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委会
出版社：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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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具影响性的文坛巨匠(2)试读：
鲁 迅
快乐的童年
公元1881年9月2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却诞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鲁迅。他的出生给绍兴城（浙江省）东昌坊口的周家带来一片欢腾。
实际上鲁迅的本名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给他取的。周福清是这个小康人家的大家长，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做官，当抱了孙子的喜讯传到他耳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听，就又改为豫才。到了1898年的时候，他长大了，要去南京求学，又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主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了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周家原来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那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绍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名人物。
鲁迅的家庭在当时的绍兴来说，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家庭，还有水田几十亩和一些房产，他的祖父在京城做官，是个丰衣足食的安康之家。他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朝南的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土板的天井，就是一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两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被皇上经过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被派到江西金溪县做知事，在那里当官的时候，因为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免职了。在这之后，不得不卖掉田产，到京城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长妈妈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保姆长妈妈和鲁迅朝夕相处，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观念，满肚子繁琐礼节。她喜欢给小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长毛”（太平天国的军队）的传说，说得绘声绘色很能引起小孩子的兴致。使幼年鲁迅对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次，鲁迅从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他很想得到。虽然长妈妈不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东西还是记在心上了。大约10多天或者1个月后，她探亲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在这美妙的世界中陶醉了，也被这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感动了，使小鲁迅深深地记住了劳苦人民的哺育。
在鲁迅幼年生活里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先生，他就是鲁迅最早的师父。据说鲁迅生于旧历8月3日，和“灶司菩萨”同天，出生那年又是闰年，而且出生时的胎包质地薄，俗称“蓑衣包”。老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就怕难以养大。于是家里人替他去向菩萨“记名”，就是说，报了名，算是“出家人”了。不仅如此，在不到1岁时，还把他抱到寺院，拜龙和尚为师，意思是舍给寺院了，但并非真的去当和尚。做和尚的人自己认为将来能成佛，很高超，但读书人却认为他们不会做官，无家无室，是下贱之辈，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由此得了一个法名“长庚”，也就是长寿的意思。龙师父对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佛门规矩。从龙师父那里鲁迅得到他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并尊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是严厉的，同时也是深沉的。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他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但是他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他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后来鲁迅又去和另一个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学习。这个人因为屡试不第，神经有一点不正常了，他曾经把“蟋蟀”解释为“虱子”，被族里的人笑话。因为这个奇特的解释，鲁迅就从那里退学了。这两个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
12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先生对鲁迅很好，有一次鲁迅家里的人病了，要用10年的陈米来做药引。鲁迅正为此大费脑筋的时候，寿镜吾知道了，第二天就身穿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很不少，最成片段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极了。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嘲弄地说：“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他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那时他还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小鲁迅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刚5岁，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逗他，问道：“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结果鲁迅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早晨要去给生病的父亲买药，上学迟到了。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自己的迟到，就在桌子的角上，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用来警诫自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迟到过。一直到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
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读书多的缘故。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花了200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经验的知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13岁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更不知道自己会为推翻这个世界而冲锋陷阵。
异地求学
1893年，鲁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场风暴彻底毁掉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被败落与苦难代替了。这场灾难来源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应亲友之求，同时也是为了儿子周伯宜而去贿赂乡试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败露而被关进大牢，家里每年要花大笔钱去通融，于是全家收入的钱财都来填这个无底洞了。几年下来，周家钱财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鲁迅兄弟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缉期间，只好跑到外婆家避难。但这次却不是看到一张张的笑脸，往日巴结他们的一些人，现在说他们是“乞食者”，后来逃难到舅父家，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炎凉，到处遭到侮辱和蔑视。只有劳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同过去一样热情。家庭的变故，使小鲁迅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社会。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不久就得了重病。
