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洋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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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21世纪经济与管理规划教材.经济学系列)试读：
丛书出版前言
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呈现在您面前的这套“21世纪经济与管理规划教材”是由我国经济与管理领域颇具影响力和潜力的专家学者编写而成，力求结合中国实际，反映当前学科发展的前沿水平。“21世纪经济与管理规划教材”面向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不仅涵盖了经济与管理类传统课程的教材，还包括根据学科发展不断开发的新兴课程教材；在注重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同时，注重与研究生教育接轨、与国际接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掌握最新的学科前沿知识，以满足高等院校培养精英人才的需要。
针对目前国内本科层次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国外教材适用性不强的问题，本系列教材在保持相对一致的风格和体例的基础上，力求吸收国内外同类教材的优点，增加支持先进教学手段和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内容，如增加课堂讨论素材以适应启发式教学，增加本土化案例及相关知识链接，在增强教材可读性的同时给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指引。
为帮助教师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本系列教材以精品课程建设标准严格要求各教材的编写，努力配备丰富、多元的教辅材料，如电子课件、习题答案、案例分析要点等。
为了使本系列教材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我们将积极与作者沟通，争取三年左右对教材不断进行修订。无论您是教师还是学生，您在使用本系列教材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发送邮件至em@pup.cn）。我们会将您的宝贵意见或者建议及时反馈给作者，以便修订再版时进一步完善教材内容，更好地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最后，感谢所有参与编写和为我们出谋划策提供帮助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使用本系列教材的师生，希望本系列教材能够为我国高等院校经管专业教育贡献绵薄之力。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2012年1月第1章导论1.1 引言
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纵观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即使是那些早已进入发达之列的国家，在不太久远的过去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大大超过最近才进入发达行列的国家（地区）所用的时间。我们在今天研究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要研究如何让低收入国家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经济学获得了更坚实的学科地位。但是，过去1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赶超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而是特例。除了东亚地区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如何解释这100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如何解释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差异，是发展经济学所面对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
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始于1950年代。那时，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它们的发展问题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从它建立之初就是问题导向的，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这其中最富有创见的是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起始于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对规模报酬递增的研究。19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经济起飞是有一定门槛的，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跨越这个门槛就不可能实现经济赶超，而决定这个门槛的就是企业内部和经济整体的规模报酬递增。第二个方面是起始于阿瑟·刘易斯（Lewis，1954；1955）对剩余劳动力的研究。对于195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发展经济学不仅研究特定的问题，而且要使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和方法，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不完善，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也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假设。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名义上参与生产但实际上不增加产出的劳动力。刘易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概念，时至今日，这个概念仍然出现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争论中。但是，刘易斯的理论受到了T．W．舒尔茨的挑战（舒尔茨，1964）。舒尔茨力图证明，不发达经济中的农民具有和发达经济中的人们一样的理性，而且那里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发达的。由此他提出了不发达经济“贫穷但有效”的假说。舒尔茨的工作极大刺激了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微观层面的研究，由此而产生的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舒尔茨关于不发达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假设是成立的，但不发达经济中市场的不完备的确使得发展经济学拥有了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研究对象。
然而，宏观发展理论在1960年代之后变得沉寂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无法满足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的需要。在1950年代的经典发展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规模经济处于核心地位。但是，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处理规模经济问题，因此，在当时的学科水平下，发展经济学家无法将他们的思想模型化，从而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由1950年代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所导出的一些标准的政策建议，如进口替代，没有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增长；相反，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却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奇迹般的增长。
