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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费希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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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物理学纲要试读：

总译序

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与克拉威克在其名著《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科学的历史是男女科学家及其思想、贡献的故事和留给后世的记录。”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两大动力源头：大师与经典。

一

何谓“大师”？大师乃是“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1)。大师能够担当大师范、大导师的角色，大师总是导时代之潮流、开风气之先河、奠学科之始基、创一派之学说，大师必须具有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主张、伟大的思想乃至伟大的情怀。同时，作为卓越的大家，他们的成就和命运通常都与其时代相互激荡。

作为心理学大师还须具备两个特质。首先，心理学大师是“心理世界”的立法者。心理学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在于他们对心理现象背后规律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论证。诚然，人类是理性的存在，是具有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千百年来无论是习以为常的简单生理心理现象，还是诡谲多变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都会引发一般大众的思考。但心理学大师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关涉到心理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普遍性的与高度抽象的规律。这些思考成果或试图揭示出寓于自然与社会情境中的心理现象的本质内涵与发生方式；或企图诠释某一心理现象对人类自身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意义和影响；抑或旨在剥离出心理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并将其有意识地推广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把普通人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与反思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高度凝练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心理科学发展的命运，而且更是影响到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当然，心理学大师的思考又是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的。大师在面对各种复杂心理现象时，他们的脑海里肯定存在“某种东西”。他们显然不能在心智“白板”状态下去观察或发现心理现象背后蕴藏的规律。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心理学规律其实就是心理学大师作为观察主体而“建构”的结果。比如，对于同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学大师们往往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与论证。这绝不是纯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分歧，而是对心灵本体论的承诺与信仰的不同，是他们所理解的心理世界本质的不同。我们在此借用康德的名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同样，心理学大师是用理性为心理世界立法。

其次，心理学大师是“在世之在”的思想家。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大师可能是冷傲、孤僻、神秘、不合流俗、远离尘世的代名词，他们仿佛背负着真理的十字架，与现实格格不入，不食人间烟火。的确，大师们志趣不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日常柴米油盐的束缚，远离俗世功名利禄的诱惑，在以宏伟博大的人文情怀与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实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认识你自己”之伟大箴言的同时，也凸显出其不拘一格的真性情、真风骨与真人格。大凡心理学大师，其身心往往有过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使之处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之中，由此而产生的灵感和顿悟，往往成为其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源头活水。然而，心理学大师毕竟不是超人，也不是神人。他们无不成长于特定历史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在人群之中，并感受着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体验着人间的世态炎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就像牛顿描绘的那般：“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尽管如此，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心理学大师虽然是一群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套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他们依旧都是“活生生”的“在世之在”。

二

那么，又何谓“经典”呢？经典乃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2)“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经典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有价值性、最具代表性和最富完美性的作品。经典通常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永恒的魅力，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对经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长盛不衰、继往开来之根本，是其推陈出新、开拓创新之源头。只有在经典的引领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学科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心理学经典在学术性与思想性上还应具有如下

三

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遵循如下选书原则：第一，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原创之作；第二，选择每位心理学大师的奠基、成熟或最具代表性之作；第三，选择在心理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派、一说、一家之作；第四，兼顾选择心理学大师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作。我们策划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旨在推动学科自身发展和促进个人成长。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后的130多年中，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我国心理学从西方移植而来，这种移(3)植过程延续已达百年之久，至今仍未结束。尽管我国心理学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心理学在总体上还是西方取向的，尚未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成果，还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的中国本土心理学体系。我国心理学在这个方面远没有赶上苏联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家曾创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体系，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如何结合中国文化推进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又该如何进行具体研究？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我们可以重读西方心理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以强化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师们的经典作品都是对一个时代学科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创立思想学派或提出理论学说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师们的学术智慧和创新精神，做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在“照着讲”的基础上“接着讲”。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可以提供帮助人们合理调节身心的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本体论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命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断涌现，各种压力和冲突持续而严重地撞击着人们脆弱的心灵，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心理学知识。可幸的是，心理学大师们在其经典著作中直接或间接地给出了对这些生存困境的回答。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对话大师与解读经典，我们可以参悟大师们的人生智慧，激扬自己的思绪，逐步找寻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套“西方心理学大师经典译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心理成长：一是调适性成长，即学会如何正确看待周围世界，悦纳自己，化解情绪冲突，减轻沉重的心理负荷，实现内心世界的和谐；二是发展性成长，即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确立明确的生活目标，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快乐而有效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我们相信，通过阅读大师经典，广大读者能够与心理学大师进行亲密接触和直接对话，体验大师的心路历程，领会大师的创新精神，与大师的成长并肩同行！郭本禹2013年7月30日于南京师范大学

(1) 《辞海（缩印本）》，27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 《辞海（缩印本）》，852页。

