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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2 04: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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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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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世界政治研究丛书)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政治演进与制度变迁:英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世界政治研究丛书)作者:谢峰排版:HMM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10-01ISBN:9787301234211本书由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分政党意识形态与战后第一章“新社会主义模式”与战后共识

二战后,英国进入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迄今为止,和平的发展状态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掌英国政权,这是英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党,也是分属左右两翼、政治立场差异十分明显的两个党。两党各自有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案,在轮流执政的过程中,两党各自展开实验,将本党的改造蓝图付诸于实践。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两党取得过成功,也有过失败,针对失败,两党均展现出重新审查治理方案,重新寻找和吸收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要素的能力。两党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及各自的执政实践主导了战后英国政治的变迁,对战后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393席,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出任英国首相,负责组建政府。工党战胜了因领导二战胜利而享有巨大威望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领导的保守党,表明英国社会的政治风向发生明显改变。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二战的爆发、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期待变革。工党的胜选表明,民众愿意给予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一个机会,使其实现改造社会的蓝图,改变资本主义的面目,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第一节/工党右翼与“新社会主义模式

1945年的胜选,对工党意义深远,对整个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1900年成立以来,工党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于1924年、1929—1931年组建过两次少数党政府,因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党地位,且执政时间短暂,因此,工党未能将其主张充分付诸实践。1945年大选后,工党组建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多数党政府。“工党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在此前的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在不受自由党(如1924年以及1929—1931年间的情况)或联盟政府(如战争期间的情况)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统治。如果不把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挪威算在内的话,社会主义政党占据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执政的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后来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评价说:“1945年有着双重的重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工党第一次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这两件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党压倒性的胜利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党比保守党更能代表饱经战乱的英国的希望。工党的理想与英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工党成为全民族的代言人。”(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多数党的地位为工党实施改造社会的方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工党起源于英国的劳工运动,以劳工群体为其支持基础,致力于为劳工群体的利益代言。在1900年成立之初,工党受到工联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工党主流的意识形态,基尔特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欧文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对工党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流派是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得名于1884年组建的费边社,工党是由多个机构联合创建而成,其中一个机构即是费边社,这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其提出的思想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对工党影响深远。费边社会主义持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观,它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但反对激进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渐进的改良,反对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秩序进行全盘的激进变革,它希望通过议会民主和宪政的道路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因此,工党成立之初便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

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标志是1918年制定的党章,党章第四条即是著名的“公有制条款”,条款内容如下:“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之上,以及在公众对每项工业或服务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的最佳制度的基础之上,使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并实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注:Tudor Jones,Remaking the Labor Party,From Gaitskell to Blair,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p.4.)把“公有制”条款写入党章,这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是向外界公开宣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为己任。

同年,工党又颁布了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工党和新社会秩序》,这份声明奠定了工党未来三十年政策的基础。工党在声明中明确表明,它要实行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国民最低标准”,就是以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的最大工作周等条件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一项全面性政策。第二项原则是“工业的民主监督”,此项原则强调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项原则是“国家财政革命”,也就是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第四项原则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即国家财富的积余必须尽可能用于扩大全体人民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注: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制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48页。)克莱门特·艾德礼把这个纲领称为“是一个充满信仰和热情的宣言……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的文件”(注: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歧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引人瞩目的是,工党在纲领中把国有化作为实现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化、公有制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英国大选中,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以此为骄傲。工党最终的国内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注:Lain Dale(ed),Labo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pp.54—56.)

不过,就如何理解党章和党纲,尤其是党章第四条公有制的思想,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贯穿着工党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主导了党内斗争的方向,是划分党内左右两翼的根源性问题。左翼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政党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彻底变革,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是不公正、不人道的,它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及对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而不是改良,只有彻底改变劳资关系,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彻底消灭各种危机和弊端。左翼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目标。右翼则把国有化和公有制作为改良资本主义、提高经济效率、使资本主义更具人性化的手段,认为应以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渐进地对其进行改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过程,是新的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发展壮大的结果。

