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2 17: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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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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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试读:

自序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出了才半年,第二本就又要付印了。记得在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参加了一场活动,主办方在介绍我的时候,在“媒体人”的头衔之后,忽然加了个“作家”——当时在台下的我,一下子没缓过神来。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叫我“作家”。但后来想想,大概也应该勉强算是一个作家了吧,因为通过写“馒头说”微信公众号和第一本《历史的温度》,我确实幸运地拥有了一批还算喜欢读我文字的读者。承蒙大家厚爱,截至我写这篇序的时候,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在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加印了10次。而在微信后台的消息里,读者拍给我的《历史的温度》的封面照片开始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不少原本就是“馒头说”的读者,他们买到书后,想和我分享。也有不少,是原本并不知道“馒头说”微信公众号的人,在书店买了《历史的温度》,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又成了“馒头说”的读者。有的读者,还会给我发来他们在公共场合拍到的有人在读《历史的温度》的照片,我印象中,有好几张照片,是有人在地铁车厢里看《历史的温度》——那一刻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书很厚也很重。而一转眼,《历史的温度2》又要来了。这次的书名,沿用了第一本,倒不是懒得再想新书名了,而是觉得,“温度”这个词,还是挺贴切的。在收录的文章方面,第二本一共收录了“馒头说”的36篇文章——还是公众号发表过的文章。但我始终觉得,经过装帧、设计和排版,拿在手里的纸质书阅读体验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说句可能有点不要脸的话,我自己有时在翻《历史的温度》时,也会不知不觉看进去——这可能就是纸质书的魅力吧。而第二本之所以比第一本少了4篇,是因为这一本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刊登读者评论——没有你们的支持,“馒头说”也不会有今天,所以希望尽可能地让更多读者评论呈现在书中。当然,即便如此,《历史的温度》这本书应该也是市面上相同类型中比较厚的一本了,以至我和出版社的编辑开玩笑,说若不是你们在第一本坚持要放40篇,现在这些文章数量,其实可以够出三本了(编辑说她舍不得删,宁可提高成本)。说到厚度,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汇报下:第一本书,出版社采取的是“裸脊锁线”的装订方式,成本其实比一般的胶装还要贵些。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因为书太厚,用传统胶装很容易散架;第二,这样装订,可以保证厚的书也可以平摊开阅读,这样可以改善大家的阅读体验。所以,第二本书还会采用这样的装订方式,并不是“简陋”啊,请大家理解。在大量的读者留言中,最让我欣慰的,是对我说“受到了启发”这句话。众所周知,写历史,我并不是“专业选手”,相对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作家,我只是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所以虽然尽我所能对所引用的材料做了考证和筛选,但谬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大家一直给了我很多包容和体谅,我很感激。但我还算有点信心的是,我的出发点应该是没错的,那就是我一直希望表达的一个观点:历史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有正反面,就有优缺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辩证的眼光,结合当时客观的环境,设身处地地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带入立场,或者用“上帝视角”来评判一件事或一个人。如果看完《历史的温度》后,读者能有这样的一点点启发,那就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了。我绝不敢说为读者打开一道门,或者是一扇窗,我觉得,如果能稍微给大家拨动一下历史的窗帘,透出一道光,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了。最后,还是想和大家道一声感谢。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改变,相信你们中不少人,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谢谢你们对我的赞赏和鼓励,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在海莲·汉芙写的《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类发明了文字,懂得写成并印刷成书籍,我们便不再徒然无策地只受时间的摆弄宰制,我们甚至可以局部地、甚富意义地击败时间。”愿我们一起,保持对阅读的渴望和热情。了解历史,适应变化,战胜时间。是为序。2017年12月17日于上海聂耳之死

长期以来,他给我们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只有一句话:“音乐家,国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在23岁的年纪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

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1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一位名叫张天虚(又名张鹤,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的中国男子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23岁。

这一年,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义勇军进行曲》。2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聂耳南昆明。

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

在聂耳4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

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人,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

1919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家庭拮据——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向人学习了小提琴。

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

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就叫着“老师”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

16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解散,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此时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

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17岁的聂耳多音乐只要他听到,就能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在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项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3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照片中最右边的女孩子名叫袁春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晖,当时是云南私立东陆大学的学生,能歌善舞,是聂耳的初恋女友,始迸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也是聂耳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子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

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两年。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聂耳的音乐天分似乎集中大爆发,留下了十几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卖报歌》的真实原型——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聂耳写完《卖报歌》后曾专门请她提意见,她指出要加进一句“七八个铜板就能买两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摇摇欲坠,但一些社会流行歌曲,依旧是《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这些黎锦晖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和儿童歌曲的奠基人,后来在抗战时期也写歌曲主要来自聂耳当时就职的明月了不少抗战歌曲歌舞社,社长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窝》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黎锦晖先生。

