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长江,赵桂来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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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十年(1966-1976：跟随毛泽东27年的警卫队长回忆录)试读：
再版说明
世纪伟人毛泽东生前并没有留下任何他自己亲笔写就的个人传记或回忆录，这对于许多渴望了解毛泽东的人来说，不无遗憾。毛泽东一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充满了传奇，他的晚年亦不例外。如今很多描写毛泽东晚年事迹的书，往往是根据史料写就的，难免对毛泽东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无法真实记录，对有些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也无法阐述。通常，我们只有通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录，才能弥补这个遗憾。《毛泽东最后十年》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毛泽东最后十年》一书是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它完成于1993年夏，后因诸多因素未能出版。之后的几年里，作者对书稿所涉及的史实又进行了一些核实订正，在内容上做了一些补充，在一些章节上也有了适当的调整。到了1998年，适逢毛主席诞辰105周年之际，这本书终于有幸付梓，与读者见面。此书也是作者对毛泽东同志的缅怀与纪念。
书中所述，大部分是曾担任毛主席警卫队长的陈长江同志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其真实性自不待说。由于他独有的经历，使得本书不仅较好地反映了那段历史的某些片段，为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者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而且也可以使广大读者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时光匆匆，转眼又到了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了。自从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为了满足更多热爱毛泽东同志的读者的要求，同时也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特将此书再版。
此次修订再版，笔者订正了原书中的舛讹之处，并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增加了一些内容，使内容更加充分，人物更加丰满。读者从中可以读到一个晚年时期真实的毛泽东，以及在毛泽东同志人生最后十年里，发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2008年10月第1章警卫毛泽东二十七年，最难忘的是“文革”这十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忧心忡忡，夜不能眠。一向不喜欢加强警卫的他突然问：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警卫队长回答：不仅有手枪，还有冲锋枪和机枪，敌人来一百二百，能对付得了。毛泽东说：有坏人，要加强警惕……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即“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我始终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没有离开过，也没有轻松过，遇到过许多困难，不时还伴随着某种委屈和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
说起警卫工作来，它包括许多内容，涉及很多部门和不少的层面，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那么，我是做什么工作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在这十年间，我当过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不管职务上有什么变化、工作地点有什么不同，我的具体工作内容却还是那么些：
带好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分队，也就是管好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最多时也不超过一百几十号人；在毛主席住处值班，接、送来毛主席这里的内外宾客。他们或是按通知前来开会，或是依约来与毛主席谈话，或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不管哪一类，我的工作都不能省略。
另一项工作，也是老任务了，就是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每次随行的警卫人员，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等有关情况，制订出实施方案和计划，它包括警卫部队的人员组成：带多少人，需要准备的物资和装备，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编成怎样的队形，以及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组织……这些工作，有的我非参与不行，有的就由我布置安排，督促检查，组织落实。当然，这其中包括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大家熟知的毛主席那几次著名的外出巡视，还有主席出席活动的那几次……不论是哪一类的哪一次，都把它放在我们一切行动的首要地位，全力以赴，精心安排，狠抓落实，不得有任何的懈怠。令我欣慰的是，在这些工作中，我们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达到了目的，没有出过什么纰漏。
毛主席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对我们的警卫战士信任不信任，满意不满意呢？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不过，最使我难忘的是有这样几个片段，常在我的脑际盘桓。
这是哪一年的事了？是“九·一三”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呢？记不准了。一向开朗自信的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陷入了苦闷和抑郁之中，显得很是沉重与熬煎。不知他是发现了什么不好的征候，还是预感到将有什么不祥的事件可能发生，他经常神情沮丧，忧心忡忡，心绪不宁，很少能看到他的笑容，也难以听到他那充满自信和富有表现力的风趣而诙谐的话语，几天了，他进食很少，更为突出的是他无论如何睡不着觉。
毛主席休息不好，我们就紧张，就担心他的健康……多年以来这已成了一种连锁反应了。毛主席休息不好，我们就跟着着急。
有一天，天将破晓，毛主席睡不着，出来散步了，年将80岁的老人了，尽管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可是人到了这把年纪的时候，岁月对人健康的摧残，那是不能低估、不可轻视的。
我像往常那样，急忙跟在毛主席的身后随着他往前走。到了门口，毛主席看到了门卫哨兵，便问：“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
听主席这么问，我不由得一惊，以往的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知道，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警卫布置上那种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摆架子、抖威风的做法。为使警卫形式缓和，警卫分队不仅人数尽可能要少，哨兵大都身着便装，不带明枪，当然短枪是有的了。毛主席面前的这个便衣哨兵，两手空空，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般。熟悉情况的毛主席当然一眼望去，便知道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警卫战士了。
