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戴维·洛奇 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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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床的男人：戴维·洛奇短篇小说集试读：
序言
对于薄薄的一册书而言，这本书有一个长且复杂、但我希望还算有趣的来历。20世纪90年代，我的小说由位于苏黎世的哈夫曼出版社以德语译文出版。出版社的社长格尔德·哈夫曼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出版人，他问我是否写过短篇小说，他可以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我翻阅了文稿，告知他只有六篇我认为值得再印，显然不足以成书。但是哈夫曼出版社出版过许多颇有吸引力的小开本书。1995年，格尔德以《夏日故事，冬日轶事》为名，出版了我的六个短篇故事，我根据故事发生的季节背景建议了该书名。我的小说的其他一些欧洲出版商问我他们是否可以照办，没过多久，波兰、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版本。意大利的邦皮亚尼出版社和法国的里瓦日出版社更愿意用第一个，即最早那个故事的标题作为书名。我意识到《
赖床的男人
》这个书名更耐人寻味。小说与短篇故事最明显的区别是，读者通常一开始读短篇故事时就打算一口气读完，而读小说则会以一种更加悠闲和不规律的方式——在有机会时，听凭个人意愿拿起或放下书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急于读到一个短篇故事的结尾，但我们很可能会为读到一部深受喜爱的小说的结尾而感到遗憾。然而，一本小说的意义具有生命本身的开放性和多重性，而短篇故事通常则只有单一的意义，在结尾时向我们全面揭示。它可能采取情节扭转的形式，或是一则神秘事件的水落石出，又或是突然的认知及意识提升的那一刻——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所称的，借用宗教的语言——一种顿悟。
出于显然而现实的原因，大多数小说家都是以写作短篇故事开始了他们的写作生涯，我也概莫能外。但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也试着完成了一整部小说。虽然它达不到出版的条件，但它表明了我对长篇叙事的偏爱。当格尔德·哈夫曼出版了我的六个短篇故事时，我隐约希望我最终可以为英语市场写出足够多的新作品，用于编成可以发行的短篇小说集，但我对故事的构想似乎总是会扩展成小说的形式。因此，几年后，当我收到用英文出版一百册这六个短篇故事的限量版的邀请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意味着我可以有几篇“作者原稿”留存，作为这些短篇故事的永久记录，而不会妨碍在未来将它们作为更大合集的一部分来出版的可能性。这个建议来自汤姆·罗森塔尔，他改变了我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命运。作为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的总经理，在其他三家出版社拒绝我后，他于1975年成功出版了《换位》。汤姆1998年起不再参与商业出版社的全日工作，但与此同时，他创办了一家名为布里奇沃特出版社的小型私人企业，为收藏家出版令人垂涎的限量版书籍。1998年，《赖床的男人》精装版发行，这些故事被印在档案羊皮纸上，用拉奇福德大西洋布装订或用（需额外收费的）图书专用小牛皮做四分之一皮脊装订。
时间跳到2015年6月5日，我收到一封由我在柯蒂斯·布朗公司的经纪人乔尼·盖勒的助理凯瑟琳·秋转发的电子邮件。
发件人：费利宾·海曼
日期：2015年5月28日，23点57分
收件人：盖勒办公室
主题：向洛奇先生致敬亲爱的盖勒先生：
我有一个关于戴维·洛奇的特别请求。
这是给他的一个惊喜，所以我们之间能否保守这个秘密？
我是戴维·洛奇的狂热信徒，也是一名家具设计师。事实上，在我读完短篇故事《赖床的男人》后，这个职业才浮现在我脑海里，它给了我制造一种特别的混合家具的愿望，让叙述者实质上可以在待在床上的同时，又能在我想到的构建中工作，而这个构建是书桌和安乐椅的混合物。
这个“愿望”决定了我要学习家具设计，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故事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短篇小说之一。我想把一件完成的作品寄到作者的府上，向他致敬，向他致谢，并作为那个赖床的男人的解决之道。也许这是一个富含隐喻性的故事，但因其而产生的一件非常严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在2015年的米兰家具博览会上大获成功。
你认为他会高兴吗？
我需要他的地址。
如果有所帮助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它的图片和视频。
感谢你的配合。衷心地费利宾·海曼（我来自法国，2007年从索邦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毕业后，在伦敦研究家具。）
邮件中附上的是一组非常引人注目的照片，是关于在米兰家具博览会上展示的安乐椅书桌。在随后的一封邮件中，费利宾·海曼说可以把它拆开，装进一个可以方便搬运的盒子里，但凯瑟琳告诉她，他们公司不能与她串通一气，寄给我一件大块头的家具作为惊喜礼物。她问我对于这个不寻常的提议有什么打算。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对费利宾的回答如下：亲爱的费利宾·海曼：
我的文学经纪人乔尼·盖勒的助手凯瑟琳·秋已经给我发来了你5月28日的来信，说你在我的短篇故事《赖床的男人》的启发下，打算非常慷慨地向我赠送你制作的那件漂亮家具。我想这一定是一名读者对作者最具独创性的致敬。当然，我很想看到它，并试着躺在上面。但问题是，在我的房子里没有可以放置的空间了，除非挪走日常必备家具。
在我看来，你的床桌不仅是一件家具，也是一件三维艺术品，在意大利家具博览会上博得眼球，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一直在想，能否说服伯明翰——这座我一直生活并为人所熟知的城市——的某家画廊以礼物的形式接受这件作品，并把它拿来展出（或许偶尔），而在不展出时将它安全地保管起来。也许这一装置可以让参观者真正躺在上面，并通过这个脸洞来阅读你为何要制作这件家具的说明。从你发给我的照片来看，当它在米兰展出时，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些说明性材料。
我对这个项目的成功没有信心，但是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试试。也许观众可以通过耳机听我读短篇小说《赖床的男人》的录音。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在英国还没有出版。想必你是从六个短篇故事的小说集中读到《赖床的男人》的法文版（里瓦日出版社），这本书在英国只为收藏家出版过小型的限量版，尽管它已经在其他几个国家出版过。
