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学载道——校长能力的五项修炼(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飞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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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学载道——校长能力的五项修炼试读：

自序 矢志不渝 倾情教育

少年时代，我曾喜欢阅读一些关于哲学的书。其中哲学家康德的那一句名言至今依然回荡在我的心中：“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依然记得那些难忘的夏夜，十几岁的少年独自躺在天台上，听着蛙声，仰望着那海水一般湛蓝、浩瀚的星空，闪烁的星辰犹如荡漾在水面上的点点波光，如此深沉而美丽。那是非常神奇的一种感受：既有对广袤宇宙的敬畏和惊叹，又有在宇宙中生命是如此渺小和短暂的感伤，甚至还夹杂着一种“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但更多的是踌躇满志，那一次又一次星空下的思考，似乎在我的生命中注入了精神的能量，播下了理想和信仰的种子，尽管那时候还并不非常清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造就一番自己的事业！

后来，因为际遇和人生的安排，我走上了讲坛，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一干就是三十几年。平凡的日子看似简单的工作，一点一滴，拾掇起来，回首当年星空下那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心中竟然也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轮静静的满月。

有一次，读到了温家宝总理所作的一首诗歌《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这样对一群大学生讲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总理的话语，深深地震撼了我，激起了我少年时代的回忆，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了无遗憾了。我们教育界同样最需要的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人，我愿意做其中的一个。

2007年7月我正式上任舜耕中学校长，当时的舜耕中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尽管朝气蓬勃，但是力量还非常弱小，它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我没有向上级部门提出任何条件，而是满怀信心地对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我让舜耕中学再上一个新台阶。”如今，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舜耕中学从办学理念、管理水平、校园文化、教育质量等方面呈现出强势的、持续的发展态势，成为鲁南地区社会关注、家长满意的名校。这一切都离不开全校师生对“卓越舜耕”的不断追求。

教育事业从表面上看确实不如政治、军事、商业那么惊天动地，也没有太多的风起云涌，但我依然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世界上不平凡的事业。尤其是，看着我的学生一批批地成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看着我们学校一天天地在发展壮大，那种沉甸甸的收获感和喜悦感，每一天都充溢在心间。

教育是中国的未来，作为一个教育者，说小一点，他的工作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前途和命运，说大一点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教育者何其荣幸，责任又何其重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教育者不应当只关注自己脚下那“一亩三分地”，更应当胸怀未来，以教育家的目标鞭策自己。“仰望星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更远。每一个从事教育的人，如果没有一点教育理想，又如何支撑起教书育人这个为民族培养后备力量的重大使命呢？但每一天的工作却又是琐碎的、现实的，甚至有时候充斥着无奈，所以也需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改变，慢慢来，急不得，慌乱不得。

高尚的理想、足够的勇气是必需的，但往往还很不够。甚至有时候，强烈的信仰可能会蒙蔽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对于那些务实、负责的行为来说相当关键的言行和细微的差别。理想就像是 “仰望星空”之时的北极星，时刻提醒我们前进的方向，但到达目的是靠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天的教育管理工作是纷繁复杂而琐碎的，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只顾着仰望星空，而不看脚下的路，势必会摔跤，如果我们只顾着赶路而不看星空，势必会迷失方向。

陶行知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中描述了一个因实行“教学做合一”办学理念从而焕发了勃勃生机的乡村学校。陶先生在现场考察了该校之后，赞扬该校校长丁超“能就事实生理想，凭理想正事实。他有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虽然这位丁校长所做的仿佛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事情：和同学们一起改造校内卫生、改造学校周边环境，和学生自筹经费建立图书馆等等，正是这些细微的事情改变了学校和学生的风貌。在我看来，虽然这是1924年发生的事情，但“就事实生理想，凭理想正事实”，直至今天依然是我们校长应当遵循的宗旨。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要有理想，又能办实事。教育家型校长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我将花费一生的时间去磨练自己。作者2013年春于薛城

第一章 变革时代校长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种变革浪潮汹涌而至。学校也必须要应时代变革的要求，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学校的发展转型。面对挑战，需要校长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自我转型。因为，这是学校发展、转型的前提和基础。

最伟大的资源——教育

如果把地球比做千岁老人，那么人类仅仅是在不到半个小时以前，才获得了从知识转化来的巨大力量。

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几十亿年之中，整个地球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而在人类出现之后的长达200万年的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在蒙昧中经历着缓慢的、艰难的进化。直到懂得用知识武装大脑和双手之后，人类才张开了创造与想象的翅膀，尽情地改造世界。于是在这半个小时之内，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突然之间，我们的这个世界处处涌现出大胆、创新、建设性的活动。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的兴起，不过两百多年，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做“加速运动”：最初出现的蒸汽机，顶得上几匹马干活；而现代的火箭发动机，则顶得上一千亿匹马干活！

对此，E.F.舒马赫先生在他那本极具颠覆性的经济学著作《小的就是美好的》中这样描述道：没有人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不过我们倒是很明白地看出这类创造活动是如何持续并且强化下去的——经由各式各样的学校。换句话说，经由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教育是所有资源里最最根本的一项……就算我们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我们也仍然相信教育是一切之本。事实上对教育的信念是如此坚强，以至于我们将它当成任何问题出现之后后遗症的继承人。如果核时代带来新危险，如果生物工程的进展也开启了新的滥用之门，如果商业挂帅带来了新的诱惑，那么解决之道一定是更多、更好的教育……

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是一切之本。教育是一项兼具永恒性和时代性的事业。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但在每一个时代，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者的使命又不尽相同。

在原始社会阶段，部落首领和前辈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年青一代传授狩猎打鱼、结绳计数、工具制造等生产、生活技能，尽管那时候并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这样的称呼，但这种围绕着整个社会活动生产经验的传授，就产生了最初的教育。

在公元前8世纪的奴隶时代，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入侵，军事是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崇尚武力和意志力是当时主流的教育价值观。

在工业时代，经济发展主要靠机械化生产，我们认为知识就是能力，掌握了知识和技能就能成为人才，因此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培养有知识的人。这一观念依然是我国目前在实践中普遍通用的主流教育观。

……

就是这样，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就像是奔腾不息的江河，承接着人类经验和文明的延续，推动着人类的进化。教育促进了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但如今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的急剧变革，提醒着我们，教育使命又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一个具体表现是：各种生产力形态存在的周期越来越短。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动生产关系前进的是生产力。翻开历史书我们得知：中国从奴隶时代演变到封建时代用了一千五百多年，从封建时代到工业时代用了将近两千多年时间，而目前中国的工业时代正在向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逐渐演进，不过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电话，没有电脑……而随后不过一百多年，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新思想层出不穷， “通天入地”、“坐看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也不再是梦想。尤其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计算机的出现和逐步普及，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到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同时，信息化突破了人类交流地域、语言方面的限制，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耕学手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是一切之本。教育是一项兼具永恒性和时代性的事业。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但在每一个时代，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者的使命又不尽相同。

时代呼唤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促进时代前进

如今的我们正处于一个后工业化与信息化更替的时代，也是一个正在做着加速度变化的时代，更是一个能够超越国界共享信息和知识的时代。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大潮，正在以一种迅猛的姿态，对我们目前的教育提出新挑战。

一是信息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手段来传递和分享知识，使得知识无边界、无垄断，学校和教师的权威也在受到挑战。传统的那种以课堂为中心、以学科划分为职业分工，以受教育阶段划分等级、以选拔作为教育成果评价的教育体系，似乎并不能满足人才发展的全部需要——什么是教育？

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生产工具的不断涌现，解放了人们的大脑，而计算机的出现使知识正以爆炸性的速度涌现，人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互联网储存知识的能力，获取知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以往的那种告诉学生唯一答案的教育模式，似乎行不通了。“填鸭式”的以传递知识为使命的教育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教育，教什么？

三是全球化开放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让人们尝到了科学的巨大甜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似乎已经上升到了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于是，强调理性和科学，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思想的一大趋势。但科学技术带来经济进步的同时，人的内心秩序却更趋于混乱，以至于人们发出呼喊：“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的确，原子能的发明既可以发电，也可以引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科学信息技术是中性的，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为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它只是个没有目标的手段，就像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教育究竟能不能变成可能造福人类的工具呢？目前这种过分强调理性和科学的教育观念，真的能满足人类文明传递的一切需要吗？

一系列的疑问盘旋在整个社会及教育工作者的脑海中。我们都在寻找答案，目前全球都在高举教育改革的旗帜，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探讨和实践中。

