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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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犬试读：
前言
八岁那年，在一场车祸中，我失去了双亲，从那以后，我就对别人的父母格外在意。在青少年时代，我尤为如此，当时许多朋友纷纷丢弃自己的父母，而我形单影只，用别人用旧的东西，倒也活得十分自在。左邻右舍，略显沮丧的为人父母者比比皆是，对至少有那么一位十七岁的青年愿意留在身边，来分享他们的玩笑、建议、菜肴甚至金钱，他们可是连高兴都来不及。与此同时，我自己倒也算得上身为人父。那时，我的姐姐琼和一个名叫哈珀的男人结婚没多久，而这场婚姻正濒临瓦解。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我所保护的对象和亲密伙伴就是我那三岁的外甥女莎莉，琼的独生女儿。大公寓里——琼已经继承了一半遗产，我的那一半则由他人托管——这对夫妇的争吵与和解如潮汐般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把可怜的小莎莉冲到一边。自然而然地，我和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同病相怜，于是我们经常舒心地窝在一间俯瞰花园的大房间里，她玩玩具，我听唱片。而每当公寓彼端的某处风云变色、使得我们不想抛头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躲进一间小厨房里。
对我来说，照顾她是件好事，它使我保持了文明的品性，并让我远离自身的烦恼。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感到自己扎下根来，就像当年照顾莎莉时那样。最令我享受的时光是在琼和哈珀离开公寓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我会读故事给莎莉听，直到她悠然入睡，然后我就坐在靠着敞开的落地窗的大写字桌前，开始做我的家庭作业，迎面的窗外飘着树木散发的清香和车辆带起的尘埃。那时，我正在埃尔金新月街上的比密西——一所喜欢自诩为“学院”的学校——念书，正在为高考苦读。当我停下手中的作业，回头朝身后望去时，我看见，在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的房间里，莎莉仰面睡着，被单和玩具熊都掀到了膝盖下面，四肢完全展开，一副纯洁无邪、毫不设防的可爱姿势。在我眼里，这是她在自己那仁爱善良的小小世界中对我百分之百的信赖。一股狂野而令人痛苦的保护欲望激励着我，令我一阵心痛，而且我确信正是出于这种欲望，我后来才会生了四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你一辈子都是孤儿身；照料孩子就是照料你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时，出于愧疚或是与哈珀和解后余留的满心爱意，琼会突然闯进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会把莎莉抱到公寓里属于他们的那一边，柔声细语地逗她，拥抱她，给她做出种种毫无价值的承诺。每当这时，一种失去归属的空虚感就会如黑夜般袭上我的心头。我没有躲闪逃避，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们那样去靠电视排遣寂寞。我会遁入茫茫夜色，沿着拉德布罗克·格罗夫大街，前往目前对我最为热情的那户人家。二十五年过去了，当我重温往事时，在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是那些用灰泥粉刷过的灰暗公寓，有些墙面已经斑驳脱落，有些却依然干净整洁，也许是在波伊斯广场吧。接着，前门打开了，一道强烈的黄色灯光照亮了站在阴影中的那个面色白净、已经身高六英尺、脚下趿拉着那双切尔西球靴的年轻人。哦，晚上好，兰利夫人。很抱歉来打扰您。请问托比在吗？
托比多半正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混在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们呆在酒吧里。于是我连称抱歉，开始沿着门廊台阶往回走，这时，兰利夫人把我叫了回来。“杰里米，你想不想进屋来坐坐？来吧，和我们这两个无聊的老东西喝上一杯。我知道汤姆看见你会很高兴的。”
几下惯常的推却之后，这只六英尺高的布谷鸟还是进去了。他被领着穿过大厅，走进一间汗牛充栋的巨大书房，房里还装饰着叙利亚式匕首，一张萨满教巫师使用的面具，以及一根亚马逊吹管，里边装有头上浸满箭毒的飞镖。敞开的窗户旁，托比四十三岁的父亲正坐在台灯下，读着普鲁斯特或修昔底德或海涅的原作。他微笑着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掌。“杰里米！见到你真高兴。一起来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吧。坐这儿来听听这个，告诉我你怎么想。”
他很热情地与我攀谈，找着与我的学科（法语，历史，英语，拉丁语）有关的话题。他把书往前翻了几页，翻到了《在少女们身旁》中的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回旋语句，而我呢，也同样希望能表现自己并被他接受，便直面这一挑战。他和蔼可亲，不时地给我做些纠正。后来我们可能还谈论起了斯科特－蒙克里夫，而兰利夫人则会端着三明治和茶水走进来。他们向我询问了莎莉的情况，也想知道在哈珀和琼，这对他们从未碰过面的夫妇之间，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汤姆·兰利是位外交官，在外办工作。他曾先后三次旅居国外，执行外交事务，回国后便常居白厅。布兰达·兰利操持他们和和美美的一家，还教授大键琴和钢琴课程。就像比密西学院里我许多朋友的父母们一样，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充裕富足，在我这个收入中等、藏书全无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高雅理想的生活。
然而，托比·兰利却对他的父母不屑一顾。他们那种富有修养、对知识保持好奇和思想开放的生活方式，他那个宽敞整洁的家，以及他自己在中东、肯尼亚和委内瑞拉所度过的有趣的童年生活，都令他感到厌烦。他三心二意地准备着数学和艺术这两门高考课程，还说自己根本就不想上大学。他和那些住在面朝牧丛站的高层住宅里的人结帮交友，而他的女朋友们都是些餐厅女佣，以及梳着黏糊糊的蜂窝状发型的女店员。他滋事添乱，经常一次带上好几个女孩子出门。他还逐渐养成了一套傻帽似的说话方式，一开口总带着喉音“t”，还有那些比如像“偶醒”（我想）、“偶转他”（我对他说）之类的另类表达，都变成了他说话时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他是我朋友，我嘴上才没说什么，但心里却一直很反感。
我往往趁托比不在家的机会上门，兰利夫人也会随口说出“你还是进屋里来吧”这样的客气话，尽管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我在波伊斯广场还是一直很受欢迎。有时，兰利夫妇会让深谙托比性情的我对他的任性举动提些真实想法，而我则会不顾朋友情面，自负地夸夸其谈起来，强调托比需要“找回自我”。与此相似，我在西尔维史密斯家也占了一席之地。西尔维史密斯夫妇都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两人满脑子关于性的奇思妙想，家中还摆着一台美国型号的大冰箱，里面塞满了美味佳肴。他们的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都年纪轻轻的，却在肯萨尔赖斯干着盗窃商店和在操场上敲诈勒索的非法勾当，简直是一伙疯狂的蠢蛋。还有一位比密西学院的朋友，约瑟夫·纽金特，我在他那凌乱的家里也过得很舒心。他的父亲是位海洋学家，每每率远征队去探索世界上未曾勘查的海床，而他的母亲则是《每日电讯报》的首位女专栏作家。然而，乔却觉得他老爸老妈太没劲了。他宁愿和一帮来自诺丁山的小伙子们混在一起，花一整个晚上改装蓝美达踏板摩托车上的复合头灯，并乐此不疲。
