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覃志敏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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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与移民生计的分化发展试读：
前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贫困现象和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很多国家、地区及民众的重大挑战之一。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贫困与反贫困一直是政府机构的工作重心和未尽难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在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探索实施移民搬迁工程，通过移民扶贫的方式解决困难群众温饱问题。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实施扶贫移民，迁出区生活环境有效恢复，移民在安置地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扶贫移民在实践上的显著成效，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然而，扶贫移民在生产生活空间转化过程中，是如何从贫困迈向发展致富，以及围绕该过程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生计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等议题仍缺乏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书在社会网络思想和可持续生计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分析框架，以桂西北跨县集中安置移民案例实践为经验支撑，对扶贫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变动和生计恢复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构建了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由迁出区脆弱性背景、扶贫移民、安置地结构和过程转变、社会网络与生计资源、生计模式、生计发展结果六个主要部分构成。其结构思路可以概括为：迁出区脆弱性背景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是实施扶贫移民的根本动因。作为一种事前的贫困干预政策措施，移民搬迁在为扶贫移民提供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移民贫困程度加深的风险；移民搬迁安置后，扶贫移民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安置地结构和过程转变的发展机会与资源，生计方式发生转变，获得了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等生计发展结果。
本书将扶贫移民实施过程分为移民搬迁、移民安置和安置地扶贫开发三个依次推进的阶段。在扶贫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社会网络经历了从破碎到调整重构再到拓展的变动过程：移民社会网络在移民搬迁中破碎化，在移民安置中实现调整、重构，并在安置地扶贫开发阶段向安置地社会结构拓展。在迁出区脆弱性背景下，扶贫移民人力资本水平低，个人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十分有限，农业生计活动以粮食生产为主，且难以实现温饱。在地理空间、生计资源的转换之后，扶贫移民生计活动有效恢复和向相对高价值农业生计转变是在移民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并实现的：在移民安置阶段，扶贫移民在调整重构的社会网络中获取基本生计资源，并在安置地较好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了生计有效恢复，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安置地扶贫开发阶段，扶贫移民在拓展后的社会网络中，获取相对高价值农业的发展性资源，实现从原有以粮食为主的低价值农业生计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相对高价值农业生计转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逐步脱贫致富。移民生计发展实质是移民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网络中，从低价值农业生计向相对高价值的农业生计转变。
移民社会网络向外部经济网络结构（主要是安置地经济网络结构）的拓展状况对移民生计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移民生计的分化。一部分移民在安置地扶贫开发阶段通过社会网络的拓展（即移民网络部分嵌入或完全嵌入安置地经济发展结构），实现了向相对高价值农业生计模式转变和发展致富；另外一些移民难以实现社会网络的拓展（即社会网络区隔于安置地经济网络结构，属于非嵌入或“零嵌入”状态），仍维系着搬迁前的生计方式，家庭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生活水平难以获得有效提高，仍处于贫困之中。
在安置地较好的发展条件下，移民社会网络区隔于外部经济网络结构（主要是安置地经济网络结构），是导致其生计发展困难而未能摆脱贫困的基本原因。移民贫困农户社会网络与外部经济发展网络结构的区隔，既有贫困移民缺乏社会交往经验，与原住村民、富裕移民互动交流少等内部主观因素，也有安置地政府机构等正式组织构成的正式社会网络的资源有限而难以做到移民全覆盖等外部客观因素。乡村“经济能人”专业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使其能得到贫困移民的信任并建立起紧密社会联系，同时乡村“经济能人”长期的市场打拼，与企业、商业伙伴等市场主体保持广泛联系，社会资本深厚。乡村“经济能人”的这种特质属性使其能有效消除贫困移民农户社会网络与外部经济发展结构的区隔，起到移民贫困农户社会网络与外部经济网络有效对接的桥梁作用，是推动贫困移民生计持续发展和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社会机制。第一章绪论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一）研究背景
1．研究的理论背景
人们对贫困的“发现”和系统治理缘起于现代社会的到来。18世纪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当时欧洲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状态，将人类带入了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工业革命以后，贫困问题开始被社会所重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1601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旧《济贫法》）。当时的《济贫法》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在每一个教区向不动产拥有者征收减贫税，设置穷人监管员，帮助穷人就业等措施。