其实黎锦晖也创作过不少抗日歌曲,但因为当时这些流行歌曲能带来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聂耳就很看不惯,他认为时局危急,不应该再写和演这种歌舞。为此,他还专门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对这种行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们认为是“端我们的碗,砸我们的锅”,之后没多久,聂耳就离开了歌舞社。

但也正是聂耳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让一个人注意到了他,那个人就是田汉。一个词作者,一个曲作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当时两个人就商量,能不能写几首提振中国人民士气、呼吁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放弃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了。在被捕前,田汉把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1934年,田汉(右)成了聂耳(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国民党当局也准备抓捕聂耳的消息。根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随后三易其稿,写好了那首主题曲的曲谱,寄回了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

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4

关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来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当时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敌国”,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无独有偶,巴西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安德拉德当时写了一篇散文,叫作《杰出的音乐家》,在文中他这样写道:“聂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是的,聂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敌人很可能暗杀他。……聂耳还是小青年,只有23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警察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出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这一说法。

第一,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曲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

第二,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党员的身份。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这个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日本警察也不会轻易暗杀,因为对当时流亡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在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早期油印的《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

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

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团伊玖磨后来到中国拍摄《聂耳》专题片时,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聂耳在那天游泳时可能突发心脏病。

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5

聂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岁。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从将军到士兵,从商人到学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国人都饱含热泪,握着拳头口口传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的淞沪会战,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每天都要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台儿庄,中国士兵集结在断壁残垣的庄内,高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向日军发起冲锋……

不仅仅是在中国。“二战”期间,在苏联,在法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为《起来》,灌录成唱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响彻欧亚大陆。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于次年灌录了一套《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lai: Song of New China)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作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沦落到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成为东南亚人民抗日的“战歌”。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在马来亚的歌词被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位马来亚游击队员,在被捕后,面对日军,是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义的。

到了“二战”尾声,盟军推出了一批凯旋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征集新中国“国歌”,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人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刻表示赞成。

之后经历“文革”,《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遭到迫害,国歌的歌词被推翻重写,但这首歌的曲调却无人敢动。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再次确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而在日本,也有人纪念聂耳。

1954年,在聂耳遇难的日本藤泽市湘南海岸公园,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聂耳纪念碑”,但1958年毁于一场台风。1963年,藤泽市民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保存会通过民间募集400多万日元,重建“聂耳纪念碑”。

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都会和市民在聂耳纪念碑前举办“聂耳纪念祭”,献花,默哀,并由市消防乐团吹奏《义勇军进行曲》。聂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乡云南。1981年,因聂耳的生死缘,昆明市和藤泽市成为友好城市

在激昂的歌曲声中,大家会再读一遍聂耳纪念碑上的碑文:

纪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淹没在突来波澜中而成为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聂耳作曲的。

倾耳过来,至今可以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馒头说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跳水比赛的现场,我曾经和一个在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的留学生聊天。“这人哪,就是怪。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国家毛病太多,一定要出来。”这哥们儿说,“可真一出来,心里想的全是祖国。”

就是这个哥们儿,自己买了票来看比赛(跳水比赛在英国非常热门,门票非常贵)。在吴敏霞拿到女子三米板金牌后的升旗仪式上,国歌一响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哭得跟个傻×似的”。

作为一个曾经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和几十项国际比赛的体育记者,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尤其是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国运动员登上冠军领奖台,升起国旗,奏响国歌的时候,看台上用力挥舞国旗,哭着跟着一起唱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

这背后,自然主要是“祖国情结”,但国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没有华丽的乐章,但每个音符都铿锵有力,击中人的内心,让人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奋发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那场对新国歌的讨论,其实不是没有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质疑: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建国了,还说“最危险的时候”,合适吗?

但最后还是通过了。而且事实证明,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确实远没有到可以图安逸的时候,甚至说有濒临“最危险的时候”,也不为过。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时至今日,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过时了吗?

真的过时了吗?读者评论

李茉莉:如果放到今天,“键盘侠”们又会问,为什么刚写了抗日的歌就去日本?为什么抗日的聂耳还会有日本人给立碑纪念?等等阴谋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人性是最真实的。感谢馒头大师再掀开这一章,让我们重读历史,多多见识!

冰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危险的时候,永不过时!

伟:聂耳先生是我的校友(求实学校)。学校花园有他的塑像,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会停下脚步,对着塑像默唱一遍国歌。起来!