追本溯源,上述分歧产生的根源与工党成立之时组织结构的联合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有关。工党在创建之初即是一个联合性的结构,工会、费边社、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这些联合伙伴各自均有利益诉求和追求目标,虽然大方向都是代表劳工群体的利益,但其中的倾向性却有不同,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改造方案也不同,有的多改良主义色彩,有的则多激进主义色彩。这些传统的存在影响了党内政治,在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的革命的争论中,左右两大派别逐渐形成。因此,尽管工党在党章和党纲中对工党的奋斗目标有过明确的文字表述,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左右两翼的分歧和争论从未消失过,这些分歧和争论在战后工党的执政实践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影响了政党执政活动的开展,而且,也使工党在某些时期的施政举措呈现出与其理论主张相脱节的现象,同时,它也是导致工党组织发生分裂的直接动因。

在左右两翼的争论中,所有制问题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它是争论的核心。在所有制问题上,右翼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完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结构,可以通过实行一种混合经济,通过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干预,解决私有制产生的弊端。例如,右翼著名的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认为,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不否认所有制的影响,但他认为,所有制发挥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它并不比其他因素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加重要”(注:A.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Cape,1956,p.75.)。

在右翼对所有制理论的修正过程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可运用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来调整总需求,其中,政府可通过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开支来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恢复经济活力、创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的核心就是赤字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大量的开支来干涉经济运行,因此,政府显然要扮演一个大规模干涉主义者的角色,要对经济进行计划,并通过征税、支出等政策来操纵市场需求。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一些弊端,但认为通过国家的干预,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清除这些弊端。工党右翼吸收了这一理论,克罗斯兰曾说:“资本主义容易引起的种种弊端(不平等、失业和经济不稳定),可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得以克服,从而使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成为多余……一个正确规范的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体制,是能够实现使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的大部分目标的。”(注:Eric Shaw,The Labor Party since 1979: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4,pp.2—3.)

右翼不再把改变所有制结构作为目标,公有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再是目的,取而代之,右翼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管理,通过国家对经济大规模的计划和干预,消灭私有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资本主义更具有人性化。在社会领域,右翼希望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干预社会领域,通过福利国家建设,打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建立福利国家、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平等社会成了右翼追求的目标。对于右翼提出的这一“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克罗斯兰将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概念。”(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对工党右翼对传统思想所做的修正,工党史学家都铎·琼斯(Tudor Jones)做了概括,他认为,“作为思想的实体,修正主义涉及对工党思想内被广泛接受的正统理论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两个方面的背离。首先,它拒绝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应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确认。因此,它拒绝接受1918年之后的理论上的承诺,即将扩大公有制作为实现所有重要社会主义目标的必要条件。其次,使用诸如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平等等表达价值与理想的词汇,修正主义代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伦理重述。修正主义鲜明的特性并不在于它本身对伦理的强调,而是在于坚持认为这些理想的目标可以用适当的财政和社会政策、不采取大规模的公有制扩张并在市场导向的混合经济框架内来加以追求。而且,从这一点来看,在修正主义眼里,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的众多有效的政策手段中的一种而已。自然,它不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石”(注:Tudor Jones,“Labour’s Constitution and Public Ownership:From Old Clause IV to New Clause IV,”in 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 eds.,The Labour Party:A Centenary Histor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301—302.转引自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克罗斯兰总结说,社会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含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惟一共同特征是它们的道德内容。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社会合作、普遍福利以及平等的思想——由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不公而同时产生的思想”(注: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在党内左右两翼的争论中,右翼占据了上风。在战后第一次大选的前一年即1944年,领袖艾德礼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只要工党在战后上台执政,就将采取混合经济模式。(注:K.Harris,Attle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2,p.534.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1945年工党执政后,右翼开始将其主张付诸执政实践。在国有化方面,“从1945年到1951年间,作为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艾德礼政府先后对一大批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包括英格兰银行、大东电报局、国内航空、煤炭工业、电力及铁路部门(1947年)、煤气(1948年)和钢铁工业(1951年)等实行了国有化。这是战后英国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在社会福利方面,艾德礼政府以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age)于1942年制定的《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为基础,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政府相继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以及《国民工伤补助法案》等法,这一系列重要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奠定了英国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这是工党政府所实施的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到1948年,艾德礼宣称工党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政府运用凯恩斯扩大政府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维持充分就业。