祝好戴维·洛奇
费利宾的反应是积极而热情的：
读了你的电子邮件，我感到荣幸，并且非常快乐。小时候，我习惯于看到父母的床头桌上放着你的作品，十几岁时我开始读你的书，直到现在仍然在读！《赖床的男人》是我最喜欢的短篇故事，而当我为课程需要，想找这篇作品的英文版的时候，居然怎么也找不到，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总之，我想向你表示感谢，因为它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并由此诞生了我学年里最重要的家具设计研究项目！
你想把该家具存放起来，在伯明翰的画廊里展览，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而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由你朗读这个故事，将会为其添加第四个维度。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家具设计项目和文学有如此积极的合作，为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我意识到，这事并不能由你完全做主，而且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你愿意一试，我十分感动。
来自伦敦的最好祝愿费利宾
受此鼓舞，我将想法付诸行动。我脑子里特别想到的伯明翰画廊[1]是圣像画廊，这是一家资助性的画廊，展出英国和世界各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画廊坐落在布林德利广场，是伯明翰的中央艺术和娱乐[2]区的一部分，其前身是一所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学校，经过精心修复后被用作画廊。
除了巨大的展厅之外，圣像画廊还有一间圆柱形的塔楼屋，那里经常和画廊的主展览同时展出一些小型装置。这间屋子一次可以容纳六个人左右，我觉得是展出费利宾作品的理想场所。我妻子玛丽和我都是画廊的资助人。我和乔纳森·沃特金斯主任很熟，觉得他会赞同我的想法。我想对了。他立刻就接受了，他的同事对此也同样热心。于是我便南下去了伦敦，到白教堂地区伦敦都市大学的卡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去见费利宾，我认出她就是米兰的展览会照片里那个高挑、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子，当时她正在演示如何使用安乐椅书桌。见到她以后，很快我就感到她是个聪明可爱、极有领悟力的人。我看到了那张正准备参加学院夏季展览的安乐椅书桌，更加赞赏那流动的线条，那不同材质和色彩的结合——天然木材、深灰色的织物和钢材。我俯卧其上，以验证通过上层的圆孔能够舒适地阅读放在下层的一本打开的书。
九月，费利宾来到伯明翰，参观了圣像画廊，和画廊的工作人员见面，并与乔纳森和我共进了工作午餐。乔纳森建议，她的这一最终定名为“致赖床的男人”的作品，应在2016年秋季展出，以便与伯明翰文学节在时间上保持一致，这样双方机构都能从关联的宣传中获益。尽管这意味着要往后推迟很久，但也给了费利宾足够的时间，再做一张更结实的安乐椅书桌。这同时也给了我时间去考虑，为这项混搭媒介的大事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从一开始，遗憾就冲淡了这一项目给予我的快乐：触发了费利宾创作灵感的这个故事没有英文版。它最初是1966年发表在《周末电讯》杂志上的故事，只有在布里奇沃特出版社那个限量版六个故事集里重印过。因此，如果引起了在圣像画廊参观安乐椅书桌的人对相关故事的兴趣，他们只有到不列颠图书馆或另一个版权图书馆，才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大家认为费利宾可以写个说明书，描写一下安乐椅书桌的源起，简短地引用故事中的内容，提供给圣像画廊的参观者。但我热切地希望能使感兴趣的参观者对故事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我建议制作由我本人朗读此文的录音版本，参观者可以通过耳机来听。但很少有人能有耐心听完长达二十分钟的录音，而且还会有其他一些具体的困难。乔纳森提议把故事复印后钉在一起，在画廊免费分发；但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像教师的讲义那样发掉。我在想，也许可以印一些像样的印刷和装订成册的、包括这个故事在内的小册子，在圣像画廊的书店里出售。当我把这个想法向乔尼·盖勒提出来时，他说：“两年前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办了个展览，内容是各式各样的[3]艺术家对哈里·昆兹鲁的故事《记忆宫殿》的反应，他们出了一本有关的书，在自己的书店和网站上卖了不少册。咱们干吗不试试，看看佳酿出版社会不会重新出版你那个布里奇沃特的故事集，并与圣像画廊的展览挂钩。”我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马上看到了机会：如果成功，还可以把我最近写的两个故事包括进去。
事情就这样进行了。佳酿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很喜欢那些旧的和新添的故事，他们以前没有读过其中的任何一篇，同时也被在艺术品展览会上首发此书的想法所吸引。此刻，你手中掌握着的，正是这一连串未必能够实现的事件的产物。加上两篇新故事，这八个故事几乎包含了我作为小说作家生活的全部。第一篇是1966年写的，第二篇写于70年代，随后三篇是80年代的作品，《田园交响曲》写于90年代初期，最后两篇是近期的作品。有些故事采用回顾的叙述视角，反映了社会道德习俗的变化，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被置于另一个时间框架之内。汤姆·罗森塔尔要我为布里奇沃特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写一篇简短的介绍，说明我如何写下并为什么会写这些故事。我把这些笔记修订和扩充为这一版本的后记。费利宾·海曼加了一篇不长的叙述，说明了产生她这独一无二制品的创造性的设计过程。戴维·洛奇2016年注释：[1]亦可音译为艺康画廊、伊肯画廊（the Ikon），国际知名的现代艺术展览馆。[2]指英国地方设立的、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牛津剑桥而言较新的大学。[3]哈里·昆兹鲁（1969—），英国作家、记者。赖床的男人
他的妻子总是第一个起床。闹钟一响，她便掀开被子，两腿一甩踩在地板上，再穿上睡袍。她的自律，使他心怀愧疚又钦佩有加。“别在床上躺着了，”她说，“我真是烦透你又要把早餐白白糟蹋了。”他不吱声，假装又睡了。她刚走出卧室，他就把身体挪到床垫上她的余温尚存之处，恣意伸展着。这是他一天中肉体上感到最满足的时刻，可以伸展到一个新且暖和的空间。然而，这种满足感旋即被打破，他意识到很快便不得不起床，面对一天中余下的部分。