在宏观发展经济学沉寂的同时，微观发展经济学却有了长足的进步。自19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农民行为和制度安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张五常和斯蒂格利茨对土地租赁市场的研究为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宏观发展经济学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而进入复苏和再发展时期。第一个原因是全球化环境下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加剧。学者们意识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第二个原因是新增长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增长经济学家通过借用垄断竞争理论的成果，成功地将规模经济引入一般均衡分析，因此开辟了发展经济学的新篇章，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新重视1950年代经典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除了经典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资本积累、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问题，贫困、收入不平等和制度也被纳入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因素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后果来研究的，而是作为可能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那么，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有何不同呢？主要的不同是，发展经济学注重对结构性因素的研究，而增长经济学研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增长经济学多将一国乃至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发展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这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农化、城市化、产业升级以及制度变化等等，这些变化使得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但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当我们说到发展的时候，我们不仅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吃得更好、旅游更多、享受更多的消费品，而且还指的是他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教育水平更高，以及享受更好的环境和更和谐的社会，而后面这些成就可能和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直接相关。说到底，经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对经济发展的研究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取向。这将是本书所采纳的基调之一。
本书是为高年级本科生准备的一本教科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包括微观发展经济学和宏观发展经济学的庞大体系。要想把这两部分的内容都收入一本教科书，任务艰巨。鉴于国内多数经济院系只给本科生开设一个学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而且宏观问题更具一般性，本书把重点放在宏观发展经济学上，但也涉及一些微观课题，如贫困和饥荒等。
本书注重一般性介绍、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三者的结合。一般性介绍的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概貌，作为一本教科书，这是必要的。本书的一个特点是覆盖面比较广，不仅涵盖经典的资本积累、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理论，而且还包括下面的几项新内容。首先，本书着重介绍了随着新增长理论发展出来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和规模经济有关的理论进展。其次，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和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贸和外国投资，本书因此包括了大量的开放经济的内容。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型国家，制度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分析和看待中国现实的框架，本书花了较大篇幅讨论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包括了近十年来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容。最后，本书还专辟一章讨论发展的规范性问题。
本书非常重视展示经验事实，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分析，目的是提高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兴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让学生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产生兴趣，是培养他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养成以问题为导向的习惯的第一步。在理论分析方面，本书不停留在对已有理论的泛泛介绍上，而是对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讨论，包括较详细的推导。因此，学生必须在学完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之后才能选修本课程。理论模型的作用是用严谨的经济学语言，即数理模型，来表达经济学家对问题的解释或预测。这对于任何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是重要的。本书的目的是让学生领会用严谨的理论模型探讨现实问题的思路，给予他们智力上的挑战，从而提高他们从事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兴趣。
本章剩下的内容包括以下几节。第1.2节为读者提供一个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大致图景；第1.3节介绍和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得失并给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第1.4节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简要的讨论，并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第1.5节介绍本书的结构。1.2 20世纪以来世界的经济增长
按照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如索罗模型），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阶段提高人均收入的关键，而由于资本边际回报的递减，较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较高收入国家的速度。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收敛假说”。但是，20世纪以来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多数情况下，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世界经济成长的基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图1.1对比了1965年和2004年世界主要的98个国家（地区）人均收入的分布情况。图中横轴上的数字表示国家（地区）的收入排名，数字越大，排名越高；纵轴为按2004年购买力平价（PPP）美元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可以看到，在1965—2004年间，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地区）是那些在1965年收入排名靠前的国家（地区），因此，2004年的世界收入分布比1965年的更陡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收入最低的20个左右的国家基本上没有增长。图1.1 世界收入分布格局：1965年和2004年的比较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6.2。
因此，就世界整体而言，我们观察到的不是经济收敛，而是发散。这个事实引发了以保罗·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对规模经济及其作用的研究（如Romer，1986）。他们认为，由于干中学等原因，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因此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可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世界经济是发散而不是收敛的。但是，随后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整体的发散过程中，一些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收敛趋势。
