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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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故事与趣味试读：
前 言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未来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培养学习的兴趣，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个人兴趣是个体以特定的事物、活动及人为对象所产生的积极的和带有倾向性、选择性的态度和情绪。它是一种无形的动力，当我们对某件事情或某项活动产生兴趣时，就会很投入，而且印象深刻。兴趣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和发展、对一个人的生活和活动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使人集中精力去获得知识，并创造性地完成自己追逐的梦想。
美国著名华人学者丁肇中教授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看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事业心，这不能有任何强迫。”就中学生来说，对一门课程感兴趣，会促使他刻苦钻研，并且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这不仅会使他的学习成绩大大提高，而且会大大地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也就是说，人的兴趣不仅会在学习、活动中发生和发展起来，而且还会在认识和从事活动中产生巨大的动力，它可以使人智力得到开放，知识得以丰富，眼界得到开阔，并会使人善于适应环境，对生活充满热情。
培养中小学生兴趣的方法有很多，自然界的万物，他们的运动和变化，人的思想，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兴趣取之不尽的源泉。只要你走近去看，在你面前就会展示出一幅美丽的大自然的秘密图画，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去攀登和挖掘。
为了引导中小学生培养对各门学科的兴趣，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中小学生趣味阅读”丛书，包括《语文故事与趣味》《作文故事与趣味》《数学故事与趣味》《物理故事与趣味》《化学故事与趣味》《地理故事与趣味》《生物故事与趣味》《历史故事与趣味》《政治故事与趣味》《艺术故事与趣味》十册。这套丛书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培养兴趣的重要性和培养这些兴趣的方式方法，并详细讲解了各个学科的名人成才故事，涉及到少年儿童必须知道的许多知识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和现代性，是一套小小的百科全书，非常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和收藏。
卡尔·林耐创立“双名命名制”
林耐，瑞典博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双名命名制的创立者。
1707年5月23日，林耐出生于瑞士斯莫兰省的罗斯胡尔特村。父亲是一名牧师，对园艺十好喜好，业余时间经常精心伺弄院子里的各种果树和花草。父亲的喜好对林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林耐也不知不觉爱上了园艺，喜欢识认花草树木，7岁时，他已经能够识别许多植物，8岁时就被人称为“小植物学家”了。
林耐是家中的长子，做牧师的父亲希望他能“子承父业”，继任他的神职，于是将他送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神学知识。可是小林耐对神学却毫无兴趣，老师在课堂上讲《圣经》、“上帝”……他的心思却飞向了窗外一望无垠的田野，那里有他的许多小伙伴——蚂蚱、蜻蜓、野花、野草等动植物。课外活动时间，小伙伴们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或者跳绳、打球等，可林耐却喜欢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采撷各种各样的植物，然后回家对着书本，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分类。
小学毕业后，林耐勉强升入了中学，可他的家境却日益贫困。不久，父亲决定让他退学，改学一门缝匠或鞋匠等手艺，作为将来谋生的本领。但幸运之神第一次光顾了他。学校有一位生理学教师罗斯曼，是当地一位有声望的医生，他注意到了林耐喜欢钻研植物学，觉得是这方面的可造之才，于是说服他父亲，挽留他在学校继续学习，并亲自对他进行指导。
罗斯曼借给林耐一本1700年出版的法国植物学家杜纳福所著的《植物学大纲》。这本书论述了各种花卉的区别和植物分类的方法，知识也比较全面。林耐得到此书，如获至宝，贪婪地阅读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书上的内容他已了解得滚瓜烂熟了。罗斯曼对他的钻研精神极为欣赏，决定好好培养他。只要有空余时间，罗斯曼就带着林耐到野外去采集植物标本，并详细讲解有关方面的知识，这使得林耐的知识面飞速地扩大，对有关知识的理解也逐步提高。
1727年，林耐进入隆德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又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虽然主要课程都是有关医学的，但植物学仍然是林耐的最爱，人们在学校图书馆和植物园中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周六、周日他则经常去野外采集标本。有一次，他在野外采集一种植物标本时，被毒蛇咬了一口，差点丢了性命。但这并没有使林耐退缩，相反更坚定了他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
林耐在研究中发现，以前的植物学书籍分类太乱了，而且也很不全面，他感觉很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生物分类系统和命名法。他与同学阿提迪共同确定了一个志向：要对地球上所有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系统地分类和命名。他很清楚这一目标实现的难度，但既然有了远大的理想，就一定要去努力实现。
在上大学期间，林耐的家庭经济状况依然很糟，开始还能提供一点资助，后来就完全靠林耐自己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勤工俭学坚持到了毕业。可惜毕业时，他由于交不起考试费，不能参加学位考试而失去了获得学位的机会。毕业后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林耐留在了乌普萨拉大学担任助教。他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工作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可噩运还是降临到了他头上。有一天，校长面带愧色地对他说：“我很抱歉地告诉你，因你未能获得学位，学校学术委员会决定辞退你。你自寻出路吧。”林耐带着愤怒和遗憾离开了母校，来到了瑞典的法龙镇。
在法龙镇，与林耐作邻而居的是一位名叫莫勒的老医生，他对植物学也颇有研究。林耐和莫勒在一起谈起植物学来头头是道，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成了忘年交。
一年后的某一天，莫勒医生来看林耐，还未进屋，就听见林耐在屋里唉声叹气。于是莫勒不解地问：“男子汉大丈夫，有多大问题解决不了的，以至于这样！”林耐依然愁眉不展地说：“现在是多好的季节啊！如果能出去考察，一定会发现不少新植物，可是我去哪儿弄到钱来做路费呢？”莫勒医生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就这点小问题啊，这还不好办，我来资助你出国考察。”
有了莫勒医生的资助，林耐开始了长期的野外考察工作。在野外考察中，他发现了不少新植物，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实践知识，后来他又远涉丹麦、德国，到荷兰留学三年，在哈德维克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到英国和法国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这使林耐知识面变得极为开阔，见识了许多以前的植物书上未曾记载过的植物。