他睁开一只眼睛。四围漆黑，街灯投下的昏淡蓝光照在房间里。为了试看天气到底有多冷，他哈出一口气，瞬间成了白雾。在拉开窗帘的地方，他能看见窗户内侧早已结冰。整个早晨，冰开始慢慢融化，水珠顺着窗玻璃滚落下来，侵蚀了窗框上的油漆。一些水珠从窗框下部滴下，在那里再次凝成冰凌。窗户被塞住，木头也翘曲变形。
他闭上眼，不去看那些令他感到痛苦的景象：他的房子被风雨侵蚀，墙体也裂开了缝隙。当然，他无法对房子的情况视而不见，比如就拿他现在躺着的这间卧室来说：吊灯底座与房门之间已经裂开了大大的缝隙，龇牙咧嘴的，仿佛在对他发出冷笑；靠近五斗柜的油毡布已经磨损；衣柜门大敞着，因为扣件早已不在；那一片片因湿气而脱离墙面微微凸起的墙纸，开门关门的时候仿若在轻轻呼吸。他无法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然而当他裹在毛毯里感到温暖舒适的时候，他紧闭双目，似乎一切都不那么令人压抑，也都与他个人无关了。
只要离开这张温暖的床的保护，他就会在对现状的不满和永远无法改进的绝望的双重压力下，跌跌撞撞。当然，这房屋的损毁不仅仅局限于卧室。在房间里穿行时，风雨侵蚀、年久失修的迹印在屋子的每个转角处如影随形，向他致意。卫生间里滴滴答答的水龙头，楼梯上残破的扶手，厅堂里有罅隙的窗户，饭厅地毯上磨损的那些地方——和昨天相比起来，又变大一点儿了。屋子里寒气逼人，冷若冰窖。寒流从锁眼穿堂而入，信箱被吹得格格作响，窗帘瑟瑟舞动着。
然而，在床上躺着是如此温暖舒适。就算是那些有豪华家具、燃烧煤气的中央供暖系统和完全隔音的双层玻璃的理想居室，也不能让他在此刻感到比这张床来得更温暖舒适。
他的妻子拨了拨饭厅壁炉里的火，发出了格格声。这枯燥乏味的金属碰撞声，经由水管传到屋子里的每个角落。
这意味着早餐已经备好。正对着他的房间，他的两个孩子保罗与玛格丽特正在寒冷阴郁的屋子里快活地玩耍着，全然不顾周遭环境的窘迫不适。他们吵吵嚷嚷，嬉闹着来到楼梯口，又重重地从楼梯上蹦跳着下了楼。残破的楼梯扶手吓人地吱嘎作响。
饭厅的门开了，接着又狠狠地被关上。厨房里传来炊具和餐具发出的模糊的碰撞声。他用被褥把头包裹得更紧实了，遮捂着耳朵，只留出鼻子和嘴呼吸。他不想听到这些声响，这是来自严酷世界的严厉提醒。
他想着马上就要起床，还要去应付洗漱、刮胡子、穿衣吃饭这一堆恼人的琐事，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又没有什么能让他提起兴趣：从他家穿过街道走到公交车站，长长的街道两侧的房屋与他家别无二致；排着长队等候公交车，慢摇慢晃的公交车穿行在烟雾弥漫的城市街道上；还要枯坐在狭小逼仄的办公室熬上八小时，而这个办公室就像他自己的家一样，到处是残破不堪的东西，大多年久失修，办公用品出现缺口，还带着划痕，积满灰尘，早已不能正常使用了。这些日常的细小琐事就如他的房子内部一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就是你的处境，你可以非常努力，但要想明显改变它，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避免它恶化得过快，就已经算走运了。
为了准备起床，他试着打起精神提醒自己，与其他许多人相比，他已足够幸运。他逼迫自己的思绪沉溺于那些身体抱恙的人，那些油尽灯枯的人，那些处于穷困之中的人，那些精神痛苦的人。然而，想象人类悲苦的景象只能证实他无力改变这种了无生趣的生活。即便别人能够忍辱负重、乐知天命，但也无法给予他鼓励。如果当下的不满怨愤已让他失去生活的乐趣，儆效他们又能给他带来何种希望呢？如果眼前这沉闷的生活只是一层脆弱的表壳，覆在他随时可能堕入的更加不堪的深渊上，这又算是什么慰藉呢？事实上，他不再对生活充满爱意。这种想法带来的震颤穿透了他全身。我不再热爱生活。生活不再能给予我快乐。除了这个：躺在床上。而这种快乐转眼就会消逝不见，因为我明白我得起床。然而我为什么不可以就这样赖在床上不起来呢？因为你得起床。你有工作。你需要养家糊口。你的妻子已经起床了。你的孩子们也已经起床了。他们已完成了分内之事。现在需要你去完成你的职责。是的，对他们而言这很容易办到。他们仍然热爱生活。我不再热爱生活了。我唯一热爱的就是：躺在床上。
在厚厚的被子里，他听到妻子在叫他。“乔治。”她语气干脆、面无表情、例行公事般地叫喊着，并不指望他会回应。他没回应，只是翻了个身，把腿摊开。他的脚指头碰着床脚边冰冷的热水瓶，又立即缩了回来。他像婴儿一般蜷缩着，把整个脑袋都埋进被子里。被窝里黑漆漆的，暖和如春，犹如一个温暖黑暗的洞穴。他愉快地呼吸着温暖而带有霉味的空气，当他感到严重缺氧时，就在被褥里巧妙地弄出一个通风管，可以让新鲜空气进入而又不会透光。
他隐约听见妻子在叫他。这次声音更尖，更迫切。这表明他的家人已经吃完了玉米片，培根也已经煎好。在渴望继续躺在床上和立马翻身起床之间，他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在他等待第三次召唤的时候，他把四肢缩成一团儿，身体更深地扭到床里。“乔治！”这意味着他要错过早餐了，也许在冲出房门搭公交车前还有幸可以喝一杯茶。
似乎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屏住呼吸，而后他突然感到一阵放松，便伸开四肢。他决定了。他要赖床不起。能这么做的秘诀就是置后果于不顾。只要将心力集中于躺在床上这一事实上，体会这带来的愉悦感，还有被窝的温暖舒适。他有自由意志。他将行使他的自由意志。他将待在床上。他一定是打了个盹儿。他突然意识到妻子出现在房间里。“八点一刻了。你的早餐又糟蹋了……乔治，你打算起床了吗？”他觉察到她言语里的忧虑。突然间，被褥从他脸上被掀开。他又忙不迭拉扯回来，很恼火他精心设计的通风管被弄坏了。“乔治，你是病了吗？”
他很想说，是的，我病了。然后他的妻子会踮起脚尖走出去，告诉孩子们保持安静，他们的父亲病了。随后，她会在卧室里生上火，端来一盘可口的食物。但那不过是懦夫的行径。这种欺骗只会让他从他最厌烦的生活中获得顶多一天的喘息而已。他正在酝酿一个更为宏大、更具英雄气概的计划。“不，我没有生病。”他隔着被子说道。“好吧，那就起床，不然上班要迟到了。”他不作答，妻子走了出去。他听见她在洗手间里不耐烦地敲打着，叫孩子们来洗漱，还有马桶水箱的冲水声和哗啦哗啦的蓄水声，水管发出的呜鸣声，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来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难以发动的汽车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随后被启动，驶离了家门。他在被窝里静静躺着，全神贯注，若有所思。渐渐地，他开始能够从意识中消除这些杂音。他选择的是一种奇幻的方式。
第一天是最为艰难的。他的妻子认为他仅仅是偷懒，认为那是他的倦怠情绪。她试着不给他端任何食物，这样可以让他起床。然而饿肚子并没有让他感到太多不适，除了几次蹑手蹑脚、悄没声地溜去洗手间，他整天都赖在床上。那天夜里，他的妻子回到卧室时感到气愤不已。她埋怨他害她早上没能把床铺好，于是整晚又冷又僵地睡在离他最远的床边缘。然而由于他滴水未进，她也感到大惑不解，问心有愧。当她表示希望他第二天早晨不再有这些愚蠢的行为时，言语中流露出一丝恳求的语气。