在工党1945—1950年以及1950—1951年这短短两届政府执政期间,英国面貌发生大变化。对于上述工党政府的政绩,后来的工党领袖布莱尔给予很高评价,他说,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时期的政府……它的目标是宏大的:人人就业、像样的住房、合适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它“不仅允诺了变革,而且实现了变革,把理想和现实均衡地结合起来”(注:同上书,第16—17页。)。他还具体总结了战后工党政府的成就:工党设计了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积极的过渡,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和地区性的萧条;工党实施了贝弗里奇报告……建立了普遍的国民保险制度以解决疾病、失业、退休等问题,以当时令世人羡慕的福利制度来资助孩子们和家庭;工党在它当选三年后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工党政府表明社会主义是为了消除不平等:不是要打击出类拔萃之辈,而是把机会分给每一个人;在对外关系上,工党也作出了贡献……”(注:同上书,第16—17页。)

福利国家建设是艾德礼政府的执政重点之一,它奠定了之后数十年英国福利政策的基础。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经由制度性的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工党缩小了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推进了平等,从整体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这是它取得的最大成就,影响深远。国有化是艾德礼政府的另一执政重点,经过这一轮国有化浪潮,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了20%。不过,工党政府并未对英国经济实行全面的国有化,绝大部分工业和金融业仍是私有制,英国的经济模式属于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

显然,工党实行的施政举措与传统的主张相比,向后退了一步。自1918年制定党章之后,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就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但是,工党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未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替代学说,进行了有限的国有化运动。很明显,政党的立场出现了右倾。混合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工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表明工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发生了某些本质的变化,工党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温和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工党出现右倾的同时,保守党则出现左倾倾向。传统上,保守党是一个倡导私有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在1945年大选中,保守党以此政纲参选遭到英国选民的拒绝,选民愿意接受工党改造社会的方案,表明英国政治风向已经发生变化。“这次失败被保守党解读为是选民拒绝接受保守党战前的统治方式,保守党很快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选举环境,这种对逆境采取实用主义的反应是保守党悠久的传统。”(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实际上,在大选之前,党内以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ian)、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已开始出现左倾倾向,他们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认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例如,麦克米伦提出走中间道路的理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域,我们将在适合私营企业的领域和实施所有权及控制权的领域之间保持一种明智的平衡……政府将追随民族特性,即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避免自由放任的极端,也避免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实施集体主义控制的极端”(注:A.Horne,Macmillan 1897—1956,London:Macmillan,1990,pp.193—292.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1946年,在巴特勒主持下,保守党出台了《工业宪章》,这是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核心就是肯定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工业宪章》承诺:“为了效率、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定,现代保守主义坚持对经济的运行施加有力的中央指导。”(注:R.Blake,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Thatcher,London:Methuen,1985,p.259.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保守党于1951年上台后,对工党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施政政策,基本继承下来。在保守党温斯顿·丘吉尔(1951—1955)、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955—1957)、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以及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1970—1974)执政期间,保守党内的左翼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工党的各项施政措施基本接受,除了将钢铁和公路运输重新私有化之外,工党国有化的政策基本未被触动;除了在医疗保健等政策领域做了一些小调整之外,对工党奠定的福利国家结构未做大的变动。在经济领域,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调控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从1948年到1970年间,英国年平均失业率从未超过3%。(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党虽然在大的政策导向方面存在一致,但涉及具体政策,仍有很多差异,例如,在国家发挥作用的边界、社会福利的范围和程度、税收的水平等问题上,两党的观点和做法有不同。保守党的高层人物巴特勒对此曾评论说:“我们都说着凯恩斯主义的语言,但是,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调和不同的声音,持续的差异是任何共识政治的一大表现。”(注:Richard Heffernan,New Labor and Thatcherism: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2001,p.154.)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甚至否认两党之间存在共识。因此,保守党政府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执政时继承了工党的治理框架,但认为工党已经走得够远,不能再往前走了。同时,两党内部均有对共识持反对意见的力量,工党内的左翼对政党的右转持批评态度,同样,保守党内的右翼也反对政党的左转,党内要求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重新私有化的声音也从未断绝。