一方面，时代的变革呼唤教育必须做出变革。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使命必须是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必须在时代向下一个趋势迈进之前，培养出适合时代发展的人才。因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事业，不是生产工业产品，不能短时间内看到收益，人的成长周期是漫长而复杂的，教育的效益往往要十几年后或几十年后才会逐步释放。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重要的成就，当属教育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我国的教育发展，也改变了我国的整个社会思潮。在我看来，正是教育观念的转变，推动并展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实践探索，为我国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迈进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为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和种种矛盾也在逐渐显现。从目前的阶段性成果来看，我们的教育改革并不彻底，也不符合时代性的要求，反映出来的现象层出不穷。

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学生活得很累，家长跟着受苦，老师对此一筹莫展。

在高等教育领域，“高分低能”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大现象，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招不到自己满意的人才。

指责、失望、抱怨都是无益的，作为教育工作者，唯有讨论、反思、探索才能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寻找一条出路。

摆在校长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以往那种工业时代采用的简单的规模扩张、以考分作为唯一的评价、以选拔为手段的模式已经到了尽头。在数字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一系列原本似乎明晰的问题亟待重新探讨：什么样的人才适应时代需要？学校的职能和定位是什么？校长应当怎么做？老师的角色和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教学怎么教？

但是对于很多学校而言，由于过去一直是遵循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教育观念成长起来的，要抛弃以往的经验并不容易。目前，很多学校依然享受着工业化时代教育模式带来的“好处”。依靠较高的升学率以及由此得来的声望品牌，这些“重点学校”往往比其他学校更能获得优势学生资源、精锐的教师队伍和精良的教学设施，享有被优先照顾的特权。

历史上的改革证明，越是既得利益的享受者，就越难以迈出改革的脚步，他们最终也会成为改革的被抛弃者。耕学手记时代的变革呼唤教育必须做出变革。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使命必须是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必须在时代向下一个趋势迈进之前，培养出适合时代发展的人才。

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就改教育

管理大师、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先生曾经有一次被人问道：“如果只能改革一件事，要改哪一件？”大前研一毫不犹豫地回答：“教育！”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由得为之心灵一振，顿时产生了心有戚戚焉之感，于是毫不犹豫地将他的这句话作为本节的标题。

社会要向前进，就必须改革，但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抑或文化改革，都是由人来推动的，要归结到人的改革上来，而“改革人、塑造人”的工程，我们就称之为教育。所以说，教育是一切改革的原点。当然，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文化改革，都会反过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但最佳的切入点依然还是教育。

正因为如此，教育改革被上升到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度。可以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是思想观念、技术、能力的竞争；而思想观念、技术、能力的竞争，就是教育水平的竞争。

19世纪中叶，日本成立了明治政府，力图摆脱封建落后、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经济闭关锁国的弱势局面。但是由于明治政府的先天发育不良，整个社会思想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改革障碍重重。这时候，以福泽渝吉为首的教育家开展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改革，并通过政府支持、号召民间保持相应的一致步调，一扫当时日本陈腐的神权蒙昧主义国民风气，创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独立思考的国家，可以说是教育改革保障了明治维新的成果，并推动改革往可持续方向发展。

而反思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是闭关锁国的落后状态，当时的张之洞、李鸿章等一些有识之士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救国运动，但由于只是变革了制度而没有变革教育，当时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封建本位思想，在人才培养、观念革新方面依然僵化，所以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到了1915年，中国掀起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其本质就是通过教育改革来变革社会。当时以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人物，以北京大学为试点，竖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在社会上进行了教育思潮的改革。正是这次教育改革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引爆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们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拥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但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依然遭遇到了许多困境：我们在全球化市场上所占领的依然是以生产加工为主的中低级市场，中国的GDP很大一部分依然靠低劳动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低端产品来推动，我们在全世界高科技创新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中国人每生产一个DVD要交12美元的知识产权费……如果把国力竞争追溯到教育层面来考虑，我们就不难发现，正是长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育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的创造能力，从而在经济领域缺乏技术，而教育投入的不足，导致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不高，所以只能长期依靠低劳动成本、低技术含量加工来推动经济增长。

如果要看在信息时代教育改革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转向北欧国家芬兰。20世纪80年代，芬兰还是一个经济严重衰退的老龄化国家，但随后短短的十几年内即摆脱经济危机，成为耀眼的全球经济明星。依据“世界经济论坛WEF”所公布《2005-2006全球竞争力报告》，在衡量一个国家未来中长期经济持续成长潜力之“成长竞争力”总指标时，芬兰四次被评定为世界第一。而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于2003年针对41个国家的十五岁学生所做的PISA学术评比中，芬兰学生“阅读能力”、“科学”两项排名第一，“数学”、“解学问题”排名第二。

总结芬兰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教育投入。除了社会福利支出，教育支出是芬兰最大的财政支出。芬兰提倡公平教育，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资源不偏斜。

第二，教育改革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重视来自一线的声音。

第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为了应对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挑战，芬兰非常重视科技教育、英语教育、领导力、创业家教育等课程，重视产学研结合。

第四，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芬兰重视学生自主性和个性发挥，采用无班级授课方式，强调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将兴趣、爱好、将来要选择的职业与学习课程联系在一起，自己选课，自主调整学习期限，自主设计人生发展目标。芬兰老师感到骄傲的事情是：“全班25个人，能想出25个不同的答案。”

第五，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念。人的发展是终身学习的过程，是可持续的发展，为此，芬兰政府提供了多元化的终身学习机会。

什么样的教育改革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是否有一些标准可以遵循？应该由谁说了算？显然，教育改革不是拿数字来说话。“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使2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这说明教育改革的某一个方面取得了成效，但不能成为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由谁说了算？不是主管部门，也不是我们校长或老师，而是时代发展的验证，是学生对于自己人生的自主感受评价。

从芬兰的教育理念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真正成功的教育改革，应当是满足三个条件的。

第一，满足时代发展需要。

第二，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第三，可持续化发展。

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是传授科学知识吗？是培养技能人才吗？也对，也不对。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标准答案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是片面的。

芬兰的教育经验启示了我们：

新时代以基础教育为首要功能的中等教育学校，应当改变观念，不是将所有的资源和精力用于测试并选拔英才，而应该给予每一个孩子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学校不应将学生当作“巴甫诺夫的狗”，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而应该鼓励孩子形成“自我教育力”，要激发孩子的潜能，把培养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作为出发点；

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说，必须从“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主角”的模式向“无处不课堂，学生为主角”的自我教育的模式转移，从强调选拔、竞争的“单一学习”向“互动学习、组织式学习”转变。

从对教师的要求来说，必须摒弃以往那种依赖教师既定经验和既定知识“单项灌输”的思维，教师首先也是一个“学习者”，要把视野从教科书和专业书籍拓展到其他方面，要努力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信息时代学校职能转变耕学手记社会要向前进，就必须改革，但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抑或文化改革，都是由人来推动的，要归结到人的改革上来，而“改革人、塑造人”的工程，我们就称之为教育。所以说，教育是一切改革的原点。

校长是教育改革的真正“发动机”

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教育改革中，我们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地推动教育改革。每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到保障机制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教师逐级传递，分级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决策部门也逐渐重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意见和建议，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征求意见会。这种改革方式无疑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教育的宏观体制性问题。但是，这种变革方式是否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改革的民主化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人类发展路径证明，历史上的很多变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往往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甚至是，自下而上的变革更具力量。教育改革也是如此，其推动力更多的应当是来自于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和校长们。

推动教育改革的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观念的人”，也就是教育理论家、研究者、教育政策决策者，另一种是“行动的人”，即一线基层的教育工作开展者：家长、老师、校长……中国教育改革，更需要的是“行动的人”。而目前的中国教育界，“观念的人”无数，“行动的人”严重缺乏，这种现象很令人担忧。

的确，比起那些被尊称为改革英雄的大人物，一个基层学校的校长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默默耕耘的教师也是如此平凡。可以说，我们都是小人物。然而，历史的演变表明，英雄风格的领导的成功并不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来自于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无数非英雄主义的基层人物每日所做的现实而有效的决策。英雄人物不过是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节点中站了出来，但这个决定性的历史节点却是由大多数平凡人在处理日常琐事中一点一滴的积累而成的。

所以说，来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才是微观层面变革的每日推动者，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直接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成败。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观察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后指出，“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强制推进教育改革的种种尝试显然都失败了”。

尤其是校长，是学校的直接负责人，校长的办学理念先进与否、管理水平高低与否，直接影响了一所学校的前途和成千上万个学生的命运。而无数所学校和无数个学生的命运，构成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命运，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因此，校长才是素质教育改革的真正发动机。