后来，林耐回到了瑞典，定居斯德哥尔摩。他决定将自己长期考察的结果整理成文。他一生中共有著作180多种，其中《植物种志》最为出名。这本书从1746年开始写作，历时七年，于1753年出版。这部著作中收集了5938种植物，书中林耐对过去的植物命名进行了革新，创立了“双名命名制”，成为后来植物分类学家共同遵守的法则。
成名后的林耐仍然保持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学术作风和处世原则。西班牙、俄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邀请他去担任要职，他却说：“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都属于我的祖国，我只能为我的祖国而工作！”
1778年，林耐因病与世长辞。他为瑞典人民作出的贡献，他取得的成果将永世流传，正是他使植物王国由无序走向了有序！
拉马克最早提出进化论
约翰·拉马克是进化论的伟大先驱者。
1744年8月1日，拉马克出生了。他是家里的第十一个孩子。而在他前面的十位哥哥和姐姐却早早地夭折了。
拉马克的家庭是破落贵族出身，父母遭受了众多的打击，实在不愿意看到这个小儿子再有什么不测，于是让他学神学，以便将来成为一位牧师，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但拉马克不愿担任神职，他很孝敬父亲，不愿惹他生气，也不愿让父母担心。父亲去世后，拉马克便不再去教会学校了，而是参了军。
正值普法战争之际，拉马克参加了法国志愿军。在战争中，拉马克表现英勇突出，很快被提升为上尉军官，不走运的事情是，他患了颈部淋巴腺炎，被迫退役。拉马克的梦想破灭了，他很想做一名军官。
军官做不成，拉马克又由于退役金太少，去银行找了一份差事。在这期间，拉马克接触到了气象学，他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他的人生选择游移不定，他又去巴黎高等医学院进修，一度想成为银行家的他又想做一名医生了。医学课中的必修课有一门便是植物学。
25岁的拉马克在学习植物学时，常常去特里亚农皇家植物场和巴黎植物园去观察植物，那里也经常有许多演讲。
1768年，生物史上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出现了：
拉马克虽然对植物学感兴趣，但又拿不准到底该怎么做。他打过仗，当过银行职员，现在又学医、学植物，直到近三十岁，还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一个稳定的选择，所以很是苦闷。
这天，拉马克徘徊在植物园里，若有所思，望着一处处的植物出神。巴黎植物园游人如梭，风景优美，但拉马克似乎视而不见。这时，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走来，二人交谈起来。拉马克与这位老者一见如故。
老人的谈话幽深而且隽永。他是那么富有智慧，句句如启天籁。拉马克心中的许多迷雾如同被大风吹走一样，拨开迷雾的话语使他心中充满了阳光。
拉马克通过谈话，决心要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献身生物科学。他和老者也相互认识了，原来这位老者就是伟大的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先驱者——卢梭。
拉马克向卢梭请教，他们还一同采集过标本，商量问题。特里亚农皇家植物园的园长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名叫朱西厄。他自己独立地提出过自然分类法体系，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很欣赏拉马克的才能，热情地帮助拉马克，尽自己的经验和条件倾囊相赠。
拉马克从1768年下定决心研究植物学开始，经历了10年的辛劳。
1778年，三卷本的《法国植物志》出版了。通过这部书，拉马克进入了法国科学界。植物学家很重视他的研究。
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布丰很欣赏拉马克。在他的努力下，1779年拉马克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布丰于1782年帮助拉马克求得巴黎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的头衔。器重拉马克的布丰，还聘请拉马克做自己孩子的家庭老师，为拉马克解决经济困难。
拉马克作为园长儿子的导师，出国考察访问，游历了匈牙利、奥地利、德国、荷兰等地，这丰富的阅历为他以后提出进化论奠定了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基础。
拉马克终生贫困，他年轻时没能获得多少金钱，而他后来又遭到守旧势力的刁难和攻击，一直没能过上优裕的生活。
1782～1791年，他被委托编写了《植物学辞典》和《植物图鉴》。在这两本工具书中，拉马克记载了近两千个属类的植物，他还绘制了约900幅植物图版。后来，他的著作被收入法国大百科全书。
1788年，布丰去世，临终前关照后继园长对拉马克多加照顾。就这样，凭着朋友的赏识和自己的能力，拉马克做了皇家植物园的植物标本管理员。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皇室被推翻，拉马克建议保护科研单位，善待员工和珍贵的标本。他提议可将植物园的名字改成“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
国民议会同意了拉马克的请求，而且还设立了讲座。这需要教授进行知识讲解和整理，并进行研究和教学。很多科目都有合适的人选，惟独低等动物学缺少这一职位的合适人才。拉马克是资深生物学家，所以上任弥补了这个空缺。
这时的拉马克已年届五十，时年1794年。低等动物学在当时是最落后的生物学科，人们都不愿意搞这项研究，因为此项研究复杂而且艰难。而最难的项目是蠕虫和昆虫的研究，
拉马克改行埋头苦干，一直到他去世，整整研究了35年。
1801年，拉马克发表了专著《无脊椎动物的分类系统》。这部书将他转入动物学研究近五年的成果进行了概括总结，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首创了两个科学概念即严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
1809年，《动物哲学》出版了。这部书奠定了现代无脊椎动物分类的基础，极为系统地表明了进化理论，明确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
拉马克是世界最早提出进化论而有条理且合逻辑的人。
首先，拉马克向神权提出了挑战。
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阶梯发展的序列，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如果进行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必须遵循进化原则。拉马克指出，生物不是上帝原创的，而是自然本身在其漫长的时间内形成的，由进化而来。
在进化的过程中，生物树不断分枝分杈，形成一个谱系。
拉马克提出推动生物进化的力量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其一是物体内部固有的进化倾向，其二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内因是大方向，起决定作用，而外因造成了分支，形成谱系。
拉马克提出“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的理论。
比如说长颈鹿，拉马克认为，某种动物，可能是长颈鹿的祖先。原来这种动物的脖子没有那么长，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它们的主观意志，它们要经常采集树叶，不断地伸长脖子，还有四肢等能使上劲儿的器官也不断地前伸。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些器官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会日积月累，在后代身上体现出来，每一代比上一代明显，一代一代就成为今天的样子。
拉马克提出的动物进化有主观愿望和获得性遗传，在今天看来是不甚科学的。首先主观性愿望是错误的意识与思维上的认识，至于获得性遗传，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确实如此。