现代减贫理论始于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二战后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现象开始被“发现”。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与贫困的战争”占据了显著位置。贫困问题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现代化理论等主流发展范式，将宏观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减贫的重要力量。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成果通过“涓滴效应”机制会自动惠及农村和穷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劳动生产率极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部门；另一个是集中大量资本、充分就业的现代部门。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现代部门以固定低水平工资吸纳传统部门劳动力。资本家利润和投资规模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现代部门得以扩张。农村劳动力持续向现代部门转移直至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得以上升。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恶性循环。要摆脱贫困和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纳尔逊（R.R. Nelson）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在考察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后，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由人口增长所抵消。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使资本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上述经济学家不同，缪尔达尔（G.M yrdal）认为制度、观念态度，以及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他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尽管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贫困人口不断增长等表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的好处”并没有惠及穷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估计，世界上12亿贫困人口 [1美元/（人·天）的贫困标准]中，有四分之三生活在农村，即使到2020年，这一数字仍会达到60%。“有增长无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促使了贫困研究的重点从宏观国家经济增长层次向微观个体层次转向。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认为，农业部门同样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传统小农也不是愚昧、落后，铁板一块，他们对市场价格变动能够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映，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他们贫穷，但很有效率。小农生产者这种本性的发挥取决于政府能否将新技术配套与投资提供给农村，并通过合适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价格和财政激励机制，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民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了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等。另外，从收入/消费的传统角度来解释贫困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参与式的主观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揭示了贫困多维的本质及贫困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围绕如何更准确地认识发展和贫困问题，学者们做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于发展/反贫困问题，森提出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将发展/反贫困看成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过程。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森认为，自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之可行能力，更确切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一种实质自由，它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而这里的“功能性组合”则“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自由既具有建构性（constitutive）作用（自由是人们的价值标准与发展目标中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就是价值，因而不需要通过与别的有价值的事物的联系来表现其价值，也不需要通过对别的有价值的事物起促进作用而显示其重要性）。自由也发挥了作为手段的工具性作用。在森的可行能力贫困理论视角下，个人的实质自由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贫困的原因在于免于饥饿、疾病和接受教育、获得政治参与等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这种基本能力的丧失，不仅是贫困的原因，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更为具体，贫困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贫困的含义涵盖了物质匮乏、低水平的健康、受教育程度、缺乏影响力和面临风险的脆弱性等重要方面。其中缘起于自然灾害研究的风险和脆弱性分析逐渐兴起。将减贫干预从传统的事后干预扩展到事前干预。家庭的福利状况既受到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也与其面临的风险相关，特别是资产少的贫困家庭。Chamber认为，脆弱性包含暴露于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中的外在层面和孤立无援的内在层面，两个层面都意味着贫困群体缺乏应对破坏性损失的有效途径。世界粮食计划署（W FP）从风险要素、抗风险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层面概括贫困与脆弱性之关联，即面临食物不足风险越高，脆弱性越高；抵御风险能力越强，脆弱性越低；反映社会服务体系的地区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贫困人口抵御各类风险。脆弱性对于贫困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干预的区别，有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出较好的风险管理和反贫困政策。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发展研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向或趋势，其目标是达成“参与的、在环境上可持续的、建立在脱贫基础上的增长”。这种新趋势将经济增长与社会投资目标相结合。提倡运用一种多机构、跨部门共同协作的方式来共同促进农村发展，而国家、公民社会、市场和国际机构都参与其中，并都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减贫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持续生计分析就是这种新范式的典型体现。它将乡村群体的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强调优先考虑根除贫困。将加强生计维持系统作为发展计划的基本目标，并通过针对不同的特定情境而做出特定的干预措施以满足特定人群的不同生计需求。另外，可持续生计分析采取了多机构、参与式的思路。其发展理念具有整体性、以人为中心、微观与宏观结合等特征。当前，可持续生计观念和可持续生计分析在农村发展与减贫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2．扶贫移民的实践背景
