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文秀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试读：

2015年3月12日，交通部部长杨传堂对媒体发声，私家车“永远不允许”当专车使用，终于将这场“打车之争”渲染到了最高潮。

关于打车的争论其实是从2013年年末开始出现的。2012年年中，一类名为“打车软件”的第三方应用程序（App）在智能手机上普及开来，人们一夜之间发现原来打车不用再站在马路边苦苦地等待，只要在软件上发送一条信息就可以等着出租车上门服务。这项创新服务立即在消费者当中引起了轰动，某款软件还因此入选“App Store 2013年度精选”，荣登日常助手类应用榜单冠军。

但到了2013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打车软件发展得过于迅速，甚至引发了不同公司之间的厮杀，一时间打车软件便成了出租车的“标配”，每辆出租必有一台。打车软件方便了出租车和安装了软件的用户，但对于那些不会使用打车软件的用户，噩梦一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站在路口的打车人发现，身边的出租车不再招手即停，即便过来的是空车，往往也会急匆匆地从自己身边开过，留着自己站在路口傻傻地发愣。即便好不容易有一辆车停下来，司机首先问的也是“您是不是刚刚叫车的顾客？”如果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司机便一脚油门扬长而去。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车已经被使用打车软件的用户预订了。而且由于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出租车和顾客之间比例不太协调，出租车过少而顾客过多，到了后来甚至使用打车软件的顾客也往往打不到车，订单发送出去半天没有人接单是常事，出门打车则更像是碰运气，出行成了北上广无车一族的噩梦。

终于，在顾客的愤怒中，专车应运而生了。2014年年中，几大打车平台纷纷推出专车服务，即提供一对一的打车服务，无论顾客身在何处目的地在何处，只要拨打预订专车的电话，就一定能够打到车。在出租车紧张的情况下，专车平台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就是私家车。这些专车平台大范围搜索私家车的信息，将那些有意载客赚钱的专车聚拢在一起，提供上门用车的服务，这样一来打车难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然而专车的出现却又引发了更多的问题，首先是作为利益冲突者的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其次是社会对于专车服务的争议。终于，在2015年3月交通部介入了专车之争，明确表示私家车不能上路运营，算是为专车之争作出了一个政府方的裁决。

不过，交通部长的裁决非但没有平息争论，反而让争论愈演愈烈，种种非议之争越过专车和出租车直奔交通部而来。有人说交通部这是干预市场、与民争利；有人则说出租车本来就是交通部门主导下的政府垄断行为，里面存在着利益输送；有人则更是将问题上升到了经济类型的层面，说这明显是交通部计划经济的思维，是和市场经济对着干，是逆市场潮流而动。

凡此种种，让我们陷入到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的思考中，那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们一直坚信社会主义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政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进行指导，安排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按照政府计划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发展。

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就是在秉承这种逻辑的基础上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致命的弊端。终于，在四十年前，我们开始逐渐调整计划经济，慢慢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替代政府的角色，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做决定，经济的运作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一切听从市场的安排。不过，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市场经济仍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

这也就导致了我国经济体制当中同时存在着市场和政府的基因，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博弈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价格双轨制、行政性垄断、收入分配不合理……这些问题在近几年愈演愈烈，让我们不能不在市场和政府中做一个抉择：到底是继续走计划控制市场的老路，还是将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去做主。

在这个选择题上面，我们的政府选择了后者，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次提到市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克强总理将2015年定义为“深化改革之年”，而这深化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经济结构改革，放开政府加在经济上的手，把权力还给市场。

其实，自两年前李克强总理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李克强总理还制定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三个方向——不刺激、去杠杆化、调整经济结构，这三点被经济学界称为“克强经济学”，而其本质就是让市场做主。

经济学界有句话叫“棍棒打不死经济规律”，而规律总是隐藏在市场当中的，以行政强制力去代替经济规律，非但不会起作用，相反却很可能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因此，无论多么全能的政府都无法将经济问题安排得面面俱到，只有放开让市场做主，让它按照其内在的规律来办事，才能让经济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

以打车为例，政府以行政垄断的形式划定出租车的数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有需求的人打不到车，出租车司机也因为“车份子”等准入问题赚不到钱，因此，也才有了打车软件和专车服务。退一步讲，即便是在没有打车软件和专车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能够见到所谓的“黑车”来填充市场的需求，这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将权力还给市场，我们将看到类似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然，将权力还给市场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撒手不管，市场虽然站到了前台，政府却绝不可能下台做看客，反而应该退到后台，做好协调和监管的工作。因为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弊端，使得市场在调配经济的时候也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疏漏，如环境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等，这些则是政府需要有所作为的领域。