阿小✔菁✔依然:袁春晖是我奶奶的堂姐,那时候我奶奶还小,他们会带上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他们那一辈的青春岁月,还是挺美好的……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们应该会在一起吧。春晖奶奶的子女现在很好,我们也很好,这样的生活离不开革命先辈的努力(作者回复:有一位让我觉得历史很近的读者)。“土肥圆”和“土肥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土肥圆”“高富帅”“矮穷挫”这些“新三字经”,成了网络流行词。“土肥圆”的含义,其实不用解释,看字面意思就知道了。

但后来在一次推送中,我偶然发现,原来不少人并不知道“土肥圆”的出处,或者说,完全不知道,土肥圆原来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1

土肥圆的出处,确实来自一个人的名字:土肥原贤二。

让我想想,怎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人呢?这么说吧:

这个人,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第一个日本甲级战犯。2土肥原贤二

1883年,土肥原贤二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

按照一个军人的发展轨迹,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3年,30岁的土肥原也就是混到了一个日本陆军上尉的军衔而已,中规中矩。

但这年7月的一次调遣,彻底改变了土肥原的人生轨迹——他被派进了日本驻北京的“坂西公馆”,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坂西公馆”是日本著名的特务机构,坂西利八郎是日本著名的第二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后来被人称为“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

还是回到1913年。

不太清楚土肥原贤二在北京拜了哪位师父,总之,他很快掌握了地道的北京话,甚至能说几地的方言。这为他今后的特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1913年到1927年,整整14年,除了短暂的调离外,土肥原贤二可以说是“深深扎进了中国这块土地”,游走于中国各派系军阀和势力,甚至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很多接触过土肥原的人,说他待人和善,能说会道。所以有人说,很多情报是被自动送到土肥原这里来的。

1927年,44岁的土肥原贤二晋升为大佐(相当于上校团长级别)。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有一个“十年人事”的说法,就是说一般陆军大学毕业生,10年就可以升到大佐军衔。土肥原贤二比同辈多花了5年时间。但这5年时间,他花得并不冤——他在中国多积累了5年人脉。

1928年,土肥原贤二第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3

给土肥原贤二机会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8年3月,土肥原贤二应聘出任“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负责指导奉军以日军的标准进行训练,顺带大力搜集奉军辖区内的所有情报。

土肥原确实在全力帮助张作霖。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土肥原贤二拼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人脉,直接搞垮了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让他们发行的纸币全部成为废币。吴佩孚败走,直系崩溃,奉系进京掌权北京。

土肥原贤二帮张作霖的远不止这些。奉系将领郭松龄趁奉军主力在关内作战,起兵叛变,在土肥原贤二的强烈建议下,驻朝鲜的日本军队出兵,大败郭松龄部队,再一次帮助了张作霖。

投桃报李,土肥原贤二当然是有期待的。他期待的是,张作霖今后能完全接受日本人的指令。

然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可以做一万件糊涂事,但有一件事绝不糊涂:不能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

当土肥原贤二发现张作霖得到自己那么多帮助,却开始对日本人的要求阳奉阴违的时候,他开始恼羞成怒了。

北伐战争开始,土肥原贤二建议张作霖退回关外搞独立,但张作霖不肯,结果节节败退。眼看北伐军将有可能威胁到日本的“满洲权益”,一直以“慈眉善目”闻名的土肥原贤二,终于露出了他完全不“萌萌哒”的真面目——皇姑屯火车站一声巨响,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当日死去。

我们读教科书时,看到张作霖被炸死,觉得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军阀被日本人炸死了。但当时,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地位其实已经等同于中国的国家元首。

用炸弹炸死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事情就是土肥原贤二干的。皇姑屯车站爆炸现场4

炸死中国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种行径引起了日本内阁的强烈不满。

而事实也证明,这实在称不上是土肥原贤二下的一步好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怀着“杀父之仇”,宣布“东北易帜”,率东北军归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领导。

一次爆炸,日本人没占到任何便宜。

所以,土肥原贤二被贬到一个步兵联队去做联队长。但是,土肥原贤二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魄力和冷酷,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得到了又一次翻身的机会。

在意外轻松地拿下中国东北后,日本又惊喜又惶恐:接下来该怎么治理?“九一八事变”的策动人之一板垣征四郎认为,日本直接建立一个军事政府,像统治台湾一样,把东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而老辣的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更阴险的计策:在东北建立一个“满蒙五族共和国”——说穿了,就是一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

土肥原的这个提议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找谁来做这个傀儡呢?