通过丹尼·关（Quah，1993）构造的转移矩阵，我们可以对世界各国的分化和收敛情况进行更详细的考察。转移矩阵所显示的是一个国家由一个收入组转变为另一个收入组的概率。我们考察从1962年到2008年世界的人均收入转移矩阵。为了构造这个矩阵，我们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PPP）度量的人均收入表示为世界平均收入的倍数。比如，世界平均收入为4000国际元，一个国家的收入是1000国际元，则该国由世界平均收入所表示的收入就是1/4。然后，我们按照新构造的相对收入按年将国家（地区）分成五组：低于1/4，1/4到1/2，1/2到1，1到2，以及大于2。在表1.1中，纵列代表1962年的分组，横列代表2008年的分组，表中的数字代表1962年的一个组中的国家（地区）转移到2008年的一个组中的概率。可以看到，最低的第一组和最高的第五组是最稳定的组，分别有77.8％和94.4％的国家（地区）在1962—2008年间停留在本组没有动。在第一组上升的国家（地区）中，最高上升到第四组；在第五组下降的国家（地区）中，最低也就是降低到第四组。中间三组的流动比较活跃，保持在原组没有动的国家（地区）比较少，有变化的国家（地区）中多数是下降了一个组别。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可以得到和图1.1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世界倾向于发散而不是收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赶超，特别是第一组中有2.8％的国家（地区）上升到第四组，而第二组中也有5％的国家（地区）进入了第五组的行列。表1.1 1962—2008世界收入转移矩阵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7.0。
更具体地，表1.2考察了五个地区及其代表国家在1975—2004年间的经济增长情况。这五个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和经合组织国家（发达国家）。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保持了年均2％左右的稳定增长；南亚保持了和发达国家相当的增长，因此它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改变；拉丁美洲的增长非常缓慢，1975—2004年平均只有0.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表现最令人担忧，1975—2004年平均每年下降了0.7％。因此，世界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而且在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还在拉大。相比之下，东亚一枝独秀，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一地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幅度缩小，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东亚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并引起了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广泛关注（参见世界银行，1993；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2003）。值得注意的是，南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1990年以来的经济表现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改观，而发达国家和东亚的经济增长有放缓的趋势。在东亚地区，中国的表现好于其他国家（地区）。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后来者，但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国家（地区），且1990年以来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中国曾经在历史上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多年，但在最近的五百年落后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在下面一节里，我们将回顾中国长时段经济增长的记录，将之与世界、特别是西欧进行比较，并给出对未来的一个预测。表1.2 1975—2004年世界五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宾州大学世界表6.2。1.3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透视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但中华文明进步速度最快的时期是在两宋时期，当时涌现了一批先进的技术发明，如接近现代形式的枪、水泵、水力推动的纺织机等，钧窑的窑内温度可以达到1700℃，汴京的一半人口使用煤炭（Morris，2010）。但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阻断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虽然仍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技术进步基本停滞。表1.3是安格斯·麦迪森对中国1700年至2015年的人口和GDP的估算。在他的估算中，1820年是中国经济的顶峰，GDP占世界总量的33％。在此之后，中国的GDP总量仍然增长很快，但世界其他地区增长更快，致使到1950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总量的5％。到2001年，恢复到占世界的12％；麦迪森预测，到2015年，将恢复到占世界的20％，届时将略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收入的下降早于中国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下降，在1700年到182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由相当于世界的98％下降到90％。这里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在此期间经历了一次人口爆炸。在1700—1850年这150年间，中国人口翻了三番，由1.38亿增长到4.12亿。要支撑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长，没有较快的粮食生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清代中国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保证了人均粮食拥有量基本保持不变。另一个原因是，当西欧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工业生产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在近代并没有经历衰落，而是被世界、特别是西欧赶上来了。表1.3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700—2015年
注：国际元为麦迪森为比较世界各国历史收入而编制的计量单位。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3）。
图1.2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在公元400—2000年的人均GDP水平。在这期间，公元1000—1300年（相当于两宋时期）是中国的高速增长时期，但随后便进入了停滞。而西欧在经历了中世纪的衰退之后，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加速发展，到1300年左右超过中国，到1820年人均收入达到中国的两倍以上。在此之后，西欧进入工业革命的顶峰时期。19世纪中后期之后，科学开始介入技术发展和工业生产，欧洲及其在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衍生国的经济增长进入加速期，人均收入加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则由于连绵近百年的战乱（太平天国起义、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进入了衰退期，直到1950年以后，中国才再次进入加速增长时期，速度远超过西欧。图1.2 中国和西欧人均收入比较：公元400—2000年
注：图中收入曲线按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绘制；国际元为麦迪森为比较世界各国历史收入而编制的计量单位。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3）。