政府通过税收、法律、行政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的调控，当好经济的“守夜人”，在市场决定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时候做好帮扶和监督的工作，只有如此，才能够让经济真的健康成长。

市场和政府，就如同是经济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我们不能重视一个放弃了另一个，而应该让它们协调起来，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则是我们当前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本书讨论的重点。第一章“克强经济学”，把权力还给市场克强经济学——不刺激　去杠杆　调结构

在李克强总理上任一百天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克强经济学”，指的是李克强总理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经济管理理念。

前段时间，日本安倍首相的“安倍经济学”走红了世界，简单来说就是采用简单的疯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与“安倍经济学”不同，“克强经济学”则是根据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审时度势，采取放开市场管好政府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克强经济学”这一名词是外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公司（以下简称巴克莱）于2013年6月总结出来的，内涵主要是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订的经济增长计划。

巴克莱称：李克强政府的政策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在那之后，中国经济应能迅速反弹。要让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之路，即未来10年内保持每年6％～8％的经济增长率，“克强经济学”恰是中国所需要的。

其实说得再通俗一点，“克强经济学”所代表的就是一种以短痛换取长期益处的一种经济增长方法。避免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被外界称为是“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的主旨就是要放松市场，管住政府。而这些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去泡沫化、去产能过剩，使中国走上一条重质量、重效益、重各生产要素效率全面提高、可持续性之路最需要的。

首先，我们来解读不出台刺激措施的含义。不出台刺激措施，其实就是说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相关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来放松对市场的掌控，挖掘市场自主发展的潜能。在过去多年的经济刺激下，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产能过剩，经济泡沫化严重的问题，“克强经济学”的“不刺激”，就是把经济发展的权力交给市场，政府不再进行过多的干涉。

曾经的“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经济学”，以及今日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大多都是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譬如“安倍经济学”主要就是针对日本连续两个10年经济萎靡不振、消费与投资长年极度低迷等问题，一改往日的政府想刺激经济又投鼠忌器的做法，在安倍上台之后迅速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加速日元汇率贬值。

就目前来看，安倍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预期效果，企业和消费者受到鼓舞，金融市场也重现了久违的活力。

同安倍经济相反的是，“克强经济学”把经济的发展交还给市场，政府只做少量的必要的管理与干涉。不出台刺激措施的实质，是政府尽量减少用刺激性政策干预市场，即便是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也要能“顶得起”、“扛得住”，不出台有利于它们的政策。

在经济学范畴，货币分为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

在我国现行的货币分层中，流通中现金的现金用M0表示。

狭义货币M1=M0+可开支票进行支付的单位活期存款

广义货币（M2）=M1+居民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另外还有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其中，M2减M1是准货币，M3是则根据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设置的。

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但是，这并不意味当经济雪崩式下滑时，或者市场情绪极度悲观时，政府也选择放手不管不去干涉市场的发展。

比如投资，任何经济体的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就像我们现在提出的新的城镇化其实也是刺激投资的政策，但重要的是“克强经济学”更加重视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的效率。李克强总理提出，新的城镇化绝不是在大城市基础上的“床上叠床”、“屋上架屋”，而是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放开户籍管制让农民也享受到市民待遇和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投资，就和重视民生以及促进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思路完全不同的刺激性政策。

其次，我们来说去杠杆化的问题。去除经济杠杆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这主要表现在金融领域。

有人说，经济减速、财政货币去杠杆化以及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主题。这些问题似乎在那些金融机构看来就比较有趣了，因为在沸沸扬扬的银行资金紧张事件结束以后，有相关人士研究，之所以出现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些金融机构对政策的误判。更有甚者，基于对政策仍将延续宽松的判断，很多金融机构在资金布局上依然大胆，并没有充分估计将可能出现的风险。事实上，早在这之前，国务院就强调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提法，并在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吹风，奈何市场惯性太大，人们习惯用以往的经济思想来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所以政府的去杠杆化政策根本得不到理想的效果。

譬如，社会屡屡提及的银行资金紧张问题，金融机构必须调整经营杠杆，以更稳健的态势来面对未来已成共识。但是该怎样的去杠杆，用多大的力度去杠杆呢？对此，则需要认真研究一番。

其实，只要留心就会发现这种去杠杆化的工作很有阶段性。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这就是第一步。紧接着在此之后，李克强总理又指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举措，就已经在告诉我们，政府在金融方面正在准备进行有效的干预。

金融体系必须保持稳健的状态才能面对严苛的挑战，否则的话，将会导致一种难以掌控的局面。经过这些市场化改革考验的金融体系，更要承担此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输血管道的任务。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当前金融机构以过往宽松货币政策基础而构建的不稳定盈利模式，将有必要做出适当调整。这就告诉我们，政府在去杠杆化的决心以及去杠杆化的行动不会中止。