(3)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心理学曾一度移植苏联心理学。

费希纳：无心插柳柳成荫——代序

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是近代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心理物理学和实验美学的开创者。他是个博学多才之士，更是个高产学者。他涉猎医学、药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电学、化学、数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涉猎哲学、美学、诗歌、讽刺文学、宗教、伦理学、逻辑学、百科全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一生发表论文183篇，出版著作81部，仅近五年其重印的著作便多达近40部。1860年出版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一书，其本意是为了论证他的自然哲学中的身心统一论，却无意为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其早期传记作者拉斯维茨（K．G．Lasswitz）将他比作“新心理学中的哥伦布”(1)（Columbus of new psychology）。费希纳在心理学领域可谓无人不知，却又不为人所详知。他是心理学史上一位不可绕过的人物，任何一本心理学史教科书都要提及他，视他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甚至始创者；他在《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中提出的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和平均差误法是经典心理物理学的三大方法，至今仍是任何一本实验心理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费希纳的了解远少于其实际的学术贡献，主要原因是他用德语写作，而且其思想和语言都异常高深和晦涩，其著作和思想难以在英语世界中传播。他的《心理物(2)理学纲要》第一卷直到它出版一个世纪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而(3)更接近心理学内容的第二卷至今尚无英译本问世。除了专治心理物理学的学者，今天恐怕没有人再去读其难懂的德文原著了。借这本《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的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有必要在此先介绍一下费希纳的主要生平及其心理物理学思想。前者侧重他的学术历程，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特别是费希纳于1884年撰写的《简历》(4)手稿，澄清因波林（Edwin G．Boring）在其名著《实验心理学史》(5)中对费希纳生平的一些错误描述及其以讹传讹的现象；后者侧重《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二卷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直到最近才引起英语世界心理学家们的重视。

一、费希纳的早年生活

1801年4月19日，费希纳出生在萨克森王国（Kingdom of (6)Saxony）的下路萨提亚省（Province of Lower Lusatia）东南部地区的奈塞河畔一个叫格罗斯-萨尔兴（Gross-Särhrchen）的小山村。他家是一个牧师世家，其祖父、外祖父、父亲、叔叔、舅舅都是牧师，按照正常情况，这意味着从童年起费希纳将来也要从事牧师职业。正如他在晚年所写的《简历》中所说：“牧师职业在我们的亲戚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始初命中注定要从事这一职业，但我后来的生活却(7)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其父亲萨穆埃尔·特劳戈特·费希纳（Samuel Traugott Fechner，1765—1806）从1793年就开始做新教的牧师，母亲多罗西娅·费希纳（Dorothea Fechner，1799—1861）即内·菲舍尔（Née Fischer）也出生在下路萨提亚省。费希纳在父母的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哥哥爱德华·克莱门斯（Eduard Clemens，1799—1861）是一位画家，1825年移居巴黎。三个妹妹分别是埃米莱（Emilie）、克莱门蒂内（Clementine）和玛蒂尔德（Mathilde）。

费希纳成长的年代正值拿破仑战争的混乱时期，他的祖国萨克森王国遭到法国联盟的侵略，像19世纪的其他科学家一样，作为讽刺作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费希纳，完全是新教牧师家庭的产物。费希纳的父亲当时是一位启蒙时代的真正代表者，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和接受新观念的人。他对大自然充满热情，对进步事件持开放心态，他布道时不戴假发，因为耶稣没有戴假发。那时若有人用避雷针，便被视为对于上帝缺乏信仰，他却将避雷针置于教堂的塔顶上，而且毫不掩饰地说，假若耶稣在世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使村民们大为震惊。他让他的孩子们都接种疫苗以预防天花，并热衷于种植水果。他的孩子们都学习拉丁文。4岁之前的西奥（Theo，费希纳的乳名）就能像德国人那样操一口流利的拉丁文。费希纳的母亲是一位充满热情、快乐、友善和诗人气质的人，在她周围终身都聚集着一个社交圈子。

后来，费希纳用科学的唯物论的粗浅事实去支持一种较高深的唯灵论，可见他的这种天分在其父身上已有预兆了。不过就这种直接的影响来说，父子之间并不存在。因为费希纳才5岁时，他的父亲便已去世了。此后9年，费希纳和哥哥被送给他们在图林根（Thuringia）做牧师、后来成为桑格豪森教堂（Churches in Sangerhausen）主教的舅舅戈特洛布·欧西比乌西·菲舍尔（Gottlob Eusebius Fischer）家里，由舅舅抚养和教育，1914年再送回母亲家里。同一年，费希纳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在《简历》中说：“我们进一步的学术教育按照我们个人的才能和爱好而不同。我先进入索拉乌（Sorau）(8)的古典中学读书，从学校步行走回特奈拜尔（Triebel，母亲那时生活在那里）需要六个小时。我哥哥成为德累斯顿（Dresden）画院的一名学生。一年之内我母亲、三个妹妹和我一起跟随他到达这个城市。从1915年复活节开始，我成为豪里·格罗斯学校 （Holy Cross School，德累斯顿） 的一名学生，并在此读了一年半时间。”“由我舅舅传授给我的在语言上的杰出自学能力和我自己的努力，使我能比正常情况(9)更快地完成我的中学教育。”