作为为国家输送人才的一校之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无视时代性的变化。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必须重新思考：

新时代教育的使命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时代的呼唤需要教育工作者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

作为一校之长，是以事为本进行管理，还是以人为本进行管理？

过去那种单纯的行政管理能够带领一所学校走向未来吗？

……

今天的学校的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时代的发展裹挟着学校一起进入急速变革的快车道，办好一所学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为学校与学校之间差距层次升降在加快，这种差距不再仅仅局限于师资力量的差距，更多的是办学思想上的差距，是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时代的发展对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领跑人”，唯有让视野更广阔，才能带领学校走得更远。而那些应对变化缓慢、封闭状态的学校已经难以应付巨大的挑战。

生命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一个人才的培养，需要几十年的工夫，人才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对社会做出贡献，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教育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有充分的耐心和思想准备，教育改革可能要穷毕生之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耕学手记推动教育改革的往往有两种人，一种是“观念的人”，也就是教育理论家、研究者、教育政策决策者，另一种是“行动的人”，即一线基层的教育工作开展者：家长、老师、校长……

教育要让懂教育的人来办

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题为《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在讲话中，温总理指出：“关于探索适应各类学校的办学体制问题。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

在这篇讲话中，温总理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正是将教育改革权力下放到基层的一种体现，但另一方面，也对校长提出了要求：校长应当是懂教育的人。事实上，温家宝总理还曾经多次强调，要提倡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办学。可见，所谓教育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其实是对学校的校长提出了更深层次、更高层次的目标：每一位校长都要努力成为教育家。

什么叫“懂”？如何衡量“懂”与“不懂”？“懂”是一个很普遍、很常见的字眼，在中文释义中，它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对某一种业务或学科熟悉,了解情况；二是对某种事物有较深的了解；三是指了解别人的意图或明白事理。在中国，与“懂”相对应的另一个称谓是“家”:懂政治的人叫政治家，懂科学的人叫科学家，懂文学的人叫文学家……懂教育的人就称之为教育家。显然，这里的“懂”，并不局限于一知半解或表层次的、认知层面的了解、熟悉，还包含实践、运用层面的“懂”。

要为教育家型校长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不如先回头看看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那些为人所称赞、所敬仰的教育家，总结他们的共性。当然，在总结出教育家们的共性之时，我们更不能忘记探讨的最终落脚点是教育家型校长——不仅仅是教育家，也是一校之长，应当扮演的角色和使命。

中国第一位教育家应该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孔子生性正直、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从教育实践上来说，他创办私学，打破了当时教育被名门贵族垄断的局面，门下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而且有很多皆为列国栋梁；从教育理论来说，他提出了很多别开生面的教育思想，直至现在，他的很多教育理念依然为后人所提倡，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要启发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很重要）、“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因材施教）、“亲其师而近其道”（良好的师生关系）、“学而时习之”（要重视温习）、“欲速，则不达”（学习要循序渐进）……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位明代的著名教育家王守仁。他少时立志成为圣贤，善于独立思考，流传下“守仁格竹”的故事。他学识渊博，但更重视实践；他追求正义，但不拘泥于死理，知道变通；从教育成果来说，王门弟子无数，这其中不乏杰出人物，如后世泰州学派的代表何心隐、李贽、黄宗羲；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至今仍在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家有深远影响。

再回到近代的知名教育家陶行知，他自幼聪明好学，悲天悯人，立志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其人生誓言是“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生逢乱世却殚精竭虑推广平民教育，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知名学校，提出了“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等经典教育思想，并始终在教育中“知行合一”。

张伯苓，爱国敬业，与时俱进，高风亮节。他“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在乱世之中历经艰辛，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将建校之初的一块盐碱地发展成人世间育人无数的“桃花源”。他提倡“公能教育”，教育应当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影响深远。

蔡元培，一生清廉正直，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顿时消除北大陈腐之气，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这就够了，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例子。在我对中外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的成长无一不是遵循着以下规律：

热爱教育的事业理想主义；

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行动；

自成一家的教育思想体系。

回到本文的开始，我们通常将“懂”教育的人称为教育家。“懂”字从“心”声“董”，仅仅从字面上就能理解，“懂”是离不开心的，一个懂教育的教育家型校长首先应当是用“心”办教育的人，在我看来，“心”既包含“关心”，也就是从心底热爱教育事业，将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也包含 “用心”，既要用心学习理论，也要努力实践，在实践中思考，在探索中不断积累经验，持续训练，并不断总结教育规律。

正因为有此“二心”，才能够在教育思想上自成体系，成为“大家”，在教育成绩上硕果累累，举世瞩目。

现实情况是，我们似乎处于一个教育家远去的年代。

现在中国的教育界不乏各种管理风格的校长，在某些著作中，甚至有人将校长归纳为好几类，给他们描绘出不同的脸谱：有事必躬亲的“劳模型”校长，有 “教而优则仕”的专业型校长，有一呼百应的“官僚型校长”，有唯唯诺诺的“犬儒型”校长，有满眼都是制度的“CEO”型校长……但似乎唯独缺少教育家型校长。耕学手记“懂”字从“心”声“董”，仅仅从字面上就能理解，“懂”是离不开心的，一个懂教育的教育家型校长首先应当是用“心”办教育的人。

教育者的誓言

既然教育家的本质也是专家的一种，那么我们有必要首先理解“专家”的定义。由于它听起来是如此悦耳、令人愉悦，已经成为大家随便使用的一个词：当甲要恭维乙的时候，他就说：“您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领导在会议上表扬某位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说：“某某是专家，大家应当向他多多学习。”在新闻报道中，这个词更是被广泛滥用：“专家建议”、“专家认为”……

我有一次与一位媒体记者聊天，他告诉我，很多时候，记者并没有采访到真正的“专家”，甚至那些所谓的“专家”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为了使一篇报道显得更有判断力和说服力，记者只好在文章最后搬出“专家”来救场。至于专家是谁，专家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这种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正是因为大家随便使用这个词，使得它远离了本来的核心意义，也迅速使社会上对于“专家”这一群体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迅速贬值。这其中存在有几种谬误：

一是错拿资历作为衡量标准。比如甲在顶级的教育研究机构从业三十多年，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所以大家称他为教育家，因为他资格老；

二是错拿掌握了专业技术、技能的人当专家。比如乙是知名的物理老师，在教学中研究出很多宝贵的成果，于是大家也将他称为“教育家”；

三是错拿理论家当专家。现在社会上很多被称为“专家”的人都是埋头于书斋咀嚼前人的研究成果，或闭门造车，却很少或从未走到实践中去探索、验证，这样的人即使他著作累累，也不是真正的“专家”。

在我看来，从业资格、知识技能、理论对于成为教育家型校长固然很重要，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标签，依然没有触及到灵魂、本质。

西方许多国家中，宣誓是成为专业人士之前必不可缺的步骤。在欧美等国家的一些师范学校每年的毕业典礼上，即将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学生，都将经历一个重要的仪式——集体宣誓，诵读“教育者誓词”。那种气氛带来的心灵激荡和纯净感令人难以忘怀。我认为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情，才真正接近我们教育工作的实质。我在此宣誓，我将把我的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将履行作为教育者的全部义务，不断改善这一公共福利事业，增进人类的理解和能力，并向一切为教育和学习做出努力的作者和人表示敬意。我将这些义务当作我自己的事，并时刻准备着、责无旁贷地鼓励我的同事们做到这一点。我将时刻注意到我的责任——通过严格的对知识的追求来提高学生的智力。即使非常辛苦，即使受到放弃这一责任的外界的诱惑，即使遇到失败等等障碍而使之更加困难，我也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许诺。我还将坚持不懈地维护这一信念——鼓励并尊重终身学习和平等对待所有的学生。

这是美国教育者的誓言，在这誓言中，包含了成为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朴素要义所在：对学生的成长负责，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如果没有誓词和由此带来的自我约束，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就不会具有崇高的光环。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育家型校长应该都是始终不忘“誓言”的人，始终将为学生服务、对学生负责作为第一要义。陶行知先生说：“国家把整个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现实生活中，校长大多都是有领导能力的人，很多都是从基础教学工作中选拔出来的、具有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很多都是具有丰富学识的，在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前一两年，是满怀着“对学生负责”的理想主义的。久而久之，依然有一些校长出现了偏差，或浑浑噩噩地坐等养老，或将办学作为一种跳板，或深陷迷茫之中……而那些能成为教育家型校长的人，都是在一生的事业生涯中始终将“对学生的誓言”作为行动宗旨的人。将“对学生负责到底”的誓言作为行动指南，才不会偏离教育改革的根本而走到枝叶。