第二天早晨就容易多了。闹铃一停，他很快又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太幸福了！既然不打算起床，只要翻个身接着睡就是了。随后，妻子端来早餐，一声不吭地搁在他床边的地板上。他吃着早餐，孩子们来到卧室门口，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露出了要他们放心的微笑。
下午，妻子请的医生赶来了。他轻快地走进屋子问道：“贝克先生，什么地方不舒服了？”“没什么不舒服，医生。”他温和地答道。医生对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并作出诊断：“贝克先生，没有理由不起床啊。”“我知道没有理由不起床，”他答道，“但我就是不想起床。”
翌日，牧师到访。牧师恳求他想想作为丈夫及父亲，他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很多时候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几乎无法忍受继续挣扎前行的痛苦，也几乎无法抗拒放弃的诱惑。但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不要说努力总是徒劳无益……”“那些冥想的僧侣呢？”他问道，“那些隐士、修士、蹲柱禅修者呢？”
啊，但是那些宗教修行者，尽管或许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具有精神感召力的，却与现代宗教格格不入。此外，他不能自诩这种特殊形式的遁世具有某种禁欲、苦行忏悔的性质。“你知道，生活不尽如人意。”他告诉牧师。生活的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周后，他身上开始长褥疮。两周后，他已孱弱到需要人扶着上洗手间。一个月后，他已瘫痪在床，需要护工来照料他的身体需求。他不清楚用于支付护工或是维持日常开销、修缮房屋的开支是从哪儿来的。但他发现，只要不为这些问题发愁，这些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此时，妻子的不满愤恨已消了大半。实际上，他认为她比以前更敬重他了。他猜想他已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明星。有一天，他的卧室里推进来一台摄像机，他靠坐在枕头上，牵着妻子的手，对着电视机前数百万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是如何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意识到他已不再热爱生活，唯一的乐趣就是赖在床上，以及他如何做出这合乎情理的决定——在床上度过余生。尽管他并没有指望余生会有多长时间，但是生命里的每分每秒他都要尽情享受。
节目播出后，信箱中的邮件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洪水。他已经变得眼力不济，只能依靠教区的志愿者施以援手，处理信函。
大多数来信都请求他再给生活一次机会，并随函附上现金或是提供待遇颇丰的工作机会。他对这些工作机会都一一婉拒，并以妻子的名义把钱存进银行。（她用了一部分钱装修房子。看到油漆工在卧室里吃力地攀爬，他感到有趣。当他们粉刷天花板的时候，他用报纸遮住头。）还有一小部分来信对他来说更为重要，信中纷纷表示鼓励和祝贺。“朋友，祝你好运。”其中一封信写道，“如果我有勇气，我也会这样做。”另一封信写在一所著名大学的信笺纸上：“你目睹了现代生活中无法忍受的生活质量，行使了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逃避生活的权利，对此我深为敬佩。你是存在主义的圣徒。”尽管他并不清楚这些言语的确切含义，但它们取悦了他。的确，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幸福，如此有成就感。
如今，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死亡是一件甜美的事情。尽管有人给他洗澡、喂食，对他呵护备至，但他仍感到生命力正在缓慢消逝。他渴望不朽。他似乎不仅解决了生活的难题，连死亡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有时候，他头顶上的天花板变成了某些幻象的画布，就好像某些古代的画家在小礼拜堂的屋顶上作画：他恍若看见天使与圣徒从朦胧的天堂凝视着他，邀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感到他的身体奇怪地失重，好似只有被褥碍着他升入天空，扶摇直上。飞升上天！羽化登仙！他乱摸着毛毯和床单，但是四肢乏力。就在那时，他使出全身力气，掀开被褥扔到地板上。
他默默地等待着，但是一切如常。他浑身发冷。他试着把毛毯拽回床上，可扔出毛毯已使他筋疲力尽。他打着冷战。屋外天色渐晚。“护士。”他虚弱地叫着，但无人应答。他又呼唤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然而整间屋子悄无声息。呼出的气在寒冷的空气里瞬间变成了白雾。他抬头望着天花板，但并没有天使和圣徒朝下面看着——
只有石膏天花板上的吊灯底座与房门之间的裂缝，仿佛在对他发出冷笑。他突然间意识到他的永恒意味着什么。“玛格丽特！护士！”他嘶哑地喊叫着，“我想起床！快扶我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来。
小气鬼
战后，烟花爆竹极度短缺。战争时期根本没有烟花爆竹；但那是因为灯火管制的缘故，也因为造烟花爆竹的人改行去制造炸弹了。战争结束后大家都说，战前的一切东西——烟花爆竹什么的——都重新会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蒂莫西的母亲说，配给制太丢人了；他父亲说，谁也别想看到他再投工党的票了，但是烟花爆竹根本连配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配给还是公平的，哪怕每份只有六个，或者是十二个。十二个不同的烟花爆竹。但除非你撞了大运，否则一个都搞不到。有时候有些男生带几个到学校里来，就为了闹着玩，在茅房里放一个单个儿的响鞭。他们含含糊糊地说是在“码头那边”搞到的，或者是老爸的朋友给的，又或者是从一个发现了战前存货并且当天就卖光了的商店里买的。
蒂莫西和德雷吉还有吴匹搜遍了附近地区，想找这么一家商店。有一次他们还真找到了一家打着出售烟花爆竹广告的地方，可是当那人拿出货来的时候，却只有一种，都是响鞭。光有响鞭是没法搞一个[1]像样的篝火节的。再说了，这些还不是威尔斯、标准或者佩恩等厂家生产的正牌货。大家管它们叫“飕飕”，一副可疑的土制相，每个卖十便士。响鞭卖这个价简直贵得离谱。最后他们各买了两个。离11月5日只有三个星期了，这仍是他们所有的存货。
有一天，蒂莫西的母亲买完东西回家，宣布说给他买了点烟花爆竹，他的心狂跳起来。可她拿出来的只不过是些拿在手里放的烟花 ——小孩子的玩意儿。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惹得妈妈最后没有给他，事后他挺后悔的。