因为毛主席喜欢战士，关心人民群众疾苦，而警卫战士大都来自农民、工人中间，他总爱向见到的战士问这问那。战士们对毛主席的提问，回答的都是有啥说啥，实实在在，无所顾忌。有时毛主席还能从这些战士的口中了解到许多直接来自人民群众中间的真实情况。
进行“农村调查”，为毛主席提供第一手真实情况，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可说是毛主席一生的追求，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不止一次被毛主席派回在农村的老家进行“农村调查”，也不止一次当面向毛主席汇报调查中的所见所闻，与毛主席进行亲切的交谈。
不论是随便与毛主席聊天，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汇报，每每这样，他对提到的情况和问题，总要了解个水落石出。警卫战士为他提供的这些真实的情况，甚至对他的某些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通过这些聊天叙谈，增进了他与战士之间的了解和情谊也不说了，令我们惊异不已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对警卫战士了解的程度。毛主席对在他附近执行任务的许多警卫战士，一见面就能直呼出他的名字来，甚至谁上哪一班哨，他的老家在哪里，他家里有些什么人，日子过得怎么样……也能说出来。要知道毛主席不是战士们的排长、连长啊！可是对于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带不带武器弹药这个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在意，更没有问过，因为他对自己的安全可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担心，他对警卫战士的忠诚和能力也是完全相信的。在人心向背与武器装备之间，他更相信前者的威力，却不大计较后者的作用。
对主席的提问，我回答说：“带了。”
我这人讲话就是这样，既直截了当，又很简单。今天，毛主席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倒使我不由得多说了几句。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一百二百，能对付得了！”
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他没有再往下说，也再没有问任何事情，只是沿着院里的林荫小道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毛主席喜欢爬山，更爱好游泳。有的文章披露，毛主席在长江游泳有16次。我虽没有这方面的精确统计，但粗粗算来，实际上比这个数还要多。他自己喜欢在波涛滚滚的大江大海里游泳，他也常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去锻炼，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认识自然，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他曾经说过：“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他又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人常说水火无情，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游泳安全，特别是晚年的毛主席，他的身体不可抗拒地在衰老，可他仍然壮心不已，愿在江河湖海的激浪中拼搏，也喜欢在高峡平湖、逆流漩涡中一试胆识。
为了确保安全，毛主席每次游泳，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都要与一些同志先下去试水。
所谓试水，就是要先下到毛主席将要下去游泳的水域，察看那里的水情，水的温度、清洁程度，在江里河里，还有个流速问题。什么地方有激流，哪一块有险滩和漩涡，下水和登岸的地点有什么问题……总之，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游泳有无危险。当然通过这样的试水我们也就熟悉了水域的种种情况，为进行水上警卫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便利条件。
毛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很信任，我们认为可游的，他从不怀疑。毛主席要下水游泳了，无论在哪里游泳，我和我的同志们都紧紧跟随在他的前后左右……
问我到底跟毛主席游过多少回？这可是数不清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50年代毛主席教我们学游泳算起，直到他老人家晚年最后那一次游泳，少说也不下百八十回。毛主席游泳，我因事没能参加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回。
在这近百次的与毛主席一起游泳之中，最兴奋的，是跟着毛主席学游泳技能的时候；最痛苦的，是陪毛主席最后一次游泳，看到他无可奈何地与他喜爱的游泳诀别的那一幕。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作为他身边警卫战士的我们，紧张的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也没有任何的懈怠。
在那些为毛主席去世而举国无比哀痛的日日夜夜里，我没有离开过毛主席的遗体。虽然我们原来设在游泳池值班室的值班内容与往日有所不同，然而我们的值班工作仍然在有效地运行着。在毛主席的遗体运往大会堂供人民群众凭吊时，我们也随即到了大会堂，护灵、守灵，还完成了许许多多临时交给的具体任务。
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开过之后，我们又随着遗体的保存，一起进入临时存放遗体的地下室，配合卫生部门的同志进行有关的工作。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如今是毛主席纪念馆馆长的徐静。在他们进行有关遗体保存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具体技术操作时，我们则根据他们发来的指令对停灵房间的温度、湿度进行监测和控制，还有那些消毒、杀菌一类的工作，不管是在脏的、累的，还是在呛人的、对健康有害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知难而进，心甘情愿，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工作，就像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那样。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到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交付使用时，我们又护送毛主席的遗体前往，让他老人家在那里安息。直到这时，我和我的警卫分队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这样，从1950年我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算起，已整整27年了。在毛泽东身边的最后十年，也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那些岁月。我目睹了这十年间毛泽东身体状况变化的过程，可说是由盛而衰，最后不可避免地应召去马克思那里开会去了。
对毛主席，小平同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性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我们的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但他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让人时时刻刻记着他。
这些，都已成了过去。只在这里做个初步的交代，算作对这位举世无双伟人的深情纪念吧。第2章中南海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气？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在丰泽园家里住了两三天。他觉得刚修过的房子住起来总是不舒服，便到了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间里住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在这里，他度过了整个“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岁月，在这里走完他那非凡而壮丽的人生最后里程。