但拉马克所含的“用进废退”思想却极其有价值，这种说法引导了很多科学家。
拉马克的思想打破了“物种不变”的陈旧观念，保守势力、宗教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他。他意志坚强，相信历史会证明他的价值。
其实，拉马克在失去卢梭与布丰这样的良师益友之后，便没有多少顺心的日子。新任园长不过让他做了一名保管员，以他的才能又何止小小的保管员呢？共和国政府增设讲座讲授时，明知他是植物学上的权威，却留下一个最冷最难的动物学教席给拉马克。
更令人寒心的是居维叶。他是19世纪初期法国生物学“独裁者”，很有天才但却与政府混得火热。他持“灾变说”而反对进化论。居维叶是拉马克一手举荐的，但他处处打击拉马克，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因为他和官方关系极其密切，热爱科学人才的拿破仑受居维叶影响加上自己的偏见，竟然也当面侮辱拉马克。
老人77岁时双目失明，这是由于他长期在显微镜下积劳成疾而成。他在生命的后十年，口述了《无脊椎动物志》最后两卷。
1829年，伟大而坚强的拉马克走完了他达观开朗而又受苦受难的一生。他一生贫困，然而又遭受冷落和打击，失去忘年之交的他一生少有知己。
死后，拉马克连一块像样的墓地也买不上，在贫民窟的公墓草草安葬。
然而他是正确的，那些保守势力没有做到让世人怀念，只有历史铭刻着他伟大的业绩。在1909年，巴黎树立了拉马克的铜像，镌刻了他惟一的亲人——女儿柯尼丽亚的话：“您未完成的事业，后人总会替您继续的，您已取得的成就，后世也总会有人赞赏吧！父亲。”
乔治提出“器官相关生长律”
乔治·居维叶，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动物学家。
1769年，居维叶出生于蒙贝利亚尔的一个胡格诺教徒家庭。小时候的居维叶体质十分虚弱，幸亏母亲的悉心照料才不至夭折。但他十分聪明，天赋极好。母亲经常教他学习各种知识，他一般听一遍就记住了。他最喜欢的是各种风景画和布丰《自然史》中精美的彩色插图。在15岁那年，居维叶有幸进入德国斯图加特的卡罗琳学院学习比较解剖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居维叶的资助人、蒙贝利亚尔的弗雷德里克公爵被迫退职，居维叶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经济来源，被迫退学到诺曼底一位伯爵家里去做家庭教师。
居维叶在伯爵家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生物学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居维叶遇到了农学教授泰希尔。泰希尔在详细了解了居维叶的情况以后，对他极为欣赏。回到巴黎后，泰希尔向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圣提雷尔极力推荐居维叶，自称在“诺曼底的粪土中获得了一颗明珠”，建议圣提雷尔在巴黎自然博物馆里为居维叶安排一个研究职位。圣提雷尔接受了建议，给居维叶写了一封邀请信，欢迎他到巴黎自然博物馆来工作。从此，居维叶的生命历程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居维叶对于生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器官相关生长律”。要对古生物进行研究，只能通过化石。可是在长期的地质变迁中，完整的生物化石很难保存下来，只能找到一些零碎的残片。这给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居维叶经过大量的考古研究后认为，每一个有机体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同整体统一、协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样，我们只要对一只爪、一片肩胛骨、一条腿骨、一个肋骨或其他任何部位的骨头进行考察，就可以判断出它属于哪类动物的一部分，也可以据此推断这一动物其他部位的特征。例如，古生物学家只要看到一个偶蹄的印记，就可以得出结论：它是一个反刍动物留下来的。
可是，当居维叶刚提出器官相关生长律时，很多人都对此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对他进行挖苦、嘲讽。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居维叶决定进行一次试验。他叫人从巴黎郊区的古生物化石遗址中任意取来一块化石，进行当众表演。化石只露出了一丁点儿牙齿，其余部分均被岩石覆盖。居维叶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说：“这是负鼠的化石”，并立即在纸上画出了负鼠的草图。当人们仔细剥开整个化石时，果然发现它是负鼠化石。人们无不感到惊奇。这次试验充分证明了居维叶“器官相关生长律”理论的正确性。后来，人们为了表彰居维叶的功绩，将这种负鼠命名为“居维叶负鼠”。
居维叶的学生不相信老师真有这样神奇的本领，决定搞一次恶作剧，对老师进行一次小小的测试。
在一个风雨大作、电闪雷鸣的夜晚，居维叶卧室的窗外出现了一只怪兽。这只怪兽头上长着一对尖锐无比的硬角，颈脖上金黄色的毛一根根地竖起，眼睛里冒着阴森可怕的绿光，张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似乎饿极了。在闪电的光亮中，居维叶看见它不时地用前蹄敲打着窗户，嘴里似乎发出一阵阵的吼叫。
当居维叶第一眼看见这只怪兽时，心里确实大吃一惊。但当他看到那对尖锐的硬角和不断敲打窗户的前蹄时，顿时就放下心来。他点起了油灯，隔着窗户端详起这只怪兽来。立刻，他就明白了这是一起恶作剧。他冲到门外，一把抓住怪兽，把它拖到了屋里。
恶作剧被识破了，学生们哈哈大笑起来。居维叶望着这些淘气的孩子，不由得也和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之后，一个学生问他：“居维叶教授，您为什么不怕这只怪兽呢？”“这只怪兽虽然看起来十分可怕，但一看它的一对硬角和前蹄，我就知道它是食草动物，根本不会吃人，相反只会怕人。你们应该学会利用动物器官相关生长律去进行分析问题啊。”接着，居维叶又详细讲解了他识破学生恶作剧的理由。
居维叶一生著作颇多。1800～1805年，他发表了三卷本《比较解剖学讲义》，1812年又发表了四卷本《四足动物骨骼化石研究》，1817年发表了四卷本巨著《动物界》，1825年提出了《地球表面的灾变论》。他在法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生物学的独裁者”。
1832年5月13日晚9点45分，居维叶因染上霍乱病逝世于巴黎，终年63岁。
杰出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19世纪英国杰出的生物学家、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的创始者、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他提出的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为精髓的进化论对学术界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西部希鲁普郡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他的父亲瓦尔宁曾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他将来也能成为名医，继承家业。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在这里，他对两种水生生物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于是，他在该校的学术团体普林尼学会先后宣读了他最早的两篇论文，那时他才17岁。他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改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上。他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31年，年轻的达尔文经汉斯罗教授的推荐，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巡洋舰历时5年的环球考察。这5年考察，用达尔文自己的话来说，决定了他一生的整个事业。在这5年中，他跋山涉水，进入深山密林。大自然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千奇百怪的变异，把他的整个身心吸引去了。他开始对圣经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制造出来，而且物种是不变的”说教，开始产生了怀疑。通过对采集到的各种动物标本和化石进行比较和分析，他认识到物种是可变的。由此，他逐步摆脱神创论的束缚，坚定地走上了相信科学和追求真理的道路。最后，他终于以“物种逐渐变化”的大胆假设，摒弃了物种不变的说教。