移民的历史由来已久。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迁移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迁移活动更是屡见不鲜。我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因战乱、饥荒等造成的移民次数多、规模大，如清朝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地区移民运动等。但将移民作为发展和减贫的手段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西”农业建设。1982年，甘肃定西一带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旱，致使树草枯死，人畜缺水的现象十分严重。仅甘肃定西地区就有120万人要靠汽车拉水维持生存。政府下拨了大量救灾款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人口大量外流，发生了五六万人外出逃荒。为加快甘肃河西走廊商品粮基地建设，改变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困面貌，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三西（河西、定西、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宣布成立“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设立了“三西”（河西、定西、西海固）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制定“三西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和办法，推进实施“三西”农业建设和扶贫移民搬迁。在资金方面，“从1983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出两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10年时间，扶持开发自然条件较好的甘肃河西地区和宁夏河套地区，改造自然条件最差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十八个县和宁夏西海固干旱高寒地区的八个县”。在扶贫开发方略上，提出“兴河西、河套之利，济定西、西海固之贫”以及“有水走水路，没水走旱路，旱路不通另②找出路”的建设方针。重点开发和建设河西、河套地区农业。从干旱的定西和西海固山区迁移部分人口到河西、河套和沿黄河两岸水、土、光、热资源丰富地区开发荒地，并修复三西地区的生态植被。通过这种特殊措施，移出的贫困人口可以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留下的农民生存空间相对变大，为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这样可以同时实现增加河西地区粮食产出，缓解定西和西海固地区贫困和保护三地生态环境的三重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机制和扶贫开发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大部分地区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贫困人口逐渐集中在自然环境恶劣、人地矛盾突出的大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等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难度大和成本高，常规扶贫手段的减贫效益低下。我国为实现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央政府在1994年颁布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指出，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等属于“老、少、边、穷”的地区。这些地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争取用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当时全国80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温饱。在扶贫措施上，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也提出对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少数特困村，要按农民自愿原则实施开发式移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继甘肃、宁夏之后，广西、云南、湖北、内蒙古等全国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相继开展了扶贫移民搬迁工作。截至2000年，全国共搬迁移民约258万人，投入扶贫资金约56亿元人民币。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外部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在内部则是通过低人权状况下的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和不惜污染环境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经济奇迹与新世纪以来出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是同一根源。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为了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也逐渐将环境保护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新要求；另一方面，《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的基本实现，我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点、片、线并存的新特征。2001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部署。《纲要》对扶贫移民措施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要“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对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实行搬迁扶贫。要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具体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地进行；要坚持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注重实效，采取多种形式，不搞一刀切；要十分细致地做好搬迁后的各项工作，确保搬得出、稳得下来、富得起来。经济发达的省市要从全局出发，适当增加吸纳和安置来自贫困地区的迁移人口，并对其作为对口帮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地方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鼓励移民搬迁的优惠政策，处理好迁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关系，尽快提高迁入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县内的移民搬迁由县政府组织，跨县的由省级政府统一组织。要做好迁出地的计划生育和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确保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原国家计委）出台《国家计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意见》（计投资[2001]2543号），提出利用国债资金在西部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明确了减少贫困人口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我国扶贫移民从地方探索开始走向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和设计的新阶段。