1816年下半年，费希纳进入德累斯顿一家小型外科医学院（The Medical Surgical Academy）学习六个月。这所学院主要是培训军医、兽医、马医和助产士。1917年春天，16岁的费希纳转入莱比锡(10)大学（Leipzig University）医学院。自此，他终身寓居莱比锡达70年之久。波林以其史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向我们展示了费希纳入莱比锡大学的非凡意义：“我们一向习惯于以费希纳之名与1860年《心理物理学纲要》出版的年代，以及其后数年，他在莱比锡居住而冯特的实验室行将成立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每易忘记他究竟有多大岁数，或在多久之前开始其学术生涯。1817年，当费希纳到达莱比锡大学时，后来的思辨生理心理学中的哲学先锋洛采（Hermann Lotze）尚未出生。赫尔巴特（Johann F．Herbart）那时才出版其(11)《教科书》（Lehrbuch），而其《科学心理学》（Psychologie als Wissenschaft）的出版在7年之后。在英国，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尚未完成，恐怕还不曾想到要写一本心理学论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当时才11岁；培因（Alexander Bain）尚未出生。颅相学（phrenology）刚刚度过第一个高潮，加尔（Franz J．Gall）仍在著书讨论脑的机能。弗卢龙（Flourens）尚未开始对脑的研究。贝尔，而非马戎第，已经发现了贝尔—马戎第定律（Bell-Magendie law）。所以真正根据心理学史来(12)看，费希纳入莱比锡学习，可算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刚入大学时，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年轻的费希纳仍过着快乐的学生生活。他结识了一群爱好音乐、艺术和文学的新朋友，特别是一帮标新立异的志同道合者，并很快成为这群人的核心人物。他们一起在乡下闲逛，有时候一起与警察发生冲突。他终身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兴趣可能正是源于这段时期放荡不羁的生活。后来他母亲和两个妹妹来到莱比锡与他共同生活，他才结束这种交往。

在费希纳读书时期，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由五位教授和四位副教授负责100多位学生的教学，其中临床医学由本杰明·普赫尔特（Benjamin Puchelt）教授讲授，他是使用化学和显微镜诊断的先驱。(13)在莱比锡大学，费希纳选修了逻辑学、植物学、动物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科学和代数等课程。他对教授们的教条主义教学感到失望，不满意课堂教学的质量。作为求知欲强的学生，他宁愿从书本中学习，于是广泛阅读了基础科学乃至诸如治疗学和药物学等应用性学科。他只认真听过恩斯特·海因里希·韦伯（Ernst Heinrich (14)Weber）的生理学和卡尔·布兰丹·莫尔魏德（Karl Brandan Mollweide）的代数课。他后来回忆：“［相对于其他无聊的课程］韦伯的生理学演讲和激励我学习数学的莫尔魏德的演讲仅是两个例外，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想法，即许下做一个特别有成就的人之诺言，(15)我甚至做过莫尔魏德一年的助手。”在费希纳刚到莱比锡大学时，韦伯刚刚完成其教职论文，1818年开始任解剖学和生理学讲师，三年后任生理学教授。他在184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触觉与一般感觉》（“The Sense of Touch and Common Feeling”）中，提出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概念，后被费希纳称为“韦伯定律”（Weber's law）。莫尔魏德教授既讲授数学也讲授天文学，对颜色知觉同样感兴趣，并因对康德（Immanuel Kant）的颜色理论提出批评而得名，他最有可能是唤起其学生费希纳对主观视觉现象（subjective optical phenomena）感兴趣的人。

在大学后期，费希纳深受德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1809）的影响。他说：“1820年2月，我发现了奥肯的《自然哲学》。我立即就被其第一章所深深吸引，尽管我没有完全理解它，而且继续阅读也没有真正明白，但是它却自此一直占据着我的思想……总之，我立刻就领会了一种综合和统一的世界观，并且开始研究谢林（Schelling）、斯(16)特芬斯（Steffns）和其他自然哲学家。”奥肯在《自然哲学》中指出：“［自然哲学］必须阐明世界从其初始无生命的发展阶段；它也必须阐明神圣的身体和元素是如何起源的，它们是如何发展到一个较(17)高的水平，又是如何最终变成有机体并发展成为人类的。”谢林在《关于自然哲学的一些观念》（1795）中指出：“自然界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可看得见的自然界。在此，我们内部精神与我们外部的自然界的绝对同一必须依赖自然界离开我们可能是怎样的问题之解答。因此，我们所有进一步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自然界的观念。自然系统(18)同时是精神的系统。”奥肯和谢林等人的自然哲学使费希纳经历一次宗教—哲学转变，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甚至开始准备以自然哲学作为毕业后的职业。尽管他是牧师的儿子和外甥，但正是在大学时期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complete atheis），从而背叛宗教思想。他在《简历》中写道：“我的医学学习使我确想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脱离宗教观点；我现在认为(19)世界是按机械论运作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费希纳在医学院是自学成才的。随着学习的深入，他认识到学习医学是一种不幸的选择，因为医学院缺乏临床训练，以至于他没有机会练习对普通疾病的治疗，更没有机会单独做甚至是最简单的手术。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缺少做一名医生所需要的动手能力，注定不能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在做学生时就曾撰写尖锐的讽刺文章隐讳地表明过自己对医学的讨厌。1821年，他以“米赛斯博士”（Dr．Mises）的笔名发表《人是由碘素做成的证明》（“Proof that the Moon is Made of Iodine”）一文，讥讽当时医学盛行将碘素视为灵丹妙药。次年又以相同的笔名撰写《对当代医学和自然史的颂词》（“A Panegyric for Today's Medicine and Natural History”）。

费希纳通过必要的学业考试，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通过实习医生考试于1823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和在医学院从事教学的相应证书；但他始终没有完成博士学位的论文，因而没有获得有行医资格的博士学位。正如他后来所说：“博士的头衔将赋予我有权力去从事内科、外科和产科的实践，而我却还没学会给动脉出血的人扎绷带，或者做(20)接生这样最简单的手术。”他在《简历》中也说：“我完成了我的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达到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中等成绩。我也撰(21)写了学位论文，但没有完成必须完成的口腔预防研究。”在其成名之后，他被莱比锡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二、费希纳的学术历程