土肥原贤二早就物色好了人选——祖先就是从东北起家,现在被排挤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了。

而且,当溥仪如同丧家之犬被赶出皇宫的时候,正是土肥原贤二把他接到了天津的日本使馆——这步棋,土肥原贤二早就布下了。

之后的过程就不展开了,总之,土肥原贤二找到了溥仪,向他明确三点:满洲是你族龙兴之地,你要对得起祖宗,就应该回去从头开始;满洲3000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翘首期盼你回去领导他们;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

三条理由条条击中溥仪要害。

土肥原贤二后来召集了一些地痞流氓,耍了一些恐吓的手段,将溥仪一路从天津“护送”到东北。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建立,溥仪出任执政。

炸死一个“国家元首”不行,再扶植一个“国家元首”。土肥原贤二干得游刃有余。5

作为一个特务头子,在“诱降”这一方面,土肥原贤二确实堪称一把好手。

伪满洲国建立后,当时东北最有名的抗日英雄、全国抗日旗帜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被土肥原贤二诱降了(后来马占山又重新宣布抗日,但实力大损)。

1933年,面对山西的阎锡山、北平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土肥原贤二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上蹿下跳,居然真的搞出了一个“华北五省自治”,让华北继中国的东北之后,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土肥原贤二的使命应该说是结束了——国家之间一旦正式开战,台面上的间谍特务活动,就要让出聚光灯下的位置了。

但土肥原贤二脱下西装,立刻就能穿起军装。就在1937年3月,土肥原贤二成了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师团长(中将军衔),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特务头子做了师团长,是不是一个花架子?

1937年8月20日,土肥原贤二率第十四师团在塘沽登陆,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连战连克,直抵黄河渡口。因为第十四师团的效率奇高,土肥原贤二被日本报纸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被名将薛岳调集12个师围剿,土肥原贤二确实展现了他的军事天赋,最终全身而退。因为这一战,蒋介石最终把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将师长龙慕韩,判作战不力而军法处决——这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处决的第一个嫡系将领。

同年5月,国民党军队掘开了黄河花园口的堤岸,这就是惨烈的“花园口决堤”。数十万中国老百姓被淹死,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走到台前的土肥原贤二

而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要决堤黄河,为的就是阻止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前进。6

黄河决堤事件之后,土肥原贤二被调回日本参谋本部,继续从事他最拿手的业务——特务。

在被传闻暗杀了不肯投降的中国军阀另一位著名人物吴佩孚之后,土肥原贤二在自己的策反功勋簿上添加了一个最具分量的“勋章”——在他的策划和利诱下,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宣布投日,成立汪伪政府。

但土肥原贤二再怎么努力,依旧无法挽救日本帝国的败亡。

在诱降汪精卫之后,土肥原贤二就渐渐消失了行踪。直到有一天,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日本第一军总司令杉山元自杀,土肥原贤二宣布接任(当时他的军衔已是大将)。

但那一天,是1945年8月12日,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3天。7

就在土肥原贤二接任总司令职位的第二天,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下令逮捕土肥原贤二。

没有人会放过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被带走

据说,土肥原贤二被列入第一批甲级战犯,是蒋介石的授意。蒋介石一直对土肥原贤二恨之入骨,私下里,称他为“土匪原”。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熟知英美法律的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这样就会造成“证据不足”的情况。全程他只说过四个字:“主张无罪。”

所以,对土肥原贤二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最后,在中国的强烈要求并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土肥原被判处绞刑。土肥原贤二受审

1948年12月23日,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在所有甲级战犯中,第一个走向绞刑架。

从被点名,到走上绞刑架,到被绞死,土肥原贤二始终没说一句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馒头说

不妨听听当时那些人对土肥原贤二的描述。

溥仪说:“当时48岁的他给我感觉非常谦卑,而且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他非常靠得住!”

宋哲元说:“土肥原说话算话。”

马占山说:“土肥原从不骗人!”

铃木贞一(同为甲级战犯):“土肥原为人大方,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事漫不经心,总是大概差不多,很适合同中国人打交道。”

据说,他就任沈阳市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薪水作为安定老百姓的资金。

据说,他担任师团长的时候,严禁手下士兵烧杀抢掠。

据说,盟军去逮捕他的时候,以为会在他家发现很多中国文物,但事实上,他家只有租住的两间小屋子,非常破败。

怎么样?如果单凭这些描述,土肥原贤二还真像现在“土肥圆”的本意:质朴,肥头肥脑,圆润。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他策划的暗杀和恐吓事件不计其数,他杀死的中国军民不计其数,他给中国带来的分裂的恶果难以估量。他对人说话算话,是因为他对人有所求。他下令不劫掠老百姓,不是因为他真的爱中国老百姓,而是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尽量少积累仇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已。

可以说,他是一个合格甚至出色的特务乃至将领,但载着他和他同僚疯狂前行的那艘大船,方向是根本错误的。

他的信仰,是靠侵略别的国家支撑的,他的所谓“英名”,是建立在别国人民的痛苦上的。

所以,关于他最后和那艘大船一起倾覆,他的遗言是:主张无罪。

而我们的评价是:罪有应得。读者评论

Stt:喜欢最后一段话,他和他的国家这艘大船所航行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他的所谓“英名”是建立在我们国家人民的水深火热之上的,所以他罪有应得。

NANA:“枭雄”人物,却是累累白骨成就的。

popper紫:史纲老师说过,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决策集团中最清醒的一位,当时他不主张全面侵华,他认为东北三省足够日本消化100年。