回国后，达尔文开始对物种起源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他整理航行收获，收集大量科学事实，研究前人著作，参加社会生产实践，总结本国和别国劳动人民培育新品种的经验。为了避免偏见和替自己的理论找到更多的根据，当时他专心到甚至连自己的婚事都忘了。他不但细致地整理了在大自然中可收集到的各种变异事实，还广泛收集了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各种变异事实，并查阅了大量书籍和资料。经过22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巨著，创立了进化论。他认为，生物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射向“上帝”创造万物学说的炮弹，它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马克思说，这本书实际上也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达尔文是一位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的20年里，他始终没有中断过科学工作。1876年，他写成的《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就是经过长期大量实验的成果。书中提出的异花受精一般是有利的结论，已在农业育种中广泛应用。到了晚年，达尔文心脏病严重，但他仍坚持科学工作。就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带着重病去记录实验情况。
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划时代的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1882年4月19日他逝世以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把他安葬在另一位科学界的伟大人物牛顿的墓旁，享受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达尔文找到了生物发展的规律，证明所有的物种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重大发现，对生物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科学上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它结束了生物学领域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统治时期，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称达尔文的进化论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世界细菌学的奠基人科赫
1910年5月27日，世界细菌学的奠基人——罗伯特·科赫与世长辞了。人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青铜盒内，安葬于柏林传染病研究院的院内。在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雕刻着这位伟大人物的头像、名字及生卒年月，金色的大字记叙了他的伟大功绩。在罗伯特·科赫的纪念碑上，铸有这样的诗句：从这微观世界中，涌现出这颗巨星。你征服了整个地球，全世界人民感谢你。献上花环不凋零，世世代代留美名。
1843年12月11日，科赫出生在汉诺威省附近的小城克劳斯塔尔。克劳斯塔尔座落在德国中部著名的哈尔茨山区，这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矿藏极为丰富。
大学毕业后的科赫，在汉堡总医院实习了三年以后，就到一个小城镇去开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志愿参加了医疗队，任部队的主治医官。从军队回来后不久，他便来到沃尔斯顿当医生。
科赫来到这里还不到半年，就以他娴熟的技术，赢得了镇上居民的尊敬。
人们从几里、十几里的郊外乘马车来找他看病。挨着墙边的木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他们愿意等，等着科赫医生诊断，下药……好奇心也常常驱使病人把眼光投向医生的工作室，最惹人注意的是那根细竹竿挑起的棕色布帘，它把简陋的工作室隔成两半。当有的小淘气偷偷掀开它的时候，科赫医生会赶紧阻止他，并用严肃的口吻让他的母亲抱开孩子。科赫不让任何人越过布帘。
难道那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是的，那布帘的后面是科赫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奇特的微生物世界。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均匀地照在洁净的工作台上。台子上有盖着布的仪器，铁笼里装着吱吱叫的小白鼠。房子的一角，是一间小小的暗室，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棕色布帘，很像个避光的大壁橱。盛着五颜六色晶莹液体的、各种各样的烧杯、烧瓶整齐的排列在暗房桌上。
每天，当科赫送走最后一个病人，他就一头扎进棕色布帘的后边，打开显微镜或者那些照相器材，一直工作到很晚很晚。深夜，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科赫的窗口亮着彻夜不灭的灯光。
当时，欧洲的医学科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法国的巴斯德用实验证明，传染病是由特定的生物体引起的。英国的一位外科医生，把巴斯德的细菌学理论用于医学实践。证明只要对包扎伤口的绷带、手术工具和动手术的双手进行彻底的灭菌消毒，就不会使外科创伤受到感染。科赫虽然身居边远的沃尔斯顿小镇，但也知道了这些医学成就。可是，这些微小的、肉眼看不见的生物，究竟是不是导致人和动物患病的原因呢？这是整个欧洲科学界都困惑不解的课题。
1876年的一天，有个农民急匆匆地闯进了科赫的诊所。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有三头肥羊，今天早上还好端端的，可是刚才一头突然死了，另一头也快死了，而第三头却健康地活着。我真不知它们犯了什么病，请您去看看行吗？”
科赫听后，向病人们表示歉意，便跟着这位农民出去了。
很晚很晚，科赫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诊所。这时，病人早就走了，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妻子埃米把晚饭留在桌子上，也早早地睡了。科赫顾不上这些，掀开棕色布帘，马上把从乡下采回的血样，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分析……
又过了几天，科赫出诊路过一个肉铺时，听到里边人们的议论；“不得了，霍威尔农场一夜间死了六头牛！”
科赫听后，又急急忙忙地直奔霍威尔农场，取回了死牛的血样。
科赫在两块玻璃片上都涂了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一个黑色血液的世界，连红血球也都变得发绿。
观察中，他发现在黑色血液里，有几粒像灰尘一样的东西散在血液中。“这是什么呀？”
再仔细观察，他看出这几粒灰尘似的东西很像一根根小木棒，有的是单独一根，有的是几根连在一起。看着看着，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号，难道这就是炭疽病病毒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想，他进行了艰辛的实验。在这一段时间里，只要听说牲畜死亡的消息，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他都要亲自赶去，每次都带上一大堆试管，把它装满死去牲畜的血液。他一直观察了好几个月，做过无数次的对照试验，他发现在每一例死羊或死牛的血液标本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小木棍”和“小线条”，而在健康的牛羊血液中，却找不到。现在可以肯定，“这些家伙一定是炭疽病的病源！”科赫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作出科学结论还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
