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穆南,郄智毅,刘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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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文学史试读：
前言
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来打动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受到强烈的感动并有较高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能与读者相通。
文学的演进不仅有赖于人性的发展，也有赖于艺术成就的不断提高。例如，文学必须把基于人性——打上阶级烙印并不等于不基于人性——的强烈感情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地表现出来；寻求并把握最动人的瞬间；将作家的感情融入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并使人物的感情更为丰满和鲜明、形象更为真实和凸出、其命运更能扣紧读者的心弦；把作家的感悟渗入作品的感情和人物；准确、优美地运用语言以便恰如其分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等等。这是极其艰苦的创造。历史上的许多作家为此而不倦地探索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样的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原则，出现了种种具体的手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世代的积累，成为文学在艺术上不断更新的依据。没有这一切，文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灿烂文明催生了璀璨夺目的文学明珠，树立了一座不朽的文学殿堂。《中国文学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文学历史的大型百科丛书，它将中华5000年辉煌灿烂的文学成就加以综合整理，直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以3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诗、词、赋、曲、小说、散文、游记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分为24卷，具体内容如下：中国文学百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三：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四：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五：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六：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文学百科之七：上古传说；中国文学百科之八：神话传奇；中国文学百科之九：历代诗歌；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历代名词；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一：历代名赋；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二：文学名著；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三：古典小说；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四：古代散文；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五：元代名曲；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六：历代寓言；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七：历代小品；中国文学百科之十八：历代笔记；中国文学百科之十九：历代游记；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民间文学；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一：历代家书；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二：古代楹联；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三：历代碑铭；中国文学百科之二十四：文坛巨匠。
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我们的实践与这目标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文学百科》编委会2006年5月
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演进
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20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是从甚微之势，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们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这一时期出现的《双声》杂志，由孙中山先生倡办的《大光报》主创于1921年10月，该刊的主编是思想较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他们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代表。《双声》的主要作者，也包括上海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吴双热、许厪父等。而香港本地的一些年轻作者，则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和白话文体写作。比如黄天石发表在《双声》第2期的小说《谁之妻》，表现了香港青年在国内反封建浪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女教师兰侬与有妇之夫云屏私恋，而云屏的弟弟锦涛留法前夕，心爱兰侬而又不敢启齿求爱。兰侬与云屏情爱日深，一日，云屏从报纸上看到载有留法学生的船只触礁沉没，便以为弟弟也无以生还。于是，云屏按照广东嫁鬼的陋习，迎兰侬入门，名誉上是让她嫁给弟弟，实则仍与兰依私恋，终于导致兰侬有了身孕。忽一日，兰侬收到锦涛从法国寄来的信，说他在“舟覆之时，幸习泅泳，幸免于死”，被一侨胞救起。兰侬阅信后叹道：“我将为谁之妻？”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了香港的晚清遗老遗少，在当时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小说运用的并非完全的白话，而是从文言文体中变化出来的半白话文体，被称为“放脚式”白话文，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与《双声》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妙谛小说》，由《共和报》代理主办，发行到国内外，是20年代香港文学期刊流出国外的开始，内容亦多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但它与《双声》一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白话文。比如第四期有西琅的《兵威压迫下的华侨》，叙述了一队士兵在“兵头”的率领下到乡下去“捉贼安民”的经过，诉说了华侨受到侨居国民族歧视的遭遇，小说的语言确乎比《谁之妻》更为“白”了一些。在《双声》和《妙谛小说》的推动下，香港的一些文学期刊，逐渐出现了文言与白话并存共处的现象，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创刊于1924年9月的《小说星期刊》，多数文章还是文言文，但也出现了部分的白话文。它每期的短篇小说中约有1/3是白话文；而连载小说中，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吴灞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等。吴霸凌的另一篇小说《死》，叙述小尧因为迷信媳妇“不乐家”的习俗，于是“禁媳妇归宁”，导致媳妇自杀的故事，小说揭露大男子主义的危害性，控诉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尽管小说全无结构与技巧可言，但通篇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文，表达的又是新的思想观念，可以说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处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转折点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当时的文学期刊，双如《小说星期刊》，就发表了拥护旧文学的《四六骈文之概要》的文章，也发表了提倡新文学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比较典型的作者如罗丰铭，他自己不写白话文小说，但也并不排斥白话文。他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就指出：“白话文之短处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长处在乎能用白话。”可以看出其主张是折衷的。《小说星期刊》可以说是香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刊物发表的大多是用典雅古文刺绣出来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从《小说星期刊》的立场看，尽管它采取了文言与白话共存，新旧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坛出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展示出香港文学进入了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后来的文学工作者描述这一经历时，说那是一种“不尴不尬的情形”，具体就表现“在同一报章的副刊上，或是一个刊物上，新旧文学的并行”。
这确乎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一个混乱和冲突的时期。当时香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对此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本港少数书店里买到由上海运来的新文艺杂志，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并开始为报纸副刊写作。这其中比较活跃的有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张弓、刘火子、李育中、易椿年等，他们成为当时的《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副刊的作者。其他的如《大光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等副刊，也开始容纳新文学作品。
随着白话文小说的出现，新诗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也稍露面目。《小说星期刊》在1925年第1朗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在第2期中，许梦留又引用了胡怀琛与俞平伯的话，为新诗作了辩护，认为旧诗中因束缚的阻碍，就成呆板的、勉强的、虚伪的、狭窄的作品，没有诗的真意义，而新诗就要“适应环境而生相异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出现的新诗，由于刚开始尝试用白话，到底显得过于“白”和直露，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和美感可言，这种现象，几乎成了当时香港文坛的一种通病。但对香港新文学的萌芽情形来说，这确乎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它所预示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新文学的进入无疑构成了香港早期文坛的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正因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旧的封建的乃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仍然存在于香港这块土地上。《小说旬报》便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该刊只存一期，未注明出版日期，但窥其风格文字，当为20年代的刊物。这个刊物以小说及谐趣诗文为主，沿袭了20年代香港报纸以谐部为副刊的风气。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所有小说或非小说文字，都写到香港地区伶妓之事，用的又是典型的旧式落难文人的骈四体裁。这样既是文言，表达的又是狭邪的、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情调的文字，在香港20年代的文坛上，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伐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2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它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但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还是极为欢迎的，并且反应热烈。鲁迅回到内地后，写了《略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再说香港》三篇文章，表达了他对香港新思想和新文学发展的关注和信心。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的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晦，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旧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进入30年代，香港新文学处于一个转弯的年代，即由短暂的消沉进入另一个高潮，尽管文学刊物相继停刊，但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坚持写作，千方百计创办新的刊物，为新文学摇旗呐喊。
