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卫东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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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五年试读：
前言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既有征途坦荡、五彩缤纷，也有曲折坎坷、变化莫测。我在健康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得癌症；在确诊为癌症的时候，我更不能确定五年后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生是一个谜，当谜底揭开的时候，一切都无力挽回了。有些人还能知道谜底，留下一些临终遗言；有些遭受意外伤害和突然疾病的人，连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有的人死得从容，有的人死得突然，有的人几次经历死神的召唤，却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历过死神召唤的人，会体验一些平时难以体验的东西，使灵魂得到升华，使善良的人变得更加善良，使热爱生活的人变得更加眷恋人生，使懦弱的人变得勇敢、坚强，甚至可能使罪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在遭遇癌魔的日子里，我也曾几次面对死亡。在与死亡对峙的过程中，我发现人的生命是那样的宝贵，却又是那样的脆弱。虽然死亡有时是不可抗拒的，但有些人有时候却是死于大意和无知，只要稍加注意，就可能避免。
我也同样步入了这个怪圈。由于侥幸心理和医学知识的欠缺，在治疗上走了一条曲曲折折的路，几乎送命。
我经常思考，我作为病人还能做点什么呢？有什么办法告诉朋友们，使他们能够吸取我的教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可以参考借鉴，以达到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近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养成了每日记事的习惯，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也同样每日笔录不辍，我不能写字的时候就由妻子代劳。这些原始记录，积累了《抗癌五年》这本书真实的素材。
在治病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和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这些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可能对别人有所启示，所以才有了此文。
每个人都需要倾诉，都渴望把心灵中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这也许是人性使然。这个世界由于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倾吐着自己的心理感受，而变得丰富多彩。
我的方式就是言为心声，实话实说。因此，没有写作经验的我，尝试着整理出了十几万字的文稿。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而不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可以移花接木，但纪实作品不行，纪实作品的生命在于真实(其中人物均为实名)，我对本文的真实性负责。
本文记录了我和家人五年来与癌共舞的心理感受，并围绕癌症治疗，对目前的医疗状况和医患关系做了真实描述，其中包括我所用的药品、部分诊断报告和有关医学常识及我对医疗、医德的一些感慨和思考。
这是我在死亡线上与疾病抗争的真实经历，不管对也罢、错也罢、成也罢、败也罢，总之是客观的，应该是有一些社会价值的。我之所以下决心把这段经历和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朋友们分享，就是想对别人有所帮助，奉献一点爱心。
这是一份完整的癌症病例记录，对于病友的治疗和检查、对于医护人员了解病人的心态和实施治疗，可能有一定的参考和对比价值。
如果朋友们能够各取所需，对于健康的人有所提示和劝勉，对于得病的人有所借鉴和启发，特别是对于不幸患癌症的朋友在精神上有所支持和帮助，我这个“老癌”，就有成就感了。
痛定思痛，思绪万千。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快乐是一种能力，幸福是一种感觉，人活着就是活的一个心态。
现在全社会更加崇尚“以人为本”，都在“关爱生命、关爱健康”，都很重视“塑造阳光心态”和“弘扬积极乐观的精神”，我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起一点微小的作用，也将十分欣慰。
然而，当这篇纪实作品确定要发表时，我却感到不安和焦虑起来，心里诚惶诚恐，直打小鼓，好像是学习差的学生即将考试、丑媳妇就要见到公婆的感觉。
是啊，要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和粗糙的作品公开出来，任由大家阅读、审视、评判，也确实很不容易，需要鼓足勇气来面对、容纳。真诚地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商榷。2007年5月15日引子
2001年9月17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永远难以忘记。这一天成了我生命中一个刻骨铭心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
2006年9月10日与小梦恩合影
2006年9月17日的一大早，女儿常亮、女婿逄锦山就带着快五个月的外孙小梦恩，从台东来到香港东路馥香谷小区的家中，与我们共同庆祝这个不同寻常的纪念日。
端详着活泼可爱的小外孙，我思绪万千。一会儿,我的眼睛湿润了，幸福感油然而生……什么能比得上劫后余生的人还能享受这天伦之乐更幸福呢？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9月17日这一天究竟是个什么日子呢？
五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这一天，我正式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从此，“癌症”这两个原本遥远、陌生、与我无关的字眼，陪伴我整整熬过了五年。为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把这一天定为癌龄纪念日。
抚今追昔，我感慨无比。与病魔抗争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但更多的还是自豪和喜悦，虽然放射性治疗造成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折磨着我，但癌症终于在我面前低下了它那桀骜不驯的头，我终于迎来了癌症病人难以跨越、梦寐以求的五年大关。
五年的求医问药，五年的跌宕起伏，五年的寒暑冷热，五年的风雨雪霜，我终于闯了过来。我还活着，我还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五年来，我是如何在生死之间走钢丝的呢？与癌症抗争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呢？那就从2001年说起吧。蛛丝马迹
2001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我们都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世纪。我所服务的公司是一家颇有名气、与国际接轨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中简称平安)。我是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我认同公司的企业文化，为成功地管理一家地级市的中心支公司而竭尽全力地工作。
在办公室工作
由于市场竞争的逐渐加剧、上级公司业务计划的指令性增长、本级公司潜力的不断挖掘，我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个险”业务需要上一个新台阶，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需要启动，销售队伍需要调整，新险种上马需要培训，公司职场需要搬迁，内勤员工的服务水平需要新的提高……
一系列难题，无疑给作为淄博中心支公司负责人的我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更上一层楼，我每天忙于工作，疲于奔命。一切都在高速运转。
与淄博公司产寿领导班子的同事们
在一片忙碌中，癌细胞早已经悄悄潜入我健康的肌体，就好像躲藏在我身边的毒蛇，已经对我张开了血盆大口，眼看就要横祸临头了，而我却浑然不觉。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感到体力有些明显下降。每天晨练以后总想再躺一会儿，觉得自己慵懒了许多，体重也在逐渐下降，特别是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唧唧歪歪老是不容易好。
这些现象在当时我并没有明显察觉，因为我的身体底子很好，心理年龄也明显年轻，对这些细微变化毫不在乎。还是每天风风火火地忙碌，心目中只有公司，只有工作。
记得从年初以来，我的喉部老是不适，好像是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好不彻底一样。这时，朋友刘智向我推荐，淄川城里有个叫李宗清的中医大夫，号称“小神仙”，病看得很好，可以去看一下。
4月10日，公司办公室的刘峰开车，我们出发来到淄川营业区，参加营业区的大晨会，宣导公司事项，召开了部分业务人员的座谈会,然后抽时间去瞧病。
李大夫的诊所开在居民楼内，门口没有任何标志，看来是无证行医。敲开门一看，还真有一些患者，坐在小板凳上，静静地排队候诊。
李大夫很年轻，瘦瘦的，精神头还可以。经交谈得知，他是成都中医大学毕业，并且是祖传中医。虽然其貌不扬，但慕名而来看病的人还不少，想必还真有一些绝招吧。
既来之，则安之。我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等待诊脉。他诊脉不收费，只收拿药的钱，有一个助手负责按他开的处方包药、收款。倒也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等了个把小时，终于轮到我了。只见李大夫三个指头轻轻按住我的脉搏，一会儿从左手换到右手，若有所思了片刻，接着对我说道：“你的脉象很弱，比女人的还弱。你有大病，要赶快到大医院去查病。”
我说：“我是来看喉咙的。”他说：“喉咙这点病不算病，你要听我的，公安局的一个人，也是来我这里看病，我告诉他去查病，他不听，结果猝死了。我也不给你开药了，也不收钱，快去查病吧。”
听了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感到滑稽，我和刘峰相视而笑，不屑一顾。因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回去处理，就赶紧溜之大吉。
对于大夫的警示，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完全当成了耳旁风。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有大病呢？真是开玩笑，真是无稽之谈、可笑至极啊！
我的意识好像穿上了高级防弹衣，把大夫的话全给挡了回去，丝毫没有当回事。只是把这次求医的经历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说过几次就付之脑后了。
为了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公司决定为主任以上业务人员和内勤管理人员检查身体。
6月15日,员工的体检在淄博市康复医院进行。大家检查完别的项目后，排队做B超检查。本来进行的速度较快，但在给我检查时，速度却明显慢了下来，检查医生还请其他的大夫仔细查看磋商。
怎么回事？我和大家都有点疑惑。原来，大夫在我的胆囊内发现一个1.2cm的息肉（腺瘤）。大夫问我：“胆囊部位疼吗？过去有过什么病变？”“没有感到明显的疼痛。1989年转业前夕，曾在部队医院做过一次B超检查，当时只是发现胆囊壁粗糙，医生说只要有疼的感觉就是慢性胆囊炎。为此，还口服过利胆片。十二年过去了，再没有关注过。”我如实回答。“最好再复查一下，具体怎么办，找你们杜大夫吧。”医生再次叮嘱。
不就是一点小息肉吗？不疼不痒的有什么关系？我仍然没有当回事。无知者无畏，此话不假。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给予适当重视，到大医院接受恰当治疗，整个过程就会顺利得多，也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多曲折和磨难。
杜益民大夫是公司优秀的核保人员，原来就在康复医院工作，具有比较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康复医院的大夫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以后，杜大夫显然已是胸中有数，但又不好明讲，只是劝我早点手术。
我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在我没有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之前，谁能说服得了我呢？可能是性格决定命运，这样，必然造成后来的一些医疗决策失误。治疗选择
当时的情况是：第一，工作确实较忙，难以走开；第二，正好已到夏天，想秋天凉爽了再做手术；第三，认为是小病，不值得大惊小怪；第四，肿瘤知识贫乏，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
但毕竟是肚子里发现了一个瘤子，并且身边的同事不断地劝我，最好早点手术，我也在工作之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首先是复查一下再说。6月22日，我来到淄博矿务局中心医院找到我的战友曹世忠，他是放射科主任，直接从事彩超工作。他亲自给我进行了检查。报告如下：“肝大小、形态正常，肝内光点较正常增多密集，回声增强，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无增大，胆囊颈部偏后壁可探及1.25cm×1.09cm实性光团反射，边界清楚，底部增宽；胰、脾（-）。”
报告单显示胆囊中的瘤子存在无疑。下一步确实应该考虑何时做掉、如何做掉的问题了。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过多地向坏处考虑，心想小小毛病，何须紧张呢？总感到恶性肿瘤与我无缘。现在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是潜意识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吧。
潜意识是我们心理结构的深层，而意识则是心理结构的表层，是我们对外在世界直接感知到的部分。如果把整个意识比喻为海洋冰山的话，那么意识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潜意识则深藏不露，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我们在看、听、说、做和思考的同时，我们又知道我们在看、听、说、做和思考，这便是在运用我们的意识。
与此同时，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过程中，维持着我们生存的种种功能、自出生以来的经验记忆、学过的所有知识与技能、监督和运用身体的每个部分的功能等等工作，都是我们的潜意识在控制着。
当一个人不再工作、不再与外界联系的时候，意识就可以休息，例如睡眠的时候。潜意识则分分秒秒都在工作，只有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潜意识的工作才会停止。所以说潜意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经常感知不到罢了，潜意识就像无名英雄，常常被我们忽略了。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希望快乐地工作、生活。但从客观的真实性来讲，生存的环境则是极其危险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会随时出现，形形色色的疾病也会经常光顾。但通常我们的感觉是安全的，因为有安全感，我们才能安心于正常的工作与学习，才能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
实际上，安全感只是一种错觉。但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又是一种必需的、有益的错觉。
如果人们遇到危机事件，例如凶杀、车祸、地震、海啸、重病、亲人亡故等等，就会破坏这种有益的错觉，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惶惶不可终日。这就需要心理工作者进行危机干预，帮助这些人重新建立起有益的错觉，使其成为心理健康和行为正常的人。
我想，既然真实感太强反而有害，那么，这种有益的错觉，一定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同样也是潜意识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吧。
我这个人，潜意识里安全感就比较强，心态比较阳光，遇到事情向好处想得多。因此，别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时，而我却并不太在意，毫无危机之感。
既然是腺瘤就会有恶性、良性之分，两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应该全面地看问题，做好应对两种情况的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医疗方案才能处于有利的地位。
但在关键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掉链子呢？不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侥幸心理也在作祟。在这两种心理的交叉“火力”进攻下，我最终掉以轻心，误入歧途。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也开始找有关人员，打听胆囊手术的相关情况。电视腹腔镜手术这一新方法进入我的视野，了解到腹腔镜手术可以在创伤很小的情况下摘除胆囊。
这种新方法，是1987年由法国人首创的，接着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我国引进，相继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展起来。它是高科技在外科领域的实际应用，其原理是利用微型摄像机，在电视屏幕上显像，医生借助放大数倍的电视图像进行实际操作。