关于炭疽病，欧洲已经有人先于科赫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内科医生达万、著名的雷伊、德国人玻兰德等许多学者，以及伟大的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都在研究炭疽病。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时，可怕的炭疽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大陆。肥沃的牧草，温和的气候，给牲畜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可是几十年来，人们在炭疽病面前束手无策。它夺走一个富裕农户的五六百只肥羊，就像平地刮一阵风那么容易。一头小牛早晨还在青葱的草地上撒欢儿，下午就像霜打的庄稼那样垂下了头。晚上，这头小牛就四脚朝天了。死去的牛羊的血是暗黑色的，一只死了，成群跟着倒下。有时牲畜的主人或牧工也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炭疽病，他们往往是皮肤上长疖子，在一阵阵吓人的咳嗽声中死去。
这种飓风般的传染病对人们的威胁太大了，它蔓延的速度也惊人。有人对欧洲农民面临的炭疽病打击表示忧虑，对整个欧洲的肉食供应前景表示担心。而当时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帮助人们从这种绝境中解脱出来，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科赫决心揭开炭疽之谜。
终于成功了，科赫在自己的实验报告中写道：“在寻找传染病的病原菌时，应该注意：第一，同一种微生物，会因条件、环境不同而变换它的形状。第二，必须把这种微生物进行人工培养，以便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和用于实验。第三，必须用培养液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以确证是否能引起疾病发生。”科赫在详细地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后，在结尾部分又具体提出：“炭疽病在活着的动物体内是以小棍状物存在，在动物死后或离开动物身体时，由于客观条件恶化，它以小串珠子形式的孢子存在，至于在野外，它是以小得眼睛看不见的串珠形式散在各个角落。当它再进入动物体内时，马上恢复成小棍形状并迅速繁殖，进而破坏血液。”
1878年4月30日，是沃尔斯顿气候最宜人的季节。科赫送往布雷斯劳植物生理学会的实验备受青睐。今天，他——一个乡村医生被布雷斯劳大学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费尔迪南德·科恩教授邀请，去那里讲学。他随身带去了装有小白鼠的笼子和一架显微镜。
他整整演讲了五天。他的演讲，没有惊人的言词，也没有情绪激昂的论证，只是一直表演着他的实验，简要地说明他的研究过程。当科赫的第一批实验刚做完，病理学教授尤利乌斯就急忙跑回他的研究所去召唤他的助手们：“你们快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去听科赫讲演！这个人有异乎寻常的发现。他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他虽与科学界相隔绝，但却成功了！简直绝妙极了。”
不久，科赫一篇题为《炭疽病病原学，论炭疽病杆菌发育史》的报告，在《植物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
科学家们由衷地祝贺科赫的成功，他们一点也不嫉妒他，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人做了不少关于炭疽菌的研究。但是，科赫第一个揭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何况他是一个人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他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很快，科赫的另一些论文相继问世了：关于炭疽方面的，关于怎样给细菌染色的，关于显微照相术的研究，关于伤口感染问题……每一篇著作都像宝石一样在科学的宝库中大放光彩。
整个欧洲都惊奇地发现了科赫的能量。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科赫的研究。
由于他卓越的成就，1880年春天，德国政府委任科赫为柏林帝国健康署成员。
科赫全力以赴地进行着研究，他制作了近三百种结核菌样品。由于给各种样品染色，他的双手被染得五颜六色，挥发物使他的手上布满了皱纹，变得乌黑发亮。他整日整日无休无止地反复观察和思考，使他有时回家竟迷了路。他在死于结核病的患者身上观察细菌，他从兽医所、动物园的病畜、死畜中提取标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他用次甲基蓝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蓝色、细长的小杆状体。它们看上去比炭疽细菌小得多，有一定的弯曲度。他终于发现了结核杆菌！
但是，实验碰到了拦路虎。因为几乎没有合适的培养基能在动物体外培养出纯菌种。“难道它们只有在活体中才能生存吗？”
试验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仍坚持实验。终于，他找到了著名的“血清培养基”，试验的进程加快了。
老一辈科学家的梦想，同辈科学家的预测，被科赫证实了。
1882年3月的一个晚上，柏林的夜空下着雨，在施普雷河畔一幢庄严的大理石建筑物内，柏林生理学会正在举行报告会。德国科学界最卓越的人物都来了……
在这个报告会上，科赫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论肺结核》。他论述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根源，结核病是一种寄生病”。从而指出征服结核病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结核病患者的痰，必须用适当的消毒方法，对患者的痰进行无害处理。此外，结核病患者所用的衣服、床单等也应消毒。这个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常识，当时却吸引了所有与会的科学家，会场安静得几乎让人们屏住了呼吸。在柏林生理学协会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发生争论。就在报告的当天晚上，消息传遍柏林，接着传到世界各地。罗伯特·科赫誉满全球。他的照片被印在红手帕上，报纸上刊登了赞美他的诗歌，人们给他戴上了“杆菌之父”的桂冠。
世界各地的医学界人士相继来到德国，希望能在科赫的指导下学习。人们羡慕他的成功，敬仰他的声望。
但科赫对成功所带来的一切，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怀。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一个人的贡献。他在论文中高度地赞扬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认为没有他们的贡献，自己是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的。
1888年，科赫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卫生学院院长和教授后，在研究领域更是捷报频传。在柏林召开的第10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上，他作了《论细菌学研究》的报告。在1901年伦敦不列颠结核病研究大会和1908年华盛顿国际结核病大会上，他的关于家畜结核病的文章，以及《人、牛结核病区别》的报告，又像一声声霹雳，再次使医学界震惊。这一系列有关结核病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结核病研究领域里享有极高的威望，当选为国际结核病研究会的名誉主席。
荣誉伴随着他的贡献接踵而来。1905年，由于他对医学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金。
