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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海伦·凯勒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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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试读：

上篇 我生活的故事

第1章

我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开始写这本自传。事实上，要掀开那笼罩了我的童年时代如同浓雾般的帷幕，这的确让我疑虑重重，写自传的任务本来就不轻松。尽管我想明确地写出幼年时代的各种印象，但儿时的记忆尘封已久，事实和想象往往交织在一起，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女性在描绘自己的童年经历时，难免会不知不觉地加上自己的想象成分。在残存的记忆中，某些往事仍然不时鲜明地在我脑中闪现；而另外一些却模模糊糊，了无印象了。况且孩提时的喜怒哀乐如今多半已经淡忘，我早年受教育时的某些极为重要的事件，也因为后来更为激动人心的发现而早已忘怀。因此，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在这里只把最有兴趣和最有价值的一些情节，略为陈述一下。

我于1880年6月27日出生在塔斯甘比亚镇，这是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

我的父系祖先卡斯帕·凯勒来自瑞士，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在更早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竟然是苏黎世聋哑教育的首创者，他还写过一部关于聋哑教育的专著——这真是一种太不可思议的巧合了；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就不禁大大地感慨一番，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自从在阿拉巴马州开垦了一大片土地后，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据说他每年都要特地从塔斯甘比亚镇骑马到费城去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用品，我的姑姑一直到现在还藏有他当时写的许多家书，这些书信清楚且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历次旅行。

我的祖母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穆尔，是拉斐特将军的幕僚之一。祖母的祖父名叫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是弗吉尼亚州殖民地早期的总督。祖母同时也是罗伯特·E.李将军的堂妹。

我的父亲阿瑟·H.凯勒曾是南部联军的一名军官，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很多岁。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姗娜·E.古德休，他们多年来一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纽贝里。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纽贝里，后来迁移到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南北战争爆发时，他站在南军一方作战，后来被擢升为准将。他的妻子露西·海伦·埃弗雷特同爱德华·埃弗雷特以及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一样，同属埃弗雷特家族的成员。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一家迁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疾病夺去我的视觉和听觉之前，我们住的屋子很小，总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那时候，依照南方的习惯，人们往往会在自己的宅基地旁再加盖一间小屋，以备不时之需。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一所屋子，他同我母亲结婚之后，住进了这个小屋。小屋被郁郁葱葱的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嫩黄的玫瑰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簇拥成一大片，遮住了整个小阳台。这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乐园。

祖父和祖母所住的凯勒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因为这屋子以及四周的树木和篱笆上都爬满了葱绿而繁茂葳蕤的英国常春藤，所以邻居都称我们家为“藤绿”。这里的旧式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早在我的家庭老师来到我家以前，我就经常独自一人，依着那坚硬刺人的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摸索前进，靠着嗅觉的引导，寻找那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有时候我也会在发了一阵脾气之后独自到这里来寻求慰藉，把我炙热的脸庞藏在凉气沁人的树叶和草丛之中，让这些美丽可爱的花卉和绿叶植物洗净我心头的燥热和烦嚣。置身于这个绿色花园里，真是心旷神怡。我兴致勃勃地摸来摸去，有时会一下子摸到一棵美丽的藤蔓，凭着感觉那花和叶子的纹理，我辨认出这就是遮盖着花园尽头那倒塌了的亭子的藤蔓！这里有趴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见的花。因为它那容易掉落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名叫蝴蝶荷，这种花散发出一阵阵甜丝丝的气味，沁人心脾。但最美丽的还是那些玫瑰花。我在北方的花房里，从来没有见到过我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玫瑰，它到处攀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散发着芳香，丝毫没有尘土之气。每当清晨，爬藤玫瑰身上晨露欲滴，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高洁，使人陶醉不已。我时常不由得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日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而普通的，跟别的小生命没有什么两样。我呱呱落地，睁开了双眼，并且，就同每个家庭迎接的第一个孩子一样，我成了家庭的中心人物。为了给我命名，大家可费了不少口舌。要知道，给第一个孩子取名字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大家都绞尽脑汁，你争我吵。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尔德里德·坎贝尔”做我的名字，但他后来就不愿再发表意见了。最后还是由母亲拿主意，依照母亲的希望，决定按照我外祖母的名字取名，外祖母的闺名是海伦·埃弗雷特。但是后来在抱着我去教堂受洗的途中，在紧张兴奋之中，父亲竟把这个名字给忘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名字本来就不合他的意。当牧师问起我的名字时，他只记得他们决定用我外祖母的名字，并说外祖母叫海伦·亚当斯。

人们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看见别人的一举一动，我总要模仿着做。六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尖声尖气地说：“你好！”有一天，我突然发出“茶，茶，茶”的声音，说得清清楚楚，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甚至在我得病以后，我还能记得我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学会的一个字，这就是“水”字。在我完全丧失说话能力之后，我仍然能够模糊地发出一点儿“水”字的音来。直到后来我学会了拼写“水”字，我才不用这个音来代表“水”。

家人还告诉我，我正好在刚满一周岁的那天学会了走路。当时我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膝上，突然间，我看见树叶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轻轻跳动，我就从母亲的膝上滑下来，迈开步子，几乎是跑着去捉那些影子。等这一股冲劲过去，我一屁股跌倒在地，哭着要母亲把我抱起来。

这些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短促的春光里百花盛开，群芳吐艳，百鸟鸣啭，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玫瑰花，待到草黄叶红时已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孩子身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然而，在次年可怕的2月里，我突然病了，这场病使我眼瞎耳聋，把我重新投入了初生婴儿般混沌无知的世界里。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我得了急性的胃充血和脑充血，他们认为我活不成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奇迹般地退了，这病来得气势汹汹，去得也莫名其妙。全家人在那个早晨自然是惊喜得难以言喻，但是，没有人，甚至包括医生，预料到我竟然从此再也看不见，再也听不见周围世界的一切。

至今，我仍然依稀记得一些病中的情景。尤其是母亲在我清醒而痛苦难耐的时候，温柔地抚慰我，以减轻我的痛苦和焦躁。我还记得，我被疼痛和迷乱从昏睡中搅醒，把干枯炽热的眼睛从光亮处转向墙壁，这光亮曾是我一度十分喜爱的，如今却变得暗淡，而且日甚一日地暗淡下去。除了这些浮光掠影的记忆——如果真是记忆的话，别的一切似乎都不是真的，倒像是一场噩梦。我逐渐对周围的一片静寂和满目黑暗习以为常，忘记了从前并不是这样的，直到她——我的家庭老师的到来，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我人生的最初这十九个月里，在我拥有光明和声音的这十九个月里，我留下了以后的黑暗岁月永不能抹灭的清晰印象——广袤的绿野、蔚蓝的天空、芬芳的花草树木。只要我们曾经目睹的，我们就已拥有，一点一滴都将永驻心头。

第2章

我已经不记得在我患病后的头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要么坐在母亲的膝头，要么在她做家务活的时候攥住她的裙子。我用双手去感受每样东西，去观察每个动静，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学着去了解了很多事物。很快我就感到我需要和他人进行交流，并开始做出了一些最简单的表达。摇头的意思是“不”，而点头是“好”，拉意味着“来”而推意味着“去”。我想要面包了，那么我就会模仿切面包片，再给它们涂上黄油的动作。而如果我想要妈妈晚餐的时候给我做冰激凌吃，我会做出摆弄冰箱冷冻室，再浑身发抖的动作，来表示冰冷的感觉。此外，我的母亲也成功地让我领会了很多。当她想要我帮她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明白，并跑到楼上或是她指示的其他任何地方。说真的，在我那些黑暗漫长的日子中，多亏了母亲充满着爱意的睿智，才让我拥有了一丝光明与美好。

我深深体会理解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5岁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把从洗衣房取回的干净衣服折好并归置整齐，我还能把自己的衣服和其他人的衣服分辨开来。我从母亲和阿姨的衣着打扮中知道她们是不是正打算出门，而我也总是会央求着和她们一起出去。家里有客人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来叫我，而当客人们离开的时候，我会向他们挥手道别。我想，我对这个手势的意思似乎还有点模模糊糊的记忆。有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我的母亲，我感受到大门关上时的动静和其他的一些声响，这些都意味着他们的到来。突然之间，我冒出了一个念头，在任何人都还没来得及阻止我之前，我跑上楼，穿上了一条我认为是礼服的裙子。我站在镜子前面，模仿着我曾经见到过的其他人的举动，我往头上抹油，往脸上涂上厚厚的香粉。然后，我在头上别了一块面纱，让它遮住我的脸，并层层叠叠一直垂到肩膀，我在我小小的腰上系了一个巨大的裙撑，它在我的身后摇晃着，几乎快要和我的裙子下摆一样长了。这样梳妆打扮一番之后，我下楼去陪客人了。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了，但是我知道这发生在我的老师来之前。我发现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在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并不会像我一样用手势来表达，他们会用嘴巴来说话。有时候，我站在两个谈话的人中间，触摸着他们的嘴唇。我无法理解，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烦闷。我动动自己的嘴唇，疯狂地打着手势，但什么结果也没有。这经常会让我大发雷霆，我会又踢又叫，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为止。

我想当我乖戾淘气的时候，我自己是知道的，因为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去踢我的保姆艾拉，我就会伤害到她，而当我发完脾气之后，也会感到一种类似于懊悔的情绪。但是我却不记得什么时候，在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这样的情绪到底有没有阻止过自己重复那些任性胡闹的行为。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厨子的小孩——一位名叫玛莎·华盛顿的黑人小姑娘，和一只曾经活泼强壮，但已年老体衰的名叫贝拉的猎狗时时刻刻陪伴着我。玛莎·华盛顿能够理解我的手势，而我也总是能不费吹灰之力让她按照我的意愿行事。对她的颐指气使让我很高兴，而她也总是屈从于我的蛮横专制，不想冒险和我发生任何正面的冲突。当时我长得非常强壮，活泼好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也不管不顾。我非常了解自己的想法，也总是能为所欲为，即便有时候要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厨房里，帮忙揉面团、做冰激凌、磨咖啡豆，为蛋糕模具争论不休，也会给那些在厨房里到处乱窜的母鸡和火鸡喂食。绝大多数鸡都很温顺，它们会从我的手上啄食，并让我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巨大的雄火鸡从我手上抢走了一个西红柿，然后跑得无影无踪。也许受到火鸡大师的启发，我们偷偷拿走了一个厨子刚刚做好的蛋糕，跑到柴堆那里，把它吃了个一干二净。之后，我却生了一场大病，心想做坏事的报应会不会也让那只火鸡一病不起呢。

珍珠鸡喜欢把巢穴藏在偏僻的地方，而在高高的草丛中寻找那些鸡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每当我想要去找鸡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直接对玛莎·华盛顿说，但我会把双手攥成拳头再放到地上，意思是草丛中圆圆的东西，而玛莎也总能明白。如果我们够幸运，找到了一个鸡窝，我从来都不会允许她把鸡蛋拿回家，我会做出各种强烈的手势，让她明白，她有可能跌倒并把鸡蛋都打碎。

储藏玉米的小屋、养马的厩棚、每天早上和傍晚给奶牛挤奶的院子都是玛莎和我无穷无尽的乐趣来源。挤奶的工人在他们挤奶的时候让我把手放在那些奶牛身上，而我也总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而受到奶牛尾巴的抽打。

为圣诞节做准备的过程总是让我欢欣鼓舞。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含义，但我却很享受弥漫在整间屋子里的甜蜜香味，以及他们为了让我和玛莎·华盛顿安静待着而给我们的零食。我们总是很不幸地挡了大人们的道，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自得其乐。大人会允许我们帮忙把香料磨成粉、挑选葡萄干，或者把那些搅拌过美食的勺子舔干净。我也会挂出自己的圣诞袜，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我却不记得这些仪式曾经引起过我特别的兴趣，我的好奇心也从来没有让我在天亮之前就早早醒来去找自己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对恶作剧的爱好丝毫不逊于我。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坐在阳台的台阶上：一个肤色漆黑，满头都是一簇簇乱糟糟的头发，还到处露着系住头发的鞋带，整个头就像是把螺丝起子；另一个则是白人，有着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小孩6岁，另一个则要大两三岁。比较小的那个孩子什么也看不见——那就是我，另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忙着剪纸娃娃，但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娱乐，在把我们的鞋带都剪碎，把能找到的金银花叶子全部都扯下来之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玛莎满头的螺丝起子。她一开始是极力反抗的，但后来还是屈服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游戏才算是公平，她也拿来了一把剪刀，开始剪我的卷发，如果不是我母亲及时干预，恐怕她就要把它们全部都剪光了。

贝拉是我们家的狗，也是我的另一位伙伴，它又老又懒，喜欢躺在炉火边睡觉，不爱和我乱跑乱跳。我很努力地想要教会它我的手势语言，但它太笨了，又心不在焉。有时候，它会突然发作，兴奋得浑身颤抖，然后又变得一动不动，就好像所有的狗在发现一只鸟的时候那样。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贝拉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我知道它并没有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让我烦躁懊恼，而这样的课程总是会以我一边倒的拳打脚踢告终。贝拉会站起身来，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轻蔑地呼一两口气，走到炉子的另一边再次躺下来，而又累又沮丧的我则会跑去找玛莎。

很多这些早年间的小事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孤绝独立，但清晰无比，它让我后来那些寂静无声、没有目标的迷惘生活更加难以忍受。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洒到了围裙上面，于是我来到客厅的壁炉边，把裙子在微弱燃烧的炉火前面摊开烘干。我觉得裙子烤干的速度还不够快，于是我靠得更近了一些，不小心把它掉到了滚烫的炉灰上面。炉火猛然蹿了起来；火焰一瞬间包围了我，我的衣服全都烧了起来。我发出恐怖惊骇的声音，惊动了老保姆薇妮赶来救我。她用一条毯子把我裹住，差点没把我给憋死，但火终于扑灭了。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坏，我并无大碍。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处。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在了食物储藏室里面，她被迫在那里待了三个钟头，因为当时佣人们都在房子里相隔甚远的另一边。她不断地捶门，而我就坐在外面阳台的台阶上，感受着那种震动，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个最最顽劣的闹剧让我的父母意识到，我必须要尽快接受教育。在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教我后不久，我又找了个机会，把她也给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当时，我拿着某样我觉得是母亲让我交给莎莉文小姐的东西，上了楼；但我一把东西交给她，马上就把门狠狠关上，并上了锁，我把钥匙藏在大厅的衣橱下面。无论他们怎么诱导我，我就是不说钥匙在哪。我父亲不得不找来一架梯子，把莎莉文小姐从窗户中救了出来——这让我暗自高兴不已。几个月之后，我才交出了那把钥匙。

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后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里德，从爬满青藤的小房子搬到了一幢崭新的大屋。我最初对父亲深刻的记忆就是穿过堆积如山的报纸，来到他身边，并发现他独自一人把一叠纸片摆在自己面前。我对此迷惑不解，想要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我模仿他的这个动作，甚至戴上他的眼镜，心想它也许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但若干年来，我一直也没能发现个中奥妙。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纸片是什么，才知道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其中一份的编辑。

我的父亲是一位对孩子爱护备至又极其顾家的人，除了打猎的季节，他很少离开我们。别人告诉我，他是个很棒的猎手，枪法如神。除了家人之外，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狗和猎枪。他热情好客，几乎到了过分的地步，每次回家都会带客人来。而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家里的大花园，据说他在那里培育出了镇上最好的西瓜和草莓；他会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精心挑选的梅子摘下给我吃。我还记得他轻轻地牵着我，在果树藤蔓之间穿行，迫不及待地想要让我开心起来。

他还是个讲故事的一流好手，远近闻名。在我掌握了语言之后，他经常会笨拙地在我手心上拼写单词，以此来讲述他认为是最巧妙的那些奇闻轶事，而一旦我在合适的机会把这些故事重复出来则会让他感到无与伦比的高兴。

当时我住在北方，正在享受1896年夏天最后那些美丽的日子，但就是在那时，我听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他突然患上了疾病，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折磨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巨大的悲恸——也是我对死亡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认识。

而我要怎么描述我的母亲呢？她和我是这么的亲近，用言语描述她似乎都有些失礼。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我的小妹妹看做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我知道，我不再是我母亲唯一的心肝宝贝了，而这样的念头让我充满了嫉妒。妹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头，而那里原本应该是我的位置，她似乎占据了母亲所有的关爱与时间。有一天，一桩事件的发生让我更是觉得雪上加霜。

当时我有一个爱不释手，但也是饱受我折磨的洋娃娃，后来我给她起名叫南希。唉，她是一个无辜无助的受害者，承受着我突然发作的火爆脾气或是无限爱意，因此她的外表也变得破破烂烂了。我有很多会说话、会哭、会张开和闭上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像爱南希那样去爱她们。南希有一个摇篮，我经常会花上几个钟头，把她放在摇篮里轻轻地摇晃她。我带着最有妒意的关心，保护着我的娃娃和摇篮；但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在她的摇篮中安静地熟睡着。如果是现在推测的话，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爱的纽带能够控制我日渐增长的愤怒。我冲过去把摇篮翻了过来，如果不是母亲及时接住了她，我也许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因此，当后来我们都行走在孤独寂静的人生幽谷中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温柔的亲情应该是从贴心的话语、关怀的行动和相伴相随中发展而来的。后来，当我学习恢复了人类最基本的天性之后，米尔德里德和我也越来越成了交心的朋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们都心满意足地携手并进，即便她不懂我的手语，我也不懂她孩子气的喃喃自语。

第3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日甚一日。几种单调的手势越来越不敷应用了，而每次的手势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乱踢乱闹，大发雷霆。我觉得仿佛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我极力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会有效果，而是因为我满腹的嗔怒之气随时都有可能会炸开；而到头来，我总是歇斯底里地大哭一场，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母亲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进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为何发脾气都给忘了。后来这种表达思想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情绪的爆发成了家常便饭，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我的父母亲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我们的住处离盲人学校和聋哑学校很远，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人愿意到塔斯甘比亚镇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戚都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读过狄更斯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记述，并且依稀记得这是一个又聋又盲的少女，但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过，她同时也惴惴不安地想到，那位盲聋人教育法的发明者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即使没有失传，像我这样一个远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如何能指望得益于这种方法呢？

在我6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夫人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了孔，让我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让我玩得高高兴兴。列车员也对我和蔼可亲，他在车上来回查票或检票时，我总拉着他的衣角跟着跑。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用的轧票器，这时候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用这玩意儿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小孔，一连玩几个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这东西古怪之极，连眼睛、耳朵、嘴巴、鼻子都没有。这么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凭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很奇怪，别的倒没有什么，最使我不满的是它缺少一双眼睛。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毛病指给大家看，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给它加上两只眼睛。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问题迎刃而解。我溜到座位底下，在地上摸索着，直到找到姑母那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我扯下两颗珠子，比划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这让我兴奋不已，但是转眼间，我便玩腻了布娃娃。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齐夏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他对我的病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说他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师资的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启程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一路上，父亲愁肠满腹，顾虑重重。我对他的痛苦毫无觉察，只顾着享受来来往往到处旅行的那份兴奋。我虽然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但我一同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到了他的温厚和热情，正是这种温厚和热情温暖了无数人的心灵，正如同他那高明的医术赢得了无数人的钦佩一样。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并且让表走动起来。他完全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从黑暗进入了光明，从孤独抑郁走向拥抱温情，开始得到人间的友爱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这个柏金斯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的郝博士为帮助盲人而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刻发了信，并在几个星期后接到了安纳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真正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我感受到有一束永恒的光亮照彻我的灵魂，我的眼前展现出了无数奇景。从这座圣山上，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第4章

