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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2 06: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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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彦

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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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歌谣

午后歌谣试读:

午后歌谣

作者:林彦排版:辛萌哒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10659874本书由现代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午后歌谣

午后一般是指这种时刻,阳光只剩下一片白炽的温度,河水和时间都不再流动。桥埠边,云和乌篷船的影子歇在一汪凝固的水面上。屋檐下织渔网的阿婆目光呆滞,面对脚边一片蜷起的香樟叶,望了很久也只有一片。

不肯安静的只剩下声音——蝉的轰鸣,锡器店单调的敲击声,收音机里时断时续的越剧,再加上街头的吆喝声——这些声调也像阳光下的树叶,晒得卷了边。“鸡头莲蓬,清水菱角哟……”这大概是同兴桥边卖水果的“麦子”的声音,夏天卖莲子枇杷,春天卖马兰头和白杏。如果在早晨,那声音是饱含着雨水的,一漾一漾地传得很远。“有——报纸酒瓶卖的!”回收废品的“猫子”也倦了。别看这家伙长得方方愣愣,挺憨的一个大男人,喉咙可是又尖又脆,像飞溅的瓷片劈空而来,剜着全镇人的额头和耳朵,一嗓子就把卖废品的人从家里撵出来了。“咚咚……哩格咚”,拨浪鼓摇得有气无力的,“日本仁丹”在打哈欠吧?“日本仁丹”以前叫老康,扛个箱子走街串巷卖梨膏糖,因为鼻子下面有个铜钱大小的疤,像一块日本招牌,一街的人都叫他“日本仁丹”,他自己也这样叫。

只有小孩的声音是不知疲倦的——“椒盐饼子五味酥,桥东点心七里香啦……”“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甜甜吔甘甘吔二十四味……”

脆亮的童音在炙热的阳光下一遍遍地鸣唱。这是方恒志、陈辉煌、老谢和应小红,都是我们班上的几位有钱人。

栖镇的夏天是小孩子赚零花钱的黄金季节,一放暑假,大家就各自拎起提篮,边玩边赚钞票。以前我是不屑于陪他们晒得黑汗直流的,只是替他们抄暑假作业,从他们赚的硬币里分一把去七里香面馆吃鱼板面。七里香卖的面比街头的面摊要贵好多,老谢就拼命倒不要钱的醋。除了吃面,也喝冷饮,打乒乓球,看小人书,哗哗啦啦,一转眼就把裤兜掏得安静下来了。

但是这个暑假情况不同了,陈辉煌说再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是不行的,必须要赚四十块钱,才能完成一番事业。我也摊派了八块钱的任务,相当于抄一百个练习簿或者卖两篮茶叶蛋,数字庞大得不得了。幸好有老谢出主意,让我到百乐影院卖电影券,母亲工作的缫丝厂每月要发电影券,看不完的可以削价卖掉。

当时母亲老是为我的数学成绩心急如焚,把我关在家里用功,不肯轻易“开笼放鸟”。不过午后一点半,她摇的蒲扇会准时停顿下来,去邬桥缫丝厂上晚班,夜间十点才会回来。

我赶紧从草席上一跃而起,加入到午后嘹亮的歌谣里……

完成一番事业是陈辉煌的说法,其实就是发动大家趁暑假赚点钱,帮王玲珑凑足学费。陈辉煌是副班长,班长的位置始终被王玲珑盘踞着,不过我们都听陈辉煌的。陈辉煌浓眉大眼,长得确实像个干部。女生尤其喜欢他笑起来坏坏的样子,所以下雨的时候陈辉煌从来不带伞,因为总会有人把漂亮的花伞塞到他手里。

男生们拥护陈辉煌主要是因为他能像及时雨宋江一样仗义疏财,钢笔丢了或者作业本用完了都找陈辉煌借,并且只借不还,他还是照借不误。他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零用钱,而且买东西比谁都便宜。陈辉煌的爸爸在栖镇当税务所长,不要说满街商贩,就连我们冯校长看见陈辉煌也会马上绽开火辣辣的笑容。

全班只有王玲珑对陈辉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王玲珑人如其名,聪明得玲珑剔透,也是班上的有钱人。卖棒冰的应小红一双球鞋要从夏天蹬到冬天,而王玲珑的长裙和皮凉鞋上早已标上了英文牌子。她爸爸在栖镇边的月塘开毛巾厂,骑着雅马哈摩托,每天风驰电掣,撞上石拱桥也轰隆隆一驶而过,简直把摩托当坦克开。

当然这是暑假之前的事了。七月初的一个中午,月塘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栖镇都能看到浓烟滚滚直上云霄。还好,没伤到人,只把半街木楼还有王玲珑爸爸开的毛巾厂烧成了一片灰烬。

火灾过后王玲珑就没来上学,据说她妈妈承受不住打击住进了医院,她爸爸忙得焦头烂额到处躲债。摩托车就首当其冲被卖了抵债,录音机、电扇、沙发也让她爸爸送进了同兴桥边的寄卖行里。

看样子王玲珑交学费都有问题,要是连班长也失了学……班主任老邹去医院探望了王玲珑的妈妈,回来后居然牙疼似地歪了半边脸,仿佛眼睁睁看着一件精致的瓷器从三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结果刚放暑假,陈辉煌就给老谢、方恒志、豆豆和我指派了任务,要求大家各显神通为王玲珑凑学费。

我们瞪着陈辉煌,似乎都没反应过来。王玲珑一直是陈辉煌眼里的一粒沙子,每回考试总比陈辉煌高一两分,然后高傲地瞥他一眼,恰到好处地打击着副班长的气焰。

陈辉煌不肯说理由,我们事后才听老谢补充了一下。起因大概是前天早晨陈辉煌在西陵桥上无意撞见了王玲珑,当时老谢也在场。老谢说真是公主变灰姑娘,那么趾高气扬的王玲珑竟然缩在一边给他们让路,还望了陈辉煌一眼,眼光像猫一样,又乖巧又伶俐又可怜又……

这种情况你能不起同情心?再说又是面对一个漂亮的女生,男人嘛!老谢痞里痞气地说。

我懒得去纠正他,其实这一年他和陈辉煌一样,都才十三岁半。

方恒志的财富都长在树上。

方恒志外号“天不亮”,五官天生就不怎么舒展,两眼还老是睁不开。他住在永和巷后面,比我大一岁还低我一个年级——已经留过两次级。他从不逃课,上课也不乱说乱动,可成绩却一团糨糊。为此,老谢还做了总结:肯定是被他老子打得脑袋进了水。

他的确是经常挨打。他爸爸在七里香面馆旁边开了一家酥饼店,没有招牌,也叫七里香酥饼。店里的五味酥和椒盐饼子确实很香,五味酥瞧上去很不起眼,表皮无油也没有馅,味道素净,却能沁出鹅油火腿的醇厚,一口咬下去让人的表情都变了。尤其在出炉的时候,酥饼色泽焦黄,热烘烘的香气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诱人食欲,不止七里。

可惜,有这么好的家传手艺,他爸爸却总是不能发财,因为家里孩子多(方恒志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又好赌钱,输空了就找一碟花生米滋儿滋儿地喝酒,一边监督方恒志替他算零售的酥饼账,一边红起眼睛骂人,骂生意不好做,骂家里总不长肉的疙瘩猪,也骂老婆的臭卤坛子。方恒志的妈妈是宁波人,习惯腌几菜坛的臭苋菜,日久天长,咸水坛子里浮涌起无数的白沫和小虫。他妈妈认为越臭越好吃,每天傍晚他家一开饭,就臭得四邻人仰马翻。