他们仨对战前的篝火节都没有清晰的记忆，连年纪最大的德雷吉也一样。但是，他们全都记得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夜。那时，街道中心飞弹落下留下的弹坑旧址上燃起了盛大的篝火，焰火把天空映照得绚丽多彩。住在街尽头房子里的一个男人拿出了两整箱顶呱呱的烟花，说他攒了六年为的就是这个夜晚。第二天早上，蒂莫西在弹坑旧址上转悠来转悠去，像过去几年他收集弹片那样，把所有烧焦了的烟花壳都收集起来。正是在那时，他第一次得知了那些令他魂牵梦绕的名字——“菊之火”“罗马烛”“火山”“银雨”“鱼雷”“走私贩子”——在这些名字面前，“飕飕响鞭”听着假兮兮的，令人生疑。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蒂莫西、德雷吉和吴匹四处溜达着搜寻烟花爆竹，远离了他们平时熟悉的活动范围。最有希望的是那种卖报纸、糖果、烟草和一些玩具的店家。他们找到了几家新开的这样的商店，可是并不走运。有几家甚至在橱窗里贴出了告示：“无烟花爆竹”。“即便他们有，”德雷吉恼怒地说，“我打赌他们也不会卖的。他们会留给自己的孩子。”“咱们回家吧，”吴匹说，“我累了。”
回家的路上，他们玩了一个叫“失踪的排”的游戏，是他们根据德雷吉的连环漫画周刊上的一个连载故事编的。德雷吉是排长麦凯博中士，蒂莫西是那个沉默又聪明的凯普下士，吴匹是身强体壮却相当愚蠢的二等兵“粗坯”贝克，他们的排被切断了后路，困在敌后。游戏玩的就是避免被德国兵发现，而恰巧走过他们身旁的路人就是个德国兵。“装甲车正在逼近。”蒂莫西说。
德雷吉带着大家进入了一个私家高尔夫球场的车道上。两个推婴儿车的妇女从人行道上经过时，他们躲在深草丛里。蒂莫西不经意地四下张望着，突然猛地坐了起来。“看！”他低声说道，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大约三十码以外，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地方有一个东倒西歪的木棚子，被高尔夫俱乐部的栅栏遮住了，从路上看不见。一块木板告示牌靠在一面墙上，上面光秃秃地写着“出售烟花爆竹”。
他们慢慢站起身来，默默地、惊讶地互相看了看，向棚屋走去。屋门开着，里面有一个老人坐在桌旁看报纸，一面还在吸着烟斗。他头顶上方贴着“禁止吸烟”的告示，已经褪了色。他抬起头看了看，从嘴里拿开了烟斗。“有事吗？”他问道。
蒂莫西看着德雷吉和吴匹，寻求帮助，但他俩只顾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人，以及堆放在地上的落满尘土的大盒子。“呃——你这里没有烟花爆竹吧？”蒂莫西终于鼓起勇气问道。“我有，还有点剩下的，孩子。想买点吗？”
这里的烟花爆竹是零卖的，不是装好箱整箱卖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最合适不过了。他们挑了很久，等到把钱花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回家的路上，他们在每一根路灯杆下都停住脚步，打开纸包，确认他们的宝贝是真实存在的，好让自己放心。这整个事件就像是一场梦，或者是个童话故事，蒂莫西生怕他的烟花爆竹随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他们到达拐进自己那条街的街角处时，蒂莫西说：“不管怎么着，都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在哪儿弄到的。”“为什么？”吴匹问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把货卖完之前再去买点啊。”“我反正已经把买烟花爆竹的钱花光了。”德雷吉说。“没错，但还有好久才到篝火节呢，咱们还会得到零花钱的。”蒂莫西争辩道。
可当他们在下周六再去小店的时候，发现棚子上了锁，告示也没了。他们从窗户往里张望，能够看到的只有落满灰尘的家具。“想必是卖光了。”德雷吉说。不过卖烟花爆竹的人的突然消失使他们心里发毛，于是他们匆匆离开了小木棚，再也没有谈起过那个地方。
每天傍晚，蒂莫西放学后一到家就拿出放烟花爆竹的盒子，数他的烟花爆竹。他把烟花爆竹全都拿出来摆弄一番，先按大小，然后按种类，再按价格摆放。他仔细阅读色彩鲜艳的商标，专心地琢磨已经模糊不清的说明：手持烟花爆竹时要戴手套，放在土里，退到远处，钉在木头柱子上。他鼓捣烟花爆竹时非常小心，漏出来的每一小点火药都会减弱其未来的辉煌，都使他心痛。“我很奇怪你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床底下，”他母亲说，“记得你那些糖果的下场吗？”
大约一年前，一位美国亲戚寄给蒂莫西一大盒东西，叫作“糖[2]果”。鲜艳的包糖纸和古怪的糖名——“哦，亨利！”“救生员”“露丝娃娃”——和烟花爆竹一样使他着迷；在食糖普遍配给的情况下，意识到自己如此富有使他不知所措。他把糖果珍藏在自己的床下，很舍不得地一点一点吃。可是糖果开始发霉了，招来了老鼠，被母亲扔掉了。“老鼠是不吃爆竹的。”他对母亲说，一面把玩着他最大的冲天炮的长柄。不过他转念一想，还是请母亲替他把烟花爆竹存放在一个暖和干燥的柜子里。“说来说去，你怎么知道这些烟花爆竹还能放得响啊？”父亲问，“战前的东西，不是吗？说不定现在已经是哑炮了。”
蒂莫西知道父亲是在逗他，但还是很认真地对待了父亲的警告。“咱们得试放一个，”他严肃地对德雷吉和吴匹说，“看看是不是好的。咱们抓阄吧。”“我不介意放一个我的。”德雷吉说。“不，我想放一个我的。”吴匹说。
最后他俩一人放了一个。吴匹选的是“红色火焰”，德雷吉选的是“罗马烛”。蒂莫西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放个最便宜的。他们是在炸弹坑里放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短短几秒钟里，破砖碎瓦堆、扭曲的废铁、木板、锈蚀的水槽都被鲜艳夺目的色彩照得通亮。光焰散去后，他们在昏暗的路灯下眨巴着眼睛，大家都咧着嘴笑。“没问题，能放。”德雷吉说。
两人试图说服蒂莫西也放一个。他很想放上一个，但知道自己以后会后悔的，便拒绝了。他们吵了起来，德雷吉嘲笑蒂莫西，说他像盖伊·福克斯一样，是个天主教徒。蒂莫西说他才不在乎呢，你不需要反对盖伊·福克斯才能拥有烟花爆竹，而且反正他对有关盖伊的那些事也不感兴趣。他独自回到家中，拿出他的烟花爆竹，整晚坐在卧室里，数着它们，整理摆弄它们。
德雷吉和吴匹一旦开始动用了他们的存货，就无法约束自己憋到11月5日再放。开始的时候是每晚放一个，后来增加到两个，再后来是三个。德雷吉具有一种才能，他能发现更为壮观的新方法去燃放烟花爆竹。他会把一枚点燃了的响鞭扔进旧水箱里，响鞭发出的爆炸声使四邻都跑到门口来，要不就把掼炮“鱼雷”放进一截排水管里往外射。蒂莫西也有自己的想法，但由于他固执地拒绝燃放自己的烟花爆竹，最多也就只能做一个被动的看客了。11月5日就该看他的了，那时，两手空空的德雷吉和吴匹就会高兴地看他来展示了。
11月4日晚上，蒂莫西最后一次清点了他收藏的烟花爆竹。“过了明天，这些东西没了，你会感到失落的。”母亲说。“我不相信他真的想把它们燃放掉。”父亲说。“我当然想放。”蒂莫西说。不过，他盖上爆竹盒子的时候叹了一口气。“反正，再也看不见这些东西我会高兴的。”母亲说，“哎，会是谁在敲门啊？”