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回想此前和此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得不感叹万分。这是1887年3月3日，当时我才六岁零九个月。

那个关键的下午，我站在阳台上，默不作声地期待着。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跑进跑出的样子，我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几乎是无意识地抚弄着我熟悉的那些花草的叶子，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的春天而绽开的花朵。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在经受数个星期的愤怒和苦恼的持续纠缠后，已经疲倦不堪了。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雾中你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不时地用各种仪器探测着方位和距离，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跳，唯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这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一定是母亲吧，我伸出手去。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接着把我紧紧地搂在怀中。她是来给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的，更重要的是，她是为了爱我才来的。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带我到她的房间去，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童学校的学生赠送给我的，洋娃娃的衣裳是由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莉文小姐在我的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我立即对这种用手指写字的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着在她手上画。最后，当我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我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把“DOLL”这个词拼写给她看。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依葫芦画瓢地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在随后的几天里，通过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很多单词，包括“针”(PIN)、“杯子”(CUP)以及“坐”(SIT)、“站”(STAND)、“行”(WALK)这些动词。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不过，这个道理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

有一天，我正在玩我的新洋娃娃的时候，莎莉文小姐把原来那个大布娃娃也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她的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新洋娃娃和那个旧的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那天早一些时候，我们已经为“杯”和“水”这两个字争执了很久。莎莉文小姐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而现在她又重新来唠叨了。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洋娃娃就往地上摔。当我感觉到它的碎片在我的脚边溅落时，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觉得惭愧，也没感觉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的感觉。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上，这使我感到一种满足，因为我再也不必为这个费神了。她把我的帽子取来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这个思想——如果一种无需借助言语的交流而单独存在的感觉也可以称之为思想的话，令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有人正在提水，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这时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水”字，起先写得很慢，后来就写快了。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她手指的动作上。突然间，我恍然大悟，好像记起了一件早已忘却的事——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我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这个活生生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和快乐，心飘飘然像浪花顶上的泡沫飞上了天！当然，在今后的征途上仍然会有艰难困厄，但没有什么是不可克服的。

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而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当我一回到屋里，我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这是因为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一进门，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我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我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我的两眼浸满了泪水，因为我认识到了我干了些什么样的坏事，生平第一次，我感到了惭愧和后悔。

这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尽管我已经记不起全部了，但我确切地知道有“父亲”(FATHER)、“母亲”(MOTHER)、“妹妹”(SISTER)、“老师”(TEACHER)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当晚，当我躺在床上回味这一天的巨大收获时，我高兴得无以复加。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生平第一次，我企盼着新的一天快些到来。

第5章

对于1887年夏天的许多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灵魂觉醒并张开了心灵的眼睛之后的第一个夏天。除了用手去触摸我所接触到的东西，并记住它们的名称之外，我几乎什么都没做。我触摸的东西越多，对它们的名字和用途了解得越细，我就越发高兴和充满信心，越发能感到同外界的紧密联系。

当繁花似锦的季节来到时，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越过田野，向田纳西河河边走去。一路上，人们正在田间地头翻耕土地，忙着播种。我们在河边温暖的草地上坐下来，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是阳光雨露让大地长出了这些树木，既能使人赏心悦目，又能供人果腹充饥；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长途迁徙；我也懂得了松鼠、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我就越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从那粗壮的树木，那细嫩的草叶，还有我妹妹的那双小手中去领略美的享受，然后才教我算数和画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同花草鸟虫结成愉快的伙伴。

但是也就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的一次经历告诉我，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的。一天，我和老师散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这天早晨风和日丽，但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天气变得闷热起来。我们在路旁的树下小憩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歇息。这树枝叶繁茂，而且很容易攀登，莎莉文老师用手一托，我就上了树，找个枝杈坐了下来。树上真是凉快无比，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说，就在这儿吃午餐吧。我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

忽然间风云突变，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我知道这会儿天空中肯定是乌云密布，因为那代表着光线的热气已经从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地面上升腾起一股怪味，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常有的预兆，并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种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一种巨大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笼罩了我。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恐惧中交织着期待；心在一阵阵地发抖。我在心中祈盼着莎莉文小姐快快回来；最要命的是，我得赶紧从树上下来。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寂之后，树叶哗啦哗啦齐声作响。树身开始猛烈地摇晃起来，要不是我紧紧抓住树枝，强风险些要把我从树上刮下来。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了。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向我打来。虽然我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却又吓得不敢动弹。我蜷缩在树杈中间，树枝在我周身扑打着。我觉得大地在一阵一阵地震动，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这震动由下而上地一直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我惊恐到了极点，凄凄惶惶，胆战心惊。就在我担心大树要被连根拔起时，莎莉文小姐抓住了我的手，扶我下了树。我紧紧抱着她，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发狂。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利爪哩”！

经过这次惊险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甚至一想到爬树我就怕得要命。最后还是那繁花满枝、馥郁芬芳的含羞树消除了我的这种恐惧心理。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早晨，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凉亭里看书，一股清爽宜人的奇异香气迎面扑来。我立刻站起身来，本能地伸出双手。仿佛“春之神”穿亭而过似的。“什么香味儿？”我问道，但随即分辨出这是含羞树的花香。我想起这棵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于是就摸索着向花园的另一头走去。啊，含羞树是在这儿！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那繁花盛开的枝条在微微颤动，长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了青草上。世界上哪里有过如此绝妙的美景呢？！那些娇嫩的花儿纤尘不染，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纷纷掉落，就好像是天堂的仙树移植到了人间。我穿过落英缤纷的花瓣，走近大树，站在那里愣了片刻，然后，我把脚伸到了枝丫的空处。我用两手抓住枝干开始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也被树皮擦破了。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被人砌在那儿的，日久天长，已经成了树的一部分。我在上面待了很长的时间，好像在云端凌波微步的仙女一样。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大树上尽情玩耍，冥思遐想，遨游在美妙的梦境中。

第6章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语言的钥匙，急于想加以运用。耳朵好的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习说话；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进耳朵，并且模仿着说出口。但是，耳聋的孩子却必须经历无数的痛苦煎熬，慢慢才能懂得别人说些什么。但无论如何艰辛，结果总是无比美妙。我从每一件东西的名称慢慢学起，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迈进，由期期艾艾地发音，进展到可以对莎士比亚剧本中扣人心弦的诗句表达自如，这中间的过程真是跨越了天堑。

起初，当老师告诉我许多新鲜事时，我很少发问。我脑子里的概念模模糊糊的，词汇掌握得也很少；但随着我对外界的了解逐渐增加，词汇也多了，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我总是对一件事物一而再、再而三地探个究竟，想了解得更多些。有时学到一个新词，我的脑海里就会联想起一件旧事的印象。

我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第一次向老师问起“爱”这个字的意思。当时我认识的字还不很多。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送给老师。她很高兴地想吻我，可我那时除了母亲外，不愿意让别人吻我。莎莉文小姐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上拼写出“我爱海伦”几个字。“爱是什么？”我问。

莎莉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指着我的心说：“爱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心脏的跳动。她的话令我迷惑不解，因为当时除了能触摸到的东西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懂。

我闻了闻她手里的紫罗兰，一半儿用文字、一半儿用手势问道：“爱就是花的香味吗？”“不是。”老师回答说。

我又想了想。太阳正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问，“是太阳么？”

当时在我看来，世界上再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因为它的热力使得万物茁壮生长。但莎莉文小姐却连连摇头，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真奇怪，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

一两天之后，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串起来，按两个大的、三个小的这样的次序。我老是弄错，莎莉文小姐非常耐心地一次又一次为我纠正错误。弄到最后，我发现有一大段串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串好。这时，莎莉文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想”这个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字原来指的是脑子里正在进行的过程。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抽象的概念。

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我不是在想放在膝上的珠子，而是竭力在脑海中用新的观念来理解“爱”的意思。那天，太阳躲在云彩的后面，间或有阵阵的细雨；但突然间，太阳从南边突破云层，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我又问老师：“爱是不是太阳？”“爱有点儿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老师回答说。随后她又用更浅显的、但当时我依然无法理解的话解释说：“云彩你是摸不到的，但你却能感觉到雨水，而且你知道，花草和干枯的大地在酷热之后能得到雨水会是多么高兴！爱也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到她所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快活，也不想玩了。”

老师的话敲开了我的灵智之扉，一瞬间，仿佛有一道灵智之泉，从我的心田迸涌——我感觉到有许多无形的线条联结着我的心灵和其他人的心灵。

从一开始，莎莉文小姐就像对待其他听觉正常的孩子那样，总是和我对话，唯一不同的是，她把一句句话拼写在我手上，而不是用嘴说。当我找不到单词或习惯用语来表达思想时，她便提供给我，有时当我无法与别人沟通时，她甚至提示我应该回答的话。

这种学习过程延续了许多年：要知道，一个耳聋的孩子根本无法在一个月甚至两三年间掌握最简单的日常交往中使用的无数习惯语。正常的孩子学说话是靠不断地重复和模仿。在家里，他听大人说话，脑子跟着活动，联想说话的内容，同时也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耳聋的孩子却无法这样自然地交流思想。莎莉文小姐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心用各种方法来弥补我的缺陷。她尽最大可能反反复复地、一字一句地重复一些日常用语，告诉我怎样和别人交谈。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敢主动张口和别人交谈，又过了更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

聋人和盲人很难领会谈话中的微妙之处。那些既聋又盲的人遇到的困难又会大多少倍啊！他们无法辨别人们说话的语调，没有别人的帮助，领会不了语气的变化所包含的意思；他们也看不见说话者的神色，而神色是心灵的自然流露。

第7章

我在受教育的历程上迈出的重要的第二步，是学习阅读。

当我刚能用字母拼几个字时，莎莉文老师就拿给我一些硬纸片，上面的字都是由凸起的字母拼成的。我很快就知道了，每一个突起的字都代表某种物体、某种行为或某种特性。我有一个框架，可以用所学到的字在上面摆出短的句子；但是，我在用这些硬纸片排列短句之前，习惯于先用实物把句子表现出来。比如，我先找出写有“娃娃”、“是”、“在……上”和“床”的硬纸片，把每个硬纸片放在有关的物体上；然后，我再把娃娃放在床上，在旁边摆上写有“是”、“在……上”和“床”的卡片，这样既用词造了一个句子，又用与之有关的物体表现了句子的内容。

一天，莎莉文老师让我把“女孩”(GIRL)这个词别在围裙上，然后站在衣柜前。我把“是”(IS)、“在……里”(IN)、“衣柜”(WARDROBE)这几个词放在框架上。这成了一种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我和老师有时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屋子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被我们摆成了语句。

从认识字卡到阅读，中间只有一步之隔。不久，我开始拿起《启蒙读本》，在上面寻找那些我已经认识的字；一旦找到一个认识的字，就像在玩捉迷藏时逮着一个人一样兴奋不已。就这样，我开始了阅读。下面我将谈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小说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正规的课程。即使我非常认真地学，也只是像在玩游戏，而不像在上课。莎莉文小姐无论教我什么，总是用一个美丽的故事或者动人的诗篇来加以说明。只要我表示喜欢什么东西，或者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她就不断地与我讨论，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孩子们讨厌的事，如学语法、做算术题，以及较为严格地解释问题，在她的耐心指导下，我做起来都兴趣盎然，以至后来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无法解释莎莉文小姐对我的快乐和愿望所表现得特有耐心。或许这是和盲人长期接触的缘故吧。另外，她还有一种奇妙的描述事物的才能。那些枯燥无味的细节，她一带而过，而且从不考查我前天学的功课。在讲解枯燥刻板的科学知识时，她总是一点一滴、循序渐进地为我作解释，每个题目都讲得那么生动逼真，使我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她讲的内容。

我们经常坐在户外，在阳光照耀的树林里读书、学习，而不愿躲在屋子里。在这里，我学到的东西都饱含着森林的气息——树脂的松香味儿混杂着野葡萄的芬芳。坐在浓郁的树荫下，我感到世界万物都是可供我学习的东西，都能给我以启迪。“宇宙间的一切的可爱，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了我们它们的用处”。的确，那些嗡嗡作响、低声鸣叫、婉转歌唱或开花吐香的万物，都是我学习的一部分。青蛙、蚂蚱和蟋蟀常常被我捉住，放在捂起的手心里，静静地等候着它们再度鸣叫起来。还有毛茸茸的小鸡、绽开的野花、木棉、河边的紫罗兰、满是蓓蕾的果树。我感受过裂开的棉球那柔软的纤维和带绒毛的棉籽；我倾听过微风吹过玉米田发出的飒飒声，玉米叶子互相碰撞的沙沙声，以及那被我们抓住的在草地上吃草的小马发出的声音——啊，它那愤怒的嘶鸣以及嘴里吐出的青草气息，都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有时候，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溜到花园里，花上草上满是湿漉漉的露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把玫瑰花轻柔地握在手心里的无限乐趣，以及百合花在徐徐的晨风中摇曳的姿态是多么迷人。当我采摘鲜花时，有时会一下子抓到钻在花里的昆虫，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由于受到外界压力而突然使劲地拍打双翅所发出的细微振动声。

我最爱去的另一个地方是果园，一到7月初，果子便成熟了。毛茸茸的大桃子会自己落到我的手中，当一阵微风吹过树林时，熟透了的苹果便在我的脚下乱滚。我把落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用围裙兜着，用我的脸去体味苹果上面太阳的余温，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回屋里。啊，那种感觉是多么美妙啊！

我和莎莉文小姐很喜欢散步到凯勒码头，那是田纳西河边一个荒芜破败的码头，是南北战争时为了士兵登陆而修建的。我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一边玩一边学习地理知识。我用鹅卵石造堤、建岛、筑湖、开河，干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好玩儿，从来没有想到是在学习功课。当莎莉文小姐给我讲述我们这个又大又圆的地球，地球上的火山、被埋在地下的城市、不断移动的冰河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奇闻轶事时，我越听越觉得新奇。她用黏土给我做立体的地图，这样我就可以用手摸到凸起的山脊、凹陷的山谷和蜿蜒曲折的河流。这些我都很喜欢；但我总是分不清赤道和两极，不过这也使我燃起了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莎莉文小姐为了更形象地描述地球，用一根根的线代表经纬线，用一根树枝代表贯穿南北极的地轴，这一切都是那么逼真，以至于现在只要有人提起温带，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许多两个连在一起的圆圈；而且我想，假若有人骗我说白熊会爬上北极那根柱子，我肯定会信以为真的。

算术似乎是我唯一不喜欢的功课。从一开始，我便对这种数字科学不感兴趣。莎莉文小姐用线串上珠子，竭力来教我数数儿，或者是通过摆弄草棍来学习加减法。但是，每次总是摆不了五六个题，我就不耐烦了。每天做完几道算术题，我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工作，然后就赶快跑出去找伙伴们玩了。

动物学和植物学，我也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学习的。

一次，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先生寄给我一些化石——其中有花纹很美丽的贝壳化石、有鸟爪印的沙岩以及蕨类植物化石。这些化石打开了我了解远古世界的心扉。我满怀恐惧地倾听莎莉文小姐讲述那些可怕的野兽，它们的名字又古怪，又难发音，它们在原始森林中到处游荡，撕断大树的枝叶当食物，最后默默无声地死在年代久远的沼泽地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梦中老梦见这些怪兽，那阴暗可怕的地质时期同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知道，现在的人们是多么快活啊！阳光普照大地，百花争芳吐艳，田野中回荡着我那匹小马悦耳的蹄声。

另一次，有人送给我一个美丽的贝壳。老师就给我讲小小的软体动物是如何给自己建造如此色彩斑斓的安身之所的，以及在波澜不兴的静谧的夜晚，鹦鹉螺如何乘着它的“珍珠船”泛舟在蔚蓝的印度洋上的。我听得津津有味，惊讶不已。在我听了许许多多有关海洋动物生活习惯的知识和趣闻后——譬如小小的珊瑚虫如何在汹涌澎湃的太平洋中建起美丽的珊瑚岛，有孔虫如何建起巨大无比的大垩山——老师给我读了一本名为《驮着房子的鹦鹉螺》的书，并且告诉我，人类智慧的发展就如同软体动物的造壳过程。正如鹦鹉螺奇妙的套膜可以改变它从海水中吸收的物质，把这种物质转换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样，人们所得到的点点滴滴的知识，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最终成为一颗颗思想的珍珠。

从植物的生长，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买了一株百合花，放在阳光灿烂的窗台上。不久，一个个嫩绿的、尖尖的蓓蕾便含苞欲放。花蕾外面包着的叶子如同人纤细的手指一般，缓缓地绽放，好像不愿让人窥见里面艳丽的花朵；可一旦开了头，叶子张开的速度便加快了，但依然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一点不失原有的次序。在众多蓓蕾中，总会有一个最大最美丽的，它推开叶子的姿态要比其他蓓蕾更雍容华贵，似乎躲在那柔软、光滑的外衣里面的花朵知道自己是神圣的百花之王，等到其他腼腆的姐妹们脱下她们绿色的头巾后，整个枝头便挂满了怒放的花朵，芬芳袭人。

家里摆满了花盆的窗台上，有一个球形玻璃鱼缸，不知道谁在里面放了十一只蝌蚪。我兴奋地把手伸进鱼缸，感觉到蝌蚪在自由自在地游动，从我张开的手指间穿来穿去。一天，一个胆大的家伙竟然跳出鱼缸，掉在了地板上，等我在地板上找到它时，好像已经奄奄一息了。只有那微微摆动的尾巴显示它还活着。可是，我刚一把它放回水里，它就快速地潜入水底，快活地游了起来。它既然曾经跳出鱼缸，见识过了世面，现在便心满意足地待在这倒挂金钟花下的玻璃房子里，直到变成神气活现的青蛙为止。那时候，它就会跳进花园里那口绿树成荫的池塘中，用它那优雅的情歌把夏夜变成音乐的世界。

就这样，我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知识。起初，我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是莎莉文老师启发了我，教育了我。她的到来，使我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爱和欢乐并富有意义。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体味世间一切事物的美，她每时每刻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和更有意义。

正是莎莉文小姐的聪明才智、丰富的同情心和无尽的爱，使得我早年受到了那么美好的教育。正是因为她善于抓住一切机会传授知识，才使我觉得知识是那么可爱，那么容易理解。她认识到孩子的心灵就像溪水，而教育就像河床子，溪水沿着河床子曲折迂回、千回百转，一会儿映出花朵，一会儿映出灌木，一会儿映出朵朵白云，一路上风光无限。她用尽心思给我引路，因为她明白，孩子的心灵和小溪一样，还需要山涧泉水来补充，汇合成长江大河，在那平静如镜的河面上映出连绵起伏的山峰，映出灿烂耀眼的树影和蓝天，映出花朵的美丽面庞。

每个老师都能把孩子领进教室，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使孩子学到真正的东西。如果在工作或休息时，人们不是感到自由自在，就不会很快活地工作；只有经历过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人们才会毅然决然地承担自己所不喜爱的任务，才会下决心去啃枯燥无味的书本。

我的老师与我相亲相爱，密不可分。我永远也分不清，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自己内心固有的，有多少是她赐予我的。我觉得我的存在离不了她，我是沿着她的足迹前进的。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她——我的才能、抱负和欢乐，无不由她的爱点化而成。

第8章

莎莉文小姐来到塔斯甘比亚的第一个圣诞节可是件隆重的大事。全家人都在为我准备着惊喜，但是最让我高兴的却是莎莉文小姐和我也在为其他每个人准备惊喜。有关礼物的种种神秘是我最大的兴趣。我的朋友们尽其所能来勾起我的好奇心，他们告诉我各种提示，在我手心中拼出只有一半的句子，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又故意不说。莎莉文小姐和我则继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它们让我掌握了更多语言的用法，比任何规规矩矩的课程都更加有用。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边，玩着猜谜游戏。而随着圣诞节的不断临近，这样的游戏也让我越来越激动不已。