最后一点，就是调整结构。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调整各个产业之间的分配，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促进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产业结构调整是“克强经济学”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唯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又面临一次新的战略性调整的机遇。所以，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调整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在巴克莱看来，如果说“安倍经济学”是要在日本扭转通货紧缩局面并重启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克强经济学”就是要在中国给经济减速、去杠杆化并提高增长质量。“克强经济学”能否得到预期的功效，主要还看我国的经济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政府和市场到底谁说了算？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市场谁来做主？这个问题不用问也知道答案。计划经济当然是以国企和政府为主，一切听政府的。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那么这种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关系是否依旧呢？对此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比较“热”的“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主张人民的创造潜力和活力，归纳要义主要为两条：第一，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社会公正是经济活力是社会活力创造的源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克强经济学”的基调的话，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当中，谁做主不用说也很清晰了。

我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去杠杆，要实现市场化，这些措施必然要落脚到国人的衣食住行之上，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实现市场化的好处。

回首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从加入WTO的逐步改革放宽国内市场，再到之后的国企改制，重要部门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改革的进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在目前我国大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很多关键性领域，市场改革仍然不理想，如资源性产品领域以及电信、铁路、金融、航空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

以被民间诟病最多的能源业为例，汽油、柴油是我们生活离不了的能源，但与此同时我们却长期面临着国内油价高于国外油价的状况，而且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得到优质的服务，这就是因为石油产业被几大国企牢牢把持着，民间资本不能介入分毫。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市场，缺的是一种开放的体制和管理。

政府在国有企业上投入的力度过大，国有企业因此得到了不应有的照顾，而民营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于是，就出现“国企做不好，私企进不去”的局面。

新政府上台之后，李克强总理提出了要用开放促进新一轮的改革的口号，通过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制度红利打造“廉价政府”，要看好钱袋子，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简化程序等一系列举措。这其实是经济的转型，逐渐放权给市场，慢慢地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居于决定性的位置。

改革其实就是一场利益的调整和博弈，中国经济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战略转型，既因为受制于原有增长模式的极强惯性效应，又因为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到的来自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巨大阻力。

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从这个方向来看，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克强经济学”的基调更应该是约束政府的权力之手。借用李克强总理在两会的表述就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各国政府开始重归“凯恩斯管理”。

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克强经济学”突破了以往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思维，从供给端主动发力，全面推进推动改革的进程。

另外，政府目前已经开始逐渐下放和取消审批权，意图以此来增加市场的活力。到目前为止，中央已经废除了数百项行政审批，毫无疑问地展示了政府将权力还给市场的决心。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就表示：“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还权于地方，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

在很多人看来，“克强经济学”就是市场经济学，由市场无形的手去运转经济，因资源的错配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由市场进行调节。中国在未来会逐步进入到大市场、小政府的轨迹，而这就是作别“旧模式”，“不刺激”、“促改革”、“调结构”的“克强经济学”。

放权给市场，要理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就放给市场去办，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去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目前，我们遇到的发展问题是很多西方国家没有遇到过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这一切都迫使中国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要符合自己的国情。从这一点来看，“克强经济学”本身就很具有开创性。“克强经济学”强调三点，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前进，市场将会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将会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把权力放还给市场。大市场，小政府，将会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格局。刺激性增长为市场注入激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受此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都陷入一片萧条中。但是在东方，中国的经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各行业发展迅猛，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就业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GDP增速依然强劲，整个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世界经济一体化，这是我们很早就提过的观点，那么在世界经济整体萧条的背景下，为何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呢？这其实是源于我国政府对经济的一种干预行为——刺激性政策。

2007年8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9月影响就已经扩散至全球，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冲击尤为严重，我国也在此行列当中。受到严重冲击，东南沿海大批出口型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在此情况下，政府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最终提出了4万亿元救市的刺激政策计划。计划的内容是到2010年为止，政府将投入4万亿元在国内进行投资，以便进一步拉动内需，创造需求和就业，稳定经济发展状况。这4万亿元，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刺激。

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用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积极的经济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时的老百姓突然发现，一夜醒来贷款变得容易了，以前求爷爷告奶奶也借不到的钱，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从银行里贷出来，甚至没有抵押单凭一张本地的身份证件，也可以获得某些银行的小额贷款支持。