我对所有这些家长们着迷，是否仅仅因为他们都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尽管我费尽心机，但还是无法苟同，因为不容否认的是，他们都十分讨我喜欢。他们吸引着我，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兰利家，我知道了在阿拉伯沙漠中举行的献祭仪式，在拉丁文和法文上也都有了长进，还第一次欣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在西尔维史密斯家，我听说了“多形性反常”这一概念，痴迷于多拉、小汉斯和狼人的故事，还大饱口福，享受了熏鲑鱼、硬面包圈、奶油干酪、土豆饼和甜菜汤。在纽金特家，珍妮特向我讲述了普罗富莫丑闻的前前后后，并劝我学习速记；她的丈夫曾向我模拟演示了害减压病时的情形。这些人都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给我倒酒，递香烟，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四十有余，为人宽厚，悠然自得，精神饱满。还是赛·西尔维史密斯教我打网球的。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对夫妇是我的双亲（要是果真如此该多好啊），我肯定会更加爱他们的。
如果我自己的父母还活在世上，我是不是也会像其他人那样去奋力拼搏，寻求一片自由的天地呢？再一次，我无法认同这种想法。我的朋友们所追求的，在我看来，与自由正好是南辕北辙，是在自虐般地朝着社会底层扎猛子。而且可想而知，我的那些同龄伙伴们，特别是托比和乔，他们会将我的居家环境视作人间乐园，这一点想想都叫我恼火：脏乱的公寓里臭气熏天的疯狂聚会，一直持续到将近中午的酗酒狂欢；我那如珍·哈露般美艳惊人、嗜烟如命、在她那代人当中最早穿上迷你裙的姐姐，她那鞭抽棒打、轰轰烈烈的成人婚姻闹剧，还有那个自虐成性的哈珀，一个喜欢让老婆皮鞭伺候的变态狂，还在他肌肉饱满的前臂上用红黑色刺青刺上了趾高气扬的小公鸡图案；而且，没有人会来拿我卧室里的状况，我的服饰着装，我的日常饮食，或者我的行踪下落，我的家庭作业，我的前途展望，我的精神或者口腔健康来絮絮叨叨。享有这样充分的自由，其他我还能再指望些什么呢？没有。不过，有一点除外，他们可能会加上这么一句，得把那个总喜欢到人家院子里四处转悠的毛病给改了。
曾经有这么一次巧合，正好反映了我们之间对各自的不满与疏远。那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托比来到了我家里，在那间寒冷肮脏的厨房中装作很放松的样子，抽着烟，试图给琼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琼对他应该说是相当讨厌），说话时还带着他和大家一起时常发的那种口音——而我那时也正好在他家，一边舒舒服服地坐在正对着熊熊炉火的大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杯他父亲的单一纯麦威士忌，裸脚踩在一张可爱的布哈拉地毯上（托比却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强暴的符号），一边听着汤姆·兰利讲述着一种致人死命的毒蜘蛛，以及某位三等秘书第一次来到英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时，被蜘蛛咬伤后在剧痛中垂死挣扎的故事。隔着大厅，穿过敞开的房门，我们听到布兰达正在弹奏斯科特·乔普林轻快活泼的切分式拉格泰姆曲。那时候他的这些曲子才刚刚被人重新发掘出来，还没有被推崇到发烧的地步。
我意识到，刚才所讲的很多事情都对我起着不利的影响，意识到托比在异想天开的情势下追求着一位美丽疯狂、可望而不可即的女郎，意识到他和乔还有西尔维史密斯家的那群孩子们喜欢上邻居家串门，其实显示了一种对生活合理的渴求，而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醉心于与上一辈人相处时的舒适与交谈，则暴露出他那干瘪的灵魂。我还意识到，在描述我人生的这一阶段时，我不仅经常下意识地模仿年轻时我的那种高高在上、藐视一切的态度，而且还模仿着我以前说话时的那种相当正式、刻意疏远、回旋绕弯的口气。这是我对普鲁斯特的笨拙模仿，尽管他的作品我读得很有限，而那本应是让我戴着知识分子的桂冠向世界展示自我的资本。现在，我能为那个年轻时的我所做的全部辩护，乃是：我非常非常思念我的父母，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建立起保护自己的藩篱。傲慢自大是其中一道，另一道就是我逐渐培养成的对我朋友们的所作所为采取的轻蔑态度。他们那时可以放纵自由地生活，是因为他们家境稳定，生活有保障。而我呢？则急需进入他们所抛弃的家园。
我不准备与女孩子们交往，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她们会使我学业分心。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能让自己摆脱目前所处境地——我是指和琼和哈珀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入大学，为此我需要去参加高考。我刻苦攻读，几近狂热，虽考期仍远，但每晚都要花上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小时的时间备考。造成我胆怯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姐姐。她最早涉足这一领域时，我才十一岁，她也只有十五岁，那时我们还和姨妈住在一起。她的举动实在太热闹太火爆了，总有一些形形色色不知姓名的男生找上门来，挤进我们俩本应共同分享的卧室（姨妈最后把我们俩都撵了出去），令我畏缩不前。我们姐弟二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比较起来，可以用卡夫卡式的语言去形容——琼在我人生的世界地图上舒展开优美的四肢，遮蔽了那块标明“性”的广袤领土，迫使我不得不向其他的地域航行——驶向那些标注着卡图鲁斯、普鲁斯特、波伊斯广场的无名小岛。
再说，我也确实对小莎莉情有独钟。和她在一起时，我感到肩负责任、身心完整，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人。她是一个苍白瘦小的小女孩。平时没有人怎么带她出去玩，我从学校里回来时，也从来没有兴趣再带她出去，而琼则根本就不把带她出门放在心上。大部分时间里，我和莎莉都在大房间里玩耍。她身上带着那种三岁小女孩特有的专横高傲的脾气。“别老是坐在椅子上！下来跟我到地上玩！”我们玩“看医生”，“过家家”，“林中迷途”，还有“驶向新天地”的模拟游戏。莎莉上气不接下气，喃喃地述说着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的动机，还有突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变化。“你不是怪物，你是国王！”然后，我们听到从公寓远处的另一端，传来哈珀一阵狂暴的怒吼，紧接着是琼痛苦的大叫声。这时，莎莉会回以一个小大人似的绝妙鬼脸，后退一小步，时机恰到好处地耸耸肩，用她那银铃般动听的嗓音说出一句在语法结构上尚显陌生的话来：“妈咪，爹地！他们俩又在那里冒傻气啦！”
的确，他们俩真的是在冒傻气。哈珀从前是一个保安，他声称自己正在攻读人类学的校外学位。琼嫁给他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小莎莉也只有十八个月大。婚后的第二年，琼的那一半遗产到账了，她便买下了这所大公寓套间，靠剩下的钱生活。哈珀辞了职，两个人成天混在屋里屋外，酗酒，打架，和好。哈珀天生就有暴力倾向。有时我看着姐姐红肿的脸颊或肿胀的嘴唇，心里忐忑不安，脑子里模模糊糊地想到男子气概，要去挑战我的姐夫，捍卫我姐姐的尊严。然而有的时候，当我走进厨房时，我发现琼坐在桌子旁边，一边看杂志一边抽着烟，而哈珀正站在厨房水池边默默地洗着碗，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紫色的健身内裤，半边屁股上赫然留着六条鲜红的鞭痕。我得很庆幸地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我便退回到大房间里，和莎莉玩起我所能理解的各种游戏来。