由于费希纳的目标在于学术前程，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一年，他(22)以拉丁文完成一篇题为《探讨一般机体论的前提》（1823）的教职资格论文，其论文包含九个论题，其中第二个论题是：“心身关系之间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严格的平行论，即一个人可以完全理解这种(23)关系，他人则可以建构这种关系。”这个观点显然不仅预见了其心理物理学，也预示了其终身关注身心关系的问题。费希纳本来计划进行“谢林和奥肯的自然哲学观念”讲演，但写完教职资格论文后，他发现自己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清楚。他说：“我相信自己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还没有达到确定的目标。我绞尽脑汁，从黎明到黄昏，有时到深夜寻找深入而可靠的根据，但我从来都没有因我所取得的成(24)就而快乐过。”所以，他因挫折而痛苦，因而完全放弃自然哲学而转向自然科学。他的这个决定尤其受到韦伯的生理学课的启发，声称他从中第一次了解了“正确的科学观念”。此外，经济问题也是促使其放弃自然哲学的重要原因。他在《简历》中写道：“在我读大学期间，除了刚开始时能得到我母亲的少量资助外，我靠少得可怜的奖学金和做家教的收入养活自己。最后我能够与鲍姆加滕（Baumgärten）和沃斯（Voss）出版公司取得联系，因而可以养活自己，并为我个人的物理学研究提供基金。这种有报酬的写作帮助我准备翻译和修订比奥特（Jean-Baptiste Biot）的物理学教科书。我以这种方式开始并不停地发生变化的科学活动，能够从那些努力所获得的研究中看(25)到。”

在《实验心理学史》中，波林根据费希纳的著述，将其一生划为如下几个阶段：“他当了7年的生理学家（1817—1824），15年的物理学家（1824—1839），卧病12年（1839—1851），14年的心理物理学家（1851—1865），11年的实验美学家（1865—1876），时断时续地当了至少40年的哲学家（1836—1879），最后11年，由于公众对心理物理学的赞赏和批评，这位耄耋老人又将注意返回到心理物理学（1876—1887）——总之，这70年记录了他对各种学术知识的兴趣(26)和努力尝试。”这一划分大致是合理的。（一）物理学家（1824—1839）

1823年，费希纳以生动流畅、言简意赅的文笔编写了两本通俗的科学小册子：一本是关于逻辑学概论的，即《针对自学和学校授课的逻辑学要义问答手册》（Katechismus der Logik oder Denklehre bestimmt zum Selbst und Schulunterricht）；另一本是关于生理学教科书的，即《人类生理学的问答手册》 （Katechismus oder Examinatorium über die Physiologe des Menschen）。他也开始大量翻译和改写法国科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824年翻译的比奥特的《实验物理学基础》（Précis Élémentaire de Phyique Expérimentale）(27)，1825年翻译的泰纳（Louis-Jacques Thénard）的《基础化学论》(28)（Traité de Chimie Élémentaire）。费希纳对这两部书都撰写了附加的卷本和额外的补充章节，特别是《基础化学论》的第4和第5卷几乎完全是他本人所写的。他的翻译工作量大得惊人。据波林统计，(29)至1830年他已翻译12本以上的书籍，共约9000页；另据海德尔伯格（Michael Heidelberger）统计，从1822年至1838年期间，费希纳(30)的译作每年都保持着1500～2000个印刷页码。他翻译和修订法国的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改变了当时德国科学知识落后的局限，也正是这个翻译工作使他掌握了足够多的物理学知识，成名为一位物理学家，为他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正如他所写，翻译工作引导他“向下找到一条更精确的路径，我意识到这条路径正是科学领域中清晰、确定和创造的唯一之路……我扪心自问：比奥特把所有类似于光学现象的这样规律性和法则性排列的事物解释得如此清晰，而奥肯(31)和谢林的方法能解释吗？后者几乎不是科学的方法”。1827年，他获得萨克森政府的资助，访问巴黎三个月，拜访了比奥特、泰纳和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这些人的教科书他都翻译过。他也看望了生活在巴黎的哥哥克莱门斯，还顺道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莱辛巴赫(32)瀑布（Reichenbach Falls）。

费希纳对最新物理学和化学的兴趣影响了其职业选择。1823—1824年冬季学期开始，他担任莱比锡大学医学院的讲师，讲授普通生理学和特殊生理学。由于他对比奥特著作的成功翻译和恰当编辑得到认可，《实验物理学基础》第二版又于1828—1929年出版，随后因物理学家吉尔伯特（Ludwig Wilhelm Gilbert）逝世，费希纳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的临时物理学教授，直到由布兰德斯（Heinrich Wilhelm Brandes）来接替这个职位。校方原初有意长期给费希纳这个职位，但世俗的观念致使此事搁浅，因为他太年轻了。在完成临时教授的定额工作量之余，他继续担任没有薪水的讲师，讲授电学、流电学（galvanism）、电化学、磁学（magnetism）、电磁学以及总论性的“物理学和化学的最新进展”。在1831—1832年冬季和夏季学期还讲(33)授气象学。他还全心全意地研究柯西（Cauchy）最难懂的数学，认为没有数学，物理学就不能取得任何成就。在那个时代，他对待物理学的这种态度在德国学者圈子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数学方法还没有被德国物理学家引入并推进物理学的研究，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实验物理学则在这方面得到大力发展。1834年，物理学家和大学校长布兰德斯逝世，年方33岁的费希纳终于被聘为薪水丰厚的物理学教授，且享有终身津贴。1835年，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德国第一个物理学研究所。