□:他确实情商很高,但侵略的本质无法改变!了解了战乱的年代,才知道和平的重要。东条英机之死

这个人,被认为是“二战”中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肩的“法西斯三巨头”。

作为“二战”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一路叫嚣,把整个日本捆绑上了疯狂自杀的战车,而在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却忽然失去了当初所谓的“勇气”……1

时间先回到1945年9月11日,下午3点左右。

在东京近郊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外,围着一大群早已守候多时的美国和日本记者——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一条大新闻的诞生。

就在这一天,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逮捕令。

那栋房子,就是东条英机的住宅。

下午4点左右,30多个持枪的美国宪兵开始行动。

宪兵队长保尔·克劳斯中校开始敲门,身后的宪兵都端起了枪。东条英机穿着短袖开襟衬衫,打开客厅窗户问:“你们有逮捕证明吗?”

一个宪兵向他出示了文件证明。

东条英机看完后说:“马上就给你们开门。”

宪兵们在门外等待。

房子里传出了一声枪响。

一位日本记者对克劳斯中校说了一句:“长官,你的猎物好像自杀了……”

宪兵和记者迅速冲入房间,他们看到东条英机坐在客厅沙发上,左手握着一把手枪,胸口血流如注。“停止射击!”克劳斯中校大喊。

屋外,宪兵和记者们都没注意到,东条英机隔壁的邻居家,一位戴着草帽假装除草的女子开始合掌祈祷——她是东条英机的妻子东条胜子。此时的她,不是在祈祷丈夫平安无恙,而是在祈祷丈夫能像一名军人那样死去。

但是东条英机并没有咽气。

屋内,美国摄影师开始忙碌了起来。“把东条的头稍微往右移动一点,就这样,很好。”“您让开一点好吗?我想拍一张东条拿着手枪的样子,帮我把手枪压紧在他手里好吗?”“苍蝇又飞过来了,我一定要拍张苍蝇停留在东条额头的照片!”

闪光灯闪烁中,东条英机在痛苦地呻吟,而周围的人都在等他死亡。

作为向导,《朝日新闻》的记者长谷川幸雄是屋内唯一的日本记者(就是他后来撰写了回忆文章《东条自杀目睹记》)。

根据长谷川幸雄的回忆,东条英机在当时说的话是:

但愿一枪就死,可遗憾的是仍需要时间。

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对国民和大东亚民族却是悲惨的。

我不想在法庭上站在胜利者面前接受审判,宁愿等待历史的正确批判。

天皇陛下万岁。死后也要做个护国之鬼,以尽最后之忠诚。

一些记者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为了抢新闻,有的记者已经给报社传递了“东条英机自杀身亡”的快讯。为了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有两名记者甚至开始翻动东条英机的身体,希望能加速他的死亡。

东条英机开始大声呻吟,咯血……自杀的东条英机2

东条英机自杀身亡了吗?

当然没有,不然本文到第二个小标题就要宣布结束了。

但别急,我们暂时先不说那一幕自杀的狗血事,掉过头来,先说说东条英机这个人。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官拜中将。

沿着父亲的轨迹,东条英机开始了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日本陆军大学的成长历程。但是,东条英机在青年时期并不出类拔萃,考了三次才考进日本陆军大学。等他毕业时,已经31岁。

1933年,49岁的东条英机才到了少将,眼看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即将过去。当时,他的学长,日本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却对东条英机的行动力大加赞赏,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

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

但当时在日本的军队中,对东条英机不以为然的人,却大有人在。

被称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此人主张“有限侵略”,反对全面与中国开战)认为,东条英机无德又无能。他曾说过:“东条只能保管10挺机枪,超过10挺就无能为力了。”

当东条英机已经是陆军中将的时候,石原却当面称他为“东条上等兵”。日本陆军元老一级人物宇垣一成曾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回忆:“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即日本首相)。”

1935年,几经周折的东条英机,被安排了一个第十二师团司令部的闲职——甚至没有人关心他是否上班,连办公桌都没给他安排。青年时的东条英机

但是,1935年9月,当时的陆军部人事局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当年在陆军幼年军校的同学),力荐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长官。

51岁的东条英机,从此咸鱼翻身,开始迎来自己的“巅峰之路”。后来有人评论:“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英机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却捡到一块金表一样。”1940年10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正在向天皇行鞠躬礼

1938年5月,54岁的东条英机已经做到日本陆军次长。作为战争狂人,他在11月召开的一次军部会议上,公然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向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连战争狂人云集的日本军部也大吃一惊,在日本国内更是引起巨大震动,东京股票市场一泻千里。

东条英机为此被迫辞去了陆军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狂热的战争立场,已经成功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注意。