关于中国相对于西欧的衰落，学术界有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之说。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1990）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既然中国在古代的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论证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欧洲。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是，欧洲在其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建立了适合于工商业创新活动的产权制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诺斯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1)起》（诺斯和托马斯，1973）。另一方面，学者们试图解答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尽管学术界做出了许多努力，但至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新的理论不断涌现（见专栏1.1），它们加深了我们对李约瑟之谜以及中国经济史的理解。专栏1.1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许多关于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分成七类。第一类是思维方式说。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工业革命并没有依赖于科学的帮助。如同诺斯（North，1981）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公认的时期为1750—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19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而中国在两宋及以前产生了无数的技术发明，因此，中国人和欧洲人在科学思维方面的差异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第二类是中央集权说。戴尔蒙德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Diamond，1999）。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戴尔蒙德以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生于意大利，为了他的伟大的航海计划，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欧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了哥伦布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皇帝宣布海禁，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但是，这个解释虽然对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多年。与戴尔蒙德的解释相类似的是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艾德荣，2005）。其基本观点是，在南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工厂化工业的萌芽，但却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税收所扼杀了。南宋时期，江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外患频仍的南宋王朝为了战争而大肆向工商业课税，而且，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留成。由此一来，地方官员无心扶持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加强税收力度，工商业因此在重赋之下凋敝。然而，这个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都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第三类是制度说。马克思和韦伯早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制度是造成中国停滞的原因。黄仁宇（1997）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比如，明末清官海瑞的断案方针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黄仁宇认为，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和中央集权说一样，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曾经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年。第四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大小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持这种观点（Lin，1995）。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来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这个解释为中国过去的领先和明清时期的停滞都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第五类是资源约束说。这主要是经济史领域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和李伯重为代表（如彭慕兰，2003；李伯重，2003）。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应该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区域大小相当，又分别是当时中国和欧洲最发达的地方。他们试图证明，直至1800年左右，江南在收入水平、市场发育、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并不比英格兰的差，江南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工业革命的至关重要的资源煤炭在北方，运至江南的成本太高。加州学派的影响非常大，但也遭到许多批评。一方面，江南是否达到了英格兰的发展水平，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使两地的生活水平和市场发育达到同等的水平，它们之间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类型也存在巨大差别。事实上，江南的发达反映的是农业技术文明的顶峰，而英格兰的发达却是工业技术文明兴起的成就，两者无法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加州学派对煤炭的解释比较牵强。大运河已经到达北京，而沿途经过产煤地淄博，同时北京离开滦煤矿也不远。事实上，英格兰的煤炭也集中在北部，主要靠海运送至东南部的经济中心地带。因此，只要需要足够大，交通不会成为巨大的障碍。第六类是人口约束说。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说。伊懋可（Elvin，1973）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七百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伊懋可列举了许多史实，试图证明中国在明末和清朝已经遭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与此相关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黄宗智，2000a；2000b）。这个理论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和提高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其结果是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口约束说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特别是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参见第8章）。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倾向于采用更多地使用廉价投入要素的技术。中国到明清时代，人口压力过大，迫使整个国家关注农业生产，而在农业领域，又主要是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技术，把两宋时期发明的许多节省劳动力的技术都“忘记”了。第七类是地理环境说。戴尔蒙德（Diamond，1999）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试图证明，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文明为什么起源于欧亚大陆。