在从事翻译和教学的同时，费希纳还投身于物理学研究，主要侧重电学理论、电磁学和电化学研究。这是他非常多产的时期，从1827年起他开始发表自己大量的科学论文和著作。到了1830年，连译带著共发表了40篇以上关于物理学的论文。1829年，他出版《最新植物分析成果：附详尽的化学—物理学描述》（Resultate Der Bis Ietzt Unternommenen Pflanzenanalysen：Nebst Ausfürlich Chemisch-physikalischer Beschreibung）。1932年，他出版三卷本的《实验物理学大全》（Repertorium der Experimentalphysik）。这部书可以说是德国第一种物理学杂志，即1845年创刊的《物理学进展》（Fortschritte der Physik）年刊之前身。

费希纳最初从事电学实验，把翻译和写作的稿费用来购买实验器材，并开始研究欧姆定律。当时电流的性质刚开始为世人所知晓。欧姆（G．S．Ohm）在1826年为电流、电阻、电势能在电路中的关系规定了一个著名的定律即欧姆定律。费希纳是德国第一个认识到欧姆定律重要性的人，他以大量实验加以检验。他深入研究电流的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s of electric current），完成135个独立实验。1831年，他以这些实验为基础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论直流电量的计算》（“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s of the Galvanic Chain”），这篇论文成就了其物理学家的名声。1830年，他创办了《重要药物学报》（Pharmaceutisches Centralblatt），这一杂志至今仍存在。到了这个时期末，费希纳的研究第一次显露出类似心理学的兴趣：1838年有两篇论文讨论补色和主观色，1840年还有一篇讨论主观后像的著名论文。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尤其是对主观后像的兴趣在其《心理物理学纲要》中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总的来说，费希纳此时仍是一个有希望的年轻物理学家，具有德国教授的广泛学术兴趣。他继续发表讽刺文章，如《论天使的比较解剖学》 （“Vergleichende Anatomie der Engel，”1825），1924年还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出版一本《五角星花混合物》（Stapelia Mixta），该书是以米赛斯博士为笔名的文章的论文集。1830—1834年，他主编八卷本的《家庭百科全书：家庭实用生活知识手册》（Das Hauslexikon：Vollständiges Handbuch Praktischer Lebenskenntnisse Für Alle Stände：Erbsen U．Schoten-Hakenlilie），每卷800页至900页。他本人以散文般的文笔撰写了其中差不多1/3条目，例如“雕刻食物”、“布置餐桌”等。此项任务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向大学和政府请求推迟至1835年12月才正式就任物理学教授职位。他从1836年开始出版哲学著作。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强度超出常规，取得的成果空前丰硕。

那时，费希纳是莱比锡大学令人欣羡的学术团体中的一员，他的好友、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福尔克曼（A．W．Volkmann）在1837年前往多尔巴特（Dorpat）大学之前，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1833年，费希纳迎娶福尔克曼的妹妹。婚后生活幸福，但未生育儿女。后来他的妹妹孔策夫人（Frau Kuntze）带着六个孩子来到费希纳家里居住。他的最大外甥约翰尼斯·孔策（Johannes Kuntze）过继给他做养子，后来成为大学法律教授和王室顾问，费希纳逝世后，他应养母之求为费希纳立传，于1892年出版了第一本费希纳传记《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米赛斯博士）》［Gustav Theodor Fechner（Dr．Mises）］。这也是后来所有费希纳传记的作者所依据的版本。同时，费希纳还积极参与莱比锡最好的知识分子圈子的社会活动。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是这个城市的音乐界人士——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那时他是交响乐管弦乐队雷打不动的指挥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和费希纳的甥女克拉拉·舒曼（Clara (34)(35)Schumann）经常作为出版家哈特尔（Härtel）的客人参与到费希纳的讨论中。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纲要》中有关音调的章节显然体现了他早年对音乐的兴趣。（二） 卧病12年（1839—1851）

尽管费希纳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他却是一个有严重焦虑情绪的人。早在结婚之前他就饱受头痛的折磨，在其创造性工作的那些年里，他难以控制自己一直不停的思维，觉得思想在飞翔，不能集中注意力。他担心自己的健康，用他的话来说：“我头疼的状况已经很严重，布兰德斯教授的去世对我渴望莱比锡大学物理学教授敞开了道路，但我对申请这个职位感到非常不安。甚至在我被提名后，因为有特殊情况，(36)我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胜任该职位。”这个特殊情况毫无疑问指的是他即将来临的婚姻。他多年来一直在十分努力调停自己内部的冲突。他尝试通过旅游来恢复，但没有成功。他又尝试研究主观后像来克服自己的情绪问题和认知困难，他希望通过具体的实验研究来分散其无辔头的哲学沉思和思想的飘动。结果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老病未除又添新疾。正如他说：“因为做主观颜色现象实验，要求通过有色玻璃长时间看太阳，从天刚亮就进行大量辛苦的观察，不久我的眼睛受到损伤。大约到了1839年圣诞节，我完全不(37)能用眼，甚至中断了我的大学演讲。”之后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他不能睡觉，变得抑郁，且讨厌上课。不得已他于1840年辞去物理学(38)教授的职位，拿着退休津贴退休。自此他成为一名自由学者。1845年，他完全康复，撰写了一篇关于其患病的报告，详尽描述了他用于治疗自己疾病的方法，后来收入约翰尼斯·孔策所写的《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米赛斯博士）》传记中。人们从中可以发现费希纳对其病史是清醒而冷静的。