平安夜的晚上，塔斯甘比亚学校的小朋友也准备了自己的圣诞树，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活动。教室中间就树立着那棵漂亮的圣诞树，在柔和的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它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奇怪有趣的水果。这真是让我欣喜若狂的一刻。我忘乎所以地绕着圣诞树又舞又跳。而当我得知每个孩子都会得到一份礼物的时候，我更开心了，那些准备了圣诞树的好心人允许我把礼物分发给小朋友们。在开心做着这一切的同时，我也没有停止对自己礼物的寻找；当我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对圣诞节那迫不及待的心情也开始越来越难以抑制了。我知道，我已经拿到手的东西并不是朋友们暗示所指的礼物，而我的老师也说，我得到的礼物将比这些都更好。但他们却说服了我，让我心满意足地拿着圣诞树上的礼物，而把其他的礼物都保留到第二天早上。

那天晚上，我挂上了自己的圣诞袜，久久不能入眠，我一边假装睡着的样子，一边保持着警觉，想知道圣诞老人来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最后，我终于抱着新的洋娃娃和白色的玩具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喊着自己的第一句“圣诞快乐”，把全家人都叫醒，我发现不仅是在圣诞袜里，连桌子上、椅子上、门口和窗台边，处处都有给我的惊喜；事实上，我每迈开一步，几乎都会绊到用薄纱纸包装好的圣诞小礼物。而当我的老师送给我一只金丝雀的时候，我已经从心底里乐开了花。

小蒂姆非常温驯，它会跳到我的手指上，从我的手心里啄蜜渍樱桃吃。莎莉文小姐教会了我照顾新宠物的一切事宜。每天早上吃过早饭之后，我会准备给它洗澡，把它的笼子整理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会从仓库拿来新鲜的种子和水，把它的杯子添满，再在它的小秋千上挂上一束它最喜欢吃的野草。

一天早上，我把笼子放在窗台上，去打水给它洗澡。当我回来打开门的时候，感到一只大猫咪擦身跑了出去。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当我把手放进笼子里的时候，我摸不到蒂姆漂亮的翅膀，它尖尖的小爪子也没有抓住我的手指，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可爱的小小歌唱家了。

第9章

我生命中的第二件大事是1888年5月去波士顿的经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是如何准备，如何和老师、母亲一起出发，如何旅行，如何最终到达波士顿的，一切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这次旅行和我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旅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不再是那个躁动不安、兴奋过头的小丫头了，不再要求火车上的每个人都注意我、逗我开心了。我安静地坐在莎莉文小姐身边，兴致勃勃地“听”她描述窗外的风景；美丽的田纳西河，一望无际的棉田，山川树木，在车站谈笑风生的黑人，他们朝火车上的乘客挥手，沿车叫卖可口的糖果和爆米花。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我破破烂烂的大洋娃娃南希，她穿着方格花纹的新裙子，戴着荷叶边的遮阳帽，用两只玻璃眼睛盯着我。有时候，如果我对莎莉文小姐的描述不感兴趣，我会想起南希的存在，把她抱在怀里，不过通常我都会说服自己相信她正在睡觉，来让自己的潜意识平静下来。

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提到南希了，因此我想在这里说一说我们到达波士顿之后不久，发生在她身上的悲惨遭遇。她当时满身泥污——这些都是我强迫喂给她的泥巴馅饼所留下的痕迹，但她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些馅饼的特别喜爱，柏金斯学校的洗衣女工悄悄地把她拿走打算好好洗干净。但这对可怜的南希来说实在是灭顶之灾。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堆没有任何形状的破布。若不是那两只看着我的怨恨的眼睛，我恐怕都要认不出她来了。

当火车终于开进了波士顿站的时候，这一切就好像一个美梦成真的童话故事。只不过“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现在；而“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们刚到柏金斯盲人学校，我就已经开始交到了不少盲童小朋友。当我发现他们都懂得使用手语字母的时候，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用自己的语言和其他的孩子来交谈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在那之前，我就像是一个通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外国人。而在劳拉·布里奇曼任教的这所学校里，我仿佛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国度。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我的新朋友都是盲人这一事实。我知道我自己是看不见的；但我觉得，所有那些热情好客、充满爱心、环绕在我身边、全心全意和我嬉戏的小朋友们也都看不见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我还记得我发现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他们会用手指来读书，我感到格外惊讶而又痛楚。虽然来之前别人就曾经告诉过我，虽然我已经接受了自己身体上的残缺，但我还是模模糊糊地认为，既然他们能够听见，他们就一定拥有某种“第二类视觉”，我并没有指望碰到一个和我一样，被剥夺了宝贵天赋、既盲又聋的可怜孩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的小伙伴们是那样的开心满足，在与他们相伴的时间里，我忘却了所有的痛苦哀愁。

与盲童朋友们一天的相处下来，我在新的环境中感到了回家般的温暖自在，随着日子一天天地流逝，我也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更多的快乐体验。但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除此之外还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存在，因为在我看来，波士顿就是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

当我们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了邦克山。在那里，我学到了我的第一堂历史课。我们的脚下就是勇士们曾经战斗过的阵地，他们浴血奋战的故事让我激动不已。我爬上纪念塔，数着脚下走过的台阶，当我越爬越高的时候，不禁想象当年那些士兵是如何爬上这些高坡，居高临下地向下面敌人开火的情景。

第二天我们经由水路前往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海上之旅，也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船。它真是充满了生机和动力啊！不过那隆隆震动的机器却让我以为是在打雷，因为担心下雨以后就不能在户外野餐，我甚至哭了起来。但我想，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最初移居美洲的清教徒们在普利茅斯首先踏足的巨大岩石。我能够摸到它，而这也许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清教徒们的苦难和伟大。我经常还会把一块小小的普利茅斯巨石模型拿在手里，这是清教徒纪念堂里一位友善的绅士送给我的，我用手指触摸它弯曲的形状，它中间的那条裂缝，以及凸出来刻有“1620”的数字，我会在脑海里反复回想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关于清教徒的神奇故事。

我充满着孩子气地想象着他们开疆拓土的壮举！我理想化地认为他们是在陌生国土中寻找家园的最勇敢、最慷慨的人。我想他们在追求自身自由的同时，也在为同胞们争取着自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迫害，我深感震惊而又大失所望，即便是这样的勇气与活力让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新国度”，我仍然感到羞愧难当。

我在波士顿认识不少好朋友，威廉·恩狄科特先生和他的女儿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对我的善意之举播下了无数美好记忆的种子。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了他们位于比弗利农场的漂亮大屋。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兴高采烈地穿过他们的玫瑰花园，他们喂养的两条狗——大个的里奥和卷毛长耳的小弗里兹是怎样跑来迎接我，跑得最快的那匹名叫宁洛德的马又是怎样用它的鼻子蹭着我的手，让我拍拍它并赏它一块糖吃。我还记得那里的海滩，那可是我第一次在沙滩上玩耍。那里的沙子坚硬而柔软，同布鲁斯特掺杂着海藻和贝壳的粗糙沙地完全不同。恩狄科特先生还会告诉我那些从波士顿开出的大船，它们都是要航行前往欧洲的。在那之后，我又见了他很多次，他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实际上，每当我把波士顿称作是“善心之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

第10章

就在柏金斯学校放暑假之前，他们安排我的老师和我去波士顿鳕鱼岬的布鲁斯特度假，同行的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霍普金斯太太。我高兴极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即将开始的快乐旅程和我曾经听到过的关于大海的奇妙故事。

我对那个夏天最深刻的回忆就是大海。我一直生活在内陆深处，从来没有呼吸过海边那特有的咸湿空气。但我曾经读过一本名叫《我们的世界》的大书，书中对海洋的描述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迫不及待地想要摸一摸汹涌的海水，感受一下巨浪的怒吼咆哮。当我得知我的愿望终于就要成真的时候，我小小的心激动地怦怦直跳。

他们刚一帮我换好游泳衣，我就立马冲到了温暖的沙滩上，一头跳进凉爽的海水，丝毫不觉得害怕。我感到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我沉了下去。漂流的海水让我充满了一种敏感的快乐，激动得浑身颤抖。但突然之间，我的狂喜变成了恐惧；因为我的双脚踢到了一块岩石，而一瞬间一个大浪也盖过了我的头顶。我伸出手去，想要抓住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但我只抓到了海水和随波逐流的海藻。我疯狂的努力一无所获。海浪似乎是在和我玩着一个游戏，它们恶作剧般地把我扔来扔去。这真是太可怕了！坚实的大地从我的脚下消失，而万事万物——生命、空气、温暖和关爱似乎都被这种无处不在的奇怪物质隔绝在了外面。然而，最终大海似乎对这个新玩具感到了厌倦，把我抛回了岸上，接着，我就被老师紧紧地抱住了。哦，那个温柔舒服的、长长的拥抱啊！当我从恐慌中恢复过来，有足够底气说话的时候，我立马问道：“是谁把盐放到水里的？”

在我从初次的大海历险中恢复过来以后，我发现穿着游泳衣坐在岩石上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我能够感受到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岩石，激起的浪花让我全身湿透。我也能感受到当巨浪卷向海滩时，岸边的小石子咯咯作响的动静；整个海滩似乎都要被巨浪恐怖的进攻摧毁，而空气也都在随着它们的节奏而颤抖。这些破坏者会迅速地退回去，聚集力量进行下一次更猛烈的冲击，而我则会又紧张又兴奋地抓住岩石，感受大海的翻腾咆哮！

我在海边怎么也待不够，那纯净、清新而又自由奔放的大海气息就像一种冷静从容的思想，贝壳、卵石以及带着小小生物的海藻也总是让我心醉神迷。有一天，莎莉文小姐拿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立马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这个东西正在浅水中晒太阳。它是一只巨大的马蹄蟹——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摸着它，觉得它把自己的房子背在背上的方式还真是奇特。突然我想到，它也许能够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于是，我用两只手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拖回了家。这一壮举让我兴奋不已，因为它可不轻，我费了全部的气力才把它拖了半英里远。我缠着莎莉文小姐，让她把螃蟹放到井边的一个水槽里，我相信那里一定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早上当我来到水槽边的时候，哎呀，它已经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逃脱的。当时，我失望痛苦；但渐渐地我意识到，强迫这个不会说话的可怜生物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是一件既不仁慈也不明智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想它也会回到大海中，也就感到开心释然了。

第11章

在秋天，我带着满心快乐的回忆回到了南方的老家。每当我回想起这趟北部之旅时，我都会对那些丰富多彩的经历由衷地感到不可思议。它似乎成为了万事万物的起点。一个美丽、珍贵的新世界就在我的脚下，而我则时时刻刻都在充分享受着它所带来的欢乐和知识。我让自己去体验一切，没有一刻是安闲的。我的生活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就像是那些在短短一天之中就要过完一生的小昆虫一样。我认识了很多人，他们会在我的手心里拼写字母，和我交谈，快乐而富有同情心的思想相互碰撞着，创造了一个感恩的奇迹！在我的头脑和其他人头脑之间的荒芜之地，也盛开出了美丽的玫瑰！

秋天的那几个月我和家人都待在我们的避暑小屋里，小屋位于塔斯甘比亚十四英里之外的一座山上。人们把那里叫做弗恩石矿，因为旁边就是一个石灰石的采石场，但已经荒废很久了。三条顽皮的小溪从春天开始就在岩石间流淌，奔流跳跃，如果巨石挡住了它们的去路，它们就会欢笑着化成瀑布奋力向前。空地里长满了各种蕨类植物，把石灰石的矿床覆盖得严严实实，在有些地方还遮住了小溪的踪迹。山里的其他地区都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树林。这里有巨大的橡树和漂亮的常青树，它们的树干就像是长满青苔的大柱子一样，树枝上垂下来藤蔓和槲寄生织就的花环，柿子树的香味则会弥漫到树林中的每一个角落——那种如梦如幻的香气让人的心情都跟着喜悦了起来。有些地方，野生的葡萄藤会从一棵树上延伸到另一棵树上，形成一个个天然凉亭，飞满了漂亮的蝴蝶和嗡嗡哼鸣的小虫。在傍晚的时候，让自己来到这些郁郁葱葱的茂密树林中流连；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让自己闻一闻从泥土中散发出来的清爽宜人的气息，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的小屋有点像个简陋的露营地，但坐落在山顶，周围都是橡树和松柏，环境非常漂亮。小屋的中间是一个长长的开放式大厅，两边则是一些小房间。房子周边是一圈开阔的走廊，从山上吹来的阵阵清风，还带着森林特有的甜蜜气息。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走廊里——在那里劳作、吃饭、玩耍。小屋的后门有一棵巨大的胡桃树，周围还建有台阶，我可以很近很近地站在树的前面，抚摸它，感受树枝被风吹拂下的摆动，或是感受落叶在秋风中的飘零。

来弗恩石矿的人不少。到了晚上，男人们会聚集在熊熊的篝火边，一边玩牌，一边聊天，来消磨时光。他们会讲述自己打猎、钓鱼、捕鸟的种种奇妙故事——他们射下了多少野鸭和火鸡，捉住了多少“凶残的鲑鱼”，他们是如何把最狡猾的狐狸收入囊中，又是如何战胜最机智的负鼠，追上最迅捷的小鹿，后来我想当然地认为，无论是狮子、老虎、大熊，还是其他任何野生猛兽，在这些老谋深算的猎人面前，恐怕都没有逃命的机会了。“明天出发喽！”是这些快乐的朋友们在晚上各自睡觉前互道晚安的喊声。他们睡在我家门外的大厅里，当他们躺在简陋的床铺上各自睡去时，我能感受到猎狗和猎人们深沉的呼吸。

清晨时分，我会在咖啡的香味、猎枪的碰撞和男人们走来走去的沉重步伐中醒来，他们祈祷着自己能在这个狩猎季节拥有最好的运气。我还能感受到马匹们的脚步，猎人骑着它们从镇上出发，来到这里以后把它们拴到了树下，它们整夜站在那里，高声嘶鸣，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征途。终于，男人们跨上了马背，就像老歌里唱的那样，策马扬鞭，奔腾呼啸，在猎犬的开路下，追逐着胜利的猎人们呼声震天，响彻云霄！

早上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开始忙着为烧烤做准备了。我们会在一个深深的土坑底部燃起篝火，顶部则会架起相互交叉的大架子，再把肉挂在上面炙烤，时不时还要翻个面。火边蹲着几个黑人，拿着长长的树枝驱赶苍蝇。烤肉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让我等不及摆好餐桌就已经饥肠辘辘了。

当忙碌兴奋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的时候，去打猎的人们也纷纷登场露面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猎人们又热又累，马匹也是大汗淋漓，精疲力竭的猎犬们喘着粗气，显得沮丧失望——一个猎物也没有！每个人都宣称自己看到了不止一头的驯鹿，还曾经离那猎物非常近；然而无论猎狗们对它是如何地穷追不舍，也无论猎人们把猎枪瞄得有多么准确无误，等到他们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那鹿却不见了踪影。他们就好像是一个说自己曾经近距离看到过兔子的小男孩那样——实际上他看到的只不过是兔子留下的足迹罢了。但人们很快就忘了自己的失落，我们围坐在一起，虽然没有鹿肉可吃，但小牛肉和烤乳猪的盛宴也同样美味。

有一年夏天，我还在弗恩石矿养了一匹属于自己的小马驹。我把[1]它叫做黑骏马，因为我刚刚读完了那本小说，觉得我的小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可称得上名副其实，它全身的皮毛漆黑油亮，在前额还有一颗白色的星星。我骑在马背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偶尔，当绝对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的老师也会松开缰绳，于是小马便会悠闲地到处漫步，兴之所至停下来吃吃草，或是啃啃生长在狭窄小路边的树叶。

当我早上不想骑马的时候，就会和老师在吃过早饭后去树林里散步，我们会任由自己迷失在藤萝绿树之间，直到无路可寻，只剩下奶牛和马匹踏过的痕迹。我们经常都会碰到茂密的灌木丛挡住去路，迫使我们不得不迂回绕行。当我们回到小屋的时候，总是会抱着满满两手的月桂树枝、麒麟草、羊齿蕨，和只有在南方沼泽才能生长出的美丽野花。

有时候，我也会和米尔德里德以及我的小表弟表妹们去摘柿子。我并不吃柿子；但我喜欢它们的香气，也享受从树枝草丛中寻找它们的过程。我们还去采坚果，我会帮忙掰开栗子外面的刺皮，或是敲碎山核桃和胡桃的外壳——那些又大又甜的胡桃呀！

山脚下有一条铁路，小孩子们总在那里看火车呼啸而过。有时候，一声响亮的汽笛声会把我们都吸引到月台上来，米尔德里德会兴奋地告诉我，有一头牛或是一匹马正在铁轨上游荡。大约一英里之外的深谷上还有一座高架桥。但要走路过桥却非常困难，因为桥上的枕木间距很宽，而木头本身则很窄，让人感觉是在刀尖上行走。我从来也没有走过这座桥，直到有一天，米尔德里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逛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突然米尔德里德的小手指向前方大声说道：“那是高架桥！”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那么我们肯定是不会过桥的；但当时天色已晚，高架桥是回家的唯一捷径。我必须用脚尖去感受铁轨的位置；但我并不害怕，走得非常好，直到突然之间，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看见火车啦！”米尔德里德大声喊了起来，一转眼它就朝我们冲了过来，幸好我们爬到了桥下面的横梁上，它就在我们头顶呼啸着奔驰前进。我感到滚热的气体从火车的蒸汽机一直喷到我的脸上，而浓烟和灰尘差点没让我们窒息。当火车隆隆驶过的时候，整座桥都在颤抖摇晃，我想我们大概都要被抛进下面的万丈深渊了。我们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铁轨上。直到很晚我们才回到家，却发现小屋里空无一人；全家人都出去找我们了。

第12章

在我第一次的波士顿之旅以后，我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在北方度过。有一次我还去了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新英格兰小镇。也就是在那时，我有机会体验了从来不曾体验到的皑皑白雪所带来的乐趣。

我还记得当我发现一只神秘的大手摘光了树上和灌木丛的叶子，只留下几片零零星星的皱巴树叶时，我是多么的惊讶。鸟儿们全都飞走了，它们空空的巢穴被留在光秃秃的树上，积满了雪花。山冈上，田野中也都是一派冬日的景象。整个大地似乎都在他冰冷的抚摸下变得僵硬麻木了，树木中的精灵纷纷退回到树根底部，在那里的一片黑暗中蜷缩起来，沉沉入睡。一切生命仿佛都消失衰退，即便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日子也是那样的短暂寒冷，就好像她的血液都已经枯竭冷却，而她绝望而起，只为能再悲伤地看上大地、海洋最后一眼。

干枯的草丛和灌木变成了一片悬挂着冰凌冰柱的丛林。

后来有一天，冷空气带来了一场风雪。我们冲出门去，感受那最先落下的小小雪花。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雪花都在悄无声息地飘落着，温柔地从天空降到地面，整个原野也变得越来越平坦。下雪的冬夜笼罩了世界，到了早上，你已经很难再分辨出任何地面的景物了。所有的道路都被掩盖起来，放眼望去也看不到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只有白茫茫的一片，以及傲立其间的大树。