说来也怪,方恒志那进了水的脑袋只要一进树林就出奇的灵敏。栖镇东堤外绿葱葱一片全是树,梧桐、刺槐、杨柳、苦楝和桑树。不管树长得多挺拔,方恒志嗖地一下就能蹿到顶,像猫一样。他课余卖的酥饼钱必须颗粒归仓,零花钱都是从树上“摘”的。春天帮蚕农和果农采桑叶摘青桃,初夏抓银胖子。

银胖子是蝉的幼虫。夏天的柳树下,泥土总是潮湿的,无数的幼蝉开始忙着掏地洞,等待太阳落山便纷纷出土爬上树,趁着夜色蜕变。幼虫将背都撑裂一道缝,银白的躯体艰难地从金色外壳里挣脱出来,再耐心等候日出让翅膀和身体变硬,然后一飞冲天。

傍晚是抓银胖子最好的时间。男孩们倾巢出动,一串串竹纸灯笼沿着河堤的树林忽上忽下,从柳树和梧桐上揪下一个个不会飞的银胖子,扔在小桶里,回家用油一煎,鲜、香、脆、嫩,湖蟹也不能比拟。方恒志抓银胖子连灯笼都不要,上蹿下跳随便摸几把就能把一棵树打扫得干干净净,收获的银胖子统统卖给如意茶馆做点心。

也许是看他赚钱的身手如此敏捷,陈辉煌给他摊派了十块钱,这让他的鼻尖直冒汗。他最烦王玲珑,但又不能不听陈辉煌的指挥。有一回王玲珑吃了方恒志卖的五味酥,手腕上冒出许多红斑,怀疑酥饼被蟑螂爬过。方恒志当然据理力争,实在吵不过全班女生的七嘴八舌,竟要抓一只蟑螂吞下去,试验一下是否会长红斑。结果陈辉煌挺身而出买了两个五味酥,若无其事地吃掉,从此把方恒志团结得鞍前马后忠心耿耿。

然而,暑假是方恒志发财的淡季,桃李都谢了,银胖子长成了没有肉只会叫的空壳,堤边只剩下一树树没人管的桑葚。桑葚一旦成熟那是来势汹汹的,风都不能摸,一摸就往下掉。方恒志拎了两篮桑葚上街,可又不好意思叫卖。这东西不算水果,小孩想吃桑葚就到堤边随便挑棵树,可以吃到牙齿软倒,开口一笑姹紫嫣红。

到底老谢的算盘精,拎了那两篮没人要的桑葚出门活动了一圈,回来竟往方恒志的手里拍了两角钱,还拍胸脯说不管方恒志摘多少桑葚他都包了。

不要说方恒志,连我和豆豆都激动起来,争先恐后地为他服务。一连几天,老谢都来收桑葚,票子越掏越多。我和豆豆起了疑心,悄悄跟着他,看他拎起篮子乐颠颠地进了春草堂。春草堂是中药铺,顺便也销售零食和饮料。老谢转手把我们的劳动成果卖给了胖胖的老板娘,不一会儿那些桑葚就榨出了闪着紫色光泽的甜浆,兑入乌梅和冰糖,成了清甜爽口的果汁露,一毛钱一杯,比兑色素的橘子汽水好卖得多。

我和豆豆愤慨极了,与其傻瓜似地被老谢剥削,还不如我们直接卖给春草堂。可是一旦有人竞争,老板娘砍下的价钱就跟老谢给的差不多了,真让人丧气。索性不摘了,省得替老谢当搬运工。

只有方恒志坚持不懈,或许丰收在望,加上老谢怂恿,越干越欢。上午该帮家里卖酥饼的工夫也挪用去摘桑葚,他将盛酥饼的扁木盆搁在桑树下,不知不觉拎起篮子摘出好远,等他回到树下才发觉满满一盆酥饼都不翼而飞了。

傍晚,方恒志又狠狠挨了一通揍,卖桑葚的钱赔光了也不够填一盆酥饼的窟窿。想起王玲珑手腕上的红斑,再摸摸自己手上晒脱的一层皮,方恒志痛得龇牙咧嘴。“我是没办法才帮你!”他大声说。

陈辉煌赚钱的方式别出心裁,他是从宋老千那里学来的。

宋老千在街头守着一副象棋残局,他就靠这副象棋糊口,有兴趣跟他对一局的,赢了宋老千包赔五块,输了就得付他五毛钱。很多年都没人赢过他,找他下棋的人极少,宋老千依然面无表情地晒太阳,两根老鼠胡子偶尔动一动探探气息,仿佛一只足够耐心的蜘蛛在街头结了一张网。

陈辉煌不会下象棋,他和人比赛玩气枪,他输了赔一块,赢了就赚五毛钱。陈辉煌其实是可以不用上街赚钱的,他的零花钱是细水长流从不间断,可是最近全让葛师傅的靶摊掏空了。

葛师傅在西陵桥边守着一个靶摊。现在小镇上很难再看到这样的靶摊了,两杆油亮的气枪,几米外的木柜里竖着一排排红布靶。放学后,男孩们纷纷往西陵桥跑,搂着气枪,手指兴奋得像通了电,眯上一只眼反复比画。嗖地一枪,射倒的红布靶引爆压好的火炮纸,啪!火药味四处弥漫。射中免费,射不中得掏钱,一枪两分。

大部分时候总是射不中的,我们恋恋不舍放下枪,掏出仅有的几个硬币,扔进葛师傅脚下的木匣里。葛师傅从早守到晚,往木匣里一摸,稀里哗啦一把钢镚儿,一脸的皱纹就更加的深刻起来,全身上下瘦骨嶙峋的到处是锐角。

实在没钱了,也可以捡烟头换气枪玩。葛师傅烟瘾大得惊人,用报纸卷最便宜的老刀牌烟丝抽,这种烟丝时而熄火,时而黄烟滚滚,熏得蚊子苍蝇也望风逃窜。实在没钱买烟丝,他也抽烟头,还教我们到茶楼捡烟头,双喜、飞马、大前门,比葛师傅抽的老刀好得多,揉出烟丝,凑足一纸盒可以跟他交换五枪。所以茶桌下总有男孩钻来钻去,一不留神磕翻茶碗,热汤淋下来,烫得吱吱叫。

相比之下,陈辉煌就潇洒多了。他到场慷慨地一拍胸脯,意思是大家玩的这一场他全包。我们欢呼雀跃,集中收拾十九号靶,这个靶最小,又藏在角落,几乎枪枪落空。五十枪扫过,十九号靶纹丝不动。陈辉煌往葛师傅脚边丢下一块钱,踹了气枪一脚:“破枪,骗人的玩意。”“站住!”葛师傅咳嗽一声,眼睛像一个猎手,冷而且黑。“你说这枪有问题?”

陈辉煌重复了一句,破枪。

葛师傅一挥手,啪!十九号红靶就端掉了——谁也没看清他抓枪的动作——他只用一只手,气枪仿佛长在他胳膊上纹丝不动,蓦地又飞脚将一个汽水瓶盖踢上天,一抖手腕,啪!弹丸准确无误地将空中的瓶盖钉在屋檐上。“拿走!”葛师傅把陈辉煌丢下的纸币踢开,眼睛重新眯上,依旧萎缩地蹲在靶摊边上抽烟。

这一手把陈辉煌震住了,此后一放学他就抢先跑到西陵桥边,专心致志练习打靶。不管他掏多少钱,葛师傅总在一旁冷眼瞅着,不加点拨:“先把手感玩熟了再说。”

一学期玩下来,陈辉煌打靶的成绩直线上升,考试的分数却直线下降。期末考试后,他爸爸陈税务忍无可忍,把陈辉煌的零花钱全部掐掉了。

没钱他也舍不得丢掉气枪,又变出一个比赛赚钞票的法子。东街的老鹰带领的一伙男孩应战,稀里哗啦全败下阵来。男孩们就去找卖香烟的黄胖出马,据说黄胖能用弹弓射下电线杆上的麻雀。

黄胖到靶摊一瞄,“呵哟,蛮厉害的嘛。”“不服气你也来试试,输一枪我赔一块!”陈辉煌信心满满的样子。

黄胖瞪起眼,“输一枪赔一块!日你的昏!”