1966年，毛主席已73岁了。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他像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奋勇拼搏。
这一年的上半年，毛主席一直不在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调查研究，视察工作。7月16日还在武汉下长江游泳，又一次创下“万里长江横渡”的新纪录。
7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这一消息，并配发了题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社论、照片和毛主席与记者的谈话。
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横渡长江，在滚滚的激流里畅游15公里，历时75分钟，这在全世界的政界首脑中，是前所未有的。它又一次说明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即使进入迟暮之年，他的身体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老，但他的精神、他的过人胆识和丰富经验，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宝贵财富。
当他游完全程，登上一艘随行的快艇，在激流中迎风驰骋时，他兴奋地向在江中游泳和岸上观看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挥手，在人群中爆发出雷鸣电闪般的激情。“毛主席万岁！”
这呼声地动山摇，响彻大江南北、江汉大地。
毛主席微笑着挥动大手，高声呼出“人民万岁”以回报群众的欢呼。
他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毛主席还幽默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令我惋惜不止的是毛主席这次畅游长江，我因事未能随同前往。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副队长，毛主席这次外出由中队长随行，我在家中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因为我进过高级步兵学校，战术、技术有些基础，所以，抓部队训练的工作，自然就非我莫属了。
不过，这次毛主席一回北京，我就随他搬到游泳池住了下来。
毛主席回京之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连续开会，政治口号接连不断地刷新，政治气氛也愈来愈浓，既使人眼花缭乱，也使人难以理解，无从知道，总使人觉得紧张。我们连领导机关发的那些批判“三家村”的材料还没有看完，许多内容也根本没有搞懂，就又转入了新的问题，真使人有些接受不了。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8月8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食堂、游泳池这些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了是非，实行白色恐怖呢？
大字报接下去写道：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得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央开会的内容，对那些惊动全国的背景材料一无所知，但我已意识到一定是中央领导层中有了分歧，发生了矛盾，然而，这就更使我堕入五里云雾中了。
在我的印象中，党中央是团结的。因而，我们能够打赢战争，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60年代初那个空前困难的岁月里，建设中出了些问题，党内也不是互相埋怨、指责，而是共同接受经验教训，团结战斗，上下一条心，很快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取得了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大家都很高兴，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毛主席更加信赖和拥护，怎么会有那许多严重的问题呢？
我还认为，党内无论有什么问题，应该在党内召开会议解决，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抖落到外面去呢？
这里尽管是中南海，但也不能不分党内党外，这样非搞乱了不可，这与我头脑里处理党内矛盾的想法是多么不同啊……愈想愈觉得情况严重，叫人担心。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
可是，我又有些想不通了，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往下发呢？偏偏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去呢？
我自己没想通，再看一看我的周围，大家对这个大字报，窃窃私语者多，公开谈论者甚少，如果能听到，也多是一些空泛的口号式的表态，因为许多人也和我差不多。
总之，一句话，对所看到的连我自己也很不理解，怎么个热烈响应法呢？
在那些日子里，住在游泳池的毛主席，也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心思游泳了，他整天不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就是接连不断地找人谈话，显得异常忙碌。我虽然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那么紧张，却预感到党中央又要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果然，不出所料，在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的第三天还是第几天，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当天，北京掀起了庆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即《十六条》发表的热潮。所谓的群众，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有组织地走上街头游行。他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口号连天，喊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毛主席万岁”。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川流不息地涌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位于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有的还要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报喜信、致祝贺词，或是当场宣读决心书和誓言。一时间把府右街搞得热闹非常，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是很能感动人的。
为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对群众中迸发出来的这种热情加以积极引导，使之逐渐走向有序，为使群众有个表达心情的地方，又有良好的秩序，中央办公厅便因势利导，在中南海西门外一侧，搭起个报喜台。
报喜台以巨幅五星红旗为后幕，正中挂了一幅毛主席彩色画像，还配有横批和对联。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所属单位人员轮流在那里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与致意，并维持秩序。
从此，欢呼的人群，报喜的队伍，还有看热闹的人们，云集在府右街头，他们或慷慨陈词，或嘹亮高歌，或挥动拳头呼喊口号……不管他们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情，在那些日子里，府右街真的是人山人海，喜庆的锣鼓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从早到晚，一刻也不停，夜深了，也不例外。这些活动表达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对毛主席无比崇敬，无比热爱。那场面，那气氛，住在中南海、工作在党中央身边的人们，也无不为之震动。