傍晚，一股来自于东北的狂风卷起了漫天的雪花。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边，开心地讲着故事，嬉戏玩闹着，把我们被暴风雪隔绝，切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事实忘得个一干二净。但到了深夜，狂风怒吼咆哮，让我们不禁生出了一丝隐隐约约的恐惧。屋顶的横梁吱呀作响，小屋周围的树枝抽打着窗户，暴风在整个小镇掀起了一片狂乱。

第三天，雪终于停了。阳光从云层中露出脸来，照耀着白茫茫一望无际的起伏原野。高高的雪堆显出千姿百态的形状，散布在四面八方，一眼望不到头。

人们从积雪中铲出了一条狭窄的小路。我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出门去。冷空气刺得我的脸颊火辣辣地痛。我们半是行走在路上，半是在积雪较浅的地方开辟出一条道路，就这样终于来到了一处开阔牧场外的松林边。树木纹丝不动，洁白无瑕，就像是晶莹的大理石雕塑。但我没有闻到松针特有的气味。阳光照在树上，树枝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当我们去触摸它们的时候，积雪纷纷掉落下来。那光线是如此夺目，似乎穿透了蒙蔽我双眼的黑暗。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积雪也开始逐渐消融，但是还没等它们完全消失，又一场暴风雪来临了，因此那整整一个冬天，我几乎都没有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树木会轮流穿上又脱下它们冰封的外衣，灯芯草和芦苇只有光秃秃的秆子，而湖面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冰封如故、坚硬无比。

我们在冬天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滑雪橇。湖边有些地方比水面要高出很多。我们通常都会在这些陡坡上开始向下速滑。我们坐上雪橇，男孩子猛力一推，我们就出发了！穿过积雪、飞过低地、扑向湖边，我们会沿着闪闪发亮的湖面直冲到对岸。多么开心！又多么疯狂！兴之所至，我们甚至会松开保护链，迎风张开双臂，体验在天堂中翱翔的感觉！

第13章

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习讲话。我很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来。对任何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听到猫叫和狗吠时，我总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或者在人们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键盘。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我学说话学得很快，可自从得了那场病，我就说不出话了，因为我的耳朵听不见了。我常常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蠕动自己的嘴唇。朋友们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因为对聋人来说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依然能记得“水”(WATER)这个字的意思，嘴里经常发出“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直到莎莉文小姐开始来我家教我念书。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都不同于我，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这种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受到限制或被束缚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朋友们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因为他们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的一件小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我听到了拉尼尔德·卡达的故事。

1890年，曾教过劳拉·布里奇曼的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随后来探访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女孩子，名叫拉尼尔德·卡达，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经心急如焚，学说话的欲望就像火一样在我胸中燃烧起来了。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找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给我出出主意。这位可爱温柔的小姐愿意亲自教导我，于是从1890年3月26日起，我开始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我说话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从而使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迫不及待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I这6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我是何等惊喜！虽然它只是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从灵魂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渴望通过这说得还不够流利的话，掌握完整的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自己说出第一个字时，那像电流般透彻肺腑的欣喜若狂的感觉。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以及不会讲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我的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当那些小狗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内心是何等喜悦。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再也不需要别人帮我翻译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就真的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才能够明白我说的话的意思，而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此外，也不是说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就可以完全靠着自己学会说话了。如果不是因为莎莉文老师卓有成效的引导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所有那些曾经教导过聋哑儿童说话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也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所必须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感觉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领会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习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准确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想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小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用嘴说话要比用手指说话容易得多，为此，我不再用手语字母同人谈话了。但莎莉文小姐和一些朋友依然用这种方式同我交谈，因为同唇读法相比，手语字母更方便些，我理解得更快些。

在这里，或许我应该说明一下我们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手语字母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这样可以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我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的字母。同我谈话的人由于手指经常运动，因而手指运用得灵活自如，其中有几个人字母拼写得非常快——就像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机上打字一样。当然，熟练的拼写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回家。这一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停靠在塔斯甘比亚镇，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只顾倾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小妹妹米尔德里德则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我的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自豪的神色。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第14章

1892年冬天，我童年明媚的天空被一抹阴云所遮蔽。内心的欢乐荡然无存，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生活在怀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对我来说失去了它们的魅力，即便是现在，一想到那些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当时，我写了一篇名叫《冰雪之王》的小故事，并把它寄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纳诺斯先生，却成为了一切麻烦的起源。为了把整件事情交代清楚，我必须要说出那些和这段经历有关的事实，这样对我的老师和我自己也才算是公平。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正在家里，那是我学会说话之后的秋天。当时，我们在弗恩石矿待的时间比往年都要长。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莎莉文小姐向我描述了深秋落叶的美丽，她的描绘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的回忆，我一定是听到过这个故事，并无意识地记住了它。但当时我认为自己就像小孩子所说的那样，是在“自己编故事”，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在灵感溜走之前把它写了出来。我文思泉涌，感受到了创造的快乐。美妙的文字和想象在我的指端游走，我想出一个又一个的句子，并把它们写到了我的盲文木板上。现在，如果文字和想象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在我脑海中出现，我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我自己思想的产物，而最多只是一些被我的记忆遗漏的零星片段。但当时，我只是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我读到的一切东西，没有任何关于作者版权的概念，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无法确定自己的观点和我在书中所读到观点之间的界限。我猜，那也许是因为我绝大多数的印象都只能来源于他人所见所闻的原因吧。

当我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把它读给我的老师听，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优美片段所带给我的快乐，而如果老师为了纠正我对某个单词的发音而打断我的讲述，我又会多么地恼火。晚餐的时候，我把它读给全家人听，大家都很惊讶我的文笔能有如此之好。有人问我是不是在哪本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完全不记得有人曾经把这个故事读给我听。我大声说道：“不，不，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为安纳诺斯先生而写的。”

接下来，我把这个故事重抄了一遍，并寄给安纳诺斯先生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他们建议我把《秋日落叶》的标题改成《冰雪之王》，我照做了。我自己带着这篇小故事来到邮局，感到自己飘飘然仿佛是走在云端。完全没有预料到，为这份生日礼物我将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安纳诺斯先生很喜欢《冰雪之王》，并把它发表在了柏金斯学校的一份刊物上。我的快乐简直到达了巅峰，但很快我就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我刚刚到波士顿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篇和《冰雪之王》非常相似的文章，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冰雪仙女》，作者是玛格丽特·T.卡宾小姐，出自于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们》的书，这本书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出版了。两个故事从思想到语言都是如此雷同，显然有人曾经把卡宾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而我的故事只不过是——抄袭罢了。让我理解这一点很困难，但当我明白之后，我感到既震惊又悲伤。没有哪个孩子尝过的苦楚比我更加深刻，我让自己颜面尽失，我让那些我最珍爱的人疑虑重重。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绞尽脑汁，想要回忆起我在写《冰雪之王》前曾经读到过的有关冰雪的点滴片段，直到自己筋疲力尽；但除了杰克·弗里斯特为孩子们写的一首名叫《冰雪幻想》的小诗之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而我知道在自己的创作中并没有引用到那首诗歌。

一开始，虽然安纳诺斯先生也深感苦恼，但他似乎是相信我的。他对我格外和蔼可亲，而在那些短暂的接触中，我心头的阴霾仿佛也烟消云散。为了让他开心，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悲伤，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祝活动，而这仅仅是在我接到坏消息之后不久的事情。

我在盲人女孩子们表演的一出假面剧里扮演谷物女神希瑞斯。我还记得我全身穿着优雅漂亮的长纱，头上戴着秋日鲜艳落叶所织就的花环，我的脚下堆满了水果和谷物，我的手中也捧着它们，然而，在那欢乐气氛的遮掩下，我却努力压抑着对未来的担忧，心中充满了沉痛的苦楚。

在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校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关于《冰雪之王》的问题，我告诉她莎莉文小姐曾经给我介绍过杰克·弗莱斯特和他那些伟大的作品。我说的某些话语让她认为她已经从我的字里行间察觉到了什么，她认为这是我在坦白自己确实是记得卡宾小姐的《冰雪仙子》故事的，尽管我一再强调她弄错了，但她还是在安纳诺斯先生面前说出了自己的论断。

曾经对我爱护备至的安纳诺斯先生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开始对我无辜的辩解充耳不闻。他坚信，或者说至少他在怀疑，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剽窃了他人的思想，然后在他的面前卖弄，以赢得他的赞赏。我接受了一个由学校老师和官员所组成的调查庭的质询，而他们也要求莎莉文小姐暂时回避。然后，我被一轮又一轮的询问和交叉询问轮番轰炸，在我看来，审判我的法官们似乎下定了决心，要逼迫我承认我确实是记得有人念过《冰雪仙子》给我听的。在每一个提问中，我都能感受到他们脑海中的怀疑，我还感觉到了一个爱我的朋友用责备的目光审视着我，但我没有办法把这一切用言语表达出来。热血压着心头，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即便是我下意识提醒自己，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那也没有办法减轻我的痛苦，最终，当他们允许我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已经头昏脑胀，压根就没有去注意到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善意的安慰。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小姑娘，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哭了，真希望不会再有哪个孩子会哭得像我那样伤心。我感到彻骨的寒冷，我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也许就会死去，这个念头给我带来了一丝安慰。我想，如果我是再长大一些后才体会到那样的伤痛，那么也许我就会从此一蹶不振。但遗忘天使们拯救了我，带走了那些伤心日子中大部分的痛苦和悲伤。

莎莉文从来没有听过《冰雪仙子》，或是收录这个故事的那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开始对整件事情展开了仔细的分析，最终她发现，苏菲·C.霍普金斯夫人在1888年的时候是有一本卡宾小姐的《小鸟和它的朋友们》的书，而那一年我们整个夏天都和她一起待在布鲁斯特。霍普金斯夫人现在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但她告诉我，当时莎莉文小姐和我一起度假的时候，她总是会给我读各种各样的书，让我开心，虽然她和我一样，都不记得看过《冰雪仙子》的故事，但霍普金斯夫人肯定《小鸟和它的朋友们》就是其中的一本。她解释说，那本书之所以不见，是因为她就在不久以前刚刚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因此处理了很多小人书，包括以前的学校课本和童话故事，《小鸟和它的朋友们》也许就在其中。

在当时，那些故事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仅仅是那些奇怪单词的拼写也足以让一个在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乐趣的小孩子欢欣鼓舞；虽然我连一个和讲述这些故事有关的场景也记不起来，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一定是努力地去背下了那些单词，并希望老师回来以后能够向我解释。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那些语言一定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是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谁都没有意识到，尤其是我。

当莎莉文小姐回来以后，我并没有和她聊起《冰雪仙子》，大概是因为她一回来马上就给我读了另一篇故事，《方特勒罗伊小爵爷》，这让我心无旁骛地听了起来。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确实曾经听到过卡宾小姐的那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之后，我忘记了这回事，但它又那么自然地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它会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段艰难岁月中，我仍然感受到了很多人对我的爱护和同情。我最最深爱的朋友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我的朋友，除了一个人之外。

卡宾小姐好心地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有朝一日，你一定能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精彩的故事，而那将会使很多人得到安慰和帮助。”但这个善意的预言并没有成真，我再也没有仅仅为了游戏的乐趣而玩弄文字了。实际上，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受到恐惧的折磨，害怕写出来的东西又不是我自己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我给别人写信的时候，即便是写给我的母亲，我也会突然生出一阵害怕，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那些句子，确定自己没有在哪本书中读到过它们。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对我坚持不懈的鼓励支持，我想我一定彻底放弃写作了。

在那之后，我去读了《冰雪仙子》的故事，以及那些我借用了卡宾小姐的其他想法所写成的信件。我发现我在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纳诺斯先生的一封信中，用词和感情都像极了那本书。当我写《冰雪之王》和这封信的时候，其中的遣词造句证明了当时我的思想是深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当我描述我的老师向我说起秋日金色落叶的情景时，我写到，“是啊，它们的美丽足以抚慰我们对夏日逝去的惋惜之情”——这就直接来源于卡宾小姐的故事。

在我早些时候所写的信件和首次对写作的尝试中，也都表现出了这种习惯，我总是会消化吸收那些让我感动开心的句子，然后把它们当做我自己的创造写出来。在我写的一篇关于希腊和意大利古老城市的文章中，我的很多精彩描述都是来源于一些我早已经遗忘其出处的作品，再把它们稍加改动。我知道安纳诺斯先生对名胜古迹情有独钟，也很欣赏所有关于意大利和希腊的美好感觉。于是，我会从我曾经读到过的所有关于诗歌或是历史的书籍中，收集出任何我认为能让他开心的片断。安纳诺斯先生在谈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些城市的文章时，曾经说过：“这些想法有着诗情画意的内涵本质。”但我不懂，他怎么会认为一个又盲又聋的十一岁小孩能够想出那些东西。但我也不认为，仅仅是因为那些想法不是我的原创，我的小小作品就必定是索然无味的。它们反而告诉了我，我是可以用清晰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美好诗意想法的理解的。

这些早期的创造是我的头脑体操。我就像所有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一样，通过吸收和模仿在学习着，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诉诸笔端。我在书中发现了任何让我愉悦兴奋的描述，我都会把它们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并利用它们，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斯蒂芬森曾经说过，年轻的作家总是本能地试着去模仿那些自己最仰慕的作品，而他会将这种敬仰之情转化为令人惊叹的、千变万化的表述方式。即便是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也只有在经过长年累月这样的练习之后，才能真正掌控好那些如同千军万马般在每一条思想小径中汇集的文字语言。

恐怕我到现在为止，也还没能完成这样的过程。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思想和我所读到的观点时时刻刻区分开来，因为正是我所读到的东西才构成了我头脑中的点点滴滴。因此，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几乎所有文章中，我所创造的东西就像是我刚刚学会缝纫时疯狂拼凑起来的作品。这个拼凑物都是由各种七零八碎的东西所组成的——例如漂亮的丝绸和天鹅绒布头等等；但最主要的仍然是那些手感并不好的粗糙料子。同样，我的作品是由我自己简单粗鄙的见解所组成的，但其中又镶嵌了一些更精彩更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则是来自于我曾经读到过的作品。在我看来，写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在只有本能驱使的情况下，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混乱的观点、模糊的情绪和不成形的想法。试着写作的过程就像是破解谜团一样。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模式，想要把它付诸文字；但那些文字却又并不适合，或者说即便它们是适合的，它们又和整个构思布局不匹配。但我们仍在不断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人已经取得过成功，我们也不能甘愿自认失败。

斯蒂芬森说过，“除非天赋异禀，否则不可能独具创意”，我大概做不到独具创意，但我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写出自然真实、毫无矫饰的作品。也许到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才能真正展现出来。同时，我也保持着自己的信心、希望和坚韧，尽量不让《冰雪之王》的痛苦回忆阻挡我努力的步伐。

因此这次惨痛的经历也许让我受益匪浅，它让我开始思考更多关于写作的问题。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它让我失去我最亲爱的一个朋友，安纳诺斯先生。

在《我的生活》发表在《妇女家庭杂志》之后，安纳诺斯先生在写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发表声明，在《冰雪之王》事件期间，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我当时接受质询的调查庭是由八个人所组成：四个盲人，四个正常人。他说其中四个人认为我是知道自己听过卡宾小姐的那个故事的，而另外的四个人则不这样认为。安纳诺斯先生表示，他的票是投向了那些支持我的人的。

但无论事情的真实经过到底怎样，也无论他把自己的那一票投向了哪边，当我走进安纳诺斯先生的那间办公室时，我发现那里面的所有人都在怀疑我，而就在那间办公室里，安纳诺斯先生曾经把我抱在他的膝上，曾经给我无数的关心呵护，也曾经和我一起嬉笑玩闹。然而，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感到了某种充满敌意的险恶气氛，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这一印象。有两年的时间，他似乎相信莎莉文小姐和我是无辜的。然后他显然又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判断，至于个中缘由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清楚调查的细节。我甚至都不知道“调查庭”里那些没有对我说过话的成员的名字。我太紧张、太害怕了，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也不敢提出任何问题。实际上，我根本都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或是其他人对我说过些什么了。

我之所以要详尽地讲述《冰雪之王》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我的生活和教育来说至关重要；为了不至于引起任何误解，我如实记下了所有的事实真相，没有一丝一毫想为自己巧言辩驳或是对他人横加指责的念头。

第15章

当大地被深红和金黄色的秋日落叶所覆盖，当爬满花园深处藤架上甜蜜芬芳的葡萄在阳光下变成金光闪闪的深棕色时，我开始写自己一生故事的大纲——这已经是在我写《冰雪之王》的一年之后了。

我仍然对自己写出的字字句句格外挑剔。一想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就觉得备受折磨。除了我的老师之外，没有人知道我的恐惧。一种奇怪的敏感态度让我对《冰雪之王》的事情从此绝口不提；而当我在交谈的过程中，灵光一闪冒出某个念头的时候，我经常都会拼出那些句子给她看。“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观点”。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当我写作写到一半，我又会对自己说：“想象一下，如果别人发现这些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写过了怎么办！”一种莫名的恐慌会攫住我的双手，让我在那一天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即便是现在，我仍然会不时感到那样的焦虑和不安。莎莉文小姐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我、帮助我；但那段可怕的经历已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对于它的严重后果，我也才刚刚开始理解。她说服我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生活的短文，并向《青年之友》投稿，希望能借此恢复我的自信。那一年我十二岁。当我回过头来看当时写这篇小故事所经历的内心挣扎时，我想我一定是有先见之明地预料到了那份努力所能带来的收获，否则我肯定是必败无疑。

在老师的催促下，我怀着忐忑不安、但坚定不移的心情下笔了，老师知道，如果我能坚持到底，我一定能再次找到思想的立足点，并重新把握自己的天赋能力。在《冰雪之王》事件发生之前，我一直都在过着一种小孩子懵懂无知的生活；但现在我的观点变得内敛了，我观察到了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我渐渐地从那次经历的阴霾中走出，在考验之下，我的思想更加清晰，我对生活的认识更加真实了。

1893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就职期间的华盛顿之旅，以及去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和世界博览会。在这些情况下，我的学习过程也就不断地受到干扰，通常一耽搁就是好几个星期，因为我也不可能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一个前后联系的叙述。

我们是1893年3月去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当我站在美国最雄伟的瀑布前面，感受空气的震动和大地的颤抖时，我的激动心情很难用言辞来描绘。

很多人觉得我也能感受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壮美丽是一件很奇特的事。他们总是会问：“这样优美的景色、那些轰鸣的音乐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你又看不见岸边翻滚的浪花，你也听不见它们的咆哮怒吼。它们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一切，这再明显不过了。我对它们意义的探索和理解，就好像我对爱心、宗教和仁慈的探索和理解一样。

1893年的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一道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当我发现成千上万个孩子般的幻想统统成为美丽的现实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喜悦。每一天，我都会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一次环球旅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世界最遥远角落的奇迹——各种令人惊叹的发明，工业技术的结晶，以及多姿多彩的人类生活都在我的指尖真实地滑过。[2]

我最喜欢去的是大道乐园。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一样，充满了各种新鲜有趣的玩意。这里有印度稀奇古怪的大集市，还有巫婆和象神；那里又是一片现代开罗城市周边的金字塔，和它的清真寺以及长长的驼队；远处则是威尼斯的湖泊，每天晚上，当夜幕降临，整座城市和喷泉被映照得灯火通明时，我们都会在湖中乘船而行。我还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微缩城区外不远的海盗船。在波士顿的时候，我曾经也登上过一艘战船，而这艘海盗船却让我更加兴致盎然，它让我了解了在过去，船员们是如何身兼数职，游刃有余的——他们如何航行，与狂风暴雨搏斗，同时心中又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保持着头脑的冷静，他们又是如何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大呼“我们是属于大海的”！他们用肌肉，也用头脑战斗，他们一半依赖外界，一半自给自足，他们不愿意像今天的水手们那样被湮没在愚蠢的机械化文明中。因此他们总是说——“人和人之间才是最有趣的。”