教育家型校长是这么一群人，他们有思想道德、有学识修养、有人格魅力、有影响力、有开拓性的教育改革创新方法……所有这些外在体现，无一不是终身践行“为学生服务”誓言的结果。只有遵循了这一誓言，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型校长。耕学手记对学生的成长负责、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是成为专业教育工作者的朴素要义所在。

“教育家型”校长的修炼路径

本书的重心是讨论教育者、尤其是教育家型校长的修炼路径，应当具备哪些能力，以及怎么培养能力。但在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能力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做一番重新认识。尽管“能力”这个词被我们无处不在地运用，尤其是在教育界，我们天天呼喊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经验，而是培养能力。但越是这样，那些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概念，越容易被我们忽视其真意。

关于能力，业界已经有不少精辟的解读。知名教育家杜和戎先生认为：能力就是人们努力运用条件去取得效果的可能性。能力有三要素：第一，努力追求，也就是积极性；第二，充分发挥，也就是支配条件，发挥条件；第三，灵活调节，也就是为遵循规律而调节分寸。

台湾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先生则认为：从狭义上讲，能力就是才能，指的是办事的方法和思考的能力。

由此可见，能力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怎么做，也就是实践；二是怎么想，也就是思考，觉悟。能力的实质是——想得到，并且做得到。想得到，做不到，通常被人们称作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只会闷头苦干，但不会系统，不懂得总结方法，那就是愚者。这两种人，都不能算是有能力的人。

在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支配条件的实践活动、努力追求的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的自我调整，这三者是水乳交融的，就像是交织在一起的螺旋式上升的DNA结构。

能力的提升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路径：

造成人与人之间杰出与平庸之间的鸿沟的是是否有意识地沿着上述“能力提升路径”去努力。而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觉悟，能力突出的人都能够“自我更新”，也就是能运用现有能力去获得新的能力。因此，能力是自己获得的，是自己悟出来的，不是别人给的，也是别人抢不去的。

关于能力的论述，陶行知先生有个比喻我觉得很好：“达尔文没有辨别物种变异的技能便不能发现天择的学说。王木匠没有尤克雷地的几何知识，便要做出七扭八歪的桌子来。可是达尔文与王木匠有个不同之处：王木匠把知识转化为技能，达尔文则用技能产生知识。不过，王木匠倘若用知识所产生的技能进一步去产生新的知识，那么，王木匠就成为达尔文一流的人物了。倘若达尔文停止在观察生物的技能上，而不用它去发现天择学说，那么，终达尔文之一生，也不过是王木匠的兄弟罢了。”

达尔文与王木匠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悟到，而后者只是停留在“调配条件去实践”这一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路径的第二步。对于觉悟，我们也可以称为“开窍”，人没有“开窍”时，即使知道了，想到了，还是不能转化为自己的能力，还是不能转化为有效行动，达到目标。

有一个“如何学习”的经典模式，我认为总结得非常到位，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非常有用。不妨摘录如下。（一）第一模式：读万卷书

通过阅读大量书籍，扩大视野，博古通今，获得足够的信息；读书的过程，就是跨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思想进行对话的过程，能够增强自己的思考深度；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搞教育的人，要教导别人读书，首先自己就要多读书，会读书。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以来，无论工作多么忙碌，每天都抽出时间阅读的原因，并且，我也经常要求我校的教师要多读书，读好书，并尽量为教师创造各种良好的阅读条件。（二）第二模式：行万里路

通过实践、体验、接触，在阅历的基础上，获得理性的认识与归纳。（三）第三模式：阅人无数

接触不同的人，从不同人的身上找到相通和交集之处，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四）第四模式：跟随成功者的脚步

模仿与跟随是普通人获得顿悟的一种捷径，模仿与跟随就是自我训练，就是从训练中获得可靠的理解。我校从2008年开始与江苏洋思中学进行联合办学，聘请洋思中学校长秦培元为名誉校长，两校教师又分别对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五个学科进行了“同课异构”的同台展示活动。此外，我们还与衡水二中、北京101中学等名校结成友好学校——这一系列跟随成功者脚步的做法，使我们汲取了很多名校发展的宝贵经验。（五）第五模式：高人点悟

高人的启发与点悟，是人开窍成本最低、效益最佳的至高形式。中国所有的智慧都高度集中到“启发”二字之上。

自我担任舜耕中学校长以来，学校先后聘请了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余映潮和天津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全国“和谐教学法”研究会理事长王敏勤教授为顾问，成立“余映潮工作室”、“王敏勤工作室”；并邀请了高金英、任者春、丁榕、郑朝晖等一批知名教师走进舜耕中学，与教师面对面交流，以此提升教师理念，开阔教师视野。在这些高人的指点下，我校教师取得了快速的成长。（六）第六模式：自觉自悟

很多知识的尽头，都指向真理，是所谓殊途同归。而我们的身体，就包含一切的东西，是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无论是我们对世界的感悟，还是对科学的探索，都需要从我出发，我们需要的是展开想象的翅膀。其实，即使是最简单的顿悟，也是一次自我价值的伟大发现。达到顿悟的境界并不需要太远的路，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最需要的就是放下心，善于倾听来自对面的声音。

新时代教育工作和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从这几个成长模式中得来。

在我多年的实践总结和反复思考中，我认为，一个教育家型校长应当具备五种关键性的能力：前瞻的能力、规划的能力、讨论的能力、激发主动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耕学手记能力的提升应当遵循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路径：

第二章 前瞻的能力

所谓前瞻，就是向远看，向前看的意思。作为校长，要洞悉教育发展的规律，准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以高远的眼光，对未来发展作出科学的判断。在具体工作中，做到领先一步考虑，深入一层研究，站高一层决策。此所谓：登高望远，抢占先机。

做面向未来的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我们当今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在日夜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一百个标准。

在就这一问题给出我的见解之前，我想不如先来回忆一下现实中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曾经多次出现在中国报纸杂志的头版版面。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还有20人，如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申喻、谢旻、郭元林。1979年，年仅11岁的张亚勤入校。他后来回忆说，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神童”宁铂的事迹，看完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整晚睡不着；几天后，他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在科大默默无闻，后来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担任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微软全球副总裁。2004年，他与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起出现在上海，应对自如，只是早生华发。……当年所有的大报、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样一张照片：宁铂在中科大校园内的葡萄架下读书。有段时间这个葡萄架成为科大新生和来宾必瞻仰之处。80年代，所有被归入“少年预备班”或“实验班”的神童苗子都记熟了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此外还有谢彦波、申喻、干政……许多家长也时不时拿一张珍藏的剪报出来吓唬自家天资平平的孩子：“你看看人家！”事实上，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一年后他就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当时他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本人的兴趣将他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多年以后，退休的汪惠迪告诉记者。从正面理解，科大将宁铂看成本校的“荣耀”，实际上已经将他当作“棋子”——尽管这些词语可能有失厚道，或者也有违主事者的初衷。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25年里宁铂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无一成功。他必须服从人们安排好了的事，父母、师长、学校、国家，满足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也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这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被阻断之后，他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有老同学反映，“当时他就神叨叨的”。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又是一则抓眼球的新闻。同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随后又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一步，领取了准考证，但在走进考场前的一刻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但汪惠迪老师和许多人一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惧怕失败。如果一个人被反复告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这种选择属于正当防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那种“光荣”之下的压力。1998年，宁铂与程陆华结婚，然后生子、给儿子喂奶、烫尿片、去菜场买菜……婚姻生活似不和谐，于是他醉心于研究佛学。2002年，他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学校领回去；一年后，他“成功”遁入空门。在此之前，他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绝不会再读少年班。“我的那些同学，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认为现在就为这些当年的神童下定论为时过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30多岁40出头，这个年龄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宁铂以后成为一位高僧呢？”

这个案例留给我们教育者的思考很多，直到今天，业界依然在讨论“少年班”这种办学模式存在的利弊问题。当然，纠结于“少年班是否适宜”这些形式上的问题并不能得出“宁铂”现象的实质。但如果要宁铂本人来评价自己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我想他绝对不会用“成功”两个字来回答。我们感觉是：定然是出现了某些违背教育规律的不和谐因素，导致了宁铂成长过程中的不快乐，甚至促使这个学生最终做出了与既定路线截然不同的选择，遁入了空门。