1931年10月，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期《白猫现代文集》，转载国内作家如穆木天、张资平、郁达夫、陈学昭，王独清等的作品。这种转载性质的刊物在当时是不易行通的。于是第二年又有新的尝试，由张辉主编了《新命》和《晨光》两种刊物，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可见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后来，更有《南强日报》副刊“铁塔”，公开打出“欢迎无名作者”的旗号，以“严肃的态度，整齐的形式”，刊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
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30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在香港这些文学青年中，比较有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不能不提到侣伦。
侣伦（1911~1988），原名林下风，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香港。侣伦当时是以积极的文学青年的形态，加入到香港新文学的行列的。他15岁时，就在香港《大光报》副刊发表诗歌《睡狮集》，1928年在《伴侣》发表《殿薇》、《试》、《0的日记》等短篇小说，1930年在上海《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发表小说《伏尔加船夫曲》。他的散文集《红茶》作为“岛上社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他是最早运用形象化的白话文去刻画人物、记叙情节的青年作者。
侣伦是一位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觉心的作者。他在《岛上》第1卷第2期发表的散文《夜声》，多是伤感的调子，带有点无病呻吟的习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立意不再写这样闲愁的文章，但一次、一次都依然懦弱，真是无法可想，但愿这是最末一篇了”，表现出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香港的新文学从1927年的兴起，发展到1937年，已经从当初的新旧两种文学力量对比，基本上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过程，这也是新文学从渗透到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以后，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而形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辉煌的局面，掀起了另一个文学活动的高潮，从而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潮流。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
许地山的文学活动及其对香港新文学的贡献
许地山（1893—1941），本名赞坤，笔名华生，生于台湾。甲午战后，台湾割让日本，即随父亲许南英内渡，寄居福建龙溪。20年代初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周作人的助教。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次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不久，回国后仍回燕京大学任教，后因与教务长司徒雷登有矛盾而被解职。1935年胡适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时，对香港的大学和中学教育读经守旧、反对白话文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并建议香港大学应聘请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懂闽粤方言及能够适应香港环境的学者，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胡适举荐了许地山。许地山遂于1935年9月来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学院院长。
许地山在香港生活了六年，直到1941年辞世。他原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连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命命鸟》、《缀网劳蛛》等充满“异域情调”的小说。来香港后，他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并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对港大中文学院的教学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置了语言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系，充实了教学内容。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许地山对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香港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抗战开始后，许地山积极参加爱国抗日的各种社会活动。1936年11月，他与华南地区知名人士联合签名，响应北平文化界提出的“八项主张”，要求中国政府组织联合战线，一致抗日。1937年1月，他当选为香港中央文化协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他到处奔波，发表演说和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12月初，他与郑振铎、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发表“保卫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8年7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忆芦沟桥》和《七七感言》的文章，控诉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1941年7月7日，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等联名致函世界著名作家赛珍珠、斯诺、罗曼·罗兰，提倡正义的人道，反对暴力侵略。
作为“五四”一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极为关注，1939年3月，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会长，还主持了该会研究部的工作，主办“文艺讲习会”，并亲自授课，培养香港的青年文学人材。为了协调好内地南来作家和香港本土作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艺界的积极因素，努力去完成抗日救亡的使命。1940年4月，他在文协香港分会会员大会上与杨刚、乔木起草了以大会名义发的慰问前方抗敌将士的电讯稿，代表香港人民向前方将士们表示敬意。
许地山在香港除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外、还积极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在居港的6年间，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玉官》（载1939年2月至5月《大风》），《铁鱼的腮》（载1941年6月《新儿童》半月刊创刊号），《桃金娘》（载1941年7月《新儿童》）；剧本《女国士》（载1938年11月《大公报·文艺》）。他还写了许多杂文，发表在《大公报》、《大风》等报刊，后来辑入《杂感集》。《玉官》是许地山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共十章，以一位普通妇女玉官的一段坎坷经历，提出对人生价值的新认识。玉官丈夫早逝，她决不改嫁，而以一个寡妇之身，苦苦拉扯着儿子，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出息，得到一官半职。儿子在她的抚养下，终于学业有成，留学回来果然谋得一个小官职。为此，她要求儿子去向政府为她请示一个旌表节妇的匾额。孩子没能满足她的要求，加上她与儿媳之间又常有龃龉，使她陷入痛苦的心境。“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下的自然结果。”无奈之下，她只好回到家乡的小学担任校长，以热情的工作和不计私利的品行，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誉。这时，她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所做的一切，认识到“从前她的错误就在于贪图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无疑，玉官的形象所展示的，是许地山要表达的那种高度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这可以说也是许地山的一种新人生观。
许地山一直被当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富宗教气息的一位，他善于将宗教思想溶入作品之中。在《玉官》中，许地山仍然留有一定的宗教意识，但与他更早期在内地写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和《缀网劳蛛》相比，似乎开始脱出宗教唯心主义的樊篱，而从新的角度，即是将宗教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德行观念进行了一种尝试性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仍然不免地要流露出某些消极的天意观念，然而作品所展示出来的人生思考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当然，在这样一篇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中，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尚未达到相应的高度，某些地方未免夸大其词，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玉宫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有所减损的。《铁鱼的腮》是许地山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这篇作品毅然摆脱他以往小说中的宗教氛围，而以极大的热情去塑造一位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的形象。雷先生在乱世之时，不坠青云之志，居然在家里设计、试制了一艘可以潜在水下数日而不上浮，并能辐射过许多神奇的“游目”的具特殊性能的新型潜水艇。然而，他的发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支持他的工作。最后，雷先生居住的城市陷落了，他在逃难时连人带潜水艇一起沉入海底。这篇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将主人公雷先生的遭遇刻画得细致而坚实。作家借雷先生的话说，“现在当局的许多是无勇无谋，贪权好利的一流人物，不做石敬瑭献十六州，已经可以被人称为爱国了”，以此表现了“别人是所学非所用，雷先生却所学无所用”的不幸的遭遇。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颇具时代感的作品。郁达夫在他主编的新加坡《华侨周报》转载了这篇小说，并指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干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它比并的作品。”
剧本《女国士》取材于《新唐书》，同时根据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改编而成。作品描写唐朝建立不久，遭到高丽入侵，薛仁贵之妻柳迎春劝夫从军打击入侵者的故事。剧本着力刻画了深明爱国大义的柳迎春的形象。剧终时薛仁贵对柳迎春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嫂真是一个贤明的女国士；若是个个女子都像你一样，国家就没有被侵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这是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生动而亢满谐趣，表现下作家借女国士的形象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共同抗日的思想。这部作品与许地山的《玉官》、《凶手》、《桃金娘》等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塑造了善良而优美的女性形象，表露了作家反叛旧传统的意识。《萤灯》和《桃金娘》都是童话。《桃金娘》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两位少女的形象。聪明而漂亮的金娘热爱劳动，赢得了全村民众的爱戴；而银姑则依仗父亲的努力，不会劳动而满腹狐疑，充满嫉妒，受到人们的唾弃。作者借助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对比，揭露了民族心理中的某些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中就包含着“嫉妒”，许地山在香港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青年对青年讲话》，就指出“嫉妒”是亡国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许地山认为，没落民族的人总是要“很在意”那些比他好的人，总是希望别人什么都不如他。这种“专会对别人算账”的人，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于民族于国家都是有害的。