新世纪十年来，国家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国家不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使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普遍受益。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降低。根据国家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随着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以及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反贫困任务更为繁重，反贫困形式也更为复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我国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截至2000年，根据当时的国家扶贫标准，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是3000多万，占农村人口比例的3%，而低收入人口6000多万。中央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①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币，并从2009年开始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①2688万人。2011年，中央政府再度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人民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以此标准衡量，2011年底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12238万人。扶贫标准提高后，农村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被纳入扶贫开发对象之中，相对贫困突出。旧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插花型分布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片区集中分布特征所替代。新的减贫形势下，中央政府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加大扶贫投入力度，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2）农村贫困人口面临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增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人口持续稳定脱贫致富面临挑战。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全球已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人类面临的潜在环境风险越来越严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多集中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且防灾抗灾能力相对不足。自然灾害频发致使大量脱贫人口因灾返贫。另外，市场化向农村纵深推进，将农民卷入到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之中。市场波动带来冲击也成为我国农村返贫的重要因素。在灾害和市场的风险逐步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现有贫困人口当中，三分之二属于返贫性质。这部分人口十分脆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3）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农业生产粗放化、农村空心化，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凸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国家实行城乡差异化的系列制度安排，以城市和工业为中心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和城市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农村汲取资源，为工业原始积累提供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城市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相对于分散的农村，集中的城市具有聚集资源的天然优势。围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是以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农村在其中处于附属地位，而城乡分割的社会权利体系仍然维系着计划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特权。市场机制成了抽取农村资源、产生不平等的新机制。在我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仍未破除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使贫困地区农村和农业发展资源（劳动力、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粗放化、土地撂荒等农村生产问题凸显。农村地域“空心化”，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带来的社会问题突出。
我国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面对上述减贫新形势，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根据农村减贫的新形势，新《纲要》确定了“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扶贫开发总体目标。提出了要以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战略格局下，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