莫里斯（Morris，2010）继承了戴尔蒙德的地理环境学说，试图进一步证明，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是影响东、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北的台地上存在丰富的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人类文明在一万五千年前小冰期结束之后首先在此起源，随后向地中海地区扩散，最终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顶峰。公元纪年开始之后，气候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和鼠疫流行，罗马帝国最终走向衰落。自公元五世纪开始，东方文明开始超越西方文明，并在宋代达到顶峰。然而，东方文明也没有逃脱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宋时期气候再次变冷，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侵，东方文明遭受重创。此时，西方文明的重心转移到西欧，而且，西欧的地理优势让哥伦布成为文明世界首先发现新大陆的人。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文明再次超越东方文明的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西方的航海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
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图1.3显示了1953—2010年中国GDP总量的增长速度。在1953—1978年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是，以世界(2)水平观之，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并不低，达到6.5％。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9.7％，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速度相当，因此，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称为一个奇迹，一点都不为过。图1.3 中国经济增长：1953—201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和世界总体情况一样，中国内部各省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发散迹象。表1.4为中国各省（区、直辖市）1952—2009年的收入转移矩阵。由于样本较小，我们将所有省（区、直辖市）相对于平均收入分成四组（即低于1/2，1/2—1，1—2，2以上）。可以看到，最低组和最高组的省（区、直辖市）在1952—2009年的近50年间没有发生变化，第二组和第三组分别有73.3％和40％的省（区、直辖市）也没有发生变化。这和世界的情况类似。但是，第三组里有50％的省（区、直辖市）掉到了第二组，而第二组里除73.3％的省（区、直辖市）没有发生变化之外，其他的26.7％的省（区、直辖市）上升到了第三组。因此，除了最低组和最高组之外，我国各省（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收敛趋势。表1.4 中国1952—2009年收入转移矩阵
注：海南和重庆分别并入广东和四川；没有包括西藏；总计28个省（区、直辖市）。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图1.4试图通过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对比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图中，横轴是一个国家（地区）从经济起飞那年到2008年经历的时间，纵轴是一个国家（地区）在2008年的人均购买力平价收入（2005年PPP美元）。可以看到，除中国香港和日本而外，一个国家（地区）起飞得越早，则(3)该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就越高。如果用一条曲线拟合图中国家（地区）的数据点，就会得到图中的S形曲线。当一个国家收入还较低的时候，其增长速度较慢；当它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图中马来西亚的水平），增长加速；当它的收入达到很高水平的时候（如图中中国香港的水平），增长开始放缓。如果以新加坡所处的位置作为高速增长停止的时间的话，则中国从2008年算起还可以维持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当沿海地区达到很高收入并停止增长的时候，内陆地区的收入可能还只处于图中马来西亚的水平，还有很长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维持较高水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图1.4 亚洲国家（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快照：2008年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罗伯特·费恩斯塔尔等人（Feenstra，2011）的计算表明，这个时间是2014年。但是，计算购买力平价收入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购买力平价收入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购买其他国家产品时的购买力。相比之下，名义收入计算简单、直观。表1.5给出了中、美名义GDP在2009年和2010年的对比以及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可以看到，2009年美国GDP总量是中国GDP总量的2.9倍，但2010年一年这个差距就缩短到2.52倍。假设中国的GDP总量以8％的可比速度增长，美国的GDP总量以3％的可比速度增长，中国和美国的通胀率分别为3.6％和2％（两者都是2000—2010年的均值），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名义升值3％（从2005年到2010年的均值）；即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长率为11.6％，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长率为14.6％，美国的名义增长率为5％。则到2015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将缩小到1.61倍，到2020年，进一步缩小到1.02倍，也就是说，以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将在202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美两国的GDP总量将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以上，比排在第三位国家（日本或德国）的三倍还要多。中国的人均GDP将由2010年的4388美元增加到17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表1.5 中、美经济总量对比：2009—2020
资料来源：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1.4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把今天的消费节省下来变成投资，并在明天生产出超过投资的收入。因此，如何增加储蓄并提高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在此之上还要加上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发展指标的提高。下面简要讨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对它们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储蓄和投资 储蓄和投资通常是一对孪生兄弟，较高的储蓄带来较高的投资，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图1.5显示了112个国家（地区）1975—2003年投资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横轴为投资占GDP比例的平均值，纵轴为GDP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将GDP增长率对投资比例做简单的线性回归，我们可以发现，投资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将提高0.13个百分点，且这个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全部112个国家（地区）中，1975—200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3％，因此，投资的贡献率是很高的。图1.5 投资与GDP增长