这样,作为战后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工党向右倾,保守党向左倾。“保守党1951年上台后,其财政大臣拉博·巴特勒的执政措施与此前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的做法非常相似,以至英国出现了‘巴茨克尔主义’一词,来描绘在处理经济事务中两党出现的新共识。”(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对于两党形成的上述共识状态,布莱尔曾评论说:“我们1945年的胜利迫使保守党调整和改变自己,接受了福利社会和混合经济的主要内容。1945年政府建设了一个持久的战后局面,迫使保守党接受了我们的立场。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的:到50年代,‘1945年的大部分政策都不再激进和有争议;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已成为两个党为了调整而不是为了替换而竞争。’”(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保守党的最大变化在于肯定了混合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干预的重要性,工党的最大变化则是不再把建立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而是通过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发展,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实现社会平等。凯恩斯的经济管理理论被两党接受,“凯恩斯在战后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源于以下事实:对社民党人来说,他代表着为社会目标来调控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对温和的保守党人而言,他是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能够获得广泛社会共识的保证。”(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两党在最重要的混合经济和国家干预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工人与资本家、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对立。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不管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多大的分歧,工党与保守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摒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观点”(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国家干预主义在二战后兴起的直接起因是20世纪30年代蔓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场根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大危机深刻暴露出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它推动欧洲国家普遍左转,美国则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领导下实行“新政”,同样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发展,推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复苏。国家干预、中央计划似乎在二战后成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共同的潮流,正如著名经济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注:E.F.M.Durban,Problem of Economic Planning,London:Routledge,1949,p.41,转引自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除了在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出现共识外,在政治领域,两党也都认同英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赞成运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以一种协商妥协的政治风格解决问题,工会被赋予权力,成为与资方合法的合作者。对于两党所形成的共识,英国学者莫舍·摩尔(Moshe Maor)曾将之概括为:(1)政府在执行总体经济政策以确保充分就业时的广泛角色;(2)适当‘混合’公私资源之所有权的共识;(3)根据客观需要而来的福利保证供应量;(4)继续支援传统的宪政特色如选举制度、国会主权以及内阁制下部会首长集体和个别的责任等。工党和保守党也承认把地区性利益集团,如工会,整合到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性。(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8—239页。)

对两党战后在治理模式上的相似,有研究者总结了其历史渊源,认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前,当时萧条的经济与骤升的失业率突显出自由放任式社会和经济政策(即坚持政府干涉应降至最少或完全消失的主张)的缺点……对德及其党羽的六年战争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并使人们渴望一个新的开始;始于1940年至1945年间运作的联合政府,助长工党和保守党在社会与智识上的联系;政府成功地严格控制住战时经济,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支援基础;政府与工会热忱的合作是战时统治成功的关键,因而促使英国大众强烈要求两者应举行定期的战后咨询……1942年《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公布后,全国民众对社会服务的未来发展已建立共识”(注:同上书,第237—238页。)。在上述各种因素的联合推动之下,战后第一次“共识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第二节/共识政治的运行及其困境

这样,工党于二战后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没有将传统理论付诸实践,对资本主义采取激进的制度替代战略,而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采纳了一种渐进改良的方针,在当时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选项之间,采取了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以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充分就业为主要内容,以凯恩斯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柱,以社会平等为目标。领袖艾德礼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中央计划、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事实上,不仅英国工党,从大范围来看,西欧国家的很多左翼政党社会党也逐渐采纳了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二战结束之初,尽管对经济中的主要部分进行国有化的思想在西欧社会党内仍拥有相当大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整个经济的国有化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西欧国家的议程中。在那些左翼力量较小的国家中,左翼不可能说服其勉为其难的联盟伙伴遵循这一激进道路。而在如英国和北欧等左翼力量强大的国家里,也没有令人瞩目的少数人——更不必说多数人——提出实现这一辉煌目标的具体计划”(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很多左翼政党已逐渐对在革命或制度意义上变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产生了质疑,它们逐渐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公平的社会更为切实可行。但是,社会主义者要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人道的、公平的社会,需要资金支持,“那在缺乏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的条件下,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来提供。因此,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偿付社会福利所需资金,必须尽可能地使市场富于效率;而为了遵循‘社会主义’政策,实质上必须支持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取消私有部门——至少在最近的将来——那么就必须鼓励其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鼓励其成为有效率的资源分配者,以便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注:同上书,第176页。)。

