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云国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宫花寂寞红——细说中国后宫试读：
关于“回顾丛书”
约半年前，艾明秋女士来电，要我“再做点贡献”。小艾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大汉开国谋士群》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进而“成为生活中的益友”（张立宪语）。
对小艾的要求，我一向近乎有求必应。听她谈过初步设想后，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操作。随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兄来电，进一步讨论、商定了相关细则。这便是“回顾丛书”的由来。“回顾丛书”拟每年出一辑，每辑6册左右。以经过时间和市场淘洗的旧书再版为主，新作为辅；以专著为主，文集为辅；以史为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学为辅。入选的各类书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有料，有趣，有种。回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前瞻、前行。
太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08年初夏，收到首册样书时，欧洲杯激战方酣。去年秋天再版，新书出炉时，我正沿着318国道驱车前往珠峰大本营。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想，再过五年、十年，回过头来看这套“回顾丛书”，又会是什么心境呢？
是为序。梁由之2013年6月6日，夏历癸巳蛇年芒种后一日，于深圳天海楼。
纠正对宫闱史的误读（代序）
中国后妃史是中国宫廷史、中国妇女生活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史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然而，由于研究缺乏，普及不够，一般民众所知既有限，误解更不少。但后妃生涯、宫闱秘史，历来给人刺激而神秘的印象，撩拨着他们一窥内幕的好奇心。于是，便有种种齐东野语式的笔记、小说、戏剧、影视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摹写刻画往往夸张失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搜奇猎艳的窥私心理。
对后妃史的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后宫生活不加批判缺乏原则地美化，大肆渲染锦衣玉食与珠光宝气的宫闱场景，满足羡富慕贵的低俗心理。由于不去揭露貌似庄严荣华、花团锦簇的背后有多少红颜女子成为后妃制的殉葬品，于是，后宫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凄凉残酷、血泪交织的悲剧，竟然都变成了讴歌帝后爱情的正剧或者显摆宫廷豪奢的闹剧。
其二，对后妃的权斗不加谴责、毫无是非地展现，甚至对以恶制恶，以黑斗黑也给出合理性辩护。由于不去着力暴露后妃制是寄生在君主专制母体上的怪胎，却把后妃之间围绕着金灿灿凤冠的生死权斗，都化解在理解的同情之中。这就在无形中误导广大受众，把文艺作品中宫斗权术当作制胜法宝，白领将其移植进职场，官员将其运用于仕途，都像一群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
笔者原不想厕身为宫闱热的趋时者，但有鉴于这类误读误导大有与时俱进之势，深感有必要略尽史学从业者的绵薄之力。于是，也以后妃为主体，以可信的资料，据历史的真实，掀起古代后宫的帷幕，摹绘宫掖生活的实景，让读者形象而真切地了解中国后妃史的两个基本面相。
其一，不论哪个朝代的后妃制，无一不是君主专制母体上畸形的孽生物，都给后妃这一特殊的妇女群体带来了无尽的不幸与深重的灾难。在后宫生活中，无论爱与恨、灵与肉、生与死、泪与血，她们的人生几乎都有过痛苦的挣扎与无助的浮沉。
其二，在君主专制下，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后妃们面对生活与命运，怎样艰难地保存着人性中的真善美，而专制帝制又是如何驱使她们转向人性恶的。其间人性的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或者泾渭分明，或者泥沙俱下，或者只是沉渣泛起，从而合成了一部后妃人性的变奏曲。
当然，本书并不是一部完备严谨的中国后宫史，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尽可去参阅学界已有的专著。在这册随笔里，我给自己划定的视野是，集中关注后妃人性与君主专制之间那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这种纠葛的诸多细节，都是通过宫廷生活场景展开的。随笔虽以后妃生活作为叙事对象，却主要撷取与人性相关的情节，而割舍了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
以往的宫廷史读物，大多按朝代顺序以传记形式逐次写来，给人以一种流水账与雷同感。这册随笔围绕着若干专题，拟定了若干篇目，专题篇目之间虽有内在关连，却明显有别于章节体的学术论著。我尝试勾勒与评述宫廷生活的各个横断面，还兼顾点面的结合，编织进趣闻轶事，使得涵盖面更广阔，可读性更强。
因为是历史，即便是大众读物，驰骋笔墨，发挥想象，也是不可取的。本书拒绝戏说，力求言必有证，论当有据。但历史随笔也不宜板起学术的面孔，吓退对后宫史感兴趣的众多读者，故而叙事行文上力求浅近生动，尽量少用旧史原文，必须引用时，一般也不注明引文出处，庶几确保行文雅俗共赏，让读者开卷爱读。
至于书名，记得少时读《唐诗三百首》，对元稹《行宫》印象颇深，其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其义当时不甚了然，但凄美的诗境却嵌印脑海，挥之不去。及长，读《唐宋诗举要》，高步瀛提示：“白乐天《新乐府》有《上阳白发人》，此诗白头宫女，当即上阳宫女也。上阳宫在洛阳为离宫，故曰行宫。”再找来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主题是“愍怨旷也”，说这些宫女“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不料“未容君王得见面”，“一生遂向空房宿”。那么，这些白头宫女，连皇帝面都未得一睹，就“潜配”发落，终老行宫，只能在红艳如火的宫花丛中闲话天宝遗事。遥想入宫当年，她们也像宫花那样靓丽明媚，如今却已皤然老妪。这才明白，短短四句二十字，蕴含着后宫女性多少觖望与悲怆，不啻是鞭挞后妃制的千古绝唱，也有助于纠正后人对宫闱史的几多误读。于是，就取其一句作为书名。