许地山于1941年7月发表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斥责学术界的国粹派。7月29日，他视察了华侨中小学教师暑期讨论会，回家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于8月4日不幸逝世。
许地山逝世后，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和追悼会。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悼念文章，对他在开拓中国新文学方面所作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他的逝世，不仅是香港文坛，而且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损失。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原籍浙江桐乡县乌镇。队1938年起，他在香港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留，第一次是1938年2月底至1938年12月底，第二次是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至1949年12月。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对香港文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他的创作活动的高潮期的主要部分。
抗战期间，茅盾在香港所作的两次逗留，第一次是在上海沦陷后，随内地作家南迁而携家眷来到香港；第二次是在新疆逗留一年多后，发现军阀已开始对文化人动干戈，便想方设法离开杀机四伏的新疆，在延安、重庆停留了数月之后，于“皖南事变”后再次来到香港。
茅盾在香港的这两个活动阶段，仍然以文学活动与创作为主。他把香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新的阵营，广泛开展文学活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香港的抗日救亡文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抗日文艺活动呐喊助威
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和为上诲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主要成员，茅盾到香港后数日，于1938年3月12日晚，出席了中毕艺术协进会主办的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时，他说：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是把我们的工作本来倒置了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向对不对？我们在创作方法上有没有深入而正确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伟大的作品迟早会产生——特别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现今这伟大的时代，已经觉醒了不少的文艺天才，……因此，如果我们不精密而刻苦地检讨我们的工作方向，探究我们创作方法，而先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那就本末倒置。……关于作家的生活应是战斗的——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所谓战斗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线或天天在干群众运动之谓，一个人对真理忠实，对于自己忠实，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见一不善必与之抗——用口或用笔，这就是战斗的生活。……
茅盾演讲后，会议还就“国防文学”、“公式主义”、“香港文艺作品的缺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茅盾后来还特地写信给《大众日报》，订正了会议记录者的颇多不尽确实之处。这封来信被看作是茅盾南来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记录。
1941年4月17日，茅盾第二次南来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主持的”香港文艺界联欢会”，他在会上报告了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及论述了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活动已不同于过去只限在一、二个都市里，而是普遍于全国；新的青年的文艺战士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战文艺的群众基础扩大到士兵、农民和落后的工人分子了。而文艺形式问题，也由从前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到“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大众化，是指植根于现代中国人民大众生活，而为中国人民大众所熟悉所亲切的艺术形式，它既不排斥外来形式而主张吸收，消化以滋补自己，又不排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主张批判地加以继承以光大之。
主持“言林”、《文艺阵地》和《笔谈》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萨空了请茅盾出任该报副刊“言林”的主编。当时香港各报的副刊多是掌故、佚闻、神怪、武侠、香艳之类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办这个副刊后，主张“五花八门，雅俗共赏”，并保证有一长篇小说连载作为副刊的支柱。为此，茅盾自己创作了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你往哪里跑》（后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此外，他还以“上水”、“仲方”、”微明”为笔名，在“言林”上发表了许多杂文时评。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1938年12月20日离开香港赴新疆为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人称为“这是香港《立报》对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项历史性的影响”。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间，还主编下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6期的《文艺阵地》杂志。该刊继承了茅盾在内地主编过的《小说月报》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抗战文艺创作和评论，并且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刊物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于逢的《溃退》，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作品，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并存和统一。在《文艺阵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别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书评，如《公式主义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笔谈》半月刊是茅盾第二次来香港后着意开辟的“第二战线”。《笔谈》于1941年9月1日创刊，共出了8期。茅盾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鉴于这样的编辑方针，《笔谈》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如柳亚子、郭沫若、胡风、以群、戈宝权、杨刚、袁水拍、徐特立、适夷、董必武、胡绳等。茅盾还以“明”、“来复”、“形天”、“叶明”、“何典”、“民”等十余个笔名，在《笔谈》上发表书评、杂志、随想、时事评论等。其中以“形天”笔名发表的连载掌故《客座杂忆》，介绍和评述了“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事件和人物，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了赞颂之情。
茅盾在主持了数个报刊的工作外，还热心于参加文化活动，扶植青年文学创作人材。1938年夏秋之间，陶行知从美国来香港，与吴涵真一起筹办中华业余学校，设政治、经济、文学、戏剧、新闻，外国语、实用科学等科，茅盾和楼适夷、林焕平担任文学科教师。除此之外，茅盾还为中华艺术协进会主办的“文艺研究班”主讲《现阶段的文艺运动》。鲁迅逝世后，茅盾应胡愈之、巴金的托付，四处奔走，为出版《鲁迅全集》进行各种联系工作，还出面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写序言。1941年11月16日，他与柳亚子、邹韬奋等127人联名在《华商报》刊出《敬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初度》的文章，并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九寿辰”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了演讲，强调“文化界团结的宝贵”，并认为“郭沫若之回国参加抗战；为民族统一战线重复形成之象征”。
创作《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等《第一阶段的故事》是1938年茅盾在香港时，应《立报》负责人萨空了的请求“试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在《立报·言林》上连载的，历时8个月。最初连载时名为《你往哪里跑》。这部小说以“八·一三”凇沪抗战为背景，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沦陷的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剧烈、复杂的变化。作品把视角对准几个工商业者及知识阶层家庭，刻画了他们对抗战的心态表现。小说中那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资本家何耀先，是个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物，他的女儿何家祺受父亲影响，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奔延安。而运输公司的陆和通则是个思想性格前后变化较大的人，由于民族救亡热情的感染，他参与了救亡工作，在斗争中不断战胜某些畏惧情绪，最终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不过，评论界认为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性格的展开上还嫌不够，形象欠丰满。应该说，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寡妇桂卿——程少奶奶，她原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独女阿欢身上，而对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已不存什么奢望。然而当阿欢成为日机炸弹下的冤魂，程少奶奶竟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逐渐醒悟过来，加入了热血青年组成的投奔陕北的队伍。这部小说按原先的结构，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情节也复杂曲折，然而，由于茅盾要动身去新疆，便匆匆把它结束了，以致于整部作品在人物性格方面没能充分展开，茅盾后来在这部小说的新版的后记里，承认这部小说是写失败了：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内容失败在哪里？在于书中只写了上海战争的若干形形色色，而这些又只是一个个画面似的，而全书则缺乏结构；在于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末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故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足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
1940年5月，茅盾从新疆冒险赴西安、延安等地，目睹了抗战局势和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后来，他以《如是我见我闻》为总标题，在香港《华商报·灯塔》的第1期至第29期连载。