在新阶段的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扶贫搬迁被作为解决特困地区贫困问题和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手段，摆在了新《纲要》的专项扶贫中的首要位置。新《纲要》提出要“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引导其他移民搬迁项目优先在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加强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衔接，共同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充分考虑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有序搬迁，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着力培育和发展后续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向中小城镇、工业园区移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加强统筹协调，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2012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确定了“十二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力争对240万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年均搬迁48万人的目标。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应出台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且搬迁人数和投入资金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如甘肃省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二五”以工代赈建设规划和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通知》（甘政发[2012]22号）中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投资49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易地扶贫搬迁30万人口。2011年，陕西省更是启动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工程，未来10年，将在陕南秦巴山区和陕北白于山区移民搬迁279.2万人，年均搬迁27.9万人，其总数量为三峡移民数量的两倍。扶贫移民形成了在中央与地方全面、大规模铺开的发展局面。（二）研究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地质地貌复杂。在一些特殊的贫困地区，人口与资源矛盾突出，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难度大。通过扶贫移民将特困地区部分或全部农村人口有序迁移，既解决扶贫对象生存与发展问题，也缓解了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确保扶贫对象“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是从国家政策层面对扶贫移民工作的总体目标要求。扶贫移民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搬迁到安置再到移民发展致富都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合作，尽管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它们之间的协作显得不那么的紧密。从移民对象的角度看，他们在生产生活空间和资源的转换中从贫困迈向发展致富是在特定场域与特定人群的社会互动中完成的。分化发展是扶贫移民全过程的主基调。这不仅涉及移民在生产环境等外部环境和结构转变之后，个人在社会交往对象上的分化，也体现在移民农户间生计发展上的分化——一部分移民实现了脱贫致富，另一部分移民却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为此，本书从社会关系网络和生计行动两个层面来分析扶贫移民从贫困迈向富裕的变化过程。移民社会网络和生计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移民是如何实现生计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其生计行动的逻辑是什么等都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1）建构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分析框架，丰富和深化了扶贫移民领域的理论认识。30多年来，学术界在扶贫移民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取得了较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但多数研究是选择某个切入点对扶贫移民进行静态的经验性研究，对于扶贫移民全过程的动态研究不足。例如，有的研究将扶贫移民视为脱贫致富之路，重点讨论移民对象选择的公平性问题，忽略了扶贫移民的复杂过程和多重风险。本书通过构建移民生计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调查经验材料，揭示扶贫移民从搬迁到在安置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丰富和深化扶贫移民领域的理论认识。（2）阐释了扶贫移民社会网络的类型和变动过程，丰富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的内容。社会网络理论兴起以来，相关的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内的社会网络。对于个人与群体（组织）形成的社会网络讨论不多。本书根据行动主体间互动关系性质（关系约束）将移民社会网络划分出扶贫移民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网络类型）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类型（个人与群体/组织的网络类型）。系统讨论了两类网络与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发展的内在关联。阐明了两类社会网络在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发展中的不同作用。阐释了扶贫移民社会网络从破碎到调整重构再到拓展的变动过程。丰富了现有的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内容。（3）在研究上细化了扶贫移民的实施过程，深化扶贫移民过程的理论认识。现有的研究主要从系统性的角度讨论移民搬迁和移民安置，对于扶贫移民经历了哪些阶段没有在学理上给予明晰。本书将扶贫移民视为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根据扶贫移民在该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将扶贫移民划分为移民搬迁、移民安置和安置地扶贫开发三个依次推进的阶段。深化扶贫移民过程的理论认识。（4）对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在理论上进行了概括，丰富了减贫研究的理论内容。作为重要的减贫手段，扶贫移民有其自身的减贫逻辑。本书系统阐述了扶贫移民过程中移民生计活动的变动情况。搬迁之前，在迁出区脆弱性背景下，为了确保基本生存的扶贫移民生计，采取的是以粮食为主的低价值农业生计为主；在移民安置阶段，扶贫移民原有生计在较好的自然资源条件中得以恢复，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安置地扶贫开发阶段，移民生计在拓展后的社会网络中逐步转变为相对高价值的农业生计方式，实现了脱贫致富。因而，本书在理论上将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实质概括为移民从原有的低价值的农业生计向相对高价值农业生计方式转变。