这个故事留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教育真的不能急功近利，要向前看。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要有前瞻的能力。将视野放远，放宽，就能用一种更理智的眼光来对待当前教育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心平气和，去除浮躁、功利，更从容地做教育。

什么是前瞻的能力？就是要看到孩子未来会怎么样，而不是现在。要做适合未来人才发展趋势的教育，而不是满足当下一时之需的教育。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教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总体上令人担忧，原因就在于目前采用的这种教育理念缺乏远见性，也就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中有两种传统：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弥漫在中国人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扩展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在改革开放阶段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导致我们的教育也是围绕着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学校当“工厂”，把教师当流水线上的“工人”，把学生当“产品”，强调类型化、单一化和规模化，过分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价值观念的传递和创造能力，这种粗放型的教育模式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国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不能不说得益于以经济建设为价值取向的教育观。但这种价值取向的无限放大，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和贪婪，忽略了人文精神和人性美的建设。

历史的经验是：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领域遭遇了实用和功利主义带来的各种痛苦，如果在教育领域继续——其后果大而言之危及国家和民族，小而言之则将危及个人、家庭和社会。

有前瞻的能力，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是看到学生今年考什么学校，考多少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的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绿色教育”，我们绝不能通过牺牲青少年的未来，来换取今天的高分，这种教育模式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做教育不是“开工厂”，教师应当像农民而不是工人。开工厂和种庄稼有什么区别呢？开工厂是开动所有的机器，制造出一样的产品，追求的是制造大规模和标准化的产品，且不认为它们是有生命的；种庄稼则是因地制宜，承认有的庄稼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贴着土地长，有的喜欢爬在屋顶上长，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不能是千篇一律的。

对农民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是看到庄稼在自己的浇灌下开花结果，但不到最后的那一刻，你永远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到底哪一株会开花。我们需要用心静静地等待，给每一株庄稼开花结果的时间。妄想使用一种神奇的化肥使得花朵一夜之间全部开放，其结果必然是庄稼的枯萎。

正如有一个富有哲理的小故事这样讲道：一位隐士住在山中，他很勤劳，每年春天，台阶上的野草刚探出头便被他清理掉了。一天，隐士决定出远门，叫了一位朋友帮他看守庭院。与他相反，这位朋友很懒，从不修剪台阶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疯长。暮夏时，一株野草开花了，五瓣的小花氤氲着一阵阵的幽香，花形和林地里的那些兰花一样，不同的是花边呈蜡黄色。这位朋友怀疑它也是兰花中的一种，便采撷了一些叶子和花朵去请教一位研究植物的专家。专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兴奋地说：??“这是兰花的一个稀有品种，许多人穷尽一生都很难找到它，在城市的花市上，这种腊兰的单株价格至少是一万元。”??“腊兰？！”这位朋友惊呆了。而当那位隐士知道这个结果时，惊呆的人又多了一个，他不无感慨地说：?“其实那株腊兰每年春天都会破土而出，只不过它刚发芽就被我拔掉了。要是我能耐心地等待它开花，那么几年前就能发现它的价值了。”耕学手记有前瞻的能力，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是看到学生今年考什么学校，考多少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的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绿色教育”，我们绝不能通过牺牲青少年的未来，来换取今天的高分，这种教育模式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前瞻性的四个维度

教育无非就是为人才发展服务的事业。而为人才发展服务的教育，应当是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满足人才发展需要；适合人才发展水平；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只有满足了这四个条件的教育，才能被称为前瞻性教育。

一、满足人才发展需要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社交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个人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追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而需求不断被满足的过程，就是人的成长过程。

我们也许可以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加以演绎，用下面的简单的表格来分析人才发展需求的递进关系。

当然，这个表格或许总结得并不科学。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人通过某一方面的学习之后所得到的需求的满足往往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个得到了成功的职业教育，从而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既能够通过职业发展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生理需求，并在工作中与人交往，被人尊重，满足社交的需要，甚至在工作中创造巨大价值，从而自我实现也得到了满足。

但通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启发：教育就是尊重并满足孩子的各种层次需求。如果教育不能满足以上五种人才的全部需要，就不能称之为成功的教育。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人天生就有创造的需要和潜能，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教育者要做的，就是唤醒孩子内心自我实现的创造种子。当教育唤醒、激发了人的创造性之后，人将产生出一种所谓的“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是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这时的人具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的感觉。

这个世界上那些杰出的人才，无一不是在懵懂中产生了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需求，然后在之后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从而得到满足的人。爱因斯坦16岁的时候，在瑞士阿劳市阿尔高州立中学学习。在这一年，他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将看到什么样的光波？按照牛顿力学的观点，“这样一条光线好像在一个空间里震荡着而停滞不前的电磁波”，按照麦克斯韦方程，“看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终于在26岁那年将这个少年时代的“追光”困惑搞清楚了，创建了狭义相对论。

二、适合人才发展水平

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述了“笨小孩郭靖四步成才”的故事。

郭靖这个孩子天资愚钝，接受能力差，从小学什么都要比别人慢很多，但是他也有优点，那就是上进心强，学习勤奋用功。

在他的启蒙教育时代，他的七个启蒙老师“江南七怪”为了让他在和杨康的比武中取得胜利，对他展开了“填鸭式”的教学车轮战。但是，江南七怪的武功需要复杂的内功打基础，招式花样繁多而轻巧，郭靖记性不好，姿势又笨拙，苦练多年丝毫不见长进。而这七位老师只知道埋头苦教，从来不启发也不诱导，更不和郭靖交流讨论，所以郭靖常常是学了十招，却连一招也掌握不了。七个老师于是责骂怒吼一起上，甚至还采用了体罚。郭靖的自尊心很强，咬紧牙关，埋头苦练，拼命地练，却越来越差。“我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这么让师父生气？”严重的挫败感使得郭靖的自我评价越来越低。

直到郭靖换了一个老师马珏道长，这位老师认识到了郭靖的特点，不再给他讲解复杂的内功，而是将全真教的内功心法，都化解到如何呼吸、如何睡觉、如何走路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教学方式让郭靖觉得很有趣。而且，马老师不给郭靖布置繁重的家庭作业，他说“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这样越发减轻了郭靖的思想压力。在这样“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引导下，郭靖越学习越有兴趣，内功也突飞猛进。

后来，郭靖拜武林上的顶级高手洪七公为老师。这位特级教师充分认识到郭靖的特点，专门教郭靖“降龙十八掌”，这门功课招式非常简单，易学难精，简直就是为喜欢下笨功夫、执著又迟钝的郭靖量身打造的。他当即下了决心： “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 招招重复、步步为营、千锤百炼、稳扎稳打，终于脱胎换骨，练成绝世神功。

经过洪老师的指点，郭靖学会降龙十八掌之后，已经开窍了，懂得自己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了。比如，周伯通老师不过是将九阴真经的口诀教给了郭靖，至于怎么练，完全没说，然而郭靖却能够在背诵口诀的基础上自学成才。至于三次赴华山论剑的观摩学习，更是让他领悟了不少武学真谛。

经过这四部曲，郭靖终于成为“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

虽然这只是一部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但却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从郭靖的成才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人从天性上讲都有“想好”的愿望，而且人的发展是分阶段性的，就像是沿着阶梯一步一步地向上，这种向上发展自有其内在动力。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这两个特点，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唤醒孩子内心“想好”的种子，让其生根发芽；

二是因材施教，找到最适合他成长的途径。

做到了这两点，每一个孩子都必然会长成参天大树。

还有一个关于“唤醒”的经典小故事这样讲道：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石雕师傅，在苏格拉底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正在雕刻一只石狮子，小苏格拉底观察了好一阵子，突然问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呢？”父亲说：“以这只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只石狮子，我是在唤醒它！”“唤醒？”苏格拉底感到非常不解。“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他从石头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父亲说。

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形状、质感、纹理，在雕刻师的眼里，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雕刻技巧，而是如何唤醒沉睡在石头里的灵魂！也就是发现最适合石头表现的造型。最优秀的教育者，就是能够唤醒孩子“最佳才能区”的雕刻师，他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意志去塑造孩子。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唤醒得当，启发得当，每个孩子都会成才。

做适合孩子发展水平的教育，一是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因材施教；二是在孩子发展的不同阶段做最适合孩子的教育。

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获得某些能力或学会某些行为的关键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个体一直处在一种积极的准备和接受状态。如果这时能得到适当的刺激和帮助，某种能力就会迅速地发展起来。