两个人真的比画起来,葛师傅一声不吭地给他们上子弹,看热闹的迅速拥起几层圈子。两分钟过后,黄胖就下巴哆嗦着不肯玩下去了,“这小贼是狠!”他才射中五个,陈辉煌已经不眨眼地撂倒了两排十个红靶。

以后,葛师傅就不让陈辉煌打靶了,在气枪里填上铅弹,专门教他去树林里练习打斑鸠麻雀。练习了两天,陈辉煌意外地打了五只大斑鸠,挑在气枪上让人羡慕得不得了,唯独他爸爸瞥着这堆战利品,脸阴得要下雨。

这也是陈辉煌玩气枪最后的辉煌。当晚收摊的时候,帮葛师傅扛木柜的水生突然眼珠一翻,倒在地上手脚痉挛直吐白沫。葛师傅急忙脱下拖鞋塞进水生嘴里,这是防止癫痫病人咬断舌头,然后背起水生去卫生院。水生是前年从外地流浪到栖镇来的,蹲在街头,见人傻笑见馒头就抢,等于半个白痴。“白痴”每天按时帮葛师傅扛木柜,发了病也晓得跑到靶摊一歪。葛师傅认倒霉,药费掏了好几回。第二天,陈辉煌的爸爸陈税务来趁火打劫,收营业税。

葛师傅交不起税,陈辉煌远远看见他爸爸派人将两杆气枪收走了。

黄昏,他回家嗅到浓郁的红烧斑鸠和啤酒气味。开饭前他妈妈差他去买酱油,他用剩余的几角钱给葛师傅买了一盒双喜牌香烟藏进兜里。

等他回来一看,那盘斑鸠差不多让爸爸连骨头都嘬干净了,总算还给他留了一只。他搛起那只斑鸠扔进爸爸碗里,溅得陈税务油星满脸。

你都吃了算了,他说,免得一窝斑鸠散伙。“甜甜吔甘甘吔二十四味……”

这是应小红在长途车站的吆喝声,江南的叫卖亦如夜雨敲铃,清脆婉转。应小红外号“马不停蹄”,念三年级那年,老师吩咐我们用“马不停蹄”造三个不同的句子,她提笔就写:“我放了学马不停蹄地去卖豆沙糖,马不停蹄地卖香草糕,马不停蹄地卖绿豆棒冰。”气得班主任在作业本上回批:“你应该马不停蹄地认真学习,马不停蹄地写检讨,马不停蹄地重新造句!”

她课余赚钱确实是马不停蹄的,收获一丝不漏全攒起来,交了学费,还买红发卡、蓝书包、咖啡皮鞋、白袜子,把自己包装成一棵果实累累的树。

如果不这样马不停蹄,应小红就有可能失学。她没有爸爸,弟妹还小,母亲在菜场踩三轮车拖鱼,经常顶着炎炎烈日,拼命往桥上拽一车爬满苍蝇的烂鱼。所以尽管应小红的数学成绩一塌糊涂,算账的速度却非常惊人,她可以在瞬间算出卖掉五毛钱的棒冰相当于挣一个新书包的几分之一,相当于她妈妈把三轮车蹬多远。

起初陈辉煌并没有发动应小红加入我们的事业,应小红既是班上的有钱人,也是出名的小气。她卖出的棒冰不计其数,自己却从不肯吃棒冰,宁愿凑到街边水管下喝自来水。

找她帮忙是老谢的主意,因为豆豆赚不到钞票,老谢就自作主张安排他给应小红打工。老谢的理由是,第一,应小红会赚钱;第二,她也可以帮陈辉煌赚到钱。应小红和方恒志一样心甘情愿服从陈辉煌的分配,不同的是陈辉煌从来没为她挺身而出,她的理由只是陈辉煌的眉毛特别漂亮——“真好看,比电影演员还好看!”说这话的时候她毫不害羞,一脸的神往。

果然,老谢一交代给王玲珑帮忙,应小红仅仅只是抽了一下鼻子。老谢故意挠挠头说,“不点头就算了,说不定陈辉煌没办法了会找张叶帮忙……”我们同班的女生张叶在文林巷边守书摊,也曾经在下雨天红着脸往陈辉煌手里塞过雨伞。“回来!”应小红喊住老谢,狠狠给了他一个白眼,“算我倒霉,我帮,我愿意帮忙还不行吗?”当即分出两个装棒冰的大号保温瓶给豆豆,讲好卖一瓶可以提成四毛钱。

豆豆拎起保温瓶,乐得满脸像融化的奶油雪糕。他念五年级才转学到栖镇,住在外公家里。他积极加入我们的行列只是图个新鲜好玩。

午后车站的人多,我就有机会被豆豆抓去滥竽充数,一起在挤车的人流里钻进钻出,汗流浃背地歌唱:“棒冰棒冰,甜甜甘甘吔……”歌声嘹亮,把空气擦拭得非常干净。

只会吆喝是不行的。应小红做买卖可是既灵敏又有经验,扫一眼乘客的表情立马就知道谁会掏钱,一根绿豆棒冰立即笑眯眯地递上去了。我们学不来,豆豆一急干脆扯起嗓门吆喝:“谁吃棒冰,赤豆棒冰绿豆棒冰果酱橘子香蕉棒冰……”其实只有赤豆绿豆,估计他是把南京街头的冷饮广告搬到栖镇来了。如果当时流行冷狗、和路雪、哈根达斯,他大概也会毫不客气地喊出来。

乱喊偶尔还是奏效的,真有人上钩,用买果酱雪糕的钱买绿豆棒冰。豆豆得手后赶紧开溜。不过他爱激动过头,难免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一旦卖了两三根就忍不住揭开保温瓶数一数,计算收成。那么热的天,数来数去就把棒冰数得化掉了。

暑假快结束的一个午后,豆豆在一辆车窗边一口气卖掉了八根棒冰,谁知没等收钱,汽车突然开走了。买棒冰的那个家伙一头长毛,对我们吹个口哨,一脸赖账的快意。

等应小红发觉过来,我和豆豆还不知所措地望着车后扬起的灰尘。应小红大叫一声:停车!给钱!竟然一路追了下去。

镇东那段路尽管坎坷不平,汽车跑得磨磨蹭蹭,可也是两条腿追不上的。但她丝毫不考虑速度的问题,只是为即将失去的八毛钱马不停蹄地追赶。三百米,四百米,汽车越跑越远,她依旧紧紧咬在后面,清水挂面的一小把头发甩在脑后,像夏天里一只羽毛着火的鸟。

那辆车终究受不了她的纠缠和尖叫,停了下来,长毛乖乖地往车窗外扔了一张钞票,我远远看见应小红一把捞住飞舞的钞票,竟然还找了长毛两张零钱。

她回到车站,剧烈地喘息着,从口袋里翻出八毛钱递给豆豆,透明的汗水成片地从额头上淌下来。

百乐电影院在栖镇最繁华的地段。栖镇的街道大多只横着三座桥,百乐这条街有五座桥。这里以前是戏楼,高高的石库门还非常有派头,霓虹灯照得电影海报流光溢彩。海报是教我们美术的小章老师画的,他画的人只会傻笑,刘晓庆和陈佩斯在他笔下同一个表情,吃错药的样子。