他由于与这场案有牵连，不仅不允许考试了，连原来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来就不善于持家，这回为了营救老父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财产和土地都没了，十分焦急，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得了严重的肺病。
长子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营救祖父、为父亲治病，都需要钱，山穷水尽的他只好每天都去当铺，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在诬蔑中接过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房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这时的鲁迅已早早地告别了天真年代，无心与孩子们一样嬉闹了。
摆在鲁迅面前的现实是如此严峻，他该何去何从呢？他应该继续通过科举而走仕途吗？
家已经破落了，17岁的鲁迅被迫去寻求新的路。
当时清政府还是科举取士，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读书人可以参加“院试”、“乡试”和“会试”，最后取得进士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这条路托起，又被这条路摔进牢狱的。但鲁迅的家境，已不允许他走这条路了。
还有一条破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学做生意或学当“师爷”，这也是鲁迅不愿意的。
还有一条被世人称为异端的路，那就是学洋务，中国自古认为“好男不当兵”，当时开的洋学堂有军事类的，不收学费，每月还给津贴，这很适合鲁迅，但走这条路却要被人笑话，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排斥。
但是鲁迅有一个小叔父在1897年考入了一个南京水师学堂，给了鲁迅一些鼓舞，他并不是想学海军，只是由于不收学费就能读书。他就决定去那里了。
走出这一步，受到了还被押在狱中的祖父的反对，他指令鲁迅兄弟学做应考的诗文，亲自评阅圈点，希望他们能科场得意、官运亨通。母亲也为了儿子要离乡背井，不走“正路”而心酸。
但鲁迅已义无反顾了，他写信告诉祖父：“欲往金陵，已说妥。”措辞坚决。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变卖首饰，筹集了8元路费。
1898年5月1日，鲁迅决定远走，告别了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家乡的河水，把他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离开朝夕相处的母亲和弟弟，离开了故园，他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大约7天后，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1个多月，即是6月11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始维新运动了。
鲁迅来到江南水师学堂，这里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而建立的。鲁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做管轮班的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称周椒生为庆爷爷，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自己在水师学堂当官的叔祖，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是个很保守顽固的人。他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还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
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但这个学堂并不是鲁迅梦想的那样，并不是不同于他所见到过的“别样的人们”，学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极点，一个星期有4天读英文，1天读《左传》，1天读汉文。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
这里的一切在鲁迅看来都充斥着毫无上进的气息，简直是个混沌世界。
更让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偏偏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的危险。
由于在这里鲁迅找不到别一样的人世间，这里和家乡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于是他离开了这里。
12月，鲁迅又回到了家乡，由于家里的强烈要求，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于本月28日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参加惟一的一次科举考试。
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却考中了，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烦忧。
但是他从家乡来到南京后，不想回到难以忍受的水师学堂了，便转了学校。
鲁迅又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打算在那里学开矿。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看《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这个学堂里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编》，这些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词，在他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
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本《天演论》，就用500文钱买了回来。翻开一看，立即在他眼前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的民族如果再按老一套方式，永远不能强大起来，就要被淘汰。所以，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才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鲁迅之所以学开矿，无非就是要运用自己的本领，多挖一点煤，让国家富强起来，那该多好啊！
然而，学校的教员也没有这种本领，只会教学生抄书。更糟糕的是教师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矿，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难处，把煤挖出来不就行了吗？因此学校把原来聘请的开矿的技师辞退了，结果教矿务的老师竟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
而原先留下的矿井，挖出的煤也少得可怜，只能供烧两架矿井的抽水机之用，于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用于抽水，结了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更让人心寒的是矿下的情景：矿洞漆黑、狭窄，积着半尺深的污水；泛着绿荧荧的死光。一盏闪出阴凄凄火影的矿灯，瑟瑟欲熄，几个矿工长年像鬼一样地工作着。洞顶还在漏着，水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矿井里的积水。
这阴森森的图景令鲁迅感觉走到了黑暗无边的地狱之口，这样幽灵似地挖那点可怜的煤，能挖出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道吗？
鲁迅在矿路学堂年龄最小，理解力却很强，读书也很用功。每逢考试，他不临渴掘井，总是卷子交得早，成绩十分优异。按照学校的规定，每月小考一次，凡是成绩优秀的，就发一个三等奖章；积了几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等奖章；积了几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几个头等奖章可换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到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人。鲁迅不爱虚荣，他把金质奖章变卖，用所得的钱来买书，也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他总是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追求新学问，学习为祖国效力的本领。
1902年1月27日，鲁迅结束了这个使他了解自然科学，也更多了解了贫弱祖国的学校生活。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第一等第三名的毕业文凭。
然而这个成绩并不能使鲁迅感到满足，文凭证的一张白纸有什么用呢？听了几年课，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毫无把握。
鲁迅在毕业时，凭着自己的诚实和对于祖国的责任感，他感到茫然，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与本领可以贡献给祖国，惟一的办法只有走出自己的国土，走出家乡。到国外去造就真实的材，再回来救治贫穷的祖国。
恰逢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要选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便趁此机会，东渡日本。
1902年6月24日，鲁迅随总办俞明震，乘坐日轮“大贞丸”号离开南京，这也是鲁迅青年时代二次追求的开端。