1940年7月,已经全面侵华并准备征服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由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作为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在东条英机的鼓动下,1941年7月,日本已经决定向英国和美国开战。这时,起用东条英机的近卫文麿反而畏缩了,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然而然,强硬派东条英机被天皇任命为大将,奉命组阁——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已经近乎失去控制地疯狂转动起来,需要一个不惜绞进其中的领头者。

组阁后的东条英机,作为首相,还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后来还向天皇要来了“参谋总长”的职位,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成为明治宪法下权力最大的一个人,甚至被人称为“幕府将军东条”。

这也是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被称为“二战”的“法西斯三巨头”的原因。

但无论是和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比,东条英机都是不相称的,看似拥有大权的他,只是一个替人打工的傀儡而已。3

东条英机上台,注定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4年,在中国大陆陷入泥沼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开始被美国狠揍。在中国战场,东条英机孤注一掷地命令在华日军发动打通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8个月的搏杀,国民党军队大败,50多万正规军队被击溃,140多座城市失陷。虽然交通线被打通,但当时的日军却已经无力巩固这条线路——这场战役其实等于白打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在1944年6月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东条英机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崩溃在即。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剖腹自杀。7月,塞班岛失守,美国的B-29轰炸机已经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绝望的东条英机,甚至去秘密拜访了已经退役的石原莞尔中将——那个一直嘲笑他的死对头。

石原莞尔甚至懒得和东条英机费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挥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

7月18日,已经失去天皇信任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递交了首相辞职书。之后,陆续辞去了所有职务。

但他欠下的账,不是辞职就能一笔勾销的。4

从1944年塞班岛失守开始,东条英机家就开始不停接到电话:请自杀谢罪吧!

但东条英机并没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来东条英机家拜访的客人,甚至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天皇都已经说投降了,您也差不多该选个日子了吧?”东条英机家的电话每天都响起,响了一声,不接;再响一声,东条英机的妻子才接。打电话的人倒也毫不客气:“您丈夫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鄙视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在担任陆相时,曾颁布《战阵训》,要求日本军人不能被俘,必须自杀。

也有很多日本人开始拿东条英机和日本明治时期的乃木希典相比。乃木希典也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将,指挥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虽然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但旅顺之战,日本伤亡了6万人。在战争结束后,乃木希典和他的太太静子自杀谢罪(虽然对于他们自杀的原因有争论,但确实也有为阵亡将士谢罪的说法)。

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乃木胜典和乃木保典也在日俄战争中先后阵亡,所以日本人至今仍把乃木希典视为“战神”(日本至今有专门祭奠他的神社)。而东条英机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上战场。有人质疑东条英机:“我的儿子死了,为何你的三个儿子还活着?”

1945年9月初,在三菱公司担任飞机工程师的东条英机次子东条辉雄回到了家里,鼓足勇气对父亲说:“父亲,就让我们一起自杀担任日本首相时的东条英机吧!”东条英机严厉制止了他,表示让他不要管这事:“日本的未来还要靠你们建设!”

不过,东条英机毕竟开始了自己的准备:他找到一名医生,让他用笔在自己胸口标记了心脏的位置。每次洗澡后,东条英机还要求妻子把被洗掉的标记重新画上。

这个圈圈被洗掉,重新涂上;洗掉,重新涂上——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东条英机一直没有自杀。

直到1945年9月11日,美国宪兵找上门来,东条英机终于下定决心,扣动了扳机。

但是,画过圈的地方,东条英机居然还打偏了。

日本女学者崛江珠喜在2006年出版的《纯爱心中》一书中写道:“东条英机作为近代军人,整天带着枪,即便不常使用,但射击方法不至于忘记吧。如要自杀,手枪在口腔中发射,这是军队的常识!”

尽管东条英机后来做出的解释是:不希望头被打烂,希望能被人认出。但普通日本民众还是认为,东条英机是贪生怕死。

至于为何在心脏部位画过圈还会射偏,东条英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胸部皮肤下垂。”5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文章的第一段了。

在家中面对美国宪兵和记者的东条英机,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没有射中自己心脏,呻吟,咯血。

两位当时翻动东条英机身体的美国记者可能没想到,他们这样做非但没有加速东条英机的死亡,反而救了他的命——他们想加速东条英机的流血,但实际上却帮助他避免了肺部充血。

当意识到东条英机可能死不了的时候,克劳斯中校开始指挥宪兵将东条英机抬上军车,随后紧急送往横滨的美军第九十八医院抢救。东条英机因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一位B型血的美国士兵挺身而出,两次为他输血。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名士兵回答:“我可不能让他死了,我在新几内亚的战俘营里所受的罪还没找他算!”