卷头语
一、后妃制的起源后妃制，一方面属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范畴；另一方面又是从属于君主政体的基本制度之一，属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范畴。那么，这两者是怎样缠绕在一起的？换言之，后妃制是如何起源的呢？这还要从人类婚姻形态的演进说起。
当人类的先民摆脱了原始人群那种不论辈分，也不避血缘的杂交状态后，其婚姻形态相继经历了血缘群婚时代与族外群婚时代。血缘群婚，就是在同一血缘家族内部，同辈男女既是兄弟姊妹，又是夫妻配偶。传说中伏羲与女娲就是这种关系。其后，人类婚姻进化到族外群婚，也就是这一血缘家族的一群男子与另一血缘家族的一群女子互为夫妻，通常是一群姊妹共夫，同时也是一群兄弟共妻。在族外群婚制下，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反之，一个女子在一群丈夫中也可能有一个主夫。我们不难发现，上古后妃传说中的正妃、元妃，与族外婚下的“主妻”似乎有着某种渊源的关系。而直到春秋时代，不仅天子与诸侯，诸国大夫中也还盛行着姊妹共夫的娣媵制，即姐姐出嫁，妹妹或同族女子一起陪嫁，共事一夫。这种娣媵制，对先秦后妃制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显然孑遗着族外婚俗的变异形态。
一个男子有一个主妻或一个女子有一个主夫的族外群婚制，再经进化，就进入虽不稳固却是一男一女相结合的对偶婚。直到对偶婚时代终结以前，人类婚姻家庭属于母权制形态。由于子女必须通过母系才能加以确认，女性自然就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形成，再加上男女生理的自然差异，男子日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与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子在对偶婚家庭中最终取代了女子，跃居主导地位。为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传给亲生子女，男子便把过去属于母系氏族的子女转归于他们的父系氏族，把夫从妻居改为妻从夫居。这样，父权制推翻了母权制，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对偶婚制。
但这种一夫一妻制，还不是作为人类文明时代婚姻形态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一夫一妻制下，婚姻的排他性仅仅是男子为确保子女与自己有血缘关系而强制妻子遵守的。因而，这种一夫一妻制，只对女子有效，而并非对男子同样有效的。在论及史前时代婚姻形态的演进特征时，恩格斯曾经指出：“其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在对偶婚制与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一个可称之为“历史奢侈品”的多妻制。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多妻制成为孳生后妃制的直接土壤。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氏族普通成员已经实行了一夫一妻制，而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的酋长或贵族们，凭借所拥有的特权与所攫取的财富，却过着多妻制的生活。随着早期国家形态的演进，君主政体最终瓜熟蒂落。于是，那些拥有一般政治与财富特权的显贵豪富，便以妻妾制延续着这种多妻制；而拥有全国最高政治与财富特权的君主，则把这种“历史奢侈品”的多妻制直接嫁接到国家制度上，构建了与专制君主政体相始终的后妃制。如果说，妻妾制还只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制度，后妃制则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把这种畸形婚制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后妃”释义
据《说文解字》的权威解释，“后”字的本义指“继体之君”。在中国最古老的编年史《竹书纪年》里，夏帝启、相、发、桀也称为后启、后相、后发、后桀，足以证明《说文解字》言之有据。而据王国维研究，在殷商卜辞与金文中，“后”字“皆从女，或从母，从倒子，象产子之形”，象征着母亲生子的形状。上古把农神称为“后稷”，地神称为“后土”，显然也都从生殖神话演变而来的，其最原始的专利权，应该属于妇女。至于国家出现后，以“后”指称君主，毋宁说是中国君王的早期称号还留有母权的遗迹，是父系权威对母系权威在称谓上的攘夺。
也许正是鉴于“后”之尊称具有浓厚的女权残余，君主逐渐感到不足以表彰男性与王权。而对“上帝”与“皇天”的崇拜逐渐超越对地神“后土”的崇拜，商周已分别开始以“帝”与“天子”来尊称人君。“后”作为尊称，开始了重新回归女性的进程，至迟春秋初年，“后”已经成为天子正配的专称。“后”的称呼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圆圈，仍然落回到女性的头上，却赋予了另一种政治文化内涵。郑玄注《礼记》时坦率指出：“后之言後，言在夫之後也。”《释名》的解释更发人一噱：“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也就是说，皇后自居于天子之后，不敢与天子匹配相称。这些解释，不加掩饰地揭露了皇后在后妃制中貌似尊荣、实质屈从的定位，道出了许多后妃悲剧的产生根源。“妃”字，古音读作“配”，《白虎通·嫁娶》说：“妃，匹者。何谓？相与偶也”，其本义指配偶，不论尊卑，其配偶都可以称妃。后妃制产生后，“妃”逐渐成为人君配偶的专用尊称。但是，“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称妃，周始立后”，表明夏商之妃即帝王之后。西周、春秋虽称天子嫡配为后，但妃与后混称的现象仍未绝迹。直到秦汉以后，“妃”才逐渐专用来泛指天子嫡配以下的配偶，“后”与“妃”的等级区别才严格起来。“皇后”高踞后宫女性等级金字塔的顶端，其下是等级森严、逐级扩大的妃嫔群。
就中国后妃体制而言，大体可分先秦以前与秦汉以后两大时段。先秦后妃制仍残留着娣媵制的浓重印记，这一印记在战国时期开始逐步淡出。史称“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也就是说，直到秦代，才真正做到遍收天下美女，入充帝王宫掖，确立了后宫等级制。其后，尽管在后妃名号上屡有变动，在后妃等级上多有损益，在后宫建置上颇有发展，但只是局部的改变，而不是本质的变化。