用这种方法切除胆囊，只需在患者腹部穿刺四个1厘米左右的小孔，不需缝合，用创可贴粘贴即可，无创口感染、开裂之虞。可以使手术时间缩短，创伤较小，出血很少，术后恢复加快。有的两小时后即可饮食，下床活动，一般住院三至五天便可出院。术后肠粘连和并发症也相应减少，可以大大减轻病人的痛苦。
当然，用这种方法进行手术能否成功，一方面取决于胆囊病变的情况，另一方面取决于手术医生的技术。
我了解到淄博市的几家医院从前些年开始，就利用电视腹腔镜进行了很多例手术，技术比较熟练。
我还打听到，淄博市信访局的高宪伦老师和我们公司业务主任苗丽亚的丈夫，都是利用电视腹腔镜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而且反映效果都不错。这就更加坚定了我想利用这一新方法切除胆囊的决心。
后来我才知道，利用电视腹腔镜进行胆囊切除术，应该是在确认胆囊无恶性病变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如果胆囊存在恶性病变，用这种方法进行胆囊切除的话，不但病灶切不干净，还有可能造成癌细胞播撒转移的严重后果。
7月10日，公司销售助理祝亚非从青岛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省公司要调我到青岛工作，已经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间传开了。
对于此事，前一段时间曾耳闻过，自认为可能性不大，因此并未在意。我心中的计划是退休后到青岛安度晚年，还没有认真考虑过会调到省公司去工作。看来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只有我还蒙在鼓里。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我的直接领导，省公司一把手刘亦工总经理。刘总答复：“这件事在有关会议上研究过，但不应该传出来。原准备由营销部经理田灿斌接替你的工作，由于田灿斌已调到其他公司，现在还暂时没有接替你的合适人选。”
真是无风不起浪。但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还不知道何时我的工作才能真的变动。因此，我现在一边工作，也应该一边考虑一下自己手术的问题了。
我们公司的部经理谭亚宁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谭亚宁是我们公司的抗癌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患病以后，很快战胜自我，无所畏惧。手术恢复后，依然风风火火地干好工作。她的事迹，省、市电视台都做过专题报道。
1999年9月26日看望患癌住院的谭亚宁一次，我陪同谭亚宁到周村营业区作激励演讲，在路上，我曾经真诚地对亚宁说过：“我如果得了癌症，不一定能像你这样正确对待。因此，真得应该好好向你学习。”
真是嘴臭啊！还真的给说着了，后来我真的也得了癌症。当然，事实证明我的表现还说得过去。
在淄博市交警支队工作的战友兰京潍，本身就是医生。8月8日他陪我来到周村，在济南军区148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们的意见是，胆囊腺瘤只要0.8厘米以上，就应该赶快做掉。京潍还主张我做常规胆囊切除手术，不要做腹腔镜手术。可惜，他的话我没有听进去。
就在这时，同事介绍了淄博市一家医院普外科的一位医师。
8月16日，我到这家医院找正在门诊的医师咨询病情。他的观点，一是胆囊腺瘤一定要迅速切除；二是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只有切除后经过病理检查才能确定；三是可以做腹腔镜手术切除。
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实施电视腹腔镜进行胆囊切除手术的情况。我一方面怕麻烦、怕耽误工作；另一方面喜欢游泳，而用腹腔镜进行胆囊切除，恢复时间短，留下的疤痕很小，游泳裸露时不影响观瞻，正合吾意。
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初步商定,我尽快安排一下工作，择期到医院做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
我个人盘算，做腹腔镜手术恢复很快，基本上不会影响工作。快一点把胆囊问题解决了，也去除了一桩心事。
当天下午，刘亦工总经理一行三人正好来到淄博中心支公司，我带领刘总察看了新职场，进行了简单的工作汇报后，向刘总提出下周住院进行手术的请求。
刘总不是医生，同样也没有意识到拖延治疗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从对工作负责和对我关心的角度考虑，对我说道：“老常啊，这么一摊工作你去住院也不放心，还是等派人接替你的工作后再安心住院吧。”
我感觉刘总说得很有道理，也就点头答应。同时,也得知公司最近就会对我进行工作调动的确切信息。
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心想越是快走了越不能出问题，越是快走了越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要对公司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继任者负责。按老话讲，就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因此，我就把住院之事暂时搁置，集中精力于公司工作。同时，到底如何手术，也有时间与大家商量了。
别人不好说什么，杜益民大夫坚决不同意我用电视腹腔镜做胆囊切除手术，理由很简单：良性的做腹腔镜可以，要是恶性的怎么办？我看话不投机，就没有再多说话。
按照常规，杜益民是公司的大夫，比较内行，到医院咨询手术之事，请杜大夫陪我去是再理想不过了。由于观点不同，我避开杜大夫，自己去医院联系。可见我的固执也是九头牛难以拉回。后来病情的真实情况证明，杜大夫的思路是对的。
8月23日，刘亦工总经理陪同总公司的工会主席宋连坤前来淄博公司视察，中午在民泰大酒店共进午餐。市政府分管金融的吴明君副市长闻讯也赶来陪同。
宋连坤原来是代表平安的股东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参与平安管理的，曾担任总公司的副总经理。
2000年7月，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总公司在大连召开的寿险年中工作会议，在会上认识了总公司参加会议的几位领导。宋连坤主席平易近人，幽默风趣，对于我敢于在会上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和愿望表示欣赏和支持。
听到我汇报淄博平安的凝聚力比较强，内勤员工队伍稳定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宋总说“老常，我这次到淄博是特地来看你的”，使我感到十分亲切，非常感动。
宋总年龄稍大，很快面临退休。他风趣地讲到，下一步要“以身体健康为中心”，“糊涂一点、潇洒一点”，“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要有老伴、老底、老屋、老友”。很有趣，其生活智慧可见一斑，使我受益匪浅。
这是我在淄博中心支公司负责人任职期间，接待的最后一位总公司的领导。
8月29日晚上，我请准备给我做手术的这家医院的医师一行六人吃饭，为手术的事作进一步的沟通，妻子王爱玲参与作陪。
席中，爱玲很不放心地询问：“如果是恶性的怎么办？”医师回答：“不行就做第二次手术。”听到这样的回答，当时就感到不太中听，有点不负责任。但已定下做腹腔镜手术，我又坚信是良性的，也就没有再计较。后来的发展证明，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同事们还是劝我最好到省级以上医院复查和治疗。恰好，财务部经理翟敏的一个亲戚徐巨林教授，就在省城的一家医院工作。翟敏与徐教授取得联系后，陪同我和爱玲，于8月30日到这家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并打算根据检查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徐教授很负责任，对我说：“最好还是开腹手术，这样做得比较干净。”因他是搞心脏专业的，遂又把我介绍给了肝胆外科专家——一位老教授接诊处置。
老教授问清了情况，给我开了血液化验单、彩超检查单。求医的病号很多，抽血化验和彩超检查都要排队。等了好长时间，彩超检查后，结果很快出来，其报告为：“胆囊壁厚、毛糙，腔内探及1.7cm×1.3cm略强回声光团，与壁相连，形态不规则，内回声不均质。结论：胆囊实性占位。”
从这一检查结果，可以看出很多信息。那时我根本弄不明白，“不规则、不均质”的形容都暗藏玄机。只看懂了1.7cm×1.3cm，长大了不少。因为曾经听人说过，恶性肿瘤长得快，心里也确实有点犯嘀咕。
看了彩超检查报告单，老教授又给开了CT（强化）检查单。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到CT室检查时，其工作人员让我们再找开单的大夫开药。我现在知道，就是开碘类造影剂，快速注射入静脉，做强化CT检查用的。
当我们返回门诊，请老教授开药时，他竟不知所措，在单子上写上“什么药？”几个字，让我们再找CT室的工作人员问个明白。
我一下子就懵了，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在心里嘀咕，你教授都不知道什么药？什么水平？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加上在这之前，有在淄博的医院做腹腔镜手术的约定，就琢磨着，大医院看来也不怎么样，在外地住院也很麻烦。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胆囊息肉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还是在淄博住院治疗合适，家人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
想到此时，我的犟脾气上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CT也不做了，就连血液化验结果也没有等着拿，就急匆匆离开济南，打道回府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能够顺利地进行CT检查，老教授再晓以利害，给以指导，有可能改变观念，确定老教授主刀，择期进行剖腹手术，这是多么好的选择啊！
可惜的是，历史不会重写。正确的选择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了。实际上，最正确的选择是，查出病灶后立即进行开刀手术，可惜，这些时机都一一地错过了。
回到公司后，我就一门心思等待做腹腔镜手术了。在处理好日常工作的同时，也挤时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准备交接资料。
我是一个责任心、自尊心很强的人。我想，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很难预料，这次交接也是在淄博工作的一个句号。一定要交得清清楚楚、利利索索。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拖给下一任；我正在办而没有办完的事，可以在移交书上列明，供继任者参考；所有的公用物资、该移交的资料、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各项规章制度等等都要交代得明明白白。继任者只要看清移交资料，不用再问其他人，即可展开工作。
9月1日下午3时，我顺便在公司体检室测了一下血压和体重。
奇怪了，血压仅仅才99/67mmHg。对于这一结果，感到很诧异。多年来我的血压一直偏高，2001年1月8日测量时，血压还是151/101mmHg，可以诊断为高血压病了。没有吃降压药，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半年多时间，竟然就自行降了这么多，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体重为75公斤。同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体重一直也呈上升趋势，这几年越来越发福了，年初时已达到81公斤。同样没有采取任何减肥措施，怎么十几斤肉就不翼而飞了呢？
这些反常现象，使我感到有点纳闷，但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些特殊的却又明确的信号，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的给忽略了。特别是没有与肿瘤联系起来，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粗心和失误。
因此，在这里劝告各位朋友，如果发现自己的体重在一段时间内明显下降，或者身体的其他指标明显变化，一定要刨根问底，探明原因，以便尽早发现隐患，查清病情，争取治疗的主动。
如果一个人老是感觉自己有病，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老是疑神疑鬼的，这里难受，那里不舒服。检查、化验各项指标的结果却都是正常的，这可能是疑病症，是心理出了问题。
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已经发现了疾病信号，熟视无睹，不理睬、不检查、不治疗、存侥幸心理，贻误战机，同样是不可取的。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一些“工作狂”，直接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其中有的还是医生。有的一查出癌症，就已经是晚期了。对于癌症来讲，早检查、早手术、早治疗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的老家有一位大嫂，在检查其他疾病的时候，医生偶然发现她的肺部有一个小小的肿瘤，而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随后做了手术，加上几年的后续治疗，一共才花了三万多元。现在已经过了五年多，身体恢复很好，与健康人无异。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由此可见，同样是癌症，早期发现、立即手术最为理想，其效果大不一样。这是唯一最为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因此，请各位朋友，高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定期进行检查，千万不能让侥幸心理耽误了大事。
在日常生活中，应做到合理饮食、适度锻炼、睡眠充足和心态良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健康长寿，就是有了病，也容易康复。特别是到了四十岁以后，更要重视早期疾病信号的捕捉，重视身体免疫能力的提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定要倍加珍惜。
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大家都要记取啊！
工作变动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9月6日9时30分，刘亦工总经理携原泰安中心支公司个险负责人刘榆九到达淄博。
10时召开内勤员工大会，刘总宣布：常卫东调青岛分公司另行分配工作；刘榆九任个险销售经理；贾林任地区经理。
我们三人分别讲话，刘总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会后，在刘总的监督下，我将五十多页的移交书及其附件郑重地移交给刘榆九。
移交工作后的第二天，我就办理了住院手续，住进了医院的普外科东区6室19床，进行腹腔镜手术准备。工作回顾
2001年9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我从医院请假回来，参加公司为我举行的欢送仪式。这一策划我全然不知，因为从9月6日交接这天，我就停止行使管理权了。这时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公司职场门前与全体内勤员工合影留念后，我发表了简短的告别致辞。衷心感谢多年来大家的勤劳敬业和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就没有淄博公司的今天。同时对于我的失误和不足请大家谅解。
大家送给了我一份珍贵的礼物，是一本精美的留言册。每个人都给我写了一句祝福或希望的话，字字情真意切，句句感人至深。我将保存终生，并经常翻阅欣赏，回忆每一位同事的音容笑貌，回忆大家的深情厚谊，回忆那共同创业的激情岁月。
然后，大家集体乘车赶到博山。一起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城市森林公园——原山林场，让久困的心灵在大自然中放飞。
中午，同事们在原山林场共进午餐。席间，大家跟着卡拉OK共同唱了三首歌曲，是分别由田震、谭咏麟、臧天朔演唱的《朋友》：
朋友，
你今天就要远走。
干了这杯酒，
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
一醉到天尽头。
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再没有停下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
大家都很激动，眼含热泪。既为分别，也为住院，两者交加，悲从中来，我也忍不住抽泣起来。
是啊！四年多了，淄博平安的大旗一招，这么多热血青年走到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是多么不容易啊！同事们一起团结奋斗，激情勃发，使淄博平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生气勃勃。又是多么艰难啊！这一切都是缘分哪,过去的一幕幕跳入了脑海，我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1997年的春季,我当时已经担任淄博市城市信用社联社的副理事长兼开发城市信用社的理事长,正作为淄博市城市合作银行(后改名为商业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员,参与合作银行的筹建工作。同时，已通过了市委组织部的考察，正准备进城市合作银行的领导班子。
1989年与同学合影（从左至右为巩武威、王保民、刘其恒、李善清、作者)
那时，所有的金融单位还都在人民银行的监管之下，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和确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也需要人民银行认定审批。
平安保险青岛分公司，是山东省的管辖公司。青岛分公司申请在淄博设立下属公司，并请当地人民银行推荐负责人。
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刘其恒行长曾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在平安保险青岛分公司、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淄博市委组织部三方协商同意后，按照平安的程序对我进行考察确认。