一瞬间，整个社会都变得有钱了。而有钱之后，当然就是消费和再生产。渴望创业的人获得了资本，可以进行创业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设立，解决了就业率的问题，稳定了居民的收入；而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了，自然就有钱可花了，因此消费需求又扩大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则更加给创业者提供了空间，促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建立。就这样，一个刺激性政策导致了发展的循环，市场经济就这样繁荣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政府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修高铁、修机场、城乡改造……这样大型工程在创造就业的同时，还引领了周边产业的发展，水泥、钢材、玻璃化纤等产业十分繁荣，大量财富开始聚集到居民手中。

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出经济的好转。在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最严重的时候，我国GDP季度增长率只有不到6％，而通过经济刺激政策，这一数字很快就攀升到8％以上，甚至一度接近9％，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收效显著。

毫无疑问，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是行政干预市场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政府对行政调配。但我们具体分析，正是因为这种调配，才使得我国经济在此后的几年里能够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发展速度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就像是一个萎靡不振的病人，如果不对其进行一些刺激让其迅速活跃起来的话，说不定他就真的这样萎靡下去了。而通过刺激，给他打一针强心剂让他重新焕发活力，就成了拯救他的不二之选。

不过，经济学者也指出，政府对于经济的刺激政策，只能用于一时而不能够一直使用，这是因为经济刺激政策在其积极作用的背后，还隐藏着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便是市场经济失衡。市场经济应该像一个人一样，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但经济刺激政策如果控制不好，很容易导致市场这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长久下去，会让市场经济发生严重的失衡。

2009年，在刺激型政策的影响下，我国GDP增速达到惊人的9.1％，但是经济学者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9.1％的成分，就不难看出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在这9.1％的增长中，消费拉动的份额非常少，而进出口所占的份额则有减无增，占最大份额的恰恰是政府的投资。海量的投资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却让其他领域显得可有可无，造成了GDP分成的失衡。

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从微观的角度看，负面影响则更加严重。政府以投资形式投入到市场上的巨额财富，以土地、工程等形势被极少部分人划分，只要读者足够留意就会发现，在2008年之后，我国很多城市都有一部分人在几年之内暴富。这些人要么是家中有地的拆二代，要么是投资于建设的工程老板、房地产老板，要么是依托于工程的各种相关产业，这些人依靠着政府的投资迅速积累财富，但却也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而且，据经济学者调查，这部分暴富群体，在创造一定数量的消费的同时，往往更愿意将钱储蓄起来。就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的储蓄份额接近50％，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也就是说，政府花大成本投入市场的钱，都转了一个弯儿成了私人财富又存进了银行，对社会消费的拉动有限。

因为有大规模资金的涌入，让房地产市场或建筑市场变成了最有利可图的领域，资金进一步向这两个领域汇集，使得本就萧条的其他市场更加不景气，更加难以吸收资本，这无疑导致了更大的不均衡。

由此可见，经济刺激政策其实就像是政府打给市场的一支激素，在创造活力的同时，却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遗症。而这支激素该不该打？该打多少？该怎么打？都是执政者和经济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GDP并不具备万能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经济学领域开始盛行一种“唯GDP论”，仿佛GDP代表着一切，有GDP就有了财富。但自李克强总理推出“克强经济学”之后，这一切似乎应该有所改观了。

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的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了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

在宏观经济学中，GDP被视为最重要的概念，国家也常会用它来开阔性地衡量一个时期或者地区的经济运行的表现，以GDP的增长来标志经济的进步。

然而，虽然GDP在国家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为GDP既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也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更不能反映经济的增长效率、效益和质量。

譬如，我们只注重经济总量和速度增加，而不顾忌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等负面的影响，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经济增长了，环境和资源却没有了，总的来说生活质量却下降了，那么这种增长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在我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段长时间的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的情况。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虽然总是热火朝天地做事情，但是却往往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无关，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经济，缺乏真正的消费者，这种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根本没有丝毫意义。在这点上，房地产行业就是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突出例子。

今天，除了北上广等一线发达的城市，几乎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供应已经远远超过了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需求，“鬼城”变得特别常见。

早在2013年7月的时候，就有相关的经济学家们断言称中国在未来50年都不需要再建房子，在中国也绝对不会缺房子，这些话是这位经济学家在跑过长三角、珠三角和内地五个省的20多个城市之后的真实感言。

在北方沿海某市的某个区域，20多万套住宅空空如也，而该区的人口才只有60万不到，城区还已经住了30万人，因此这里的20多万套房子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住，100年后都不可能。内地一个小县城，30多万人口，县城已经有20万人居住，有一部分人在县城就有3套房子，县里除了留守老人基本所有家庭在县城都有房子，而县里在建的房子至少有5万套，政府在上级的要求下还建了3万套廉租房，这个廉租房在县城根本没有用。