电影票五毛钱一张,如果放映《南征北战》这类爱国教育影片,各单位要集体发放电影券。我母亲上班的缫丝厂工会非常慷慨,不管放什么电影都定期发电影券,一张影券抵一张电影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母亲照例要领回五张粉红色的电影券,往抽屉里一撂,从来不去看。缫丝厂的女工只要做了母亲都不会去看电影,都忙,不太忙的空隙也要打毛衣,电影院里太黑,没法飞针走线。

这些电影券就任凭我胡乱挥霍。中国的,外国的,爱情的,不谈爱情的,有一段时间简直看得头昏。等陈辉煌的任务一派下来,老谢就捅我的腰,小意思,卖几张电影券就够了。

我其实老早就打过这个主意的,又怕被影院的保卫干事抓住,电影券是优惠供应给各单位的,严禁倒卖。可是除了电影券,我也找不到赚钞票的门路。母亲积压的电影券总共三十五张,削价处理,一块钱四张。上午让老谢卖,下午我去找他会合。

午后,我赶到电影院,老谢正在和卖梨膏糖的老康吵架。我扯开老谢问,卖了多少?老谢说岂有此理,才卖了四张“日本仁丹”就来警告我不要抢生意。

影院门口卖瓜子香烟的小贩,包括“日本仁丹”都兼职做票贩子,在他们手里买削价电影券要搭瓜子或者梨膏糖。我们不附加条件,影响了票贩子的公平竞争。

面对老康的虎视眈眈,我们只好打打游击,兜着影院四处乱跑,也四处出击。毕竟价钱比电影票少一半,很快卖了十多张。老谢甚至得寸进尺地说,早知道这么抢手,该让方恒志来搭酥饼卖。

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第二天午后我拉上方恒志刚到百乐影院找老谢碰头,就被“日本仁丹”和黄胖堵住,问我们还有多少电影券,识相就统统交出来,换几包盐水瓜子回家去。

老谢嗤之以鼻,我们会被几包瓜子打倒?笑话。“日本仁丹”见我们软硬不吃,突然揪住老谢大喊:“倒卖电影券,光天化日搞投机倒把啦 !”糟了!鼓起金鱼眼的保卫干事马上推开窗户朝这边张望。

幸好老谢比泥鳅还滑,挣脱了老康的鸡爪,扯起我和方恒志就跑。这么一闹,手气非常不顺,好半天才卖了一块钱,还险些被一个头发烫得像狮子的女人揪住。

当时老谢拉住那女人的衣角,满腔热情地问她买不买削价电影卷。“狮子头”却莫明其妙发觉丢了钱包,扯起高音喇叭要老谢坦白交代钱包的去向。“金鱼眼”这家伙对“日本仁丹”的投机倒把视而不见,这时候却操起警棍行动起来。我们只好又逃,慌不择路竟一头闯进厕所。我急中生智,拉着那俩笨蛋溜进存放拖把水桶的杂物间。“金鱼眼”追进静悄悄的厕所,探头一望,没人。紧要关头,老谢竟然憋出一个屁,臭不可闻,方恒志忍不住呸呸了两下,三人应声落网。

处理结果就不多说了,我们身上没有钱包,排除嫌疑。电影券被没收,罚写了一份检讨,最痛心的是方恒志,连他没卖完的几个酥饼也被当作投机倒把物资予以没收。

方恒志没有抱怨,老谢倒是耿耿于怀,一直埋怨方恒志,你呸什么呢,吃了屁还吐壳?

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重新在西陵桥边碰头,统计暑假的收成。除了老谢没来,我和豆豆、方恒志、陈辉煌一共凑了十九块八毛三分钱,距离陈辉煌当初制定的目标还很遥远。

我把这一大把浸透了汗渍的零钱递给陈辉煌,陈辉煌挠着头说,再等等老谢吧!似乎盼望老谢能创造奇迹。

豆豆忍不住问,要是王玲珑真的不能上学了怎么办呢?

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王玲珑,她爸爸依旧骑着那辆神气的摩托车,轰隆隆从街头一驶而过,她坐在爸爸身后,抱着一包新衣服和文具。我挥着手里的钞票喊了王玲珑一声,她没有回头,也许根本没听见,漂亮的长发如一面骄傲的旗帜,在午后的风中飞扬。

轰鸣的蝉声突然停下来,四周静得发慌。老谢兴冲冲地来了,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一个消息,王玲珑的舅舅从香港回来了,在月塘投资了一大笔钱,她爸爸的毛巾厂马上要重新开工了……

我们对老谢的新闻不感兴趣,都望着陈辉煌,陈辉煌望着天空。夏天过去了,他的眼里开始多了些天高云淡的影子。“椒盐饼子五味酥……”

方恒志抱着卖酥饼的木盆吆喝起来,清亮的童声有一点嘶哑,还有一点温柔,宛如一滴颤动的水,在午后的长街上滚得很远。

雨 蝶

撕下最后一页炫目的阳光,日子就跳到了秋天——这一般是形容江北的秋季,苏州的秋天大多是用一场雨开头的。

春天开头的其实也是烟雨,而且名气比秋天更响,戴望舒笔下结满丁香愁怨的雨巷,陆游听到杏花叫卖声的那个雨后清晨,大约都集中在春天。雨在江南其实是有点春秋不分的,一样的细,一样的酥,像炊烟迷茫,像无处不在的网,像廊檐下风吹来的二胡,如泣如诉牵扯不断。秋雨褪掉的只有颜色,水瘦了,芭蕉剩下寂寞的叶子,深巷的屋顶远看像乌沉一片的船,一层层浮在空白的烟水中。

雨中不败的色彩大概是纸伞,远远近近浮萍似的在晨雾中飘游,在街头汇成一条流淌色彩的河。我撑的那把伞没有颜色,是一块透明雨布制成的,伞是多少有点旧了,让从前的主人随便挂在石桥栏上又被我买菜时随便捡到,还顺便捡到了“幸运”。“幸运”是一只狗,小眼睛在绒毛里乌溜溜地躲闪,不太好看可是有点好玩。十七岁那年我因病休学,寄居到苏州秋枫巷,迎头就撞上秋天的雨,半个月都没有散去,雨点沙沙像无数的蚕啃着苏州的秋天,也啃着我寂寥的时光。我每天只出门一次,到菜场买菜,起初懒得买伞,趁雨停歇的空当飞快跑出跑进。雨后的早市清新而潮湿,紫皮茄子、红嘴菠菜,安静的木香花和爬动的青蟹都闪着水珠,晶莹生动又弱不禁风的样子,有点像我当时的表情。

终于有一回,在我拎着一束菜跑到中途的时候,雨点兜头浇了下来。仿佛命运设计好的,我在石桥上捡到雨伞,紧接着一只小狗飞快溜到伞下,它被雨淋得晕头转向,呜呜叫着,湿漉漉的鼻子小心翼翼嗅着我的脚尖,像是孩子哭诉也像是表现乖巧。我把它抱回家,喂它葱油饼干,这是狗不感兴趣的玩意儿,但它也老老实实吞了下去。后来知道它叫“幸运”时我忍不住笑了,这名字给人活泼讨巧的感觉,如同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风。它确实长得像它的名字。

幸运坐在菜篮里陪我买过一次菜,回到秋枫巷雨歇下来,它就失踪了,也许是找到了主人。再见到它已经是七八天以后,它跑到菜场被贩鱼的阿七扣在鱼筐下,嗅到我的脚步立刻呜呜叫个不停。

阿七笑眯眯地望着我,我很不情愿地凑过去。这家伙算是秋枫巷的邻居,服务态度好得让人吃不消,比如初次见我买菜,亲戚似地包几条小黄鱼非要送我尝鲜,说我孤身在外不容易,这份关照只给我,等我推托不掉再吞吞吐吐报出黄鱼的分量和价格。起初做他的买卖很高兴,后来发现他对所有顾客其实是一视同仁地关照,再后来从他卖的两条秋刀鱼块里清理出了三个鱼头,我就有点生气,下回买菜故意绕过他。以我那时的年龄不会计较一个鱼头,是怕见面时比他更早地脸红。

这狗是我的,我说。

你?阿七揶揄地问,你晓得它叫啥名字?