父亲去开门，是个大块头的警察。他的块头之大，仿佛占满了整间屋子。他向蒂莫西微笑着以示鼓励，但蒂莫西把盒子紧搂在胸口，两眼盯着自己的脚。“我说，警官，”蒂莫西的父亲说，“我明白，如果这些烟花爆竹确实是偷来的——”“确切地说不是偷来的，先生，”警察说，“不过也和偷来的差不多。那个老家伙直接破门进入储货棚，开起了店。”“呃，我的意思是，你有权拿走这些东西，但这是特殊情况，你是知道的，小孩子对烟花爆竹有多着迷。他盼篝火节盼了多少个星期了。”“我知道，先生，我自己也有孩子。可是很抱歉，这是我们能够追寻到的唯一一批，我们需要用来作为证物。”他转向蒂莫西，“孩子，你是不是恰好知道，你的朋友里有没有人也从那家伙手上买了烟花爆竹？”
蒂莫西无言地点了点头，努力忍住不要哭出来。“不过只有我一个人留着没放。”说着，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了他的面颊。注释：[1]亦称盖伊·福克斯之夜。盖伊·福克斯是英国1605年火药阴谋事件主谋之一，他的被捕之日即盖伊·福克斯日。[2]此处原文糖果用的是美式英语的说法candies，而不是英国的说法sweets，故作者用了引号。
我的第一份工作
当我们在社会学大理论的概论课程上讲到韦伯的时候，我告诉学生们，要想具备新教伦理，你无须是一名新教教徒。“看我，”我说，“我父亲是犹太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只要一提到“节假日”这个暗含了毫无顾忌地挥霍金钱和时间的词语，我就会产生过敏反应而出疹子。积攒，积攒！那可是我的人生信条，无论是出版物、索引卡，还是承诺持有人出具英格兰银行即可兑换多少多少英镑的那些薄纸片儿，我都攒着。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不断超越！为了工作本身！我的学生们胡子拉碴，懒洋洋地靠在座椅上，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领取救济金同时暑假搭便车去希腊旅行，宽容却并不信服地对我笑着。有时，为了让他们明白工作的真正价值，我会给他们讲述关于我第一份工作的故事。
曾经，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更确切地说，在1952年的夏天（我这样开始讲道），还有三个月满十八岁的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滑铁卢火车站推着小推车贩卖报纸杂志。为了填补等待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无须多言，我成绩优秀）与正式去大学念书之间的数周空闲时间，我得到了这份临时工作。干这份工作并非出于经济考虑，我每周只能挣三镑十先令（即使考虑到随后的通货膨胀），还要每天从格林威治的家奔波到这里来，这就显得不那么值当了。干这份工作是出于我的个人原则。我父亲经营着一家裁缝店，雇了三十个工人（他曾打算让我继承家业，毕竟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对大学教育有什么意义或者会得到什么收益表示怀疑，认为我至少不该在等着去大学念书的这段日子里游手好闲，待在家中。我父亲看见《旗帜晚报》登出的招工广告，甚至不与我商量就给经理打了电话，说服他给了我这份临时工作。我母亲看着广告，注意到上面写着“适合离校生”。“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不是吗？”我父亲问道。[1]“离校生是暗指现代中学里某些升学无望的十五岁学生。”母亲说，“这是一种委婉的说辞。”我的母亲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所以这份工作的报酬也是个委婉的说辞。”她继续说道。与我父亲结婚多年，她身上爱尔兰人的幽默感也有了犹太教徒的趣味。“没关系，这会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社会。”我父亲说，“在他再埋头苦读三年之前。”“的确如此，他应该让眼睛歇歇。”我母亲附和道。他们的谈话在厨房里进行着。我坐在饭厅里，翻着我的集邮册（当时，我正按照[2]《斯坦利·吉本斯邮票目录》中所列出的邮票价值，把我所有的邮票加在一起，似乎值数千英镑，但我无意出售），偷听到谈话。后来我发现他们是故意讲给我听的。这样一来，当他们正式和我提起谈话的主要内容时，我就可以有所准备地给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透信儿，极好地润滑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父亲走到饭厅，“噢，你在这儿呢。”他说，并假装感到意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已经决定接受这份工作了。紧接着的周一早晨八点半，我准时到达书摊。书摊是滑铁卢火车站中间一大片绿色的小岛。潮水般涌来的办公室职员搭乘城郊火车到达后，行色匆匆地穿过火车站，赶着换乘下一班地铁或公交，就像身后有恶魔追赶似的，只有在店铺柜台上抓一份报纸或杂志时才稍作停留。在一间狭小逼仄、闷热难耐的办公室里，在堆着发票和留下无数茶杯的圆形印迹的桌旁，坐着经理霍斯金斯先生。他面色憔悴，脾气暴躁，个子矮小。很明显他曾经中过风或是患过某种麻痹症，因为他右脸麻痹，一边嘴角靠一个细小的带链的金钩吊起，链子挂在眼镜上。霍斯金斯先生从另一边嘴角挤出话来，说一名顾客买了三件东西，价格分别是九便士、两先令六便士、一个半便士。他拿出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问我需要找他多少钱。我按捺着，本想提醒他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英国大学入学考试，但还是耐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回答之快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霍斯金斯先生领我走到三个移动报摊前，只见两个小年轻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晃荡。这是些刷了绿色油漆的木制报摊推车，倾斜的侧面安上了书架栏，摆放着供展示的报纸杂志。“雷！米奇！他是新来的。给他说说我们这儿是怎么干活的。”霍斯金斯先生说完后，又转身回到他的小窝里。
雷与我身材差不多，尽管（我猜测）他可能比我小一岁。他抽着烟，烟卷随意地垂在下嘴唇上，无须动手，香烟就不时地从一边嘴角转到另一边，仿佛在显摆自己至少在某一方面比霍斯金斯先生有优势。他把手插在军用冲锋衣的口袋里，长筒靴从磨破的裤子里露了出来。米奇（我从未发现这究竟是昵称还是名或姓的缩写）非常瘦小，我看不出他的年纪。他干瘦，小脸脏兮兮的，就像只猴子，还不停地咬着指甲。他穿着无领衬衫，裤子和外套分别属于两套不同的条纹西装，是工人阶层的子弟通常在周日穿的最好的衣服，这是对他们父辈着装风格的一种廉价的模仿。棕色的外套和蓝色的裤子都已破烂不堪。[3]他们看着我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文法学校的轻便短上衣——这身装束是按照我母亲的建议穿的。我决定把这身衣服当作工作服，因为我以后再也用不着了。“你为什么要干这种没有出路的工作？”这是雷第一次开口说话。“我只干一个月。”我说，“我等着去大学念书。”“大学？你指的是像牛津、剑桥那样的大学吗？有划船比赛的？”（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去大学念书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不，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什么？”“为了拿个学位。”“要那个有什么用？”