4月29日上午，在淄博饭店306房间，当时平安保险青岛分公司负责人林庆贺、杜林对我进行谈话考察，在场的还有市场部经理张健。
5月3日我赴青岛填求职表、面试、笔试、体检。全是崭新的用人模式，过去的工作调动都没有经历过。我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你们要调我来，是组织上的安排，怎么成了我求职呢？
公司还要求加入公司的人员提供两位担保人，我请刘其恒行长和市农行的曹绪彬行长为我担保。
我与其恒是初中同学，毕业以后一直保持联系，他对我非常了解。我从部队转业到农业银行，在农行淄博市分行干了近七年，担任过信用合作科副科长和信用卡部总经理，一直在曹行长领导下工作，曹行长对我也很熟悉。因此，两位愿意作为我的担保人，分别在复印有他们身份证的担保书上签了字。
5月15日我赴青岛，正式接受了组建淄博中心支公司的任务，这一天就是我进平安，开始计算司龄的日子。从此，拉开了在淄博拓展平安保险业务的序幕。
更使我想不到的是，所有进公司的人员，都有三个月至半年的试用期，我这负责人也不例外。既然来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入境随俗，逐渐适应这种新模式吧。
首先物色了几名早期人员。经本人愿意并由青岛分公司面试批准，组成了筹备小组。他们是祝亚非、索利芹、李鹏、崔立文；徐学军被选拔参加总公司组织的培训。
1996年1月4日与淄博农行领导合影（右二为曹绪彬行长，
左二李如太、右一邢继伦、左一姜广通三位副行长）
接着是寻找营业用房。一个月看了三十八处房产，转遍了张店的大街小巷，于6月25日，将办公地点初步选在了淄博市展览馆。报青岛分公司后，林庆贺总经理从青岛赶来现场拍板，一锤定音。
其他筹备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6月27日至30日招聘工作人员；
7月5日开始培训内外勤人员；
7月15日至22日，我率领13名内勤到青岛分公司，参加业务对口实习；
7月25日将我的办公室迁到地处展览馆的公司；
8月13日人民银行山东分行批复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8月15日在淄博市工商局获准登记；
经过紧张的协调公关和各项准备，8月22日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平安保险淄博中心支公司正式开业。
产险原拟的负责人因故未来，紧急抽调分公司产险部门经理刘卫东，前来淄博任平安产险负责人（产寿险牵头总负责人）。
开业典礼在市展览馆平安营业厅门前广场举行，隆重程度空前。
1997年12月25日淄博平安夜活动
出席的领导有淄博市委李新泰书记、市政府李书绅市长，市人大陈庆照主任，市政府张守增副市长，市政协段杰、郭玉兰副主席，还有贺连春市长助理兼财委主任、张守华副秘书长，市人行刘其恒行长、葛斌副行长，市工商局殷家宝副局长等。平安保险青岛分公司产寿总经理室所有领导：林庆贺、杜林、葛斌、魏莉。还有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共一百余人参加。
筹备三个多月以来，从未休息过一天。公司正式开业后，平安保险在淄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更是一心一意集中精力抓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努力使公司健康高速运转。
我始终坚持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全身心投入紧张的业务拓展工作，狠抓了职场下伸设置和增员，保费收入不断增长。
从公司开业至2001年8月，我任职期间，共实现保费收入3.23亿元。年年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
1997年12月27日在青岛参加省公司平安夜活动
在公司创业初期，平安不为人所知，保险不为人所识，启动困难，步履维艰。为了扩大影响，凡是大额的理赔款，我都亲自带领理赔人员，把赔款送到客户手中。
记得第一笔理赔款是给一位年轻人，她投保“住院安心”不到一个月就得了急性阑尾炎，只住了十几天院，送去的理赔款，支付住院费还有剩余，她感到意外地高兴。
临淄一个客户，骑摩托车发生意外事故亡故，家里撇下老婆孩子。当我们把七万元“意外伤害”赔款，送到他妻子手上的时候，她竟然难以置信，只花了几百元，竟能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她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这可真是雪里送炭。
如果没有这些钱，母子二人的生活就会陷入窘境，这个家庭就会瘫痪。这就是救命，这就是保障，这就是保险“大家帮一人”的魅力之所在。
1999年7月28日给客户李某送理赔款
在与客户的这些接触中，我亲身感受到保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作用，亲身感受到我们工作的巨大价值所在。保险无疑是四百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造福于人类的事业。我已人到中年，还有幸投入这一事业之中，时不我待，只有乐此不疲，奋发向前，还有何求呢？
公司成立伊始，我就提出了“学习、团结、业绩、规范”的基本要求和把淄博平安办成“培养人才的大学校，陶冶品德的大熔炉，和睦共事的大家庭”的奋斗目标,并一直为此努力。
马明哲董事长“平安理念”的报告稿下达后，我深受鼓舞，非常认同。从此，我就以此为蓝本，加大“平安理念”的宣导、贯彻力度。
凡是新人培训，只要我在公司，第一课都是由我亲自讲授“平安理念”课。在整个任职期内，我讲授90余次，听课者达到7000人次以上。现在回到淄博，在街上还时常碰到我叫不上名字的人与我打招呼，不用问，十有八九做过我们的业务员。
同时，经常利用晨会和其他场合向内勤人员宣导，还对内勤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在内勤中树立为客户、为外勤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以促进业务的发展。
为了实现平安国际一流金融服务集团的奋斗目标，需要我们每一个平安人都要为此增砖添瓦，共同坚持不懈地努力。
在公司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优质服务第一，团结协作第一，创新发展第一、平安事业第一”的淄博平安精神。使淄博的平安员工形成了共识。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风正气顺，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99年在营业部与优秀业务人员合影
从公司筹备开始，我就非常重视基础管理工作。我当时经常思考和实践这样一个主题：我有机遇管理一个市级金融机构，一定要管理出特色，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首先，注重加强对人的管理。以人为本，关心员工，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增强凝聚力。加强制度建设，严格纪律，规范工作流程。这些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作很快步入正常。
其次，始终加强财务和费用管理。注意向一线倾斜，各基层职场配置较好，保证了业务发展需要。而且，历年财务状况良好,节余了较高的费用额度。
再次，重视对公用物资的管理。不管是固定资产还是低值易耗品都立账登记并定期清查，做到了账物相符，避免了浪费。
1998年11月16日参加献血活动由于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档次，使淄博中心支公司工作秩序、办公秩序、业务流程、职场面貌、人员行为等等都较为规范。
同时，注意搞好社会公益活动，倡导服务社会的理念，努力树立公司的良好社会形象。
2000年与淄博市妇联联合实施春蕾计划，员工个人捐助120名沂蒙山区贫困女童上学，直到小学毕业。我个人捐助了两名女学童。
我们还与淄博市血站举行了平安千人捐血大行动，启动了淄博市爱心血库，我在现场第一个带头捐了血。
这些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激发了员工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平安的公众形象和社会美誉度。
总公司还在淄博进行了三级机构管控模式的改革工作。1999年4月12日工作组正式进驻淄博；4月21日刘亦工总经理、黄敏组长到淄博召开了改革启动会。
5月6日，总公司副总经理王利平曾亲临淄博公司视察调研，看望大家，征求意见，考察部署改革工作。
5月14日正式按新模式运转。5月28日公布省公司通知，我为地区经理兼个险负责人、贾林为团险销售负责人、张骐为服务站副主任(主持工作)。
这一改革观念之新、力度之大、变化之多前所未有，我予以全力配合，同时也以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地谈出我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来尽量完善改革方案。我也努力变革自己的观念，使之适应新形势。
按新模式运转后，我以大局为重，努力做好团结、协调工作，发扬改革后的长处，也尽量避免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使业务队伍和业绩都有了较大发展和增长。改革的基本做法在全省、全国平安系统进行了推广。
2000年7月17日至21日，我应特邀参加了总公司在大连召开的寿险年中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淄博中心支公司改革后的发展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服务和向三、四级机构倾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我也受到了马明哲董事长的表扬。
横向比较，作为平安三级机构负责人，压力比其他单位大，但权力则小得多，事事需要请示。有时为了公司发展而急需解决的一些事项得不到及时批准时、有时满怀忠诚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时，心里也感到特别委屈与窝火。
2000年6月25日与各营业区经理一起在丹东考察合影
其实，这正是平安吸取国际大公司的管理经验，加强整体管控的独到之处。平安的控制模式不同，适应这种状况也需要有一个观念改变和逐渐认识的过程。
在淄博任职期间，我曾四次参加总公司组织的机构负责人或销售负责人培训，在保险管理、销售管理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为了适应工作，我还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自学了一些保险专业书目，也颇有受益。
当时，平安产、寿内部已分业经营，但在工商局的登记还是一家。开业几个月后。我便成为注册的淄博平安的负责人。我以淄博平安产寿总负责人的身份，连续三年应邀列席了淄博市人大代表会议，加强了与当地各界代表和领导层的沟通与交流，扩大了平安的影响。
2000年11月经总公司（总部设在深圳）高级经济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广东省人事厅批准，授予我高级经济师职称，并由广东省人事厅于2001年3月1日颁发了证书。
在负责淄博平安寿险工作的四年四个月时间，我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人正派，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努力开拓，成效卓著。
1997年5月初，淄博平安寿险只有我一个人，而发展到2001年的9月，我调离淄博中心支公司时，已成为辖6个营业区、1700余人、年收入保费近2亿元的，新迁入规范办公职场的，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战略三级机构。
我的理念，我的努力，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把一个团结向上、健康发展的淄博平安交给了公司，交到了继任者的手中。
当然，平安也给了我很多荣誉：
1998年淄博中心支公司被评为先进单位，本人被评为优秀经理；
1999年我被授予“培训管理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在总公司登报表彰；
2000年度我被评为总公司系统的全国优秀员工。
世上万事开头难，创业艰辛百战多。一路下来，虽然身心疲惫，但是值得。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平安保险淄博中心支公司创建和发展史上，不仅弘扬和落实了总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各方面工作走在了青岛分公司的前列，同时还打上了我个人管理风格的烙印。我倾注了多少汗水、多少心血、多少精力……
感谢公司给了我这样一个施展抱负和才华的用武之地，感谢领导和淄博员工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这是我生命燃烧最为辉煌的岁月,这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淄博平安情结。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工作中我也存在很多缺点、弱点和不足：
一是性格急躁，办事急于求成，批评人不注意场合，有发火现象，赞美别人不够。2000年6月24日参观朝鲜新义州幼儿园
二是事必躬亲，授权不够，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别人的积极性；要求太高，追求完美，过于严厉，管得太多，活得太累。
三是要求员工超时、加班工作，体谅他人不够；组织劳逸结合、放松身心的活动不够。
四是自尊心过强，太看重公司以及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因而压力太大。
五是公司的人均保费、人均件数、活动率等KPI指标不够理想，业务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很大差距，我应负管理责任。
有些缺点，在当时还认识不清，是在后来慢慢领悟的，这些都需要在以后注意避免并纠正。
在长期的工作和学习中，我也慢慢领悟到，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来衡量这个客观世界。同样的人，同样的话，同样的举动，人们的感受总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会悦纳，有的会勉强，有的会拒绝，有的甚至会敌对。
因此，做管理者就必然会得罪人。对于不小心受到我伤害的同事，我希望能够予以理解。一是我从内心是为了你好；二是履行职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仍有嫉恨，对我来讲倒没有什么，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但你自己会因此而不快乐，受伤害的还是自己，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成长进步会有不利影响。原谅别人，消除内心的怨恨，不是为了别人，恰恰是为了自己。
有的人，出现了问题，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习惯在外部找原因，这就是所谓外归因者。其实，这也是潜意识的一种防御机制，把原因归于别人，转移了对自己不满的压力，才能心安理得，得到暂时的心理平衡。这样的人，智商还可以，而情商偏低。不善于团结人，不善于反思自己的不足，心态不够阳光，老是猜疑别人，有一定的攻击性。同事关系难以处好，还老是埋怨他人，总觉得天下人对不住自己。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不得要领，造成恶性循环。
还有的人是内归因者。不管出现什么问题，总是自责、埋怨自己，把攻击性转向自我。这样的人自我评价较低，容易压抑自卑、闷闷不乐、情绪抑郁，容易自我封闭；提不起精神，担不起重任，也会影响事业和前途。
这两类人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都容易罹患心身性疾病。过分的外归因或内归因，都有失偏颇。还是应该客观、全面一点，心胸豁达一点，性格随和一点。这样比较有利于团结，比较有利于工作，比较有利于身心健康。
进平安以前，在思想观念上，受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影响比较大。曾片面地认为，担任一个市级金融单位一把手，权力大、待遇好、很荣耀。
进了平安才知道，这是一家与国际接轨的公司，管理指导思想和做法与计划经济的单位格格不入。扁平化、条条管理等特色明显。后来国内各家金融机构改革，纷纷效仿，平安确实走在了金融系统的前面。
我的内心也经历了痛苦的思考。改革，首先就是观念的更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一些落后意识，将会一事无成，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当然，我比较认可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崭新的模式，因为它与自己一些潜在的观念相符，适合了我的个性，得到了我的认同。
我的特点是心好管严，恩威并重；丑话说在当面、好话说在背后；耿直爽快，有事摆到桌面；办事认真、雷厉风行。这种带有军人色彩的管理风格，在计划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的单位，会障碍重重，很难行得通。
而在平安则目标明确、关系简单，这就使我如鱼得水，很快地融入平安，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平安事业之中。
在几年的工作中，我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
领导者就是吃苦的人，管理者就是服务的人。比员工吃苦受累多，为员工服好务，这就是一个领导者。“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让别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任何时候，敢于说，向我看齐。
管理是一门科学，严格科学的管理至关重要。同样的人财物，不同的管理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以诚才能感人，以德才能服人。
人生在世要有爱心，团结好才能工作好。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才有说服力；要相信每一位员工都有上进心、都想干好工作。
人生要有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度。只讲原则就会把事情做死，只讲灵活就会把事情做乱。
要有政策理论水平和法制观念，注意把握好自己，清正廉洁，严于律己；遵纪守法，按游戏规则办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心理学上有个原理，你如果想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先这样去对待别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下爱就会收获爱，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