国内外近半个世纪的有关研究得出了以下数据：6个月是婴儿学习咀嚼的关键期；8个月是分辨大小、多少的关键期；2至3岁是学习口头语言的第一个关键期；2岁半至3岁是教孩子怎样做到有规矩的关键期；3岁是计算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指数数和点数、按要求取物品及说出个数等）；3岁至5岁是音乐才能发展的关键期（拉提琴3岁开始，弹钢琴5岁开始）；4岁至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3岁至8岁是学习外国语的关键期；3岁是培养独立性的关键期；4岁以前是形成形象视觉发展的关键期；5岁至6岁是掌握词汇的关键期；9岁至10岁是孩子行为由注重后果过渡到注重动机的关键期；幼儿阶段是观察力发展的关键期；小学1、2年级是学习习惯培养的关键期；小学3、4年级是纪律分化的关键期；小学3、4年级，八年级、高二是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期；小学阶段是记忆力发展的关键期，是记忆的黄金时代；初中阶段是意义记忆的关键期；高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曾经说：“三岁决定一生。”幼儿、中小学阶段是孩子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孩子进行教育，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抓住这些“关键期”，以便为其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世间万物的发展都是有序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的轨道，老子将这称之为“道”，也就是规律。人才的成长也是有规律的，因为成才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能够清晰地识别人才的成长规律，按照规律去做教育，才是有远见能力的教育者。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经常陷入“术”的误区，也就是过分强调教育的方法和技巧，而没有重视“道”，也就是内在的规律性。“道”永远是指引“术”的，一切方法和技巧都应该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会陷入盲目、片面之中。

人才成长的规律有很多，普遍性的规律有以下三个：

人的发展具有本能性；

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人的发展具有突破性。（一）本能性

发展是人的本能，人一生下来就有“向上发展”的欲望。这种本能我们可以从动物身上观察得到：非洲草原上的小狮子，从一生下来，就会自觉地跟随母亲学习捕捉羚羊，这是狮子的本能；而羚羊从一生下来，就努力学习奔跑，以躲避狮子的追捕，这是羚羊的本能。刚出生的马驹用力把前面的两条腿伸直，支撑起身体的一部分。它开始活动后腿，用力一蹬，失败了，摔倒了，不过它一点儿也没有放弃，而是喘着气，重新爬起来，前后腿一起用力，终于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从此，它学会了走路、奔跑……墙上的藤本植物从一发芽，就总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努力向上生长，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养分。从这些动植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多么生动的发展本能活动！

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本能性，我们也可以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中找到依据，该理论认为，我们已知的复杂系统，包括宇宙的星体系统，地球上的生物系统，社会上的市场系统，以至商业上的营运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现象，也就是：系统会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的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可谓是对自组织理论的有力印证。个体的生命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自然遵循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恰恰印证了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世界，高山流水，鸟语花香，万物并作，但这一切并非有人先画好设计图，然后按计划搭建，而是如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行演变出来的。老子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意思是说圣贤高人处事应当以无为为要领，教化人民应当以不言为准则。他认为 “无为”的结果是“无不为”，意思是如果不随意乱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

当代教育家魏书生也说得好：“人来源于猴子，就决定了人不能摆脱动物性。但人进化为人，说明所有人都有积极好学、上进的一面。要尊重人性中好的东西，才能看到每个人都挺好的，都很可敬，都很可爱，就不容易冲突。”

既然人天生就有向上发展的本能性，所以教育者还是“无为”一点的好。我们今天的教育存在的毛病就是太“有为”了，这体现在家长、老师们总是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向去改造孩子，计划性地、强制性地去“塑造”孩子，完全忽略了孩子有“发展”的本能和自觉性。无论我们怎么评价教育，怎么形容教育的本质，教育一定是“顺势而为”的，是尊重学生天性的，是学生自己心甘情愿的、快乐的。我们形容真正高明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描述的就是一种教育进入自然朴素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真境界。

当然，“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教育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激发和唤醒人才的 “自组织”潜能。当孩子有潜能表现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击压制，而是要鼓励、尊重。就像雕刻师一旦唤醒了沉睡在石头中的灵魂，石头就会展现出一尊最完美的雕塑。（二）阶段性

前面我们分析了金庸先生笔下郭靖的成才路径，可以看出，郭靖的成才是有阶段性的，在每一阶段，郭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然，由于最初老师采用了不适合他的教育方法，郭靖第一阶段的发展比较缓慢，但四个阶段的成功累积起来，成就了一个“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本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凭智慧战胜对手。”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偶然获得冠军的矮个子选手是在“故弄玄虚”。10年以后，这个谜底终于被解开了。山本在他的自传中是这么写的：“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跑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过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常常把我的目标定在40公里外的终点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一切人才的发展都像是完成一场马拉松赛跑，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每日新，日日新”的发展累积起来，就是大的发展。这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在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中，总是遵循这样的途径：先由低层次的平衡→不平衡（某一方面进步了或某一部分突破了）→高一层次的平衡（其余方面跟上）→不平衡→……更高层次的平衡→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人才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要求教育者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阶段性目标。要用理性的眼光来评价孩子，要帮助孩子树立适合他能力的成长目标。这个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站着坐着够不着，跳起来刚刚好，跳起来够不着，就没有意义了。

二是要有适当的激励手段。由于人才的发展都呈现阶段性的递进，在一段时间以内，学生可能呈现出驻足不前的迹象，甚至倒退，作为教育者应当理性看待这种短暂性的挫折。只要总体的趋势是向上的，就符合人才的成长规律，这时候不能全盘否定学生的成果，而是要激励学生，千万不能挫伤学生的积极性。组织三组人，让他们沿着公路前行，目的地是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甲组不知道村庄的名字，也不知道有多远，只是告诉他们向着前方走就行了。这个组刚走到两三公里时就有人抱怨。走到一半时，有人放弃了前进，坐在路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越往后，人们越情绪低落，溃不成军。乙组知道去哪个村庄，也知道有多远，但是沿途没有设置任何里程碑，只能凭借经验估计大概要走多长时间。走到一半有人叫苦，大家都想知道走了多远，有经验的人说：“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了。”于是大家簇拥着继续往前走。走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大家振作起精神，加快了步伐。丙组的人知道要去的是哪个村庄，也知道有多远，更幸运的是，沿途每公里都设置了一个里程碑。人们一边走一边看里程碑，每看到一个里程碑，便产生一阵小小的快乐。这一组的情绪一直很高涨，走了七八公里之后大家都有些累了，但是不仅不叫苦，反而高声唱歌。到最后两公里，越走情绪越高，速度反而加快了，因为他们知道目的地就在眼前。

在这个故事中，“村庄的名字”和“路程的距离”就相当于设置的“目标”，而里程碑则相当于沿途的“激励”。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激励，人就会溃不成军；只有目标，没有激励，人就会懈怠；既有合理的目标，又有激励，人就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克服沿途的困难。

三是让学生学会阶段性地反省、总结和调整。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停、看、想”是非常有必要的。及时停下来，仔细看一看，认真想一想，也就是切实检讨目前的成果，然后找出合理的方式，再往前推进，才不至于一路猛进，却迷失了方向。（三）突破性

在西方的自组织理论中，关于事物的发展演变，有一个现象叫做“涌现”。“涌现”就是事物在时间中的量变。涌现有多方面的含意：其一是指它是突然而来的，事前没有预兆，有点意想不到；其二是指它是原来没有的，是无中生有的，是一种新气象；其三是指它不是慢慢来的，而是一下子大量出现的。涌现是一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渡，是在微观主体进化的基础上，宏观系统在性能和机构上的突变,在这一过程中旧质中可以产生新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现象或许可以描绘出大自然中季节变化的“涌现”。

佛教用语中有一个词叫“醍醐灌顶”，比喻人被灌输智慧之后的彻底觉悟，这是人的智慧层面的“涌现”现象。

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而第三层境界，所对应的，也就是人在追求宇宙、人生真理过程中所出现的“涌现”，“蓦然”二字，体现出那种经过多年研究之后豁然开朗的惊喜之情。

与此相对应的说法还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均属于人在求知、学习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涌现”。