我怔住了,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阿七见缝插针地推荐,买带鱼吧,营养极好的。我犹豫了片刻,决定买下带鱼为狗的问题做铺垫。付过钱,不等我说狗,阿七爽快地把它托到我面前:“记住了,这狗叫幸运,是巷底五娘家里的。早上捡到它准备卖完鱼就送去,麻烦你捎给她吧。”

我险些把那条软得一塌糊涂的带鱼掼到他脸上,幸运吭吭了两声,有点恳求的意思,我只好像个傻瓜把它接过来。

当我敲响巷底那扇垂了紫萝的门时,门缝里探出一张微笑的脸,用侬软的苏白问:“倷有啥事体?” 这大概就是五娘,慧师傅说她在清风茶社唱评弹是顶好的,拨过琵琶的手依旧娟秀,但眼角和鬓边已经染了浓重的风霜。看到幸运,她欣喜地接过去,“好哉,又找回了,多谢多谢。”

她一定要我进门,给我煮酒酿元宵。进去后庭院很小,夹竹桃和月季都枯了,茂盛的只有青藤和锈在砖缝里的苔痕,到处弥漫着淡淡的中药味,气氛苦涩而幽暗。元宵端上来,搓得珍珠米大小,一碗端给我,另一碗送进卧室里。她赔着歉意说:“你见见子平好吗?陪他说说话,他闷得太久了……”

卧室暗角里,她的儿子仰靠在一圈冰凉的台灯灯光下,很不情愿地瞥瞥我。他和我年龄相近,剑一样的眉,比我英俊但是比我矮——两条腿被整齐地锯掉了。他敏感地注意到我视线停顿的位置。幸运撒欢凑过来,他突然举起那碗元宵向小狗砸过去,惊天动地的碎裂声中,幸运哀号着窜出房间。

他神经质的愤怒让我难堪极了,我招呼也不打扭头就走。背后依稀传来五娘的声音,大概是希望我改天再来。

我才懒得再来碰这额外的钉子,同时也明白幸运如此乖巧为什么还屡屡流落街头。后来才知道,同情幸运的远不止我一个人,慧师傅、陆家师母、挟文件袋上班的吴干事和卖花的大妹妹。周围的邻居都为它叹气,他们说这是纯正的马尔吉斯狗,买来后一天到晚挨打,书本、茶碗、药瓶抓到什么就砸,砸得失踪了几回。它的身价还挺贵,大家捡到后也不好收留,只得送回去继续挨打,这叫幸运的家伙实在是太对不起它的名字了。

那孩子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据陆家师母说,念初中还很礼貌的,挟个蓝球跑进跑出,满脸的汗水和阳光,后来动不了,脾气就跟着坏了,吞药瓶割手腕什么都敢干,五娘一步也不敢离开他的。最近一次是下雨时五娘请人背他上医院,刚上桥他突然挣扎滚下来抓起幸运往河里甩,让一巷人子的心惊肉跳。

我估计也就是那天五娘把幸运和雨伞遗失在了桥上。

隔两天,雨下得薄了好多,我拿上雨伞还给五娘。她连声说不必了,不必了,你用着蛮好的。迟疑了一下,她又央求我可不可以帮忙照看子平一个多小时,她要出趟门。

她照例又赔上歉意的微笑,让我不好回绝。也就是六十分钟而已,顶多不跟那家伙讲话,不让他出事就行。五娘走了,我低头逗幸运玩。他也确实不跟我讲话,心情是一如既往的不好,埋头翻一本花里胡哨的小说,瞟一页就撕下来,捏成纸团四处扔。幸运机灵地叼起纸团,摇头摆尾放在他身边,丝毫不在意他的白眼。一小时就这样他扔它捡,我喊了两次幸运也不理,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等五娘买了菜和中药回来,我对幸运扮个鬼脸,准备回家。“喂!”他突然慢吞吞喊住我:“你这人不算讨厌,有空再来。”

我诧异地回望他固定在灯光下的侧影,冷峭单薄,藏着不可言说的孤独,像我自己的影子。我也不算讨厌他,毕竟,命运让一个人活到最勇往直前的年龄,突然把他前进的动作彻底拿掉,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

没等我再去找他,却意外收到一封信。拆开,他写来的,相距不过一百米,不知有什么话要绕半个苏州递过来。“喂”,叫了一声后,他划掉了“你好”两个字——

突然想找个人说说话。这段时间总是别人围着我说,没有让我开口的机会。上星期老钱(猜想大概是他以前的班主任)极其愚蠢地带全班同学来慰问,挤得窗外都是人,那么多嘴说的其实就一个意思,勉励我坚强起来,做作文似的。让我伤心的是王皓也这么说,从小学开始跟他的交情好得可以替对方吃刀子,我的腿一坏掉好像过去的日子也跟着锯掉了,王皓一个劲对我笑,还约我病好再去打球。我气极了,不是因为再也打不了球,是讨厌他藏在笑里的同情。

前几天想开口和你说话的,太多念头埋在心里发霉。生病以来身体动不了,脑子却总停不下来,好多平常永远不会去想的细节都涌到眼前,纷纷扬扬灰尘似的越扫越多。我甚至想起读初二和女班长吵架说好男不跟女斗,结果无意让女校长听见,以后校长看到我老是一副不喜欢又懒得计较的样子,像你现在面对我的表情。不喜欢无所谓,总比同情和优越感好一些……

他大概已经知道命运留给我的天空并不比他大多少,除我之外,也很难再找到一个不那么居高临下表达同情的人,就如同我知道任何善意的同情都不会给他安慰,只会让他联想到别人站着而自己跪着。

从那以后,我常踏着细雨淋湿的石板路去找他,陪他说话,偶尔也推着他的轮椅去茶社转一圈,让五娘和幸运都高兴。跟他谈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他的情绪忽冷忽热,念头也起伏不定到处乱窜:刚刚还回忆他打球从不接女生的手绢抹汗,怕人家笑话死,莫明其妙又提起阿七的带鱼,责怪我解决问题为什么不用男人的方式揍那家伙一拳;刚刚说喜欢过他和他喜欢过的两个女孩都姓丁,他总是傲傲地不理她们,蓦地眼神又灰灰的,“现在说什么都是扯淡,你不懂的。”

我不止一次气得把他扔在半路上,等他的轮椅卡在桥上进退两难时才憋住得意回去推一把。男孩之间不欢而散的结果常常是积攒更多的交情,他气冲冲叫我滚开,回头又忍不住写封信来,补充不愿直接交谈的内容。在他家里交谈有一个必须远离的禁区,一旦涉及跑、走、踢、跳……五娘的眼光会及时插进来,阻止我说出一切与腿有关的字。