从1997年5月15日至2001年9月6日世纪之交的四年半时间内，我全面负责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寿险)的工作。上级公布的情况是：
1997年10月20日，分公司公布为淄博中心支公司（寿险）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从1998年2月起明确我为平安产寿总牵头负责人，并变更了在工商局的负责人登记；
1998年10月31日成立中共淄博中心支公司(产、寿)党组，中共淄博市委以254号文公布我为淄博中心支公司党组书记；
2000年3月2日分公司公布我为淄博中心支公司(寿险)总经理。
创业的激情岁月，是非功过，谁为评说呢？其实，历史是自己写就的，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书写自己的历史。领导和员工的心里也都有一杆秤，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切自有公论。今天，这段历史，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我曾经动情地在会上说过：“大家都很年轻，我们把公司管理规范一些，使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断地提高工作能力，今后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我的年龄大了，希望大家今后都超过我。”保险业是一个朝阳行业，正处在大发展年代。没过几年，我的这些话就开始得到了验证。
……“敬酒、敬酒了！”
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宴会大厅气氛活跃，我逐桌向大家敬酒告别，大家又轮流向我回敬。我只能频频举杯、以水代酒，真是验证了“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这句话了。
多么不平凡的日子，多么艰难的岁月，我们携手奋进，一起白手起家，一起闯过了急流险滩，一起见证了这段神奇发展的历史。现在就要与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同事们分别了，就要离开我一手主持创建和发展的公司了，怎么能不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呢？
这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从博山回到了公司，接任我的刘榆九总经理17时也从泰安赶来正式上任。我们又对一些移交情况作了最后交流。
我把公司汽车和总经理办公室的钥匙交到了刘榆九的手中。至此，交接工作圆满结束。
晚上，在淄博饭店，我与刘榆九共进晚餐，这是刘总上任后的第一顿饭。参加晚餐的还有祝亚非、张骐、索利芹、刘峰及泰安为刘榆九送行的两位同事共八人。
我卸下了重担，调离了淄博。还没有到省公司报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好在一个空挡上。我累了，需要休息；我病了，需要治疗，于是直接住到医院去了。
原来考虑得很简单，腹腔镜手术后，顺利的话身体一星期就可恢复。少则十天多则半月，就会到青岛走马上任。
万万没有料到，在我人生道路的前方，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启动，危难正在向我一步步逼近，死神正在向我招手!胆囊切除
2001年9月7日住进了医院，9月8日为手术做准备，进行血液、大便、尿样化验和B超检查。
给我做B超的大夫在报告单中写到：“胆囊充盈可，深部见一扭曲，于颈部腔内探及一个1.4cm×1.2cm实性强回声结节，其底部较宽，形态呈‘菜花状’。胆囊体部见一扭曲，于底部腔内扭曲壁上探及一个0.4cm×0.4cm强回声结节，不活动。肝内外胆管不扩张。
肝大小、形态尚可，实质回声细密、增强、均质，肝内血管纹理尚清晰。胰、脾未探及异常。
超声印象：胆囊实性占位性病变（腺瘤可能）。”
这次的B超报告，与以前相比有三点明显不同。一是在省城的医院描述大小时是1.7cm,这次为1.4cm。不可能又变小了，看来是不同的人测量存在误差；二是首次描述为菜花状，其形状就带有杀气；三是首次发现还有一个较小的瘤子。应该说，检查得比较仔细认真。
后来到北京，301医院的专家告诉我：“你们那里的大夫太没有经验了。胆囊的瘤子超过一厘米，又是菜花状，就应该初步诊断为恶性的，做切除手术后，再通过病理检查予以确认。哪里有这种情况还做腹腔镜的？”
肝胆外科大夫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对于大于1厘米（有的认为大于0.8厘米）的胆囊瘤（息肉），就应该实施剖腹切除手术。胆囊割出后，手术暂停，拿去进行快速病理检查，如果是良性的，关肚；如果是恶性的，接着扩大手术范围，把胆囊周围清理干净。
然而手术已经做了，无法挽回。我想，是我不听杜大夫等人的劝告，执意要做腹腔镜手术，要说责任，主要在我自己。
再说，谁工作中没有失误呢？哪有不犯错误的人呢？但医生的工作特殊，小小不慎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医生的工作要格外慎重。当然,医疗人员也是在实践中、在不断接受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提高起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避免这次决策失误。就是在住院的当天下午，我和爱玲在回家的路上，邂逅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一个好朋友。她根据掌握的情况，警告我说：“你这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建议我还是到省级以上医院做手术。
虽然朋友态度坚决，但我更是执拗。已经说定的事，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了。爱玲也觉得，已经跟人家说好并住进医院了，不太好改了，又加上我态度坚决，也就默认了。一看我们两人是这种态度，朋友也就无可奈何了。
大夫决定11日实施手术，10日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上午把我调到急救室1号病床；下午喝泻药、备皮；晚上只能喝点稀饭；20时后不能再吃东西;24时之后水也不能喝了。
21时,爱玲在手术协议上签字同意。一切准备停当，只等次日手术。一个错误的决定，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
我丝毫没有睡意。心里感到很踏实，没有感到恐惧，可就是睡不着觉。看来，毕竟是我第一次经历全麻下的腹部手术，潜意识中还是有些对未来不能掌控的焦虑，有一点胡思乱想，忐忑不安。
这几天，医院正好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据说，有一个身体很好的人，因为运动造成骨折。这本来是一个很一般的手术，但在进行术前麻醉时，却造成了意外死亡。为此家属正在与医院交涉赔偿。这个消息对做手术的病人来讲,有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
天终于亮了，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如下一段话：“我对腹腔镜手术充满信心，也不害怕。但任何事情也有万一，也有意外。如果摊上了，也毫无办法。如果真遇到意外，此为遗嘱：①不要去追究医生的责任。他们虽然有责任，但不是故意的，可吸取教训；②器官、遗体均可捐献供研究，眼睛捐给母亲（母亲一个眼睛失明）；③其他按爱玲意见办。因护士要打针，写到此为止。”
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小小胆囊陪伴我近五十年。一贯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计名利，默默奉献。根据食物消化的需要及时供应胆汁，帮助消化。其工作可敬，其精神可嘉。不料，祸从天降，腺瘤增生，不仅威胁到胆囊本身，进而影响到主人的健康。为了顾全大局，只有舍卒保车，牺牲胆囊了。呜呼！可爱、可敬、可怜的胆囊啊，拜拜了！
7时30分左右，开始术前的最后准备。换上手术衣,护士给插上胃管和导尿管。在场的同事和家人将我抬上手术车，推到手术室的走廊上，交给手术室的医生、护士。
只见手术室前人来人往，唧唧喳喳，推车的都是实习人员。大概同时有三个分别实施不同手术的病人。两次有人过来核对病历、姓名。我开玩笑说：“不要弄错了，本来割胆囊，给开了胸腔。”
约8时25分，我被推入9号手术室。我看到了麻醉机、腹腔镜机、手术器械等。护士再次核对身份后，开始打吊针，进行全麻。我看着旁边的时钟，约8时45分，我就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就是时间长了一点。后来与参与手术的医生聊起来得知，除麻醉师外，从手术方面来讲由五人参与。一位医师主刀，一人照镜，一人负责将胆囊拉起，一人协助做其他工作，还有一名护士负责器械保障。
共在腹部打开四个小口，上部主口是器械进入、胆囊切下后拉出；肚脐部口进镜子；右中部口是引流口；右下部口最小，为拉起胆囊之用。手术在显示屏上看得非常清楚，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血管、胆管等切口夹上钛夹，将内部出血用纱布擦净，确认一切完好后，手术结束。
胆囊从上口拉出后，用手可触及其中的腺瘤，割开后看到了不规则的两厘米多的瘤子，已送病理科检验。
被推出手术室时，已是上午11点半了。我慢慢醒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当天晚上，胃管就拔掉了。到了夜里，则更加难受异常了，也说不上到底哪里难受。时睡时醒的，休息得很不好。
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我也想早一点活动，以防止肠粘连。刚活动了没有几步，躺在病床上休息时，意想不到地开始了腹胀，后来发展到十分难受的地步。
我记得，当时站在地上，双手握着床头，斜靠在床边，不能站立，不能躺下，不能蹲下，肚子胀疼得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使人难以忍耐，浑身冒汗。
医生采取了开塞露排便、穴位封闭等措施，作用不是很大，一直胀到晚上，终于开始排气，才逐渐地有所缓解。
这是手术后最不舒服的一天。难受得异乎寻常，非常狼狈。
到了第三天，排了大便，顺了气，因而感觉好多了，可以轻微地咳嗽了。下午，医生就允许喝点小米汤了。
第四天明显好转，散步20分钟。并且感觉越来越好，吃饭逐渐正常，活动量逐渐加大，精神也还可以。看来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来看望我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我的病房也成了鲜花的海洋。护士站、医生办公室也摆放上了送给我的鲜花。
前来看望我的主要是市里的领导；爱玲单位的领导、同事；我所在公司的领导、同事及内外勤员工；战友、同学、亲戚、朋友等，不少人来过多次。
我知道，这是情，同事之情、战友之情、同学之情、亲友之情，情真意切。这是爱，仁爱之心、疼爱之心、怜爱之心、博爱之心，心心相印。大家的情爱，感人至深，是对我战胜疾病的有力支持。
我很欣慰。虽然我已调离了淄博，公司的同事们也无求于我，但大家对我关心有加，是大家的爱心使然，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对我为人处世的肯定，对我品德人格的肯定，也给了我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晴天霹雳
2001年9月17日，秋高气爽，天气晴朗。腹腔镜手术后已是第七天了，身体的自我感觉良好，心情也很愉快。
饮食上可以吃普通食物了，输液也由每天1250毫升降为750毫升。
我早早起床，来到公园散步40分钟。看绿树红花，听小鸟啁啾，感到心旷神怡。
我意识到很快就会出院，就要恢复健康，就要解放，就要自由了！早把病理检查的事抛之脑后。
17时,一直陪伴我的爱玲回家处理事情,我一个人留在病房,出去路过护士站时，恰好病理检查报告送到了护士站。“是我的吗？”我问护士长。“是啊！”护士长回答。“那我看一下好吗？”我提出要求说。
护士长不同意，她说：“这个由主任找你谈。”
我很敏感，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声霹雳在头脑中炸响！我感到晕头转向，大脑一片空白。不愿想的、倒霉的事情终于落到我的头上。
我忍住内心的强烈震动，很快地镇定下来。平和而又无奈地说道：“不就是恶性的吗？你越不让我看，不正好是告诉我了吗？”“你这种情况是后来恶变的，比较轻。”护士长费尽心思，故作轻松地安慰我说。这就正好证明了我的猜测。
见到了爱玲，我的心情极其矛盾。我真想扑到她的怀里大哭一场，以发泄我的委屈。可是我又怕增加她的压力，只好强忍痛苦，望着她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已经从护士那里得到了消息。我们两个人的笑都很勉强、很难看、很凄凉，都是“苦恼人的笑”。
晚上，我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再三。考验我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躲避没有作用，只有敢于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无所畏惧地与之挑战。
面对癌魔，如同与最凶恶和最狡猾的敌人作战，应该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心情豁达，意志坚强；思想放开，精神快乐；积极治疗，顺其自然。这24个字应该作为我的指导思想。
我的思维逻辑是，得了这样的重病就够倒霉的了，要是再不高兴一点，那就是雪上加霜，倒霉再加倒霉了。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能再给自己增加压力了。要做到“三不”：不怕、不躲、不钻牛角。活一天就快乐地度过一天。
我想，漫漫的人生道路，似乎看到尽头了。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健康地活着是多么的幸福。我是多么留恋这个世界啊！难道就这样完了？难道就这样告别这个世界？难道就这样向癌魔屈膝投降，束手就擒？不！不能！我要努力地抗争，我要活！
首先，不能怕死。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哭着，别人笑着；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别人哭着，我笑着……“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如果我死了，就等于永远地睡着了，再也没有痛苦了。这没有什么不幸，多少人还没有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失去了儿子；对于妻子来说，诀别了丈夫；对于女儿来说，没有了爸爸；还有亲朋好友也会感到痛惜。不幸的是他们。这不就是生者的不幸吗？
老百姓的俗语说：“人死如灯灭。”革命者说：“砍头如同风吹帽。”我虽然没有革命者那样的境界，但是死何惧之有？如果命运确实要我死，那只有坦然面对。就像一片树叶，悄悄离开枝头，轻轻飘落下来，静静地回归大地。
其次，我不想死。虽然癌症的死亡率很高，但我们的周围，也不乏经过努力治疗仍然长期生存的癌症患者。轻言放弃、不战而降，不是我的性格；唉声叹气、心灰意冷，也不是我的脾气。
我相信，现代医学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付癌症的办法越来越多；每一个人的潜能不可估量，精神的力量也很巨大，“哀莫大于心死”，只要精神不垮，就会有奇迹出现。我不想就这样缴械投降，就这样默默等死。
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更属于我的亲人，也属于所有希望我能够战胜疾病的人们。不管怎么样，要抗争一把。经过努力了、奋斗了、争取了，再无力回天，我也认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人生在世，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困境下，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心存希望，就应该努力拼搏！
从哪一天计算癌龄呢？到底何时患病也很难考证了，就从我知道身患癌症的这一天开始吧。
所以，9月17日这一天成为我人生课题的重大转移，人生目标的重大转折，人生经历的重要分水岭。
总之，这一天实际上成了我人生的重新开始，从这一天算起，我活一天就赚一天了。
想明白了，解决了内心的冲突，反而坦然了，心情也平和了。后半夜竟然睡得很香。
次日清早，爱玲陪我，慢慢散步一个小时。我们牵手而行，从心灵深处感受着信息的交流、力量的灌注，不用安慰，不用多言，此时无声胜有声，生活伴侣易，生命伴侣难。
今后的一切治疗我们将共同面对，未来的酸甜苦辣我们将一同品尝。前面的道路不管多么曲折难行，我们总会相扶相携，不懈跋涉，走向生命的终点。
下一步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同仇敌忾，考虑如何针对癌症进行治疗了。
为了慎重起见，翟敏与杜大夫到病理科，借了我病理化验的切片，赶到省齐鲁医院再次进行检查，结果没有异议。后来到北京301医院时，也做了病理复查，结果同样不言而喻。这样做下来，就避免了误诊的可能，也彻底打消了我的可能存在误诊的侥幸心理。
经医生同意，将病理检查报告复印保存。病理诊断为：“胆囊体乳头状中分化腺癌，深部浸润达浆膜层，肿瘤侵及胆囊颈；胆囊底部管状腺瘤部分恶变为高分化腺癌，胆管切线未见癌。”
过去我对于肿瘤知识知之甚少,对胆囊癌更是闻所未闻。既然肿瘤与我有缘，这大大刺激了我，使我渴望更多地了解肿瘤的相关知识。经查看有关资料和咨询专家，这才知道，肿瘤发生的范围很广，人体的任何部位、任何组织，除了头发和指甲外，几乎都可以发生肿瘤。
按恶性肿瘤的起源组织不同，凡从上皮（表皮）组织如皮肤、内脏的黏膜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都叫做癌，例如胃癌、肝癌、皮肤癌等等。
凡从间叶组织如肌肉、脂肪、骨骼、血管、淋巴等长出来的恶性肿瘤叫做肉瘤，例如平滑肌肉瘤、纤维肉瘤、脂肪肉瘤、骨肉瘤、血管肉瘤、淋巴肉瘤等。
还有一些恶性肿瘤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有另外一些名称，例如白血病、霍奇金病、肾母细胞瘤、黑色素瘤、视网膜细胞瘤、精原细胞瘤、颗粒细胞瘤等。
由于癌比肉瘤远为多见，大约为9：1，也就是说10个恶性肿瘤病人中，有9个病人是患癌，1个病人是患肉瘤。所以，一般把恶性肿瘤通称为癌症。
人类癌症有200余种，在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有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大肠癌、鼻咽癌、乳腺癌、宫颈癌、白血病、恶性淋巴瘤等十大肿瘤。
癌症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很大。全世界52亿人口中，癌症患者大约有1600万人，每年约有700万人新患癌症，每年约有600多万人死于癌症。几乎每6秒钟就有一名癌症患者死去，真的使人痛心疾首啊!