费希纳的疾病令人费解，也成为莱比锡知识分子圈子内的谈资。他努力与病痛作斗争，只要条件许可，他先坚持在夜晚或阴天长时间散步，后来蒙着眼睛或带着特殊面罩去散步。在患病早期，他还通过写诗来寻找兴趣和克服心烦意乱。他的诗歌有浪漫的民谣、抒情或幽默的韵文和押韵的谜语。1841年，他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出版了一本《诗集》（Gedichte）。诗歌似乎具有宣泄作用，也似乎被他用来作为回忆和重现过去曾带给他快乐的视觉经验的手段。其诗歌还具有幽默的意蕴，如他的长诗《蒲公英与猴子》（“Pug and Monkey”）或《老鼠的天堂》（“Mouse Heaven”）。他主要是为自己寻找快乐，并让朋友们知道他并没有失去一切。费希纳也努力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尝试性的方法进行自治，如泻药法、电击法、洗眼法和蒸汽疗法、麦斯麦术（Mesmerism，即催眠术）和草药疗法。尽管这些自助方法没有给其病情带来任何改善，但至少没有进一步恶化。相反，由医生给他的强制性治疗效果并不好，他们给他用奇异的治疗方法即所谓的艾灸法（moxibustion），这是那个时代治疗消化不良、风湿病和其他疑难杂症的一种令人惊奇的疗法。艾灸法类似于起源我国的针灸疗法，直接在患者的皮肤上点燃少量的芳香植物，用这些外部刺激因素以一定的方式抵消内部因素。在费希纳看来，这种方法不但对治病没有帮助，而且还使其病情加重。他写道：“在1841年12月，以燃烧的医用圆桶连续三天放在我身上，我至今仍然留下伤疤。它不但没有达到治疗目的，反而令我更加痛苦。由这种治疗导致严重的感染和化脓，似乎耗(39)尽了我身体剩下的所有力量。”他指责这种野蛮的治疗导致其严重的进食困难。实际上他感到很饥饿，但却产生了愿意吃而怕不能消化的强迫性幻想。于是他拒绝进食，强制自己绝食使他几乎濒临死亡。他除了感到饥饿和眼瞎的极度痛苦，接下来一年他又遭受心理困扰的折磨，担心其心理能量全都被破坏了。

费希纳长期患病的第一个阶段终于在1842年2月获得奇迹般的转机。他母亲的一个女性朋友多丽丝·赫彻夫人（Mrs．Doris Hercher）梦见一种奇怪的食物，费希纳孱弱的身体可能有吸收功效。这种食物是由生山楂和香料末相混合，并经莱茵河葡萄酒与柠檬浸泡而调制出来的。1842年夏天，他的疾病出现些许好转，他重新开始写日记，用一种奇妙装置使他能在黑暗中写作，他还可以在阳光下逗留一会儿。费希纳又开始享受他人的陪伴，他最忠实的客人可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洛采，洛采看过费希纳几乎所有的日记，花较长时间和费希纳安静地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而不对其朋友说一句话。

1842年秋天，费希纳的病情再次加重。他的恐光症变得很严重，他只能待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用百叶窗帘和厚窗帘布遮住窗子，房间的墙壁被涂成黑色。他与外界的交流是透过门上一个漏斗形状的小孔，这样的设计是阻挡光线进来。他还戴着特殊的布面具，裹着薄金属片，以阻隔令他痛苦的光线，从而不给他的眼睛带来任何压力。他极少离开其独立的房间，他保持沉默，对其亲戚或妻子都很少说话。只让其母亲在外为他朗读。他还出现胡思乱想，似乎非常害怕自己变成无望的精神病患者。他因为自己总是要不断地说出脑子里那些讨厌的想法而备受折磨。他曾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这些症状：“我的疾病的一个主要症状是无法用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思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某个主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甚至只有一丁点儿兴趣，我的思想立马就会搅乱这个主题，这些思想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直到它们以言语的方式深深地钻进我的脑子里，而这会导致我病得越来越严重。我清楚地感觉到，除非我能够阻挡那些让人烦扰的思想洪流，否则，我的心灵就会迷失。那些最不重要的事情常常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干扰我，常常会让我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来摆脱这些烦恼。”(40)这表明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自我观察者。

费希纳积极地与这些思想障碍作斗争。他认为，他最终的康复是因为他一直都顽强地坚持要控制自己的思想。他后来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心灵被分成了两部分——我的自我和我的思想。这两个部分彼此对立。思想试图战胜我的自我，将它推向通往奴役和疾病的道路……此时，我的心里所关注的不是思想，而是专注于不懈地尝试停止并控制我的思想。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骑马的人，试图控制一匹在我面前已经失去了权威的马，或者，就像是一个遭到了人民反抗的王子，他正慢慢地召集各种力量和士兵来帮助他重获王(41)国。”

费希纳自己还开发了一种作业疗法（occupational therapy）来帮助他消磨时间，使他不那么焦虑。他说：“我寻求机械作业，我不需要用到眼睛和心灵就可以从事这些作业，这样，选择就会非常有限。我做绳子和绷带，制造蜡烛……缠毛线，在厨房里帮助分类清洗小扁豆，做面包屑，把棒棒糖碾成糖粉。在我自己家里以及在我每晚都要(42)去的妈妈家里，我还削胡萝卜皮，并把它们切碎。”