无论是“醍醐灌顶”，还是“茅塞顿开”，之前必然有苦苦探索而求不得的困惑，然后是一个一个谜团的开解，最后，恍然觉悟了，人就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如果说我们前面分析的人才发展的阶段性是人发展中的“量变”，“涌现”和 “觉悟”就是“质变”。教育者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觉悟”，只有自己悟到的，才是印象最深刻的、最刻骨铭心的。有两家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个小和尚，他俩每天早晨都能碰面，常暗中较劲，互试机锋。一天，甲问乙：“你到哪里去？”乙说：“脚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甲语塞，回去请教师父，师父教他说：“如果没脚，你到哪里去？”次日，甲又问：“你到哪里去？”乙说：“风到哪里我便到哪里。”甲又语塞，又回去请教师父。师父教他说：“如果没风，你到哪里去？”第三天早晨，甲问乙说：“你到哪里去？”乙说：“到集市去。”甲就这么一直语塞了下去。师父知道了他们的对话之后，语重心长地叹道：“观晚霞悟其无常，观白云悟其卷舒，观山岳悟其灵奇，观河海悟其浩瀚……学贵用心悟，非悟无以入妙境。别人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只有悟到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所谓“引导觉悟”，对应教育中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启发”。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现在我们的教育界，有很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师和校长。但是在同一个老师的教导下，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同等用功程度，为什么有些学生很优秀，有些却表现平常呢？关键就是看这个学生有没有自主觉悟的能力。又或者同一个学生，在不同老师的教导下，进步的速度又会不一样，关键也在于老师有没有引导启发的能力。

比如郭靖，在江南七怪这七个老师手把手的传授下，进步非常缓慢。但是，他后来遇到老顽童周伯通，与他切磋武功时，周伯通完全没有手把手地教郭靖，而是启发他：“我这全真派最上乘的武功，要旨就在空、柔二字，那就是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在周伯通启发下，郭靖终于悟出“空明拳”以柔克刚之理。周伯通有着丰厚的道家文化底蕴，传授郭靖武功时，他能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育方法，循循善诱，用心指点郭靖，堪称武学明师。

四、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发展使命，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特殊的教育使命。做有先见能力的教育，就必须看到我们时代的需求，做适合时代需求的教育。

在我们国家，传统的应试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适用于农业经济，乃至工业经济的某些阶段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甚至成为时代的桎梏，阻碍着时代的进程。

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对物质资源的消耗，来源于产品“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那么，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产品品种的更新，依赖于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新时代的教育是创新的教育。

我们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如果说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是以劳动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标志，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信息服务和技术外包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标志，那么，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则是以知识工作全球大转移为标志。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的普及，知识工作几乎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完成。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将参与社会决策，人人都将在社会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人人都需要学习——新时代需要倡导“终身教育”的观念。耕学手记我们今天所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中的“个性化”教育，其本质就是做适合孩子的教育。有一句名言叫做:当鞋子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意思就是当你穿上合适的鞋子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会让你在奔跑的时候忘记鞋子的束缚感。教育的最高境界，是给学生提供合脚的鞋！

往后四十年看教育

前面我们分析了作为教育者，应当要有富有前瞻性的教育价值理念。所谓满足先见性条件的教育理念，应当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满足人才发展需要；二是适合人才发展水平；三是尊重人才发展规律；四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有前瞻性的教育，不但要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相应的要求教育者在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上，也必须相应地做出改变。

那么，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所受教育是成功的呢？符合先进性教育理念的人才的发展，是否能体现出一些共同的、普适性的特点呢？

我将之总结成一个词，那就是“和谐”。和谐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最终落脚点。 什么是和谐的人才？我非常认同著名学者余英时的结论：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以“和谐”为出发点和评价理念的人才观，一是承认人才与人才之间的差异性，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二是人才要“和”，也就是承认一个人“身心灵”三方面的步调一致，一个和谐的人才，既不是“偏才”，也不是“怪才”，而是各方面都能步调一致的人才。

教育目标的三个维度分别是长、宽、高。

长，即具备学习的能力。这是一切教育的根本任务。学习的具体内容很容易忘掉，知识是不值钱的。但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却是重要的，决定了一个人走向社会以后，能否适应新的学习、工作任务和形势。具体而言，就是掌握处理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并不断形成自己的觉悟，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真正的学习，并非学知识，而是学会学习，法无定法，但无处不法。

宽，即学会共处和合作。世界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一个人的能耐再大，也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学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这不是功利要求，而是人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素养，不尊重多元化（真正的尊重）、不欣赏别人、不善于与人合作的人，难以在社会立足，更何谈发展？

高，即人的品质。具体而言是自信心和责任感的打造，而不是所谓的“道德素养”。 这也是教育者必须协助完成的首要任务。

角度不同，对人才评价体系的说法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应当培养“真、善、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真”就是追求真理，“善”就是道德上的完善，“美”就是发现和追求美、提高生活品味层次的能力。我们还经常讲要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无论上述任何一种说法，其实描述的都是一种“和谐人才”的理念。

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精英式的人才，有基础性的人才，无论哪一种人才，首先都应该是一个大写的、完整的、和谐的人。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和谐”？因为目前的教育只重视人才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比如，只强调学生的智育，忽视了德育和体育，或者只专注于追求“长度”，而忽视了“宽度”、“高度”，或者只追求真，而忽视了“善”和“美”。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走上社会之后，能够和谐地融入社会，和谐地生存，和谐地发展。所以，与其把目光专注于眼下你希望学生考多少分，不如往后想想看，孩子在你的教育下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学生是否受到了成功的教育，不在于今天他在学校是所谓的优等生还是差生，也不在于他这一两年内能否考上名牌大学，三五年后有多高的学历，找到多好的工作，而要看他最终能否成为一个和谐的人。

所以，要看人才的发展，不应该将目光放在当下，而要往后看四十年。

台湾交通大学、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先生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36岁左右的年纪基本上就是评价其一生是否成功的关键性节点。人生以年龄区分，刚出生为新生儿期，出生后第二个星期到一岁为婴儿期，两岁到十三四岁为儿童期，十五岁至十八岁为少年期，十九岁至三十九岁为青年期，四十岁至六十岁为中年期，六十岁以后则进入老年期。如果将人生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那么二十五岁以前为探索期，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为尝试期，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为建立期，四十岁至六十五岁为持续期，六十五岁以后则为衰退期。不论怎么样划分人的一生，三十六岁成功，应该相当合理。一个人少年时多听、多看、多想，到了三十岁时，确立一些原则，从此据以奋斗，六年下来，必定可以看见初步的成果。因此，将三十六岁定为成功的年龄，符合身心双方面的需求。

一般来说，如果要评价一个学生是否是成功的人才，到他三十六岁的时候，我们才能给出比较公正客观的结论。当然，这里不能以年龄一概而论，不是说所有人的成功都必须要等到三十六岁，但大部分人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成果，差不多都会在这个年龄节点上体现出来。 一个人三十六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定型了。

个体的成长，我们要往后看四十年。同理，一代人才的培养，我们同样需要往后看四十年。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时时跳出眼前纷繁杂乱的行政事务，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教育能适应四十年后国家繁荣昌盛的需要吗？这一代人才真的能构建起一个物质发达、精神和谐的美好社会吗？耕学手记作为教育者，应当要有富有前瞻性的教育价值理念。所谓满足先见性条件的教育理念，应当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满足人才发展需要；二是适合人才发展水平；三是尊重人才发展规律；四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第三章 规划的能力

前瞻的能力强调教育家型校长的眼光，是在纷繁杂乱中看到本质和美好未来的能力，但仅仅看到本质和未来是不够的，还要有以最快的速度和方法将美好未来变为现实的能力，也就是说要能在所预见到的未来蓝图的基础之上将之付诸行动——我称之为校长的“规划力”。

“画图”的几个要点

我们知道，大观园是特意为贾元春省亲而建造的规模宏大的豪华建筑群，亭台楼阁回环曲折，花草树木繁多，恐怕光房间就有几百间，要用一副画将它的风貌展示出来，并不容易。然而，薛宝钗不愧为一个优秀的规划者，寥寥几句话就将一个优秀的规划方案的要点概括无疑。一有全局意识，在画画之前，“肚子里要有丘壑”，认清大局；二是有主次意识，“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减的要藏减，该露的要露”；三是有时间计划观念，“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给他半年的假”；四是知道如何委派人员，特意让宝玉来帮助惜春，“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相公，就容易了”；五是有操作意识，提出了如何操作的手段，比如，在画画之前，已经计划好要用到的手法和工具。

学校是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高速运转得益于明确的纲领和章法，这就要求管理者，也就是校长本人应当具有“系统性”，而不是东抡一棒子，西抡一棒子，这种系统性的构思能力，就是规划。光有远见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教育家型的校长，要把预期达到的未来蓝图，转变为具体的现实，就必须详尽而周密地为学校的发展构思出一个整体计划。“规划”，或者又叫“策划”，这是一个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经常用到的词汇，但对于学校管理同样必不可少。规划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在学校管理实践中，如果能对学校发展做出科学性、可行性的整体规划，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强度也会减轻很多。