中国有癌症患者约200万人，每年平均约有150万人新患癌症，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癌症。1949年时，癌症才占总死亡原因的第十位，现在已上升到第一位。
胆囊癌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肿瘤，可能只占癌症病人的1%。在这只占1%的胆囊癌患者中，多数为女性。女性较男性多2～4倍，而我是男性；胆囊癌约70%伴有胆结石，而我则没有胆结石；胆囊癌通常为单一肿瘤，而我则是两个。种种迹象表明我的情况极为罕见，使人匪夷所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癌症的组织类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鳞状上皮癌，发生于皮肤、食管、肺、子宫颈、阴道、外阴、阴茎等部位。另一种是腺癌，发生于消化管、肺、子宫体、乳腺、卵巢、前列腺、甲状腺、肝、肾、胰腺、胆囊等部位。
胆囊癌分为腺癌和鳞状细胞癌两型，其中前者占90%左右，后者占10%左右。而腺癌又分为乳头状腺癌、浸润型腺癌、硬化型腺癌、黏液型腺癌。我患的是乳头状中分化腺癌。
那么，癌症的分化程度又是怎么回事呢？所谓分化，简单地说就是肿瘤组织的成熟程度。恶性肿瘤或多或少都有向正常细胞分化的特点，瘤细胞分化越接近正常细胞，则越成熟，通常称为高分化，有人称它为I级。
如果瘤细胞分化太差，极不成熟，但仍保留某些来源组织的痕迹，则称为低分化，或称为III级。介于两者之间的称为中分化，或称为II级。但是，有时候肿瘤细胞分化太差，根本找不到来源组织的征象，则称为未分化。
一般说来，高分化肿瘤，恶性程度低，预后较好；低分化肿瘤，恶性度高，预后较差；未分化肿瘤，恶性程度极高，预后最差。因此，同样是癌症，分化程度不同，差别也很大。
病理报告中还有一句话“深部浸润达浆膜层”，这句话是分期的重要依据。
原来，胆囊壁分为五层，最里面是黏膜层，次之是黏膜下层，中间是肌肉层，再向外是浆膜下层，最外层就是浆膜层。
胆囊癌临床可分为五期，Ⅰ期：癌组织仅限于黏膜内，即原位癌；Ⅱ期：侵及肌层；Ⅲ期：癌组织侵及胆囊壁全层；Ⅳ期：侵及胆囊壁全层合并周围淋巴结转移；Ⅴ期：直接侵及肝脏或转移至其他脏器或远处转移。Ⅰ、Ⅱ期为早期，Ⅲ期为中期，Ⅳ、Ⅴ期为晚期。
通过解读病理报告得知，我患的是很少见的胆囊腺癌，瘤体有两个。一个为乳头状中分化，一个为高分化；浸润达浆膜层，已是中期。一旦突出浆膜层，癌细胞就会到达肝脏，那麻烦就更大了。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说法不一。总起来讲，应该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外因是癌症发生不可缺少的条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化学致癌因素。人类的癌症80%以上是由于外界环境引起的，其中又有80%以上是化学物质致癌。比较肯定的化学致癌物质就有30多种，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亚硝胺、黄曲霉菌毒素、苯并芘，号称三大强致癌剂。
二是物理致癌因素。主要有放射线、紫外线，以石棉为代表的各种粉尘的纤维等。长期接触的人，患癌几率比不接触的人高出多倍。例如，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前苏联核电站泄漏事故都引发了相当数量的癌症患者。
三是生物致癌因素。也就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约占17%。比较确定的是，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可以引发肝癌，幽门螺旋杆菌（HP）可引发胃癌，乳头状瘤病毒（HPV）可引发宫颈癌，EB病毒可引发鼻咽癌和伯基特氏淋巴瘤。
处在同一环境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而有人不发病呢？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认为，癌症有三分之一是由吸烟引起的，却也有好多吸烟者并不患癌。这是因为，还有内因这个重要因素。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致癌的内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遗传因素。统计资料表明，鼻咽癌、乳腺癌、胃癌、大肠癌、肺癌、食管癌、子宫癌、恶性黑色素瘤、白血病等肿瘤，家族有多代高发现象，有的比一般人群高出三四倍。
二是精神因素。心态的好坏与癌症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癌症患者精神多有重大创伤，或压力较大，或长时间精神压抑、郁闷、焦虑。性格开朗、平和，压力很小的人很少患癌。
三是免疫因素。人体免疫系统由免疫器官（骨髓、胸腺、脾脏、淋巴结、扁桃体、小肠集合淋巴结、阑尾等）、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吞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血小板等）、免疫分子（补体、免疫球蛋白、细胞因子等）组成。免疫系统是人体的防御机制，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军队，对来犯之敌起着监视、消灭、清除的功能。如果我们免疫系统抗癌功能减弱或失灵，相当于抗癌大军失去战斗力，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四是不良嗜好因素。吸烟，嗜酒，不良饮食习惯，如偏食、喜食油炸和烧烤等垃圾食品、吃过烫的食物，不科学的烹调等。美国癌症权威机构指出，不良饮食习惯占致癌因素35%，吸烟占30%，两者加起来就是65%。从这种意义上讲，癌症是吃出来的，不无道理。
五是营养因素。除去人的嗜好、偏食造成营养异常外，食谱中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等缺乏或失去平衡，特别是摄入酸性物质太多，成为酸性体质，都可造成内环境不良，机体免疫力下降，促使癌症的发生。
形象一点说,人体其实就是由一个个细胞组成的社区。每个细胞照章行事，知道何时该生长分裂，也知道怎样和别的细胞结合，形成组织和器官。而构建不同组织的“图纸”就是基因,也就是说基因决定着细胞如何成长。
过去人们认为，人人体内都有癌细胞，只不过没有发展起来。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从医学上讲，如果能查出癌细胞，就可以诊断这个人患癌症了。最新的观点认为，人人体内都有原癌基因，而不是人人体内都有癌细胞。
原癌基因主管细胞分裂、增殖，人的生长需要它。为了“管束”它，人体里还有抑癌基因。平时，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维持着平衡，人们身体健康。但在致癌因素作用下，原癌基因的力量会变得强大，而抑癌基因却会变得弱小,这样就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因此，上面谈到的内外致癌因素，就是启动癌细胞生长的“钥匙”，多把“钥匙”一起使用，才能启动“癌症程序”；“钥匙”越多，启动机会越大。我们目前的医疗水平，还无法破解所有的“钥匙”，因此还无法攻克癌症。
肿瘤细胞由“叛变”的正常细胞衍生而来，经过很多年才长成肿瘤。“叛变”的细胞脱离正常轨道，不听管束，自行设定增殖速度，累积到10亿个以上我们才会察觉。等到发现了，其进展速度就很快了。
癌细胞的增殖以几何速度增长，1个变2个，2个变4个，依此类推。比如，胃癌、肠癌、肝癌、胰腺癌、食道癌的倍增时间平均是33天；乳腺癌倍增时间是40多天。
由于癌细胞疯狂地夺取身体中的养分，无序狂长，所以癌症往往越到晚期进展得越快，会很快造成病人的脏器损坏，造成人体的衰竭，置病人于死地。
那么，胆囊癌的发病机理是什么？我和爱玲曾专门到青岛的书城，查了一本本医学专著，得到的信息是：“目前还不清楚。”
有关网站上也说：“胆囊癌的病因至今未明，多数人认为是综合因素引起的，可能包括结石的机械刺激、炎症、胆固醇代谢异常和胆汁的刺激作用，使黏膜增生、变性，继而发生癌变。”
我又为什么会得胆囊癌呢？这更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说清的问题。
从外因来讲,有环境污染的因素。不但我所在的城市污染较重，我工作过的几个单位，办公室都是新装修的房间；住房换过两次，也都进行了装修。那时环保意识差，装修材料都含致癌物质，真是身在毒中不知毒，花钱买罪受。
从内因来讲，也有多种因素。其一，随着年龄增长，自身免疫力也在逐渐降低；其二，我这个人具有追求完美的性格，责任心太强，工作的压力太大，情绪急躁，要求太高，时有发火现象，使身体中产生不利因素；其三，胆囊本身也有一定问题，曾经有过胆囊壁毛糙，被认为是慢性胆囊炎的前科。此外，晚上下班晚，吃饭晚，打破了正常规律，也不利于健康。
总而言之，应该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仅仅是一种自我猜测，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可以在今后生活中引以为戒。
其实，简单来说，癌症就是附着在人体某部位的变异细胞组织。正常的细胞成熟了才分裂，而这些细胞不成熟就分裂。且血管再造能力很强，疯长、乱长，又很容易到处转移，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毫无规则可言。
当癌瘤还小的时候，不造成对脏器的损坏，因此不疼不痒，使人难以觉察。一旦发现，一般就到中晚期了。由此可见，在肿瘤很小时，没有对脏器造成损害之前，是最佳治疗时期。因此，重视早期发现肿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虽然卫星可以上天，动物可以克隆，但对于这一小小的变异组织的根治，还是没有攻克。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束手无策，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因此，人们往往谈癌色变，把癌症当成绝症，甚至把癌症当成死亡的代名词。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一旦出现了癌症患者，就像塌了天一样，马上就要考虑准备后事了。
小小的癌细胞竟然带给了人类这么大的灾难，使人们谈癌色变。那么，我好想问一问，你癌细胞到处惹是生非，残害人类，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如果收敛一点，你还可以苟延残喘；你越是疯狂，致病人于死地，你也就到了末日。
不是吗？你是寄生在病人身上的恶魔，不是把你打败，就是同归于尽，你从来没有胜利过。其实你是最可恨可恶的可怜虫，你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人害己告终。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百思不得其解。
渺渺宇宙、悠悠自然，凡是存在的东西，都应该具有其一定的价值。想到这里，我似有所悟。癌症，难道你是上天派来警示、惩戒人类的吗？
你自古有之，人在明处，你在暗处，时时紧盯着、监控着、规范着这群叫人的高级动物。
我们工业发展了、环境污染了，你来了；我们心情不好了、压力加大了，你来了；我们饮食不当了、生活失衡了，你来了！由于你的频频出现，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警觉，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引起了人们的重大改变。难道这是更高意义上的生态平衡？而你则充当了生态警察的角色？
不是吗？如果没有你，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还不会收敛；如果没有你，人们的生活方式会越来越糟；如果没有你，也可能很多人就会失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功劳”也不小啊！
看来，人类对付癌症，关键要从自身寻找原因。人类的活动，凡是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的，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要减少癌魔对人类的侵害，既要从宏观上实行切实可行的对策，也要从微观上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
当我确诊癌症的消息传出后，又引发了新一轮探望的高潮。有一些战友来到我的病床边，心情非常沉痛。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我开玩笑说：“你们这是向遗体告别吗？这么严肃。”别说，病房不大，只有一张病床，周围都是鲜花，还真有点像。
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想起五个月之前淄川中医对我的警告。还真的让他给说准了，令人欷歔。难道真的有神医？难道三个指头真能胜过现代化的大型诊断设备？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当初就听劝告，及时查出，立即手术。那一定是早期，肯定会一刀成功，恢复良好。那该多好，会少受多少罪啊！“如果”太多了……然而时光过去了就不可能倒转，机遇是不可重复的，稍纵即逝。首都求医
在确定癌症无疑的情况下，淄博公司的同事与爱玲商议，干脆直接到北京治疗。北京是首都，集中着很多全国性的大医院，医疗资源和技术首屈一指。
找哪一方面的专家呢？我也征求了一下医生的意见，既然是胆囊的问题，还是找肝胆方面的吧。听别人说，治疗肝胆病全国301医院最好，治疗胰腺病协和医院较好，治疗肝脏病上海的二医大附属医院较好。
治疗的路线图有两条。一条是公司业务员高静之兄高军介绍，301医院肝胆科主任冯玉泉，高军曾在冯主任手下进修过。另一条是同事田蕾的母亲孙即梅介绍，总参炮兵部门诊部病房主任刘玉珍。另外，还联系上了北京空军某部副师职退休军官，爱玲的哥哥王永征，以便照应。
2001年9月19日在淄博中心医院还做了一次强化CT检查，CT诊断报告为：“胆囊切除术后伴发胆囊窝包裹性积液，肝内低密度结节灶（考虑转移瘤）。”
对此，我也没有认真研究，反正要进京求医，到大医院再请专家看片子吧。就带上CT片子和报告单，当天下午就从淄博中心医院出院了。
次日，平安淄博公司和爱玲单位淄博市信访局各派了一台车，刘峰、杨明涛驾驶；淄博公司张骐、杜益民；我的战友，市公交公司副经理张良琪；妻子爱玲、弟弟常学东等陪同，一大早就向北京进发。
中午12时30分到达301医院,王永征已在等候我们,招待我们吃了饭,住进了301医院旁边的众晶鑫宾馆。
301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医院，坐落在西长安街延长线复兴路的五棵松。除担负着全军上送病员的医疗任务外，也对地方开放，全国慕名而来求医的很多，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医院很大，大门有岗哨、楼门有保安，戒备森严。点名找人，极其难寻。
还算有运气，当天下午就见到了冯玉泉主任。冯主任已六十一岁了，两眼炯炯有神，睿智、慈祥。他看了CT片子和报告单，询问了情况，建议做一下B超再说。
接着，爱玲、张骐又联系上了刘玉珍。因301医院肝胆科的病人在她处进行后续治疗的很多，有一定的业务关系，她跟301医院有关部门的医护人员比较熟悉。
晚上，刘其恒前来看望，并带来305医院的医生祝开思，祝开思又找到他的同学肝胆医学博士王春雷，一同对我的病情进行咨询。他们的意见，要慎重对待，根据B超检查结果，确实需要手术的话，再做手术。
9月21日，早晨5时起床,我与良琪、学东一起，在日出之前赶到天安门广场，特意来观看现场升国旗仪式。
身临其境，目睹整齐划一的仪仗队伍，仰观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耳闻高亢庄严的国歌旋律，我心情激动、热泪盈眶。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今天作为一个来日不多的癌症患者，终于如愿以偿了。
上午，在刘玉珍的陪同下，到301医院做B超检查，由李主任亲自做。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才结束，回宾馆后，又被叫回重新做了一次，可见非常认真、仔细、慎重。检查报告认为：肝右前叶胆窝处实性结节，转移癌可能性大；不排除合并胆囊窝积液。
其结果与淄博做的CT检查吻合。但我仍感到震惊而又纳闷，原来做了好几次B超，只发现胆囊里有瘤子，现在胆囊刚刚切除，才十来天时间，就有了转移瘤？再快也不会这么神速啊！真是不可思议，烧香引出鬼来了。
其恒提议，为了慎重起见，再到305医院去复查验证一下，并已经通过祝开思大夫预约好了，下午就过去检查。
中午，其恒行长请我们一行人吃午饭，我坐在主宾席。因下午要做B超检查，只能看着别人享受美酒佳肴。
我虽然饥肠辘辘，垂涎欲滴，也无可奈何，只可以说话，只可以饱眼福，而滴酒未尝、滴水未粘、粒米未进。做这样的主宾，终生只经历了这么一次，恐怕全世界也罕有。
305医院也是军队序列的医院，坐落在中南海的后面，实际上就是中南海的门诊部。当年，周恩来总理就是在这里住院的。
在305医院的B超检查由李子平主任负责，好多人一起会诊商榷。用了四十多分钟，其检查结论与301医院基本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已别无选择，只有再做手术了。其他人先后返回淄博，只有爱玲和张骐留下，四处找人联系住院和手术问题。张骐是淄博公司后援负责人兼办公室主任，工作很忙，为了我的治疗她出了很多力，花费了很多心血。
周六、周日根本找不到人，闲着无事，我萌发了游香山的念头。9月23日这天，在爱玲的陪伴下我来到香山公园。
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小西山山脉东麓，距城20公里，是一座著名的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大型山林公园。
公园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鸟啼虫鸣，松鼠嬉闹于沟壑林间，使人感到趣味盎然。这里春日繁花似锦、夏时凉爽宜人、冬来银装素裹。尤其是深秋时节，十万株黄栌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曾被评为“北京新十六景”之一。这时，正是看西山红叶的最好时机。
此时距我做腹腔镜手术仅十二天，我坚持不坐索道，步行登山，在登山过程中两个膝盖发抖、腿发软，体力也显得不足，但我还是坚持登到了山顶，感受到了战胜困难的乐趣。回到宾馆还学写了一首七律来抒发情怀：
2001年9月23日于北京香山孙中山纪念堂登香山
求医问诊赴北京，
周日闲暇香山行。
碧云寺里瞻孙文，
知松园中观古松。
抬脚稳健登极顶，
移步轻快下山峰。
酣畅淋漓登山乐，
达观无畏度人生。
9月24日是星期一，因刘玉珍与肝胆科的副主任顾万清比较熟悉，又恰好顾主任在新疆下部队回京送病号，刘玉珍将我的情况告知了顾主任。
顾主任提出，他可以到其他医院做手术，我与祝开思、309医院侯政委（兰京潍介绍）、王永征电话联系，305、309、空军总医院都可以。特别是309医院已安排好床位。但顾主任表示，他不熟悉的地方不放心，不方便去。
顾主任又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国庆节后请冯玉泉主任亲自给我做手术。太好了，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最佳安排，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下午4时30分,在刘玉珍的引荐安排下,顾万清主任亲自到我的住处——众晶鑫宾馆512房间，为我诊病。