东条英机可能没有想到,他处心积虑的自杀,却引来了各方面的嘲笑。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这是东条英机留下战争罪犯形象的第一个事件,是对战争罪犯的天罚;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

许多日本老百姓认为,东条英机居然不敢剖腹自杀,是典型的胆小鬼。

9月12日的《纽约时报》刊文讽刺:“这个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量都没有。”

美联社在东条英机自杀当天发表的报道,名为“日本民众痛恨他,因为他居然连自杀都失败了”。

很快,日本社会以“那个笨蛋”来称呼东条英机。6

1945年10月初,东条英机的枪伤已基本痊愈。当月7日深夜,他从医院被秘密押送到大森战俘收容所,与其他甲级战犯关押在一起。

大森战俘收容所在战时是日本关押盟军俘虏的地方,盟军战俘曾在此饱受虐待。麦克阿瑟特别嘱咐时任收容所所长的美军上校塞尔维转告东条英机:你必须“享受”盟军战俘同样的待遇,过最低限度、最简单的生活(麦克阿瑟曾试图把东条英机变成“乙级战犯”,那样就可以接受美国的单独审判)。

1945年11月,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被关押在大森战俘收容所里的东条英机已经完全落单,没有其他犯人愿意和他一起散步、下围棋、进餐甚至谈话。《纽约时报》在12月报道,“没用的东条”已经同“巧克力”“香烟”“吉普车”等词一起进入日本人有限的英语词汇中,成为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英语用词。

12月底,东条英机被转移到巢鸭监狱,5个月后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东条英机的漫长审判。

法庭指控日本甲级战犯犯有55条罪状,东条英机占了其中54条,每个战犯都想与他保持距离,因此在法庭上和私下都没人和他说话。

54条罪状,东条英机全部否认,他做的是“无罪辩护”。1947年12月26日,东条英机被允许做自我辩护。这一天,记者云集,举世关注。《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记录道:

不管怎样,这样一个战争的最高责任者、罕见的独裁者,用8000万国民的命运在愚蠢的战争中进行赌博的大赌徒的自白,举世为之瞩目,也是正常的。

东条英机的自我辩护四易其稿,长达20万字、220页,读了整整两天半。在辩护词中,他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日本没有发动侵略,只是帮助亚洲人民重建秩序;和英美开战是对方诱发的,日本是进行自卫战争。

当时的《朝日新闻》对他辩护的评价是:恬不知耻。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的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改完自己的辩护稿时,曾说过一句:“这下死而无憾了。”有没有遗憾,除了他自己,并没有人知道,但死的愿望,倒是被满足了。

1948年11月12日下午3点52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做了历史性的宣判:

东条英机,65岁,东京人,历任陆军大将、陆相、内相、首相、参谋总长,处绞首刑。

东条英机从同声传译耳机里听到“处绞首刑”时,咧嘴苦笑了一下,随即卸下耳机,神色惨然地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似是在找家属。

这次审判,除东条英机外,还有6名战犯被判处绞刑: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松井石根。

宣判后,东条英机等7名死囚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同一栋牢房里,每人独囚一室,7个单间相连。无论白天黑夜,囚室里光照强烈的电灯一直长亮,室外由一名军官带领着8名美国宪兵负责看守,军官每隔一刻钟就会亲自查看一次所有的犯人。此外,卫生官还要定时为犯人测量呼吸、脉搏和血压等,防止他们生病或自杀。一旦发现他们有病,就会立即治疗,确保他们被执行死刑。

12月21日晚,东条英机接到通知:23日执行死刑。

随后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在最后一天要吃一顿日本料理,二是要与监狱的教诲师见一面。

22日,日本料理送来之后,东条英机只吃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世界。在给世界的那封遗书中,他依旧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出于自卫。

12月22日夜,预定执行死刑前20分钟,东条英机及另外3名第一批处死的战犯——武藤章、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被带往监牢里特设的小佛堂听送终经。

执行前5分钟,东条英机把一串念珠和玳瑁边眼镜交给教诲师花山,托他转交家属。

随后,在美国宪兵军官的命令下,东条英机和其他3名第一批战犯一步一顿地跨上了绞刑台的十三级“死亡台阶”。上了台阶,他被喝令向监刑官站定,头部立即被罩上了黑色布套,接着,绞索套在了他的颈项上。

那时的东条英机,双腿在瑟瑟发抖。

一声号令,第一批4名战犯脚下的踏板被抽去,东条英机的身体悬空,开始抽搐。1948年12月23日0点10分30秒,东条英机被法医确认死亡。即将被执行绞首刑的东条英机

早上8点半,被处决的战犯尸体被投入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的熊熊大火,顷刻间化为一缕黑烟。馒头说

东条英机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按照东条英机留下的遗书,他对子女的要求就四个字:不语一切。

长子东条英隆,曾担任伪满洲国的警察,但和东条英机关系疏远,甚至曾以姓“东条”为耻。东条英机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曾托人传话要长子来见面,东条英隆的回答是:“还有什么可迷恋的!”