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不知道，或者没有猜到：琼和哈珀之间的暴力冲突会殃及我的小外甥女。我也没有想到，直到二十年之后，她才透露出自己的心声，让别人知道：苦难会将一个孩子置于多么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我不知道大人们会对孩子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许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心中的愧疚感已经在慢慢滋生。那个夏末，就在我十八岁生日以后不久，哈珀永远地离开了这里。我通过了高考，在牛津大学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一个月后，当我从公寓里抱着成叠的书本和唱片走出来，把它们装进一位朋友的面包车里时，我本来应该欣喜若狂的。我的两年计划成功了，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终于自由了。然而，在从卧室到人行道之间的路上，莎莉一直紧紧地跟着我，执拗地向我发出种种疑问：“你要去哪儿？你干吗要走？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些疑问，仿佛是对我叛离她的严厉指控。最后，她察觉到了我的躲闪逃避，我那凝重无语的沉默，便一次又一次地回来问我。后来，她想到要引诱我，便劝我和她一起玩“驶向新天地”，放弃我的历史学位。她是如此轻松乐观地相信我能回心转意。我放下满怀的书本，跑到外面的面包车上，坐在后座里暗自啜泣。我想我太了解她现在或将来的感受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琼仍然昏睡不醒，哈珀的离去让她移情于酒精和药片无法自拔。我本想在离开之前叫醒她的，但考虑到现在莎莉就要独立自主、自己照顾自己了，于是我便没有去打扰她。
不管是莎莉、琼、哈珀，还是兰利一家、纽金特一家或西尔维史密斯一家，他们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我把他们都抛在身后了。我心中的歉疚和叛离感都不允许我回到诺丁山去看他们，哪怕就一个周末也不行。我受不了再和小莎莉分别的情景。一想到我将自己所承受的失落与痛苦强加在了她那稚嫩的肩膀上，我的心灵更加寂寞，刚进大学时的兴奋也随之烟消云散。我变成了一个沉默抑郁的学生，一个在同龄学生当中阴沉低落的隐身人，与跟他人交往的自然天性明显格格不入。我便去寻找最近的一处家园。这一次是在牛津北区，是我那如生父般慈祥的导师和他的妻子的家。一段时间里，我在那儿显得出类拔萃，一些人还说我很聪明。然而这也无法阻止我黯然离去。先是牛津北区，后来，在第四个学期，我又离开了母校。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处于逃离的状态——住址，工作，朋友，恋人。有时，我与某人的父母交朋友，以减轻自童年起即幽灵般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我会被邀入他们家，我会生龙活虎，然后，我会再度离去。
这种令人伤感的愚蠢举动以我的婚姻而告终。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娶了詹妮·崔曼为妻。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借用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话来说，爱情发动了我。我拥抱生活，永久地奔向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活主动拥抱了我。我本应从自己与莎莉在一起时的经历中领悟，要想重塑一个失去的父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身为人父；而去抚慰自己心中那个被遗弃的孩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拥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疼他爱他。等我不再有这样的需要时，我便从我的岳父母——琼·崔曼和伯纳德·崔曼——身上寻找双亲的身影。然而，这一次没有家了。我第一次与他们碰面时，他们俩已经异国分居，彼此很少说话联系。琼在很久以前就隐退到法国南部一处荒凉偏僻的小山丘上生活，即将病入膏肓。伯纳德那时仍然是一个公众知名人物，在餐馆里频频款待客人。他们极少看望自己的子女。詹妮和她的两个弟弟对自己的父母已经绝望了。
人一生所养成的习惯不会那么快就被改变。尽管詹妮对我的行为有些不悦，我仍然保持与琼和伯纳德的友谊。在与他们数年间的交流中，我发现，从八岁到三十七岁，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困扰我的情感空缺，那种无家可归、无人可依的失落感，导致了我在知性上的一个严重缺陷：我没有信仰，我什么也不相信。这并不是说我怀疑一切，或者我在保持理智的好奇心的同时仍坚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问题，或者我对所有观点兼容并蓄全盘接受——不，都不是。仅仅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一条持久的准则，一份基本的理念来鉴别判断，没有找到一种能让我去真诚、热情或者平静地信奉的超验存在。
我不像琼和伯纳德。他们俩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员，后来才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对各自信仰的潜力与追求却从来没有减退。伯纳德是一位颇具才华的昆虫学家，一生对科学的昂扬及其有限确定性坚信不疑。在舍弃共产主义之后的三十年里，他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事业奔走疾呼。琼自从在1946年与化身为两条黑狗的邪恶相遇后（伯纳德觉得此事尴尬至极，几乎闭口不议），便投入了上帝的怀抱。一种邪恶的天性，一股在人类事务中涌动的暗流会周期性地浮现，强势主宰和摧毁破坏个人或国家的正常生活，然后再度潜伏下来，等待着下一次时机；而就在咫尺以外，是另一种善良仁慈、无所不能的光明力量，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与邪恶抗衡斗争。这两种天性，与其说是相距甚近，恐怕还不如说其变化只在一瞬之间。她感到，这两种天性的存在，都和她当时所信奉的唯物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她便退党了。
琼遇到的那两条黑狗，是否应该被视为一种深具说服力的象征标志，一句信手拈来的口号，是一份证明她过于轻信抑或真的有这么一种力量向她显灵的证据，我无法断言。在这本回忆录中，我记述了我生活中亲历的某些事件——柏林，马伊达内克，列－萨勒赛和圣莫里斯－纳瓦塞勒——它们均有助于理解伯纳德和琼对该事件的解读。理性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政委与瑜伽信徒，活动家与隐士，科学家与直觉主义者——伯纳德和琼就构成了这样一对极端的矛盾，他们成了在我那缺乏信仰的空白地域中耸立的两根标杆，使我的信念左右摇摆永不安定。和伯纳德在一起时，我总觉得他对世界的看法缺少某些要素，而正是琼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他那坚定的怀疑主义和无神论思想都令我警觉，因为这种思想太妄自尊大了，太多事物被全盘拒绝，从根本上否定。而在一次次与琼的交谈中，我发现自己在像伯纳德那样思考。她那种对信仰的表述令我感到窒息，而且我也被她流露出的傲慢态度所困扰。一切信仰者都持有这种傲慢，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认定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信奉的一切，认定信仰即美德，并进而认定缺乏信仰的人生没有价值，或者至少十分可怜可鄙。
照理来说，理性思维与感性领悟本就相互分离，在它们中间挑起对立并无道理，但这样讲却毫无作用。伯纳德和琼向我阐述的理念往往水火不容，难以并存。比如，伯纳德坚信，是人类的思想指引着人类生活的方向，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天性或者宿命的缘故。琼无法接受这一观点，在她看来，生命存在特定的目的，敞开自我去拥抱这一目的，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同时认可这两种观点是行不通的。在我眼里，相信一切，不作出任何选择，就等同于什么也不信。