顾主任比我想象的年轻，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干练、利索、果断。他听了我的情况后，看到我身体状况还可以，坚决主张手术。
他的意思是，不用说看B超还怀疑肝转移，就是没有发现转移，因为是恶性的，只做腹腔镜也不行，必须做扩大范围的根治手术。
我这才明白，还能够做根治手术是好事，好多类似病人，发现时就是晚期，已发生了广泛转移，丧失了根治手术的时机。只能保守治疗，换个说法，就是等待死亡了。
下定了手术的决心，我们想再交流一下，请两位主任共进晚餐。原来计划到高级一点的宾馆，并已预定了房间，顾主任坚决不同意。他做主在301医院东面的街上，预定了一个普通的酒店单间。共进晚餐的主要客人就是冯主任和顾主任，还有刘玉珍；我、张骐、爱玲、王永征等陪同。
两位主任都是全国有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军队技术级起码都是相当军级，甚至兵团级。竟然是这样平易近人，这样为病人着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反回头来，看看下面医院的有些大夫，技术不高，本事不大，架子却不小。
两位主任光临，我很高兴，也喝了一点啤酒。吃饭过程中，初步定下了手术方案。因为顾主任过了节就回新疆，冯主任节后10月12日要出差，所以由冯主任亲自告诉科里管病床安排的刘哲，国庆节前安排我住进301医院肝胆科病房，到冯主任或顾主任负责的组里，节前完成体检等手术准备，节后10月9日或11日由冯主任主刀进行手术。
餐后结账，只花了几百元，如果在大宾馆最少得几千元。这两位主任既满足病人家属的愿望，又不让你多花钱。真是性格随和，善解人意。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当晚，张骐就放心地乘夜车返回淄博。
方案已定，心情安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仅仅是等病床了。
终于有了一点休闲时间，除了到街上转一下、散散步以外，还到301医院门诊部大厅图书小卖部，购买了《饮食抗癌》、《肝胆常见病防治240问》等参考书籍。
2001年9月二次手术前游览天安门广场节前夜景
9月25日晚饭前，当我拿着顾万清主编的《肝胆常见病防治240问》，快翻到一半时，爱玲突然说：“你别看这本书了”，把书从我手里拿走了。“为什么呀？”我反问。
爱玲的反常举动使我产生了怀疑，我立即意识到，可能书里的内容与我的病症有直接关系。我把书从爱玲手中夺回来，更加仔细地翻看。
终于，在第90页找到了原因，原来爱玲担心增加我的思想负担，因此不想让我知道。在“胆囊癌的预后怎样？”的问题下写着这样的答案：“胆囊癌是一种发展快和转移快的肿瘤，治疗效果很差，据国内1281例胆囊癌的综合分析，手术治疗后平均生存期为8.4个月，五年生存率仅为2.9%。胆囊癌多为低分化腺癌，对化疗和放疗均不敏感，外科手术治疗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段话使我清楚了胆囊癌的厉害，也知道了早发现、早手术才是上策。因为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冲击。晚饭照吃不误，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明白了真相更应该放得开，活一天，快乐一天。做到心情好、适度锻炼、多吃抗癌食品，争取最佳效果。“东风不予周郎便”，病床难倒英雄汉。冯、顾二位主任都为病床问题向刘哲做了交代；刘玉珍又陪爱玲找到刘哲，请求给予关照，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了。
万万没有想到，问题还是出在这里了。由于301医院的病床实在紧张，节前确实无法安排。我这才知道，到大医院求医的病号太多，医生好找，一床难求。就这样，因为挤不出病床，而痛失了在301医院住院的机会。
马上就是国庆节了，我们也不能无限期地等待。想在节前手术，只有到其他医院这一条路了。
冯主任联系了武警总医院、302医院，顾主任觉得不太熟悉，遂又联系，初步确定了航天中心医院，并将情况告知爱玲征求意见。对此，爱玲又征求了我、刘其恒、张骐、王永征的意见后，答应下来。二次手术
因马上面临节日放假，手术的事情一旦确定，就非常紧急。9月26日上午11时,在刘玉珍陪同下,我们打的直奔航天中心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
航天中心医院坐落在距301医院不远的玉泉路，原来也属军队序列，叫721医院。现在系航天工业集团的职工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
一入院，不能吃饭，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查体。有一名护士专门陪同，抽血，留尿、便，B超，拍胸片等，一路绿灯。
检查完后才住进普外科17号病房，病房有四张床位，都有病号和陪床人员。刚刚住进去，护士就端着个盘子进来要备皮，如入无人之境，全然不顾其他陪床人员的存在，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难道不能到治疗室去进行吗？真是一个地方一个规矩，入境随俗，只有从命。在医院就不能有那么多讲究了。
晚上，先进行了一个小手术，就是为了方便输液，实施了锁骨下静脉穿刺埋管术。这种埋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见当时在医疗上是孤陋寡闻。因为存在风险，必须签字确认。
后来，经普外科王主任关照转入特护病房，灌肠、输液，为明天手术做准备。半天多下来，弄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
22时,张骐、张大地、常学东、刘峰一行四人从淄博急急赶来，首先到众晶鑫宾馆收拾东西退房，迁到了航天医院附近的海凌宾馆。
入院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早晨，吊针、灌肠。学东、大地来到病房；刘峰开车，爱玲、张骐去接301医院肝胆科冯、顾二位主任前来实施手术。
手术协议签字时，爱玲心里很乱，白纸黑字，有六七项说明可存在死亡危险，触目惊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是考虑肝转移情况下的手术。因情况不明，具体如何手术，只有打开肚子看到真实情况，再随机决定。
好在手术者都是肝胆外科的顶尖专家，处理起来会得心应手，这一点使人稍稍宽心。爱玲也无心细看，一咬牙，签上了名字。而麻醉签字时，因爱玲接人不在，由弟弟学东签署。
8时30分我被推进手术室；8时45分开始麻醉；9时05分冯、顾两位主任到达航天医院，直奔手术室；9时30分手术正式进行。
开始时，我还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医师手法很快地在我肚子上斜划了两刀，并且有疼痛感。我想说，为什么我还感到疼痛，你们就动起刀子来了？但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完全进入了麻醉状态。
肚子打开以后，既有喜，也有忧。肝脏表面比较光滑，无明显结节，即在肝脏上面没有发现肿瘤。
胸壁膈面有一直径约一厘米的结节，质地较硬，将其切除；肝十二指肠韧带质硬，与周围有少许粘连，取样；有少许大网膜与胆床粘连，将该处大网膜切除。上述三样组织均有转移迹象，立即送做快速病理检查，回报均为炎性增生，没有找到癌细胞。
原来考虑转移瘤，实际上是大网膜与胆床粘连所致，可为什么会炎性增生呢？也搞不清什么原因，可能还是腹腔镜手术惹的祸吧。
肝中无瘤，就实施了胆囊癌根治术。清除原胆囊管及胆囊动脉处钛夹，剪开胆总管前方的腹膜，将肝十二指肠韧带内淋巴结及脂肪组织全部切除，直至肝门处，清楚暴露胆总管及肝动脉。
为了防止胆囊的癌细胞扩散至肝脏，用电刀将肝脏的胆囊床处，楔形切除了部分肝脏组织，并用圆针粗线结节缝合，结扎所有可疑出血点的管状组织，并用圆针粗线将肝断面对拢缝合。
看来，肝胆外科专家的指导思想是，宁可错杀，不留隐患。腹部的手术切口长达22cm。
所谓癌症的根治术，就是指范围扩大的手术，并不是真的能根治，能根治的话，就不是癌症了。
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12时05分关肚缝合,只用了2小时35分钟。失血也不算多,准备的血浆也没有派上用场。
12时50分,终于出了手术室,我被直接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因为不让家属随便进入监护室内，爱玲一直守在监护室门口，虽然听医生说，手术进行的还不错，但还是极不放心，不时进去看我几眼，直到深夜才回到宾馆。这一切在当时我都浑然不知。
可能是麻药和止疼泵的作用,我在监护室一直昏睡。止疼泵由手术室负责，三天后打完药，由手术室解除。
监护室有六张床位，好几个护士昼夜轮流值班，都是重症病人，吃喝拉撒睡全由护士负责。航天医院的护士们服务态度很好，待病人如亲人一样，深得病友们赞扬。
手术次日，爱玲对我放心不下，早晨5点多就溜进监护室，见我醒了，给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手术情况，好让我放心。
我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看到身上布满了管线，把我束缚在病床上。慢慢数了一下，有导尿管、胃管、吸氧管、止疼泵管、吊针管、两条引流管及监护器的血压线、血氧线、三条呼吸心率线，共有十二条之多。
我有气无力，面色苍白，动弹不得。好像魂魄已经出窍，游走于九天之外，只剩了一具气息奄奄的躯壳。感到是那样的无力、无奈，是那样的无倚、无助，是那样的脆弱、渺小，是那样的渺茫、失落。
我的大脑昏昏涨涨，只能慢慢地搜索。那个生龙活虎的老常哪里去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手无缚鸡之力，脚无抬动之能。只有听天由命，任人摆布了。
到了手术第三天，早晨6时醒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
淄博公司员工张大地上午回去，张志森晚上又到。公司的内勤人员少，工作非常紧张，我和爱玲没有提出要求，他们还是安排人员参与对我的护理，使我既感激，又过意不去。
下午突然心跳加快，每分钟达到了110次，发烧38.1℃,可能是术后反应。接着腹胀得厉害,用了三次开赛露,排了一点大便，才略有好转，可只过了一会，还是难受不止。
由于止疼泵已撤，虽然不昏睡了，但身体的痛苦却又让我难以入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强忍着疼痛，一分一秒地熬时间，有时睁眼看看，感到很累，连睁眼的劲也没有了，眼皮自己就合上了。地球好像忘记了转动，时间过得太慢了。熬呀熬，一直到了凌晨3点半，才终于睡了过去。
9月30日，是手术后的第四天，医生指示，让我下床活动。
7时20分,在爱玲等的帮助下,忍着疼痛,艰难地坐起来，好不容易下了床，站到地上开始挪步。每挪一步都要用尽吃奶的力气，每一步只能挪动一点点，每一步也会带来腹部疼痛的加剧。大脑指挥失灵，身体实在难以从命。下定决心，不怕疼痛，全力以赴，才走了十来米。
大手术以后，人们好像又退行到婴孩时期，需要从学走路开始，慢慢恢复，再重新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第一次下床，虽然只走了短短十来米，却是身体恢复的一个良好开端。
下午，冯玉泉主任前来看我手术后的情况，认为恢复得还可以，拔掉了导尿管和胃管。
插拔导尿管都是非常难受和痛苦的，上次腹腔镜手术时，导尿管才用了一天多，拔除后尿道还疼了好多天。这次导尿管插拔时也很疼，拔除后，则没有再疼痛。这是技术问题，还是导尿管质量问题？无从考证。
值班大夫告诉我，正常的病理报告已出来结果，包括快速病理检查的三项和肝组织，全是阴性，即没有发现转移癌细胞。这是个好消息，也是心中盼望的结果，感到十分欣慰。
到了晚上9点多，我的腹胀加重，又出现了腹腔镜手术后的同样难受状况，实在难以忍受，在其他方法无法缓解的情况下，医生决定重插胃管。
又要遭受二茬罪了。特别是这次重插的胃管，不同以往，塑料味道特别浓，产生了强烈反应，身体不接受它，恶心，老是呕、呕、呕，非常难受，狼狈不堪。
正在这时，在青岛工作的女儿常亮，放假后赶来北京看我。爱玲既怕我激动，又怕女儿受不了，就借口说监控室晚上不让进，只让女儿在门外通过玻璃远望了一下。
10月1日是国庆节，也是传统的中秋节，双节合一，正是万家团圆的日子。痛苦也没有因为节日而丝毫放过我，我已经顾不上什么节日了。
可是，女儿来了，不能让她看到我这个胡子拉碴的样子。在爱玲帮助下，我艰难地擦了脸，手术后首次刮了胡子，照了一下镜子，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既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了。
8时，女儿前来与我相见。从生病到现在，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唯一的女儿了。每逢有病倍思亲,为了不影响女儿工作,一直没有让她请假。
节日放假了，她终于来京看我了。人在病中情感特别脆弱，我虽然微笑着，但眼泪还是夺眶而出，父女互相问候、互相安慰，世上难得是亲情啊！
女儿带来了好运，情况在向好的方面转化。10点的时候,终于解了一点大便，并且还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生理现象——放屁。
但凡实施了全麻醉的手术后，肠子恢复蠕动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肠子不能恢复蠕动，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因此，医生、护士总要询问：“排气（放屁）了没有？”
这是因为，排气就是肠子恢复蠕动的标志。手术后的病人盼望放屁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旦放了屁，医生放心，病人更会欢欣鼓舞，可谓一屁值千金。
排了气，腹胀就有了明显好转，大夫又将胃管拔掉。我马上感到轻松了许多，虽然胃部仍很难受，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凌晨,我在监控室醒来,看到两位护士在凉台上赏月,这才想起来昨天还是中秋节。想必，护士不能回家过节，也是“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逢佳节倍思亲”了。
皎皎明月，柔柔月光；天真少女，沐浴其中；缥缈朦胧，令人赞叹。好一副“十五月亮十六圆，白衣天使共婵娟”的美丽画卷。
早上，刘家伟大夫换药，认为刀口愈合很好，我也稍稍安了心。忽然有了想看书的意愿，这是手术以来第一次。我要来《饮食抗癌》一书，开始翻看。这说明身体状况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下午，术后第一次喝了米汤，晚上还喝了一点藕粉，我的情绪也好了很多。晚上近24时打完吊针，除了刀口有点疼，影响睡眠以外，其他方面还算可以。
10月3日是手术后的第七天。内弟王永新、妹妹常玉春、济南的表妹梁敏也来到航天医院，看望并参与护理。
本来，按照身体恢复的趋势，马上就可以恢复饮食，很快就能出监控室了。可是，道路总是曲折的，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早上仅喝了两小碗米汤，可康大夫查房时通知，立即停止吃饭，尽量不要喝水。他说：“淀粉酶上次检查已降到540U/L，今天又上升到694U/L，就是吃饭引起的。”
饭都不能吃？我们也有点不安，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爱玲打电话咨询冯玉泉主任，冯主任回答说：“不要紧，饿几天就会好的。”
原来淀粉酶是用来分解淀粉等糖类的消化酶。而胰腺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腺，分泌胰淀粉酶、胰脂肪酶和胰蛋白酶，进入小肠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如果发生胰腺炎等疾病时，由于胰腺组织出现炎症等病变，胰淀粉酶会进入血液并从尿中排出，使患者血液淀粉酶升高并在尿液中检出淀粉酶。因而血、尿淀粉酶化验是帮助医生诊断胰腺炎等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据此，他们怀疑我有并发胰腺炎的可能，因此医生比较紧张。
当然，真是胰腺炎的话，还会有腹痛等其他症状。同时，血清淀粉酶升高并非全是胰腺炎。有一些疾病，临床表现酷似胰腺炎，血清淀粉酶也可升高，诸如消化性溃疡穿孔、阑尾炎、肠梗阻、心肌梗塞等等。
不管怎么说，发现淀粉酶升高，医生给以重视，是对病人负责的表现，对症处理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何因，从下午开始两条腿就有点痛，到了后半夜疼得非常厉害，浑身冒汗，坐也不行，躺也不行，实在无法忍受。医生只好给打了一针杜冷丁止痛，只能管几个小时的作用。
好不容易熬到10月4日白天，腿疼差了一些。医生怀疑是静脉栓塞，决定马上进行B超检查。
我那时还非常虚弱，护士杨柳青用棉被把我包裹起来，用小推车送我到了楼下B超室。通过检查，没有发现静脉栓塞的问题。
医生用了解痉药物，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不光腿疼，上肢也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药物过敏、受凉、神经性疼痛？医生不知道，我更不清楚。
晚上好不容易睡了两个小时，腿疼再次袭来，把我痛醒了，再也无法入眠。
由于疼痛剧烈，把人折腾得不能消停。不断地左右翻身，不断地坐起来、躺下去。为了避免大声呻吟，影响其他病人，我只能咬牙坚持。简直无法承受，我就要崩溃了。
玉春、梁敏一人一条腿不断揉搓，用肩扛起来、放下去。不管怎么处理，就是丝毫不起作用；外敷药、热水袋同样无济于事。
没有办法，只好再打杜冷丁镇痛。慢慢疼得差一点了，时间已到了凌晨，这才感觉到，身下怎么有一条凉凉的管状物？移身仔细一看，糟了！不知何时，一条引流管竟被意外拔了出来。
手术中，在腹部还割了一个3厘米的口子，插了两条引流管，一条肝部、一条胸膈。光顾了腿疼，什么时候拔出来的，一点没有觉察，也没有感觉到引流口处疼痛。
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报告了值班的刘家伟大夫。大夫脸色都变了，严肃批评了我。我却感到很委屈，我能愿意把引流管拔出来吗？我理解，医生是为我担心，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也为此担惊受怕啊。
大夫说，这两条管子正准备拔出一条，保留一条，但无意中拔出的这一条，恰好是不应该拔出的。如果由此引起感染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
到了白天，腿又疼得厉害了，真的使人难以承受。在连续遭受淀粉酶高、引流管被意外拔出、多次高强度腿疼折磨的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死亡。如果老是这么疼得无法忍受的话，真还不如死了好。
人有生存的权力，也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力。人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选择死亡就是人道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的。
我赞成安乐死的主张，听说安乐死得到法律认可的目前世界上只有荷兰一个国家。我国也曾经出现过尿毒症患者集体要求安乐死的报道。