1941年夏天，茅盾开始创作长篇日记体小说《腐饨》，并在邹韬奋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在风云激荡的时世中，拥有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阳刚之气，又不乏其温柔和善感，是一个既像男子汉，又比“女人更女人”的漂亮女人。她出于对于前途的美好的憧憬，敢于反抗家庭而出走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工作，然而，由于阶级出身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她又摆脱不了严重的利己主义者，爱好虚荣且不明大义。当她被恋人抛弃之后，又经受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终于堕入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效劳的走卒，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在特务组织里她又因不是嫡系而受到排挤，甚至遭到特务头子的玩弄，从此精神上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的苦闷之中。正在这时，她奉命用色情去勾引、软化过去的恋人小昭。她想救出小昭，而小昭则以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使她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产生了希望。直到小昭被害，失足后陷于苦恼、悔恨、不满的她才彻底地幡然醒悟，弃暗投明，并救出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通过赵惠明这个典型形象的刻画，使人们借助一位被腐蚀的青年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反动特务统治的黑暗。小说巧妙地以日记体的叙述形式，揭示了赵惠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确乎比其他的叙述形式更能细腻而深刻地把握住主人公的心理特征以及精神上的历程。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说：“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个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正因如此，《腐蚀》被看作是茅盾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不久，上海华夏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许多报刊载文称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茅盾继30年代在上海创作《子夜》之后又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杰作。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与叶以群，廖沫沙等辗转避躲。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回到内地去。在这期间，茅盾先后写成了《劫后拾遗》、《生活之一页》、《回忆之一页》、《脱险杂记》、《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等八篇文章，对这一段惊险的经历作了记录。这些作品还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南来文人的处境，并且，对于沦陷后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态，也作了生动的刻画。
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了一批历史文化杂文。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沿着1935年的《速写与随笔》，1936的《印象·感想·回忆》的路线发展，“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因此，这些文章以议论或具尖锐性和针对性的杂文为主，思想立场鲜明而坚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谋篇布局，用字遣词，显示了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茅盾写的这些历史文化杂文大都刊登在《华商报·灯塔》、《笔谈》半月刊、《大众生活》周刊和《文艺阵地》杂志，有《孔夫子》、《再谈孔子及其他》、《“士”与“儒”之混协》、《中庸之道》、《国粹与扶箕的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从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奖励学术之道》、《诺言与头颅》、《倡提倡学术之类》、《谈一件历史公案》等。
茅盾的这一批历史文化杂文，主旨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端绪，讽谕当世政局世风。茅盾对中国古代文化，本来便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这批历史文化杂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思想，总的来说是反传统的，即便是评论时世，其内容大都表现出当时学界的争论动向。例如在《“士”与“儒”之混协》一文里，茅盾认为古之所谓士与儒，不同于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士，通常倒是指那些荷戈带甲的人们”；“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宛曲折，应付人事”。他以此去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颇具现代意味：“从孔子之素以‘超然’自命，进退在我这一点看来，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卖身投靠，专一认定了一个王子那样的‘儒’。”“所谓‘士’者即为权门的豪奴，而所谓‘儒’者，亦不是权门的清客而已。”这些评述，在学术上也许是不甚严谨的，而作为文学来看，则颇具文采。
萧红的创作
萧红（1911—1942），本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由祖父抚养长大。念中学时阅读了大量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1930年为了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1932年秋在哈尔滨与萧军同居，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写出了《两个集》、《跋涉》、《看风筝》等短篇小说，1934年开始创作《生死场》，同年9月在青岛完成，10月与萧军经青岛到上海，认识了鲁迅。鲁迅特地为《生死场》作序。作品揭露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带给东北农村深重的灾难，呼唤人们起来反抗。此书出版后在上海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1936年，萧红到日本养病。抗战开始后，她先后到过武汉、山西、西安，重庆，并于1940年1月和端木蕻良到达香港，目的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写作环境，同时也想借此摆脱感情和心灵上的困扰。同年2月5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了欢迎他们二位到港的聚会，萧红在会上向与会者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的情形，希望留港的文化人能够加紧做些供应工作。
抵港初期，萧红参加了香港几所女校联合举办的“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座谈讨论。4月，她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会员。文协香港分会于8月3日举行“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记念”晚会，萧红应邀创作了哑剧《民族魂鲁迅》。萧红说：“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不讲话的哑剧。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这部哑剧以象征性的独特构思，融汇了鲁迅作品中的众多形象，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及少年鲁迅等，剧情以实际和幻想各自参半的形式展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部哑剧的原著到了同年10月，才在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学生界》发表，成为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性的作品。
萧红在香港的生活，既贫困又孤寂，并且重病缠身，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写作了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第一、二部。《后花园》连载于1940年4月10日至4月25日的《大公报·文艺》及《学生界》，作品主要描写作家对她童年生活的回忆。《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7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是萧红生前创作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再婚的寡妇翠姨爱上一个“不相干”的外甥，由于门户不对恋情自然无法玉成。结果翠姨被许配给一个又丑又瘦小的男人，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际，翠姨却因抑郁寡欢而香消玉殒。而那位外甥每逢提及翠姨时便会伤心落泪。“据萧红的堂弟妹说，《小城三月》中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萧红此时已体验到绝望和悲惨，便十分留恋地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那些已经逝去的生活场景居然对她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诱惑，使她以往认为可憎的人物，也变得有些可爱了，那大家庭的生活也变得有情趣，她后期对故家对亲人的怀念，同样是真诚的，这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吧。”事实上，在萧红以往的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个异常冷酷，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父亲，以及凶狠、阴险的继母、伯父等人，在《小城三月》里却被抹上了一层脉脉温情的色彩，这可能是萧红当时的一个良好的愿望。
萧红在香港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品，应当是《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朴实而生动地述说了自己的童年，展示那个单调而缺少生气的故乡小城——呼兰河小城的风貌。东北农村中种种丑恶的陋习，愚昧的迷信行为以及传统的习惯势力，扼杀了生机勃勃的青少年的身心，而当这些惨剧发生时，人们的心却显得那样冷漠。这些情形在小说中得到了冷峻的剖析。小说的父亲，就是根据萧红父亲的原型而塑造的，他的贪婪而丧失人性，使得作者把他当成一个对立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处理。从小说本身看，没有主角，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和情节线索，因而每章几乎可独立成篇。然而，作者的艺术功力就在于，能够将一个个零碎的片断，以“含泪的微笑”的感情和直面惨淡人生的严肃思考的态度，连缀成一幅具有内在联系的东北小城的风情画。在结构上取得了统一性的和谐。作者甚至把短篇小说《后花园》中的磨官冯歪嘴的形象，也搬进了《呼兰河传》的第七章里。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里最热爱、而笔下最“光明”的一个描写对象。因此有人以为“这个短篇，究竟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修订重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1946年，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序言，认为这部小说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些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使你炫惑。”茅盾的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继《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又创作了《马伯乐》第一部和第二部。她在重病缠身、体质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投入创作，1940年6月2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中说：“我来到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1941年1月，《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由1941年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第62期开始连载。《马伯乐》是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为躲避战乱，携家眷从青岛逃到上海，又辗转松江、南京最后抵达汉口。马伯乐是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胆小而怯懦，灵魂空虚，缺乏理想。一遇险情便六神无主，而危机一过，却又忘乎所以。逃难到汉口后，竟不顾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还想入非非地想同自幼认识而今在汉口邂逅的王小姐谈恋爱。小说的风格属于辛辣的讽刺意味，马伯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相当成功的形象，遗憾的是这部小说的第二部未能写完。因此刘以鬯在《萧红的〈马伯乐〉续稿》一文中认为，“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这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如果萧红能够将《马伯乐》下篇也写出的话，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必定会对这部意义深长的讽刺予以较高的评价。”