珍惜光阴的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俄罗斯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巴甫洛夫于1849年出生于俄国中部梁赞的一个贫苦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继承了父辈勤劳好学的美德。青少年时期，巴甫洛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热爱学习。他对教会中那些神学理论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一些科普读物倒成了他的至爱。11岁时，巴甫洛夫进了教会中学。当父亲发现他对科学的爱好之后，不等中学毕业，就把他送到了彼得堡大学生物科学部学习。
在大学期间，巴甫洛夫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不愿意浪费在大学里的每分每秒，每天早晨只要一睁开眼，就会立刻从床上起来，往实验室或图书馆里跑。晚上，一般都要熬到中夜以后。他那种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搞得同学们很不适应，有人甚至在背后骂他脑子有毛病。
有一天，他们班级的一位“领导级”的同学找他谈话，希望他与其他同学的生活节奏协调起来，不要影响别的同学的生活。可是巴甫洛夫真诚而坦率地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应该格外地珍惜。我觉得我必须去珍惜光阴，过真实的生活，过有价值的生活。”那位同学最后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决定号召其他同学向他学习，积极进取，攀登科学的高峰。后来，他周围的许多同学果然比以前用功了许多，不像以前那样整天混日子了。
1879年，巴甫洛夫在军事医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本校教育系三年级的女学生塞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卡尔捷夫斯卡娅，很快双双坠入了情网。当时女友年方20岁，正值女孩子青春浪漫的时刻，而他已经31岁了，正处于创业时期。尽管进入了热恋时期，巴甫洛夫对时间控制得特别严，每次约会都给自己限定时间，一到时间就会不顾女友再三挽留，坚决回去。女友刚开始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后来才明白了。
1880年的圣诞之夜，已经和他订了婚的卡尔捷夫斯卡娅约了几个女友到巴甫洛夫宿舍里去玩。尽管事先已经预约好了，但当她们来到宿舍时却空无一人。她们左等右等，他还是没有回来。女友们见等不来宿舍的主人，只得扫兴地离开了。原来，巴甫洛夫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到实验室去做实验了。已经了解了他的女友决心在实验室门口耐心地等他。直到午夜，他才从实验室里缓步走出来。看到着了银装的女友，巴甫洛夫这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爱怜地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外面雪地里站着呢？为什么不直接去实验室找我呢？”“我知道你一进入实验室，就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与其去实验室里碍手碍脚，不如在外面等着你，这反而可以让你快点做完实验出来。”女友认真地说，并无半句怨言。
巴甫洛夫一生最伟大的实验是狗的假喂饲实验，这个实验奠定了消化生理学、胃生理学的基础，被称为19世纪生理学最杰出的实验。他也因此获得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巴甫洛夫曾经到法国留学，1886年学成回国之后就专注于研究动物消化系统的生理状况。他最喜欢的动物是狗，觉得它既通人性又有灵气，因此他就拿狗来做实验。可是这个研究课题要求是在活体状态下进行。怎样才能观察到活蹦乱跳的狗体内的消化活动呢？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他终于设计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假喂饲实验。
他首先对狗做了两个手术：一是切断狗的食道，使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二是从狗的胃里接出一根橡皮管，穿过肚皮通到体外，其目的主要是了解狗吞食与胃液分泌之间的关系。实验正式开始后，先对狗喂饲新鲜的肉食，饿了两天的狗大口大口地吞食，鲜肉在它嘴里咀嚼了几下便吞了下去，可是吞进去的肉通过被切断的食道进入了食盘。狗虽然不停地吞食，却没有一块肉进入胃中。这时奇迹出现了，橡皮管里竟然出现了胃液，并滴入事先准备好的广口瓶中。这一实验充分证明了食物一进入狗的口腔，胃就会自然分泌出胃液，而不是在食物进入胃里才分泌出胃液。
实验取得了成功。可是巴甫洛夫没有到此止步，他还想知道胃分泌胃液内在的原因。于是他又进行了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他先把与狗的胃相连的神经系统进行手术处理，给它的迷走神经安亡了“开关”。当他切断了两条支路的迷走神经，使脑与胃的联系中断时，虽然狗仍然在吞食鲜肉，可是胃液再也不产生了。这一实验证明了是神经系统在调节分泌胃液的腺体并控制整个消化系统的活动。
试验取得成功以后，巴甫洛夫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工作。1935年8月，86岁高龄的巴甫洛夫主持了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获得“全世界生物学界元老”的荣誉称号。
1936年2月27日，巴甫洛夫因肺炎不幸逝世。临终前，当看到一缕阳光透过窗户射进了屋内时，他喃喃地说：“起来，我要起来！”他还希望迎着清晨的阳光抓紧时间工作！
巴甫洛夫为科学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卓越的自然作家卡森
1907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雷切尔·卡森，10岁时第一次出现在斯·尼可拉斯儿童文学杂志上。她是一个爱读书、不合群，迷恋于鸟乃至大自然的人。这个衣着朴素，端正的脸庞，黑色的卷发，苗条害羞的女孩，青年时代一直坚持写作，在宾州供女子上学的学院选择英语专业并继续向期刊投寄诗作。到大学三年级那年，当一门生物学课程又唤醒了她对自然界一直存有的好奇心时，她转到了动物学专业，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文学和科学热情会很有补益于她的新专业。
1929年，卡森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动物学硕士学位，但家庭责任的增加使她放弃了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几年后她到马里兰大学教动物学，连续几个夏天她在麻省伍德斯·霍尔的缅因生物实验室进行研究。就是在那里，她于30年代早期，第一次看到并迷恋于大海的巨大秘密。
1935年雷切尔·卡森，正如一些朋友所知，为旧渔业部打零工，写科学广播文稿，她因而于1936年被聘用为一名助理水产生物学家。为在自己较少的收入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收入以维持生计，她给巴尔迪摩的《太阳》杂志撰写专题文章，文章中的大部分涉及海洋动物学。虽然过去她的诗作从没发表过，但浓郁抒情的散文风格在她的文章中逐渐形成，并且编辑认为她为政府出版物写的作品很优雅而且不同凡响，这位编辑要求她把作品送到《大西洋月报》。
1937年9月的一份国家杂志刊出了这位年轻作家的第一部出版作品《海风下》。在主题、基调上，它对所有她后来的作品来说，都是有开创性的。与她在《阳光》杂志上作品的召唤性特点一样，她的第一本书的开头就是“在整个大西洋海岸的每一条河和小溪中，蟹鱼正匆忙地游向……”《海风下》是卡森在她所有的书中最喜爱的，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流传下来。同时，她在《鱼和野生动物服务》刊物中的责任也增加了。1946年她被提拔为情报专家，接着又于1949年成为几家出版物的首席编辑。
自然学家路易斯·海勒与她第一次交谈时，发现她“沉静、怯懦、朴素、严谨以及缺少吸引力”。由于对此存有争议，关于她的这一点没有发表什么文字。至于说她谦卑、压抑，她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她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性格顽皮、语调辛辣，充满自信。