我国每年自杀成功的达20万人，其数字触目惊心。这里面情况复杂，令人惋惜。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由于难以忍受病痛而选择了死亡的，我突然感到有些理解他们了。
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箭毒，现代有江雪琴竹签扎十指，其铮铮铁骨实在令人钦佩。特别是英勇不屈的先烈们，虽遭严刑拷打，仍能大义凛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受苦刑的滋味肯定太难受了，真是了不起！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能够如何呢？那就很难说了。
担心什么来什么。晚上，突然浑身发冷，头昏脑涨，一测试，体温突然上升到38.5℃。马上联想到，是否是引流管脱出引起的问题？不免有些紧张。
正在忧虑担心、不知所措的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过了半个多小时体温又开始下降,逐渐恢复正常了。好像一个过路妖怪，虚晃一招，匆匆离去，个中玄机，神鬼莫测。真是虚惊一场，身体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可能是创伤恢复,体内白细胞与病菌作战的反应吧。
10月6日凌晨2时，腿又疼了起来。我仔细感受，其疼痛的程度减低了一个档次，咬紧牙关可以忍受，就坚持没有再让大夫打止疼针。
因为我知道，杜冷丁是根据吗啡的化学结构衍生出来的一种合成麻醉药品。其作用与吗啡基本相同，为目前常用的镇痛药之一。如果滥用就会成瘾，成为毒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旦停药，则会产生戒断综合征，也会造成很大的痛苦。
由此可见，用杜冷丁镇痛无异于饮鸩止渴。疼得受不了的话，不用没办法；只要能坚持，尽量不要用。
一直到上午11时，腿疼终于好转。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剧痛过。其原因也不明，其来去也匆匆。难道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命中该有这一劫？真的是弄不明白。
其实，人的身体真是太奇妙、太复杂了，还有很多玄机，科学家也没有弄清楚。只待将来人体科学高度发展了，最终才能解开所有的人体之谜。
我们以现在对人体的科学认识，想对所有问题都找到合理答案，如果不是痴人说梦，那就是强迫思维。
10月7日，淀粉酶又上升到700U/L。每天注射五支善得定来降淀粉酶，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由于冯玉泉主任出差，爱玲这几天直接与在新疆的顾万青主任联系了几次。顾万青认为不应该这么高，建议复查。
上午刘玉珍受顾万青委托来到航天医院了解病情，并根据顾万青的意见，要求抽血到301医院做急诊复查。
刘玉珍陪爱玲送血样到301医院，下午检查结果出来，仅为85U/L，完全正常。爱玲极不放心，痛诉遭遇，人家非常同情，又给做了一遍，结果仍为正常。
301医院检验人员解释，由于受检者打了脂肪乳，航天医院的检验设备排除不了这种干扰，因此检验的结果高了。
从301医院回来，爱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她泪流满面，是高兴还是委屈？是愤懑还是迷惘？说不清的滋味，说不清的感受。
爱玲立即打电话向顾万青报告了这一化验结果，又与航天医院交涉，告之了普外科副主任许洪斌，许洪斌又报告了王世龙主任。
王世龙主任不认这个账，他解释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胰腺炎也要死人的，这是对病号负责，航天医院的检查不是对一个人，其他人准确，难道就你一个人不准确？”似乎说得也有道理。
王世龙也打电话与顾万青探讨这一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商定再次抽两份血，301医院与航天医院同时再次进行复查。
10月8日爱玲又送血到301医院复检。结果是89U/L，仍然正常。冯玉泉、顾万青也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诫要相信301医院的检查结果。
至此，航天医院才终于认可，随即将我从监控室转入特护病房，并允许我进食流质饮食。
我在监护室这些天，虽然比较痛苦，但最难受、最焦虑的其实还不是我，而是爱玲。
她天天守在门口、走廊，只要看到我安然无恙，她才稍稍放心。只要看不到我，就会心神不宁，放心不下。
对于她来讲，已经没有了白天黑夜，没有了时间概念。有时回到宾馆休息，也难以入睡，爬起来又回到医院；有时好不容易睡着又突然醒来，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刮风下雨，又急忙起来，匆匆赶往医院看望。由于我的病情起伏多变，她跟着备受煎熬。
北京的深秋已经很凉，且经常下雨，她经常冒雨跑到医院，鞋湿了也无法及时更换，脚都泡肿了，疼痛难忍，也全然不顾。她全身心投入我的治疗和护理，情也真意也切，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出监护室时，距手术已经十一天了，这些日子，风云变幻，跌宕起伏，难受异常，度日如年，心理防线几乎要崩溃了；现在出来了，我终于有喝水吃饭的权力了。
监控室每天的费用是四百多元，降淀粉酶的药物也多花了五千多元，近万元打了水漂不说，不吃饭、不喝水，身体恢复又受到多大影响呢？这是谁之过呢？
谁也没有过，谁也没有错。有些事也无法简单判断对还是错。医院确实是为病人负责，设备只是对个别人出了问题，与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病人只有自认倒霉。看来，不光医院大小不同、医生的水平有差异，医疗检查设备也有很大差别。
由此可见，对于一些重要的化验指标，不能盲目地相信一家的结果。必要时，可在不同的医院交叉检查验证。设备不同、检验人员不同、检验对象不同，都可能有一些误差，或者套用一句医疗术语，叫做出现假阳性。
10月8日，最后一根引流管终于拔掉。近3厘米的口子由于胶质引流管的作用，已产生排异性，肌肉只能慢慢从里面往外长，任其慢慢自然愈合。
刀口长得还可以，6日、7日已分两次，比较顺利地将缝合线拆除。10月9日，最后拆两条长的缝线。可能是由于线和肌肉长在了一起，负责拆线的康春博、刘家伟大夫怎么也抽不出来了，整得我疼痛难忍。
看看不好办，请来了王世龙主任，王主任又向外拽线，把我的肚皮拉起来有十几厘米高，疼得我嗷嗷大叫。他们无可奈何，现场商量着，如果实在拔不出来，就用剪刀把线剪齐，剩余的就永久留在皮肤中。
要是真的这样，可就惨了。我心里在想，但没有说出口。假如线头留在皮肤中，就会造成心理的阴影，就是躯体本身不难受，也会由于心理因素导致躯体症状，这将成为永远的伤痛。
稍停了一会儿，王主任继续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拽了几次，终于一下子拽了出来。我则疼得出了一身大汗，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10月10日这天，我早早起床，想着不用别人照顾，自己洗脸刷牙。我四肢肌肉松弛，体重降到68公斤，手上一点劲也没有，怎么用力，也拧不开热水袋口的塞子，只好请护士帮忙。
刷牙、洗脸费了很大的劲，用毛巾擦脸，怎么也拧不干毛巾上的水分，我有点沮丧，感到很累，就又躺下了。可见，元气大伤，需要慢慢恢复，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询问大夫，刘家伟告诉我，你的身体永远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状况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半信半疑。
思考一下，医生的话也无懈可击。原来是什么样？没有精准的测量，只是感觉一个大概。人的身体是变化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动手术，也是在走向衰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体力肯定恢复不到原来的状况了。
早上喝了一碗小米粥，9点又吃了一份面片。人是铁，饭是钢。这是手术以来吃的第一顿饱饭，感觉增添了不少气力。
我向爱玲要过我的手机，开始接听、拨打电话，感觉解脱了闭塞状态，恢复了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不少人来电问候，我也向省公司领导汇报了情况。下午由特护病房移入3号普通病房，我们单独使用，方便多了。
癌症病人有一怕，就是孤独。如果把病人封闭起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那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就会丧失社会功能，就会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
不少的病人家属，为了能够使病人静心修养，人为地设立屏障，把病人孤立起来，其出发点是好的，其效果却事与愿违。
因为人是群居动物，需要良好的人际互动、信息沟通，需要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协助，才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才有利于身体的康复。
在北京住院以来，家住石家庄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毅全家，代表公司领导班子前来看我，使我感受到领导对我的关心。
战友翟谋江、赵云禄一家三口、王世儒两口，潍坊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李志宣、部经理张民两口等也赴京探视，战友同事之情使我非常感动。
10月11日上午，临沂中心支公司张秋生总经理一行三人来北京看我，对我表示慰问，更是引起我的遐思。
2000年8月10日与参加总公司英雄宴的机构同事
张秋生、董义堂、于发亮合影
我与秋生总经理都是从银行系统到平安的，都从事过财务管理工作，有着某些相同的背景，又同为三级机构负责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次到深圳开会返回时，接近周末，我、秋生、董义堂曾结伴三人行，取道成都，自费到西藏一游。
那是2000年的8月11日（星期五），上午乘从深圳飞成都的波音737客机。在飞机上我突然想到，可以尝试让机组人员帮助联系进藏机票。让空姐请来了机长，说明情况后，机长答应帮忙联系。
快下机时我们被告知，成都至拉萨的4445次航班，一个多小时后起飞，现还有票，可直接去买。我们喜出望外，立即出机场办理手续，很快登上了空客A340型客机。飞机很大，可乘三百多人，双层，像一个小礼堂。
13时30分，飞机在雨中起飞，直刺苍穹，很快拨云见日。在青藏高原上空，透过飞机舷窗鸟瞰，雪山高原，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一尘不染。太洁净了，太美了！
2000年8月11日西藏机场到拉萨途中景点
两个小时后，降落在拉萨机场。早上还在深圳，下午就来到了多年来向往的神秘之地，太奇妙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西藏待了两天，在巍峨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佛教名胜大昭寺、海拔4441米的羊卓雍湖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足迹。
拉萨名胜当首推布达拉宫。具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布达拉宫重重叠叠与山体融合在一起，由白宫和红宫组成，外观13层，高110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高高耸立，壮观巍峨。宫墙红白相间，宫顶金碧辉煌，宫内有大量的壁画、佛像雕塑和灵塔，灵塔塔身用黄金包裹，并嵌满各种珠宝玉石，价值连城，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与佛教艺术的博物馆。
在宫内参观，使我们感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宗教震撼力，不得不对宗教信仰重新审视。听说，有不少虔诚的信徒，风餐露宿，三步一磕头，历经几十天，来到佛教圣地拉萨，自己贫穷简朴，却把终生积蓄献给佛教事业。这么神圣执著的信仰，令人肃然起敬。
8月13日下午，我们乘机返回成都，19时恰好有飞青岛的班机，着陆一小时后，又飞向青岛。在飞机上邂逅了桓台农行的同事，20时到青后，搭乘接他们的面包车，凌晨1时到达淄博，休息几个小时,星期一就准时到公司上班了。
在神圣之地，我们曾共同祈祷，祈望所在的公司兴旺发达，各自的家庭幸福美满，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拉萨之行虽然只有两三天，却了结了久已向往的雪域高原情结。那次如果不去，我将终生再无缘踏足世界屋脊。
我生病以来，秋生对我更是关心有加。后来，秋生被提拔为黑龙江分公司的总助理，分管团险。最近，传来令人欣喜的消息，张秋生已被任命为平安养老险山东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义堂也已成为太平人寿青岛分公司的负责人。
这些天，晚上休息都不太理想，有时要醒四五次，有时又难以入睡。我想适当增加一点活动量，提高一下睡眠质量。增加了散步的时间，也就是在走廊里艰难地多挪行一会。
早上，我尝试着上下了一层楼梯，腿发软，累得够呛。下午，打完吊针，爱玲陪我到楼下，这是手术后第一次到室外散步。一步只能挪20厘米，就像小孩刚刚学会走路。虽然无力、疼痛伴随着，但我下定决心，艰难跋涉。围着病房楼转了一圈，短短几百米，用了半个小时，早已心跳加快、气喘吁吁。但这标志着我的身体恢复又迈进了一大步。
增加了活动量，腿有点疼，但睡觉有明显进步。大夫通知，可以进普通饮食，吊针也停止了。
12日下午，爱玲、玉春陪我到301医院。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战友屈塬，通过301医院政治部干部处的同事，联系好了中医科的吴正军大夫。
从301医院东院通过地道到西院，走了不少的路，终于找到了中医科。寒暄了几句，得知吴正军大夫与我是同年入伍的，很有亲近感。他给我号脉、询问病情，并开了中药处方。因其中有西洋参、冬虫夏草等自费药，在301医院还拿不出药来，只有回去再说。同时，还开给了三个月剂量的301医院自制的保元抗癌液。
从301医院回来后，刘大夫将锁骨静脉穿刺的埋管去掉，同时刀口也不用包扎，缚带也停用了。不断地去掉一些枷锁，身体也舒服了一些。现在，只剩下引流口没有愈合，还需要继续包扎。
这些天，没有大的起伏。爱玲想方设法调节饮食，注意饮食抗癌；我每天坚持两三次户外活动，以促进身体恢复。
我们也在努力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我把《癌症病人饮食调养》、《饮食抗癌法》和《肝胆病人常见病240问》等书看了一遍，增长了不少知识。
同时，我们反复思考，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如何治疗，如何防止癌症复发、转移。当时，对这些方面的知识都比较生疏，还处在迷信权威的阶段。正好利用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好好地咨询请教一下。
接替张志森的公司员工李鹏、表妹梁敏已于10月9日返回；10月13日女儿常亮也乘火车返回青岛。至此，只有爱玲和玉春在陪伴我了。
10月19日爱玲陪我到广安门中医院求医，看病的人很多。挂了肿瘤科专家号16号，负责排号的护士说，专家号等的时间长，挂普通号也是专家，因他替别人值班。改为普通号后，很快排上了队，接诊的为副主任医师陈长怀。他的观点是，放化疗对我的病无效，可吃中草药和中成药，并给开了14剂中草药和一个月量的金龙胶囊，还推荐了静脉滴注的中药制剂华蟾素。
后来与医院打交道多了，才知道凡是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均称之为专家，到底如何，也是参差不齐，水平悬殊。
10月21日下午爱玲、玉春陪我一起参加“中华灵芝宝”组织的专家咨询活动。
接待我们的赵庚臣教授，是一位女士，原部队医务工作者。她的观点，中华灵芝宝，第一次吃三个疗程(45天)；半年后吃两个疗程(30天)；三年内每半年吃一个疗程即可。此药与金龙胶囊一起吃也无妨。今后复查CEA、CA199、肝功、B超、胸片、血常规等项目。
当时身体还是很弱，直出虚汗，感到很累。我们对介绍深信不疑，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下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后，匆匆返回医院。
中华灵芝宝，当时还是健字号，即保健食品。后来又申请为国药准字号，并改名为双灵固本散。此药厂家自办销售系统，广告做得很猛。这个药比较贵，一天吃一个金戒指。效果到底怎样，很难判断，厂家自己宣传得神乎其神。
后来这类厂家自办发行的药越来越多。厂家往往招聘一些退休的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号称专家、教授，负责咨询、义诊，实际上就是推销；同时自印一些宣传册子拼命宣传这些药的好处，找一些临时工在医院、宾馆等场所散发。虽然这些药不为正式医院承认，他们自己的宣传活动却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样一搞，使得老百姓眼花缭乱，真假难辨，心肠一软，必被宰无疑。我经常出入医院，如果接受这些宣传材料，一次肯定一大堆，现在干脆谢绝。
据我观察，光这些宣传材料已经形成循环链。其周转途径为：印刷厂→医药公司→消费者→捡破烂的→废品收购站→造纸厂→纸商→印刷厂。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在周转的链条上，除了消费者，其他各家都是赢家，都能赚到钱。有很多药品宣传材料，消费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被捡破烂的收走，其周转速度很快。
媒体也不甘寂寞，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网站的药品广告更是铺天盖地。有些媒体往往不管内容是否属实，只要给钱，什么都敢登，对虚假药品广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些药品生产商，则将抗癌知识和推销的药品印刷成书。通过赠书，登记接受赠书者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以此联络病号，也达到了推销药品的目的。
最近又出现了新的促销高招，就是赠药试服。“舍不了孩子打不着狼”，药品生产厂家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免费赠药给患者，接着对患者紧紧跟踪，加大促销攻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最终使不少患者“就范”，购买他们的药物。
平心而论，在形形色色的推销药品中，肯定有好药；在洋洋洒洒的各类广告中，有的也算诚实；在浩浩荡荡的患病人员中，有的也是真受益。
但是，有些药品广告显然夸大其词，芝麻成了西瓜；有些只吹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些在偷梁换柱，暗度陈仓；还有些在张冠李戴，掩人耳目。在这个行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伪难辨是不争的事实。