2．实践意义（1）本书对扶贫移民的减贫机理进行系统性研究，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经过30年扶贫开发，我国减贫事业成绩举世瞩目，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了温饱，但制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开发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逐步加大扶贫移民搬迁力度，但还有近千万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石山、高寒等资源匮乏、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生存发展条件的地区，生存发展问题仍未获得根本解决。这部分群众的发展致富如不能得到尽快实现，势必影响到我国扶贫开发进程，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对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开展研究，提出提高扶贫移民减贫效益的政策思路，有助于农村特困人口尽快实现脱贫致富，有助于实现新阶段的扶贫攻坚战略目标、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通过阐释扶贫移民中乡村“经济能人”减贫机制，提出了扶贫移民社会参与机制创新的对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国掀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明确提出要深化改革，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和完善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制度。本书在分析移民贫富分化缘由的基础上，阐释了乡村“经济能人”促进贫困移民生计发展的社会机制。提出了促进乡村“经济能人”带动贫困移民实现生计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对策。（3）基于移民搬迁贫困风险的分析，提出提高移民搬迁补贴的相关政策建议。扶贫移民发展能力差，个人资产水平低。移民在进行搬迁后贫困加深，风险增大。长期以来，我国移民搬迁补贴标准偏低。移民搬迁补贴资金流向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呈现出“嫌贫爱富”的特征。本书就提高移民搬迁补贴标准、细化搬迁补贴资金的使用、确保贫困人口获得搬迁机会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二、文献回顾（一）扶贫移民社会网络相关研究
1．移民搬迁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人口迁移伴随迁移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就移民搬迁而言，多数研究认为搬迁会对移民社会关系网络造成冲击，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移民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尔·塞尼（Michael Cernea）指出，非自愿的搬迁会扰乱现存社会结构，致使社区分解、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平台被破坏，邻里亲朋分离，提供日常生活互助的既成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当地脆弱群体组织、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会解体，导致（加剧）了贫困——没有权利、无依无靠以及变得脆弱。李芬等认为，移民是通过社会关系来相互支持、减少风险的，移民搬迁导致移民社会关系网络中断，移民生产劳动受阻、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文化心理冲突等不良社会适应出现。移民搬迁尽管冲击了搬迁群众的互助组织和关系网络，然而安置地新环境也会为移民社会网络发展提供大量机遇。方泉尧等认为，一方面移民离开原来社区而被分散安置或者在不同社区相对集中安置时，移民社会网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关系逐渐弱化甚至最终消失，但另一方面移民搬迁到新社区后，又会建立起新的关系网络，结交新朋友、邻居，及其他生产生活等关系人群，移民社会网络可能又会增加。朱军等通过对苦聪移民的研究发现，搬迁后苦聪移民与外族人交往增多，随着交往时间增加，苦聪移民社会交往更为理性，社会网络的规模、质量以及社会资本都有不同程度提升，生计信息获取渠道增多后，苦聪移民向非农产业生计转移增多，生计逐步多样化。
2．移民社会网络重构与意义
移民过程中，移民社会网络经历了解体到重构的过程。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从搬迁、安置、网络性质、社区建设、制度支持、社会网络的意义等方面讨论了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朱晓静通过对移民迁入地的人际关系、干群关系及邻里关系的分析，发现近距离、同质性、整体性的搬迁能够有效减少扶贫移民与当地居民社会关系的适应障碍。黄建认为，移民社会网络与安置方式密切关联，不同安置模式对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重要影响：插花安置移民主要形成嵌入型的社会网络；货币安置的移民以“弱关系”型社会网络为主；集中安置的移民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型社会网络为主，网络局限于移民群体中，对外扩展的空间较小。李芬等认为，移民社会网络构建及其功能发挥，微观层面要制定周密的安置方式，发挥初级关系网络在移民安置中的互助功能和次级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在宏观层面要通过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线、再就业工程、社会就业等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体系，为受影响人口提供外部制度性支持。李君等认为，应积极尝试组织村内社区文化活动，通过社区建设增加移民间相互沟通，增强居民联系，减弱村庄重组过程中，农户社会关系的排斥性，增加村庄发展凝聚力。王茂福等认为，社会网络对移民迁移是否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移民返迁受安置地、原住地的社会关系双重影响：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相处融洽，社会关系就会产生拉力，使移民不易产生返迁的念头，而新老居民关系恶劣，就会产生推力，作为弱势方的移民易产生离开安置地的想法。
3．简要评论
从总体上看，搬迁行动弱化了移民原有的关系网络，而安置方式、社区建设等对移民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阐述了社会网络对扶贫移民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后续研究的跟进奠定了基础。（二）扶贫移民生计相关研究“可持续生计”概念最早出现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资源生产力的维系或提高，财产、资源及收入的拥有和获得，食品和现金的足够储备与消费，以满足基本的需求。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 N CEC）将可持续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以及《哥本哈根宣言》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强调可持续性、就业等在消除贫困规划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一些双边或多边国际援助组织和发展机构针对解决农村减贫等多样性和多元性农村发展问题开展合作，形成了包括概念、分析框架、原则等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系列成果。如今，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发展干预的重要工作方法。
1．有关可持续生计理论层面的研究