由此可见，房地产的发展并不能算是经济的有效增长。各地政府在向上级汇报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感受最多的就是通货膨胀，别无其他好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可见，GDP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GDP行不行呢？答案也是不行。GDP在统计上无可替代，只不过我们不能把GDP的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曼昆曾经说过：“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从现实看，搞GDP崇拜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更不利于改善民生。但是从未来进行考量的话，我国潜在的增长率下降是一种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增长就显得太不切合实际了。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们要重视GDP，但不能唯认GDP，我们不能告别GDP，但要告别GDP崇拜。

自2013年以来，由于新政府不再追求单纯的GDP增长，使得GDP增速有了明显的放缓。2014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相比较而言，7.4％低于2013年四季度7.7％的增长率，是20个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其实，在2014年一开局的时候，经济下行的信号就已经发出了。有相关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2014年第一季度将只有7.3％，全年7.5％的预期可能很难完成。

然而，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掌舵者之一的李克强总理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经济的增长要保持一定的“合理区间”，各界不能因为GDP的增长速度降低了，就对经济发展失去信心。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海南时就强调，要使增长和就业不越出下限，通胀不突破上限，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在这个角度来看，7.4％这个增速，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

关于中国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李克强总理觉得保持在7.5％是在现阶段最好的。这其实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或者正在告别硬性保增长的阶段，开始着眼于化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地发展。

其实，经济的发展速度过快未必是好事。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话，很容易把经济的增长目标定高，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降低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不仅会丧失一系列很实惠的利益，而且政绩上也不好看。这样就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

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因为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而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于是，通过降低增长速度的目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空间，这也是一种有效发展经济的举措。以此来看，7.5％是一个既推进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所以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一味强调速度的增长，要正确认识GDP的概念和意义，有时候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降低了，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发展了。“去杠杆化”是为“热经济”降温“去杠杆化”是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关键词，它被称为“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之一。李克强总理曾经提到过“要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而“去杠杆化”事实上就是这些理论的衍生品。

我们知道，“去杠杆化”主要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为此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杠杆化”的概念。所谓“杠杆化”，形象点来讲就是金融体系的各个参与者通过运用杠杆，用较小的成本撬动巨额的交易量，从而放大收益率。

比如某公司要投资一个100万元项目，但账面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只能够出资5万元。公司可以用自己的固定资产作为担保，融资借款95万元。这就是用5万元撬动了100万元的投资，杠杆率20倍。

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之所以产生，其中一个“助力”就是“杠杆化”。“杠杆化”使得金融资产的数额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起来，在经济中主要表现为：甲为乙做担保，乙为丙放贷款，丙为丁重复贷款，丁用贷款投资甲。一时间，金融行业虚假繁荣，投资界也是乱象丛生。再加上“杠杆化”的力量，各个金融机构之间交错的证券投资和质押信贷在无形之中放大了收益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过度的“杠杆化”让金融经济的发展变得火热，而“去杠杆化”就刚好对应了这一点：降温。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对金融系统进行了“去杠杆化”的金融监管。微观上开始调整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宏观上则是采取收缩金融资产存量的措施。

譬如说，央行发行的100元基础货币，如果准备金率是20％，商业银行只能用80元进行贷款，贷款人拿到80元后又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次扣除20％，并将剩下的64元继续发放贷款，这样最多可以创造出500元的货币。准备金越高，可以创造的货币就越少。存款准备金

也称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或存储准备金（deposit reserve），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金融机构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利于保证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正常支付。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存款准备金逐步演变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当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也相应增加；反之，社会的贷款总量和货币供应量将相应减少。

有人曾经分析中国选择“去杠杆化”的原因，他们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对短期流动性和高杠杆比较依赖。之前美国的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向新兴市场国家注入了大量的美元，中国也被迫接受输入性通胀。而随着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这样势必会推升美元中长期走强，令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最终会导致全球资本重新回到美国。反过来就可能引发中国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和外贸收缩，造成资金面的动荡。

全球的金融业由“杠杆化”到疯狂，再到“去杠杆化”的实施，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由于“去杠杆化”有放大周期的典型特征，倘若众多金融机构在同一时间大规模出售资产就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下跌，而资产价格的下跌进一步促使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因此不能把“去杠杆化”放在危机发生之时。

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尚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在外来风险的冲击下，中国金融市场面临着“去杠杆化”的巨大压力。所以，中国的经济在发展时，必须坚持去杠杆化。