我不能确定，我们这处于千年之交的文明，是因过于崇尚信仰还是过于缺乏信仰而遭致诅咒，也不知道到底是像伯纳德和琼这样的人，还是像我这样的人才造成了祸端。
但是，假如我不宣告我坚信真爱可以改变人生，可以救赎人生，那就有违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谨将这部回忆录献给我的妻子詹妮，还有我那仍被童年阴影所困扰的小外甥女莎莉，祝愿她也能找到这份真爱。
通过婚姻，我走进了一个分裂的家庭，这个家庭中的三个孩子出于自我保护，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双亲。而我与岳父母过于亲近、有些夺人所爱的做法，给詹妮和她的弟弟们带来了某些不悦，对此我深表歉意。我曾有若干冒昧之举，其中最为冒昧的是将某些绝不该记载的交谈一一作了陈述。然而，由于我对他人，甚至对我自己表明我“上岗”的机会少而又少，故而几多轻率冒昧之举在所难免，绝有必要。我恳望琼的幽魂，还有伯纳德的幽魂——假如与他的一切信念相左，他个人意识的某些要素继续存在了下来——能够宽恕我。第一部威尔特郡
琼·崔曼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这张照片放在那里，令琼回忆起年轻美貌时的自己，同时也提醒着她的访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脸庞，不像她丈夫的那样，没人能看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张快照摄于1946年，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一两天里，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国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摄的。这对夫妇挽着胳膊，就在离大英博物馆入口不远的栏杆旁边。或许这是他们的午饭休息时间，因为他们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发几天前，他们才最终获准离职休假。他们斜倚着靠紧对方，看样子都格外惦记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们对着相机露出笑脸，透出发自内心的欢悦。你不可能认错伯纳德。他的样貌一直没变，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脚都非常粗壮，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和蔼友善，还有那头仿军人样式的发型，使他那对茶壶柄状的耳朵显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阴只给他留下了可以预见的岁月痕迹，而且这些变化都只发生在边缘地带——头发稀疏了点，眉毛更浓了，皮肤也更粗糙了些——然而，这个令人惊讶的怪老头，从1946年到1989年（这一年他拜托我带他去柏林），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同一个伯纳德，那个手脚笨拙、容光满面的大个子男人。
然而，琼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而且，当有人进入她的私密房间时，也几乎不可能从这帧快照里预见到她这张绽出满面慈祥、笑容欢迎的老脸。照片里，二十五岁女子那美丽的圆脸蛋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她趋于散开的烫发依然太紧，显得太拘谨，一点也不适合她。春日的阳光照耀在她业已松散的发丝上。她上身穿一件带高垫肩的短夹克衫，下面搭一条很相配的百褶裙——这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战后的“新貌”服饰风格。她穿的白衬衫带有V字形的宽松领口，领口朝下越来越窄，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沟。衬衫衣领翻在夹克衫外边，这让她看上去清新活泼，带着战时招贴画里的姑娘们那种英国玫瑰般娇艳新鲜的气质。从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中的一员。她用一只胳膊把手提包拢向自己，另一只胳膊挽着丈夫。她依偎着他，头还没到他的肩膀高。
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我们在朗格多克的家中的厨房里。我经常独自一人端详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琼的女儿，怀疑我本性难移，对我迷上了她的双亲感到生气。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他们，而且她感到我的兴趣会将她拉回到父母身边，这一点没错。我把脸靠近照片，试图瞻望未来的生活、未来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现后所产生的忠贞决意。欢乐的微笑让她光滑的额头泛起了一道细小的皱纹，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这道皱纹后来成了琼那张老脸上最明显的特征：从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额头分成了两半。或许我只是在想象这微笑背后被隐藏在下巴褶皱里的艰辛，一种坚定的态度，观念的执着，一份对未来所抱有的科学的乐观。就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早上，琼和伯纳德刚刚到位于格拉顿大街的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在那里签了字，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即将离开工作岗位，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忠诚心已经发生动摇。如今，党内对这场战争的定性依然没有统一结论——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义、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侵略战争？——这种动摇让许多党员产生了怀疑，一些人还退出了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琼和伯纳德毅然加入了进去。除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智、公正、没有战争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之外，他们还觉得，作为党员他们就可以与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们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峡，奔赴混乱的北欧，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贸然前往，但他们仍执意要去尝试他们新的自由，无论那自由是指个人的还是地域上的。从加莱出发，他们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里的世界崭新而和平，法西斯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资本主义末日危机的明证，温和的革命即将开始，更何况他们年轻，新婚，而且相爱。