当前，国内学界还未形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可持续生计理论，相关研究以介绍国外可持续生计理论为主。在早期的研究中，李斌等就国外关于生计的概念、生计分析框架、生计途径等进行了介绍，并对国外生计途径的实践进行了简要评述，指出国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国内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应给予关注和探讨；Roberts和杨国安从基本概念、实施方案等方面对脆弱性分析方法和可持续生计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明确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的基础上，认为两种方法通过联合可以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和加强。苏华等对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进展做了系统的阐述和理论总结，讨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规划确认和设计、规划新的项目和检查评估现有发展活动中的应用。唐丽霞等对可持续生计、社会排斥、脆弱性三种贫困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和系统分析，指出三种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作分析，但如将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脆弱性—社会排斥的三维贫困分析框架，能进一步增强贫困问题分析的有效性和系统性。王三秀在研究国外可持续生计观念演进和理论逻辑之后，认为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对我国农村减贫和发展的启示在于，一是既要强调反贫困目标的整体性，又应注重增强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二是应努力建构政府反贫困的多维合作机制，包括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贫困农民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三是积极创立我国自己的可持续生计理论。
2．有关移民生计发展经验层面的研究
随着国外可持续生计理念在国内的传播，学界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农村发展和移民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当前，我国关于扶贫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相关研究不多。鉴于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工程移民在移民生计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特别是生态移民实践中紧密关系，本书选取生态移民、工程移民等来进行研究综述。（1）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关于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和环境变化、文化差异、心理冲击、安置模式等对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李静等对甘肃省肃南县某牧民移民村搬迁前后生计方式的比较后，发现搬迁后牧民生计方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势和农业发展方向，并引起了文化变迁，同时也出现了水源、耕地承载力和族群认同等方面的问题。隋艺等从行动理论视角考察了青海省某移民村庄移民的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状况，指出宏观经济背景、村中精英、不同安置模式、移民群体的价值观等都对移民生计恢复方式的选择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影响。吴桂英对不同类型的草原移民点进行研究发现，国家与移民的目标存在差异性，即国家看重的是生态目标，而移民则以生活目标为主，移民生计方式选择既有被动选择的特点，也存在主动适应的因素。史俊宏等借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A）从微观层面对生态移民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薄弱，生计转型存在诸多风险，生计结果不容乐观，提倡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应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指导，与城乡统筹发展规划相结合。（2）有关工程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
工程移民的相关研究表明，移民搬迁对于移民生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搬迁增加了移民贫困风险和脆弱性。杨云彦等认为因工程建设带来的移民社会变迁，致使移民正规和非正规人力资本失效、发展能力受损，进而形成介入型贫困群体。张华山等认为，水库移民群众存在可持续性生计能力短缺，成为潜在的贫困群体，面临自然资本贫瘠、经济资本薄弱、人力资本稀缺、社会资本不足等突出问题。赵峰等认为，水库移民历史遗留问题的累积和再次迁移造成的外力冲击，致使水库移民生计的脆弱性形成。严登才通过“主体—供体—载体”的解释框架分析库区移民生计不可持续的原因：从主体角度看，移民主体生计不可持续包括了原生性不可持续（移民原有综合素质不高）和次生性不可持续（搬迁对主体综合素质的负面影响）；从供体角度看，供体资源（社会资源）的不可持续体现在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移民及所在社区得不到持续有效的资源供给，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和规划不到位等；从载体角度看，移民生计不可持续的载体包括了自然、社会、市场等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如失去土地、生计重建项目失败、遭遇陌生市场等。
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受到影响各不相同。梁娟等通过构建了生计水平指标体系来分析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水平的情况，其研究表明：搬迁后移民总体生计水平有所提高，移民的住房面积、基础设施、后续发展均有所改善，但环境和社会融入呈现恶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和征地移民安置补偿协议是移民生计的重要影响因素。严登才的研究也表明，搬迁后移民物质资本获得很大提高，而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都受到了搬迁的负面影响。