现在的名字是生病以后妈妈到寒山寺求签改的,付了不少钱,祈求能给她的儿子带来平安。她对我的期望只能降到最低限度了,过去我的姓名里有一个‘豪’字,妈妈是希望我能给她骄傲的。那时候她把我的未来都设计好了,做一个高尚体面的医生。我偏偏不喜欢医院的来苏水气味,也不喜欢按别人指的方向行动,一心迷上篮球,做梦的动作都在灌篮,让我苦恼的是球一到手里就转不开,进球的欲望可以将我憋死,水平却一直停留在淘汰边缘。教练说我打球没指望了,当真热爱体育不如去练练跳高。我赌气去跳,连续跳了几个让自己都吃惊的高度。接下来的日子辉煌极了,在别人仰起的目光和横杆上飞来飞去,最后一次是参加全省青运会选拔赛,我报的高度前所未有。助跑,起跳,猛地像踩了一万根烧红的钢针,重重摔在地上,一瞬间的剧痛后腿就没有知觉了……

你猜我现在最怕什么?痛苦?还是孤独?都不是,对丧失知觉的人,痛已经是一种奢侈品。我最怕妈妈的微笑,我生了病,她直接就老了。当初爸爸去世时我根本不记得他的模样,我成了妈妈唯一也是一切的希望,连接着她的呼吸和梦想。最终我没有给她骄傲,甚至不能像任何一个平凡的男人那样站起来,就这样她还对我微笑,这微笑比哭还让我难过。

事实上,他对待母亲并不像信中写的那么体谅。我记得五娘给他端皮蛋肉粥时总要先绕到镜子前,看看眼里是否残留着潮红,仔细擦一擦再走九步进子平的房间。这九步的距离往往又给她的微笑掺上一星湿痕,子平就冷漠地说:“你的脸怎么老是擦不干。”

但她还是尽量温婉地微笑着,用唱评弹的声音跟寄卖行商量变卖家具首饰。她家传有一整套雕花的清代梨木家具,结构繁复,全用榫卯拼合,古朴坚实,涂上核桃油后光亮鉴人。每月中旬,寄卖行的小货车按时来拖运一两件台柜桌椅,曾经辉煌一时的陈设渐渐形同老人的牙齿。折合的钞票源源不断输送给医院,余下菲薄的生活费她也安排得很像样,摘墙外枸杞头凉拌海米,剥两颗白果炒杏仁,维持着江南生活的精雕细琢。她甚至买来洗发香波,背靠橘红的夕阳给幸运洗澡,一板一眼哼着弹词。

幸运洗澡时有点愁眉苦脸的,它不习惯被浸成落汤鸡,更主要的是它能预感到洗澡后的结局,即使收拾得像个矜持的模特,子平也会把它揉得狼狈至极或者干脆泼它一杯冷茶。所以等五娘转身去拿吹风机准备给它烘绒毛时,它就抢先在地上打个滚把自己再度弄脏。可是不管它多么殷勤多么随机应变,总是逃脱不了挨整的宿命。

它被子平毫不客气地从沙发上扒拉到地上,两眼汪汪无辜地瞅着我。我说你这家伙怎么老跟幸运过不去?实在讨厌它的名字改掉就完了。“你别管,这跟名字没关系。”他生硬地说。

很快我就知道那确实和名字没关系。细雨如丝的下午,我从奕哥那里借了塞林格的小说,顺便捎给子平看看。隔着半掩的门,感觉小院里多了一个瘦长的身影,中年,戴黑框眼镜,低头往石桌上掏纸包,像是干果,还有些草药。最后,他掏出几张整洁的钞票,没有人接,也搁在石桌上。五娘替他打着伞,没有照例赔出微笑,两张表情都是沉闷的。四周寂无声息,一瓣紫丁香跳落到另一朵花上面,心神不定站了好久,不掉下来。

雨密了些,青藤簌簌地响。那人顶着细雨走了,心事重重的脚步惊动了那瓣丁香,忧伤地坠落在风中。

此后他又来过两次,陆家师母和买菜的主妇们在背后交头接耳,我就知道别人叫他徐先生,过去在茶社拨三弦唱评弹,是五娘半生事业的搭档,幸运就是徐先生特地买来给子平解闷的。

它大概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子平回顾的片段里,失掉双腿后脑子里全是懊恼和古怪的倔强,他每天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到极限,闹腾得四邻忍气吞声。他和王皓下棋,走了两步突然把棋子掀得满地乱跳,有一颗子等王皓蹲着找了一刻钟,他才冷静地提示滚到书柜左侧了。但他不冲五娘发脾气,无数个冷寂的夜里,他瞪大眼睛听着母亲辗转的呼吸,知道母亲也彻夜睁着眼,只等熬过清晨四点起来磨新鲜豆浆。母亲的腰已经压得有些弯了,他摸摸空了一截的裤管,想到没有印象的爸爸,泪光把空洞的夜放大得更加没有边际。

幸运就是这个时候送来的,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紧接着五娘讲的一句话却让他不得不注意了:“家里需要一个人帮帮忙。”

男人?他警惕地盯着幸运,这狗是他送来的?

母亲低头把一只碗洗得足够的漫长,好一阵才幽幽地说:“没有办法的事,你的手术费也不够……”

随看“嗷”的一声尖叫,幸运被他俯身抓起来要往墙角摔,但手猛地被五娘湿漉漉地攥住,那一刻五娘苍白的手指坚定得惊人。他松开手,让幸运垂直掉下来,两眼灰灰盯着玻璃窗,大雨奔流,小院迅速积起一层无法宣泄的水。统统淹掉算了,他说。

那以后我就来到了苏州,接下来的事差不多都撞上了,他更加暴躁,不可捉摸,目标常常指向幸运,子平心里非常清楚,这只来帮忙的狗是个提前预告的信息,它和它代表的那个人使母亲变得陌生了。

幸运后面的人最终也没有出现,五娘不说原因,他也坚持不去问,孤独和郁闷丝丝缕缕织成一个茧,把他裹在里面,和母亲隔开。他憋闷得受不了就找我说话或者写信,每天有足够长的时间不和五娘说一个字,毫不理会母亲炖的鱼翅百合,甚至不许我接过五娘一同端来的炖品——外人的东西,别碰。他告诫我说。

五娘当作没听见。太多的事等着做,她忙得日渐迟钝,灰暗的微笑长时间挂在脸上撤不下来。

就这样僵持着过了一个秋天和一个干燥的冬天,只有幸运活跃着,有时趁人不注意跳上书桌上抓烂一张药方,或者故意绊翻水杯与果篮,反正结果不会比无辜挨打更坏。它的待遇居然好了起来,子平对它的行为保持一种恶作剧的纵容,偶尔瞪它一眼,它老老实实蹲着,表面上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一转身继续捣蛋。

烟雨再来,空气里已经有了绿的痕迹,天空除了浮烟,多了燕子和风筝。初春的风懒洋洋的,常有拖一截线头的风筝栽进小院里,潜伏在紫萝下抓粉蝶的幸运迅速转移目标,纵身一跃,绒毛银丝万缕地飞散,逗得子平也闪过一丝笑。子平的笑让它得意极了,它抓破地上的纸鸢,冲天空高高在上的风筝汪汪狂吠,劝都劝不住。“纸鸢翅膀做得不对称,飞不高的,”子平若有所思地说,“两年前我做过更大的一只。”两年前他的形象简直阳光极了,把现在的表情都晒得晴朗起来。五娘试探着说,要不,再做一只风筝去放?