最后，交代一下本书涉及的后妃范畴。历代统一王朝皇帝的后妃自然是论述的范围，但统一王朝下同姓诸侯王或者皇子皇孙的配偶，尽管有时也称妃嫔，却一概摒汰不论。至于分裂王朝，不论春秋诸侯、战国七雄，抑或魏蜀吴、十六国，还是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只要是立国建号称孤道寡者，其后妃嫔御的命运，无不纳入我们的视野。历代史乘中那些追尊为帝者，其配偶也往往获享追认后妃的殊荣；或者开国君主的配偶，在新朝未立前已经去世，对这些未能实际成为后妃的女性，一般也不在论列之内。
第一辑立后册妃的标准
一、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谓“配以德升，进非色幸”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君主、后妃关系纳入乾坤、阴阳、日月、天地能否燮和协调的框架之内。在十六国时期，前赵主刘聪以匈奴立国，在他立后时，尚书令王鉴就给他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王者立后，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没配后土。”因而在原则上，正如汉代杜钦所说，“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不仅影响到帝王的寿夭，还关系到社稷存亡、天下治乱。在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下，杜钦这句司空见惯的奏语，确实蕴含着深刻的教训。历朝历代都把册妃立后视为国家大事，对哪些女性能够选为后妃（尤其是皇后），都有一些成文的规定或不成文的习惯。当然，历朝帝王的择后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且各代即使有自己的择后尺度，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些标准也往往被有的帝王弃如敝屣。尽管如此，在绵延数千年的后宫制度中，立后册妃还是有一些倾向性标准的，而首当其冲却形同虚设的标准，就是重德。
早在东周，周襄王打算立狄人之女为后，大夫富辰进谏说：“婚姻是祸福的阶梯，对一国之君来说，利内则得福，利外则取祸。怎样才是利内呢？也就是立后要有利于君主尊崇贵族，彰明贤人，重用功臣，敬养老者，团结六亲，礼敬国宾，亲近故旧。如果立狄后，狄人是豺狼之德，你就会因而抛弃以上七德，这就会外利取祸。”富辰的论谏没被采纳，狄女立为王后，不久因与王子带私通而废黜，却最终酿成狄人攻入王都的祸乱。说少数民族是“豺狼之德”，固然是时代的局限，但注重后德，强调立后对君主政治的重要影响，却是无可非议的。
汉成帝是位好色的君主，在其选采良家女子入备后宫时，杜钦指出：“后妃有贞淑之行，所生的嗣君才会成为贤圣之主。如果废弃这一原则，后德就会有亏，后德有亏，人君就不能享高寿，就会放纵欲望而造成祸害。因此，选立后妃应择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而不必论其美貌丽色或乐舞伎能，这足以为万世之法。”汉顺帝立后时，名臣胡广也上疏谏请：“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把德行置于择后标准的首位。在历代正史《后妃传》的序论与大臣的奏议中，类似的议论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形成一些近乎教条的政治原则与伦理标准，作为评判人与事的准绳，其模糊性众所周知，其重要性却不容置疑。这种重要性，只有在提倡者强调时或者抨击反对者时才凸显出来，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因其模糊性而被忽略或搁置。立后册妃的道德标准，也无法摆脱这种文化磁力场。如果谁有兴趣，把历代正史开列的后妃做一个统计，以所谓后德作为标准，恐怕就会发现：有德后妃决不会比失德后妃多。尽管历朝历代无不把后妃之德作为首选标准，其实际效果却不宜高估。
还应指出，属于道德范畴的女德绝不是遗世独立的。一旦接受了社会认同的所谓女德，对少数女性来说，也许在任何环境中都会引导其一生的所作所为；而对不少女性来说，当她们接受的道德原则与所处的生存环境发生剧烈的价值冲突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乃至抛弃原先遵循的女德。进入宫闱的后妃们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群之中，有着这一群体所特有的钩心斗角。这种角逐与争斗往往在笑靥软语中进行，其频繁与无情的程度，却是这一群体以外的女性无法想象的。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警示她们：直到生命的尽头，在一连串的角斗中，没有最后胜利可言；稍有差池，意想不到的失败随时会不期而至，这就意味着屈辱冷清的余生，乃至难以逆料的横死。许多女性，倘若让她们生活在非后妃的群体中，会不失其女德；一旦进入后妃群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卷入乌眼鸡式的争斗，只要她不想成为这场角力的失败者，就会丧失乃至悖逆原先尊奉的女德。君主制提倡的女德，在后妃制下必然会发生异化。只有这样，后人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册妃立后时必须那么强调女德，而历史上女德完美的后妃却寥若晨星。◎晋武帝的五条标准
无论古今中外，外貌从来都是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和谐的婚姻也是一种审美关系，美貌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却不是唯一至上的要素，它还应包括品行、个性、才学、趣味等综合因素。历代君主册妃立后，尽管无不把容貌放在首位作为汰选标准，却碍于重德轻色的传统伦理，羞答答地不敢承认。《宋书·后妃传》所谓“后妃专夕，配以德升，姬嫱并御，进非色幸”，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但这是欺世盗名的官样文章。
还是晋武帝无耻而坦率，为自己的白痴太子（后来的晋惠帝）选妃时，他总结出五条标准：“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与此相对的就是“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其中第一条把贤妒作为女德标准的具体要求，而后三条美丑、长短、白黑，则是外貌标准。