1941年春，萧红病重，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茅盾、巴人、杨刚等都去看望她，端木蕻良和骆宾基更是在病房陪伴，悉心照料。然而，萧红终以喉瘤炎、肺病并发而不治，于1942年1月24日去世。萧红离世之际，香港刚刚沦入日军之手。
端木蕻良的创作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原籍辽宁昌图县。曾在天津念中学，“九·一八”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1932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科学新闻》。1933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上海创作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八·一三”事变后去武汉，不久后又到山西、重庆等地任大学教授，并写了《风陵渡》。1940年1月偕萧红南下香港，协助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杂志，而后自己主编《时代文学》杂志，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时代》、《大江》、《新都花絮》等。
端木蕻良始终“是一个以政治为第一要素的作家。写小说，主要为政治服务”。他在香港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围绕抗日战争这一总主题，“在小说中贯彻的民族正义，不难看出他所作的努力——企图使作品与时代脉搏合拍时所作的努力”，然而，他的“趋时”，并不是忽视艺术技巧的“趋时”，相反，他十分注意锤炼作品的艺术语言。他“终究比萧军高明，懂得怎样让他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的小说中，“即使不能十分客观地叙述，最低限度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大部分中国现代小说都没有做到”。除了语言艺术的创造外，他还善于用“极具生动感”的文字去表现人物和故事。因此读他的作品，“简直是文字的画，形象性凸出，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极富文学意味。他的文字，充满感情……”
萧乾的创作
萧乾（1910—1999），原名秉乾，生于北京一个蒙古族贫民家庭。1926年入北新书局当学徒，开始接触文艺。先后就读辅仁大学英文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毕业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1939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曾参加战地采访。1948年，参加香港《大公报》的起义。
萧乾是三40年代香港报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为一名报人，同时作为一名记者，他的小说具有新闻的敏感性，在题材的捕捉上与时代精神十分合拍。发表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的《刘粹刚之死》，是一篇类似文艺通讯的小说。作品塑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为反抗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少尉飞行员刘粹刚的形象。刘粹刚在空中与入侵敌寇激战70多天，击落敌机10余架。回家休假，刚与久别的妻子团聚，便又接到紧急任务，驾机掩护我军攻打娘子关。返航途中，由于油料耗尽，他冒险迫降，保住了飞机，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透露了作家敏锐的新闻观察力。
夏衍的创作
夏衍（1900—1996），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原籍浙江杭州。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9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艺术剧社。1930年任“左联”执行委员。1932年开始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公司编辑顾问。1936年发表历史剧本《赛金花》，接着创作了《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剧本及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并创作和改编《狂流》、《春蚕》、《自由神》等10多部电影剧本。1941年2月初来到香港，参加《华商报》的领导工作。
1941年秋天起，夏衍应邹韬奋之约，为《大众生活》杂志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0月起在《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1938年秋至1940年春广州陷落前后为背景，描写了知识青年徐璞、吴佩兰在抗战烽火笼罩下的一段曲折遭遇和爱情波折。吴佩兰是一位上海女青年，在广州和刚从日本返国的留学生徐璞相遇，便一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当日军攻陷广州时，徐、吴迁往粤北山区继续发动农民，成立了抗先队等抗日组织。国民党当局采用监视、威胁、解散团体以及抓人、枪杀等卑劣手段，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徐璞被捕入狱，吴佩兰电被软禁。后来，在爱国军人钟敏先的帮助下，吴佩兰才得以脱险。逃离虎口的吴佩兰这时也摆脱了个人感情的纠缠和干扰，继续深入到那个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继续磨炼自己。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片低垂的浓云之下，但作品并没有以感伤和迷惘的情调，带给人们压抑的感觉，而是使人们看到，严酷而尖锐的斗争，正是锤炼革命者意志的战场。小说借用吴佩兰的话说，“我不能用哀伤霉蚀自己！我要工作，生的意义是在工作中的！”充满了一种顽强斗争的勇气。
小说将吴佩兰这个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塑造得相当丰满，把她置身于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以及一场感情纠纷之中，着力刻画她在矛盾和苦闷中努力奋起，在逆境中决不消沉下去的性格。此外，小说对爱国知识分子徐璞、学者黄子瑜、爱国军人钟敏先等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成功的。夏衍擅长戏剧创作，《春寒》发挥了他在戏剧创作中善于组织矛盾冲突和设置曲折情节的优势，并吸取了戏剧的某些艺术技巧，使得作品高潮迭起，耐人寻味。
戴望舒及其他南下诗人的创作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又名戴梦鸥，笔名林泉居，原籍浙江杭州。20年代中叶就在诗坛初露头角，到了30年代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较深，致力于在诗中表达某种意象。《雨巷》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语言的锤炼，象征词和比喻的运用上独树一帜。1938年5月，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居港长达11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才离港回内地，居港时间约占其生命历程的1/4。
戴望舒到香港后，由陆丹林介绍，主持了《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港岸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用”。确实，“星座”成为了群星汇聚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一位名家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星座”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为香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星座”在他主持下坚持了三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易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灵凤等合编。除了主持“星座”，1939年5月，他又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7月，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子健、冯亦代等合编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是第一份向海外宣传的文艺刊物。1939年初，他与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等被文协推为香港分会筹备员，并于3月26日选为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编辑委员，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分子。
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不断地有暗流涌出。戴望舒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力量，在文艺界显得异常活跃，不时周旋在左右翼文艺界夹缝之中。他既热心地向居留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约稿，又为援助叶紫的遗族而四处募捐。形势的恶劣，使他从以往的诗的狭窄情调中走出来，面对民族的苦难，唱出了救亡的新声。
1942年春天，日军在攻陷香港后，将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逐一逮捕审问。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几个月的酷刑折磨。后经叶灵凤托人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住在叶灵凤家里，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书店，后来担任了《华侨日报·文艺》的编辑工作。除了这家副刊外，他还相继主持了另外三家报纸的副刊，即《香港时报》的“香港文艺”副刊，《香岛日报》的“日曜文艺”副刊，以及《新生日报》的“新语”副刊。其中“新语”副刊于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底出版。
戴望舒的诗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其中《灾难的岁月》收入他在1934年至1945年间所写的共25首诗，除前面9首外，其余的全是他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在日军的牢里，他创作了著名的《狱中题壁》，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一直被视为戴望舒的不朽之作，诗人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对于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于胜利的百倍信心，都在这字里行间跳跃着。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出，诗人已经从过去的灰色和落寞人生的泥淖里毅然跨出来，从“血染的土地”看到希望，从苦难人民中感受到“新的力量”，从而展示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肯定的乐观主义精神。
抗战期间，戴望舒在香港还做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译诗和他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由于他精通法文和西班牙文，并得到“庚子赔款文化委员会”的翻译合约，他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译成中文。这本书到1938年11月时已译了3/10，本来按他的估计，“大约尚须两三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此译本一直没有问世。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选》和《苏联文学史话》等。
戴望舒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史料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于1941年1月4日，在《星岛时报》上开设一个“俗文学”周刊。该周刊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研究对象，相继发表了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谭正壁、吴晓铃、杨荫深、罗常培、冯沅君及戴望舒等的学术论文。戴望舒在这期间对于中国俗文学所作的考订工作，后来由吴晓铃编辑而成《小说戏曲论集），于1958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鸥外鸥
鸥外鸥（1911— ），本名李宗大，另有笔名林木茂、江水涣、鸥外鸥等。原籍广东东莞县虎门，30年代开始创作，曾加入广州诗坛、诗场、中国诗坛等诗歌组织，并主编过《诗群众》月刊。广州沦陷后到香港主编《中学知识》月刊，后任国际印刷厂总经理，刊印过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报、茅盾主编的《笔谈》月刊及其他进步期刊。1943年在桂林出版《欧外诗集》。