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到了8月10日这一天，由于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又把群众的情绪与激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第3章毛泽东走出中南海陷入重围
8月10日傍晚，毛泽东突然只带两人，信步走出了中南海，门卫不敢阻拦，眼看着他陷入了人山人海。警卫大队跑步紧急增援，费尽力气，才把他从狂热的群众中“救”回来。毛泽东抱歉地说：原想出去看一看就回来，一出门就把我们包围了，想回也回不来了。
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人声鼎沸，欢呼阵阵，游行报喜的队伍，接连不断，几乎分不出上班、下班时间有何不同，白天和夜晚有什么两样，这是为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表。
游行队伍的组成，有机关干部、厂矿职工，也有在校师生。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参加游行的心态和直接动因各不相同，呼喊的口号也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声音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毛主席万岁”这个声音。
与之仅有一墙之隔的中南海里，却是另有一番景象。在这里，不论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还是警卫部队，都保持着原来的那种严肃、紧张、有秩序、讲效率、简单朴素的工作作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吃晚饭时，没有听说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便回中队吃饭去了。同时，队里也还有些具体事情需要处理，饭后也没有马上回到游泳池。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喧闹的府右街上，突然爆发出了更高亢激越、更为激动人心的呼喊声，像是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型爆炸，它引发的声浪天震地颤，四方回应，一波胜似一波，持续不断，久久没有停息。
接着传来令人着急、使人不安的消息，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外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我知道，中南海西门外的府右街，那是一条连贯北京南北向的重要通道，平时车水马龙，人来车往，络绎不绝。那里是社会的一角，社会上的千奇百怪，样样都有。何况，现今呢！那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拥护的，也有反对的，当然大多数人是好的，但谁能说没有不好的呢？还有那些神经不正常的……毛主席在外边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份不安全，就会多一份危险。好在我们这个中队的成员，都是挑选来的，训练也是好的。我一声招呼，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一下集合起数十人，他们紧跟在我的身后，自动排成两行，飞快地向中南海西门跑去。
我们一出西门，只见在那个报喜台围着数不清的人们，到底有多少？我看以万来计也不会是夸张的。更使人着急的是，毛主席被围在里边，后边的人看不到了，就硬往前挤。远处的人们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像涨潮时的波涛，汹涌难以阻挡，随之而至的就是一片混乱。像这样的场面，即使没有坏人作祟，单单是拥挤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可怕后果，危及群众与领袖的人身安全，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带领我的同志们靠近毛主席身边，然后再谋脱身之术，把毛主席安全地接回中南海。“跟我来！”我向身后的同志们一挥手，找了一处人群比较薄弱的部位，以我为头，上前分开群众。我身后的战士一个紧跟一个，像排成人字形的雁队一样，入人群之中，大概我还不断地向跟前的人们讲着请他们让开一点那一类的话。
终于，我们来到了毛主席的面前。
这时，在毛主席的身边，只有老王和小吴两个人，其余簇拥在毛主席身边的，都是素不相识的群众。毛主席被围在那里，我们着急得够呛，可是毛主席自己，却是兴致勃勃，坦然自若地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与凑上来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亲切地交谈。
在我的面前能看到的是攒动的人头和伸出来的千百双手，在这么多热情的双手遮挡下，几乎看不清一张完整的脸，不管是欢笑的、向往的、幸福的，还是被突然降临的场面弄得不知所措而紧张的。
我们想让毛主席赶快离开这里往回走，可是他不愿意，还想向涌来的群众问些什么，或是还想向伸过来的那许多手再拉一拉……
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见挤得够呛，连站立都有困难了，他们便请毛主席上了临时搭的那个报喜台。
这样，毛主席一下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能看到毛主席的人也就更多了。这简直就像童话里讲的，毛主席从天而降，他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突然间，出现短暂的沉寂，继而惊喜之声四起，欢呼的激浪，一波高过一波，他们在喊什么？身在其中的我，根本听不清，辨不明，只能从他们那表情、那手势，还有那汪着泪水的眼神里去判断、去猜测，不过，这个并不难，他们呼喊的就是“毛主席”！
或许，在他们看来，此时此刻，喊毛主席时多加个“万岁”似乎也会妨碍他们的激情的抒发。
毛主席站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微笑着，向他们挥手，向他们致意。
台上台下，一片沸腾，鼓掌声、欢呼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响彻天宇，群众激情的渲泄达到了极点。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以慈祥的目光扫过全场，激动沸腾的人群，再次出现短暂的平静。“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毛主席连声说。
高亢有力的湖南话，在人群上空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鼓掌声、欢呼声，又是一个高潮。
成千上万的人们欢欣跳跃，向毛主席涌去，“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浪响彻天空。
在我做警卫工作的经历中，不论毛主席走到哪里，对哪里的群众就有巨大的吸引力，哪里就会出现欢呼激动的高潮，哪里也就会出现拥挤，有时是可怕的拥挤。这，往往给安全警卫工作带来难以应付的困难。
这是哪一年的事了，记不清了。毛主席在长沙的湘江游泳，游得累了，他就上了江心的一个小岛——橘子洲头。我们给他披了件浴衣，可他就赤着脚在那个小岛上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步行足有数百米。因为计划上没有这个安排，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任意行动，知之者甚少，倒显得清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岛上休息了一下之后，毛主席再次下水游泳，然后从码头上岸，车子就在那里等候，谁知在这个过程中，被群众发现了。
在岸边，观看者愈聚愈多，码头上到处都是人，足有数万之众，鼓掌声、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高兴地向欢呼的人们挥手致意。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我们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拥挤的人群中清出窄窄的一条小道，使毛主席登上了车子。说起这费力气的事，还有更糟的一次。
在武汉长江之畔，我们随毛主席再次畅游渡江。这次游泳，武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汽车在毛主席预定登岸的码头上等候，一旦毛主席游到这里，即登岸上车，驶往驻地东湖。没有料到的是毛主席在长江击水的时候，岸边一下子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围观者。他们随着毛主席的游程而行动，毛主席在水中游，他们兴奋地呼喊着在岸上跟，向毛主席将要登岸的码头聚拢，而且愈聚愈多。当毛主席要在码头登岸时，我们准备的车子也被淹没在拥挤不堪的群众海洋之中了，根本没法找到了，甚至连毛主席登岸的立足之地也站满了兴奋的群众。经验告诉我们这里根本无法登岸，我们急中生智，劝毛主席延长游程，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毛主席没有在预定的码头上岸，而是继续向前游去，并向聚集在码头上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这又引发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这样，我们只好派人员，调车子，控制码头，好一阵忙碌，才使毛主席在一个毫无准备的码头上了岸。