但具体执行时，《晋书》说晋武帝“务在姿色，不访德行”。在选美问题上，他与杨皇后还上演过一出闹剧。晋武帝让候选女子露着脸进入殿庭，由杨皇后代他选取，他则拿着一把扇子掩着脸面，算是遮羞。不料杨皇后打翻了醋坛子，只选那些洁白、颀长的姑娘，把长得端正、美丽的都给淘汰了。卞藩的女儿姿色出众，眼看也要遭黜落。晋武帝憋不住了，掩着扇子对皇后说：“嘿，卞家女儿好看哪！”皇后一脸严正道：“卞藩家三代后族，他的女儿不可用卑位委屈她。”武帝不便当场发作，便不顾羞耻，亲自出面选美。他命令立起一座障子（屏风），选中美貌女子，就用绛纱系在她的臂腕上，转立到障子后面。这场选美戏折腾了好几天才收场。◎燕瘦环肥，一时之选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口头上再三强调的实际上往往是十分稀缺的，而讳莫如深的才是寤寐以求的。册妃立后的德行标准属于前者，容貌标准则是后者。在中国人的世俗审美观中，总把后妃与仙子并提，视为女性美的极致与典范。家喻户晓的四大美女，除了貂蝉是半虚构型的人物，西施、王昭君、杨贵妃都是后宫妃嫔。在历代正史《后妃传》里，十之八九都有关于她们美貌的记载。我们且随着朝代推移，来巡视历代君主是怎样把天下佳丽、绝代尤物罗致后宫的。
据文献记载，周穆王造了中天台，简选了一大帮子曼妙妩媚的郑、卫处女，中天台都快住满了。按战国张仪的说法，郑、卫间美女，白净的脸庞都像敷粉似的，乌黑的眉毛都像描黛似的，在通衢上一站，简直像天女下凡。战国时的齐国选七尺以上的女子百余人送入后宫，颀长、白皙成为选美的尺度。
汉代选女，身高必须合乎规定，否则不能应选。汉明帝马皇后身高七尺二寸（约今165厘米），修长的身材，配上一头秀发，高挑而俊美。与此同时，体态轻盈也成为选美的要素之一。《洞冥记》虽是后出之书，其中描写武帝宫人的内容还是折射出汉代的审美观念：肌肤柔软，身体轻弱，不喜欢穿那种系饰带的衣物，唯恐擦破皮肤。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都是美人胚子，肤色白里透红，飞燕更是体态轻盈，腰肢纤弱，行步进退之际，越显得款款动人，也最受宠爱。据说，汉成帝与她泛舟太液池时，轻风掠来，她几乎要随风飘去。汉成帝就用自己衣服上的翠缨绾住她的裙裾，免得她坠入水中。后来还特为她在太液池边造了一座避风台。
三国第一美女应推魏文帝甄皇后。她原是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曹操灭袁氏，曹丕捷足先登，将其占为自己的开国皇后。据说，其弟曹植也暗恋甄氏，他的《洛神赋》就是为嫂子作的，勾画了一位绝代佳人的肖像画：《洛神赋图卷》女主角以甄妃为原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译成现代汉语：
她走起路来，蹁跹地像惊鸿一样轻盈，婉妙地像游龙一样轻捷。容貌像秋天菊花一样焕发光采，像春天松树一样充满生气。隐隐约约像轻云遮掩着明月，娉娉嫋嫋像流风吹起了白雪。由远处遥望，皎好如红日从朝霞中升起；走近处细看，娇嫣如荷花在碧波中摇曳。体态适中，高低合度。双肩就像雕成的玉石，浑圆优美；小腰就像紧束的素帛，柔软纤细。长颈项下，袒露出雪白的肌肤，即使不敷脂粉，也没有比她更白皙的。红唇那么诱人，皓齿那么光泽。明亮的眸子摄人魂魄，含颦的笑靥扰人心情。秀美的姿态靓丽优雅，端庄的仪表娴静雍容。
被称为“江东绝色”的潘美人选入后宫，也由于吴国皇帝孙权被其姿色所倾倒。她因父亲犯法，与姐姐一起被关进织室，身份近似奴婢，专门从事纺织。关在同一织室的百余号人，都因她美若天仙敬而远之。她悲戚身世，不思饮食，人消瘦了许多。孙权听说她的美貌，让画工绘了她的肖像，一见之下，忘形地以琥珀如意击案赞赏：“悲戚之容就这样迷人，何况欢快之时呢！”也不管折断了如意，立马命人将她迎入后宫。美貌帮助潘夫人脱离了厄运，她入宫后很受宠爱。一次，孙权与她游钓台，因钓到了大鱼而喜出望外。她却说：“鱼离开水，就成了枯鱼。古代有涸泽枯鱼之叹，现在你却以为喜。有喜必有忧啊！”说这番话时，她也许从鱼的命运联想到了自己，感叹自己也只是被孙权钓去的鱼而已，祸福也难以逆料啊！
两晋南北朝的君臣似乎对秀美的长发特有兴趣，有案可稽的两位长发妃子都出在这一时段。十六国后赵主石虎的夫人不仅姿貌美丽，而且一头秀发长达七尺（约今161厘米），因而宠冠后宫。南朝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是七尺长发，乌黑如漆，光泽照人。《陈书·后妃传》说她神韵独具，进退行止，雍容优雅，容貌美艳，端庄明丽，顾盼流连时越发光采夺人，四座失色。每当她对窗梳妆，临风梳展长长的美发，伫立在轩槛之前，远远望去，真是飘逸绰约，宛如仙子。
到了唐代，丰满成为君王选后妃的审美趣味之一。后来的乾隆帝有诗云：选色唐宫不碍肥。杨贵妃无疑是这种丰腴美的典型，后人将她与汉代的赵飞燕并称为“环肥燕瘦”。关于杨妃美，后代诗文、戏剧、小说无不驰骋笔墨，发挥想象，实际上真正亲见芳容而留下写真的，只有李白的《清平调》。对任何叹为观止的美，都不适宜做正面的描绘，李白深得其中三昧，他描写杨贵妃的美，只用烘托、渲染与联想、比喻，而不从正面落笔：赵飞燕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白居易在《长恨歌》里作了正面描写，当然有想象的成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从赵飞燕到杨贵妃，我们仅仅撷取若干典型例子，来说明历代帝王从来都是把美色置于立后册妃标准首位的。◎关于裸检
在选择后妃时，不仅她们的外貌体形要经过严格挑选，甚至还要接受裸体检查。这一做法始于哪一朝代，已难确考。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元世祖时的有关情况：
凡当选的美女立即送入大汗的宫廷。当她们进宫以后，大汗又另任命一班人再一次进行考察，从中挑选出三四十人作为他的内宫，贵如妃子，十分尊贵，由某些年长的宫娥分别照顾和监护她们。这些宫娥在夜间认真考察她们有没有隐秘的缺点，睡觉是否安稳和没有鼾声，呼吸的气息是否芳香如兰，身上各部位有没有难闻的气味。经过这样严格的检验以后，她们才被分为五个小组，每一组轮流在大汗陛下的内宫侍奉三昼夜。既然能知道她们身上有无“隐秘的缺点”，显然要进行裸体检查的。
现存《杂事秘辛》记载了汉桓帝选梁皇后入宫前的裸检过程，这位梁皇后就是梁冀的小女儿梁莹。据此书记载，保林吴姁与宦官单超奉命来到梁邸，梁莹款款碎步从中阁走入寝房，两人端详其容貌，环视其举止，完全符合入选的法相。然后，单超回避，吴姁与梁莹一同进入姑娘的闺房，关闭了中阁子。阳光正透过窗户照在梁莹的脸上，就像红霞映照在白雪上，光艳逼人，眼波澄澈妩媚，殷红的嘴唇，整齐的皓齿，长长的耳廓，端正的鼻子，颧骨双颊，一切都是天生的完美。吴姁接着卸去她的头饰，让发髻舒展下来，度量秀发的长短，乌黑的头发像黑漆那样光泽照人，可以绕手八圈，放下坠地后还长上半握。然后，吴姁让她解开内衣，对她说：“皇帝重礼，让我老朽来检查。这是必须检视的。”梁莹流下了眼泪，闭上眼睛，侧身向内。借着日光，吴姁抚摩她的肌肤，细腻光滑，整个裸体看上去犹如凝脂塑就、白玉雕成一样。吴姁量了她的胸围与臀围，检查了她的乳房、外阴、阴道等部位，断定她是一个谨守礼法的处女。吴姁最后向皇帝提供了一份详细而准确的检查报告：身高七尺一寸，肩宽一尺六寸，臀宽一尺三寸，臂长二尺七寸，手指四寸，腿长三尺二寸，脚掌长八寸；双脚底平趾敛，没有痔疮，没有皮肤病，身上没有黑痣与疤痕。《杂事秘辛》是明人杨慎伪托的小说，史料可靠性大有问题。不过，纵然不能据此认定汉代就对入宫后妃进行裸检，却可推断明代立后选妃已有这种做法。这有明人蒋一夔的《长安客话》可以印证。其中《三婆》条指出，明代宫廷接生所需的隐婆都是在民间收生婆中“预选名籍在官，以待内庭召用，如选女则用以辨别妍媸可否”。这些记载表明，帝王不仅将女性的外貌美，而且将她们的裸体美也列入册妃立后的标准之列。西汉杜钦所说的“举求淑女，不问华色”，南朝沈约所谓的“配以德升，进非色幸”云云，只是高挂张扬着让人瞧的幌子而已。在选择后妃的德色双重标准上，倒真用得上孔子的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只不过，他们远不如孔子那样坦白。