在艺术上，他以现代派的手法去表现生活，从而对传统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在当时的香港诗坛上，他的尝试是引人注目的。1942年，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一文中，特别赞赏了鸥外鸥诗作中使用词汇的独创性，艾青在《诗》月刊附刊《诗新闻》中，也撰文盛赞鸥外鸥的诗“有他的革命性、战斗性、创造性”。
蒲特
蒲特（1913—1970），原名饶彰风，广东大浦县人，曾用笔名追光、普特、可飞、张枫等，在30年代初至1949年活跃于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文坛。30年代初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和邝阳、杜埃、江穆、楼栖主办大型刊物《天王星》。1937年9月与薛尚实、连贯、杜埃一起来到香港，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并主编“临委”刊物《大路》，后又主编《激流》等进步刊物。抗战爆发后，他主持并与陈华、梁威林、李育中、龙世雄共同编辑《抗战大学》刊物。
蒲特在香港创作的诗，富于激情，时代性极为强烈。《时代的号角》是他的一首著名诗作：火山找着地壳的弱点爆发了喷出了光亮的火花！这火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地壳的弱点将延长到全个世界！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时代大变迁具有浓烈的诗意感受，内心激荡着一股狂飙突进般的热情，由此而抒发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诗人的乐观主义情绪，在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
徐迟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原籍浙江吴兴县。曾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辗转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香港沦陷前夕，他在1941年12月10日《星岛日报》发表了一首抒情诗《太平洋序诗——动员起来，香港！》，诗中以奔放的气势，喊出了民族的心声：战争飞翔着！恐怖飞翔着！饥荒飞翔着！中国流血，流泪，流亡，但是支持着。……如果香港燃烧，东京也要燃烧，太平洋，歌唱吧！
全诗洋溢着一股爱国主义的激情，诗人以贲张的血脉，燃烧的情绪，把抗战这一时代强音唱到了香港，唱到了整个太平洋。整首诗意境开阔，一气呵成，节奏粗犷而雄健。由于是急就章，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还欠功夫，尚嫌粗糙，然而诗本身所产生的情绪上的共鸣，是当时的不少读者所共有的。
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原籍江苏吴县。193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抗战爆发后开始诗歌创作。其《马凡陀的山歌》影响较大。1939年居港期间，以香港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组诗，其中长诗《后街》描绘下层社会的浮世图。从赌场的烟和妓院的卖笑声中，诗人看到“街心的浪汉是丈夫，他们有压扁的脸，压扁的性情”。诗的最后颇具意味：短促的生命用最长的尺子量用最长的鞭子抽过去在那里那面有林荫路的晴日红砖教堂的尖塔上滑着亚热带的风凉一排伟大的印度兵的保持清洁的马厩那面大道带着勋爵骑士的才有缭绕诗情的绿树叶
诗人对现实充满着一种悲剧般的感受，心灵有着沉重的压迫，从而能够对殖民社会进行抨击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明快而质朴的民歌风形式中，表现出了诗人驾驭诗歌语言的功力。
陈残云
陈残云（1914—2002），原籍广州。1930年中途辍学后从广州来到香港，一边打工，一边阅读新文学作品，并尝试写诗。1935年考入私立广州大学中文系后，与温流、黄宁婴，芦荻等青年诗人一道参加广州艺术工作音协会诗歌组，在广州掀起一股诗潮，创办《今日诗歌》、《诗场》和《广州诗坛》。抗战爆发后，在蒲风的帮助下，这些刊物合并为《中国诗坛》，陈残云一直担任该刊主要编辑及作者。1939年夏，陈残云在香港参加文协香港分会的一些活动，并和黄婴宁等复办《中国诗坛》，和司马文森创办《文艺生活》。后来出版了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和《黎明散曲》等。在《黎明散曲》中有一首《都会流行症》，这样刻画出殖民地都市香港：明灭的灯，梦幻的灯彩色的龙，彩色的人影游离于错杂的街道上像游一个人间的梦境流线型的少年带一个轻飘的面流线型的奥斯汀香与香的交流色与色的交流……呵呵！都会的流行症长期的都会流行症
诗人从香港的流行色中看出了“它的流行症”，却无法为它开出诊冶的药方。从诗本身看，诗人对香港社会的透视是准确的；而且，他对香港市民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像《向远方》之一唱道：当那亮闪闪的倨傲的眼色像英格兰绅士一般落在我们没有油光的染满微尘的头发上我们咧开嘴唇笑仰向晨风轻拂的血红色的天空
诗的语言十分含蓄。诗人用这样的语言去描绘香港同胞对于处在民族危难中的祖国的眷念之情，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抗战爆发后，陈残云还同黄药眠、晦晨、袁水拍等八位诗人集体创作了一部歌颂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长诗《保卫莫斯科》，1941年11月由香港星群书店出版。
香港青年作家的创作
青年诗人彭耀芬是香港文艺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在战时的香港诗坛发表了不少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一首诗中高歌道：“为了整个民族我应该把血流尽为着整个国家我们不愿意生还今天，我为国家加强生产明天，我去流血的战地同志，你是勇敢的，就明天我和你在一起，我们不死鬼子休想活啊！”
尽管诗歌的艺术技巧尚嫌不足，口号式的倾向还很明显，然而洋溢着一种抗争的情绪。
彭耀芬的另一篇发表在1941年12月《文艺青年》第10、11期合刊的《给“香港学生”——给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则表达了对于香港青年学生的希望：你在物质的乐园中豢养了你傲慢的习气你的生活永远在没规则的线上爬行你一天的功课，除了“格线”式的教条画几个修整的图案表你便是假效泰伦鲍华的动作和你的恋友唱一首《爱之歌》……今天晚上，你回去再把历史重温一遍吧你读了那些有红线条的你该好好地记在心上该有几多页是叙述出了学生运动的光荣史？那么，明天你便晓得怎样生活晓得怎样学习和斗争看吧：殖民地的萎靡教育将以二十万双手来粉碎
这首诗把当时一些青年学生失落的灵魂作了亮相，目的在于拯救那些被萎靡的教育扭曲了的性格。诗人由此而希望他们能够战胜内心的焦灼，走向关注现实，关注民族斗争的战场。
战时的香港，其新文学的创作刚刚从萌芽走向独立，由于南来作家的主阵，原先比较活跃的一些文艺青年纷纷退却，致使在30年代后期至抗战胜利前夕，香港本地的作家的创作处在了一种休眠状态，这种状态在战后的香港文坛也依然存在着，对于这种情形，从一个方面说内地南来的著名作家，在整体的意义上是提升了香港文学的水准；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内地南来作家的创作在香港本地作家的眼里，又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客观上使他们胆怯而转移到另一些领域。比如战前开始创作的黄天石，这时改用杰克的笔名在《大光报》写流行小说。张吻冰以“望云”之名写的流行小说《红巾三月》，成为香港小说第一次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先例。而岑卓云也改用“平可”的笔名，在1939年的《工商时报》和《大光报》连载流行小说《山长水远》和《锦绣年华》。由此看出，香港本地原来的那些比较活跃的作家，在内地南来作家的主阵之下，在正统文学的边侧开了一条生路，即在通俗文艺方面得到了某些发展。这种情形，到了抗战胜利，还一直延续。甚至，望云和杰克的流行小说，竟一直延续到60年代。这可以说是香港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
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本地坚持正统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侣伦，早在1930年，他写的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就获得了上晦《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征文第二名。1935年，他又在上海《中华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超吻甘》。1941年，他的小说集《黑丽拉》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香港沦陷后，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无尽的爱》、《残渣》、《永久的故事》等，直到1948年，创作了一部极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穷巷》。侣伦无疑是一位坚持在正统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的香港本土作家。
战后的香港文学
战后香港的文学期刊和《华商报》
香港的新文学期刊，除了新文学在香港萌芽时期由本土青年作家参与创办的《伴侣》、《红豆》等以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战后，便一直由内地南下作家主阵。根据黄康显的统计，“由1946年5月《青年知识》创刊，到该刊于1949年8月结束为止的40个月内，香港共有12种期刊出现过，出版的总期数是137，亦即是平均每月有三种以上期刊出现”。这些文学期刊有：（1）《青年知识》半月刊，1946年5月—1949年8月，共出版48期，由黄秋耘、张铁生主编；（2）《文艺丛刊》，1946年9月—12月，共出版两辑，由周钢鸣主编；（3）《野草》月刊，1946年10月—1948年9月，共出版12期，由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主编；（4）《文艺通讯》，创刊时间未详，1948年停刊，共出版13期，由文协香港分会主编；（5）《文艺生活》月刊，1947年1月—1949年5月，共出版29期，由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6）《新诗歌》丛刊，1947年1月—1948年5月，共出版9辑，由香港新诗歌社主编；（7）《野草》文丛，1948年2月—8月，共出版4辑，由《野草》月刊原班人马主编；（8）《中国诗坛》，1948年3月—5月，共出版3辑，由黄宁婴主编；（9）《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949年1月，共出版6辑，由周而复、邵荃麟、冯乃超主编；（10）《海燕文艺丛刊》，1948年6月—1949年1月，现已知出版2辑，由新界达德学院文学系主编；（11）《小说》月刊，1948年7月—1949年6月，共出版8期，由茅盾主编，以群、适夷、周而复、葛琴、蒋牧良等任编委；（12）《新文化丛刊》，1948年9月—10月，共出版2期，由生活书店主编。
上述12种期刊中，寿命最长的是《青年知识》半月刊，最短的是《新文化丛刊》，其中，短寿的占一半左右。另外，从主阵的人员看，除《中国诗坛》由黄宁婴、陈残云、李育中等主编及撰稿外，其余的均由粤港之外的内地南来作家主持。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确实在鼓吹革命文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南来香港的内地作家便陆续北上或出席会议，或回到原来的地区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香港创作的作品，如黄谷柳的《虾球传》、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包括侣伦的《穷巷》等作品，成为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重要作品。
战后香港的文艺阵地除了文学期刊，还有一些报纸的副刊也为在港的作家提供了发表的园地。这些报纸中，以《华商报》、《文汇报》等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华商报》原是晚报，1946年1月4日改为日报在香港复刊出版。复刊后的《华商报》由邓文钊、饶彰风（蒲特）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刘思慕任总编辑，邵宗汉，廖沫沙、杜埃任副总编辑。其副刊“热风”，由吕剑主编。“热风”刊名由吕剑建议用的，发刊词《开场白》也由吕剑撰写。由于刊头是由黄新波采用鲁迅手迹放大设计而成的，吕剑便以“容”为笔名写了《鲁迅先生题“热风”》一文，旨在发扬鲁迅精神。该副刊由吕剑编至1947年11月他离港前夕，接着由华嘉接编。1948年8月改为“茶亭”后，由杜埃接编；1949年起又由华嘉接编，最后由周方接编至停刊。这是个综合性副刊，每周四五版不等。秦牧的《跪风》、《愚蠢的杰作》、《浮土德的故事》，以及夏衍，廖沫沙、林林、华嘉、楼栖的许多杂文随感，都在该副刊的“亭边琐语”专栏发表。章泯的五幕剧本《恶梦》，萨空了的回忆《两年的政冶犯生活》，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洪波曲》，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江萍的长篇小说《马骝精与猪八戒》，侣伦的长篇小说《穷巷》等，都先后在“热风”、“茶亭”上连载刊出。《华商报》还专门为文协香港分会设了专刊，并且开设了一个青年记者学会的专刊，以培养香港的青年新闻人材。1947年后，该报还辟有“文艺副刊”双周刊、“两周画刊”以及发表书评文章的“书报春秋”专刊。
香港《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复刊后，其副刊“文艺周刊”也于同日面世。该刊由茅盾主编，后又有洪遒、秦似也参与主编。茅盾以“编者”名义在首期发表了《我们的愿望》，希望该副刊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关心，并欢迎踊跃投稿。郁如、秋云、林林、杜埃、华嘉、陈残云、顾仲彝、黄雨、何达、薛汕、秦牧、秦似、黄绳、楼栖、马凡陀、杨晦、臧克家等成为了“文艺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此外，该副刊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作者。1948年底，香港《大公报》创办的《新晚报》问世，随之，《星岛日报》、《正报》等也相继复刊和创刊，这些报纸大多都辟有文艺副刊，如《大公报》就辟有刊登小说、散文、诗歌的“文艺”副刊，以及刊登杂文小品的“大公园”副刊，它们为在港的内地作家和本港文艺青年提供下更多的创作园地。