东渡扶桑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半个月后便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怀着希望。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失败，让他们感到耻辱，而耻辱又带给他们某种清醒，于是便派遣大批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里的中国学生五花八门。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拖着长辫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镀镀金，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
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
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优异。这就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鲁迅到东京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正在号召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都热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
当时鲁迅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敬仰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爱读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诗文。
他那个时候谈吐风趣，已经露出初步的文艺才能。那时东京成城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入学须经清政府审查批准，毕业回国后专为清政府效劳，因此保皇派很多，革命派很少，他们常在东京的街上乱窜。鲁迅看了很生气，曾写过一首宝塔诗讽刺他们：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说什么自由平等
哨官营官是我本分
鲁迅经常考虑：革命必反清，但要革命；要反清，就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可是，怎样唤醒群众呢？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他想，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国家，就要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就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
这时鲁迅开始以文章作武器来抒发情怀了，他的好友许寿裳主编刊物《浙江潮》来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了。鲁迅最初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1903年6月出版的第5期上，登了他翻译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故事，题名为《哀尘》，连同一篇兼有翻译和创作成分的《斯巴达之魂》，一并登载在“小说”栏里。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充满了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写作这篇文章，正是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的时候。
当时鲁迅还公开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说钅日》，还翻译了一些科幻小说。
做这些是因为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良好基础。
弃医从文
1904年4月，鲁迅完成了他在弘文学院的学业，他在弘文学院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还为他今后的伟大业绩作了知识上的铺垫。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病人。
后来，他在求学期间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对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于是，本来应该学采矿的鲁迅，申请去仙台医学院学习了。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填写了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鲁迅的求医过程比较顺利，成绩虽不算太好，但还过得去，就这已不被日本学生所接受。“中国人是低能儿，能得到这样好的成绩吗？”一部分心胸狭小的日本学生怀疑起来了。于是，一种没来由的侮辱也随之降临到鲁迅头上。
这样的成绩居然被认为是靠不正当手段“偷”来的，实在是一种侮辱。而且这种比他以往受的任何一种侮辱都让人难以忍受，当年当铺老板的侮辱，遭到的被称为“乞食者”的白眼，都仅仅是针对他个人的，而现在，这是对他身后的民族的侮辱。在侮辱者眼里，我们民族是低能、愚蠢的，连得59.5分都是个奇迹。我们这些人也只能是劣等人。
这让他无法平静了，他为祖国的贫弱而悲哀，为自己得不到一个强大祖国的支持而悲哀。鲁迅感到自己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都被践踏了，他痛苦极了！
然而，更悲哀的是，不仅在别人的眼里中国人已经没有了尊严，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就是自己的同胞，也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
一个失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民族，是真正悲哀的民族！
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了，家乡人势利的眼睛，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被列强瓜分的祖国，中国学生在日本受到的侮辱，都一起涌上心头，像一把切割心灵的利刃。
他一下子明白了，学习医学并不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一个新的明确的信念在鲁迅的心中诞生了：对于麻木的祖国，紧要的不是用医学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是要设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精神，才能让沉睡的祖国惊醒起来！而能够改变精神的惟一武器就是文学，因此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第一次婚姻
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他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
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对方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
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
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形，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后来时间慢慢过去了，朱安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朱家着急了，就一再派人来催促，希望尽快完婚。
周家也一直为此事操心，周母典掉了一部分房子，弄了些钱，将年久失修的房子略加修缮，给儿子准备了楼上的一间新房以备完婚用。
朱安此时已经28岁了。性格温顺善良并且很少说话，有一双被裹得尖尖的三寸金莲，和一个发育不够健全的身躯。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显突出，双目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
这个新娘，鲁迅并未见过。
但他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一个很伟大，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出于善良的目的，作出决定草率的事情。他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为了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结婚的时候，家里人不知从哪得知鲁迅是个新派人物，曾担心他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但他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拜堂时，鲁迅什么话也没说，别人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娘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灯灭了，身边睡着一个陌生女人，鲁迅在幽暗中辗转反侧，泪水沿着眼角往下流，湿透了印花枕巾。第二天下楼时，脸上印上了大片青色，显然是枕巾染上去的。
按当时老例，新婚夫妇要去拜祠堂，鲁迅却没有去。第二天晚上，他就一个人睡到书房里去了。婚后第4天，他怀着满腹的忧愁和痛苦，离开家门，返回了东京，继续走自己别样的人生之路。他仅仅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的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发自内心疼爱他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也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这些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
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友好地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在他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