因此,“在实践中,1945年所有西欧政府的共同目标,是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同上书,第177页。),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生存能力以及效率低下的私有部门进行国有化以及对那些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如银行或电力工业)进行国有化,以确保其他私营部门沿着既能保证经济利益又能满足社会期望的道路前进,成为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手段。(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这样,左翼政党内的右派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效以及健康发展的一种途径,国有化变成了手段而不再是目标。有学者因此评论说:“国有化,这一左翼支持的政策,远不是一项独特的社会主义政策。大量的证据支持国有化的发生具有许多原因的观点,例如为了现代化,为了实现合理化,为了计划化,为了惩罚纳粹的合作者(法国),为了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奥地利),为了保证就业,等等。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国有化,似乎是国有制诸目标中最不显著的一个。福利改革可能被视为目标本身,但国有化最初却是被作为一种安排经济发展的工具。”(注:同上书,第192页。)同样,右翼政党内的左派也认可了通过混合经济来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把国有化当作推动资本主义合理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更加高效和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样,在对待国有化和公有制问题上的工具主义观,造就了左右两翼政党的一致性。

这种试图寻求利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来赋予资本主义以“人道”面孔的观点流行开来,在西欧社会党内逐渐占据了主导,社会党内的右翼势力开始同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原则明确做出妥协。1959年,作为西欧社会党典型代表之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又称《哥德斯堡纲领》。在此纲领中,社民党改变了以往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敌视和反对态度,开始承认两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赞成使竞赛始终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纲领在谈到德国社民党的思想来源时,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注:同上书,第70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纲领也给出了解释:“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注:同上书,第70页。)公有制不再是奋斗的目标,推动社会的不断富裕、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的就业、公平的分配、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繁荣等成为新的目标。对于政党自身,社民党宣称,它“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注:同上书,第84页。)。德国社民党是西欧社会党中马克思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一个政党,《哥德斯堡纲领》的出台无疑显示出社民党已经大幅右倾,原有的左翼激进色彩大大淡化,社民党已成为一个温和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纲领也因此被称为“德国社会主义非激进化百年进程的巅峰之作”(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新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二战后西欧各社会党施政时的普遍做法,各国右翼政党上台后对这一模式也未做大的变化。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社会党的这种模式做了描述,他说:“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通过掌握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拥有了划拨福利、提供补贴的活动余地。更主要的是为实行一种真正有效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活动余地。它可以为了实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对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条件施加影响。换句话说,进行调节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在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保障社会一体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主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转引自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对这种治理模式做过总结,他认为这一模式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国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集体主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加上社团主义;限制市场的作用;混合经济或社会经济;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线性式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国际主义;属于两极化的世界。(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二战后三十年间,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西欧社会党运用这种改良主义模式取得了伟大成就。它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私有制不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自由市场经济不再能完全操纵经济运行,社会不再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政治文化中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社会的平等、物质的丰富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民众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处境大幅的改善,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带有很多未来社会的特征。它的成功使社会党人认为,它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方面,通过对经济运用凯恩斯主义调控政策,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使经济不再饱受经济危机的威胁,而可达到稳定发展,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动力和活力,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通过“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实施,可以避免对原有的一切进行彻底摧毁和重建的高额代价,运用一种和平、改良的方式清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问题上的消极影响,解决资本主义一直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一对矛盾性的问题。

这种模式的成功使得西欧政坛中左右两翼传统的分野似乎消失了,“左右翼的分野似乎正朝着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的方向发展。双方越来越卷入到如何组织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应否消灭资本主义的辩论之中……所有这一切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关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社会党经过改良的社会主义模式似乎成为西方国家走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通天大道。“这一模式一直到70年代都是很成功的,因此,它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不仅对整个政治日程起支配作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其他许多民主政党的政策参照框架。”(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至少得到全体选民三分之一的支持,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的份额继续增加。‘社会福利国家政党’的形象到处都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标志。这一形象带有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深刻烙印,它代表以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社会一体化以及在这一框架内国家和私有经济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全力支持为一切由社会造成的生活风险公正地提供保障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后者保证社会弱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参加社会与文化生活。”(注:同上书,第38页。)

战后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行,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它发挥作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关于上述模式运行的社会环境,安东尼·吉登斯做了如下归纳(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

●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

●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

●一个精英主义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

●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中,国家可以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干预,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充分就业。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国家才有充盈的收入,运用公共开支,通过再分配的社会福利政策,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老年人生活保障等领域,实现建立美好平等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充分行使则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保证。因此,一旦出现危及增长的因素,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国家不能起到修正主义所设想的财富分配中间人的作用,失业、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开支等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修正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公平分配等也失去了基础。