内地南来作家在抗战期间和战后创办，主持大量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不仅为在港的南来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阵地，而且对香港本地的文学鼓舞极大。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舒巷城就这样说过，那么多的文艺刊物“引起下许多青年投稿的兴趣，我当时也是文艺青年之一”。其余的像黄天石、谢晨光、侣伦等也在这些报纸副刊和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
郭沫若、茅盾与战后香港文坛
郭沫若（1892—1978），原籍四川乐山县。“五四”时期写出下新诗《女神》，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1926年曾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文学院院长，1928年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抗战爆发后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写下了《屈原》等六部大型历史剧，以借古讽今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47年12月，和茅盾一道从上海来到香港，以躲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
到达香港后，郭沫若和茅盾一道，继续从事民主革命运动。1948年2月，他针对各种反动文艺甚嚣尘上的气焰，撰写了《斥反动文艺》的专论，严正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把握好衡量是非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以这一标准去剖析当时“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反动文艺，他认为，“大体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所以，必须以“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
香港的《华商报》这时连载了郭沫若赴港之前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印象》。这篇报告文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实行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践踏民主，杀害民主人士，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罪行。作品发表后，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激起了反响。
郭沫若在香港一年时间里，为《华商报》写了不少杂文，为《中国诗坛》写了诗论。此外，他还写了《二十年自传》，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直写到赴港前夕。1948年，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洪波曲》，是他的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用小说笔法写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蓄意制造国共间摩擦，并在日寇逼近时不战而逃的种种丑行和劣迹。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正确领导，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奸谲诡诈作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以准确的史实和生动的细节，指出了抗战初期战场某些失利的教训。《洪波曲》在《华商报》连载，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阅，认为是一部能够激起人民争取民主，进步和自由的革命热情，并为将来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好作品。
抗战以后，与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运动前列的茅盾，曾两度到达香港。第一次是1946年3月，茅盾偕夫人离开重庆，经广州于4月13日到达香港，然后去苏联访问，1947年4月回国。这一次，他居港时间不长，出席了文协香港分会的欢迎会和香港文化界的公宴，并作了即席演说。演说的题目是《现阶段文化运动诸问题》，发表在1946年4月19日的《华商报》。
茅盾在战后第二次来香港，是1947年12月初，偕夫人与郭沫若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此的。茅盾这次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久。期间，他多次参与香港文化界的活动，成为香港文坛的一个核心人物。
1948年5月1日，茅盾在《风下》周刊发表《反帝、反封建、大众化——为“五四”文艺节作》一文。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的文艺应当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的一翼，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彻底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任务”；“20多年来，我们仅是向大众化走而已，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大众化”。因此，需要塑造一批“农民和工人的典型”，“等到我们的作品充满了这样的新人的时候，大众化方告功德圆满”。
1948年5月29日，香港中原、建国、新音乐社等社团在普庆戏院演出新歌剧《白毛女》。茅盾观看此剧后，在《华商报·热风》发表了《赞颂〈白毛女〉》一文，指出这是一部“歌颂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是民族形式的歌剧”，它“比中国的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教授病逝于北平，茅盾与郭沫若、夏衍，冯乃超等联名发出唁电。9月9日，茅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悼佩弦先生》，赞扬朱自清是“盛德君子无疾言厉色”，他的“清丽俊逸的文字，行云流水的格调，是他的品行和学问的整个表现”。9月11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朱自清先生追悼会”，茅盾在会上报告了朱自清的生平事迹。
这期间，茅盾在香港还主编了文学杂志《小说》月刊和《文汇报》的“文艺周刊”。茅盾在香港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和《春天》，论文《论鲁迅的小说》，译作《蜡烛》（西蒙诺夫作）等，都发表在《小说）月刊上。他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锻炼》，则自1948年9月9日起在《文汇报》上连载，至12月29日载完。除此之外，茅盾还写了《客座杂忆》、《纪念高尔基》、《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生活之一页》等16篇散文、杂文、随笔，发表在《华商报》、《正报》、《文汇报》、《群众》、《国讯》、《创世》、《野草文丛》、《风下》、《读书与出版》、《文艺生活》等香港和内地的报刊杂志上。
茅盾的三个短篇中，《惊蛰》是寓言体小说，描写惊蛰季节，万物萌动，比喻人民的春天已经来临。《一个理想碰了壁》描写抗战第二年作者的朋友在广州、香港等地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S君，便是作者自己。《春天》则以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中的华威作为主人公，刻画了这一典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卑鄙而可恨，甚至可怕”的“另外一套”的形象。《锻炼》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茅盾原计划写五部连贯的长篇，“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务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锻炼》是这五部连贯小说的第一部。《锻炼》以上海沦陷为背景，暴露了现实的黑暗和官员的贪污腐败。这部小说与《第一阶段的故事》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整个背景方面，都是相同的，部分人物的面貌也有相似之处。
由于作品架构过于庞大，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故事的结局就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可能与作者当初的五部连贯性长篇的构思有关。因此，倘若把《锻炼》当作一部独立的长篇来看，只能说是一个未完成或尾音低弱的故事。
茅盾这时在香港写的《论鲁迅的小说》，是一篇在中国现代作家论中很有见地的论文。在文章中，茅盾把鲁迅的小说看作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它们与巴尔扎克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表现在“更富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上。茅盾认为，“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不但表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也表示了他的艺术的成熟的阶段。”而《狂人日记》“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茅盾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创作主题，所作出的一个深刻而独到的结论，由此构成了茅盾对于现代作家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影响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司马文森、陈残云的小说创作
司马文森（1916—1968），笔名林娜、林曦、马霖等，原籍福建泉州。青年时曾在泉州地区主编《农民报》。1934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抗战期间，在桂林主编《文艺生活》。战后，在广州复办《文艺生活》并创办《文艺新闻》，随后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香港《文汇报》主编、文协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在香港时创作了《南洋淘金记》、《雨季》等长篇小说。《南洋淘金记》于1948年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出版，是司马文森的代表作。小说以章回形式构成，描写何章平等几位中国青年于30年代初飘洋过海到菲律宾，各自寻求自己的道路的故事。作品从伦理的视角，对于在中国抗战以及菲律宾亲日分子煽动排华的严酷背景之下，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受到的种种冲击进行了描述，由此展示了庄严与无耻、崇高与卑劣、光荣与耻辱的对立。作品对于崇高与卑鄙这两类人物所作的鲜明对照和生动刻画，使我们看到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各种人物的不同面目和心态。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于南洋地方色彩的情调，感染了不少读者。
陈残云的小说创作始于30年代。他曾经回忆道：“1935年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我是香港一间小作坊的店员，我爱上了新文艺，读了较多的小说和新诗。我胡乱地读着，不知道哪些作品是进步的。哪些是不进步的，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读下去，读多了，我从书本中获得了启发，发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从而思想上发生了苦闷，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朦胧的憎恨和咒骂。于是，我直笔笔地写了抒发个人苦闷的短文《一个青年的苦恼》，以后又借用黄包车夫的身分，写了较长的《黄包车夫日记》，发表于香港《大光报》的副刊上。”陈残云的这两篇小说发泄了小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可以看出其所受到的“五四”以来“普罗”文学的影响。1946年，他从广州来到香港，在香港中学教书，一直到1950年返回内地。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南洋伯还乡》，中篇小说《新生群》和4个短篇小说《小团圆》、《救济品下乡》、《兵源》和《受难牛》等。
在《南洋伯还乡》之前，陈残云于1945年在广州还写了部中篇《风砂的城》，连载于1946年香港的《文艺生活》。这个中篇以“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城为背景，以女主人公的69则日记连缀而成，分为《风砂的城》、《激荡》和《沉落》三章。作品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江瑶，其人生道路与茅盾《腐蚀》中女主人公赵惠明的遭遇可谓殊途同归，她们都在“淡味的人生中，结束了自己”。这部小说在香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被认为是陈残云的成名之作。《南洋伯还乡》则以一个归国华侨罗闰田的所见所闻，把国民党统治下民生凋蔽的情状无情地揭露了出来。罗闰田携女漂泊回乡，目睹故乡广州农村的一幅破败景象，不由得思乡之苦转为心灰意冷，最后只是怀着满腹的惆怅重返南洋。