注：图中数据为112个国家（地区）1975—2003年的平均数。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t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必须意识到的是，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而高投资也不意味着高增长。储蓄要转化为投资，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中介，将居民分散的储蓄集中到有效的投资项目上去。另外，政策性因素也可能妨碍储蓄转化为投资。政局的动荡、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对产权缺乏保护以及高额的税收等因素都会打击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这些因素将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
人力资本 狭义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广义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健康。自19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成为发展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新经济增长理论更是将它置于核心地位。图1.6显示了2003年世界上112个国家（地区）识字率和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识字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人均收入提高4.8％。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图1.7显示了相同国家2003年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关系。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从图1.7中可以看到，它和人均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预期寿命每提高一岁，则人均收入提高7.7％。当然，图1.6和图1.7显示的只是识字率和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而不足以确立从识字率和预期寿命到人均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见专栏1.2）。但是，如此显著的相关关系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启示，增加我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信心。图1.6 识字率和人均GDP
注：图中数据为112个国家（地区）2003年的数据。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t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图1.7 预期寿命和人均GDP
注：图中数据为112个国家（地区）2003年的数据。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t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专栏1.2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指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因果关系指的是一个变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因果关系肯定导致相关关系，但是，相关关系并不能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相关关系也不一定因为因果关系而产生。认识到这一点，在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要。一个回归方程式只能证明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而不能证明因变量的变化一定是由自变量引起的。下面举几种常见的情形，说明相关关系不一定代表因果关系。第一种情形是伪相关，即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常举的例子是，华尔街的一个分析员发现，当街上流行红裙子的时候，股市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一个相关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因为不存在任何理由相信，女性穿红裙子和股市价格之间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分析员发现的相关性可能仅仅是一段时期内的巧合而已。另一种伪相关完全由随机因素导致，即两个变量包含了相同的随机因素，因此显示了相关关系。第二种情形是因果关系倒置。如果把价格放在回归式的左手边当作因变量，把个人的购买量（而不是市场需求）放在右手边当作自变量，也可以得到显著的结果。但是，通常而言，个体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单个消费者的购买量不会影响价格，而是被价格所影响。当然，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更隐蔽的因果关系倒置发生在下面的情形：在理论上，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解释能力，但是在现实中，自变量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决策者愿意得到因变量的结果而有意争取的。比如，在理论上，更长期的土地租赁合同可以促使承租者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但在现实中，可能只有那些想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承租者才会签订长期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用长期合同来解释承租者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就会犯因果关系倒置的错误。第三种情形是遗漏变量，即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和第三个没有出现在回归方程中的变量相关，从而显示出相关关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发现在一定时期内一种物品的价格和销售额都上涨了，如果他因此得出结论，需求是价格的增函数，他就错了，因为他观察到的价格和销售额是市场的均衡结果，它们的增加可能都是收入增长造成的。第四种情形是联立方程偏差。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感兴趣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需要进行联立方程进行估计，单独研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就会产生联立方程偏差问题。比如，一个产品的市场需求总量是其价格的函数，但是，这个产品的供给又可以影响价格。问题在于，研究者只能观察到均衡时刻的价格和市场销量，如果研究者把市场销量回归到价格上，而不考虑价格对销量的影响，就会出现联立方程偏差。在计量经济学里，上述情形大体上被统称为“内生性”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发生内生性问题都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模型的结果；正确的理论模型可以给出完整地描述因果关系的结构估计方程，因而可以避免上述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家发展了许许多多处理内生性的方法，但结果不总是令人满意。最近的进展是直接到现场做实验，如在贫困地区给学生发放免费午餐，看学生入学率是否提高。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无法得到一个政策的长期效果，也无法处理复杂的因果关系。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在1990年的时候，印度和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但按名义量计算，2008年已经不及中国的1/3。表1.6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1990年和2009两年的成人文盲率水平。很显然，中国的文盲率远远低于印度，而且在1990—2009年期间下降的速度快于印度。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也远低于印度。在196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婴儿死亡率达到160‰，但是，得益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普及，到了1980年代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印度此时的婴儿死亡率仍然维持在80‰左右（王丽敏等，2003）。正如著名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之初人力资本的积累远高于同期印度的水平（森，2002）。表1.6 1990年和2009年中国和印度15岁及以上成人文盲率（％）