费希纳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妻子对他的挚爱照顾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相信，在这个世上他所受的痛苦是有意义的，他的疾病对未来生活而言非常重要。他曾说过：“我一千次地希望自己死了。事实上，我本来早就自杀了，但却深信，这样一种罪恶并不能让我得到什么，我必须在以后的生活中弥补所受的一切痛苦……有时候，我在想我当前的这种状况是不是仅仅只是一种作茧的状态，破(43)茧后，我就可以重获力量来投入生活。”

1843年8月，费希纳的疾病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他因为这样一种想法而深感恐惧，他觉得自己的痛苦永无止境了。他这样安慰自己：上帝像工作一样，对他的考验不会超出他的忍耐范围，他需要背水一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慢慢地重新产生了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兴趣。那个夏天，生活中所有快乐的声音——孩子们的嬉戏声、来访朋友的声音、月光照耀下花园里传来的歌声，这些都帮助他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希望。他开始再次开口说话，如他自己所说，他学会了在句与句之间停顿，于是又能讲话了。同时他也发现，只要他不过分努力，头就不会疼。同样，他此时还发现自己可以短时间地睁开眼睛，而不感到疼痛了。他开始逐渐地增加与朋友、亲戚的社会交往。1843年10月5日，费希纳一早就走进花园散步，这是很多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遭受多年严重眼疾之后，第一次走进满是鲜花的花园的感觉。这种景象似乎比人们通常所能体验到的更为美丽。每一朵花都用其特别的光亮照射着我，就好像它在将自身的光投射进世界的光中。在我回到光线昏暗的房间后，花园的印象还一直伴随着我。那一刻，房间变得更明亮、更漂亮了，而我立马觉得要将一种内在的光感知为花丛中这种光的源泉。来自花丛的颜色影响了我的心灵。我毫不怀疑我已经发现了花的灵魂，并以一种奇怪的着魔心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位于这个世界甲板背后的正是这个花园。对于那些仍在外面等待的人来说，整个地球都只不过是围绕这个(44)花园的栅栏。”

在这本《心理物理学纲要》第一卷中有一些段落明显体现了费希纳对其健康的十分担忧。我们知道他在担心其脾脏（“……一种芥末膏似乎减轻了我的疼痛”，本书参考此处），他每天测量自己的脉搏，担心他的眼睛过度劳累。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在完成重量提举实验后的一些典型身体感受：“……血液涌向头部，由于早期的损伤，头部是我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本书参考此处）他始终都是一位科学家，他继续分析他的感觉：“这种头疼的感受本身是一些我无法(45)准确描述的感觉，以及我持续性遭受严重的耳鸣。”

当费希纳又一次勇敢走进花园看到鲜花时，立即产生了《南娜(46)：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Nanna-oder über das Seelenleben der Pflanzen，Dr．Mises，1848）这本书的思路。在经历了花园中的高峰体验后，他很快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他再一次享受起了美食和朋友的相伴。他重新开始了每天轻松的散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开始投入写作和研究。不过用眼困难和周期性头痛没有痊愈。

在费希纳的治疗史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很可能是：他的康复主要是自我激发的。他积极主动地与自身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认知问题作斗争，并因此重获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希纳必定算得上是少数杰出人物当中的一个，这些人（比如歌德）都详细地报告了自身所遇危机的特征与结果，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们还都想出了治疗的方法，并成功地实施了治疗。虽然很长时间以来，弗洛伊德和他的门徒一直宣称，费希纳是他们的自己人，但有趣的是，费希纳的自助方法却不强调内省（introspection），而是聚焦于具有整合效应的行为活动。

后来其他人尝试诊断和描述费希纳的疾病。1894年，莱比锡的神经病学家、费希纳的朋友莫比乌斯（Paul Julius Möbius）认为，费希纳患的是痛性运动不能症（akinesia algera），“缺少移动性，是由于没有真实痛苦原因的痛苦活动”，外加神经衰弱前史。1925年，精神分析师赫尔曼（Imre Hermann）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解释费希纳的疾病，猜测这是一种未曾治愈的俄狄浦斯情结冲突（Oedipus conflict），并将之解释为“子宫退行”（intrauterine regression）问题。这个分析看起来是表面性和有疑问的。1970年，精神病学史家埃伦伯格（Henri F．Ellenberger）认为，费希纳的疾病“可能是由于视网膜损伤导致的重度神经症性抑郁和忧郁症候”。1976年，心理学家布林格曼（Wolfgang G．Bringmann）和巴兰斯（William D．G．Balance）将费希纳的疾病解释为“具有明显的抑郁性、强迫性和忧郁性的混合性心理神经症”。1991年，医学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施罗德（Christina Schröder）与临床心理学家哈里·施罗德（Harry Schröder）把费希纳的疾病诊断为“带有轻度躁狂和躁狂后变异的抑(47)郁性精神病”，是慢性的过高要求和疲劳引发的。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早年则指出，费希纳患的是“习惯性神经症”（habit-neurosis）。