女性美是阴阳造化对妇女的眷顾，在爱情婚姻中重视女性的容貌姿色也是人之常情。问题在于，后妃制是依附于君主制的畸形婚姻制度，它赋予君主对入选后妃的女性美有至高无上的挑剔权，而应选的女性却没有拒绝这种选择的可能。问题还在于，历代君主无不凭借着绝对的君权，为满足一己的私欲，企图占有天下所有的佳丽。明代宪宗朝，有一次外命妇入朝皇太后，尚书施纯的妻子十分靓丽，皇太后也被她的美丽深深吸引，直勾勾地看了好久，回过头来对左右侍者说：“过去选妃时为什么没见到这个人？”深为儿子未能享此艳福而抱憾不平。这件小事充分暴露了皇权对国中美色的全面占有欲。在君主们看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此推理，天下绝色自然也应该都纳入他的后宫。就像把天下珠宝财富藏入他的仓库一样，帝王还把成千上万如花似玉的女子圈入后宫，前者供他物欲上的挥霍享受，后者供他性欲上的发泄占有，两者都只是满足他一己的私欲。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二、只是为了产龙种
在君主世袭制下，帝王把对江山社稷的牵挂直接转换成对后代继嗣的关注。在先秦娣媵制时代，天子、诸侯之所以一娶九女，之所以不娶一族而由同姓的二国来媵，目的都是为了广继嗣、防无子。后妃制作为帝王家的婚姻制度，一方面是让成百上千的女性成为帝王放纵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则为了龙种广播，龙脉不断。于是，后妃嫔御都成为孕诞“龙子”的产婆。
西汉谷永在上给汉成帝的贤良方正对策里说：“应该增纳善生子嗣的妇人，不择美丑，不计婚否，不论年龄。”谷永完全不像在讨论帝王的择偶，简直在汰选配种生仔的母畜。晋武帝为白痴太子选妃有五条标准，其中第二条就是“多子”，即会生龙种。这条标准，赤裸裸地把后妃等同于简单的生育机器。她们之所以受到关注，与其说是帝王把他们当作性行为对象，毋宁说是关注性行为在她们身上的结果。
正是基于对龙种繁衍的重视，西周以降，立后择妃奉行着同姓不婚的原则。《魏书·高祖纪》指出：“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也就是说，至迟西周，人们已经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优生学原理。春秋时，晋大夫胥臣论及晋文公的媵妾时说：“娶妻避同姓，是为了避免乱伦与灾祸。”春秋时代，尽管鲁昭公仍娶同姓吴国孟子为夫人，晋平公有四位同为姬姓的妾御，但都为舆论和史乘所不齿，认为是违礼乱俗之举。秦汉以后，后妃与帝王出自同姓而明媒正娶的情况，十分罕见。十六国前赵主刘聪准备册立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做贵嫔，向太傅刘景咨询。刘聪原是匈奴人，后来才冒姓了刘氏，而刘殷则是汉人，刘景据此答以“同姓而异源，不妨聘纳”，刘聪这才行聘纳之礼。北魏出身拓跋鲜卑，原来并没有同姓不婚的禁令，自魏孝文帝下诏“悉行禁绝，有犯者以不道论”，少数民族帝王选立后妃时也开始遵守这一原则。
也许出于“宜子”的考虑，帝王在册后立妃时，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有必择处女的嗜好，选妃时似乎尤其如此。汉武帝的母亲王氏乃王仲和臧儿所生，嫁给金王孙后生下一个女儿。在一次卜筮后，臧儿认定自己的女儿命当大贵，决意把女儿从金家夺回来，并将女儿送入了太子宫。不久，太子即位为汉景帝，王氏也成为夫人，生下了武帝。后来景帝的薄皇后被废，王夫人册立为皇后。已婚的身份，并没有妨碍王氏成为夫人与皇后。
晋元帝皇后郑阿春也是先嫁田氏，生子后守了寡，晋元帝当时还是琅邪王，原配王后已死，便聘她为夫人。不久，晋元帝即位，或许因仓皇南渡，他始终未立新皇后。阿春虽然没能过一把皇后瘾，但第一夫人的地位却从未动摇过。前秦皇帝苻健把后赵降将张遇的继母纳为昭仪，还屡屡在大庭广众下占张遇的便宜，说：“你，是我的儿子。”从晋元帝到苻健，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帝王并不忌讳以再婚妇为妃嫔。
后周太祖郭威在称帝前先后娶过柴氏、杨氏与张氏，都是再醮之妇。杨氏生前对他说起同乡董氏的贤德，董氏这时因丈夫战死，守寡洛阳。郭威戎马倥偬，经过洛阳，礼聘这位再醮妇为夫人。后周立国，皇后虚位，董氏册为德妃，主政后宫。
直到宋代，真宗刘皇后也是再婚之女。她叫刘娥，始嫁四川的银匠龚美，随夫来京城营生。不久，龚美因家贫想让她改换门庭，于是就改嫁了襄王（即后来的真宗）。襄王的乳母为人刻板，不喜欢这位川妹子，也许向太宗说了她的身世。太宗责令儿子将刘娥逐出王府。襄王迫不得已，将她寄居到王府给事（总管）张耆的家里。十来年后，太宗去世，襄王做了皇帝，才把她接回后宫，鸳梦重温。
如果说这些后妃与帝王的婚配还在他们称孤道寡之前，那么，宋仁宗与曹皇后、张贵妃的先后联姻却都在龙飞九五以后。曹皇后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仁宗第一位皇后郭后被废，聘其入宫，册立为后。但她此前与李植不仅订立了婚约，而且已迎娶入门。因为新郎热衷神仙道教，不乐婚姻与仕宦，新娘刚入门，他就逾墙逃遁，曹氏即刻还家，不久就被选立为皇后。曹皇后虽已出嫁但毕竟未完婚，郭贵妃却是货真价实地既出嫁又完婚的。她先嫁蹇家，生了儿子，才入宫立为才人的，自进封贵妃后，其专宠之爱还远远超过了曹皇后。
在中国后妃史上，以再婚妇而贵为后妃的例子，还不在少数，在理学盛行以前，这一现象尤其司空见惯。其中多数固然是帝王被她们的倾国倾城貌所倾倒，也就不再计较她们是否为豆蔻未开的处女。但也不排除这样的考虑：已有婚育史的女子，对于诞育龙种而言，是无须验证的生育机器，符合晋武帝选妃册后的“多子”标准。三、在秦晋之好的背后
伦理学家会说：最完美的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出于灵与肉的相互吸引与倾慕，而实现自愿的结合，这种结合不应再受到其他任何外界因素的干预，不论这种考量出于任何物质上或政治上的因素。然而，至今为止，实际的婚姻关系也许都不符合这一本质，从而出现各种异化。其中，后妃与帝王的婚姻因与国家政治制度纠结在一起，比起民间婚姻来呈现出更违逆人性的异化倾向。
君主国家的利益、命运与前途，从来被列为择后选妃的最重要参数之一，多少红颜不过作为政治交易的一枚筹码，被抛入禁宫深闱。站在君主国家的立场上，政治交易历来视为必要，尽管总不那么光彩。对步入宫闱的女子而言，这种交易会给她们带来什么呢？◎“秦晋之好”的最早出典