他想了想,说要准备画笔丝线和纸。五娘赶紧擦干手准备去买。“我想自己出去走走,”他扭头对我说,“桥西就有卖的,你推我去。”

幸运自告奋勇跑在前面。刚开门,迎面竟然撞上准备敲门的徐先生。徐先生拎着火腿板鸭还有一只精致的彩蝶风筝。我望望子平,他腮边咬出一根坚硬的筋,冲动的心跳我都听得见。幸运大概已经不认得徐先生,龇牙叫了两声要他让路,徐先生轻轻咳嗽一声,把风筝递给子平:“春天来了,放放风筝挺好,喜欢吗?”“多少钱?”他漂亮的眼里跳着一簇桀骜的光芒。“这是……”徐先生像个孩子温和而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我专门给你扎的。”“你搞错了,我不认识你!”他手一挥,将那只彩蝶啪地打落下来。五娘闻声出来,一瞬间场面完全凝固,只有幸运兴致勃勃把彩蝶撕得无比清脆地一响。

这一天的夜晚,雨来得毫无声息,在潮湿的墙角绽开阴暗的苔痕。我反复翻着一张过期的报纸很晚才睡,猜测子平在干什么。这情景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难以挽回地狂奔,不知道路的尽头会延伸到哪里。

最终它就在这个深夜悄悄停了下来。在我沉睡的时候,子平被奇怪的窸窣声惊醒。他转动轮椅到客厅里,发现五娘凑在灯下补那只风筝,幸运撕得太猛了,蝴蝶翅膀上添了两片不规则的苍白。即使完好无损子平也绝对不会要的,何况补得那么难看。他一言不发瞪着母亲。

五娘平静地说:“补好了,明天徐先生会带你去放的。”“我不!”他恼怒地调转车轮,蓦地听到一声细微的震颤,五娘的手指划开了,一滴鲜红涸在蝴蝶翅膀上。母亲在背后说:“总得有个人愿意照顾你,算妈妈求你了,我等不及了,下星期……得再上医院看看。”

妈妈的话像一根针,把他积蓄的愤怒一下子捅漏了。他回头惊恐地看着妈妈捂住左胸的手,那里曾经有一粒碎米大小的肿块,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埋伏下来了,很小的时候他随妈妈做体检听护士讲过,遗忘得太久了。现在碎米应该扩张了很多倍,大得把妈妈的日子挤占得所剩无几。

第二天雨色朦胧,他和五娘打着伞去了外城河边,幸运不时抖动着长毛上的碎雨滴,欢快地跑在前面。我还在晨梦中逗留,不知道雨中的蝴蝶会不会飞起来。在我十七岁的日记里,我一直愿意设想那一天晴朗得像一顶透明的蓝色大伞,五娘拉长线跌跌撞撞地奔跑,一阵温和的风被她打动,彩蝶越爬越高,像点在天上的一个逗号。而事实上,它更可能刚抛进雨中就漂入河水随波远去,一只蝴蝶永远失去了飞翔,但它庆幸来过这世界,承载过这世上的风雨和温情。幸运不甘心地趴在河沿喊了一声,子平的手摸着幸运湿漉漉的小鼻子,也抚摸着它活泼的呼吸。

点点的一棵树

老 树

点点和他的树都消失了,消失在1989年春天一个轰然响过的清晨。我想他,他的笑容就闪在眼前,满脸雀斑快乐地跳动,星光一样灿烂。因为他和他的树,让我在多年后的春天,还时常感觉自己正走在1989年苏州潮湿的阳光里,走近点点的树。

那棵树远远对着我的后窗,很老的桑树,歪着脖子,藤蔓垂垂,树干锈出一个黑洞,宛如一只眼睛,空洞而又深不可测地盯着我,让人怀疑有一天它会漫不经心眨一眨。

初到苏州,只有这棵树陪着我。那一年我17岁,因病休学,无家可归。父亲离婚后如同一个坍塌的酒窖,终日囚在醉醺醺的沉默里。来武汉谈生意的堂兄顺便把我捎到了苏州,替他守护秋枫巷里无人居住的老宅。堂兄定居上海,他说这条老巷即将拆迁,需要一个人留守老宅通报消息,我来得正是时候。

这条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就要消失的小巷还留着江南古典的情调,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千古辞章。比如杜甫写家书时搔短的白发,是茶社一段沙哑的评弹;李煜回首故国的心情,是雨夜寒山寺送来的钟声;而苏轼在赤壁矶头的高唱,像是某个阴云欲雨的午后,一个男孩跑过石桥甩出一个响亮的唿哨,而此时天空恰好滚过一串惊雷……

但是点点的树不在古典的秋枫巷内,它站在古典与现代的分界线上,左侧的老巷幽梦沉沉,右侧圈着一片空旷的工地,工地那边林立着繁嚣豪华的高楼。

我第一次见到桑树的时候,估计点点也在看它。那一天点点刚从吴江乡下来到苏州,站在对面时代大厦33层的阳台上。点点朝窗下扫了一眼就惊叫起来,他发现一不留神大地骤然从眼前消失了。点点紧紧地抓住阳台窗架,找了好一阵才瞄到一片空地,笔直的,遥不可及,缩成一块烧饼,饼上洒着一粒黑芝麻——那就是这棵老桑树,它像一个亲切的坐标让点点找到了大地。大妹妹

她比我大六岁。

但是我叫她大妹妹,因为小巷里的人都叫她大妹妹。

大妹妹是标准的江南女儿,玲珑清秀,两眼波光粼粼,在石桥边守一间很小的花店,经营绢花纸花塑料花,当然也卖鲜花。大妹妹的花店精致洁净,色彩缤纷,除了铺子小一点,差不多就是你常见的那种花店。唯一与众不同的是,花店门口整整齐齐蹲着六座大青花瓷缸,卖酱菜。玫瑰康乃馨马蹄莲衬着酱萝卜腌黄瓜泡白菜,组合出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效果。

大妹妹只能这么经营。她会插花,更擅长做酱菜。她做的春不老,是用留缨子的小萝卜泡制的,泡好后萝卜缨碧绿,细甜脆嫩,清爽可口。大妹妹卖花的生意比较清淡,光顾花店的大多拿个碗直奔酱菜而来。玫瑰和酱萝卜是大妹妹一家三口的依靠,她要供弟弟读初中,家里还有一个患风湿病的爷爷。大妹妹的爷爷是夏天也要穿棉裤的,日复一日歪在老槐树下的躺椅上,眯眼听收音机。收音机常年不关,那眼皮也是常年不曾睁开,整个人成了槐树的一条根,活着,但一动不动。

大妹妹的花店我是每天必去的,我不需要花,酱菜却不能不买。堂兄留下的生活费必须挤一半买药,日子寡淡了唯有酱菜调剂。我买得最多的是酱黄瓜,黄瓜便宜,一把硬币就能打发。大妹妹几乎没有从我手里赚过一张钞票。接过钱,她摇头一笑,把硬币掂在手心“叮”的一响。那一刻,我的分量就像一枚硬币在她手心跳跃。因为这“叮”的一响,我买酱菜总是埋着头来去匆匆。

很久之后的一个黄昏,我在花店忽然瞥见一盆仙人球,仿佛母亲几年前在窗台上种的那一盆,连花盆上的一道青痕都历历在目,就像走过六年时光和一千多里行程,蓦地守在这个黄昏与我重逢。我摸摸坚硬的刺,心里流过一线柔软的潮湿。

我决定买下它。那天大妹妹出门送花,大弟弟守在店里做功课,正抓耳挠腮对付一道几何题。我问问仙人球的价格,他扫一眼账本说五块,这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数字。我掏了一张钞票,捧着仙人球回去了。

隔两天,再去花店,又见到一盆相似的仙人球,被桥西沈先生捧着反复端详。沈先生欣然问价,随即像被烫了一下,丢下花盆就走。

大妹妹报的数字是五十块。

难道大弟弟那天看账本漏了一个零?