如果婚姻里没有爱情，那么家庭也只不过是一个空壳，但即使生活在这么难以忍受的空壳里，鲁迅也从来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
1919年，鲁迅39岁，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的一所房子，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
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答应一声，到了吃饭的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虽然对朱安不能产生爱情，但他尊重她的人格，很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母亲、朱安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
鲁迅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其他的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是个性情温顺，能平和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安于生活里发生的一切。对于鲁迅的冷淡和沉默，她都无声无息地接受了。
只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经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尔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
这个虽不识字，但是善良、聪明的女子，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承受着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加给她的悲剧。虽然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
她一直孝顺地陪伴着鲁迅的母亲，甚至鲁迅辞世之后，也仍然守在周老太太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一直到老人逝世。
她没有文化，只是认定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快要忘却了，在为了取函领款而刻的印章上，只写着“周朱氏”三个字。
鲁迅深深地懂得，他和朱安只不过是封建礼教下的千千万万个牺牲品中的一个，像他们这样牺牲的人又何止这些呢？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在获得了清政府江南督练所的同意后，于1901年与鲁迅一同前往日本，离去的那天为鲁迅的新婚第11天。
这个时候，东京已经成为中国反清民主革命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活动中心。1905年7月，当孙中山由欧洲来到日本，留学生即派代表前往横滨迎接。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还发刊《民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的思潮汹涌澎湃，拨动很多爱国青年的心弦。
但是，日本政府却应清政府的要求，在1905年颁布条令，禁止中国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东京的留日学生8000多人，就聚集起来，罢课抗议。
革命派的陈天华投大森海自杀殉国了，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学们坚持斗争。同盟会成员秋谨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把一把小刀猛插在桌上，说：“如果回国投降满虏，卖国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许多人都表示了要同日本和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
但当时留学生的情况也是复杂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变成了保皇党，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章太炎等人则撰文和他们论战，在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
鲁迅一回到东京，就置身于这个政治环境之中，于是马上投身于反对改良派的斗争之中，这对他后来的革命思想形成和文艺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刚返回东京时，他仍住在原住的旅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1902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是原来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由于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有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日本著名进步人士宫崎寅藏和界利彦。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
因此鲁迅就购买了界利彦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其中的第一期载有《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第4期还译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徐锡麟和秋谨，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陶成章十分愿意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划，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
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党。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他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人中颇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我觉得还是满清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帽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他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不久，消息又传来，秋瑾女士被害了。徐锡麟和秋瑾的死，激起了鲁迅的万分悲痛，他们都是革命者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到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快逃走，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当时听说徐锡麟死得很惨，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很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照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了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的原诗中说：“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敢云猪叫狗，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形。这类保皇派，变节分子，在青年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
但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地搞暗杀、冒险活动，认为这些冲动、幼稚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有强烈的爱国心，但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大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听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他也批评说：“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能够称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
同时也以嘲弄的口吻说到他自己：“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他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
孤寂无助的救国心
这段时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
他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
因此，他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警察、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先就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他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三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他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
最初他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