作为成语，秦晋之好至今仍用作喜结良缘的典雅祝词，这是来自春秋时代秦晋两国君主累世互结婚姻的典故。据史书记载，秦穆公的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惠公的姐姐。晋惠公即位四年，国内大饥，秦国应晋国之请粜粟赈灾。次年，秦国也闹饥荒，晋国不但拒绝发粟救灾，反而乘人之危，发兵攻秦。兵戎相见后，晋国惨败，被迫将太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秦君考虑到他将是未来晋国的君主，为笼络他，将女儿怀嬴嫁给他。太子圉后来抛下怀嬴，潜逃回国，即位为晋怀公。秦国认为他忘恩负义，恼火之余，便把赌注押到流亡的晋公子重耳身上，将重耳从楚国迎到秦国，并将文嬴等五位秦国姑娘嫁给他，其中就包括作为媵女陪嫁的怀嬴。既然媵御的身份低于正妻，重耳就让怀嬴捧匜端水。怀嬴伺候他洗完脸后，他漫不经心地甩去手上的水。怀嬴发怒道：“秦晋相匹，为什么卑视我！”重耳怕她向秦穆公哭诉，便自囚请罪。穆公反而安慰这位快婿道：“我的嫡生女儿中，就数她最聪慧。先前嫁给了太子圉，这次就委屈她做嫔嫱了。原来打算让她做嫡夫人与你成婚的，因为曾是子圉之妻，怕让你背上坏名声。如果不让她当媵女，就没有嫁给你的理由。我太喜欢这个女儿了，如果由于未备正礼，才让你卑视她，这是我的过错。至于今后，这孩子的进退使令，就悉听遵命。”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秦晋之好。即便秦穆公最钟爱的女儿，也像一件赠品一样，在太子圉与公子重耳之间传来递去。蒙受屈辱的却是怀嬴，她的婚姻大事被当作儿戏，感情与自尊一再受到戏弄与蔑视。可见秦晋之好从来就不是男欢女爱的轻喜剧，其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是女性酸楚的婚姻悲剧。◎春秋时代的同类故事
纵观中国历史上列国并峙的分裂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三国、东晋十六国，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各国统治者或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或为了削弱敌国的实力与地位，在君王之间缔结过不少政治联姻，其中尤以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注目。
周桓王十四年（前706），齐国遭到北狄的进攻，向郑国求救，郑太子忽率师解围。齐釐公也许出于好意，准备把文姜许配给这位郑国的储君。郑太子忽婉言辞谢，别人问其原因，他说：“每个人都有合适的配偶，齐国是大国，大国之女不是我合适的配偶。《诗》说：求诸自己，多受福德。凡事靠自己，何必倚赖大国呢？”这位太子忽就是后来的郑昭公，他的“齐大非偶”的慷慨陈辞颇有独立不羁、发愤自强的味道，其实也是为郑国自身的地位着想。郑国居于中原四冲之地，夹在晋、楚、齐、秦四大国之间，哪一个大国都得罪不起，保持相对中立的不结盟态度，才是最好的外交方针，文姜未能成为郑昭公的夫人，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与郑国相比，卫国更是蕞尔小国，它甚至没有郑国那样折冲周旋于诸大国之间的起码实力，北境还面临着戎狄的威胁。卫懿公有个女儿，齐国、许国都先后来求婚，懿公允诺了许国。他的女儿对自己的傅母说了一段话：“历来诸侯有女儿的，就是用作馈赠的礼物来结交大国的。以我的婚事而言，许国弱小而偏远，齐国强大而毗邻。当今之世，强者为雄。如果国家边境上有外敌入侵，有我在，还不好办吗？现在却舍近求远，弃大结小，一旦有战事。谁可以一起来顾及社稷呢？”卫懿公还是固执己见，把她嫁给了许穆公。而卫国后来果然被南下的狄人一度攻灭，许穆公夫人不幸而言中。她的这段颇具政治家眼光的先见之论，即便后人读来，也不能不折服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审时度势的冷静与权衡得失的缜密。她明明知道政治联姻只不过把女性当筹码，却甘愿为父母之国的存亡安危发挥自己作为赠物应起的作用。历史把不应该由女性通过婚姻所承受的负荷压在她的肩头，而她竟然自觉地视其为己任，不得不令人在钦敬之余，生出深沉的叹息。
春秋时代是大国争霸的时代，当金戈铁马杀人盈野以后，大国、强国、战胜国趾高气扬，小国、弱国、战败国则低声下气，进贡纳质。不少所谓的“秦晋之好”，都是以城下之盟为背景的。周景王七年（前538），齐国出兵攻打燕国，并准备把流亡齐国的燕国旧君燕简公武装强送回国。燕悼公见齐国大军入境，立即派出使者求和，说：“敝国知罪，怎敢不听从命令呢？请允许把先君的破旧器物来谢罪。”在订立城下之盟后，燕国把燕姬嫁给了齐景公，还致送了玉斝等一批玉器。在这次会盟中，燕姬与玉斝一样，不过是谢罪进贡物。
历史的回报也真是太快。齐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期对燕国耀武扬威。到他晚年，吴国崛起，攻楚伐越，跃跃欲试，准备北上取代齐国的地位。而齐国其时已一蹶不振，这次该轮到他向吴王阖闾献女为质了。在送女儿到城郊时，齐景公黯然泪下道：“我死，你恐怕见不到了！”有臣下说：“齐国也是面山傍海的大国。你既然爱惜女儿，就别让她远行了。”景公无可奈何道：“我虽有齐国，却不能号令诸侯。不能号令天下，还不如听令于别人。况且吴国就像马蜂与蝎子一样，不把毒螫到人身上，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怕它螫我啊！”最后还是把女儿打发走了。如果说，齐景公在羔羊面前是狮子，获得了燕姬；在狮子面前却是羔羊，送走了女儿。至于燕姬与齐女，都成为了大国强权的俎上牺牲。当然，也有战败国别有心计，通过联姻，以女色为武器，让敌国君主沉湎其中，政荒国乱，为自己赢得养精蓄锐、东山再起的时机。当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与其夫人忍辱含耻，亲往吴国服苦役，终于被允许求和，保全了江山社稷。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蓄意复仇，他采纳大夫文种提出的伐吴九策，其中第四策就是“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也就是赠送绝色美人，用来惑乱其志向。勾践下令在全国寻访美女，终于在苎萝山中发现了卖薪浣纱的西施与郑旦。越王让人用罗縠做衣裙把她俩打扮起西施来，还教她们举止步履。然后，文种把她们送往吴国，卑词游说道：“敝国虽有上天下凡的西施、郑旦，但敝国污卑贫穷，实在不敢消受，特命我来拜献。您大王如不嫌鄙陋，就给您当箕帚之用吧！”尽管吴国大臣伍子胥说了一大套“美女是国家祸害”的谏言，夫差还是收下了这两个绝代佳人。后来，吴王果然惑于女色，怠于政事，终致亡国。对西施是否为导致吴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历来见仁见智，这里且不作评论。但越王勾践送西施联姻吴国，无疑有蓄谋亡吴的初衷。