我沉吟片刻，最后简短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以后能找个好工作。”我没有费劲去解释，其实我以后不用找工作，因为家里已有一个蒸蒸日上的小买卖可以让我轻松继承了。米奇咬着手指头盯着我，就像丛林里的侏儒见到白人探险家时一样震惊。
霍斯金斯先生从门口探出头，面带愠色，“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告诉他我们这儿怎么干活’，是吧？”
怎么干活对我来说很简单。把小推车装满报纸杂志，在火车离站前上客装货时，推到月台上。那些年，滑铁卢火车站没有报刊亭，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为通过检票口后没有准备书报杂志的乘客提供服务。最好做的生意是连接南安普顿与大西洋班轮的港口联运火车（还记得不？），乘客中总有一部分急着想花光口袋里沉甸甸的英国硬币的美国乘客，为我们带来了最红火的生意。仅次于此的是驶往度假胜地与西南村镇的快铁，尤其是豪华普尔曼全卧铺列车“伯恩茅斯丽人号”，每一扇带窗帘的窗户旁都有一盏粉色灯罩的台灯。下午晚些时候和傍晚的通勤人群努力挤进早晨搭乘的那辆脏乱不堪的火车，他们除了从我们这里买报纸之外，几乎不买别的。我们的工作要求很简单，那就是推着小推车在车站里奔波，以寻求销量。当推车里的存货不足时，我们就推回店铺再充实货品。在柜台里售货的一名年轻活泼的已婚妇女名叫布伦达，头发烫得精心考究，她会拿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并记录我们拿走的数量。
我并非不爱这份工作。火车站是一个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地方。英国阶级体制的微妙层级，在火车站以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跨度生动地体现出来。在这里你能遇见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你能听到他人生活中最动情的时刻：夫妻恋人间的聚散离合、士兵离别征战沙场、家人去自治领开始新的生活、新婚夫妻去度……管他什么样的蜜月。在这方面我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为了参加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我忙于苦读，无法花很多时间去考虑性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说有什么性生活了，连手淫都没有。
在我开始工作后的第二天，雷告诉我应该在我的手推车上放上几张《手淫者时报》，于是我天真地径直去找布伦达要一些。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鲜词。就这个词指涉的行为而言，在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在与我进行生活常识的对话时有力地警告过我。（当我在饭厅偷听的时候，很明显这一谈话又和我母亲进行了一次。“即使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浪费我的精力，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父亲大声宣讲着，“我留着用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母亲说道。）布伦达的脸一下子红了，她低声咕哝地走到霍斯金斯先生跟前向他抱怨。而霍斯金斯先生则冲出办公室，半边脸面无表情，半边脸怒不可遏。“你想干吗，像那样去侮辱布伦达？你最好把嘴洗干净，要不就滚出去。”他努力保持克制，显然也是意识到我的一脸茫然是真切的。“是雷唆使你这么做的吗？”他克制地窃笑着，肩膀也随之抖动，使得那条金链子隐约作响地晃起来，“好了，我会跟他说的，但是下次别这么幼稚了。”穿过火车站的外围地带，我躲在自动语音体重器旁，看见目睹了这一幕的雷和米奇正咧嘴笑着互相推搡。“顺便提一下，”回办公室的途中，霍斯金斯先生向身后抛来一句话，“我们从来不在小推车里放《健康与效率》杂志。”（通常我需要向学生们解释的是，《健康与效率》杂志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可以公开销售的出版物之一，读者可以看到照片中的裸体女性在沙丘间雅致地摆布，或是刻意摆好打沙滩排球时的扣杀姿势。）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都把钱交给霍斯金斯先生清点入账。工作第一天我卖了三英镑十五先令六便士，米奇卖了五英镑七先令八便士，而雷卖了七英镑一便士。我的进账不如另外两位，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已经从经验中熟悉火车班次、生意最好的时刻和地点了。到第二周的周五，一周中最忙碌的一天，相比米奇所卖得的九英镑一先令六便士，我的进账几乎与他持平，为八英镑十九先令六便士，尽管雷卖了十英镑十五先令九便士。“你一天最多卖出过多少钱？”离开店铺的时候我问，然后一边把微薄的工资塞进口袋里，一边准备涌入归家的人群。这些现代中学毕业的人比我挣得多，这让我感到恼火——哪怕是考虑了他们的丰富经验。这可比《健康与效率》的恶作剧更让我不快了。“有一个周五，雷卖了十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米奇说，“那是最高纪录了。”
这句话真要人命！就如同酒的气味之于酒鬼。这份工作顿时变成了一种竞赛，就像读书考试一样，只不过一个人的业绩是由所得收入而不是考试成绩衡量的。我决意要在下周五打败雷创造的纪录。我依然记得霍斯金斯先生宣布我的总进账时，雷和米奇那副震惊、难以置信的表情。“正正好十二镑！干得好，小伙子！我相信那是最高纪录。”
翌日，也就是周六，我注意到雷正在数列长长的队伍前奔波忙碌着，这些外出休假的人正排队等待去海滨度假胜地的特别专列，在他们到达我和米奇卖力兜售杂志的月台前，买卖就已经做成了。当霍斯金斯先生宣布当天的进账时，雷卖了十二镑七先令八便士，这是一项新的纪录，令人称奇的是这竟是在周六创造的。