作为一种过程，学校发展规划必须考虑以下四个步骤。

一、面向趋势，认清现实

由于学校发展规划是面向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所以必须符合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不符合趋势的规划，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其最终结果也是失败。如果说面向趋势是前提，而认清现实，则是学校发展规划展开的立足点。

如何认清现实？可以通过全体教职员工访谈、开会讨论、论坛、调查问卷、查阅资料等方式，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在处境。外部环境包括学校在区域性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竞争对手的优劣势、当地的教育发展状态、当地教育的特殊性。而内在处境则大致包括学校的优势、短处、潜在隐忧、亟待提高之处等等。

这些调查应当是校长与学校共同体的所有人员，包括学校管理委员会、教职员工、学生、家长以及社区人士一起商讨出来的结果，而不能由校长或某一人的主观判断说了算。可能很多领导者会认为自己对学校的现状已经足够了解了，但即便如此，开展广泛的调查和讨论依然很有必要。通过这种调查，校长也有机会了解到平时学校共同体的成员对于学校的真实想法和判断，有利于进一步作出决策。

我用目前管理界比较适用的SWOT态势分析法来分析学校的情况，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通常来说，学校和企业一样，一方面面临着外部环境对学校的潜在影响，即机会和威胁，另一方面，学校也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通过交叉分析的办法将学校的优劣势、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有机结合起来，通常能够帮助校长理清思路，得出一个有借鉴性的对策。

二、分清主次，确立目标

通常来说，学校要面对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教学质量要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提高，学校卫生工作要改进，安全工作要抓牢等等。但在教育管理中，不可能将系统内的所有事情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没有关键和重点以及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校长和学校教职员工会被各种各样的繁杂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方向，使学校工作老是处于应付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显然会降低学校管理的效率。

在进行了第一步的“面向趋势，认清现实”的调查工作之后，校长有必要和学校利益共同体共同讨论，并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在学校的运作中，有哪些事情能够彻底改观学校的办学质量，而学校一直没有去做？在学校的运作中，有哪些事情能够彻底改观学校的精神面貌，而学校一直没有去做？

这些问题能够帮助避免那些对学校发展无关紧要的讨论，迫使校长直面最本质性的问题，从而帮助认识到学校规划的重心项目。

需要强调的是，在确定学校发展项目时，要发动学校所有成员参加，尤其要发挥教师的作用，因为这些优先发展项目将决定每个教师今后三年的工作重点，并且依赖于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让教师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非常有必要。

确定了规划的重心之后，接下来就要提出目标——目标一定要明确，要用清晰可量化的标准，最好用文字、数据标示出来，这样才会成为全体教职员工努力的方向。比如，2007年我刚上任，在制定学校的德育五年规划时，用明确的数字和文字描述提出了我们开展德育工作的六个目标。（1）德育组织网络化。五年内，力求初步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形成学校为主渠道，各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风气。社会对学校工作满意度在95%以上。（2）德育管理人本化。逐步建立以学生成长导师制为基本模式的亲情化、互动式、人本化的校园人际关系。全面推广学生成长导师制，全体教师100%参与。（3）德育队伍专业化。至2010年，100%的班主任接受轮训，100%的德育专职干部和德育管理教师接受专业培训；努力达到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持证。培养一批在省市区级有影响力的德育带头人和名班主任。（4）德育评价科学化。力争在五年内，建立和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定、教师绩效考核、德育学科评价和学校德育工作评估四项德育评价机制。（5）德育资源最优化。五年内，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社会实践基地、校内德育阵地”四大基地横向沟通，学校和社会纵向贯通的德育基地网络。（6）德育效果最优化。学生德育优秀率不低于90%、合格率为100%。学生违法犯罪率力争为零。至2010年创建国家级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

此外，校长在规划的时候，应当注意三点原则。

一是规划执行人员的全体参与性，要和所有执行人员讨论，取得大部分人员的认同，避免出现规划出台以后有人不服从的局面。

二是应该注意可行性和挑战性的统一，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应该要比预期水平稍微增加一点点难度。

2009年，我担任舜耕中学校长已经两年，经过前任校长的励精图治，以及我们这两年来的努力，当时的舜耕中学知名度不断上升，师资力量持续优化，已经成为薛城乃至枣庄教育的佼佼者，这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那就是下一步学校如何走向更高的层次，如何完成学校由规范到超越再到卓越的蜕变。于是，我们制定了2009年至2012年的三年发展规划，经过全体教职员工的深入探讨，我们提出了要在三年内把学校由一个“枣庄地区的名校”发展成“齐鲁名校”，这是针对自己的现实情况所做出的比较合理的目标判断。

三是目标前后要一致，不能上半年换一个方向，下半年又换一个方向，这样将使执行力大打折扣，并且影响到校长的权威性。

三、安排进度，调配部署

古人云：“道虽近，不行不达；事虽小，不为不成。”规划是动态的实施和评价过程，而不是挂在墙上仅供展示的静态文本。规划是为了“未雨绸缪”，通过现在所做的工作掌控未来，而不是“为规划而规划”。“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妇孺皆知。和尚多了反而没水喝，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几个和尚懒惰，而是涉及和尚在运水时的分工与合作问题。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但要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还要科学地部署。

部署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时间部署。校长必须事先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学校实现它的任务、目标，落实它的优先发展项目和其他各项举措，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将目标分解成子目标，每一个子目标具体应该在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二是人员部署。由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规划才能顺利开展，这是执行力不打折扣的前提。校长需要在规划中预先考虑到：各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哪些部门和人适合负责实施规划，哪些人适合监控和指导，哪些部门和人负责配合？只有描述了清晰的职责和岗位，才能保证目标得以顺利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人员开展部署的时候，清晰准确地描述职责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清晰地理解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成功。

三是投入部署。这个规划要得以实现，需要多少经费？用到哪些软硬件资源？是否需要培训？

2009年，我们在三年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将舜耕中学打造成“齐鲁名校”的目标。为了将目标落到实处，我们又提出了“七大工程”，对领导干部的培养、名师队伍的锻造、课堂质量的提升、学生素质的优化、团队凝聚力的打造、校园环境的美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和规划。并从提炼校园文化内涵入手，提出了“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舜德弘远、耕学载道”的校训、“崇德、尚礼、求实、拓新”的校风等，科学合理地设计学校文化环境，建成了既体现民族传统特色又具现代特征的特色化的校园文化风貌，并通过精心打造“人文校园”、“书香校园”、“数字校园”、“绿色校园”，使校园以规划、景观、环境等种种形态展现的文化构成一个完美的和谐整体。如今，经过三年的发展，我校已经获得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首批创新型学校、全国先进实验学校、全国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英语奥赛优胜学校、全国中学生生物奥赛“金牌学校”等多项集体荣誉。☉原枣庄市市委书记视察学校☉参观学习络绎不绝

四、监控进展，评价效果

由于规划是对学校比较长期的阶段所作的计划，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些教职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所受的激励不到位，或者对自己要承担的职责认识不够清晰，或者对规划目标认识不到位，就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出现懈怠、迷惑的情绪。有一个小和尚担任撞钟一职，半年下来，觉得无聊之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已。有一天，主持宣布调他到后院劈柴挑水，原因是他不能胜任撞钟一职。小和尚很不服气地问：“我撞的钟难道不准时、不响亮？”老主持耐心地告诉他：“你撞的钟虽然很准时、也很响亮，但钟声空泛、疲软，没有感召力。钟声是要唤醒沉迷的众生的，因此，撞出的钟声不仅要洪亮，而且要圆润、浑厚、深沉、悠远。”

很显然，如果主持事先就向小和尚强调撞钟工作的意义，并清晰地描述“撞好钟”的标准，同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不时与小和尚进行交流，调查小和尚思想变化的进度，适时给予适当的激励，小和尚一定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经常听到有的领导说：“不管过程，只要结果。”其实这不一定准确。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跟踪不到位，问题就会拖沓延长，我们必须在工作中跟踪到位，才能保证执行力切实可行。

所以，当学校制定出发展规划，并向全校师生公布之后，工作才刚刚开了个头。比制定规划更重要的是在规划执行过程中实施同步检测。学校规划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循环和持续的过程，实施同步性的检测和评价，有助于学校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修订规划。比如，如果要执行学校三到五年的发展规划，那么就应当在每一学年快结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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