注：印度的2009年数据实为2006年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和印度人口普查网站（www.censusindia.net）。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直接改善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要素之一，即投资效率。如果我们将资本积累当作内生因素来考虑，则长期经济增长就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相对于经济体量将变得越来越小，并最终趋于零。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道理并不是那么明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此时，引进国外技术是更可行的办法。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这个国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禀赋水平。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应该采用资本含量较低的技术。由于这些技术是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发展中国家采用它们可以节省开发成本，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图1.8显示，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地区），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人均GDP大致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资本丰裕度，因此，图1.8是对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的一个证明。但是，要利用国外的技术，本国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因此，资本积累在初期就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购置设备的过程几乎总是学习新技术的过程，而技术进步也总是要消耗资本的。图1.8 人均GDP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2003年）
注：TCI为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参见第11章）。
资料来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人口 关于人口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和民间都存在模糊的认识，人口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障碍。事实却是，人口密度高的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高的国家。图1.9显示了世界上159个国家（地区）1950—2000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和它们在1950年的人口密度的关系。简单线性回归表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0人，则GDP增长率提高0.1个百分点。图1.9 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6.2。
图1.10显示了中国1952—2002年27个省（区、直辖市）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情况。横轴是1957年各省（区、直辖市）的人口密
(4)度，纵轴是1952—2002年人均GDP的增长倍数。上海因人口密度太高没有绘出。如果不考虑处于右下角的天津，收入增长和起始人口密度之间几乎呈直线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关度比世界的情形更高。上海1957年的人口密度为8863人/平方公里，1952—2002年间人均GDP增长了93.2倍，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上海和天津是中国工业发展最早的两个城市，它们在1952年之后的增长和预测值相比其他省（区、直辖市）较慢，可能和经济收敛有关，也可能和国家从这两个城市抽调人员到内地有关。图1.10 中国各省（区、直辖市）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注：未包括西藏、宁夏和上海；海南和重庆分别并入广东和四川；西藏缺收入数据，宁夏缺1957年的人口密度；上海1957年的人口密度为8863人/平方公里，远超过其他省（区、直辖市），所以未绘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org.cn）。
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主要来自于消费—生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较大的人口增加需求，由此带动生产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进一步增加需求。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收入水平的提高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当然，图1.9和图1.10所显示的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能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说明人口密度与人均GDP增长的因果关系。尽管不可能存在从后者到前者的反向因果关系（因为我们是用早期的人口密度预测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能存在同时决定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其他因素，如历史条件和人力资本差异等。
但是，和人口规模不同，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的增长具有负面的作用。图1.11显示了各省（区、直辖市）1952—2002年人均GDP增长倍数和1952—2002年人口增长倍数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速最慢的四川省，则很明显地，人口增长越快的省（区、直辖市），其人均GDP的增长越慢。这里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规模虽然也增长，但其速度会因人口的增长而被部分抵消；二是当人口增长过快时，人口的质量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三是当人口增长过快时，社会的抚养负担增加，储蓄降低。第二和第三点更具实质意义。第二点符合贝克尔所提出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即当一个国家（或家庭）选择较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人口质量就会下降；反之亦然。第三点和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更多的劳动人口为一个国家创造更多的产出，即使给定人力资本水平，一个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较快，这就是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的被抚养人口（儿童和老人）相对于劳动人口上升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口红利就下降，增长就会放缓。图1.11 中国各省（区、直辖市）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注：未包括西藏；海南和重庆分别并入广东和四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org.cn）。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导致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产业，而其他产业则显现萎缩的势头。关汉姆（Frank Graham）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了所谓的“关汉姆之谜”，即自然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得快（Graham，1923）。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温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地的自然资源都很有限，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却很发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和两个原因有关。一个是自然资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压抑作用，极端的例子是所谓的“荷兰病”。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荷兰发现了北海油田，石油出口大增，但国内制造业却出现萎缩，这就是“荷兰病”。另一个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容易孳生腐败和强势利益集团，阻碍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不能移动，而且数量大，开采成本低，因此容易成为腐败官员或强势利益集团的猎物。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国际上有“自然资源的诅咒”之说。