虽然颇为苦闷，伯纳德仍保留着党籍，直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他才觉得自己已经把退党的事拖得太久了。这种变心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逻辑，代表了一段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的历史。而琼的党龄只有几个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经历的那次奠定本回忆录标题的遭遇为止。那次遭遇给她带来了剧变，令她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证明。一张圆脸蛋怎么会拉得如此之长？或许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时额头上现出的小小皱纹深深扎根，长成了一棵大树，一直延伸到她的发际线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住在疗养院里的时候，她的脸和奥登老年时的面孔很像。或许，多年来地中海的阳光使她的面孔粗糙变形，长期的隐居与思索令她的皮肤扩张，然后又重叠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脸部而拉长，然后仿佛又改变了主意，试图折回去，以弧线形式朝外生长。在她休息的时候，她的脸如斧凿一般轮廓鲜明，表情抑郁阴沉，仿佛是一个雕像，一张萨满教巫师为抵御恶灵而雕刻的面具。
在这最后一点上，可能确实存在某种朴素的真理。或许，她的脸不断拉长，是为了与她的信念保持一致：自己曾与一种象征性的邪恶直面相遇，并被这种邪恶力量所考验。“不，你这傻瓜。才不是象征呢！”我听见她在纠正我。“那可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喔。你不知道吗，我差点没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记忆中，1987年的春、夏天里，我每次（只有寥寥数次）去疗养院探访琼，都凑巧撞上了风雨大作的日子。或许，只有一次天气才很糟糕，但就这么一次，让我把其他几次来时的好天气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每次我到达后，都要从位于老马厩旁、离大门老远的停车场里跑进这座维多利亚中期风格的乡村房舍。风雨飘摇，七叶树也随之摇曳，发出巨大的声响；没有修剪的草丛平贴在地面上，银白的背面朝向天空。我把夹克衫拉到了头上，感到又潮湿又闷热，心里为这又一个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愤愤然。我在门廊下停下喘口气，等待呼吸和情绪都平稳下来。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场雨的缘故吗？我是很高兴看到琼的，但这个地方却令我感到沮丧。慵懒深深渗入我的骨髓。门廊四面嵌着橡木色调的镶板，让人感觉压抑；地毯上旋动的图案中相间的红色与土黄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畅。一道道封闭的安全防火门使屋内的空气长期得不到流通，从而弥散着一股体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陈旧气息。缺氧使我打起哈欠来。我还有精力去拜访她吗？我可以轻松地走过无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里溜达，直到我找到一间铺好床的空房间。我会飞快地将需要填写的表格填好。正式的入住手续过会儿再办，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进来叫醒我，提醒我吃送来的晚餐。然后我再吃片镇静药，接着打个盹。一年一年的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这里，一阵轻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现实之中，让我想起了自己今天来的目的。我穿过门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着旅店门铃。没有动静。这老古董也只是个摆设。疗养院里预想的就是这种隐居乡间的氛围，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预期的床位和早餐。在这里，“吧台”就是餐室内一张带锁的橱柜，每天早上七点钟打开，一个小时后就关上。在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虽然没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认事实，但实际上，这里就是一家营利性的疗养院，专门收容那些濒危病人。
保险单上的附属细则所带来的麻烦，以及保险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琼无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乐护理医院。几年前，围绕她返回英国生活的每一桩安排都很棘手，令人丧气。我们历经曲折，中途好几次推翻了前任医师的诊断结果，最终才确定她是患了一种相对十分罕见的白血病，一种不治之症；为此伯纳德沮丧万分；我们把她的物品财产从法国运过来，还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财政、资产和住宿问题都要解决；我们还和那家保险公司打了场官司，后来不得不放弃；出售琼在伦敦的公寓时我们遇上了一连串麻烦；一个糊涂的老家伙说他能让琼在他的妙手下恢复健康，于是我们驾车朝北长途跋涉去找他治疗，结果在琼的恶语侮辱之下，这同一双妙手差点扇在她的脸上。我婚后的第一年实在是阴影重重。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们，还有伯纳德和琼的朋友们，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紧张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还误以为卓有效率。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后，我们——至少是对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归正常。
接待员走出来并拿出访客登记簿让我填好。五年过去了，琼依然在世。她本来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公寓里。她本应该留在法国的。就像伯纳德所说，她走向死亡的时间就和我们所花的一样多。但是公寓已经卖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绪，我们可敬的种种努力，将她自己营造的生活空间全部都封死了。她选择呆在疗养院里，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像她一样濒死的病人们一起，在墙面平整、既无装饰画也无图书的娱乐室里看杂志，或看电视问答节目和肥皂剧来聊以自慰。我们愚蠢的安排只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没有人，除了琼以外。从法国回来后，在找到这家疗养院之前，她和伯纳德住在一起，撰写她想要完成的那部书稿。毫无疑问，她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实践着她在自己那本畅销小册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她很乐意让我们对她的作品的实用性展开评论。她的身心衰竭比医生预料的要慢得多，这个时候，她也同样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并把选择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她一点也不想出来，不想回到尘世中。她只想和一群看电视的人关在一座房子里，并声称这种生活简单而有益，很适合她，甚至让她很开心。不仅如此，这也是她的宿命。
不管伯纳德怎么说，现在已经是1987年了，琼正日渐衰弱下去。这一年里，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尽管她总是用其他办法加以掩饰，装作一直投身于书稿编纂之中，但实际上她留下的仅仅是她的笔记，而且少得可怜。她不再漫游于林中的无人小径，前往离疗养院最近的小村庄。她已经六十七岁了。在四十岁时，我自己才刚刚开始认识到，对待今后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有所区别。以前有一阵子，我曾认为，人在年近古稀之时染疾赴死并不是悲剧，没什么好稀奇的，没必要挣扎抱怨。你老了，然后死去。现在，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阶段——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你都在顽强坚持，直到被死亡击败，而六十七岁时本还离这场命运游戏的结局远着呢。琼还有事情要做。她看上去气色一向还不错，这位法国南部来的老妪，头顶草帽下是一张如复活节岛石像般瘦长的面庞，走起路来气定神闲，不慌不忙。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里的作息时间睡上一阵，然后在傍晚早些时候去游赏花园。