离这艘船不远的地方是“圣玛利亚”号的仿制帆船，我也去参观了。船长把我带到哥伦布当时所住的船舱，桌上还摆着一个沙漏。这个小东西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让我想到了这位伟大的英雄航海家是如何在绝望的船员密谋杀害自己的时候，看着沙漏中的沙子一粒一粒掉落的。

希金鲍瑟姆先生是世博会的主席，他非常好心地允许我去触摸那些展品，我带着无尽的热切心情，通过我的手指，感受着博览会的精彩纷呈，就像发现了秘密宝藏的探险家一样。这里就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万花筒，西方世界的不夜城。每样东西都让我心醉神迷，尤其是那些法国的青铜雕塑。它们是如此的栩栩如生，让我觉得一定是艺术家们抓住了那些天使，然后把他们束缚在世俗的外壳之中。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很多关于钻石开采过程的知识。只要有可能，我会在机器运转的时候去摸摸它们，这样我就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美丽小石头是如何被称出重量，又是如何被切割抛光的。我还亲自摸到了一块正在清洗之中的钻石——他们说，这可是在美国找到的第一颗真正的钻石。

贝尔博士陪我们到处参观，他用自己的方式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那些最有趣的东西。在电子大厦里面，我们参观了电话、对讲机、留声机和其他很多发明，他让我理解了我们是如何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约束来利用电线传达信息的，就像普罗米修斯从天空借来火种一样。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古墨西哥的遗迹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些原始的石器工具往往是时间留下的唯一记录——这样一种简单的纪念品是大自然的子女们在还没有创造文字之前所制作的(在我用手指触摸它们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当关于国王和圣贤记忆在历史的尘埃中灰飞烟灭时，恰恰是这些东西注定了要延续千年，那些埃及的木乃伊也很有趣，不过我可不敢去摸。从这些遗址中，我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进化的知识，比我以前听说过的或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都要丰富得多。

所有这些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新的词语，在我参观世博会的那三周时间里，我有了很大的飞跃，我不再像个小孩子那样仅仅沉迷于童话故事和玩具，我也开始欣赏平凡世界中的真实与诚挚。

第16章

在1893年10月之前，我都是以某种散漫无序的方式来自学各个科目的。我读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盲文的法语语法书，也已经掌握了一些法语，我经常在碰到新单词的时候，自娱自乐地在脑海中用它们造几个短句，而尽量不去理会语法规则和其他的语言技巧。当我在书中找到了所有的字母和音标以后，甚至还尝试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对一个如此艰巨的任务而言，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它毕竟也让我在下雨的日子有事可做，而我也对法语有了足够的认识，能够开心地去阅读拉封丹的《寓言[3]集》、莫里哀　　的《屈打成医》和节选自《阿达莉》中的片断。

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完善我的发音。我会把我最喜欢的诗歌大声念给莎莉文小姐听，并背诵其中一些我已经记住的章节；她会纠正我的发音，帮助我掌握断句和单词形态的变化。但直到1893年10月，我才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并开始按照固定的时间学习特定科目的课程。

莎莉文小姐和我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拜访威廉·韦德先生一家。他们的邻居艾伦斯先生是位非常出色的拉丁文学者，他们做好安排，让我可以跟随他学习。我还记得他是一位个性随和、知识渊博的人。他主要教我拉丁语的语法；也经常帮助我解决算术难题，因为我自己觉得算术既麻烦又没有丝毫乐趣。艾伦斯先生还会和我一起[4]读丁尼生的《缅怀》。我以前也读过不少书，但从来没有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过它们。我第一次学会了如何通过作者的风格来辨认他的作品，就好像通过一个握手来辨认不同的朋友一样。

一开始，我相当不愿意学习拉丁语语法。当单词的含义都非常清楚明白的情况下，还要浪费时间去分析碰到的每一个词，这看上去简直是荒谬至极——什么名词、所有格、单数、阴性等等，我想这就像试图通过简单的描述就想去了解我的宠物一样可笑——目，脊椎动物；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属，猫科；个体，虎斑猫。但当我逐渐深入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有兴趣了，语言的美丽让我沉迷。我经常会自娱自乐地去读一些拉丁文的选段，挑出自己已经理解的那些单词，试着体会个中深意。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一消遣。

我想，再也没有比你刚刚熟悉起来的一种语言所表达出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形象和情感更加美丽的东西了——那些念头在你的脑海中一掠而过，在变幻莫测的幻想中成形，并呈现出各种色彩。莎莉文小姐在我上课的时候都会坐在我的旁边，把艾伦斯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拼写在我的手掌中，并帮我查找新单词的意思。当我回到阿拉巴马的家中时，我刚刚开始阅读恺撒的《高卢战记》。

第17章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聋哑人语言教育促进协会在纽约州肖陶扩湖举办的一次会议。他们做出安排，认为我应该前往纽约市的怀特·休曼森聋哑学校接受进一步的教育。1894年10月，我在莎莉文小姐的陪伴下动身前往那里。之所以特别选中这所学校，是因为它在语言文化和唇读法的培训方面一直都保持着最高的水平。我在这所学校待了两年，除了学习上述那些科目以外，我还学习了算术、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能够使用手语字母和我交流，在我掌握了一小部分德语词汇之后，我们一有机会就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就几乎能够理解她说的每句话了。在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开始看起了席勒的《威廉·退尔》。实际上，我认为我在德语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要远远地胜过其他任何学科。我发现法语就要难得多了。教我法语的是奥利弗夫人，这位法国女士不懂得手语字母，因此不得不通过口述的方式给我指导。而我要读懂她的唇语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在法语方面的进步就要比德语慢得多。但我仍然还是把《屈打成医》又读了一遍。这本书也很有意思，但我对它的喜爱却远远不及《威廉·退尔》。

我在唇读和语言方面的进步并不像老师和我曾经希望和想象过的那样明显。我怀着雄心壮志，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开口说话，我的老师也曾经相信这样的前景一定能够实现；尽管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尝试着，却没能完全达到我们的目标。我想我们是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因此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仍然把算术当做一门充满了陷阱的学科体系。我徘徊在“猜结果”的危险边缘，我尽量避免那些宽泛而不确定的推理，免得让自己也让其他人头疼。如果我不是在猜答案，我就会直接给出一个结果，而这样的错误只是让我的愚钝雪上加霜，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举步维艰。

虽然种种的失望让我沮丧不已，但我对其他学科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动摇，尤其是自然地理。了解大自然个中奥妙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风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从天堂的四个角落吹出，雾气是如何从大地的尽头升起，河流是怎样在巨石之间劈开道路，山川是如何连根被翻转过来，而人类又是怎样克服许许多多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就像《圣经·旧约》中那些优美语言所描述的那样。在纽约的两年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每回想起来，我的心中都会充满了真正的喜悦。

我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我们每天一起去中央公园散步的经历，那里也是城市中唯一一个让我感到悠闲自在的地方。在这个大公园中，我总是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理由。我每次进入公园的时候，都喜欢把它描述一番；因为它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那么的美丽，而这些方面又总是有千姿百态的变化，让我待在纽约的九个月时间里，每一天都能有不同的感受。

春天，我们去参观了很多的景点。我们在哈德逊河上航行，在绿树成荫的河岸边漫步，那可是布莱恩特最喜欢吟唱的地方。我喜欢河边断崖那种简单狂野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了西点军校、达利小镇和[5][6]华盛顿·欧文的故居，在那里，我还去“睡谷”走了一遭。

怀特·休曼森聋哑学校的老师们总是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和正常人同样的机会，如何才能带领他们走出生活狭窄的环境——如果是很小的孩子，如何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利用自己不多的潜能和模糊的记忆。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那些开心的日子却因为一场噩耗蒙上了阴影，这是我除了父亲的过世之外，所经历的最沉重的悲痛。波士顿的约翰·P.斯伯丁先生于1896年2月去世了，只有那些最了解、最敬爱他的人才能够理解他的友谊对于我的重要意义。他总是能以优雅而谦逊的态度，让每个人都开心起来，他对莎莉文小姐和我更是和蔼可亲、关怀备至。只要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关心，知道他对我们的成绩一直都在关注，那么无论我们遇到再多的困难，也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他的离去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一块永远也无法填补的空白。

第18章

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大学，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是要进大学的——但我要进哈佛大学。”这自然令朋友们很吃惊。当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时，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成为一种非常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凭着这种愿望，投入了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的努力。当我离开纽约的时候，这种想法就成了一种既定的目标，我下定决心要进入剑桥女子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宣言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女子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讲课的老师们当然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我听她们的讲话，唯一的办法是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他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认真学习大学指定的几本参考书外，这门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除此之外，我还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六个月的拉丁文，但我最熟悉的还是德文。

尽管我有这些有利条件，但也有一些阻碍进步的不利因素。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我该读的书都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另外，尽管伦敦和费城的朋友抓紧为我把课本赶制为凸字版，但总是很难及时供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那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记不了笔记，也不能做练习，但我可以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内容拼写到我手上。在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对没有凸印本的一些笔记和课本，她反复阅读给我“听”。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象的。德语老师弗劳·葛洛和校长吉尔曼先生是学校里唯一学着用手语来给我讲课的老师。没有人能比亲爱的葛洛小姐更知道，用手指拼写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出于好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专门为我上两节特别课，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完了数学，复习了拉丁语语法，阅读了恺撒的《高卢战记》的三章。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腓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我回味无穷，它不仅充满了令人喜爱的诙谐，而且用引人入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汩汩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这一年有一部分时间，吉尔曼先生教我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只要你喜欢》，伯克的《关于同美国和解的演说》，以及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而且讲解起来出神入化，这就使我的学习变得兴趣盎然，这是机械背诵笔记以及在课堂上听简单的讲解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对我最有教益的。我的心随着那动荡的年代而动荡，两个敌对国家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了如果坚持敌对，胜利的将是美国，英国只能蒙受屈辱的下场，令我十分困惑的是，英国的乔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居然如此糊涂昏悖，不辨是非，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不但在党内处于孤立的地位，而且在人民代表中也不受欢迎，这真是令我不能理解。如此宝贵的思想火花和智慧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读起来也令我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上忍受着苦难，然而当他在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惨遭折磨的时候，却能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我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有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不过，尽管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这同我聆听英国的德摩斯梯尼的演说时的崇敬态度截然不同。

在剑桥女子中学，我生平第一次领略到了和同龄的视听正常的女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所房子里，豪厄尔斯先生曾在这里住过，我们在这里乐不思返，就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同她们一起做游戏，甚至捉迷藏和打雪仗；我们长时间地一起散步；我们讨论功课，高声朗读大家感兴趣的作品。有些女孩已经学会同我交谈，不需要莎莉文小姐从中翻译了。

在圣诞节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和妹妹来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尔德里德也在他的学校里学习。这样，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六个月的快乐时光。回忆起我们共同学习、尽情嬉戏的这段生活，一切都好像历历在目。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初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九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描述一下当时的考试办法。每科总分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学生至少要得到5分才算通过。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拉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考号。我的考号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因此我的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以防人们闯进来。

第一天是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机答题时，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修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便利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享受过了。进了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内容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在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并且初试的科目有些是我进剑桥女子中学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他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大致差不多。但它们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们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第19章

当我开始在吉尔曼学校第二年的学习时，我满怀着成功的希望和决心。但在头几个星期里，我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认为那一年我应该集中学习数学。我要上的课程包括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语和拉丁语。但很不幸的是，我所需要的很多课本并没有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及时地为我制成盲文，因此我在这些科目上也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工具。我去上课的班级都很大，老师不可能特别指导我。莎莉文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课本都读给我听，并为我翻译老师的说明，十一年来，她那神奇的手似乎第一次表现出了力不从心的迹象。

我需要在课堂上写下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过程，需要解决物理方面的难题，但直到我们买来了一块盲文写字板，这一切才成为现实，我才能够记下自己解题的步骤和过程。我看不到黑板上画的几何图形，如果我想要清楚了解它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块垫子上，用笔直或是弯曲的铁丝摆出相应的形状，这些铁丝的边角都是折起来的尖尖形状。我必须在脑海中记住那些图形中的字母、各种假设和结论，以及证明过程的结构和步骤。简而言之，每门学科都有其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的勇气，背叛自己真实的感觉，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难当，尤其是当我脾气暴躁时对莎莉文小姐的态度更是让我追悔莫及，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改正错误的人，唯一一个能将我的坎坷变通途的人。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盲文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工具都拿到了手，我重新建立起自信，又投入到学习中。仅有代数和几何这两门学科继续让我头疼，它们让我试图去理解它们的努力都遭到了无情的否定。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我实在是没有学习数学的天赋；而他们也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详尽细致地给我解释那些难点。几何图形尤其让我恼火，因为即便是通过垫子上的图形，我也无法理解其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直到基斯先生开始教我，我才对数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正要开始克服这些困难，但一件事情的发生却改变了一切。

在那些盲文书籍到位之前，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热切抗议，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提出建议，基于我学习勤奋刻苦的程度，他希望能减少我背诵文章的数量。一开始我们都同意，如果有必要，我应该花五年的时间来为上大学做好准备，但是到了第一学年的期末，我在考试中的成功表现向莎莉文小姐、哈勃小姐(吉尔曼先生学校的校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也许能轻松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准备工作。吉尔曼先生最初也同意了这一点，但是当我的学习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认定我确实是用功过度了，坚持要求我继续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并不喜欢他的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号的时候，我生病了，没有去上学。虽然莎莉文小姐知道我的病情并不严重，但当吉尔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宣布我一定是身体垮掉了，他对我的学习安排做出了调整，让我不可能再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最后，吉尔曼先生和莎莉文小姐之间的意见分歧让我母亲带着我妹妹米尔德里德和我离开了这所剑桥女子学院。

耽搁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做出安排，让我直接在剑桥女子学院的默顿·S.基斯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学习。那年冬天，莎莉文小姐和我住在我们的朋友钱柏林家里，他们家在距离波士顿二十五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的2月到7月，基斯先生每周会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莉文小姐则会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到波士顿。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基斯先生每周会给我上五次课，长度大概是一小时。他每次都会给我解释我在上堂课里没有听懂的内容，布置新的作业，把我在那个星期里用打字机打出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仔细地批改，然后交还给我。

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进入大学做着准备，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我越来越发现，相比较在课堂上听老师的讲解，自学反而要更加容易、更加有乐趣得多。因为我完全不用着急，也能弄清每一个疑惑。我的导师有充足的时间来向我解释我不理解的地方，因此我学得又快又好，效果远比在学校的时候明显。我仍然觉得数学上的问题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难。真希望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文学一半容易就好了。但即便是数学，基斯先生也能把它变得饶有趣味；他总是能把那些难题分解成一个个小的部分，让我更加容易明白。他让我的思想始终保持着活跃和热情，训练我运用清晰的推理，冷静而富有逻辑地寻求结论，而不是急急忙忙、毫无头绪地到处摸索却一无所获。他总是非常温柔又耐心，不论我有时候表现得多么愚钝，总是对我充满了信心，换了其他人，可能早就对我的笨拙失去了耐心。

1899年6月1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入学考试。第一天我的考试科目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是代数、几何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允许莎莉文小姐把考试试卷读给我听；于是学校雇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一位老师，尤金·C.范宁先生为我把卷子制成美式盲文版本。对我来说，范宁先生是陌生人，除了撰写盲文之外，也不和我交流。监考老师也是陌生人，压根就没打算和我交流。

在语言类的考试中，盲文还挺好用，但是在几何和代数考试中，问题就出现了。我被弄得糊里糊涂，觉得自己那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尤其花在代数上的时间通通都浪费了，我失望沮丧极了。我确实非常熟悉这个国家在文学中普遍使用到的所有盲文形式——英式、美式和纽约浮点式，但这三种系统在几何和代数方面的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和标志却是大相径庭，而我在代数方面却只用过英式盲文。

考试前两天，范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盲文版的哈佛大学以前的代数试卷。当我发现它是美式符号记法的时候，我感到惊慌失措。我立刻坐下来，给范宁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那些符号的意思。范宁先生在回信中给我又寄了一份试卷，并附了一张符号对照表，我立刻开始着手学习那些符号。但就在代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努力弄清那些复杂无比的例子，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出大括号、原括号和根号的组合。基斯先生和我都对第二天的考试深感不安，充满了不好的预感。但我们在考试开始之前就提早来到了学校，范宁先生又更加详细地解释了那些美式符号的用法。

代数考试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难是我一直以来习惯的是按行写出的命题，或者是别人把命题在我的手掌上拼写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尽管那些命题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却发现自己被弄得糊里糊涂，根本没有办法在脑海中集中精力，也不明白自己到底读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当我开始代数的解题过程时，我就更加举步维艰了。那些我刚刚才学到、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的符号让我迷惑不解。此外，我也看不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了些什么。我通常都是用盲文，或是在脑海中来完成作业的。基斯先生对我心算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充分的信心，从来也没有对我进行过考试试卷书写的训练。因此，我做卷子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必须把那些例子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才能大概了解我应该怎样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对那些符号的解读到底正不正确。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随机应变。

但我并不是在指责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校的管理层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让我的考试变得如此艰难，他们也无法理解我必须去克服的那些困难。但如果说他们是无意识地在我的前进道路中制造了障碍，那么当我得知自己将它们一一克服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的宽慰与轻松。

第20章

在费尽周折之后，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现在我随时可以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不过，人们建议我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斯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天，我的大学梦才算实现。

我进拉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一天对我意义重大。我已经盼望它好多年了。我心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这力量压倒了朋友们的劝说，甚至比我内心的呼唤还要强大，它在无形之中驱使着我去同那些视听正常的人们一较长短。我也知道，征途上会有许多障碍；但我急切地想要克服它们。我牢记那智慧的罗马人的话：“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于罗马之外而已。”我不就是走不了寻求知识的康庄大道，而被迫去走那人迹罕至的崎岖小路吗？我也知道，在大学里，我将有充分的机会同那些像我一样思考、爱憎和奋斗的姑娘们携手前进。

我热切地开始了大学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的是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天地，我信心百倍，相信自己有掌握一切知识的能力。在心灵的奇妙世界里，我应该像别人一样的自由。心灵世界里的人物、背景，其喜怒哀乐应该是真实世界生动具体的反映。在我看来，大学的讲堂里应该充溢着圣哲先贤的精神和思想，而教授则是智慧的化身。如果我自此开始一种焕然一新的学习，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大学并非我所想象的浪漫主义的学府。许多幼时无知的梦想也渐渐变得不那么美丽动人了，并且“在白天的阳光里消失殆尽”。我逐渐地发现上大学也有其不利之处。

直到现在，让我感触最深的仍然是时间的紧张。以前，我有从容不迫的时间来进行冥想，来反省自己。我常常通宵达旦地静坐，聆听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美妙音乐，这音乐只有在安静闲暇之中才能听到，这时候，我心爱的诗人吟诵出的诗句便拨动了我那久久平静的心弦。但是在大学里没有时间来独自深思。人们进大学似乎仅仅是为了学习，而不是思考。一个人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就将最宝贵的乐趣——孤独、游玩和想象——连同那窃窃私语的松树一起弃之门外了。或许，我应该这样来安慰自己，即现在的忙碌是为了将来的享受，但我是个无长远打算的人，宁要眼前的快乐而不愿未雨绸缪。

大学第一年的课程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在法文课上，我欣赏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圣·贝夫等名家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德文课上则读了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我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弥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第卡》。

