主观要素的综合构成了写作的“博”。写作的素质、修养和能力是其中的三要素。

第一,素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素质是人的机体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它包括天赋和禀性,这是物质要素。它们不等于能力和个性,是发展能力和个性的前提。除此之外,素质还有后天获得的心理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构成了作者的精神要素。素质是指写作主体在质的方面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心理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对写作产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例如,《红楼梦》前80回同后40回在情节上有不少矛盾之处,其中,前者把宝玉拉出学堂,送进大观园,后者把他拉进学堂,让他日后中举。针对这些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俞平伯指出,这同曹雪芹潦倒不堪,痛恶八股科考和利禄之人,高鹗高中进士,官居御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并指出高鹗补叙《红楼梦》的失败“不在于‘才力不及’,也不在于[81]‘不细心谨慎’,实在因两人性格嗜好底差异。”从这些评价里可以看出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心理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运用到了写作之中。这三种素质对写作的影响是渗透性的。

心理素质是表现在写作主体身上经常的、稳定的、本质的个性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写作主体的气质、性格和兴趣。常言道文如其人,[82]布封也说:“风格才是人本身。”这其中就含有心理素质对一个人的写作产生影响的意思。启功先生生性活泼开朗诙谐幽默,自撰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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