有人曾经将“去杠杆化”分为五个阶段。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去杠杆化”首先是从金融产品开始的。金融创新繁荣时期，在众多的证券化的资产基础上，产生了大量衍生结构性金融产品，这就是“金融产品的杠杆化”。当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降、房贷违约率上升时，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各种建立在次级房贷基础上衍生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由于“杠杆化”操作，衍生产品能够放大内在资产价值的变化。所以，“去杠杆化”的第一步就是“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去杠杆化”的第二阶段就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一段时间以来，不仅投资银行，连商业银行都购买了大量“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和投资银行在短期资金市场上的融资。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由于投资衍生产品造成的巨大损失，迫使银行减记不良资产，并大幅减少其资产负债表整体对风险类资产的暴露。这就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的必要性。“去杠杆化”的第三阶段是“投资者的去杠杆化”，“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大大减弱了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这主要表现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借贷条件变得异常苛刻。这使那些长期依赖金融机构，获得部分短期资金来源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成了无源之水，从而不得不出售其所持资产来保持足够的现金水平，以备不时之需。“去杠杆化”的第四个阶段，是“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投资者出售资产，加剧了各类资产价格的缩水并产生负财富效应，这使以英美家庭部门为代表的消费者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针对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了。各国政府在面对本国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之时，都会出台相应的救助政策。但是，这些救助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除了要看政府的支出规模之外，还要注意其“乘数效应”的大小。政府想要挽救本国的经济就需要放大这种“乘数效应”。这时候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用尽可能多的支出来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否则，刺激效应就会通过进口“漏到”其他国家，不能使本国的经济获益。各国政府的“各扫门前雪”的行为，也就为贸易保护寻找了一个借口。这也是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

综上可知，“去杠杆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克强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去杠杆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政策，当时财务杠杆确实放得比较大，使经济一度到了“发烧”的边缘。因此现在要对前期政策予以消化，类似于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都要解决，适度地为经济降温，采取“去杠杆化”的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需遵循定理才行

在经过21世纪前1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个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就是造成这种下行压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想要保持持续稳健的话，必须把改革伸入深水区，而落后的产业结构则是进入深水区之后必须解决的一大障碍。

以区域经济为例来分析，按照经济发展的历程来讲，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转移和转型，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达到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突破，以此来获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随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提出，国内的产业转移也日益深化开来。

前些年，广东省率先进行了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共建产业转移园区的举措，以此为标志，开启了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而在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广东省做出了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决定，以400亿元巨资推动珠三角“腾笼换鸟”和欠发达地区“筑巢引凤”。深圳、东莞、佛山相继实施产业升级和转移，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升，产业转移和升级效果凸显。惠州、河源等边远山区承接产业转移，地方经济得到较大提升。

近些年来，深圳市龙岗区的经济发展就特别明显。龙岗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致力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在经济增速不减的同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地区生产总值由十年前的不到400亿元到今天的1500亿元增长了4倍左右。按照“巴克莱”所总结的“克强经济学”，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正好把握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近年来，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双重挤压和叠加影响，特别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家加工外贸政策收缩，出口贸易受抑，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快速上涨等诸多因素影响，深圳劳动密集和出口外向型产业市场竞争力不断被削弱，众多企业面临生存挑战。

从前些年开始，深圳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部分和整体向广东周边和中西部省、市，甚至向海外转移的趋势，比较著名的就是富士康外迁事件，拥有几十万工人的富士康搬出深圳，特别能说明深圳市转变产业结构的决心。

说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个名词，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而实际上，配第·克拉克定理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计算了20个国家的各部门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评估经济发展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变化的理论。在产业经济理论中，对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表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三次产业生产比重逐步向第三产业集中，相应地劳动力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是就业人口结构变动的普遍规律。

龙岗区的产业转移升级和人口变动也遵循了这一规律，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以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低端的商贸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主体，随着人口增多，生产生活要素的高度聚集，土地环境资源的约束使得产业结构也发生转移和升级，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企业难以为继，经济发展规律及政策导向均推动低端企业加快转移或升级，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就业人口也随之迁移。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

另外，通过龙岗地区经济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面，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就业人口结构，也会促进产业转移升级的步伐。人口结构影响劳动力供给结构，决定了各类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影响不同产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是产业转移升级的基础。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过程，也就是就业人口结构水平提升、知识和技术水平不断积累的过程。在市场机制下，就业人口结构水平通过影响行业利润率，改变资源的配置，加快了衰退产业死亡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最终推动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

不仅仅龙岗如此，基本上每个经济向前发展的区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都是遵循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制造业就开始大量向珠三角转移，香港本地各类服务业因此得到了全面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并最终成了今天的贸易港、服务港。

我国目前的产业转移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很相似。特别是我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完成产业转移方面的工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第二产业虽然大举北移，但这并没有造成香港经济的衰退，反而促成其第三产业的崛起。我国在学习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引进香港高端服务人才和先进的运作模式，以此来推动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型”。