我手足无措怔了一阵,这个零成了我一时无法填补的洞。只好交出仙人球,请大妹妹退五块钱。“看来你挺喜爱这盆花,不过浇的水太多了,”大妹妹轻声说,“会烂的。”她拿两片海绵纸吸干花盆里的水渍,把仙人球又推给我说:“你每周帮我送两次花,送两个月,那四十五块钱就算填平了,好不好?”

这倒可以试试,我手头唯一难以花销的就是时间。周二,大妹妹扎好一束康乃馨,让我送到时代大厦33层B2号。

我攀上33层,按响门铃。

一扇柚木雕花门随之敞开,点点闪现在我眼前。点 点

点点终于被爸爸接到苏州来了。进城这一天,爸爸把新型蓝鸟一直开到吴江三眼桥镇南街。如果不是歪歪挤挤的老街还没有蓝鸟宽,爸爸肯定会把车开到三婆门口。出门的时候正撞上一场细雨,爸爸让点点骑在自己脖子上,走向气派的蓝鸟。老街两层木楼的门窗挤满了脑袋,三眼桥的人都知道点点总算等到了几天好日子——可惜点点的好日子也只剩几天了。半个月前,点点从树上摔下来,昏迷不醒。三婆背他上医疗站,上县医院,又上市医院。医生说脚伤不要紧,要紧的是点点大脑里有块瘤,瘤不停地膨胀,而且在扩散,以后点点的眼睛可能看不见东西,再以后……

好在点点还来得及看到爸爸来接他。骑在爸爸脖子上被全镇人盯着,点点绽开一脸雀斑,幸福得难为情。一切就像八年前爸爸离开三眼桥那一天,也是出门一场雨,也是被爸爸架在脖子上。那时点点六岁。到了街南头,爸爸把他交给三婆,推一辆破自行车走了。三婆是爸爸的幺姑,点点在乡下一直等爸爸来接他,但每月只等来一张汇款单。因为脑袋里的这块瘤,点点总算又架在了爸爸脖子上。他还是八年前那点分量,挺像桥西那棵苦梨树,挂个指头大的果就僵在枝头不长了。医生说点点是弱智儿,弱智儿能长这么大已经是加倍努力的结果了。不过爸爸在这八年倒是脱胎换骨,也就一个来回两场雨的工夫,破自行车就换成了一辆蓝鸟。

上车前,点点忍不住回头望望三婆,三婆一边扯着嘴角笑一边抹眼角,脚下的石板路被雨淋得冷清清的。这一去就成了城里人,就见不到三婆了,点点的胸口突然一瘪,想哭。但是点点忍住了,怕眼泪摔到爸爸锃亮的头发上。

进城的感觉却是头晕。

点点一直想吐。爸爸打开一扇门。点点刚进客厅就再也憋不住了,一腔酸水冲口而出。新房子简直跟轿车和电梯一个样,到处是崭新的反光,到处裹着浓烈而冷寂的皮革油漆味,窗外一捆捆的云往后流,站在房间里感觉也像坐汽车电梯一样动个不停,手脚悬在空中无处落实。

爸爸擦净地板,领点点参观房间。玩具柜里电动娃娃、遥控赛车琳琅满目,餐厅板壁居然镶了块巨大的玻璃水屏,花花绿绿的热带小鱼在墙上游来游去,还有一只雪球样的小狗老是追着舔点点的脚丫。点点看一样就哇哇惊叫,爸爸叼支烟无声地笑,很满意也很伤感的样子。

点点四处游了一圈,突然问,我们的蚕房在哪里?

爸爸怔了怔,仰在33楼的沙发上说,这地方还养什么蚕,你就好好享几天福吧。

没有蚕房点点可怎么办呢?现在是秋天,秋天点点习惯吃在蚕房睡在蚕房,那是雷打不动的。蚕房是三婆家里最敞亮的地方,耸着一架架金字塔形的蚕台,搁起五六层养蚕的篾匾。三婆每年春秋养两季蚕,蚕睡在篾匾里,点点也睡在一格大篾匾里。蚕季来临,三婆和点点便没日没夜困在蚕房里。点点最喜欢摘桑叶,他的一双小手敏捷得让三婆眉开眼笑。采完桑叶,点点把头枕在三婆腿上,听三婆唱许愿的蚕歌,腔调嗡嗡嗡的,内容却很让点点憧憬——蚕趁熟,蚕趁熟,蚕要熟了买竹马哎蚕要熟了吃枇杷——竹马枇杷是一串酸酸甜甜的梦,常常勾得酣睡中的点点挂下一线亮晶晶的口水。钢 琴

钢琴在点点家的客厅里是纯粹的摆设。点点的爸爸也觉得钢琴是个摆设,可是负责新房装修的设计师说,摆一架钢琴房间才出格调。爸爸手一挥就把格调买了。

现在点点最怕这架钢琴,尤其怕严老师和小羽按琴键。小羽敲出的音符又尖又细,刀片一样剜着点点的脑门和耳根。严老师弹的调子软绵绵的,溺水般让人透不过气来。点点一听见琴声就嘴唇苍白。

严老师是爸爸雇的钟点工兼家庭教师,专门照顾点点的生活并教他游戏识字。冬天,爸爸带点点去上海切掉了肿瘤。回到33楼,点点就见到了严老师,黑长裙,金边眼镜,脸上收拾得非常干净,干净得一丝笑也没有,身边还拖着一个娇得像花蕊的小女孩,骄傲地盯着点点。女孩叫小羽。严老师对爸爸说,可以让小羽陪点点读书玩游戏。

爸爸非常满意,点点怯怯地往爸爸身后躲。

严老师来了以后,爸爸不再日夜陪着点点,隔两天才回来一趟。大块大块的日子就让点点拴在严老师手里。但是严老师很少理睬点点,她只要求点点按时吃饭吃药不许乱跑,余下的时间专心教小羽弹钢琴。严老师就是冲着这架意大利钢琴来的。严老师在城北私立幼儿园教音乐,不幸的是幼儿园只有一架旧风琴,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音乐家的严老师对钢琴异常渴望,充分利用点点家宽大的客厅和名贵的钢琴就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严老师也很讲究格调,新房子收拾得光洁如镜,赏心悦目,让点点的爸爸每次回家都无可挑剔。美中不足的是钢琴上还缺一束鲜花,严老师委婉地表示,是不是每周订两束鲜花预祝点点早日康复。点点的爸爸驱车顺便往大妹妹的花店跑了一趟。

我第一次送康乃馨是点点开的门,却被严老师敏捷地挡在门外,她抱歉地盯着我灰溜溜的球鞋说,等下回买了拖鞋才能放我进去。一周后,她总算预备了拖鞋,总算允许我踏上水晶地板。她不停地忙着插花,忙着纠正小女孩的弹琴指法。点点蹲在门角,手捧着头像一只淋在雨中的鸟,足足有一刻钟,他凝固着这个动作。

我忍不住摸摸他硕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

他痴痴地翻了我一眼,冒出一句:“爸爸呢?我爸爸在哪里?”

我莫名其妙望望严老师,严老师投来厌恶而怜悯的一瞥。显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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