上述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出现,“新社会主义模式”的黄金时期也逐渐结束。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在所有国家,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经济增长放缓了,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减少能源输入和代以其他不同种类的燃料所带来的成本加大而造成的”(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除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之外,西欧国家在外部面临着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内部又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充分就业及其造成的工会的力量,导致廉价劳动力时期的结束。东德熟练的劳动力再也不向该国西部迁移以促进它的经济发展;意大利和法国在50年代存储的农业工人大大减少了;到1973年,外籍工人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已经停止;在英国,新的移民法控制了其前殖民地国家工人的流入;在法国,60年代曾经占有很大比例的纯移民,在70年代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再也不存在外部的或流动的‘工业常备军’来平缓经济变化和维持工资下降”(注:同上书,第509页。)。

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1945—1970年,劳动生产率比此前80年的平均增长率增长了三倍多,1970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就业和生产率都下降了,而价格却上升了。这是全球性严重滞胀的开端”(注:同上书,第508—509页。)。从英国的情况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3%,到了60年代变成4%—5%,而在70年代初期超过9%。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间将油价提高4倍,英国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竟然高达24%!失业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为年均335000人,60年代为年均447000人,到了70年代飙升到年均125万人(1974—1979年)。经济增长率在1948—1973年间年均为2.8%,而在1973—1979年间却一落而为区区1.4%”(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经济增长缓慢以及高的失业率,大大减少了政府收入,这对社会党福利国家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能够使福利不必借助加剧家庭税收负担而实现,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破灭了。国家收入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增长,而政府的福利承诺却已大幅增加。这导致1975—1976年间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将近46%,创下战后的最高纪录。公共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又导致国债的大幅增加。到1975年,即使被官方认定为最贫困的人群也必须纳税,而有两个孩子、达到平均男性工资水平的国民要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直接的税额,在1955年则只需缴纳收入的3.3%。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福利国家的公众期待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的承受意愿和国家的财政能力”(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高额的福利开支逐渐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更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商品、技术、信息、资本等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大大压缩了社会党以往运行有效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适用空间。资本在全世界快速自由的流动不仅使它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而且,为最大化获取利润,它们往往向那些劳动力和原材料廉价地转移。民族国家如果提出增加税收和提高福利的要求,更会导致资本外流,但如满足资本要求,则国家收入会大受影响,进而影响用于福利的公共开支。“在国际竞争的强制下,各民族国家为了向本国吸引投资,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方面力图用更好的条件压倒对方,由此造成的对税率的压力导致国家持续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治理能力、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削弱,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其有效性及可行性已经大受影响。

在工党和保守党20世纪70年代的轮流执政过程中,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运用明显不如以往有效。政府为减少失业、保证实现充分就业所采取的加大货币供应量的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工人工资水平上升过快,通货膨胀抬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但是,一旦缩减开支,采取紧缩政策,通货膨胀虽然降低,但经济增长缓慢乃至出现停滞,经济呈现“滞胀”局面,即经济发展缓慢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的激增并存。为此,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也曾经采取措施,例如,限制开支、压缩信贷、暂时停发工资、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等,但有的效果很小,有的因得不到工会支持而失败,例如,工党在1969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执政时期,曾就限制工会权力拟订了《劳资关系法议案》,但因遭遇反对而未能在议会中通过。

严峻的竞争环境、沉重的财政压力已无法支撑“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转,但是,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不仅得不到选民的支持,而且,鉴于英国工会势力庞大,如果采取削减福利、紧缩工资的措施,工会的反对往往会造成工会与政府关系紧张,罢工频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本身也参与削减社会福利国家支出,它会因采取这种决定而丧失它的政治特性的基本方面,因为建立福利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竞争中体现自我理解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特色的至关重要的领域。

显然,工党在战后三十年间成功运行的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妥协协商为执政风格、以国家干预为手段、以建立福利国家、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为追求目标的执政模式,已逐渐失去它成功运行的客观环境。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英国经济时而停滞、时而通货膨胀的局面,工党和保守党党内对战后以来奉行的治理模式的质疑声不断,两党内部均有主张结束共识、重新寻找新的治理方案的力量,且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三节/左翼的回归与激进替代战略