那张带有旋纹图案、令人心烦的地毯向门廊外延伸，从带有铁丝网的玻璃防火门下穿过，铺满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当我踏在这地毯上时，我意识到自己对她濒死这一事实感到无比怨恨。我不想让她死，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她是我的继母，由于对詹妮的爱、婚姻的习俗和个人的命运，我们才得以相见，尽管这份取代已经迟到了三十二年。
两年多来，我偶尔来探望她，独自一人。对詹妮和她的母亲来说，即使在床边聊上二十分钟，也说不完她们之间要说的话。慢慢地（事后想来应该说是太过于迟缓了），从我和琼的闲聊中，我萌生了为其编写一部回忆录的想法。这个念头让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尴尬。詹妮的一个弟弟试图劝阻我。大家怀疑我会让那些早已遗忘的争吵重新浮出水面，会对目前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艰难和平造成威胁。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父母之间的迥异，诸如此类已熟悉到令人生厌的话题，居然还会有什么吸引力。他们本来用不着担心的。生活无常，事实证明，只有在我们最后的两次谈话中，我才让琼有条有理地聊起往事，而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对我的记录应该采用什么真实的主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我随身带给她的购物袋里，除了装有从索霍区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荔枝、万宝龙黑墨水、包斯威尔《伦敦日记》（1762—1763年卷）、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贵的巧克力以外，还有我的笔记本。她不让我用录音机。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对她那又爱又气的伯纳德言辞粗鲁时，她大可随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顾虑。当伯纳德知道我去探望琼以后，他总是会来个电话：“亲爱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谈起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对我而言，我很高兴省却了书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带，里面满是琼偶尔说出的轻率言语，成为泄密的证据。例如，在写回忆录这个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惊：她忽然间压低声音，向我透露伯纳德的“阴茎尺寸很小”，仿佛这是解释他身上所有缺点的关键所在。我不倾向于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话。她那天正好对他很生气，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这辈子只见过他的那玩意儿。让我震惊的是她的措词，她是在暗示：正是由于她丈夫骨子里的那种固执，才妨碍了他从哲麦街经常光顾的店铺里定制更宽松合体的衣服。在笔记本里，这个评价可以用速记写下来，不被人破译。要是录进磁带里，就会成为背叛的明显证据，我就不得不把它锁进柜子里了。
仿佛是为了特意与被她称作“病友”的其他人隔离开来，她的房间位于走廊的尽头。走近房门时，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每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找到她，在这些一模一样的胶合板房门后找到她，我总是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她属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在薰衣草和她装着财产的箱子中间，在荒野的边缘。我用手指甲轻轻地叩了叩房门。她不想让我以为她正在打盹。她更喜欢让人看到她在看书或写东西。我又敲了一次，这次敲得重了一些。我听见一阵噏动，一声低语，一下床弹簧变形的吱呀声。第三次敲门时，先是一阵寂静，里面响起一阵清嗓子的咳嗽声，接着又是一阵沉寂，然后琼才在里面唤我进去。我进去的时候，她正使劲坐直身体。她呆呆地瞪着我，没有认出我来，头发乱得一团糟。刚才她一直在沉睡之中，而她的病又使她容易醒过来。我想我应该再给她一些时间镇静恢复过来，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接下来我慢慢地靠近她，放下我的包。就在这几秒钟里，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又是怎么进入这间白墙小屋里的呢？只有在她想起了这一切后，她才能开始记起我是谁。窗外，一棵七叶树舞动着枝干，仿佛急切地想给她些提示。或许，它只是让她更加糊涂了而已，因为今天她花了更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几本书和几页白纸杂乱地摊在床上，她无力地整理着它们，拖延着时间。“琼，是我，杰里米。抱歉，我比预想的来早了些。”
突然间，她全想起来了，但为了掩饰她还是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是的，该死的，是你没错。我刚才是在想自己要写些什么来着。”她对自己的表演并不卖力。我们俩都注意到她手上没拿笔。“要不我过十分钟再进来？”“别犯傻了，我已经想不起要写什么了。反正也都是些废话。坐下吧。你给我带什么来了？我要的墨水记得带来了吗？”在我拉过椅子坐下的工夫，她才露出了刚才一直忍在嘴边的笑意。当她的嘴角拉起向面颊伸展时，那张脸皱成一团，变得像手上的指纹那样纵横交错，面颊上浮出一圈圈的平行皱褶，环绕着她的面庞，在太阳穴周围卷曲。在她额头中间，那条树干一样的皱纹更加凹陷，变得像犁沟一样深。
我摆出买来的东西，她一样样地检查着，还开着玩笑，抛出无需回答的小问题。“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这么多人里，就瑞士人擅长做巧克力呢？近来我嘴馋，就想吃荔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我是不是怀孕了？”
这些外面世界的标志并没有让她感到难过。据我了解，对自己彻底脱离外面的世界，她没有任何悔意。这是一个她永远离开的国度，只不过还保留着一些她喜欢或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够忍受下来，放弃了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单调的地方生活：蔬菜被煮得稀烂，一堆老家伙们既挑剔又吵闹，茫然而又贪婪地盯着电视画面。这么自足地过一辈子，会让我感觉恐慌，或者经常想要逃离。然而，她的默默顺从（近乎平静）使她十分平易近人。对于自己远离这个世界，甚至对于我们推迟对她的探望，她都毫无怨言。她已经把她的独立自由迁到了床铺所在的有限空间中，在这张床上，她读书，写作，沉思，打盹。她只要求有人能认真对待自己。
在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情况却没有听起来的这么简单。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护士和助手们。我原以为她的这场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她的谦逊将向专业护理人员屈服。然而琼做到了，因为她一直耐着性子，扮演着疗养院期望她扮演的乖宝宝角色。她很冷静。当某位护士没有敲门就进了琼的房间——我曾经见过一次——一边哼着第一人称复数的小曲时，琼朝那年轻的妇人瞪起双眼，让一阵宽恕般的寂静随之降临。早先，她被归入难伺候的病号之列，甚至有传言说疗养院再也容不下她了。詹妮和她的兄弟们前来和院长协商。琼不想参与谈话，她从来没有想走的念头。她对自己十分自信，镇定自若，这种自信源自多年来的独立思考。她首先说服了自己的医生。当他认识到这位病人并非愚蠢无知、老态龙钟时，他开始和她谈起与医学无关的话题——野花，这是他们俩都很感兴趣的爱好，而且在这方面琼还是个专家。不久，他就开始向她吐露自己婚姻方面的问题。这位医生对琼的态度转变了——这就是医疗机构的等级性质。