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似乎有一个美丽的尾声。据说，西施在吴亡以后，便追随着旧情人范蠡，泛舟五湖，去过幸福的小日子了。唐代诗人杜牧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说的就是这事，鸱夷即范蠡。不过，历史上西施的结局恐怕未必如此。上距吴越之世不远的墨翟在其《墨子》中指出：“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明确认定西施是被抛入水中溺死的。《吴越春秋·逸篇》说得更明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照理说来，西施以自己的青春美色圆满实现了勾践的意图，是大有功于越国的功臣。孰料大功告成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个中原因，也许是勾践不能容忍越国美女竟然呈身吴王帐下的往事，也许是勾践不能接受西施始终未忘情于范蠡的现实。史实真相究竟如何，后人已无法猜测。但在这桩政治联姻中，西施撇下了旧日的情人，承欢于敌国的君主，获益的是越王，西施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甚至连生存权都失去了。◎“秦晋之好”的战国翻版
战国之世，兼并战争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进行着。这是一个崇尚实力与权谋的时代，只要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政治的、外交的、庙堂的、床笫的，无所不用其极。七雄并立，合纵连横，各国君主间的政治联姻也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以秦国为例，战国期间，与六国联姻可考的共有14次，其中与楚国最多，达到7次，这显然与楚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息息相关。楚怀王与秦昭襄王在同年相互娶女联姻，就是秦国唆使楚国背弃合纵而倒向连横的直接产物。相反，秦与燕国的联姻在战国时期仅有一次，这当然与燕国孤悬东北，对秦国连横战略关系不大有关。但就是这唯有的一次，也是服从于这一战略需要的。秦惠文王六年（前332），苏秦游说赵、韩、魏、齐、楚，准备再次合纵伐秦。秦惠文王派人破坏五国合纵的同时，将女儿嫁给了燕太子。当年，燕太子即位，是为燕易王。显而易见，秦国主动与燕结亲，是其削弱合纵计划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秦国这次联姻的目的出于后人的推断，那么《战国策·秦策四》有段说辞，却颇能说明类似问题。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齐国孟尝君田文入魏任相。当时魏昭王在位，公子负刍的母亲出身齐王室。田文是在齐国未遂政变中逃亡出来的，入相以后对负刍的母亲绝无好感，居然说动魏王，把她休回了齐国。策士韩春就游说秦昭王娶她来做妻子，理由很直白：“这样就可以齐秦联合，挟持魏国，魏国的上党就能属秦国所有。齐秦联合，拥立负刍，负刍的生母在秦国，那魏国不就像是秦国的郡县吗？”也许，秦昭王对半老的负刍之母提不起兴趣，游说未能奏效，但政治联姻作为连横的筹码，已由这番说辞和盘托出。
为了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甚至以联姻为诱饵，转移对方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坐取大动干戈也未必能征服的敌国，也不乏其例。据《战国策·燕策一》，赵襄子当上赵国国君后，处心积虑想并吞与其相邻的代国，便将自己的姊姊嫁给代王做夫人。他的姊姊并不知道这桩婚姻包藏着祸心，与代王的感情还不错。在一次与姐夫代王会面的时候，赵襄子提前让人铸一把长柄铜枓，当郎舅二人酒酣耳热之际，厨子用铜枓端上热羹，到席前便翻转铜枓，猛击代王脑袋，代王当即脑浆崩裂，一命呜呼。赵襄子随即发兵平定了代地，派人把姊姊接回赵国。他的姊姊听到这一突变，号泣呼天，抽噎着说：“天啊！为了弟弟而获罪于丈夫，这是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这是不义。我不敢怨，但也决不愿归！”说完，拿起锋利的束发簪子，自刺而死。她的临终遗言，无疑是对政治联姻的强烈控诉。政治联姻是政治与婚姻的联合体，但政治与婚姻往往不能和谐共居于一体，当两者的目标与价值激烈冲突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悲剧。代王夫人之死，正是在政治与婚姻之间两难选择后的必然结果。◎“秦晋之好”的后续故事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列国并峙的分裂局面，秦晋之好式的联姻闹剧，也在不断地重演。三国时期，吴蜀联姻颇具戏剧性。面对曹军饮马长江的严峻形势，刘备与孙权都明白：如果不结盟，就可能被曹操各个击破。于是，刘备便聘孙权之妹为夫人。这位孙夫人勇捷刚猛，颇有诸兄之风。随嫁的一百位侍婢，都仗剑持刀，侍立左右从不离去。刘备每次入内见夫人，看着明晃晃、白花花的刀光剑影，心里总不寒而栗，唯刘备孙夫人恐孙夫人稍有不满，对自己干戈相向。这种冷冰冰的婚姻，怎么可能琴瑟相和？倒是名副其实的同床异梦：对刘备来说，是忌惮与害怕；对孙夫人说来，同样是猜忌与防范。政治联姻的基石并不是婚姻，而是政治联盟。当吴蜀交恶后，孙权就派兵迎回了孙夫人。这时，孙夫人已生了一个儿子（并非后来戏曲中讹传的阿斗），想带着回国，也被赵云统兵断江截留而去。事后，诸葛亮曾对刘备这样评论：“您当时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贴身则怕孙夫人变生腋肘之间，真是进退狼狈啊！”这桩政治联姻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联想，并添枝加叶地编成戏曲故事，京剧《甘露寺》、《龙凤呈祥》就源出于此。然而孙夫人体验到的，恐怕就只有对丈夫的冷漠与对儿子的思念。
十六国时期，代国的国君拓跋什翼犍（即北魏昭成帝）先聘前燕主慕容皝的妹妹，但不久去世，便再纳慕容皝的女儿为皇后；代国建国二十五年（362），与前燕主慕容暐又相互纳女联姻。当北魏道武帝与后燕交恶时，后燕臣下还说：“魏、燕世为婚姻，结好久远，应该三思而行。”魏道武帝又与后秦联姻，聘纳后秦主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原先说好册立做皇后的，后来道武帝按北魏风俗另立皇后，委屈她做夫人。这下激怒了后秦，亲家变成敌国，不但断绝往来，还在柴壁干了一仗，龙凤花烛化作了刀光剑影。其后，北魏太武帝迎娶北凉主沮渠牧犍的妹妹做右昭仪，同时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牧犍。而笼络北凉这个附庸国，则是这桩换门亲的根本目的。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曾纳妇于闽；闽主王延钧却迎娶南汉主刘䶮之女清远公主；而刘䶮又聘立楚王马殷的女儿做王后；前蜀也向北方后唐庄宗送去过一批宫女。这种连环套式的政治联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联姻双方都是接壤的邻国，其目的显然在于谋求两国相安无事，至于女儿的婚姻是否幸福，这些小朝廷的君主是不会认真考虑的。