次子东条辉雄,就是前面提到过请求和父亲一起自杀的那个儿子,后来担任过三菱集团的副总裁和三菱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每年,东条辉雄都要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曾做过其余13名甲级战犯后人的工作,提出是不是把先人牌位从靖国神社里移出来“分祀”,被当时的东条辉雄断然拒绝。

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东条辉雄似乎慢慢改变了主意:“这不是遗属应该做出的判断。如果决定分祀,我们也不会反对。”

东条英隆的女儿,也就是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其实是东条英机后人中最激进的一位。东条英机被绞死时,东条由布子才9岁。长大后,东条由布子借环保之名,在世界各国收集“二战”日军的骸骨,并全盘继承了祖父东条英机的观点: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卫,从没有南京大屠杀等,并且认为每个日本人都应该参拜陈列了他祖父灵位的靖国神社。

2017年45岁的东条英利是东条英机的曾孙,他曾坦言,小时候自己在学校被人称为“恶魔的后代”。现在成为一名商人的他,主张日本应该放下历史包袱,找出一个和周边邻居和解的方法。不过他也曾回忆过一个自己30多岁时的片段:

当时他去爱知县“殉国七士庙”祭拜曾祖父东条英机,发现三根山那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村子里,停着许多奔驰和街宣车。在登记处填写名字时,对方一看他姓“东条”,就立即把他安排到了最前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东条’这个姓氏的影响力。”“馒头说”这个段落,一般是表达我自己主观观点的,这可能是第一次全部引用客观的叙述。

我只是想通过交代东条英机后人的生活轨迹和观点,让大家从中自己体会:日本如今对待那场战争的态度,为什么会那样暧昧和模糊?读者评论

李李:他本身能力不出众,但是却不甘于平凡,所以用出格的话语和行事来引起众人注目。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权力,这些出位言论只会成为笑话。但是很不幸,裕仁将最高权力给予了他。所以大师说得没错,他只是一个傀儡,天皇才是最大的战犯,而且逃过审判。

诗敏:至今仍有史学家认为,东条英机并不是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推向前台的傀儡。从战后日本各界对他的反应来说,东条英机确实不是最应该为那场战争负责的人。并非鄙视日本人,这个民族确实很喜欢推诿责任,比如大师之前写过的山本五十六主张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事,日本全民族的那种鸵鸟心态尽显无疑。作为一名侵略者,东条英机固然该死,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东条英机却可悲地成了那场战争的祭品,并反复被日本人消费。无法从自身找到战争爆发内因的日本人,注定要为自己漠视历史的行为付出代价。

Canary:看《血战钢锯岭》的时候,逐渐开始懂为什么日本不承认它的错误。因为犯错的天皇没被处死,犯错的人的后代也一直还在权力的中心,自然要找理由开脱。那些日本士兵的口号都是“为了天皇”。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潜伏”

对那些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的人来说,他们每天所遭遇的,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潜伏》。1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三封由武汉发来的特急加密电报,被送到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因为是周末,科长徐恩曾去上海度假了,在办公室里独自一人值班的,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这三封特急密电的信封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这几个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让钱壮飞顿时起了疑心,于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拆开了第一封密电。

第一封密电就让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

于是钱壮飞赶紧拆第二封。

第二封说:“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

再拆第三封:“军舰太慢,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

钱壮飞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2

黎明,一听就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叫顾顺章。

顾顺章,是当时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共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堪称当时整个中共党内最强的特务,他掌握着上海所有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机构地址和关系架构。

现在,顾顺章居然被捕叛变了,这意味着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机关面临被“一锅端”的巨大威胁。

但一向骄傲的顾顺章,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抓捕顾顺章的,是武汉当地的国民党情报负责人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要求顾顺章吐露他所知道的情报,但顾顺章一口回绝。

为什么?因为当时顾顺章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他觉得蔡孟坚职位太低,不配!

谁配?顾顺章要求去南京,直接向蒋介石面对面说——这个天大的功劳,他不愿意给别人拿去。

所以顾顺章千叮嘱万关照蔡孟坚两件事:

第一,把我用飞机送到南京,越快越好。

第二,在我抵达南京前,千万别给南京发电报说我被捕了。

但抓到那么大一条“鱼”的蔡孟坚在狂喜之余,一条也没听顾顺章的:用船送顾顺章去南京;在顾顺章上船之后,立刻给南京拍了三封加密电报。

顾顺章为什么关照蔡孟坚不能发报给南京?因为他知道,哪怕是在南京徐恩曾的眼皮底下,都被安插了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而这个人,就是钱壮飞。3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1915年,20岁的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还做过报社编辑,可谓多才多艺。

1925年,钱壮飞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部队欠饷,无奈又带着家人落户上海。

1928年,一直在为生计烦恼的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的广告,他随即参加了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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