在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十年，她的代理商宣传她正在写作中的第二本书，该书涉及海洋的起源和地理学等方面。15家杂志包括《星期六晚邮报》和《国家地理学》拒绝了这些材料。终于，这部作品落到《纽约人》杂志社厄迪斯·沃里弗手中，他又将它推荐给威廉·谢恩，此人立即认识到这部书的卓越品质。该书的大部分篇章被作为《海的档案》系列出版。1951年7月整部手稿以《我们周围的海》为名出版了。这部书获得了约翰·巴奥斯奖章，接着又获国家图书奖，而且在这一年里销售了20万册精装本。
成功使卡森能于1952年从《鱼和野生动物服务》杂志社退职，将全部时间投入写作。那年夏天她买了块地建了一幢小屋，这个小屋在缅因州的海岸靠近西绍丝普特的歇普斯克特河岸边。她和她母亲1946年到过那里。
她新近的名声使她有机会讲出她强烈感觉到的焦虑，早在1945年，卡森和她很亲密的同事克拉伦斯·科特姆对政府滥用新的化学杀虫剂（如DDT）很警觉，特别是在“肉食动物”和“虫”的控制计划中，该计划不关心其他生物的利益而宣扬使用毒药。同年，她向《读者文摘》杂志提交了一篇关于在马里兰州帕塔克圣特进行的杀虫剂试验的文章，检视了DDT对受影响区域所有生命的影响。《读者文摘》显然不感兴趣。她又回到政府工作岗位，写她的海洋三部曲。直到第三卷写完后她才返回来进行先前从事的这份工作——关于杀虫剂问题的研究。
同时，杀虫剂的“火力”因dieIdrin（狄氏剂），parathion（亚硝酸盐），heptachcor（氯化物），malathion（丁烯酸）和其他比DDT强许多倍的可怕化合物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所有这些杀虫剂，政府都计划通过农业部门以公开使用并进行商业生产。“我越了解到正在使用的杀虫剂，我越变得惊恐”，卡森回忆说。“我认识到这些情况是写一本书的材料。作为一个自然学家的我，感到意义极为重大的每件事物都在受到威胁，而我无能为力，宁产的事将是更为重要的事。”
卡森名气大，口才好，又以文章精炼著称，她能得到领先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组织的支持，而且被要求举办一个听证会。尽管如此，《读者文摘》和其他杂志对她提出的这个令人沮丧的课题没有什么兴趣。接着，1957年麻省塔克斯巴瑞附近开展了灭蚊运动，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野生动物的灭顶之灾，继之为根除游荡飞蛾，在长岛东部开展了DDT／燃料油混合物的无点喷射。紧接着，南部各州在进行防火的全面“战争”中，对其他生物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损害。这种举措的“受惠”者们因而叫苦不迭，连连求饶。随后，遍及全国使用amin⁃otriacde（一种有害动物的药剂）喷射越橘草的大行动爆发了。这件事导致农业部禁止所有越橘销售，此时正是1959年感恩节。
虽然其他人一直在警告人们使用杀虫剂的危险，但却是卡森出人意料地提出的隐喻，引起所有的警告集中到一点上：“美国的心脏地带曾经有一个小城镇，那里各类生命与环境和谐共处……接着奇怪的枯叶病爬遍了该地区，每样事物开始变成……只有奇怪的‘静’……到处难得一见的鸟儿濒临死亡。它们猛烈颤抖，不能飞翔。这是一个没有音响的春天。早晨，曾充满数十种鸟叫的草坪交响乐，现在却默无声响。大地上、树林里、沼泽中，只有寂静存在。”《寂静的春天》曾于1962年6月在《纽约人》杂志上连载，却刺伤了全国各个牛饲养业的法人团体。就在该作品发表前，他们威胁要控告她，各种诋毁她的行为严重地侵扰着她。包括有人这样说，这个谨小慎微的科学家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没资格写这样的书。《时代》杂志的评论员则悲叹卡森：“十分简单化和彻头彻尾的错误……许多不充分的概括——而且有许多概括明显没有道理。”
到了年终，《国家公园杂志》等刊物发表了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补充节录，攻击卡森的人们大多自我开脱，此外，都迅速转回到更安全可靠的立场上来。在他们旨在压制一位勇敢的科学家对涉及公共事务的抗议的运动中，化学业界的利益保护只是增加了大众意识。《寂静的春天》一书变成了最俏的畅销书，在国际上也引起震动。将近四十年后，该书仍被看作是新环境主义的奠基之作。
卡森不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家，而是一个聪明的有献身精神的女人，她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机会。她对自己的现实条件及表现它们的能力相当有信心。对取得同行的支持很放心，因而她在面对谩骂者时保持了极大的冷静。也许是死亡的临近，使她能够保持可贵的平衡心态和发现对事物的洞见。在大多数照片中，她沉思的脸显得有一点点悲伤，但这是在她得知患了癌症好久以前就有的。1964年4月她与世长辞，时年56岁。“我一直在拯救世界生命的美”，她在1962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种美在我心中占有至高的位置，因而我对正在进行的丧失理智的野蛮行径极为愤慨。我一直觉得与一种尽我所能的神圣的使命感紧紧相连，如果我连试试都没有做，我自然不会再高兴了。但现在我会相信我至少于事有补。相信一本书能带来完全的改变是不现实的。”
真是这样，今天用有毒化学物质从事的破坏，比她写那本书时的情形糟糕得多。但是，如果不是《寂静的春天》已敲响了警钟，人们想起我们栖身的环境会更加恶化到什么程度来，便会不寒而栗。功底深、大无畏及简明扼要等特点，使《寂静的春天》成为她最著名的书，尽管她的关于海的精彩文章会被人们更长时间地记起。即使卡森没有唤起一代积极分子，她也将雄居美国史上最伟大的自然作家宝座。
达尔文由给树苗培土到写《物种起源》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生于英国，是近代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始人。他的进化论与能量守恒、能量转化定律细学说被誉为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达尔文的学术著作丰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物种起源》。
出身名门的达尔文，在优美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他学会了走路、说话、采摘野草和花朵、捕捉小飞虫，有时还用棍棒当“刀枪”，在花园里和沿河小路上到处“冲锋”，向树上的小鸟“开枪”。
一天，风和日丽，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大地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苏珊娜带着达尔文和凯瑟琳在花园里玩耍，两个孩子采了一些花朵，又打算去捕捉蝴蝶。苏珊娜拿起花铲想给丈夫栽的几棵树苗培土。她铲起一撮乌黑的泥土，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把它培在小栗树的树根旁边。“妈妈，我也要闻闻。”达尔文欢天喜地蹦跳过来，学着妈妈的样子闻着乌黑的泥土，又提出了问题，“妈妈，你为什么要给树苗培土？”“我要让树苗像你一样壮实地成长。”苏珊娜说，“别小看这些带着大自然气味的泥土，它却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是它长出了青草，青草育肥了牛羊，我们才有了肉、奶、奶油和干酪；这泥土使花朵开放，蜜蜂才成群飞来；这泥土滋养着燕麦和小麦，我们才有了粮食和面包。”“妈妈，那泥土里为什么长不出小猫和小狗来呢？”
苏珊娜笑着耐心地回答说：“你怎么提了这样的‘傻’问题呢？小猫和小狗是猫妈妈和狗妈妈生的，是不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和妹妹是您生的，您是姥姥生的，对吗？”“对啊，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妈妈生的！”“那最早的妈妈是谁？她又是谁生的呢？”“听说最早的妈妈是夏娃。不过，我只知道圣母马利亚，”苏珊娜信教，常带着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她用手指着远方的教堂对儿子说，“就是教堂里那个圣母马利亚，可能夏娃和圣母马利亚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又是谁造的呢？”“亲爱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对于我，对于你爸爸，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还是一个谜，我希望你长大了自己去找答案，做一个有出息、有学问的人。”