时常有人问我是如何克服在大学里遇到的种种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当然不用说是茕茕孑立的孤独者。教授好像遥不可及，他似乎是在电话里讲话。老师讲课的内容被尽可能快地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这样的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在这方面，那些记笔记的女生并不比我好多少。一个人忙于一边机械地听讲，一边急匆匆地记笔记，是不可能把多少心思用在考虑讲课的主题或者老师巧妙的表达方式上的。我在听讲时是不可能记笔记的，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是在回家之后，我把脑子里记得的赶快记下来。我做练习和每天的短篇作文、评论、小测验、期中考试及期末考试等，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因而教授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懂得的东西是多么微乎其微。在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韵律时，我设计了一套能说明诗的格律和音韵的符号，并详细解释给老师听。我使用的打字机是汉蒙德牌的。

我试用过好几种打字机，发现这是最能适应我特殊需要的一种品牌。这种打字机可以使用活动字板，一部打字机有好几个活字版，有希腊文、法文或数学符号的，可根据每个人的需要而定。如果没有它，我在大学里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习各门课程时我所需要的各种教材很少有盲文本的，因此，我不得不请别人将书的内容拼写在我手上。所以，我预习功课的时间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这种手工活动耗时耗力，为我增添了正常人所没有的烦恼。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就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我更是觉得无法忍受。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又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自己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没有一条到达顶峰的平坦大道，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又站起来，撞到意想不到的障碍时就情绪失控，接着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每登上一步，我的勇气就增加一分，我的心越来越热切，我攀登得越来越高，终于，我开始看见更为广阔的世界。每次的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在奋斗中，我并不总是孤立无援的。威廉·韦德和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研究所的所长E·E.艾伦先生为我弄到了许多我所需要的凸印书籍。他们的这种关怀照顾所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

去年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文写作，包括英国文学的《圣经》、美洲和欧洲各国政治、贺拉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写作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上得非常生动。每一堂课的内容总是那样活泼、诙谐、有趣，因为查尔斯·汤森·考普兰讲师能把文学作品的气势和风韵完全表述出来，他是我在今年之前接触过的老师中最令我钦佩的一位。他可以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让我陶醉到古代文学大师所创造的永恒的美当中去，而他却不添加一点点多余的解释，使你沉迷于这些大师的高尚情操。他使你全身心地领略《旧约圣经》庄严的美而忘了上帝的存在，当你走出教室回家时，你会感到你已“窥见精神和外形永恒和谐地结合，真和美在时间的古老枝干上长出了新芽”。

今年是我最高兴的一年，因为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经济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乔治·L.基特里奇教授开的莎士比亚作品赏析课、乔赛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通过学习哲学，一个人可以与那些远古时代的思想以及其他思想模式产生共鸣，而这些原来被认为是无理性的异端思想。

但是，大学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万能的文化古都雅典。在这儿，我并不能同那些古代的伟人和智者真正见面，我甚至体会不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确实是在那儿，但是似乎已经僵化了。我们必须从学府的残垣里将他们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加以解剖和分析，然后才能肯定他们是弥尔顿或者是以赛亚，而不是个伪装得很巧妙的冒牌货。在我看来，似乎许多学者都忘记了要领略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深刻的同情应该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麻烦的是他们费了很大工夫进行讲解，却没有能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种讲解很快就从我们的心上掉落，就如同成熟了的果实从枝头坠落一般。即使我们了解了一朵花，了解了它的根和枝，甚至它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也许仍然不会欣赏一朵带着露水的鲜花。我常常不耐烦地问自己：“何苦要为这些说明和假设费尽心思呢？”它们好像一群瞎眼睛的鸟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四散乱窜，徒劳地扇动它们的双翼。我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要对名著作透彻的理解。我只是反对那些使人迷惑的无休止的评论和批评，因为它们的效果只能是给人一种印象：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观点。但是，像基特里奇教授这样的大师讲授巨匠的伟大作品时，却使人“茅塞顿开”，他把莎士比亚原汁原味地带到了我们面前。

不过，有时候我真想把我准备学习的科目扔掉一半，因为超载负荷的脑子是无法消化那费了很大的代价才得到的珍宝的。要想一天之内读四五种不同文字、内容迥异的书，就难免无目的地为读书而读书了。当一个人为了应付考试和测验而精神紧张匆匆忙忙地读书，就会在脑子里堆满各种杂乱的小玩意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目前，我脑子里就塞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简直无法把它们整理出个头绪来。每当我进入我心灵王国的时候，我就好像是闯进了瓷器店里的公牛，各种知识的碎片犹如冰雹一样朝我头上打来，当我设法躲过它们时，各种论文的鬼怪和大学的精灵就紧紧追赶上来——对这些特地前来膜拜的偶像，我现在真想把它们打个粉碎。

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要算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同它们较量过好几次，把它们打翻在地，但它们又爬了起来，张着一副狰狞的面孔朝我扑来，吓得我差点魂不附体。考试的前几天我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各种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入口的食物，这种时候真使人希望自己同书本和科学一起葬身海底，一死了之。

最后，那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如果你看了试卷以后，觉得胸有成竹，并能让你需要的东西呼之即出，那你就是个幸运儿了。但常常是，你的军号吹得多么响也无人听见。记忆和精确的分辨能力在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偏偏张开翅膀飞得不知去向，真急得叫人气死。你千辛万苦装到脑子里的东西，在这紧要关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略述赫斯及其事迹”。赫斯？谁是赫斯？他是干什么的？这名字听起来颇为熟悉。你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就像要在一个碎布包里找出一小块绸子来。这个问题肯定曾经背诵过，似乎就近在眼前，而且那天当你回想宗教改革的发端时，还曾碰到过它。但现在它在哪里呢？你把脑子里记得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历次革命、教会的分裂、大屠杀、各种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赫斯——他到底到哪里去了？使你奇怪的是，你记得的东西，考卷的题目上一个也没有。你气急败坏地把脑子里百宝箱中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啊！在那角落里有一个人，你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他却在那里独自沉思，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时，监考人走过来通知你时间到了。你以厌恶的心情把一堆垃圾一脚踢到角落里去，然后回家，你的脑子里不禁浮起一个革命的想法：教授们不征求学生同意就提问的这种神圣权利应该废除。

在本章的最后两三页，我使用了一些形象化的比喻，可能引起人们笑话。那闯进瓷器店里受到冰雹般袭击的公牛，还有那一副恶狠狠面孔的鬼怪都似乎不伦不类，如今它们都在嘲笑我。啊，让它们继续嘲笑吧。我所使用的言词确切地描绘了我的心境，因此我对这些嘲笑不屑一顾，我郑重说明，我对大学的看法已经改变。

在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象得十分浪漫，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是在这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要不是有这段实践，我是根本不会懂得的。我所学到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耐心，它告诉我们，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然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知识就是力量，更确切地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了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就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这种脉搏中体会到人类崇高的愿望，那他就是不懂得人类生命的音乐。

第21章

至此，我已把自己的生平作了一个简略的叙述，但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我是何等地嗜书如命。书籍不仅仅给予我平常人能从中获得的乐趣和智慧，并且，其他人通过视听获得的知识，我也是全靠书籍获取。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我对书籍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普通人，因此，我要从我开始读书时说起。

1887年5月，我第一次读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那时我才七岁，从那时到现在，我如饥似渴地吞食我的手指所接触到的一切书籍。我已经说过，在我初受教育时我的学习是不正规的，读书都缺乏计划。

起初，我只有几本凸字书——一套启蒙读本、一套儿童故事和一本书名为《我们的世界》的叙述地球的书，这是我全部的书库。但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上面的字磨损得无法辨认。有时候，莎莉文小姐读给我“听”，把她认为我能懂得的故事和诗歌拼写在我手上。但我宁愿自己读，而不愿人家读给我“听”，因为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我觉得有趣的作品。

当我第一次去波士顿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认真地读书。我被允许每天花一些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在书架前摸索着走来走去，随便取阅我能够接触到的任何图书。不管书中的文字我能认识多少，也不管能否看懂，我都照读不误。文字本身使我入了迷，但我没有有意识地把读过的东西都记到心里。不过，那段时期我的记忆力一定很好，因为许多字句虽然一点儿也不知其所云，但都记在了脑子里。后来当我开始学会说和写的时候，这些字句很自然地就冒了出来，朋友们都很惊奇我的词汇竟如此丰富。我准是不求甚解地读过很多书的片断(那段时期我从未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以及大量的诗歌，直到发现《方德诺小伯爵》这本书，我才算第一次把一本有价值的书读懂、读完。

一天，老师发现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翻阅小说《红字》。那时我大约才八岁。我记得她问我喜不喜欢书中的皮尔，还给我讲解了几个我不明白的字。然后，她告诉我说有一本描写一个小男孩的小说，非常精彩，我读了一定会觉得比《红字》更有意思。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方德诺小伯爵》，她答应到夏天时读给我“听”。但我们直到8月才开始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刚到海边时的几个星期，许多新奇有趣的事情使我忘了这本小说。而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老师离开我去波士顿看望朋友。

她返回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方德诺小伯爵》。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何时何地开始读这本使人入迷的儿童故事的。那是8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同坐在屋外不远处两棵墨绿色松树之间的吊床上。我们吃了午饭就赶紧干完洗涮活儿，为的是尽可能利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读这本小说。当我们穿过草地朝吊床走去时，许多蚱蜢跳到衣角上，我记得老师坚持一定要把这些小虫子从衣裳上弄干净再坐下来，而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时间。吊床上落满了一层松针，因为莎莉文老师不在时，这吊床就无人使用。在灼热的太阳照射下，松树蒸发出一阵阵的清香。空气十分清新，混杂着一点儿海的腥味儿。读小说之前，莎莉文老师先给我介绍了一些她知道我不了解的基本情况，在阅读过程中还不断讲解生字。起初我不懂的生字很多，常常读一会儿就得停顿下来；但当我了解了故事情节后，就急于想跟上故事的发展，根本顾不上那些生字了，对莎莉文老师所做的解释，我也听得颇不耐烦。当她的手指拼写得太累不得不停下来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尖锐的被剥夺感。我把书拿到手里，用手去摸上面的字，这样急切的心情，我永远也忘记不了。

后来，在我恳切的要求下，安那诺斯先生把这部小说制成了凸版，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里面的内容几乎烂熟于胸；《方德诺小伯爵》成了我童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我之所以如此不嫌嗦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以前那种随随便便、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和我现在的读书态度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啰《方德诺小伯爵》是我真正对书发生兴趣的开始。在以后的两年里，我在家中和在波士顿读了很多书。我已经想不起来都是些什么书，也想不起哪本先读，哪本后读；但我依然记得其中有《希腊英雄》、拉·方丹的《寓言》、霍索恩的《神奇的书》和《圣经故事》、拉姆的《莎士比亚传奇》、狄更斯的《儿童本英国历史》，还有《天方夜谭》、《瑞士家庭鲁滨逊》、《天路历程》、《鲁滨逊飘流记》、《小妇人》和《海蒂》。《海蒂》是篇美丽的小故事，后来我又读过它的德文本。我在学习和游戏之余读这些书，越读越有兴味，读书时的快乐简直难以言表。我从不对这些书做什么研究分析——我不知道它们究竟写得是好是坏；我也从来不管文体和作者的情况。这些作家们将自己的思想珍宝呈现在我面前，就像领受阳光和友爱一样，我接受了这些珍宝。我喜欢《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感到自己和那些视听正常的健康孩子有一样的思想感情。由于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不得不从一本一本的书里去探寻外部世界的信息。

我不怎么喜欢《天路历程》，好像没有把它读完，我也不喜欢《寓言》。我最初读拉·方丹的《寓言》用的是英文译本，只是简略地读了一遍。后来我又读了法文的原文本，虽然故事生动，文字简练，但依然无法激起我的好感。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总觉得让动物说人话、做人事，读起来不是滋味。动物的拟人化表达方式让我看了很不舒服，自然也就无心去领会其中的寓意了。

而且，拉·方丹的作品极少能够激发人类高尚的情操。在他看来，人最重要的东西是自爱和理性。他全部的寓言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即个人的道德完全来源于自爱心，如果用理性来驾驭和控制自爱心，就能产生真正的幸福。而我则认为，自爱乃万恶之源。当然，也许我是错的，因为拉·方丹对人类的了解和观察要比我丰富得多。我并不反对讽刺性的寓言，只是不赞成由猴子和狼来宣扬伟大的真理。

但是，我喜欢《丛林之书》和《我所了解的野生动物》这两本书。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动物本身，因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而不是拟人化的。我爱它们之所爱，恨它们之所恨，它们的滑稽逗趣引得我乐不可支，它们的悲惨遭遇有时也使我一掬同情泪。如果其中有所寓意的话，也极为含蓄，你都意识不到。我天性好古。古希腊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吸引着我，在我的想象里，希腊的男女天神依然在地上行走，与人类面对面交流，在我思想深处的神殿里，仍然秘密供奉着我最敬爱的神灵。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英雄和半神半人，我不但熟悉而且喜爱——不，不完全如此，美狄亚和伊阿宋太残忍、太贪婪，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然后再惩罚他们。直到如今我仍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妖魔嬉笑着爬出殿堂。上帝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伊利亚特》史诗让我把古希腊看成了天堂，在阅读原文前，我对特洛伊的故事就相当熟悉了，因此，在我学习了古希腊文文法以后，我毫不费劲地便对古希腊文宝藏一览无余。伟大的诗篇，不论是英文还是古希腊文的，只要你同它息息相通，就不需要什么解释。不少人用他们牵强附会的分析和评论扭曲了伟大作品的意义，他们要是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该有多好！了解并欣赏一首好诗，无需弄清楚诗句中的每一个字，也无须弄清其语法和句法的属性。我知道那些有学问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史诗中挖掘出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但我从不嫉妒。我并不在意别人比我聪明。但他们纵有广博的知识，却也无法表达出对这首光辉的史诗究竟欣赏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达出来。每当我读到《伊利亚特》最精彩的篇章时，我就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浑身洋溢着飘然出尘的幸福感觉，将我从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解脱出来。我生理上的缺陷被忘掉了——我脑醒神提，意气风发，驰骋于幻想世界，世事纷扰皆抛脑后。

我对《伊尼特》的膜拜虽然稍逊于《伊利亚特》，但它也是我真正喜爱的。我努力不依靠词典和注释，独自来领会这部史诗，并试图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些篇章翻译出来。维吉尔描绘人物的本领有时是惊人的，但他笔下充满喜怒哀乐的天神和凡人好像蒙上了一层伊丽莎白时代的面纱，而《伊利亚特》中的天神和凡人则是欢快地又跳又唱的。维吉尔笔下的人物柔美静谧，好似月光下的阿波罗大理石像，而荷马则是太阳光下秀发飘动的俊逸而活泼的少年。

在书本里飞来飞去，实在方便！不要一天的工夫，就可以从《希腊英雄》到《伊利亚特》，但其中的路程也绝非只有惬意畅快。当他人可能已经周游世界几遍时，我也许还在语法和词典的迷途里团团打转，或者正掉进恐怖的陷阱，这陷阱名叫考试，是学校专门用来同那些寻求知识的学生作对的。类似《天路历程》最终可能会渐入佳境，但这旅程终究太漫长了，尽管途中也偶尔出人意料地出现几处引人入胜的美好景色。

早在我能充分理解其内容之前，我就开始读《圣经》。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竟然对《圣经》中奇妙的和谐毫无感受。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我无所事事，让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中的故事。虽然她认为我无法听懂，但依然在我手上拼写约瑟和他的兄弟的故事。我听了确实一点兴趣也没有。奇怪的语言和不断的重复，使故事听起来显得很不真实，不过是那遥远的天国里的事情，结果，还没有讲到约瑟兄弟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进入雅各的帐篷里去说谎，我就呼呼地睡着了！我至今也还不懂得，为什么希腊故事是那样吸引我，而《圣经》里的故事却令我兴趣索然。也许是因为我在波士顿时认识了几个希腊人，他们对希腊故事的极大热情感染了我，而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希伯莱人或埃及人，由此便推断他们是一群野蛮人，他们的故事大概也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圣经》故事中有那么多古怪的名字和重复的叙述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说也奇怪，我从未觉得希腊人的姓名古怪。

那么，后来我又是如何从《圣经》中发现其光辉的呢？这些年来，我读《圣经》时心中的喜悦和启发日渐增长，我爱《圣经》胜过其他一切书籍。不过，《圣经》中仍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正因如此，我从未能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尽管我后来更多地了解了《圣经》产生的历史渊源，这种情绪依然并未稍减。我和豪厄尔斯先生有共同的感觉，那就是认为应该从《圣经》中清除掉一切丑恶和野蛮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同样反对把这部伟大的作品改得毫无生气，面目全非。《旧约圣经》中的《以斯帖记》简洁明快，十分吸引人。尤其是以斯帖面对自己邪恶的丈夫时的场景，富有强烈的戏剧性。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系于对方之手，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然而她克服了女性的懦弱，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的鼓舞下，勇敢地走向她的丈夫，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我就死吧！如果我生，我的人民都生。”

还有路德的故事，又是何等的富有东方色彩！然而，朴实的乡村生活同繁华的波斯首都相比，是何等的迥然不同！路德忠贞而柔情满怀，当她与那些收割庄稼的农民一起站在麦浪翻滚的地里时，我们又怎能不怜爱她呢。她无私的高尚情操在那黑暗残暴的时代里，就如同暗夜里闪耀的一颗明星。路德那样的爱情，超越了互相冲突的宗教信条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的爱情，在全世界都是很难找到的。《圣经》给予了我深远的慰藉：“有形的东西是短暂的，无形的才能永恒不朽。”

自从我喜爱读书时开始，我便一直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何时开始读兰姆的《莎士比亚传奇》的；但我记得，我最初是基于一种儿童的心理和好奇心来读这些故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麦克白》。虽然仅读过一遍，但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永远印在我的记忆里。很长一段时间，书中的鬼魂和女巫总是跑到睡梦中纠缠我。我看见了，的的确确看见了那把剑和麦克白夫人的纤纤素手——可怕的血迹在我眼前出现，就像那忧伤的王后亲眼见到的一样。

在读过《麦克白》之后，我接着读了《李尔王》，我永远不能忘掉，在读到格洛赛斯特的眼睛被挖出的情节时，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愤怒攫住了我，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好长时间呆呆地坐在那里，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愤怒得无以复加了。

我肯定是在同一时期接触到夏洛克和撒旦这两个人物的，因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总是很容易就混为一体。记得我当时对他们充满了怜悯。我朦胧地觉得，即使他们自己希望变好，也无法成为好人，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或是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甚至到现在，我依然无法把他们描写得十恶不赦。我有时感到，像夏洛克、犹大，甚至魔王这样一类人，都是人类善的车轮上的一根断了的车轴，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说来奇怪，我最初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竟然留下了许多并不惬意的回忆。那些欢快、温和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剧作——现在是我的最爱——起初并不怎么吸引我，也许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儿童生活的欢乐。然而“世上变幻莫测的东西无过于儿童的记忆：保持什么，又丢掉什么，实在很难预料。”

莎士比亚的剧本我读过许多遍，并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片断，但说不出我最喜欢哪一本。我对它们的喜爱，往往如同心情一样变化多端。我觉得莎士比亚的短诗和十四行诗同他的戏剧一样，清新脱俗而自成一体。不过，尽管我喜欢莎士比亚，我却讨厌按评论家们的观点来读莎氏的作品。我曾经努力记住评论家们所做的解释，但总是灰心失望而止。因此，我拿定主意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一直到后来跟随基特里奇教授学莎士比亚时，我才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现在我懂得了不但在莎氏的著作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许多东西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高兴地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帷幕逐渐被拉起，显露出思想和美的新境界。