警卫工作上的这些手忙脚乱的临时变更，安排得也并不是十分稳妥，但毛主席连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他似乎乐得接受这种变化。
如今，在自己驻地的门前，出现了这样拥挤的场面，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不管我们有多么紧张，毛主席仍是乐呵呵的那个神态，还向着那些拥挤的人们大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恰在此时，接应我们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他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窄窄的走廊，我们便抓住机会，簇拥着毛主席走下台来，奋力冲出人群。
这时，知道毛主席走出中南海，赶来的群众更多了。大家争相拥来观看，把整个府右街堵得严严实实，形成人的海洋。向前拥挤的人潮，即便是站在那里，也有被挤倒、被踩坏的危险。
离开了沸腾的人群，进了中南海。我的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是有了着落。再看随我去的那些干部战士，他们个个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毛主席看着我们这副尊容，笑了笑说：“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毛主席讲这话的时候，带着他那种常有的风趣与幽默。我体会，也有对我们安慰和逗我们开心的意思。在往日，我们又会笑起来的，可是这一次，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我说：“我们没有一点准备，你就出去了……”
我并不想怨谁，而是想说这样做太危险。
毛主席说：“原想出去看一看就回来，一出门就把我们……想看也没看上，被包围了，想回也回不来了……”
过去，毛主席总嫌警卫工作妨碍了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因此还发过火，批评过人，有时批的还很严厉。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批评说：“警卫制度照抄苏联的，害死人了，前呼后拥，几部车子，不许参观，不许游泳，不许上街买鞋子，不许上馆子。”
这是毛主席在那年3月8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上，讲到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办事，不能照搬外国人的经验时说这番话的。
而这一次我们硬把他从一心一意想接近、想与他们聊家常、说心里话的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接了出来，这是不是妨碍了他联系群众呢？我一直有这个担心。
可是，这一次，他不但没有批评，对我们的做法还说了那些肯定的、带有褒扬的话，在我的记忆中，这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例外。
毛主席回去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一天，即8月10日傍晚时分，毛主席像往常那样出来散步，这是他一天中仅有的户外活动。
跟随毛主席出来散步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主管主席身边警卫的老王，一位是护士小吴。他们陪着毛主席从住处出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往南，到了宝光门又往西折，到了怀仁堂门前，忽听中南海西门外的府右街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喊声阵阵，热闹非常。
毛主席突然不满足通常的这种散步了，便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毛主席的本意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他一旦形成某种想法，谁也不好阻挡，何况，大门外是他老人家一向愿意接近的人民群众呢。
毛主席一出门，恰与一支前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相遇。平时，大家想见毛主席总没有机会，想见也见不到，如今突然相遇，喜出望外，异常激动……人们欢呼雀跃，热情高歌，表示他们的欢欣与激动。胆大些的，便上前与毛主席打招呼，握手，攀谈，好不兴奋。
毛主席很高兴与大家接近，他没有拒绝，而且很是热情。他微笑着，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谁知这样一来，伸过来的手就更多了，握过手的不愿离开，还想再握一下，他们还想向毛主席讲些什么。前边的得到了这种幸运，走在后边的就更为着急……因此才出现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那个情景、那个场面，那亢奋激越的欢呼……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通讯中说：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站的讲台。我们伟大领袖笑容满面，一面看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汇聚在接待站周围的人们亲切招手致意。
同日，该报还刊登一则“通讯”，是当时在报喜台前值班的一位同志的回忆：
这天下午七时多，毛主席来到了接待站与群众见面。当时人山人海，挤得没有路，我和周围同志一起手拉着手，清出一条路让毛主席走到了接待站的讲台上，我也跟着上了讲台。主席向报喜的人们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并和大家热情握手。
看着主席高大的身躯，健壮的脸色，我流着热泪，用激动得有点发抖的声音喊着：“毛主席！毛主席！”
毛主席慈祥地问我：“你来服务的吗？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来服务的，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和我握了手，也和台上的其他同志握了手。这时人越挤越多，大家伸出无数双手要和毛主席握手。
直至台上的同志几次催促毛主席回去休息，老人家才和大家招手离去。毛主席离去了，群众还久久不想离去。
曾在那天看到毛主席的居民经历是这样的：
那天他们正在吃晚饭，听到喊声，喜信突然传来，扔下碗筷，一齐向接待站飞奔而去。见毛主席在主席台上，时而向大家鼓掌，时而向大家招手，激动的人们一起涌到了讲台前边。他们院子里的两位中学生也挤到台前，把手高高地举起，想与毛主席握手。毛主席要回中南海了，他们一直跟着他走到门口，多么渴望再见到他呀！
一位叫卢健华的小朋友在写给他叔叔的一封信中也谈到他在接待站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昨晚七点多钟，我正在府右街看报喜的队伍，忽然有人喊：“毛主席来了”！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我跑上前去，边跑边喊“万岁”……毛主席回去的时候，我一直跟着跑到中南海的门口，才蹦呀跳呀地回家了。
后来，毛主席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次经历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比我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却不能，人家还没有准备呢。”
流露出对平常人生活的羡慕之情。
又一次，他对另一位工作人员也说起此事，他说：“……我现在哪也不能去！苦啊！”这也是实情，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拥挤，尤其在“文革”时期。
这一次，毛主席出去，我们事先没有任何的准备，其后也没有及时报告，一旦有危险，连维持秩序都很困难，怎么能保证安全？面对这个突发事情，我们显得很不适应。毛主席被围了，最易发生拥挤，而拥挤极易造成对群众的伤害。