可以这样说，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统一。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相辅相成，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动结构优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是不断变化演进的。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这种演变还将持续进行。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描述，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一种产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最优表现。无本万利的“经济杠杆”

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名词称为“杠杆效益”，指的是利用经济的“杠杆”作用，撬动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譬如，对奢侈品征收高昂的税收，就可以促使部分奢侈品远离大众市场，以免大众过度地消费。经济杠杆

经济杠杆（economic lever）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的是国家或经济组织利用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影响、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经济手段。

经济杠杆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奖金、汇率，等等。

运用经济杠杆，就是根据国家或经济组织的既定目标，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对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和当事人造成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利用这种经济利益的变动作为阀门，以影响、调节、控制他们的经济活动，促进或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

政府利用“经济杠杆”可以有效地调节经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让“经济杠杆”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因为一旦如此，调节经济的作用便不复存在了，反而会危害社会。

最近几年，停车费问题一直都是“有车族”关注的一个焦点。停车费去哪儿了，不仅车主们议论纷纷，就连媒体也在不断追问。然而在别人看来如此简单的问题，却并不容易回答。据此，“新华视点”的最新报道撕开了该迷雾的一角，停车费的真正去向有了一丝踪迹。车主缴纳的停车费与政府财政所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北京和上海至少有一半停车费没有进入政府口袋，广州也很少，而天津地方财政的相关收入甚至是零。所以，停车费再次成了公众们讨伐的焦点。

人们之所以对停车费的去向这么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在人们生活中存在感越来越强。为什么说存在感比较强呢？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收费价格直线飙升，从过去一个车位每小时几元钱的价格，到现在有的城市核心区干道停车费动辄数十元每小时。第二，收费的占道停车位越来越多，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小区门口也都开始画线收费，市民如果不缴费自己的车就无处停放。所以，提起停车费，众多车主往往愤懑难平。在很多车主眼中，有关部门画道线就开始坐地收费，不过是无本万利的“印钞机”罢了。

事实上，收取停车费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经济杠杆”的原理，使一部分人因高付费而制约和调整驾车出行行为，缓解交通拥堵的程度。因此，对待停车费的问题，并不能以简单的市场公平原则来衡量停车服务的价值和价格。不过，很显然，目前的这种停车费管理成了一笔糊涂账。本身来讲，停车服务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作为付费购买服务的消费者稀里糊涂花了钱，自然有理由怀疑停车费用的去向。

对于停车费的问题，消费者有诸多疑问。譬如说，到底谁在行使城市停车位和停车费的管理权？谁有画线的权力，谁有定价的权力，谁在监管收费的执行？是交通、城管、物价各自为政，还是政出多门各有权责？是政府还是市场？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界限必然会导致乱象纷呈，民众分辨不出街头的收费车位哪个是合法哪个是非法，所谓的“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在民众的眼里不过是收取停车费的一种收费机构而已。

另外，在民众的眼里，政府提出的“经济杠杆”的调节不过是在与民争利罢了。一方面“天价”停车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收费车位的线都画到了居民小区门口。有些小区门口的道路并非主干道，但这些道路旁都画上了停车线，车主如果没有把车停进收费停车位，交警便贴罚单。一边是稀里糊涂地缴费，一边是交警的罚单。民众们觉得这非但没有在停车难的问题上起到缓解作用，反而还加剧了这种问题的严重程度。

另外，停车位的划定和停车费的收取从来没有召开过任何听证会。如果收费标准的制定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车位的规划没有科学依据，民众们就更有理由怀疑收费机构已经沦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攫取利润的工具。从这方面来讲，这也就更加证实了“经济杠杆”无本万利的说法。

从停车费的问题进行延伸，我们可以知道，模糊的定义和概念是导致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道路是公共资源，占用公共资源产生的利润理应回归公共财政，不管是继续反哺交通建设，还是反向投入民生教育，这些都是停车费合理的去向。但事实告诉我们，原来叠加出的巨额停车费，回馈给公众的不过寥寥无几，而相当一部分则不知道流入了谁的口袋。

政府借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社会的不良现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合理的使用以及不明确的产权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经济杠杆”的根本出发点。就目前我国经济的现状而言，实体经济已经暴露出很大的问题，譬如产业困难、财政压力和金融风险等，这些和经济杠杆的运行有很大关系。针对经济杠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的解答。

首先，需要认清经济杠杆化边界。这就和我们的停车费问题连接到一块了，由于经济杠杆操作方式还不够规范清晰，一些“不能用、不该用”的经济杠杆措施也得到了运用出笼，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给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针对这种隐患，当务之急是要把各种经济杠杆化的方式进行公开，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严格规范的措施。