这个说法在图1.12中有所体现。在图中，横轴代表一个国家在1990—1999年间自然资源（原油、煤炭、金属、木材）收入占GDP的比重，纵轴代表同期人均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可以看到，散点图的趋势线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即自然资源收入的比重越高，则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图1.12 “自然资源的诅咒”：1990—1999年世界的情况
对外贸易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无一例外地将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表1.7显示了1970—2008年间一些国家每十年的平均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和GDP平均增长速度。东亚三国，即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依存度较高，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高。拉美的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增长的表现起伏很大，19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为负，其他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也有较大波动。印度在1960年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但是之后下降很大，直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才重新开始上升，而这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这些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它的国际贸易相关联。但是，非洲的情况表明，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不一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表1.7所列的三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南非和赞比亚的贸易依存度都较高，但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在2000年之前并不好，但2000年之后很好。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具有依附性质，国际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国际分工陷阱，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国。非洲2000年前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种说法。但是，非洲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动荡和转型之中，高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协调可能不能成为依附理论的依据。然而，非洲的出口的确主要以资源为主，长期而言可能会产生“自然资源的诅咒”问题。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可能和一个国家（地区）的技术水平、制造业能力以及产业结构有关。表1.7 若干国家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率：1970—2008年
注：表中数据为各个年代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7.0。
结构变化 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以及人口的非农化。表1.8显示了六个省、市2006年的几个经济结构指标。上海和北京的收入最高，广东和辽宁次之，广西和贵州最低。从表1.8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下面几个变化。第一，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第二，第一产业（农、林、牧、采掘业）占GDP比例大体呈下降趋势；第三，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占GDP比例先上升，后下降；第四，第三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比例持续上升。这些变化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过程。表1.8 六省、市经济结构指标的对比（2006年）
注：辽宁的人口为总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为2005年1％人口抽样结果。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结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还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表1.9显示了中国2004年三个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为第一产业的8倍；第三产业次之，为第一产业的5倍。第二产业的大部分产品为可贸易品，受到的竞争压力最大，因此技术进步最快；而第一产业受制于资源的限制，技术进步最慢。另外，表1.9还表明，相对于其在GDP总量中的比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过高。这和农业的特点有关，也与中国长期的城乡隔离制度有关。表1.9 中国一、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2004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中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库兹涅茨根据对英国经济史的考察，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程度先上升，然后下降。进入1990年代之后，收入分配开始被当作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以研究。表1.10比较了几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非洲、拉美以及南亚典型国家在2003年的人均收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以及它们(5)在1990—2003年间的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较弱的倒U形关系。非洲很穷的三个国家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收入水平低，但基尼系数也低。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韩国的基尼系数较低，南非、智利和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却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较强的倒U形关系：南亚的收入分配相较其他地区最平等，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很高；东亚的不平等程度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高；非洲和拉美的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特别是非洲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在1990—2003年间平均是负增长。拉美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经济增长停滞，是比较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否对此有加强作用，值得研究。总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