相关研究提出，应借助移民开发政策、地方性知识、组织资本等综合性措施来培育移民在安置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赵峰等提出要依托开发性移民政策，增强移民发展主体意识，在移民前期以补偿或补助的方式支持移民的生计恢复和家园建设，化解移民风险；在移民后期通过赋权，重点加强对移民生计能力的修复和再造。严登才认为，可以从移民技能培训，通过移民教育扶持转移人口，培育社区精英等方式来助推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王沛沛等通过建立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移民生计资本及其创业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具有显著影响，后期扶持政策应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对移民创业的扶持力度。王毅洁等认为，我国现行移民生产安置方式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忽视了西部地区生计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应尊重各地生计模式的差异性，重视地方性知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实行移民生产安置。邓俊淼通过构建以组织资本为核心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工程移民生计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要引入正式的组织资本，并妥善处理组织发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营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运行、发展的制度环境，为移民提供持久的生计平台。赵文娟等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工程移民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的研究表明，移民不仅需要经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变迁、原有生计结构被打破，而且还要面临家庭网络解体、宗教观念淡化和精神文化缺失等社会、心理的冲击，应加强对移民文化变迁、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的关注。
3．简要评论
在理论层面上，相关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思想为主，并借鉴国外可持续生计分析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在经验层面，大部分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对移民的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选择，以及干预对策等方面作了细致研究。现有研究以定量研究居多，注重整体性的移民生计分析与搬迁前后生计状况的比较，对移民内部各类型移民生计差异缺乏足够关注。另外，受到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影响，多数研究将生计资产置于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核心，认为资产的变化情况决定了农户生计策略，而对于资产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机制缺乏讨论。总体来看，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成果对扶贫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较大价值和借鉴意义。（三）扶贫移民其他领域相关研究
1．关于扶贫移民动力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在讨论扶贫移民动力上使用了许多解释理论，其中被使用最多的是移民的推拉理论。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和迁入地对于移民的决策都有影响，迁出地各消极因素的推力和迁入地各积极因素的拉力的单方或共同作用，导致了移民的产生。学者们基于移民推拉理论对我国扶贫移民动力机制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扶贫移民的“推力”来自于迁出地生存条件恶劣，人口与环境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恶化，自然灾害易发、多发，以至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而迁入地的“拉力”主要体现在发展资源丰富，基础设施、交通信息和人文条件较好（张志良等，1997；李进参，1999；董玉舒，2001；黄承伟，2004）。
2．扶贫移民主体的研究
关于扶贫移民主体的相关研究，可以从贫困人口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归纳。从贫困人口角度看，多数研究将扶贫移民视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发展资源，探讨扶贫移民行动中贫困群体是否真正获得了这种发展资源；从政府角度看，多数研究将扶贫移民视为缓解贫困的手段，探讨扶贫移民手段在减贫效益上存在的问题。唐丽霞等认为，我国扶贫移民中目标瞄准存在偏离现象，贫困户由于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积累和能力不足而难以做出搬迁决策，而富裕农户在以上资本中具有先天性优势，更倾向于选择搬迁。朱启臻则认为，扶贫搬迁存在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的关系问题。真正迁得出、稳得住的往往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而贫困户往往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无力搬迁。一些贫困户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实施了搬迁，结果导致了“越搬越穷”的状态。而如果将贫困户放在社区系统或更大的背景下考虑，鼓励“富人”搬迁，迁出地资源承载人口减少，对于留下的贫困户而言，他们占有的资源相对增加而间接受益可能更有利于贫困户脱贫。可见，扶贫移民搬迁存在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的不一致性。以效率目标优先，允许部分非贫困人口搬迁，能较好地解决扶贫移民在迁入地“稳下来”的问题。返迁率降低保障了原住地贫困人口获得因人口迁移而增加的发展资源。而以公平、平等目标优先，将最贫困人口搬迁到发展条件好的地方，但却存在“稳得住”的问题，因而必须在搬迁之后，进一步加大对移民的有效扶持，才能确保移民“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同时，扶贫移民必须要充分考虑移民搬迁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环境成本和文化成本等，任何一类成本过高都会影响扶贫移民减贫的有效性。
3．扶贫移民的特征研究
在扶贫移民的特征研究中，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民主体和移民行动两个方面探讨了扶贫移民的特征。覃明兴认为自愿性移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移民迁移的动因来自迁入地的经济拉力、迁出地的社会推力等可控的外在因素；二是扶贫移民在迁移上有渐进性和可逆性；三是移民对象须符合某些独特条件，具有选择性特征；四是移民搬迁形式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政府组织、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经济行为；五是扶贫移民能够为迁出地的生态发展提供空间、资金等支持；六是自愿性移民的激进性弱于非自愿性移民。施国庆等将扶贫移民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扶贫移民具有自愿性和非自愿性双重性质，自愿性体现在扶贫移民有参与或不参与搬迁的决定权，非自愿性体现在搬迁行动的开展对那些不愿搬迁的贫困人口形成各种压力，在压力下有些贫困人口不得不随同其他成员迁移；二是扶贫移民过程具有系统性特征。扶贫移民是一个集水、电、路、人口、土地、生态、教育、卫生和政策等因子组成的系统工程；三是扶贫移民具有博弈性。在扶贫移民过程中，既有政府实现经济目标（成本与效益比）、政治目标（共同富裕）和社会目标（和谐社会）之间博弈，也有移民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围绕搬迁与否、选择何种生活生产方式等的博弈。
4．扶贫移民的模式研究
扶贫移民模式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从区域特征、搬迁距离、移民安置等角度对扶贫移民模式作了分析和讨论。李进参根据区域类别分析了扶贫移民的三种模式（即“三西”易地扶贫开发模式、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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