其次，需要建立杠杆化纠偏机制。目前来看，经济“加杠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纠偏机制的不灵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为遏制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国家在2008年后一段时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经济保持合理增速。但有些地方没有控制好规模与速度，导致盲目“加杠杆”行为大量发生，一些牺牲资源环境的项目上马，还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现在如果“一刀切”实施“去杠杆化”，就会陷入另一种困境：经济增速有滑出合理区间的危险，部分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可能会遭遇危机。当前应建立经济杠杆化动态反馈机制，体现经济杠杆化的阶段性和产业区别性特点，针对不同地区、行业制定“有扶有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最后，需要进一步明确“杠杆化”撬动目标。部分产能过剩企业投资规模膨胀与民营企业、创新型科技产业投资萎缩并存，大企业资金充裕与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并存，全社会资金总量充裕与资金结构性矛盾并存等。这些现象表明地方对待经济“杠杆化”的目标还不够清楚，方向性很模糊，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资金在“加杠杆”过程中，过多投向了大企业、垄断企业、泡沫产业和虚拟经济领域等问题的出现。

为此，在控制杠杆化率总体过快增长的同时，未来应把“加杠杆”的目标重点锁定在一些具有广阔空间、亟须扶持的行业上，如科技创新型的、现代服务业的以及极具活力的中小民营企业。在消费领域，则要鼓励发展消费金融，出台优惠信贷和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挖掘居民家庭消费潜力。

所以，政府在利用“经济杠杆”调节市场资源的时候一定要用好、用活。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有时候仅仅靠政府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市场发挥一定的作用。政府的“经济杠杆”运用和市场的自我配置应该互相补充，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分明，如果权力不明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市场混乱的局面。很显然，这种结果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都是不希望看到的。改革，把权力还给市场“克强经济学”强调，要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这句话的本质就是凡是有利于市场充分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的活动，我们就要积极地发展它，完善它。那些阻碍和束缚市场资源配置的因素，就要去改革它，去改变它。

北京大学光华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分析到市场经济的时候说，市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个人权力和自由。如果从这点出发的话，我们所说的改革意思就是把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时候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张维迎教授看来，靠政府来建设市场经济是不应该的；相反，政府的公共权力应该退出市场，主动承担“守夜人”的角色，这样就能够给予市场充分发挥的空间，让市场发挥作用。

权力的本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与自下而上的服从，市场的本质是平等、自愿的交易。公共权力介入市场，既有可能会干预到企业内部经济的微观经营，也有可能干预到整个市场竞争的过程。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权力介入市场的突出表现是行政配置资源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的方式。这种介入尽管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主体成长起来以后，既无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也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环境。

首先，我们说权力的介入导致了市场内部的不公平。权力配置资源主观上缺乏统一标准，因为它既可以把稀缺的资源配置给这个企业，也可以把稀缺的资源配置给另外一个企业。这种主观意识过于强烈的资源配置往往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使得稀缺资源很难得到有效的使用。

另外，权力配置资源会很明显地形成一种不公平待遇，其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异化了企业竞争的本质，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围绕消费者与顾客之间的竞争，而成了围绕获得权力配置资源的竞争。谁能够通过权力得到这些低价、稀缺的资源，那么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最大的优势。

其次，权力替代市场之后，再分配就成为一件难事。有学者们认为，市场必然会带来收入的分配差距，而权力替代市场则会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权力替代市场的一个最明显后果就是，距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越占有优势，再分配的过程中不必说也会占更大的优势。所以说，行政配置资源，既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根源之一，也是再分配差距的根源之一。

最后，权力替代市场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最大障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竞争，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这样才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依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消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很难做到资源的有效而合理地配置。

有人说，以公共权力破坏市场交易是胡闹。就拿定价的权力来说，柴油荒也许是件好事，它让成品油价格政策的制定者看清了市场的力量，更让消费者弄清了“油荒”的真正根源，因为现行的成品油定价制度绝不会对根除“油荒”产生任何的作用。

2010年，国家发改委处罚了8家违规高价批发销售柴油的企业，原因很简单，它们违规了。事实上，发改委惩罚了高价销售柴油的企业，其结果不是让批发价格都回到政府限价之下，而是逼迫生产企业不得不进行“地下交易”。随着市场价格不再透明公开，采购商为获得资源可能将付出更高代价，而消费者也因此将会承担更长时间的“油荒”之苦。市场经济下，价格是由市场的供需等因素决定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成本与利益的考量，没有人愿意在好行市时低价出货，更没人愿意以低出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