还有一种远交近攻式的政治联姻。昇元（937－943）中，南唐曾选饰宫嫔青媛等人，连同珠贝、罗绮，遣使护送，泛海北通契丹。这样的出使，南唐还不止一次。有一首《辽宫词》说的就是这件事：绛帕蒙头拜紫宸，菆涂小殿步逡巡。毡帷昨夜新承宠，又报南唐进美人。
大意说，宫嫔们绛红的帕子蒙在头上，来到辽朝的殿陛上行拜见礼，在麻秆涂饰的小殿上步履有点迟疑不决；毛毡帷帐里昨夜刚得到契丹主的宠幸，又有报告说南唐来进贡美人。
南唐的目的，据说为了离间后晋与契丹的关系，相机北取中原。此说未必可信，但希望契丹从背后牵制后晋，不对自己构成威胁，则在意料之中。
紧接五代十国的就是宋辽夏三国鼎立时期，其中辽夏两国曾多次联姻。辽统和七年（989），时值西夏李继迁（西夏立国后追尊为太祖）叛宋不久，国家实体正在酝酿之中；而辽朝虽在高粱河之战中重创宋军，但宋辽战事依然不断，辽夏双方都有争取对方、壮大声势的愿望。于是，李继迁便聘纳了辽义成公主。辽景福元年（1031），正当夏景宗元昊紧锣密鼓准备立国之际，当然也希望取得辽国的支持与北宋相抗衡，于是迎娶辽兴平公主。辽天祚帝即位后，西夏崇宗聘纳辽南仙公主为皇后，婚礼如仪不久，就让辽对宋施加压力，以归还从西夏夺去的土地。可见，西夏之所以多次主动与辽共结秦晋之好，无非是实力稍逊，试图倚重这种联姻来加强自己在鼎峙角逐中的地位。十二世纪前期，北方出现西夏、金、蒙古鼎立的局面，为了延缓蒙古骑兵的凌厉攻势，西夏襄宗曾把女儿嫁给成吉思汗。当然，所有这些联姻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婚姻双方并无感情可言。例如，辽兴平公主嫁给西夏景宗，虽然贵为皇后，与元昊关系始终不和睦。元昊对她更是冷漠，她产后得病，也从来没去看望过。婚后七年，她就郁郁而死了。这位西夏景宗皇后的命运，与战国代王夫人一样，在冠冕堂皇的“秦晋之好”背后，同样浸透了女性悲楚的血泪。◎与异域之间的“秦晋之好”
还有另一种“秦晋之好”，那就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或政权的政治联姻。
从殷周时代起，中原王朝就不断面临来自周边民族的挑战。这些周边民族或政权的活动地区，或在今中国境内，或已逸出今日中国的版图。它们之中，有的已经融入了华夏民族，有的则与现今少数民族有着族源关系，有的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已无从寻觅其来踪去迹。其中幸运者，或得天时地利等机运，进入中原，建立王朝，有的割据一方，雄踞一隅，例如十六国；有的统治半壁江山，例如北魏、辽、金；有的还成为偌大中国的主宰者，例如元与清。但绝大多数却始终活跃在周边地区，被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视为“四裔”或“四夷”。或者为了应付这些来自周边的挑战，或者为了维护出于主动挑战的战果，中原王朝在动用兵车与战马的同时，也会利用嫁娶与婚姻。
早在春秋时代，晋国就对周边的戎狄采取了这种两手政策。晋献公与狄人狐氏联姻，大小狐姬为他分别生下了公子重耳与夷吾，而重耳日后也娶了狄女季隗。晋献公后来进攻骊戎，又娶了骊戎的两个女儿。也许因为晋君与戎狄的联姻，尽管戎狄在边地上与晋国交错杂居，不仅始终未对晋国构成威胁，还成为重耳流亡的庇护者。重耳在那里娶妻生子，先后居住了十二年。
说起来，周天子也与狄女有过联姻。当时，郑国攻打滑国，周襄王偏袒后者，派了两位大夫去劝郑国退兵，郑文公不但不买账，还拘留了他俩，继续军事行动。周襄王恼羞成怒，却又没有对付郑国的实力，于是娶狄女隗氏为王后，作为交换条件，狄人出兵打败郑国，帮周天子出了这口恶气。不料周襄王过河拆桥，一年后就把隗后给废黜了。这下彻底激怒了狄人，转而成为周王室的心腹之患，还一度把襄王也赶出了王都。与晋国眼光长远的政治联姻相比，周襄王与狄女的联姻纯属短视的投机行为。
五世纪前后，柔然在漠北崛起，铁骑不断南下，威胁中原王朝。太平三年（411），柔然可汗斛律向北燕主冯跋指名要求聘其女儿乐浪公主。冯跋之弟素弗认为：“前代只将宗室女嫁给夷狄。乐浪公主是你与皇后所生，不宜下嫁异族。”冯跋说：“我正热衷于异族风俗，怎么可以欺骗他们呢！”不论冯跋的话究竟出自内心，还是聊以掩饰，乐浪公主最终远嫁柔然。不久，柔然内部政变，斛律失去了汗位，携家投奔北燕，这下轮到他致送自己女儿给冯跋当了昭仪。
柔然在阿那瓌可汗时，到达了强盛的峰巅，与其接邻的西魏既要东向对付东魏，又要北面防御柔然，实在力不从心，决定重走政治联姻的老路。西魏文帝即位之时，就册立结缡十年的王妃乙弗氏为皇后。乙弗皇后不仅容貌美丽，而且生性淡泊节俭，宽容仁恕，颇受文帝敬重，夫妻感情也很好。文帝这时另聘了阿那瓌可汗的长女郁久闾氏，这年才十四岁，容貌有一种冷峻的美。西魏迎婚使节到达时，待嫁的营幕户帐都按柔然以东为贵的风俗排列着，魏使要求按中原习惯改为南向，她说：“我还没有见魏帝，还是柔然的姑娘，仪仗还是该面东。”振振有词中分明有盛气凌人之势。
抵达长安后，郁久闾氏成为西魏的皇后，把乙弗氏赶出宫当了尼姑。即便如此，在日常生活中，郁久闾氏还时时表露出对她的妒忌与嫉恨，文帝只得再让乙弗氏与儿子武都王一起居住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据说，文帝不忘旧情，暗中命乙弗氏蓄发，希望有朝一日迎她还宫。而对郁久闾皇后而言，只要文帝原配皇后还在，尽管已经废黜出宫，远离都城，仍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大统六年（540），阿那瓌可汗倾国南下，渡过黄河，向西魏掩杀过来，传言就是为乙弗氏而发动这次战争。文帝面对大军压境，无可奈何道：“难道有为一个女子而出动百万大军的道理吗？不过，人们这么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将帅呢！”于是派宦官带着手敕去命乙弗氏自杀。接到诏书，乙弗氏泪流满面说：“只愿皇上千秋万岁，天下太平，我死也无恨！”她把小儿子武都王叫到跟前，母子含泪诀别；还让几十个随从侍婢都出家为尼，亲手为她们一一落发。整个过程令在场的侍御都痛哭失声，不忍正视。最后，乙弗氏转身入室，拉过被子，把自己活活闷死了。这年，她只有三十一岁。
乙弗氏的惨死，也许消解了郁久闾皇后郁积心头的嫉恨，却也在她的心理上投下了阴影。当嫉妒的狂潮消退，人性的善便向行为的恶提起审判。也许是负疚感与悔罪感，郁久闾氏的精神开始分裂，出现了视听上的幻觉。这时，她已怀孕，即将生产，却总听到宫殿上有犬吠之声，还看到盛妆妇人向她走来。惊悸和恐惧加重了她的病情，产后不久，她就去世了，年仅十六岁。郁久闾皇后的过度忌妒促成了乙弗皇后的死，而她最后也吞下了自己播下的苦果。一场政治联姻，演出了两位皇后的悲剧，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仅仅归咎于郁久闾氏的妒忌心，显然还未达一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