我把这看作是她在策略上的一次成功，一场深谋远虑的胜利：她将内心的愤怒掩藏起来，最终大功告成。然而，在我向她祝贺的时候，她却告诉我，这不是什么战术，而是很久以前她从老子的《道德经》里学得的心灵之道。这本书她曾多次向我推荐，尽管每次我读它时，都会被里面自以为是的悖论所激怒：欲达，则必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她捧起这本书大声读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我搭腔说：“恰如我所料。”“闭嘴。接着听这句：‘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琼，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不错嘛。我会把你调教成圣贤之辈。”
我按照她的指示把要带的东西都带来了，对此她很满意。除了被她放在柜子上的墨水外，我把其他物品都收了起来。笨重的自来水笔、灰白色的厚纸和黑墨水是她以往日常生活仅有的几件物证。其他的一切，包括她那些现成的奢华物品和衣物，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她都看不到了。她那间坐落在羊圈里的书房，向西能眺望从峡谷朝圣普里瓦延伸的风景，面积是现在这个房间的五倍大小，但也仅能勉强装下她的书和文稿；巨大的厨房里，横梁上挂着许多腌火腿，石板地上放着几个细颈瓶，里面装着橄榄油，橱柜里有时会有蝎子在里面筑巢；起居室从前曾是老谷仓，有一次，在狩猎完野猪后，曾有一百个当地人在那里聚会；她的卧室里有张带四根帷柱的大床和一扇法式彩色玻璃落地窗，而在那些客房里，多年间她曾向许多人给予馈赠；她的花房，种着杏树和橄榄树的果园，以及果园里放置园艺工具的小棚屋，还有附近那迷你鸽笼般的鸡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只有眼前这个独立书架，一个装有她从来不穿的衣物的高脚柜，一只她不许别人偷看的扁行李箱和一个小电冰箱。
我一边把水果拿出来放进水池里清洗，然后和巧克力一起放进冰箱里，并给咖啡找了个地方（仅有的空地方）放下，一边向琼转达来自詹妮的问候以及孩子们的爱意。她询问伯纳德的健康状况，但自从上一次拜访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拿枕头围住自己。当我坐回她床边的椅子上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在看柜子上那张嵌在镜框里的照片。我也可能会爱上她，这个面庞圆润、秀发整洁、带着一脸活泼欢快的微笑依偎在爱人臂膀里的美人。不仅仅是这位妙龄女郎抑或这对情侣的纯真，还有时间本身，显得如此诱人；甚至连那西装革履的路人模糊的身影，也带有一份天真淳朴、懵懂无知的气息，就像一辆头灯凸出的豪华轿车停靠在空旷古老的大街上的那种味道。那个纯真年代啊！数以千万计的人死去，欧洲变成一片废墟，纳粹灭绝营仍是新闻，还没有变成众所周知的对人性堕落的注解。是照相术本身才制造了纯真的假象。它那对凝固叙事的嘲讽显然令其主体没有察觉到：他们将会改变或者死去。他们懵懂无知的是未来。五十年后，我们像上帝般地看着照片上的他们，深知他们的身世——他们和谁结了婚，他们在哪一天死去——却从未想过，将来某一天谁会手握我们的照片。
琼跟随着我的视线。取笔记本和圆珠笔时，我感到有点不自然，有种欺骗的感觉。我们彼此已经达成一致，我要写下她的生平。她心里有意写本传记，这是很合情合理的，而这也是我原本的想法。但是当我开始以后，事情却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不是传记，甚至确切地说也谈不上是回忆录，而更像是部跑题之作。她当然是中心人物，但我并不会仅仅只写她的生活。
上次来访时，那张快照是一个很好的始发点。我盯着它，而她则注视着我，等着开始。她的手肘撑在上腹部，食指靠在下巴那道长长的皱褶上。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你是怎样把你那美丽的面庞搞成这副样子的？到头来你何以如此与众不同——难道是生活吗？我的天啊，你的变化太大了！
但我没有那样问。相反，我看着照片，说：“伯纳德的人生好像稳步前进，一切都建立在他的既有之上，而你的人生似乎长期处于变化当中……”
不幸的是，琼误把我的开场白当作是对伯纳德的询问。“你知道他上个月来想跟我谈什么吗？欧洲共产主义！一周前他会见了某个来自意大利的代表团。那些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恶棍，自己有钱却花别人的钱去请客。他说他很乐观！”她冲着照片点头。“杰里米，他的确非常兴奋！就像我们以前那样。‘稳步前进’这个词太好听了。原地踏步，我得这样说。停滞不前。”
她知道自己说得不对。伯纳德多年前就退出了共产党，后来他成了一名工党议员，是党内的一个实力派，是一位尾闾议会成员，在政府委员会里供职，主管广播、环保和扫黄打非方面的工作。琼真正排斥的是伯纳德的理性主义。但我现在不想探讨那个话题。我想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就是那个我没有大声说出口的问题。我佯装同意她的话。“是的，很难想象你现在会对那样的事感兴趣。”
她将头向后一靠，闭上双眼，这一姿态表明她终于想寻根刨底了。以前，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探究琼到底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要改变她的生活的。每次她的开场白都有些不同。“准备好了吗？1938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和一户人家待在法国，就在第戎市郊外。信不信由你，他们的的确确是做芥末生意的。他们教我怎么烹饪，并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的菜能比法国更好的了。这个年轻时保留的观念，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改变。当我回来时，刚好是我十八岁生日，我收到了生日礼物——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漂亮极了。那时自行车俱乐部还很时髦，于是我加入了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可能我当时是想让我那古板守旧的父母吃上一惊，但我不记得他们哪怕提过一丁点反对的意见。周末的时候，我们大约二十来个人，就会沿着奇特恩斯的乡间小径，骑车到郊外去野餐，或者沿着陡坡向下，骑向泰晤镇和牛津城。我们的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是有联系的，其中有一些俱乐部还和共产党有联系。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什么计划或阴谋，应该有人去调查一下。从事后来看，这些俱乐部是在为党招募新成员，不过这很可能并不正规。没有人给我讲过课，也没有人向我灌输些什么。我只是发现我正在一群自己喜欢的人中间，很快乐很酣畅，我们谈论的内容你也可想而知——英国存在的弊端，社会的不公和人们遭受的苦难，怎样拨乱反正，以及苏联如何扭转乾坤。斯大林所采取的措施，列宁的语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然后大家就开始闲聊：谁加入了党组织，谁真的去过莫斯科，入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谁在考虑入党，等等。“所有这些谈话、闲聊和嬉笑，都发生在我们在乡间骑车的路上，或者是我们坐在风景宜人的山头吃三明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停在村庄酒吧的花园里，大口喝着搀汽水的啤酒的时候。从一开始，党和它代表的一切、所有莫名其妙的学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继承权、万事皆枯萎消亡——这一切愚蠢举动，在我的脑海里，都和另外一些场景联系在一起：山毛榉树林，玉米地，阳光，顺着山坡往下冲，沿着在夏天变成沟渠的小径飞驰。共产主义，我对乡村的热情，还有我对其中一两个身着短裤的俊朗小伙子的兴趣，全都混杂在了一起。是的，我那时非常兴奋。”