传统的观点一直将费希纳的身体衰弱归因于过度疲劳，尤其是他为写大量的出版物和研究而作出的努力。他的视觉损伤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种额外的高强度压力。相反，我们的观点是：他的强迫倾向和如此拼命工作的倾向是为了控制自己的焦虑。他之所以会突然出现更为严重的障碍，是因为他的视觉损伤使得他无法工作，而这些工作(48)是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作为有效防御机制的手段。当然，诱发因素有很多。他过高的成就需要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虽然他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功，但还是深感挫败，一点都不满意。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父亲的强烈认同（他父亲在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拖了两年就去世了），这种强烈认同使费希纳对自身的健康问题作出了恐慌、绝望的反应。近期关于成年生活发展阶段的研究表明，34到43岁是中年危机时期，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个体会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情绪觉察，即死亡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事实上它正不断靠近。这是生命中一个不安定的时期，此时，价值观会遭到质疑，早年被他放弃的自然哲学的同一性问题也会再次被翻出来。费希纳是在被任命为教授之后不久进入这样一个阶段的，当时他的身体正在康复。这样的中年危机常常会开创一种更为自主、更具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费希纳带着一种使命感和一种性格的蜕变，走出了中年危

(49)机。相比于他早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深受出版商之要求和他自身维持生计之需要的影响），费希纳余生所发表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致力于探讨他理智上感兴趣的问题。这些后期的作品在风格上也有了显著的不同。我们发现，与他早期科学研究作品往往作过多说明的枯燥风格不同，他后期的作品结构控制得很好，有时候，甚至是在探讨最为专业的主题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抒情的段落，这种风格在以前费希纳的纯文学作品中是完全禁止的。细细品读一下他生命中后44年间的作品，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场危机一直都被人们视为(50)“富有创造性的疾病”了。

在停滞了六年之后，于1846年在莱比锡大学再次定期进行讲演时，费希纳并没有接受报酬。他觉得，自己的义教是回报给他的津贴。他没有像过去一样做一些物理学或其他分配给他的主题讲演。相反，他涉及的主题都是与他当前的研究和写作项目相关的，如心理物理学、美学以及任何当时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他似乎是将这些备受喜爱的讲演当做一种手段，来尝试他的观点，并在发表之前得到一些反馈。

自40岁以后的10年间，是他的著述贫乏时期。他以“米赛斯博士”署名，于1841年出版一部《诗集》，之后又发表几篇论文。这一期间出版的其他著作还有《南娜：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论至(51)善》 （Ueber das höchste Gut，1846）、《谜语小书》（Riddle Booklet，1850），《谜语小书》在其有生之年重印四次。（三）哲学家（1836—1879）

费希纳作为哲学家的生涯始于1836年以“米赛斯博士”笔名发表的《论死后生命小书》（Das Büchlein vom Leben nach dem Tode）(52)，此时他正处于物理学生涯的顶峰时期。他写这本小书初衷是为了安慰一位刚刚亡妻的朋友。他认为人的生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第一次是原始的睡眠状态，第二次是我们都熟悉的生命，最后是不朽的生命。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詹姆斯认为这本小书是费希纳的写作天才的最好明证，这本书后来也的确成为费希纳最畅销的一本书，最近又再次重版。费希纳患这场大病的主要结果是加深了他的宗教意识及其对于灵魂问题的兴趣。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深喜理智生活的人，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哲学，加重了其人文主义的色彩，而这种色彩本来就是其人格特性之一。他病后的哲学著作首推1848年出版的《南娜：或论植物的心灵生活》，该书是讨论植物心灵的著作。费希纳在科学唯物论时期，甚至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尚未提出动物心灵的问题之前，就主张植物的心灵生活，这未免在科学界招来诸多非议，但那时费希纳自认为负有一种哲学使命，决不能保持沉默。他受到唯物论的干扰，这从他1836年发表的《论死后生命小书》中可推知。他对于灵魂问题的哲学解释，在于承认心物的一致，并且主张整个宇宙均可视为有意识的，这个观点他后来称其为“光明说”（day view），至于把宇宙看成无生命物质的观点则被称为“黑暗说”（night view）。植物意识的证明，只是这个计划中的第一步。

三年后，费希纳发表一部更重要的哲学著作《〈阿维斯陀经〉(53)注解或者论天堂与来世：来自沉思自然的观点》（Zend-Avesta，oder über die Dinge des Himmels und des Jenseits：Vom Standtpunkt (54)der Naturbetrachtung，1851）。费希纳的主要用意，是欲使此书成为一个新“福音”。书名的意义实即“上帝的启示”。在他看来，意识弥漫于宇宙之内。“我们的母亲”——地球——与我们相似，但比我们更完美。灵魂是不死不灭的，且万物皆有意识，唯物论者便不能排斥灵魂了。费希纳的论点是不合理的，他渴望说服他人，借助于似是而非的比拟发挥其主题。这种推论，除了他的态度认真严肃以外，就是有几分类似他早年以“米赛斯博士”署名发表的《论天使的比较解剖学》（1825）的讥讽文章。费希纳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天使作为最完美的存在，应为圆形，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他认为，自然界就像一个圆，从里外看都是同样的圆。费希纳可以被认为是认识论上的双重一元论者（a dual-aspect monist）和形而上学上的泛灵论者（panpsychist）。但是费希纳在《〈阿维斯陀经〉注解》一书中的论述却是十分严肃的。十分奇怪的是，该书附有费希纳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计划，因此就与实验心理学有着承接关系。

费希纳后来在1861年的《论心灵：透过有形世界发现无形世界》（Ueber die Seelenfrage：Ein Gang durch die sichtbare Welt，um die unsichtbare zu finden）一书中说道，他自己曾四次呼唤仍未被唤醒的沉睡的社会。“我现在，”他继续写道，“第五次大声疾呼，‘觉醒吧！’。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呼唤第六次、第七次，并且一直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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