但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依然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他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坚持写作的他，从1907年底到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包括《人间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论；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他的救国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
在鲁迅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是敢于蔑视一切偶像和权威，是能激发人们战斗不息、顽强进取精神的战士。他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但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他更喜欢拜伦。《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他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鲁迅返回东京的时间是革命党人章太炎出狱的时间，章太炎先生一出狱，同盟会就派人把他接到日本，主办《民报》，又站在了斗争前列。
鲁迅特别敬重他，一直是他文章的热心读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他的影响，章太炎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有思想的革命家。
由于章太炎女婿的介绍，鲁迅成了章先生的学生。《民报》被禁后，章太炎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由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很想听他讲课，时间又与他开课的时间冲突，于是先生就为他们单开了一个班，设在《民报》的报社，每周日午前上课。
1908年7月21日，星期天，鲁迅等人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
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8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太炎先生喜欢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对自己的朋友说：“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这反映出鲁迅虽然很爱自己的老师，但是更爱真理的态度。他后来能够公正地评论章太炎的功过，与始终坚持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1908年，鲁迅开始了翻译工作，他和弟弟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到中国，共同编译了《域外小说集》，但是当时并没有卖出多少本。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大潮洗礼后，《域外小说集》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了。
这时，在日本立教大学读书的周作人，同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结婚了，费用大增，周作人和老家的母亲都希望鲁迅在经济上能有所帮助。他便顺从了亲人们的意思，作出自我牺牲，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历史的脚步迈到了1909年，其时，鲁迅已年方28岁，面对阔别的祖国，不禁感慨万千。
他回国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驴尾巴似的长辫子，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袋后面。那时候没有辫子的人很少，被大家视作异类。
鲁迅的辫子早已留在日本作了纪念物，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留给了理发师。
那时候上海有一个专门装配假辫子的名师傅，虽然装一条要收大洋4元，实在是太昂贵，但是装得非常巧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异样的。但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在人群里行走，却要提防被挤掉或挤歪。
鲁迅就是戴着这样的假辫子回到上海，又回到家乡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母亲倒是没说什么，但是其他人一见面，却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先是研究一番这条辫子，等到辨出了是假的，就冷笑一声，在心里说：“这是要被杀头的！”
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到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与别人家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候捉住了这种人，首先要剪掉他的辫子；大则指为“里通外国”。
鲁迅十分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会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多么愚昧，多么可怜啊！”
回国后不久，许寿裳就介绍他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这是一个新建成的、仿日制的师范学校，教员也大多是留日学生，学校里有一些民主空气。
鲁迅在这里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老师，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老师。同时，这里还有日本老师上课，鲁迅就又兼任了生物学科的翻译。
虽然他热爱文学，但现实生活的逼迫，当教师的工作又使他不得不把对文学的热爱暂时埋在心底，重新拾起了自然科学。
但他深知教师这一职业的神圣，每天都认真地备课，为学生批改作业到深夜；清晨的时候，总是能在他的房间里发现成堆的“强盗牌”香烟头，他不能不用它来驱逐熬夜的疲劳啊！
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在讲授生理学的时候，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禁区，给同学们如实讲述人生殖系统的器官组织结构和生理机能，赢得了师生们的敬佩。
他平时在学校里是很少讲话的，但这年冬天，学校里的一场风潮，却使他对封建旧势力的憎恶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
1909年冬季，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职务。浙江巡抚便趁机派出效忠于清王朝的老顽固夏震武兼任学堂监督。这个顽固派到革新派的新学堂来，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摆出一副虔诚的圣徒的样子，要求监学许寿裳陪他去“谒圣”，即去谒拜孔夫子。许寿裳听说要谒圣，心里一愣，不过马上找到了借口：“开学时已经谒拜过了，这回就免了吧！”“哼！”
夏震武很不高兴地瞪了许寿裳一眼，突然，他出乎意料地发现，监学也是没有辫子的假洋鬼子，心里十分懊恼。于是，他在向学生训话时，大肆诬蔑学堂这些改了服装，剪了辫子，提倡西学的人，造成了中国的危机，说他们离经叛道，没有廉耻。教员们听了他的话，更看清了他的面目，都非常气愤。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按两级师范的惯例，新任的监督应亲自去拜会住校的教师，而他却大摆臭架子，只差人给每位老师送了一张名片了事。这种不礼貌行为，令教师们更加不满。
许寿裳拿着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联系时，他又很不客气地说将另有指示，待许走后，下了一张“手谕”，说自己将在礼堂与教师相见，但所有教师必须要按自己的品级穿戴全副顶戴，也就是穿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总之，要一应俱全。
但是当时，教员中很少有人有这一套家伙的，就是有，也不愿意穿戴。更何况鲁迅和许寿裳，不但没礼服，连辫子也早没有了。因此，他们一听说夏震武这样执意欺人，一下子愤怒起来了。
教员们感到这种像下属谒见上司的“庭参”侮辱了他们的人格，十分生气，许多人主张不去见他，看他怎么耍威风。鲁迅却主张去，看他耍什么把戏。
第二天，夏震武果然全副顶戴地来到小礼堂，小礼堂里没有声音，只有一副副冷脸，没有人穿礼服，而且一大半连辫子也没有。大家沉默着，没有一个站起来和他打招呼。
夏震武看到教员们的打扮和一张张冷冰冰的脸，自己又受到冷落的待遇，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他颤巍巍地坐下之后，就对着许寿裳训斥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
听了这话，穿着西装，留着短发的鲁迅站起来责问说：“怎么不好，你说！”“说，说，怎么不好！”愤怒的教员们也都站起来了，一起质问这个老顽固。教员们如此激愤，大大出乎夏震武意料，他一时心慌意乱，又气又怕，竟不知所措。
一张张愤怒的脸孔，一双双犀利的眼睛威逼着他，这个色厉内荏的老家伙威风扫地，在陪伴他的人的保护之下，夺门溜走了。
不久，怀恨在心的夏震武写了一封信骂许寿裳，说什么“离经叛道，非圣侮法”，并写了“你不能一日立于教育之上”的不通的句子，逼着许寿裳辞职。
这引起了教员们更大的不满，他们立即向浙江省提学提出集体辞职。接着，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教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搬出了学校。
老师一走，学生们无课可上，他们就向提学请愿，提学在下令教师复课无效后，请一个绅士来调解，又耍了提前放假的花招，但老师们一致坚持，夏震武不走决不回学校。
学潮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有人劝夏震武辞职，而他却执意不走，非要见个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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