我一边记，一边心胸狭窄地想，我是否被利用了，成了琼想为自己的人生做最后的修补所利用的工具。这个想法，让我对自己没按她的意愿写她的传记略感舒服了些。
琼还在讲。这次她表现得相当好。“这就是开端。八年后我终于入了党。到我一入党，它就结束了，拉开了结束的序幕。”“巨石墓。”“是这么回事。”
我们将要跳过八年，略过1938—1946年这段战争时期。谈话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1946年，在即将结束蜜月从法国归来的途中，伯纳德和琼在朗格多克长途跋涉，穿过了一片名叫“拉扎克的喀斯”的干燥石灰岩高原。他们偶然经过一处古老的墓地遗址，人称“普鲁纳莱德巨石墓”，离两人正好打算夜里入住的那个村庄仅几英里远。墓地就在山头上，在威斯河峡谷附近，黄昏时分他们俩在那里坐了近一两个小时，面朝北方遥望塞文山脉，谈论着他们的未来。后来我们也多次去过那处地方。1971年，詹妮在那儿追求过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一个法国军队里的逃兵。八十年代中期时，我们曾和伯纳德还有孩子们在那里野餐。我和詹妮曾到那里去探讨解决婚姻问题。那也是个独处的好地方，成了一个家庭集会的场所。通常情况下，巨石墓由一块饱经岁月沧桑的厚重石板和支撑它的两块岩石共同组成，好似一张低矮的石桌。在那块喀斯平原上，有好几十座巨石墓，但只有一座是我所说的那个。“你们说了些什么？”
她生气地拍了下巴掌。“别审问我。我刚才想起了什么，是我接下去要讲的东西。啊，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自行车俱乐部让我明白，共产主义与我对乡村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我猜它们都是那浪漫和理想主义情怀的一部分，是人在那个年纪应有的情愫。而现在我在法国，在另一片风景中，远比奇特恩斯旖旎，壮观，狂放不羁，甚至有点让人觉得害怕。我正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正在拉呱闲扯，谈论着如何尽微薄之力去改变世界，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要回去开始我们崭新的生活。我甚至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什么东西不对劲了，有道阴影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我们坐在那儿，夕阳正缓缓下落，霞光变得无比灿烂。这时我却在想：但我不想回家，我宁愿留在这里。我眺望着峡谷，视线掠过‘布兰达的喀斯’，投向远方的群山。我越观望，就越是领悟到一个昭然的事实：和这些峻岩的年龄、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宇宙根本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命运！我感到十分恐惧。我那整个短暂的成年人生都依附于政治——它给了我朋友、丈夫以及理想。以前我一直渴望回英国去，而到了这儿，我却又在告诉自己，我宁愿待在这片荒野中，过不舒适的生活。“伯纳德一直在说话，毫无疑问，我也一直在插嘴回答。但我感到很困惑。也许是我对政治和荒野都无法适应。也许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和一个孩子，让我来照顾。我非常困惑。”“所以你……”“我还没讲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虽然带着这些不安的想法，但在那座石板墓前，我还是感到很幸福的。我只想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群山一点点变红，呼吸着傍晚如丝一般清凉的空气，而且我心里知道，伯纳德正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感受。因此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没有寂静，没有沉默。我们正在为——天晓得啊——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城市贫苦居民的生活现状而忧虑，而我们和这些人素不相识，在那时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交汇——我们身在一处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圣地，我们深爱对方，夕阳斜照，壮阔的平原在我们眼前伸展——可这一切我们却无从把握，我们无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心灵。我们不能解放自己，进入现实中；相反，我们居然还在想怎么把别人解放出来。我们想要关注他们的不幸，用他们的不幸来掩饰自己的悲哀。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不能欣然接受生活赐予我们的简单美好的事物并为之高兴。政治，理想主义的政治，莫不关乎未来。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发现，一旦你完完全全地走入现在，你就能发现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妨称之为上帝……”
她的思绪开始混乱了，偏离了话题。她想说的不是上帝，而是伯纳德。她记起来了。“伯纳德认为，注重眼前是一种自我放纵。但那纯粹是胡扯。他有没有静下来坐着反思过自己的人生？或者，他有没有想过他这一生给詹妮带来的影响？又或者，他想没想过，自己为什么不能独自生活，而非要找那个女人，那位‘女管家’来照顾他？他对自己这些事根本就不闻不问。他只关心事实和数据，他的电话成天响个不停，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去发表演讲，或者参加专题小组讨论之类的活动，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反思过。他从未对造物之美抱有哪怕一瞬的敬畏。他讨厌静默，所以他一无所知。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此受欢迎的人，怎么还会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他看问题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整天在胡扯如果世界更加井然有序事物会是什么样子，却不去学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她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枕头，疲惫不堪，修长的面孔歪向天花板，呼吸沉重。对于那天傍晚在巨石墓的事，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通常是为讲述第二天琼所经历的重大遭遇打好铺垫。她很生气，而且她知道，她的生气都被我看在眼里，这使得她更加恼火。她已经陷入失控的状态。她心里清楚，她对伯纳德的人生描述——电视上的亮相，收音机里的小组讨论，一个公众知名人物——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早已过时。现在伯纳德·崔曼表现得相当低调，没有多少人能再听到他的消息。他蜗居在家里安心写书，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会给他打电话保持联系，另外，还有一位住在同一幢楼里的妇女每天花三个小时为他打扫房间和做饭。琼对她的嫉妒在旁人看来是一种痛苦。琼的人生理念也正是她衡量自己与伯纳德之间隔阂的准绳，而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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