不许伤害人民群众是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和严格的纪律，即使不是有意造成也是不能允许的。这在警卫工作部署上就要想到的，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避免，如果想得不周到或是措施不够有力，那就是组织者的失职。
发生这次意外事件后，当拥挤的群众散去的时候，遗落街头的鞋子、书包等物品，就收了几箩筐，还有几个人被挤伤了送进了医院，不难想见当时拥挤的严重情况。第4章“八·一八”天安门广场的插曲
深夜，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接见红卫兵，汪东兴急得团团转，最后借来了一个大个子警卫战士的军装，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照片。我第一次见到的林彪，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脖子上缠着围巾，面无血色，走路还要人搀扶。
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首都举行盛大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要去出席，我们在头一天就开始了准备。
准备什么？据说会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有百万人参加。这当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只有我们准备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单位也要做许多准备，这样才能使会议如期开成。这里只提一提我们进行的那一部分准备工作。
夜已很深了，忽然得到通知说，毛主席要“穿军装”上天安门，这样一来可把我们难住了。
穿什么军装？当然是现成的了。可是，毛主席自1949年进北京之后，不管解放军服装、佩戴的符号怎样改变、更换，毛主席从来没有穿过军衣，因而也没有为他做过这个方面的任何准备。常说量体裁衣，适合毛主席穿的军衣那真还是难找啊！汪东兴、张耀祠急得团团转。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联系吧，现在已是深夜了，人家机关早已下班了；而且这种需要也不好说清楚，因为还要保密啊。如果不把切实的用途讲出来，让人知道是为毛主席找衣服穿，就不易引起重视和得到很快的配合；若讲出来，又不符合当时的保密要求。
张耀祠对我说：“你们中队有没有与毛主席个头相仿的？”“有。”我说。
我们中队有个干部队员叫刘云堂，他高大的身躯，壮实而宽厚的胸腰，还有那硕大的脸庞，红光满面……虽说只有二十几岁，前额上的头发已显出几许稀疏，他走起路来规规正正，不紧不慢，颇有些老同志、大干部的样子。这一年春天发新衣时，特号的衣服他也穿不上，只好为他也来个量体裁衣请人家给他定做了。这在连队来说，是少见的，显得很特别，印象也就很深。
张耀祠听了我的述说，简直有些兴奋了。忙说：“快去，把他的衣服拿来，量一量，看是不是可以用？”
我把刘云堂仅有的那一套新军装拿来后，缀上红领章，钉上红帽徽，送毛主席去试穿。毛主席穿上一试，看上去除前胸尺寸不够，略显得紧一些之外，其余基本上还可以，好在毛主席对衣着并不怎样讲究。
对这套衣服，毛主席首先表示满意，就决定穿这套衣服上天安门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难办的问题竟然如此意外容易地解决了。谁也不会想到，毛主席是穿着别人的衣服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游行队伍的。
这一夜，毛主席没有睡觉。清晨5点多，东方泛着红霞，太阳还没有出来，距预定开会时间——上午7时半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便上了车，要去天安门。
我乘的车子紧跟毛主席的车驶出中南海，过筒子河，在天安门里停了下来。这时，那里的岗哨刚刚布好，工作人员正在上岗位，毛主席便健步从西马道乘电梯上了天安门的西平台。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与会群众敲锣打鼓正在集中。从上边往下望去，不少群众席地而坐，当中还有些空地，想来还有不少群众队伍没有到达。
毛主席忽然抽身下楼，说要到广场里“看一看”，要“到群众中去”。
我们，还有陆续到达的几位负责人也紧跟其后，随毛主席从西马道逐级走下，出天安门城门洞，过金水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北边。
在晨曦中，毛主席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草绿色的军装，鲜红的领章和帽徽……他信步向广场走来。毛主席在向大家微笑，在向大家招手……瞬间，即使坐得很远的人，也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可是，奇迹出现了，最少也有几十万人的广场，几乎没有一点声息。人们在发愣，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毛主席吗？是真的吗？
啊！是毛主席！沉寂瞬息之后，顿然间，广场里掀起了欢呼的风暴，排列有序的队伍顷刻大乱……发生了可怕的拥挤，人的浪潮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向毛主席站立的地方涌来。因为大家争先恐后，想一睹毛泽东主席的光辉形象啊！
这，在那个年代，是人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青年人。
毛主席不仅不能再往前走了，而且，若多站一会儿，就会被人海的浪潮淹没，有被挤倒的危险。
我们几个也顾不得是否会妨碍群众的视线了，紧紧地站在毛主席的身边，请毛主席赶快往回返。毛主席还想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再看一看……但这时，群众拥挤的狂潮，迫使我们围成的小圈子越来越小，已感受到了难以抵挡的压力愈来愈大。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坐着的群众队伍，也顶不住了，不得不站了起来。
然而，毛主席仍面不改色，还是微笑着，热情洋溢地与拥上来的群众握手问好。
跟随出来的几部车子，也陷入了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动弹不得。
我们的后退之路也被堵塞，前进不行，后退也不行。
我们随主席出来的十几名警卫人员，寸步不离地围在毛主席的前后左右，生怕拥挤的人群冲撞到毛主席的身上。
这时，中央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及时赶到，在卫戍区等单位的配合下，将拥挤的群众分开，清出一条通往金水桥至天安门城门洞的通道，毛主席才回到金水桥上。可是，毛主席还不甘心，他再次回过身来，挥动着那顶军帽，向欢呼的人们致意。到了金水桥上，已属于控制的警卫区域，没有了拥挤的人群，我们这才放下心来。当毛主席再次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广场又一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7时半，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
他对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们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赞扬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并号召他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扯着尖尖的嗓子，发表了充满火药味的讲话。
提起林彪来，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具体，也不多，但认识他却很有些时候了。
那是1951年，我跟毛主席出差杭州，当时林彪也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林彪和叶群要来看毛主席。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见过这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有名气的人物，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仪表堂堂，很有大将风采……出人意料的是，从车里钻出来的林彪是另番模样。
那里的天气并不很冷，可是他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脖子上缠着围巾，头上戴着帽子。这时我才看清，他的个头并不高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下了车走几步路还得让别人搀扶着。
随行的叶群解释说：“林总身体不够好，怕风，怕光，怕冷，怕出汗。”