从工党来看,自二战结束后,党内左右两翼的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是,围绕政党的执政路线问题,两翼的争论从未消失过。回顾历史,自二战后以来,右翼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提出的修正主义治理方案成为工党官方的政策。在工党的各种文件中,体现的都是右翼的思想,“如《工业和社会》(1957)、《进步计划:工党的英国经济扩张政策》(1958)以及罗伊·詹金斯为1959年大选而撰写的《工党的例证》,实质上都是坚决承诺进行社会改革、试图维护和发展欣欣向荣的私营部门的例子……工党的1959年选举宣言《英国属于你》,是一篇鲜明的修正主义政策檄文,它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伦理的普遍承诺……承诺除了钢铁和公路运输业外(保守党新近将这两个行业私有化),不再进一步推进国有化等”(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296页。)内容。

到1959年,时任领袖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ckell)鉴于右翼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的有效性,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了最佳的治理方案,因此,在党章中应体现出工党在思想上的新变化,所以,他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不过,“盖茨克尔不曾试图完全清除党章第四条。他的计划是将其他原则性声明纳入党章,从而使第四条丧失其作为工党惟一界定的最终目标的突出地位。这样,第四条能够被‘扩大’和‘阐明’,成为党章第十条。第十条将包括原来的第四条以及对于混合经济的新承诺。这是一个典型的、令人不快的妥协”(注:同上书,第297页。)。

尽管是一个妥协,但也在党内引发强大的反对浪潮。国有化和公有制是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是政党自建党以来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它与工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之进行修改是涉及政党性质的大事。对于右翼试图否定国有化和公有制的行动,党内左翼表示强烈反对,左右两翼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右翼所持的修改理由是,工党在战后执政过程中,并未将党章中所致力追求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目标完全付诸于实践,其执政实践和理论纲领之间始终存在着脱节。工党的理论纲领要求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用计划取代市场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消除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公正;但是,工党的执政实践却放弃了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行为,而只是主张通过扩张劳动权利和实行有助于平等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不平等的发生。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得保守党将工党作为具有危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进行攻击,而且,工党在执政中对国有化和公有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损害了政党名声,加深了民众疑虑。(注:王燕:《金诺克改革与英国新工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加之,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弊端,出现了诸如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贪污浪费、企业亏损严重等现象,在英国公众舆论中,对国有化的热情开始消退,支持度开始下降。因此,从赢得选举和执政的角度,工党应依据执政实践和顺应民众潮流,对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做出修订。

但是,对左翼来说,右翼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公有制是一种信仰,它代表着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的社会是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曾说:“盖茨克尔演讲的许多内容是可能得到保守党赞同的,他试图将目的和手段分开的观点,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有组织起全社会的资源才能达到目的。”(注:David Powell,What’s Left?Labour Britain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London &Chester Springs:Peter Owen,1998,p.22.转引自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左翼不仅坚持国有化和公有制的原则不变,而且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国有化。

结果,在1960年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的修订意见遭到拒绝,其中,工会的反对声音很大。第四条款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对于公有制的承诺也被打印在党员卡片的背面,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地位。“盖茨克尔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党比欧洲任何其他左翼政党在组织上存在着更大的分裂。”(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工党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结构,议会党团、选区、工会及附属组织在党内都有自己的势力,在这种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联合性组织内,各部分的目标和政治倾向是不同的,从大的倾向来看,始终存在着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歧。长期以来,议会党团是右翼势力的集中地,选区政党、工会和附属组织则容易向左的方向倾斜。作为政党高层的议会党团虽然可以在实际的执政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在年会中,右翼的行动受到很大牵制。各派势力均参与到年会中,其中,工会的势力尤其强大,作为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及最高决策出台的场所,年会是各种势力和观点交锋的主要场所,尤其在修改党章这一重大问题上,工会因掌握年会大比重的投票份额,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结果。

工党右翼倡导的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造就了英国战后多年的繁荣,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右翼治理模式日渐失效。1974年2月工党取代执政四年的保守党上台执政时,面临的就是日渐升高的失业率和国际收支赤字、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日渐下降的工业生产指数。到1976年,国际收支问题以及对工党政府有可能制定过分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的猜测引发了英镑贬值,为缓解压力,工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如下附加条件:“第一,在两年内削减公共开支25亿英镑;第二,廉价出售英国石油企业5亿英镑的股份;第三,保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注: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3页。)满足上述条件才可提供贷款。经过内阁激辩后,工党政府接受了附加条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公司股份、提高税收,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表明,凯恩斯主义作为工党指导思想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已经终结。

1976年9月,时任工党领袖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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