达尔文在母亲的鼓励下，开始了探索生命起源的行动。1931年，达尔文随“比格尔”号启程，作了一次长达5年的环球航行。首先是南美海岸，然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抵达印度洋及太平洋。在此次漫长的旅途中，达尔文目睹了许多景观，访问了若干原始部落，发现了大量动植物化石，考察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及生活情况。对这些他都作了详细的记录。1936年，达尔文回到家乡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就有《物种起源》一书，几年后引起了轰动。
事实上，有史以来任何一本书都没有《物种起源》那样大的发行量，并被社会各界人士所讨论。
热爱大自然的达尔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希鲁斯伯里市人，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明之一。
查尔斯·达尔文的家座落在英国美丽的城市希鲁斯伯里市，他的家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式建筑。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著名的医生。
达尔文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童年生活富足，充满着幸福与美好。每天清晨醒来，有准备好的早餐，有妈妈轻声的呼唤。孩子们吃饱喝足，可以到草地上尽情戏耍，还可以去山坡上捉昆虫，挖田鼠，也可以在仆人的照看下，到平静的塞文河边玩耍。
在果树开花的季节，小达尔文与伙伴们去果园里欣赏艳丽的果花，享受芬芳的花香。
金灿灿的秋天到了，小达尔文就与伙伴们到园中帮助采摘丰收的果实。这美丽的田园风光，给达尔文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达尔文从小喜欢昆虫。一次，达尔文在花园中玩耍，忽然两只特别奇怪的昆虫闯入了他的视线，好奇心驱使他伸手捉住了那两只昆虫，1只手提1只。正在这时，达尔文发现了一只更奇怪的昆虫，他还想捉，于是，把左手那只昆虫一下子放到嘴里，抬右手便抓到了第三只昆虫。
放进嘴里的那只昆虫分泌出又苦又涩的粘液，可他仍然高高兴兴地拿给父亲看。
父亲心疼地责怪他，可达尔文哪里听得见父亲的责怪，他的好奇心及兴趣使他的心早已倾注在了这三只昆虫身上。
达尔文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有问不完的问题。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花园里盛开的鲜花在艳阳下格外绚丽，达尔文在花园里玩，忽然抬头问正在干活的父亲：“爸爸，这花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噢，孩子，这叫迎春花。”父亲慈爱地回答。心里同时也想：“这孩子又对花产生兴趣了，不知会出什么奇怪的事呢。”
于是，又补充道：“这花只有白色和黄色两种。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听说只有两种颜色，达尔文顿时来了兴趣了。“能不能让它变成其他的颜色呢？”“哈哈……傻孩子，花是自己长的，谁能让它改变颜色呢？我可没听说过。”父亲边笑边说。说完，又继续干他的活了。
过了几天，父亲早把这事给忘了。达尔文却举着一朵红花跑到父亲耳边说：“爸爸，你看这是什么花？”
父亲一看，惊呆了，“我的孩子，英国又多了一种花——红色的迎春花。同时，又多了一位栽花大师，那就是我的宝贝儿！”
说着，便抱起达尔文转了两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简直比吃了蜂蜜还甜。
原来，达尔文平时对任何事物观察都很仔细。他看到人们平时喜欢鲜花，便把掐下的鲜花插进水瓶子，几天也不会凋谢。
他经过多方“研究”，弄明白了，原来是花的枝可以吸水，保证花开不谢。
于是，达尔文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迎春花掐下来插进装有稀释的红墨水的瓶子里，花吸收了红艳的水，逐渐就更红了。
父亲听了儿子的一番解释，连声夸赞：“你可真聪明！”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1818年夏初，9岁的达尔文跟随哥哥一道，转学到城中的古典中学读书，寄宿在校内，由校方严格地管理学生生活。
在达尔文即将毕业的时候，哥哥正在努力研究化学。他在家中的工具储藏间内，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经常进行化学和电学方面的实验。达尔文就充当他的助手，向他学习，听取指导，共同研讨，时常一起干到深夜。
因此，达尔文学会了一些实验方法，对各种混合物的气体等极感兴趣。不久，有人的把事情反映到学校，兄弟二人受到校方的指责。
此后不久，校长又在一次早祷后，严厉地训斥了达尔文，批评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并说他“吊儿郎当”。
达尔文对古典语言知识一点兴趣也没有，未能弄懂这个词的意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认为这是一句很可怕的话。
校长曾经威胁他说要开除他，但始终没有执行，达尔文在什鲁斯伯里学校一直学习到1825年夏天。
此后，达尔文并未间断学习，他在学习中积累了大量知识，为以后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宝贵的材料。
少年流浪街头的法布尔
法布尔（1823～1915），法国生物学家。1878年到1910年，历时三十余年撰写了著名的《昆虫记》，共10卷，被达尔文誉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名叫圣黎昂的小山村里，1823年12月22日，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法布尔就诞生在这里。他家十分贫穷，父亲种地，母亲给人缝皮手套。两年后，弟弟的到来，使生活变得愈加艰难了。
贫穷使父亲实在养不活他，在法布尔4岁时，父亲决定把他寄养在祖父家。
祖父家在距圣黎昂40公里的马拉瓦，也是个穷山沟。祖父靠辛勤劳作，日子过得还算富裕。善良的祖母会纺线，还会讲故事，故事里那稀奇古怪的情节常会引起法布尔无限的遐想。
马拉瓦没有小学，到了入学年龄的法布尔又回到了父亲身边。他就读的学校十分奇特，课堂又兼作厨房、宿舍、饭厅，甚至还是猪圈和鸡舍。
校长兼教师是村上的理发师兼礼拜堂的打钟人，他常因杂事而给孩子们停课。每当这时，法布尔就被父亲喊回去放鸭子。
除了课堂，法布尔更喜欢野外，那儿有令他着迷的各种各样的小虫和植物，他采花蜜吃，捉小虫玩。
10岁时，他家搬到罗德兹。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咖啡馆，法布尔转入当地天主教小学读书。为了争取免费入学，他不得不在教学里做些杂事。在这里，他才开始正式学些功课，并且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最感兴趣的是拉丁诗人维基尔的作品，因为诗人是用诗来写蚂蚁、斑鸠和乌鸦等小动物的，这对他后来写《昆虫记》很有影响。也正是由于读维基尔的作品，他的拉丁文也学得十分顺利。
父亲咖啡馆的生意一直不好，他家又搬迁了好几个地方。在图卢兹，法布尔读完了小学。
14岁时，他家又搬至了蒙彼列埃。那时他曾想学医，但因父亲生意倒闭，家里贫苦万分，法布尔只得流浪街头，自谋生路。
面对困苦的生活，他只得拼命工作。他在博凯尔镇卖柠檬，在铁路做小工维持生活。
一次，为了买一本描写大自然的诗集，他花掉了刚挣到的一点钱，只好饿着肚子赶路。他大声朗读诗歌，以便把注意力从饥饿上引开。
法布尔来到阿维尼翁这座较大的城市。他已经16岁了，虽然法布尔一直在为生计而奔跑，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阿维尼翁师范学校，并且获得了奖学金，免缴两年学费和食宿费。这对法布尔来说真是个天大的福音。
法布尔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卡尔庞特腊当小学教师，负责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在教学之余，他自修了数学、物理、化学。通过刻苦的自学，他又取得了教授数学、物理的资格。
1849年，法布尔被邀请到科西嘉岛阿雅克肖中学去担任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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