我对历史的喜爱仅次于诗歌。我读了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历史著作——从单调枯燥的大事记，更单调更枯燥的年表到格林所著的公正而又生动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史》到埃默顿的《中世纪》。第一本使我体会到真正历史价值的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史》，这本书是我在十三岁生日那一天收到的礼物。虽然这本书现在看来并不怎么样，但我依然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珍藏着。它使我懂得了，各民族如何在陆地上逐步发展起来并建立起庞大的城市；少数伟大的统治者(他们是人世间的泰坦)是如何把一切置于脚下，把千百万人的生死苦乐系于一人之手；各个民族如何在文化艺术上为后人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文明如何经历腐朽堕落的浩劫，然后又像不死鸟一样死而复生；伟大的圣贤又如何提倡自由、宽容和教育，为拯救全世界而披荆斩棘。

大学时代所读的书中，我接触了一些法国和德国的文学作品。德国人喜欢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并不怎么讲究美，他们探求真理胜过传统，无论日常生活或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德国人做任何事都有一股猛劲儿。他们张口说话不是为了影响别人，而是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同时，德国文学的含蓄，也是我深深喜爱的。我认为德国文学最可宝贵的，还在于它对妇女自我牺牲的爱情的伟大力量的承认。这种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的德国文学作品中，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也有隐晦的流露：那昙花一现，不过是象征而已。人间的缺憾，也会成为圆满。那无法形容的，这里已经完成。妇女的灵魂引导我们永远向上！

在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莫里哀和莱辛。巴尔扎克和梅里美的作品也很清新喜人，犹如阵阵海风袭人。阿尔弗雷德·缪塞简直不可思议！我很敬佩维克多·雨果的才华，他的卓越的浪漫主义，尽管在文学上我并不是非常喜欢他。但雨果、歌德和席勒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伟大诗人，都是人类永恒主题的表现者，是他们用自己博大精深的鸿篇巨制把我引入了真善美的境界。

以上说的都是我的书友，恐怕说得太多了，但实际上我只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作家。也许人们会因此认为我交友的圈子很窄，而且很武断，这是一种很错误的印象。其实，很多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我欣赏——比如卡莱尔的粗犷以及对虚伪的憎厌；华兹华斯的鼓吹天人合一；胡德的古怪惊人之笔；赫里克的典雅还有他诗歌中饱含的百合花和玫瑰的香味儿，都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也很喜欢惠蒂尔的热情正直。我认识他，我们之间的友谊使我格外喜爱读他的诗。我喜欢马克·吐温——谁能不喜欢他呢！天神们也喜欢他并赋予他全能的智慧；为了不使他成为悲观主义者，又在他的心田上织起一道爱和信仰的彩虹。我爱司各特的不落俗套、泼辣和诚实。我爱所有像洛厄尔那样的作家，他们的心池在乐观主义的阳光下泛起涟漪，成为欢乐与善意的源泉，有时带点愤怒，有时又有同情与怜悯。

总而言之，文学是我理想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享有一切权利。我生理上的缺陷阻挡不了我同我的书友的倾心交谈。他们同我娓娓而谈，绝无半点为难和不便。同我所学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广博的爱和高尚的仁慈”相比，我所学到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第22章

我相信，读者不会从前一章关于书的叙述中得出结论，以为我的唯一乐趣就是读书。事实上，我的乐趣是丰富多彩的。

上文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我非常喜爱乡村以及户外运动。在我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夏天，我在马萨诸塞州伦萨姆时，几乎都是生活在船上。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朋友来访时，偕同出去划船更有乐趣了。的确，我并不能很好地驾驭船只。通常会有人坐在船尾上掌舵，而由我来划船。不过，有时候我也不用人掌舵就自己去划船了。我通过辨别水草和睡莲以及岸上的灌木的气味来掌握方向，这是十分有趣的。我划的桨用皮带固定在桨环上，这样，我从水的阻力就可以知道，双桨用力是否平衡。同样地，我可以知道是否是在逆水而行。我喜欢同风浪抗争。让这坚固的小船服从于我的意志和臂力，使它轻轻地掠过那波光粼粼的湖面，而水波不停地使它上下颠簸，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

我也喜欢划独木舟，我想，当我说我喜欢在月夜泛舟时，你们肯定会哑然失笑吧。的确，我不可能看见月亮从松树后面爬上天空，悄悄地越过中天，为我们铺上一条闪光的道路；但我知道有月光，而当我躺到垫子上，把手放进水中时，我仿佛看见了这照耀如同白昼的月光正在拂过，我触摸到了她的衣裳。偶尔，一条大胆的小鱼从我手指间滑过，一棵睡莲含羞地亲吻我的手指。通常，小舟从小港湾的荫蔽处驶出时，我会骤然感到豁然开朗，一股暖气把我包围住了。我永远弄不清楚，这热气究竟是从树林中还是从水上蒸发出来的。甚至在城市的中心，我也常常有这种奇异的感觉。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在漫漫暗夜中，这种感觉经常在不经意中向我袭来。就好像是温暖的嘴唇在我脸上亲吻。

我最喜欢乘船航行。1901年夏天，我们到新斯科舍半岛游玩时，第一次有机会领略到海洋的风貌。莎莉文老师和我在伊万杰琳的故乡住了几天——朗费罗有几首脍炙人口的名诗使这个地方魅力大增。我们还去了哈利发克斯，在那里度过了这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个海港我们玩得非常痛快，简直像进了天堂。我们乘船去贝德福盆地、麦克纳勃岛、约克哨站以及诺斯威斯特港，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夜里，一些庞大的军舰静静地停泊在海港里，我们悠闲地在舰侧划行。哦，那时光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有趣！这些令人愉快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天，我们遇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诺斯威斯特港举行了一次划船比赛，由各艘军舰派小艇参赛。人们都乘帆船来看比赛，我们的帆船也夹在当中。海面风平浪静，成百条的帆船来回摆动。比赛结束后，大家掉头转航，四散回家，突然我们中一个人注意到一块黑云从远处飘来，云层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最后遮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风大浪急，海上掀起层层巨浪。我们的小船面对汹涌的波涛毫无惧色，张满帆，拉紧绳，犹如坐在风上。它一会儿在波涛中打转，一会儿被推上巨浪浪头，然后又接着在风吼帆鸣中跌落谷底。我们放下了主帆，同怒吼的顶头风搏斗，小船在波峰浪谷间艰难行进，随时有灭顶之灾。我们的心怦怦直跳，手臂在颤抖，但这是精神紧张的表现，而不是由于畏惧。因为我们富有冒险精神，想象自己是北欧的海盗，并且相信船长最终能化险为夷。他凭着一双坚定的手和熟悉海性的眼睛，曾经闯过无数惊涛骇浪。港湾里的一艘大船和几艘炮舰驶近我们船旁时，都鸣号向我们致敬，水手们发出欢呼，向这艘帆船的船长致意，因为他是唯一敢在这暴风雨中驾着小帆船冒险航行的人。最后，当我们驶抵码头时，大家都又饿又冷，疲惫不堪了。

去年夏天，我在新英格兰一个风景如画、迷人可爱的幽静乡村里度过。马萨诸塞州的伦萨姆仿佛与我有不解之缘，我生命中所有的欢乐和忧愁，几乎都与这个地方连在一起。菲利浦王池畔的雷德农庄是J.E.钱布林斯的家，多年来，这里也成了我的家。每每想起这里许多亲爱的朋友对我的恩惠，以及我们共处的快乐时光，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激。他们家的孩子与我成为亲密的伙伴，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做游戏，相携在树林中散步，在水中嬉戏。几个年幼的孩子常常围着我说这道那，我也给他们讲小妖精、侏儒、英雄和狡猾的狗熊的故事，这一切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钱布林斯先生还引导我去探究那些树木和野花的秘密，后来，我竟能凭着灵感窥听到橡树中树液的流动，看见阳光挥洒在树叶上的光辉。这就好比：即便树根深埋于阴暗的泥土，却分享着树顶上的愉悦，想象那充满阳光的天空，鸟儿在飞翔，啊！因为同自然有着共鸣，所以我也理解了看不见的东西。

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潜能，可以了解和接受人类自开天辟地以来所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每个人潜意识里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绿色的大地、淙淙的流水的记忆，即使是盲聋人，也无法剥夺他们这种从先代遗传下来的天赋。这种遗传的智能是一种第六感——融合了视觉、听觉、触觉于一体的灵性。

我在伦萨姆有许多树友。其中之一是一株十分壮观的橡树，它是我心中的骄傲。我带了我所有的朋友去欣赏这棵树王。它高高地矗立在陡峭的岩石上，俯视着菲利浦王池塘，熟谙树木的行家说它已有八百年到一千年的历史了。传说菲利浦王，这位印第安人的英雄首领，就是在这棵树下与世长辞的。

我还有一个树友，比这株大橡树要温和可亲——这就是长在雷德农庄庭院里的那株菩提树。一天下午，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感觉到后墙一阵巨大的碰撞，不等别人告诉我，我就知道是菩提树倒了。我们走去看这棵经受了无数狂风暴雨的英雄树，它曾经经过了猛烈的搏斗，而终于猝然倒下了，真叫人痛心疾首。

言归正传，我要说的主要是去年夏天的生活。考试一结束，我就和莎莉文老师赶紧来到伦萨姆的这个幽静的乡间，伦萨姆有三个著名的湖，我们的小别墅就在其中一个湖的边上。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享受漫长而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学习和喧嚣的城市，全都抛在脑后。然而，在伦萨姆我们仍能听到动荡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回响——战争、结盟和社会冲突。我们听到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正在发生的无谓的残酷战争以及资本家和劳工的斗争。在我们这个伊甸园之外，人们纷纷攘攘，为当代世界那些没完没了的琐屑小事而忙碌，只想从生命中攫取更多的东西，丝毫不懂得悠然自得的乐趣。这类尘俗之事转瞬即逝，而湖水、树木，这到处长满雏菊的宽广田野、香气沁人的草原，才是永恒存在的。

那些认为人类的知觉都是由眼睛和耳朵传达的人们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居然能分辨出是在城市街道上行走，还是走在乡间小道上，要知道，乡间小道除了没有砌造的路面以外，同城市街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他们忘了我的整个身体都对周围的环境发生感应。城市的嘈杂混乱刺激着我面部的神经，路上我所看不见的行人急促的步履扰乱着我的精神，形形色色、永无止息的喧嚣使我头昏脑胀。载重车轧过坚硬的路面发出的隆隆声，还有机器单调的轰鸣声，对于像我这样不能让街景分散注意力的盲人来说，是尤其无法忍受的。

在乡村，人们看到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听到的是自然之音，不必为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的那种残酷的生存斗争而满心忧虑。我曾经好多次访问那些住在又窄又脏的街道上的穷人。想到有钱有势的人住在豪华阔气的大房子里悠然自得，他们身体健壮，容貌美丽，而另一些人却住在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变得越来越干瘪、丑陋，我怎能不怒火中烧呢。肮脏狭窄的小巷子里挤满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孩子，你向他们伸出友好的手，他们却躲之犹恐不及，好像你要打他们似的。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他们的身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不断地感到痛苦。还有那些男人和女人，同样地骨瘦如柴、不成人形。我抚摸过他们粗糙的手，深感他们的生存真是场无休无止的斗争——不断地混战、失败和失望。他们的努力和机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富豪与赤贫之间的沟壑从未像时下这样分明，上层人物从不考虑下面时运不济的芸芸众生。人们常说，上帝把阳光和空气免费恩赐给一切众生。但是，果真如此吗？在城市肮脏的小巷里，空气污浊，看不见阳光。世人啊，你们不把自己的同胞放在心上，反而还摧残他们，当你们每顿饭祷告“上帝赐给我面包”时，你们的同胞却无面包可吃！我真希望人们离开城市，抛开这辉煌灿烂、喧嚣嘈杂、纸醉金迷的尘世，回到森林和田野，重过简朴的生活！这样，他们的孩子们才能像挺拔的松树一样茁壮成长，他们的思想才能像路旁的花朵一样芬芳纯洁。当我在城市工作一年后再回到乡村时，又怎能不产生这些感想呢！

现在，我又踏上了松软而富有弹性的土地，我又沿着绿草茵茵的小路，走向蕨草丛生的溪边，把手伸进潺潺溪水里，或者是翻过一道石墙，跑进绿色的田野——这狂欢似的迤逦起伏的绿色田野！

除了从容散步以外，我还喜欢骑双人自行车四处兜风。凉风迎面吹拂，铁马在胯下跳动，真是惬意极了。迎风快骑使人既感到轻快，又有感受到力量的喜悦，令人飘飘然而心旷神怡。

在散步、骑马和划船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让狗陪伴着我。我有很多狗朋友——身躯高大的玛斯第夫犬、目光温顺的斯派尼尔犬、善于丛林追逐的萨脱猎犬，以及忠实而其貌不扬的第锐尔公犬。目前，我最钟爱的是一条第锐尔公犬。它是一条纯种狗，尾巴卷曲、脸相滑稽、逗人喜爱。这些狗朋友似乎了解我生理的缺陷，当我独自一人时，总是寸步不离地依傍着我。我喜欢它们那种亲昵的样子和富于表情的摇尾动作。

每当下雨不能出门时，我会和其他女孩子一样，待在屋子里用各种办法消遣。我喜欢编织，或者东一行西一句随手翻翻书，或者同朋友下一两盘棋。我有一个特制的棋盘专供我下棋。上面的格子都是凹陷下去的，这样，棋子可以稳稳当当地插在里面。黑棋子是扁平的，白棋子顶上是弯曲的。每个棋子的中间有一个洞，可以放一个铜制的圆头，以区分国王和其他棋子。国际象棋的棋子大小不一，白棋比黑棋大，这样，下完一着之后，我可以用手抚摸棋盘来了解对方的计谋。把棋子从一个格移到另一个格会产生震动，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轮到我走棋了。

在独自一人而又百无聊赖时，我便玩单人纸牌游戏，我很爱这样玩牌。我玩的纸牌，在右上角有一个盲文符号，可以分辨出这是张什么牌。

如果有孩子们在旁边，同他们做各种游戏真是再快乐不过了。哪怕是很小的孩子，我都愿意和他们一起玩，我很高兴孩子们都喜欢我。他们带着我到处走，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指给我。自然，很小的孩子不能用手指拼字，但我可以用唇读来弄明白他们说的话。有时唇读也未能弄明白他们的话，他们就求助于手势。有时候我难免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干错了事，他们就会哄然大笑，于是哑剧就得再次从头做起。我也常常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玩游戏，我们在一起玩得高高兴兴，不知不觉时间就溜走了。

博物馆和艺术馆也是我乐趣和灵感的来源。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觉得奇怪，我不用眼睛，仅用手，就可以感觉出一块冰凉的大理石所表现的动作、感情和美。然而，我确实能从抚摸这些典雅的艺术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当我的指尖触摸到这些艺术品的线条时，就能感受到艺术家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我能从抚摸神话英雄雕像的脸中，感觉到他们的爱和恨以及他们的英勇性格。正如我能从允许我摸的活人的脸上摸出人的情感和品格一样，我从狄安娜雕像的神态上，体会到森林中的秀美和自由，感觉到那种足以驯服猛狮、能抑制最强烈的欲望的精神。维纳斯雕像的安详和优雅，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喜悦。巴雷的铜像则向我展示了丛林的秘密。

在我书房的墙上挂有一幅荷马的圆雕，挂得很低，这样我可以很方便地摸到，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摸他英俊而又忧伤的面庞。我对他庄严的前额上的每一道皱纹都了如指掌——那道道皱纹如同他生命的年轮，刻着他忧国忧民艰苦斗争的印迹。在冰冷的灰石中，他那一双盲眼仍然在为他心爱的希腊寻求光明与蓝天，然而结果总是归于失望。那美丽的嘴角，坚定、忠实而又柔美。这是一个诗人的脸庞，一张饱经忧患的脸。啊！我多么了解他一生的遗憾——那犹如漫漫长夜的时代——哦，黑暗、黑暗，在这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绝对黑暗、全然黑暗，永无光明的希望！

我仿佛听见荷马在歌唱，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从一个营帐行吟到另一个营帐——他歌唱生活，歌唱爱情，歌唱战争，歌唱一个英雄民族的光辉业绩。这歌奇伟雄壮，使盲诗人赢得了不朽的桂冠和万世的景仰。

我时常想知道，手对雕塑美的欣赏是否就比不上眼睛更敏感。我总以为触觉比之视觉更能对曲线的节奏感体会入微。不管是否如此，从希腊的大理石神像上，我可以觉察出古希腊人情绪的起伏波动。

看戏是我的另一种娱乐，不过这种机会为数寥寥。把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戏剧描述给我听，这比读剧本要有趣味得多，因为这样我就好像置身于这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中。我曾有幸会见过几位著名的演员，他们演技高超，能使你忘却此时此境，把你带到罗曼蒂克的古代去。埃伦·特里小姐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有一次，她正在扮演一名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王后的时候，我被允许抚摸她的脸和服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高贵气息足以消解最大的悲哀。亨利·埃尔文勋爵站在她的身旁，佩戴着国王的标记；他的行为举止无不显露出超群出众的才智，他善于表演的面容表现了驾驭一切的帝王气概。在他乔装的国王的脸上，有一种冷漠和难以名状的哀愁的神情，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还认识杰斐逊先生，为有他这个朋友而引以为豪。每当我到一个地方，如果他恰巧正在那儿演出，我总要去看望他。第一次看他演出是我在纽约上学时。当时他正在演《瑞普·凡·温克尔》。在此之前，我常常读这篇小说，但瑞普那种漫不经心、古怪而又随和的脾气，我是看演出时才体会到的。杰斐逊先生的表演生动凄美、惟妙惟肖，使我陶醉不已。老瑞普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演出结束之后，莎莉文小姐领我去后台看望杰斐逊先生，我在那里用手抚摸了他那奇特的服装、平滑的头发和胡须。杰斐逊先生让我摸他的脸，这样我就可以想象了，当他从那离奇的二十年沉睡中醒过来时是什么样子，他还演给我看，那可怜的老瑞普是如何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的。

我还看过他演的《对手》。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拜访他，他为我演了《对手》中最精彩的几个片断。我们把会客室改成了临时舞台。他同他的儿子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鲍勃·艾克里斯在那儿写挑战书。我用手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完全领略到他手忙脚乱的那种滑稽可笑，如果不是看他表演而是由别人把故事拼写给我听，那是完全体会不到的。接着，他们就你死我活地决斗起来，两把剑你来我往，迅疾非凡，后来可怜的鲍勃心慌意乱，渐渐败下阵来。随后，这位伟大的演员把外衣一拉，嘴一扭，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福林瓦特尔村，施耐德蓬松的头正靠在我的膝上。杰斐逊先生又朗诵了《瑞普·凡·温克尔》中最经典的几段对白，他一会儿喜笑颜开，一会儿又声泪俱下，真是淋漓尽致。他要我尽量指出，配合台词应该做什么手势和动作。当然，我对戏剧动作是一窍不通的，只好胡乱凭着猜想说了几句；不过，凭借他精湛的演技，他把动作和台词结合得很好。瑞普嘟囔着说“一个人离开了家，就这样快地被大家遗忘了吗”时发出的一声长叹，他长时间沉睡之后找寻他的枪和狗时的那种灰心丧气，他同德里克订约时滑稽的迟疑不决——所有这一切表演似乎都来自于原汁原味的生活，都是直接从生活本身提炼出来的。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戏的情景。那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却宛如在昨日。儿童演员埃尔塞·莱斯莉正在波士顿，莎莉文小姐带我去看她演出的《王子与贫儿》。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一会儿喜、一会儿悲的心情波动，以及这位演得惟妙惟肖的小演员。散场后，我被允许到后台去见这位穿着华丽戏装的演员。她站在那里，一头金发披散在肩上，一脸灿烂的微笑，真是可爱极了！虽然刚刚结束演出，她一点儿也没有疲惫和不愿见人的样子。那时，我刚开始学说话，来之前我反复练习说她的名字，直到后来能清楚地说出她的全名。当她听懂了我说出的几个字，并立即愉快地伸出手来欢迎我时，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