最为普遍的通病就是胡乱吹嘘，夸大范围、夸大疗效。如果像广告宣传的那样，没有治不了的病，那癌症早已被攻克了。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可怜的是，一个人患了病，本来就经济拮据，在广告和推销人员的狂轰滥炸下，又上当受骗，最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真是雪上加霜，欲哭无泪，这到底是谁之过呢？
关于后续检查的CEA、CA199这两个指标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后来我的病情发展证明，的确与我密切相关。
假如早一点知道这两个指标的作用，在发现胆囊腺瘤时，就查一下这两个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很高的话，不就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了吗？不就可以避免很多治疗的失误了吗？
问题是基层医院的医生，当时也可能不懂得这两个指标的作用，有的知道了也不一定认可。不但一级医院有一级医院的水平，而且对于医生个人来讲，对最新的医疗信息是否敏感也很重要。
CEA即癌胚抗原，是一种酸性糖蛋白，参考值为<5ng／ml。其临床意义为：
(1)消化系统肿瘤，如结肠癌、胃癌、胰腺癌、胆管癌，CEA可明显增高；此外，肝癌、肺癌、肾癌、乳腺癌、卵巢癌等CEA也可见增高；肺癌时胸水中CEA常高于血清。
(2)消化系统炎症，如结肠炎、胃肠道息肉、胰腺炎、肝脏病及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等；慢性支气管疾病也可见CEA增高。
(3)96％～97％的非吸烟健康人CEA<2.5ng/ml，大量吸烟者有20％～40％的人CEA>2.5ng／ml，少数CEA>5.0ng/ml。
CA199即糖链抗原，参考值为<37U／ml。其临床意义为：
(1)为消化道癌相关抗原，增高尤见于胰腺癌，常用于鉴别胰腺良、恶性肿瘤。此外肝癌、胆囊癌、胆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等也可见增高，但无早期诊断价值，早期病人敏感度仅为30％。其术前水平与预后有关。
(2)消化道炎症如急性胰腺炎、胆汁淤积性胆管炎、胆石症、急性肝炎、肝硬化等也可有CA199短暂的不同程度增高。
我曾看到过有关报道，从单项看，特异性不一定很强。但是如果CEA和CA199两项指标都高，对于相关肿瘤来讲，则百分之百敏感。这一点，在我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10月22日，我开始服用中华灵芝宝和金龙胶囊。下午我与爱玲来到301医院肝胆科，拜访冯玉泉主任并与之告别。听我汇报完病情后，冯主任说，不用放化疗了，可以打几个月的日达仙或香菇多糖。休息一个月就可以上班，与正常人一样。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冯主任还给检查了未愈合好的引流口，认为马上就可以长好，没有问题，并亲自给我换了药。
但接下来的10月23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着实吓了我一跳。接近中午时，爱玲感觉恶心、无力、虚弱、腰疼。刚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突然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玉春将她扶起来，不省人事。我第一次目睹她这种状况，十分恐慌，从病床上跳下来，把她揽到我的怀中，只见她耷拉着头，没有任何反应。我按住她的人中穴，不停地呼唤。
玉春立即去叫医生，一会儿，医护人员赶来，许主任带头，护士长、护士六七人一拥而进，将爱玲抬到病床上。我当时不明情况，以为是猝死，脑子一片空白。心里寻思，我的病还没好，先搭上了一个，情绪极度悲伤。
护士长不断呼唤爱玲的名字，片刻后慢慢醒来，一测是低血糖，紧急喝了两支葡萄糖，接着又喝了一瓶10%葡萄糖注射液，逐渐好转。
一小时后爱玲下床吃饭，虽然她的腰部仍然疼痛，但危机已经过去，有惊无险。我也长长出了一口气，这都是为我累的呀！
虽然出现了种种不利的情况，直到后期我的上肢仍然乏力，但身体总的恢复还是越来越好，引流口也即将长好。
在外科住院，主要就是动刀子和手术后的身体恢复，医生也没有对肿瘤的药物治疗采取措施，那时，我们也不懂得主动过问一下。对于肿瘤的后续治疗，等回到淄博再说吧。
出院的时候终于到了。10月25日结清了一切手续，16时30分前来接我的刘峰、刘鹏开车到达医院。
我向院方赠送了锦旗，锦旗上写着：“感谢航天医院普外科、手术室全体医护人员：进京来求医，航天胜亲人。山东淄博患者常卫东敬赠。”
10月26日我们5时20分起床,称体重68公斤；测血压130/85mmHg。6时50分告别了航天医院，乘车从北京出发。路上休息了三次,中午12：50,平安顺利地到达淄博家中。术后治疗
在北京期间，就手术后的继续治疗问题，我们咨询了不少专家，草拟了多个治疗方案，逐步形成了只用药物、放弃放化疗的一致意见。
当然，为了防止复发转移，就是不放化疗，也应加大治疗措施，中成药、中草药、免疫制剂等应综合运用，不应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大意。
当时我有两个想法：一是侥幸心理又占了上风，认为手术切得比较干净，病理检查又没有发现癌细胞，应该问题不大了；二是尽快恢复体力，好早一点上班工作。
我加大了锻炼身体的力度，一个多小时保健操都坚持了下来。也不知是活动量大的缘故还是手术后遗症，从10月29日开始全身酸疼。虽然这样，我还是坚持每天早早起床进行晨练，白天、晚上再散步两次。
10月22日（还在北京住院时）开始口服金龙胶囊和中华灵芝宝,金龙胶囊吃到11月21日,共一个月；中华灵芝宝吃到12月7日，共一个半月。12月1日至2002年2月15日还口服了301医院的保元抗癌口服液(一日3支)，共两个半个月。
我在口服中成药的同时，11月2日～29日住进淄博市中心医院，点滴华蟾素28次（每次5ml×3支）；安特鲁克（白介素Ⅱ号）14次（每次50单位×1支）；天地欣（香菇多糖）8次（每次1mg×1支）。实际上，就是进行了一个疗程的综合治疗。
住院治疗的同时，为了解决浑身酸痛的问题，还在街上的小诊所每天进行按摩。可能是身体虚弱的缘故，接受按摩的时候，总感到按摩师的手太重，非常疼痛。本来按摩是一种享受，对于我却变成了受罪，按摩的效果也不十分明显。
在住院期间，每天都要测量血压。这时血压又高了起来，连续在150/100mmHg左右，最高为168/105mmHg。到相关内科会诊，一位姓王的科主任告诉我，必须吃药控制，而且要终生吃药。因为血压长期不能得到良好的控制，就会导致心、脑、肾等主要器官受到严重的损害，引起脑中风、冠心病、肾功能衰竭等疾病。
本以为王主任说得骇人听闻，可到网上一查，还是很有道理。高血压病是一个多因素多基因疾病，发病机制十分复杂。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工作压力大了，生活节奏快了，生活质量好了，不少人的血压也高了。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步入一种高热量饮食、少运动消耗、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这些因素使得高血压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
有的心理学理论认为，高血压是一种心身性疾病，与人的攻击性转向自身有关。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已达1.5亿人，青岛十五岁以上人群高血压发病率已高达37%。
由于高血压初期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临床上因高血压病致死、致残的病例屡见不鲜，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因此，防治高血压已经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重要的课题。
我对血压高也很重视，但认为对于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解决起来也应因人而异。
我请教按摩诊所的一位中医，他说，针灸也可降血压。针灸是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无污染、无副作用，就是有点疼，可算绿色疗法。
我想，先用针灸尝试一下，不行的话再服药。每天针灸半个小时，十天为一个疗程，效果比较明显。后来这几年，我注意了饮食调节和心态平和，血压基本保持在正常范围。
12月3日，在市中心医院进行了多项抽血化验、心电图检查、胸透和B超检查。
检查结果生化指标的二十多项除一项稍高外，其余全在正常范围，说明营养及肝、肾功能等良好；CEA、CA199不高；血常规、胸透、心电图正常。可是，B超的检查结果又出现了疑问。
李俊英大夫的超声报告单中说，在右肝前叶近边沿处探及一个2.6cm×2.7cm强回声团,性质待定，建议做CT进一步确定。问别的医生，都不愿意解释，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又把我们打入闷葫芦里去了，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难道是转移瘤？狼真的又来了？
忙了一天，心情不好，感到很累。晚上躺到床上，手臂仍在酸痛，又想到了B超的检查结果。我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么不顺利？为什么老是出问题？到底何时是个头啊？
烦躁、委屈一起袭来，我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啜泣起来。这是怎么了？得知患了癌症没有哭，两次手术没有哭，剧烈的疼痛也没有哭。而面对慢慢腾腾的身体恢复、没完没了的四肢酸痛、不明不白的检查结果，可真是受不了了，心理防线快要崩溃了。
不如是死是活，来点痛快的，倒干脆利索。很多疾病都能要人命，那种立马见效的脑溢血、心肌梗死，一下子就过去，不用活受罪，在我看来简直是温柔的、人道的。
性格急躁的我，对于这种磨磨叽叽的慢刀子杀人，对这种使人渺茫、没有尽头的折磨，可真的是草鸡了。
与其这样在家里窝着难受，还不如上班痛快。第二天，我就给省公司刘亦工总经理打电话，准备12月中旬到青岛报到，明年正式上班。
烦归烦，情况还是要搞清楚。12月5日，在爱玲陪同下我又来到淄川。先是到矿务局中心医院，再次找到我的战友曹世忠做B超，他认为疤痕可能性大，建议我还是做一下强化CT确诊。
然后，又来到李宗清大夫处，他仔细诊脉后认为，脾虚、胃有点问题、肝有点炎症、肾一个热一个凉、表现乏力等，需要吃清淡饮食慢慢调养。
他说得不无道理。中医说的脾指整个消化系统，本身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肯定脾虚；胃有问题也定了，两次手术恢复过程就可以说明；肝有点炎症，39天前刚切掉了一块肝组织，还能没有炎症？可是说肾一个热一个凉，我直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2月6日上午，在淄博市中心医院做了强化CT，检查结果倾向于胆床（即肝组织切除术处）积液，而不是肿瘤。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使人稍稍放心一些了。
这时针灸已经结束，血压基本正常了，吃饭还算可以，体重已达74公斤。自从11月15日，手术后第一次自己剪了手脚的指甲以来，手劲有所恢复，体力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从北京回到淄博家中至年底这段时间，我生病的消息逐渐传开，关心我的人纷纷来到家中或医院探望，大家看到我精神状态还可以，都比较欣慰。一句句鼓励的话，也使我增添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
我在北京期间就听说过，练郭林新气功可以辅助治疗癌症。北京很多公园都有传授和集体练习郭林新气功的人。“老癌”们一起练功、一起交流、一起锻炼、一起快乐，忘掉了忧愁，很多人奇迹般地好起来。
郭林是一位女士，已于1984年去世。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五禽戏”，对“导引行气”很有研究。中年时,不幸得了子宫癌，因癌细胞扩散，曾做过六次手术。
患病后她反复琢磨，为什么华佗终日上山采药而不知疲倦呢？最后她明白了这是由于华佗上山步行，呼吸协调，再加上吸收了大量的新鲜空气的缘故。于是，郭林把“五禽戏”的动作与登山、呼吸统一起来，又继承了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中的某些功法，再结合中西医理论，创编了以行动为主的功法。它虽源于传统功法，却又有创新和发展，人们为了使它与传统气功相区别，就叫它“新气功”。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秉福主编，金盾出版社出版了有关郭林气功的书，名为《郭林新气功》。
郭林1949年患癌症，十年后又遭遇转移，备受折磨。她提出了中医、西医、气功三结合治疗癌症，不但自己是癌症患者长寿的范例，同时身体力行，热心传授他人。
后来，郭林新气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都有辅导站，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受益。
从北京回来后，又听同事田蕾说，他父亲田荣文天天都在练郭林气功。我也萌发了学练郭林气功的念头，只要对抗癌有利，什么都要用上。爱玲托出差的唐玉玲老师，从北京捎来《郭林新气功》书籍和教学VCD，进行仔细阅读、观摩。
与田荣文大哥约好，12月9日上午，在三宿舍南公园，跟随他进行现场练习。郭林新气功一些基本的动作并不是很复杂，很容易就学会了，关键是坚持。
我制订了郭林新气功的晨练计划，从12月10日正式开始锻炼。早晨4时30分起床，5时至7时，锻炼两小时。内容及顺序：
(1)中度风呼吸法自然行动（40分钟）；
(2)升降开合松静功（15分钟）；
(3)中度风呼吸法一、二、三步行动（60分钟）。
实际锻炼时两小时不够用，经常近三个小时才结束。开始我自己练，为了更好地掌握时间，第三天开始由爱玲陪练。
这时正值冬季，有时寒流来临，北风呼啸，吹到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健康人都想赖被窝。我拖着虚弱、酸疼的身躯，早早起床，坚持锻炼。为了争生存，为了恢复健康，人的意志能激发潜在的能量。
在三宿舍南公园里，还发现了一个与我练同样气功的人，他去得比我还要早。后来中间休息时，聊了几句。得知他是肺癌患者，是附近农村的。因害怕别人知道他得了癌症，所以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神秘兮兮的，每天早晨三点以前就起来练功。人们起床前,他就练习结束回家了。
不少癌症患者存在自卑和自暴自弃心理，感觉得了这种病无脸见人，因而对别人保密，讳莫如深，使得性格更加内向，心情更加抑郁，心理更加扭曲。把自己孤立起来，与社会失去正常联系，与人群失去了正常沟通，相当于把自己打入“另册”，这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讲，很不利于心理的健康，也不利于身体的恢复，无异于雪上加霜。
癌症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理状态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
其一，处于危机感中。重病打击造成心理创伤，惶惶不可终日，一接触这心理的伤口就痛，丧失了安全感。
其二，对预后绝望。错误地认为癌症就是不治之症，得了癌症就等于宣告了死亡，恐惧心理占了上风。
其三，受传统的迷信偏见观念的影响。认为癌症是自己或上辈子干了什么坏事的报应，因而自我封闭，对疾病讳莫如深、缄口不语。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癌症患者，不但及时的躯体治疗很重要，心理援助也应该跟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坦然的。没有这样那样的忌讳，谈生谈死、谈癌谈病都不怕。面对现实，只有应战。再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晚年不也同样得了癌症吗？
现在癌症已成为多发病、常见病，癌症也绝不代表绝症。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许多癌症患者延长生命、康复甚至长寿的例子。只要斗志坚定、精神不垮，不躲、不怕，不自卑、不后退，积极治疗，就会有希望！
12月12日，手术后第一次独立完成了洗澡，体力有了进一步的恢复。这就标志着我在生活上可以完全自理了，到青岛报到上班的时机已经成熟。青岛报到
2001年12月19日，淄博中心支公司派了一辆面包车，装上一些生活必需品，爱玲、学东陪同，张骐代表公司，一同送我赶赴青岛。从9月6日宣布调我到省公司工作，已经三个多月了，今天终于成行，能够来到青岛，就是一个初步胜利。
报到后，我暂时住在福泰广场大楼A座1608室。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公司还给配置了热水器、煤气灶等大的生活用品，条件还算可以。
福泰广场大楼位于五四广场旁边，在香港中路和东海路中间，附近就是大型超市家乐福，距公司办公地点步行只用20分钟。生活、锻炼、工作都十分方便。女儿已在青岛工作，也可搬来与我同住，便于互相照顾。
由于省公司办公室很紧张，又新租了房间，正在装修调整，暂时还没有办公室，正式工作要元旦以后了。这一段时间正好用来适应新的环境，考虑疾病的进一步治疗，处理一下个人事情。
一到青岛就坚持沿着海边练郭林新气功，每天两个多小时。我在福泰广场住了半年多，这一段时期的早晨，在五四广场和音乐广场的海边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我，一边走，一边比比划划的，很是显眼；另一个是一位外籍女士，骨瘦如柴，每天坚持跑步，特别是天还未亮或雾气弥漫时，好像一个幽灵，忽闪忽闪地飘了过来，不知道的还真吓一跳。
到天泰馥香谷看了一下新买的房子。这处房子坐落在香港东路和海安路交界处，建筑面积130平方米，背靠浮山，面向大海，环境幽雅。
说起这套房子还有点故事。2001年1月17日，我陪同市里有关领导走访省公司时，见到平安财产保险青岛分公司的老总杜林(女儿常亮就在财产险工作)，他对我说:“老常，你女儿住在亲戚家多么不方便，你在青岛买套房子给女儿住，将来你和老伴退休了来青岛度晚年多好啊。”一句话提醒了我，正合吾意啊。
当天，我就与女儿一起毫无目标地留意路旁的楼盘，走在香港东路上，国际住宅特区的广告和漂亮的售楼处映入眼帘。进去一看，基本相中，就是价格有点贵，每平方米4800元。这时，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映现在脑海中，我们也解放一下思想，做一回美国老太太吧。
我们当时能拿出来的钱只有10多万元，借了亲友、战友20多万元，青岛银行和淄博公积金贷款30万元，将房子买下。当时曾顾虑，如果房子贬值怎么办？反正自己住，怎么贬值还是一套房子。
不幸的是，房子还没拿到钥匙,我就病了。如果那时不果断地买下房子，病了之后就没有这个魄力了。
幸运的是，房子买了以后，房价节节盘升，不断升值，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还多。虽然还是一套房子，但心里感觉很爽。
我躺在病床上时，曾与爱玲交代过还购房欠款的事。公司都给我们投了疾病身故保险，我如果死了的话,还上欠款没有问题。人活着要讲信誉，死了也要讲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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