其后的20年间，我还见过他几十次，那全是他到毛主席这里来开会或是参加会见外宾等，印象比较深的是，冬天他坐在保险车里，车里有暖气，他还要穿上套裤。每次来毛主席这里，都是先被人扶到我们的值班室脱大衣，去套裤，解围巾，摘帽子，整理好再进去，走时再到值班室把这一套穿戴好了才出门。有时毛主席要他陪见外宾，还要等林彪方便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物，“文革”中突然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后来九大党章还明确规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讲话结束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党中央领导人不时向群众招手，然而，游行群众的眼睛却在寻找毛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庆节”也都曾有过这样的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对亲眼看到毛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的队伍似潮水般地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毛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毛主席对群众倾注了无比的热情。
在天安门上，还邀请了数百名男女学生上来，与毛主席、与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观礼，检阅游行队伍。本来，按大会的安排，首长和学生分区域站立，像往常那样，很有秩序，可是这些学生一上来，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先则到处乱窜，也不听劝说；继则要见毛主席，要与主席一起照像；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把城楼上的秩序搞得乱哄哄的。
这时，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来到毛主席面前，主席同她进行简要的交谈，无非是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呀……她也没有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便把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
毛主席看了一眼那个袖章，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的报纸上把这件事大加宣扬一番，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随后就是红卫兵冲上街头破“四旧”。这一行动，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了，正在游行的队伍全停下来不走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毛主席。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毛主席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再由西而东地走着，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上的人们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在广场上空激荡。
毛主席连续接见这么多的人，在那里站立，不停地走动，一连几个小时，很疲劳，我们担心他的健康，劝他进去休息一会儿。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一直到最后一批游行队伍过去了，他才离开那里。
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以特大号字，头版头条地位，突出地报道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出席的这次盛会。
毛主席的接见，林彪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他们以“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崇高信念为己任，到处煽动，四处冲杀，有的甚至失去理智，疯狂破坏，使全国的许多地方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想当初，如果能够料及造成这么严重的恶果，毛主席会那么热情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样不辞辛苦地鼓励青年人去做蠢事吗？！
在战争年月毛主席料敌如神，指挥千军万马，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到如今，对于红卫兵的灾难性破坏行为，却未能预知。第5章八次接见红卫兵搞得他精疲力竭
大串联给北京市造成巨大压力。73岁的毛泽东，在吉普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要不停地挥手，下车时连路都走不了了。他苦笑着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坐下就低了，人家看不到我就不高兴，就过不了关，娃娃们就不走，这也是逼上梁山呀！
毛主席继8月18日庆祝大会与群众——主要是学生，即后来的红卫兵见面之后，8月31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他们。如果说前一次主要是与北京的群众见了面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主要见的是那些从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当时，这些人都已戴上了红袖章，成了红卫兵了。
在这次大会上，林彪首先戴起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以表明他和毛主席的观点是一致的，对红卫兵是坚决支持的。他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那就更突出了这个色彩。他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也就是在这类讲话的引导下，许多无知的青年上当受骗，做出桩桩件件骇人听闻的打砸抢事件来，有的甚至成了历史的罪人。
周恩来总理接着讲话说：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新闻媒介广泛传播了这次接见的情景，一下子就使得全国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或乘火车，或坐汽车，还有的步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纷纷赶来北京，以“长征”命名的组织也应运而生。在宣传上把这种来京说成是革命行动，是热爱毛主席的表现，这一下就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在组织上也给他们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不管乘什么车，住什么店，都不要钱；不论在外地还是在北京，吃饭一律不收费，走时还要发给路费，因为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呀！怎么能向客人收钱呢。一时间，北京城人满为患，家家有客，店店住满，仍不能容纳陆续赶来的众多学生（其实，不只是学生），只好在公园里，大街的便道上，搭起席棚子解决住宿问题，把馒头鸡蛋汤抬到街上供他们食用。至于沿途车、船拥挤的状况，那更是不堪形容，可以说负荷到了极限，这些运载工具都达到了超饱和程度。
到底来了北京多少人？有人说足有百万或几百万，但谁也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
9月15日，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因为来京的人数过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离京返回当地“闹革命”，他们说还没有看到毛主席，有的甚至说：“没有见毛主席就不走。”红卫兵的要求，一时间就成了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了。他们的要求，很快就被答应下来了。