陈残云的《南洋伯还乡》与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都是以华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所揭露的殖民统治和黑暗统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创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心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这两部小说从各自特殊的角度切入生活，然而在抨击黑暗和腐败、鞭挞血腥统治，以及呼唤新的人性道德观念这一主题的表达上，其立意是一致的。《新生群》是陈残云的一部反映校园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作者以自己曾经担任过香岛中学教师的经历，对于香港学生的心灵世界作了透彻而深刻的揭示。
陈残云的短篇小说《小团圆》和《受难牛》是深受读者推崇并具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小团圆》是一篇反战题材的小说。
小说在表现技法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叙述方式，借助富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情和动作，去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
黄秋耘、楼栖、叶灵凤等的散文创作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内地南来作家为主。尽管在题材上主要还是针对时局以及对祖国命运的思虑，然而在体裁方面则有所扩大，有散文、随笔、杂文、小品以及小报告文学等文体。当时，《华商报》是南来作家发表散文的重要园地，夏衍、廖沫沙、楼栖、饶彰风、秦似等，为该报副刊“热风”、“茶亭”、“亭边琐语”撰写了大量散文、杂文和随笔。聂绀弩则在秦似主编的《野草》丛刊发表杂文。郭沫若于1948年居港时，也写了《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等三篇自传体散文，这三篇散文后来收入他的《二十年自传》一书。当时，香港人间书屋还出版了内地作家的一批散文集，其中有黄秋耘的《沉浮》，黄矛的《清明小简》、钟敬文的《新绿集》、夏衍的《蜗楼随笔》等。
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散文家，有黄秋耘、楼栖、华嘉，杜埃、刘思慕、秦牧、叶灵凤等。
黄秋耘（1912— ），原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香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不久。就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到广东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战后，他重返香港，主编《青年知识》、《学园》、《新建设》等刊物。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出版了散文集《沉浮》。
作为战后香港文坛一位活跃的散文家，黄秋耘的散文作品内容广泛，体裁多样，既有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又有对文学的论述；既有以说理为主的政论，又有侧重于抒情和记叙的叙事性散文。他经常在作品中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社会弊端的针砭，以及对于人生的思索。所以，他的笔致往往含蓄而别致，一般不直接去于顶社会现实，而是从肘人们思想情态和心态的剖析中，折射出自己对于社会现象的见解和态度。基于这种写作方式，他的散文大都偏重于说理和议论。如《日常生活》一文，表达了他对那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见解。在他看来，磨炼自己的阵地并非只有在战场上，或者在铁与血的洗礼中，而往往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在于随时随地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获得最伟大的启示”。在《两条道路》一文中，他对于中国文人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进行了剖析：一条是走向闲适，进而明哲保身，甚至沦为帮闲清客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鲁迅、闻一多那样，敢于直面人生、正视苦难，走向战斗相变革的道路。文章对当时流行的一种以文艺为归宿作为借口，厌倦政、逃避战斗的想法进行了剖析，认为那不过是怯懦者的一种托词，从而告诫人们应该去建立自己崇高的事业，以及友谊相爱情。黄秋耘的这些散文，往往把生动的叙述、优美的语言和富于哲理的议论，巧妙地融为一体，在注意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的同时，也注意给予读者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他的散文特写《吴深的悲剧》描写青年吴深在街头叫卖，为逃避香港警察捕捉街头小贩而从楼上跌下摔死的悲惨故事，作品特别描绘了为他送葬的一个情景：“一个青年工人轻蔑地望着两旁的香港警察：‘去，香港终归是中国的地方，看你们这些脚踏马屎凭官势的契弟，横行到什么时候？！’”以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笔调，写出了香港老百姓痛恨殖民统治，盼望香港归还祖国的良好愿望。
楼栖（1912— ），原名邹冠群，后易名灌芹，笔名楼栖、寒光、柳明等。原籍广东梅县。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受到何思敬教授的启发，参加新文学活动并开始文学创作，曾与饶彰风、杜埃、江穆等主编大型文艺刊物《天王星》，并在当时具有强烈抗日意识的广州《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杂文等作品。1937年到香港华南中学执教，1939年又到陶行知、吴涵真创办的香港中华业余学校教书。香港沦陷后撤到桂林、昆明等地，战后回到香港，1948年在香港达德学院授课。
楼栖的创作以杂文和抒情散文为主。他的杂文敢于针砭社会现实，并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深化作品的寓意。如《又是暗杀》一文，以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等事例，与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之“压迫者要在政治和法律之外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政敌，这就变得卑鄙、下流，不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且招来万人的痛恨。”文章尖锐而泼辣，鞭辟入里。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窗》和《反刍集》里。
作为《华商报》副刊“亭边琐语”栏的撰稿成员，楼栖在战后香港文艺界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时候，还用客家方言创作了一首长诗《鸳鸯子》，描写了南方女青年鸳鸯子的苦难经历和参加翻身斗争的故事。作品充满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长于抒情的创作个性，使得楼栖的散文作品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意味，这种抒情意味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融为一体，给人以深刻而富于韵致的印象。
杜埃、华嘉、干逢、秦牧、刘恩慕等都是原籍在广东的南下作家。他们于战后在香港的散文创作，都带有岭南一派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杜埃根据自己曾经在吕宋平原的战斗经历相亲身感受，写出了一篇篇的报告文学，陆续发表在《文艺生活》等刊物上，后来辑为《在吕宋平原》的集子，茅盾为之作序，由人间书屋出版。《在吕宋平原》中的作品，以充满激情然而又不失客观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吕宋平原上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语言质朴，情节舒展自如，吸收了作者过去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笔法，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茅盾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杜埃的“经验的产物”，具有“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和“细致的描写与热烈的抒情”的艺术特点。
华嘉、于逢的散文创作也以报告文学为主。华嘉在“皖南事变”后到香港担任《华商报》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回桂林。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香港之战》，散文集《海的遥望》等，1944年湘桂大溃退中，他在赴重庆途中写了报告文学《西行记》。1946年回到香港，与黄新波、黄秋耘等创办“人间书屋”，编辑出版《人间文丛》、《人间诗丛》和《人间译丛》。并先后担任《正报》文艺版编辑和《华商报》副刊编辑。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善于以素描的手法描述战乱的社会生活，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这些作品不仅很受读者的欢迎，而且成为了记录当时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的《香港之战》和《西行记》，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们所称道。此外，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笔致酣畅，感情真挚，作者不发空洞的抒情和议论，而是有感而发，使得作品充满真诚而感人的艺术魅力。
于逢原先在广州的一家由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当记者。广州沦陷后来到香港。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溃退》，发表在《文艺阵地》半月刊上，以后又陆续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报告文学《我看见广州在毁灭》、《班长黄云》等报告文学作品。战后，任《大公报·文艺》编辑，其创作也转向小说和文艺评论，兼写散文。他把散文和评论辑为《论〈虾球传〉及其他》一书，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于逢的报告文学作品融新闻性、形象性和政论性为一体，基本上采用自己采访、调查过的第一手材料，真实而生动，在结构上注重人和事、环境与场面的巧妙结合，其作品往往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秦牧于抗战时期在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创作了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抨击战时国统区的丑恶社会现象。战后，他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主持《文汇报》副刊“彩色”版的编务。这一时期，他为《华商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纸撰写杂文。他的杂文锋芒主要指向国民党当局假和平民主、真独裁统治的阴谋，笔锋凌厉，善于抓住本质进行入木三分的解剖；然而，他又不只是尽说大道理，而是以谈天说地的方式，把问题端到了读者面前。
刘思慕早年曾在德国及奥地利等国家学习，期间，写了一些欧行游记，“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日本。后来到香港，又写了一系列东洋游记体散文，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战后，他任香港《华商报》、《文汇报》总编辑。他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后来写的那一批东洋游记，以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深刻剖析了战时日本的各种人情世态，以及侵华战争在日本国内激起的社会动荡，同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也进行了严正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如《樱花与梅雨》真实地刻画了日本知识界人士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惆怅、苦闷的心态。《喜跪的动物》则以逆来顺受的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旨，对于她们不是殉夫，就是被派往中国当慰安妇的遭遇进行了刻画，从而揭示了日本的国民性问题。这组游记散文，后来结集为《樱花与梅雨》出版。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原籍江苏南京。他于1929年曾在香港住过几个月，抗战爆发的第二年移居香港。在内地时，于1925年加入“创造社”，筹办“创造社”出版部，并任《洪水》编辑。当时以小说创作为主，早期的创作集中于性爱题材上，主要作品有《女娲氏之遗孽》、《浴》、《国仇》、《昙华庵的春风》、《明天》等，这些作品由于思想超前而引起不少的争议。1933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时代姑娘》和《未完的忏悔录》两个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部受小仲马《茶花女》的影响较深。
叶灵凤移居香港后，长期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其创作也转向以写读书随笔和文艺随笔为主。其中的大量作品收入1988年三联书店为他出版的《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中，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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