很快，我们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中。随着我们的日进账和周进账都不断攀升，霍斯金斯先生自然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喜悦之情，但从经济方面来说，这却十分不合理，因为我们并没有提成。傍晚，只要听到小推车的声音，他就会从那方舒适的小天地走出来迎接我们，嘴角歪翘起展露笑意。微弱的阳光斜照在火车站脏污的屋顶玻璃板上，他挂在眼镜上的金链子也在阳光下闪烁着。以往的纪录十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俨然就快成为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数字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在下了雨的周一或周二轻而易举地取得。我工作后的第三个周五，我们的总共进账超过五十镑。当霍斯金斯先生宣布总额时，雷一脸紧张，脸色发白，米奇咬着手指甲，好似一个饥肠辘辘的食人魔只剩下自己可以吃了。米奇卖了十四镑十先令三便士，雷卖了十八镑四先令九便士，而我卖了十九镑一先令三便士。
随后的一周是我打工的最后一段时间。意识到这一事实，雷和米奇决心要超过我，我也急切地应对他们的挑战。一列火车驶离站台，另一列火车开始载客，我们推着小推车从一个站台跑到——真的是跑——另一个站台。我们专挑那些坐在港口联运火车上看起来很富有的美国人，在他们附近溜达，把我们最贵的杂志《服饰与美容》[4]《时尚芭莎》——每种售价整整半克朗——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们培养出了眼力，能看出那些坐“伯恩茅斯丽人号”的小伙子，他们会为了给女朋友留下深刻印象而出手阔绰地买杂志，其实显然谁都不会认真读这些杂志。为了迎合当时客户的品位，我们来回更换杂志的摆放位置，一天内调整数次。我们缩短了午餐时间，茶歇时也在走动。雷和我的每日进账总是不相上下：有时他比我多挣几个先令，有时我比他多挣几个先令。但事实上真正的较量是在周五，那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因为我的工时已经超了，所以最后一个周六可以休息。雷和我都意识到，在我们这四分钟跑一英里的比赛中，周五将见证纪录再次被打破，也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达到一天卖二十镑这一不可思议的数字。
那天，我们推着小推车不顾一切地在火车站狂奔，在离站快车的头等车厢边占据兜售的最佳摊位。我们心怀妒意地看着彼此越来越少的存货。就像阿拉伯街头的商贩一样，我们与那些感到惊奇的乘客搭讪，我们挤破脑袋钻进那些里三层外三层含着泪彼此拥抱告别的亲人们当中，或者面对车厢里已经安顿好、正准备安静地打个盹儿的乘客，急促地敲打着车窗，缠着他们购买我们的杂志。有一刻，我一度看见雷为了做成一桩《美好家园》杂志的生意，跟着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跑了起来。
当天收工时，米奇进账十五镑八先令六便士，雷进账二十镑一先令九便士，我是二十一镑两先令六便士。雷转过身，脸色惨白又憔悴，他把烟扔到地上，用脚跟儿碾碎。米奇低声咒骂，把已经咬得不成样子的指尖咬出了血。突然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对我而言，未来的前景就像“伯恩茅斯丽人号”上的台灯一样美好。我有理由期待，不用几年，将会是我坐在普尔曼豪华专列松软的褥垫上吃午餐。尽管我从来没有料到，很多年后自己会搭乘港口联运火车去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拿着研究生奖学金去美国，但我有预感，我将拥有更广阔的天地。而对雷和米奇而言，未来也许只是推着小推车从一个站台走到另一个站台，也许直到他们逐步升级到在店铺里站柜台，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成为搬运工或清洁工。如今我为在销售进账的比拼中拔得头筹而感到后悔，后悔没使他们体会到至少可以在这方面打败我，从而感到小小的满足。但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霍斯金斯先生支付了我的薪酬，给了我三张一镑的钞票以及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你干得不错，小伙子。”他说道，“自从你来了之后，小推车的杂志销量就有了起色。你向这两个懒散的小伙子展示了什么是努力工作。记住我的话。”他转向雷和米奇继续说道：“我希望他走后你们还能保持现在的好成绩。如果你们今后的每个周五卖不到这么多钱，那么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明白了吗？”
翌日，我偷听到父母在厨房闲聊。“他好像有点郁郁寡欢。”母亲说，“你认为他是谈恋爱了吗？”父亲嘲笑地哼了一声：“恋爱？也许他只是便秘了。”“他昨天下班之后似乎就不爱说话了。”母亲说，“你几乎会以为他是舍不得离开这份工作。”“他也许在想去念大学到底值不值得。”父亲说，“如果他愿意，他现在就可以直接去接我的班了。”
我冲进厨房，大声说：“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感到郁郁寡欢。”“你不应该偷听别人的私人谈话。”母亲说道。“因为我亲眼见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它如何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势不两立，让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榨取所有的利益。我再也不会和它产生任何关系了。”
父亲呻吟着，一屁股坐进了厨房的椅子里，双手捂着脸：“我知道，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我唯一的儿子，我这些年为他日夜操劳，如今思想突发奇变。我到底做了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以上就是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学家的始末缘由。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我不能把现在的工作——读读书，再和着迷的听众聊聊这些书——称之为工作。如果他们不支付我报酬，我也情愿付费去做这些事。）如你所见，我没有去做生意，而是从事了学术研究，在这个领域里，新教伦理给一个人的同类带来较小的伤害。但是雷与米奇的形象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时的样子。我逐渐明白了，他们必须致力于在工作中保持着折磨人的速度和出奇的销量，永无休止，而且个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否则就是没完没了的抱怨和谩骂。而这一切，全都因我而起。
讲完了韦伯，我常常又会回过头来讲讲马克思与恩格斯。注释：[1]现代中学的学生成绩一般，到十六岁时义务教育阶段即告结束，进入社会就业。[2]斯坦利·吉本斯（1840—1913），英国邮商，吉本斯邮票公司和《斯坦利·吉本斯邮票目录》的创始者。1856年起在朴次茅斯其父亲开设的药店里，以“吉本斯邮票商店”的名义买卖邮票，后发展成为吉本斯邮票公司。[3]英国文法学校教学质量优良，学制也较现代中学多两年，学生一般到十八岁离开学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