在哪里接见呢？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已在那里见过几次了，每次见总还是有些不满意的，尽管拥挤得挤伤人，仍然有许多人看不上，见不好，有意见；天安门广场虽然很大，仍然不能把来京的红卫兵都安排进去；再说天安门也有些太高，看起来过远，人的视力有限，见过了，仍然有人说没有看见。后来几次毛主席见红卫兵便改在了东西长安大街上进行。有关部门组织数十万红卫兵分别坐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大路中间留出8米宽的通道。
在车队的编排上，我们的做法是用12辆吉普车组成，分三路行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乘中间那一行4辆车上，两边各四辆由警卫人员乘坐；首长们都是站着，警卫人员都是坐着，这样不会遮拦群众视线。这样的安排，既能多容纳一些人，相距也不算太远，看的也会真切些。
接见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乘坐敞篷车从中间通道通过，车队徐徐而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断向群众招手致意，热情问候……
这样做，虽说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长们没有机会直接与群众接触和交流，只是乘车一闪而过，连想多看一眼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总的说反映还是好的，首长和群众都是满意的。
这一年，毛主席已是73岁的老人了，为了接见这些红卫兵，在开动的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管他身体一向很好，精神也甚佳，但他毕竟是老人了，其辛苦、劳累之状是不难想见的。
10月1日，是共和国国庆17周年。这一天，像往年一样，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的各民族、各界代表和红卫兵队伍。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没有阅兵。参加游行的主要成员是红卫兵，到12点多一点游行也就结束了。下午4点多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大会堂118厅开会。晚上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按惯例也是要出席并与大家一起共度国庆佳节的。
大会堂118厅的会议结束后，已是7时多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大会堂出来，乘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随行的还有林彪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加上警卫车辆，是个不小的车队。
我们的车队驶出大会堂西侧路北口，正要进入南长街南口，准备经西华门、筒子河到天安门城楼处。当时，也正是群众队伍进入广场的高峰，宽阔的西长安街不论是快车线、慢车线，还是人行便道，满是一队又一队行进中的群众队伍。他们看到我们的车队，不仅不像往常那样，很有礼貌地让路，而是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口号，顽皮地把路口给堵上了。
我乘坐的头车一停，后面毛主席乘坐的和其他首长的车，也都一辆接一辆地紧急刹车停了下来，顷刻之间我们的车队被包围在千万人之中。路被堵了，我们的车，前进不行，后退也不行，周围都是密集的人群，动弹不得。这些群众，他们一个个探着头，闪动着奇异的寻索的目光，向车里张望，还指指点点，没完没了。
这时，中央警卫团的一位领导带领近百人的预备队赶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开人群，清出一条通道，使我们的车队得以通过。由于这里的耽搁，直至晚上8点多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
此后，毛主席又在10月18日，11月3日、11日连续接见红卫兵。在这几次接见中，毛主席都是站立在敞篷吉普车上。从城里的东西长安大街到城外的西郊公路，直到西郊飞机场的沿途两侧的便道上、水渠沟畔土坡上，都安排了刚刚组织起来的群众队伍，就人数而言，足有几个或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天安门广场的容纳量。我们那个以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所过之处，那真是人山人海，欢呼连天，掌声雷动。在这几十里的行进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迎着扑面寒风站立车上，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北京的11月，天气已冷，乘车、步行赶来见毛主席的势头一点也不减。一时间，涌入北京的人流骤然猛增，接待条件也越加艰难，因而他们期盼早日看到毛主席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这么多人集中在北京，白天要吃，夜晚要住，天气也越来越冷，有的也没有御寒的衣服被褥，吃住行都成了问题。动员他们离开北京回原地，他们说没有看见毛主席，坚决不回去。
这样，随着寒冷的到来，接见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有关接待的各方面，都遇到了许多困难，怨声不少。这些情况，通过各个渠道，反映到党中央、国务院，最终都是要周恩来总理定夺解决的。
这一天，又是毛主席预定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在出发之前，毛主席照例在院子里散步，又跟我们聊起来了。
他风趣诙谐，仍如往日。
他说：“今天我又要罚站去了……”
我知道毛主席这里所说的“罚站”，是指会见红卫兵时，不管路途多远，时间多长，也不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乘敞篷吉普车，他都是要站在那里。起初，他做起这些动作来，似乎还有些新鲜感，甚至有一种兴奋的情绪，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见次数的增多，接见的方式又很少改变，基本上还是重重复复，没有多少新意，尽管毛主席那时身体很好，竟也觉得是种负担，时有疲劳的表现，足见接见红卫兵这件事并不轻松，因而也就有被罚站的感觉了。
我说：“主席，你可以坐下嘛，何必一定要站着呢？”
毛主席说：“我哪里能像你们有那样多的自由，想坐就坐在那里。”说着他又做出正襟危坐的样子，既严肃，又拘谨，既神情紧张，又木然呆板，就像坐在吉普车上做警卫工作的我们似的，十分可笑。
的确，当时的我们，坐在吉普车上，行驶在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所乘汽车的两侧，似很神气，其实，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必须得坐下，不许站起来，以免妨碍红卫兵看领导人的视线。不许我们左顾右盼，又必须能看清车队前后左右发生的任何事情，并做出准确的判断，有随时采取适当措施的精神准备，这就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因而，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样子，也是很可笑的。
毛主席说：“不行。每次我都得站着，不站不行啊！坐下就低了，人家看不到我，就不高兴，就过不了关！”“他们大都是外地来的，来一趟不易，见上我更不易，难得有这么一次，看不见怎么会高兴呢？”
毛主席这么一说，使我忽然明白了许多，他总是处处想着别人，不把个人的辛苦当回子事。这时的我也认为，毛主席只能在车上站着，别无选择。
这一天，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谈起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毛主席说：“不是发了通知，贴出了布告，也登了报，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吗！”“是啊。”周恩来担心地说，“天冷了，这些小将已经来了，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可能早日接见，然后让他们赶快回去。”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商定，在11月25、26两天，把在京师生全部接见完毕。
一旦决定，就进行组织与动员，一天见150万，两天共计300万。从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直到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除中间留下通道之外，路的两侧都是蹲着的、坐着的和站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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