可不是吗，尽管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局限，但我可以有如此多的方式触摸到这个美的世界。世上何处没有美好，甚至黑暗和沉寂也是如此。我意识到，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要有颠扑不破、再接再厉的精神，都要学会满足。

确实，有时孤独感就像冷雾一样笼罩着我，我好像在一扇紧闭的生活之门外面独自坐等着。门里有的是光明、音乐和温暖的友谊，但是我进不去。冷酷的命运之神无情地挡住了大门。我真想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因为我的心仍然放浪不羁，充满了热情。但是那些酸楚而无益的话语徘徊在唇边，欲言又止，犹如泪水往肚里流。沉默浸透了我的灵魂。然后，希望之神微笑着走来对我轻轻耳语：“忘我就是快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

第23章

要是我能把对我曾经有所帮助的人一一写出来，那该有多好呀！书中已经写了一些人，许多读者是会对他们感到亲切的，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为大多数读者所知。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影响将永远活在所有因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中。生活中最值得庆幸的莫过于结识一些益友，他们如同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打动人，他们的握手洋溢着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幽默有趣的性格，使我们焦躁不安的心变得宁静。曾经烦扰我们的愤怒、烦恼和忧虑被一扫而光，我们一觉醒来，耳目一新，重新看到上帝真实世界的美与和谐。那些充斥我们每日生活的琐碎平庸刹那间化成了神奇。总之，有这些益友在身旁，我们就感到心平气和。或者我们只是萍水相逢，或者我们同他们的邂逅只那么一次，然而他们平静的脸和温柔的性格，消融了我们心上这永不满足的冰块，犹如山泉灌进海洋，淡化了海水的浓度。

时常有人问我：“有人使你觉得厌烦吗？”我不十分了解他的意思。我想某些有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故意装出纡尊降贵的模样来同你谈话。他们就好像同你一起走路，却刻意缩短步伐来适应你的速度。这两种人所表现出的虚伪和夸张令我同样反感。

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手就很能说明问题。有的人握手时倨傲无礼，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屈尊态度，显得高人一等。有的人郁郁寡欢，和他们握手仿佛是握住了冰凉的东北风。而另一些人则活泼快乐，他们的手就像阳光一样温暖了我的心。可能握着我的不过是一个孩子的手；然而它确实给了我活泼快乐，就像含情的一瞥给你的感受一样。我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感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有许多从未谋面的远方朋友。实在是人数太多了，我常常不能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但我愿意借此机会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哪里能感谢得完呢？！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并且同许多天才人物一起交流。只有了解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领略同他交友的情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坐在他的膝上，用我的一只小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而另一只手上则由莎莉文小姐拼写他生动有趣地对我讲的上帝和精神世界的事。他的话令我听了既惊奇又喜欢。虽然他的精神高度是我所无法企及的，但他却使我对生活产生了乐趣，每次他对我的启发，都使我思想上很有收获，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有一次，当我迷惑地问他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时，他说：“海伦，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就是爱的宗教。以你整个的身心爱你的天父，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个子女，同时好好记住，恶的力量远不如善的力量强大；进天堂的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好的例证。在他高尚的灵魂里，爱与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一种洞察力，他看见：上帝使你得到解放，得到鼓舞，使你谦卑、柔顺并得到慰藉。

布鲁克斯主教从未教我什么特别的信条或者教义，但他把两个伟大的思想铭刻在我脑海里——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使我感到，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她的儿女。因此，乌云总是要被驱散，尽管正义会受到挑战，但它最终必然会战胜邪恶。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快乐，很少想到身后之事，只是不免常常想起几位好友的在天之灵。岁月如梭，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有好多年了，但仿佛依然同我近在咫尺，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拉住我的手，像从前一样亲热地同我交谈，我丝毫不会觉得惊奇。

布鲁克斯主教逝世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宗教的著作，其中有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但我依然觉得，最能慰藉我灵魂的，还是布鲁克斯的爱的信条。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他那热情而有力的握手令我感激不已。他是我所认识的待人最热诚的朋友，每一个毛孔都热力四射。他的知识如此广博，性情又如此和善，只要他在场，你绝不会感到沉闷。

我清楚地记得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是初春时节，我刚刚学习说话。一进门我们就被带进他的图书室，他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噼啪作响，他说自己正沉湎于往日的回忆之中。“还在聆听查尔斯河的细语。”我说道。“是的，”他说，“查尔斯河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屋子里有一股印刷油墨和皮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一定到处都是图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我的手指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丁尼生诗集上，当莎莉文小姐告诉我书名时，我就开始朗诵：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但是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感觉到有泪水滴在我的手上。这位可爱的诗人竟然听得哭了，我觉得颇为不安。他让我坐在他的扶手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他的要求，朗诵了《被禁闭的鹦鹉螺》，这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首诗。这以后我又同他见了好几次面，我不仅喜欢他的诗歌，而且喜欢他这个人。

在拜访霍姆斯博士后不久，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又去看望惠蒂尔，地点是在梅里迈克河边他的幽静的家里。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他有一本自己的凸字版诗集，我读了其中题为《学生时代》的一首诗歌。他对我能如此准确地发音非常高兴，说他听起来一点儿不困难。我问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来“听”他的回答。他说，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女孩子的名字叫萨利，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又朗读了《劳斯·德奥》，当我读到最后几句时，他把一个奴隶的塑像放在我手中，这蹲着的奴隶身上的锁链正在掉落下来，就好像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牢时，彼得身上的镣铐脱落下来的情形一样。后来，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去，他为莎莉文小姐亲笔题字，表达对她工作的钦佩，他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他送我们到大门口，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第二年夏天再来看望他。但是言犹在耳，昔人已逝。

我有许多忘年交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其中一位。我八岁那年就认识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爱也愈来愈深。他博学而富有同情心，是莎莉文老师和我在忧患之中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帮助我们越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不仅仅对我们，他对任何处境困难的人都是如此。他用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以新义，并教导人们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不但积极言传，而且以身作则——爱国家，爱最穷苦的同胞，勤勤恳恳地不断追求上进。他宣传鼓动，而又身体力行，是全人类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他！

前面我写过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我曾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日子，有时是在华盛顿，有时是在布雷顿角岛中心他幽静的家中，这里离拜迭克村相距甚近，后者因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书而名声在外。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布拉斯道尔湖边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着他讲述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我还帮他放风筝，他希望以此能发现未来的飞船的飞行规律。贝尔博士精通各方面的科学，并且善于把自己研究的每一个课题生动有趣地描述给你听，甚至最深奥的理论知识他也能让你听得津津有味。他使你觉得，哪怕你只有一点点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研究，你也可以成为发明家。他幽默而富有诗人的气质，他对儿童满怀爱心，手里抱一个小聋孩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他为聋人作出的贡献将会留存久远，并造福后世的孩子们。他个人的成就，以及在他的感召下别人做出的成就，都同样值得我们赞叹。

在纽约的两年中，我有很多机会与许多知名人士交谈，虽然我早已久闻他们的大名，但却从未想过会同他们见面。同他们大多数人的第一次见面，都是在我的好友劳伦斯·赫顿先生的府上。我十分荣幸能够到赫顿夫妇优雅宜人的家里做客，参观他们的藏书室，以及阅读许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为他们夫妇书写的题词留言。据说赫顿先生有一种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美好思想情操的本领，真是一点儿也不错。你不必为了了解他而去读《我所认识的男孩》——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胸怀坦荡、待人宽厚的一个，是一个能够同患难共欢乐的朋友，他不但同人相处是这样，就是对待狗也是充满了爱心。

赫顿夫人是一位真诚可靠的朋友。我思想中许多最可宝贵的东西的获得，都要归功于她。我在整个大学阶段取得的进步，都源自她不断的引导和帮助。当我因学习困难而灰心丧气时，她的来信使我振奋，重新鼓起勇气。她使我真正体会到，征服了一个困难，下一个困难就好办多了。

赫顿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他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威廉·狄恩·豪威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到了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和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先生。我认识了查尔斯·杜德利·沃纳先生，他是最吸引人的小说作家，最受朋友们的敬爱，他是如此富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爱一切生物，爱他的邻居，就如同爱自己一样。有一次，沃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巴勒斯先生来看我。他们两个人都和蔼可亲，我对他们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仰慕已久，如今又切身感受到他们待人接物的魅力。这些文学界名流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连珠，我往往跟不上他们的谈锋。我就好像小爱斯凯纽斯跟着埃纽斯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后者大步流星，而前者一小步一小步地总跟不上。但他们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吉尔德先生同我谈他如何在月夜穿过沙漠向金字塔进发，他在给我的信上，特意在签名的下面做出凹下去的印记，以便我能够轻松摸出来。这让我想起，黑尔博士在给我的信中，为了表现他的特点，常常把签名刺成盲字。我用唇读法听了马克·吐温为我朗读的他的一两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众不同。我在与他握手时，能感觉到他眼中炯炯有神的闪光。甚至当他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滑稽声调进行讽刺挖苦时，你依然能够感觉出他的心灵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伊利亚特的化身。

我在纽约还见到其他许多有趣的人物：《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梅普斯·道奇夫人、《懦夫》一书的作者里格斯夫人(凯特·道格拉斯·威金)。她们送给我颇富情意的礼物，包括反映她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这些我都乐意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尽述所有的朋友，事实上他们许多高尚纯洁的品质，非笔墨所能充分表达的。甚至我在谈到劳伦斯·赫顿夫人时，心中也是不无犹豫的。

这里我只想再提到其他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我时常到她在林德斯特的家中去做客。她总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自从我和莎莉文小姐同她认识以后，我们有事向她求教，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中肯的意见。

另有一位朋友也是令我受益匪浅的。他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令他声名远扬，他英明果断的才干博得所有人的一致尊敬。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慷慨好施，默默行善。由于他的地位，我是不应该谈到他的。但是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进大学是不可能的。

可见，朋友们创造我的一生。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在我的心空托举苍穹，把我生理上的缺陷转变成美好的特权，使我在厄运投下的阴影里，能够坦然而快乐地前进。[1]《黑骏马》是英国作家安·塞维尔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小说，以马为第一人称的角度记述了一匹名叫“黑骏马”的优种黑马的一生。——译者注[2]Midway Plaisance，这是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最突出的建筑，它把娱乐巧妙地融合进了世博会园区，首创了大型游乐园的模式，包括了体育活动、流行音乐、真人秀、马戏表演、模拟军事战争等等游戏。——译者注[3]法国著名剧作家让·拉辛的代表作。——译者注[4]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主要诗人之一，1850年被封为桂冠诗人，诗歌语言极富有音乐感和表现力。——译者注[5]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文学奠基人之一，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代表作包括《见闻札记》等。——译者注[6]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睡谷的传说》中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中篇 中流

第1章 调整

当人们撰写自己回忆录的时候，往往都是垂垂老矣的年纪，在我看来就是如此。如果他们大作未完就已经溘然长逝，倒也给自己和其他人省了不少麻烦。但既然我勇敢地活到了现在，就不得不要给他们增加些负担，因为作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我在这里也要试着写写我生活的故事。

很多年来，我一直都把那些勾起我兴趣的事物写成零散的笔记，而在写作的当时，我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处于各种各样的状况之下。这样一种随意无序的写作风格很适合我的性情。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让我有机会能够聊聊，能够偶尔开心一笑，能够永远地保持与人为善。

我不应该在这些文字中试图去遵循某个连贯一致的思路线索，或是去传达某种特定的主旨。我不应该在头脑的迷宫中抓住一个观点不放。我想要把那些转瞬即逝的想法和情绪记录下来，让它们自然地表达。人们通常告诉我，如果我把更多这样的生活片段写成文字，我或许就能展现出更多最基本的同情心、思想和真诚，让人们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因此，如果从我笔下生发出来的某些内容被证明并不是那么睿智或公正，至少它们所萌芽的那颗种子是甜蜜的——那是在我朋友们的鼓励下所播下的种子。

自从我开始撰写这本自传以来，我经常都会想起我的朋友罗布林上校在他晚年倾注了全部精力的一个爱好。他以前一直是一位建筑师。年轻的时候，修筑了布鲁克林吊桥，由于有一次在水下作业待的时间过长，还落下了残疾的后遗症。多年以后，当我去新泽西州的特伦顿拜访他时，他兴致盎然地向我展示了一幅他用小纸片拼成的图画。画上是一条宽阔的河流，一座雄伟的大桥跨越两岸，周围都是绿树青山；夏日的悠悠白云倒映在清澈碧绿的河水中。每一个小纸片都被小心翼翼地涂上了颜色，并剪成了与整体设计相适应的形状。用成千上万片小纸片拼出美丽的风景和奔涌的河流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和技巧。他总是能细心专注地从一满盒纸片中挑出深浅颜色适合的纸片，栩栩如生地拼出树上的叶子、水中的涟漪，和大桥那流畅的拱洞。

让一本书成形的过程有点像罗布林上校的拼图。我们要在自己思维的盒子里放入成千上万片经历。可以说，这个盒子里保存着一个零零碎碎的你自己。你的问题就是把自己和你所生活的世界再合成起来，形成它的山川河流、它的海洋天空、它的火山、沙漠、城市和人群，把它变成一个凝聚在一起的整体。而当你在两分钟之后再去看那些纸片时，你会发现它们和刚刚的样子再也不相同了，这个时候，你的困难也就加倍了。你拿起这些碎片，你会发现它们被“染上”了多愁善感的味道，带着你原来的想法和联系。每当你有一次新的经历时，它们也会发生奇特的变化。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我的碎片拼在一起；但它们并不会是天衣无缝的。当我成功地拼出一幅还算完整的图画时，我发现盒子里还剩下了无数的碎片，而我不知道应该拿它们怎么办。我越是努力去想，这些碎片似乎也就变得越加重要；于是，我把图画放在一边，从头再来。我在整幅图画的设计中去追寻记忆不规则的线索，在事实和想象的奇怪十字路口上徘徊着。我的感受发出指令，要求在这样的混合物中，一定要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美感；但我最终不得不承认，造就我生活的片段并不像罗布林上校图画中的那些小纸片，都能被小心翼翼地涂上颜色并剪成相应的形状。也许在造物主的眼中，对称性、生活的目的和目的的实现都是存在的；但对每一个人来说，他只能感受到一些杂乱无序混合在一起的片断，和他认为应该用一些高尚的、夸张的或是出色的事情来填补的空白。《我生活的故事》第一部分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跟随查尔斯·汤森德·科普兰德教授学习英语时每天所写的日记和每隔两周所写的主题作文。我原本并没有将它们出版的打算，我也不记得布克先生是怎么对它们产生兴趣的。我只知道有一天上午，当我正在上拉丁课的时候，我被叫出课堂，去见了《妇女家庭杂志》的威廉·亚历山大先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亚历山大先生说布克先生希望能以每月连载的方式，将《我生活的故事》出版。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光是大学的课业就已经让我应接不暇了。但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你已经在你的作文里写了很大一部分了。”“你是怎么发现我写的作文的？”我问道。他笑了，回答说发现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工作。他乐观地谈到，我可以把这些作文很容易地拼在一起，就是杂志上的文章了，于是，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下，我同《妇女家庭杂志》签下了合约，每月连载刊登《我生活的故事》，稿酬是三千美元。当时，我什么别的都没想，只想着那三千美元。那几个字仿佛是有着某种魔力。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故事早已经写好了，实际上，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故事甚至能稳稳当当地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行列。我开心又自满，不知任何收敛。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我已经写了不少作文，科普兰德老师也都已经过目并修改。他给我提出了一些意见，让我可以用到第一章的写作中。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再找不到合适的主题了。我深陷其中，无计可施。我在准备杂志专稿方面毫无任何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取舍我的文字资料，让它们适合杂志的编排。我对截稿期限的重要性没有任何概念，直到催稿的电报纷至沓来，如同贪婪的鸟群飞向一棵樱桃树一般。特快专递的信件更是让混乱的局面雪上加霜：“我们必须马上拿到下一章的稿件。”“第六页和第七页连不上。请传来漏掉的部分。”很多年之后，布克先生才告诉我，当我的故事连载登出时，[1]《妇女家庭杂志》的工作人员仿佛是生活在但丁笔下的地狱。他说，当时他就发誓，除非能把整部作品的稿件拿到手，否则他再也不会出版连载小说了，几年前，他告诉我，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当事情一塌糊涂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莉诺尔·金妮向我说起了约翰·梅西先生。莉诺尔刚刚和菲利普·西德尼·史密斯结婚，而史密斯则是梅西的同班同学。莉诺尔说梅西先生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是一位能将我从混乱困境中拯救出去的骑士。当时，梅西先生是哈佛大学的一位英语老师。他也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上课，但我并不认识他。莉诺尔安排我们见了面。我喜欢他，他充满着热情，聪明绝顶，彬彬有礼。他理解我的难处，并立刻着手帮我解决。我们一起浏览了我已经积攒下来的作文材料，虽然这些文字还都处于一种原始的混乱状态，但他迅速而娴熟地把这些篇章都有序地归纳起来。我们仅仅花了几个钟头的时间，就整理出了一整章前后连贯、可读性颇强的文章。布克先生盛赞他扭转了乾坤，而从那以后，杂志社也总能及时拿到我的“稿件”了。

梅西先生自己也是一位作家，他思维敏捷，博学多才，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宝贵。他集朋友、兄长和顾问于一身，如果说这本书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准，那是因为没有了他的支持，我感到孤独迷惘的缘故吧。

第2章 青春啊，青春

在《我生活的故事中》，我详细描写了我是如何争取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过程。因此，在本书中，我只会简要地描述我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和想法。

我知道会有很多障碍需要我去克服；但它们只会更加激励我，按照正常学生的标准去尽己所能。我想，在大学里，我应该和那些与我有着相同兴趣、和我一样需要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女孩子们携起手来。我满怀热情地开始了自己的学习。我像那些围绕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周围的年轻人一样，带着无限的热情去听讲座。我认为那里会有手捧“灵魂之酒”的斟酒女神，回答困扰我的所有问题。

但很快我就发现，有很多从来不曾经历的事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我在吉尔曼女子学校就读时，他们提醒我，在我所住房子的图书馆里，书架与书架之间都是垂直分开的。当我的老师和我第一次见到那些书的时候，她大呼：“多么漂亮的书啊！来感受一下吧。”我摸着那些装帧精美的书册，读着其中一些书的标题，因为有些书的标题有着深深的凹凸印记，让我也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字母。但当我试着[2]拿出其中的一本时，我发现它们竟然都是仿造的，所有的书都又厚[3][4][5]又重，有着烫金的大字，被伪装成乔叟、蒙田、培根、莎士比亚和但丁的大作。这就是我对大学生活期间流逝岁月的感受，而我的梦想也开始渐渐褪色，变成苍白而单调的现实。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面对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缺少盲文书籍，缺少时间。绝大多数学校要求读的书籍都是由莎莉文小姐通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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