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玲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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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试读：
导论 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
一、以比较的方法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展开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研究
16世纪的中国与英国各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和莎士比亚（1564-1616）。虽然两者远隔重洋，不可能互相沟通交流，但他们似乎在东西方遥相呼应，同时创造出呼唤人性解放的伟大作品。在英国剧坛盛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正风靡于中国的戏曲舞台。可以想象，“当地球的另一面伦敦的寰球戏院正在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人们以灯笼代替月亮，同时某一处庙会的中国舞台上却在演出汤显祖的《牡丹亭》，睡魔以铜镜一面摄引柳梦梅入梦。彼此都不曾意识到另一种的戏剧的存在；当莎士比亚以鹅毛管书写无韵体诗句时，他想不到世界另一端有一个他的同行正在‘自掐檀痕教小伶’。”难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惊呼“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这个震动世界的评价，是发前人所未发，不仅第一次把汤显祖列入世界戏剧名人之行列，而且引出了一个十分必要的重大课题：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
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分别代表中、英两国的文学文化，两者各有其特殊性，相互间也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规律。比较的研究方法将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有着相互认识、沟通和补充的作用，从而产生出能把两种文化心理凝为一体的审美经验。正如朱光潜所说：“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
比较的方法首先肯定同一性，从观察事物之间的同一性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差异关系。因为“同一是差异存在条件，人类理解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上的同一，没有这种同一人类社会就无法形成。语言、心理、行为……无一不是以人的理智的同一性为根据的。”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有五个方面的相似性或可比性，这成为两者比较研究的必要前提。
首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时代有着相似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背景。这揭示了两者文学创作思想倾向的相似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汤显祖所处的晚明时期，明王朝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急剧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乱外患威胁着封建统治，封建势力日趋衰弱。与此同时，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与手工业发展，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初步形成。
经济领域的变化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革。商品经济带来的实际利益唤起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复苏。人们开始质疑封建道德观念。这首先体现在“破人之执缚”的思潮。明代中期开始，“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成为官学，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扼杀了人的自然天性和合理的人情人欲，剥夺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到了明晚期，程朱理学变得更是僵化和教条，严重窒息着人性的舒展。尽管晚明的统治者空前地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千方百计地利用传统礼教人为地限制人性人情，但终究无法阻止新思想的觉醒。明中期后，以王阳明“心学”为契机，掀起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唤个性解放的人文思想。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纷纷提出“只信自家良知”、“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六经皆史”等观点，提倡复“童心”、做“真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饮食男女，人所同欲”的思想。批判“道统论”和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肯定人情人欲、尊重人的感性生活与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成为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友朋代君臣”和“以众论定国是”的初步民主思想、“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以及科学的知性精神的觉醒。这些都说明，晚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与占统治地位的理学、道学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社会新思潮。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思想观念的更新也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人们不再以诗文为正统，并批判形式僵化的八股文。反映市民情调的通俗流行歌曲和戏剧繁荣起来。表现人的个性、真情实感和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实现美好的爱情、追求幸福生活成为晚明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情感洇氲化物论”、“情生万物论”、“天下一情所聚论”、“爱欲为人生之根说”、“情根万劫无生死论”等成为主要的文学创作主张。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手工工场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进程，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在思想文化领域，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相适应的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文主义思想完全成熟以及反中世纪封建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统治鼓吹神权、神性，贬低人性，抑制人的知性意识和感性欲望，以禁欲主义的方式束缚着人性。教会推行的蒙昧主义和上帝至上思想使人的主体性失落、萎缩。人们普遍缺少追求精神独立的意识，也缺乏对自我的足够认识。人文主义要求打破教会的神学世界观，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肯定现世生活和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呼唤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与中世纪思想抗衡的还有英国式理性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形成以及科学的崛起。这些都对中世纪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打击。
在文学领域，人文主义的影响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希腊罗马的古代经典并接受从意大利和法国传来的新诗歌，逐渐形成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伊丽莎白王朝文学，其中包括人文主义的著作、用新格律写的诗歌、用白体诗写的新戏剧、各种新散文、《圣经》新译本以及大量古典与大陆作品的英译。英国文艺复兴的最高成就体现在戏剧上。大批的戏剧家在原有英国戏剧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赋予内容崭新的情节和生动的诗歌。由于戏剧介于市民文化与贵族文化之间，因而更多一份平民色彩，有利于反映世俗的现世生活，集中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理想。
16世纪的晚明和英国之间相似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产生了相似的“人的发现”这一思想、哲学和文化思潮。梁启超和胡适把晚明新思潮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些学者把这一思潮定性为中国近代性质的早期启蒙思潮。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处于如此相似的背景之中，这是两者的可比性之一。
就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两者都在本国戏剧界占首屈一指的最高地位。“汤显祖是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由简陋的宋元戏文进展而为体制比较完整的明代传奇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戏剧作家。”在明万历中叶，汤显祖辞官归里后从事戏曲创作，明朝的戏曲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巅峰阶段。
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包括“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和未完成的《紫箫记》）。这些作品是汤显祖对社会历史和现状深刻思考和体验后得出的成果，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对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与现象进行控诉，同时又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时代责任感。汤显祖的理想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这种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理想是同时代的其他戏曲家难以企及的，并随着他人身体验的更加深刻和艺术创造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顶峰。从形式上看，“四梦”篇帙浩繁，题材多样，人物形象丰富多彩，各有独到之处，都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创作。汤显祖充分运用具有朦胧之美的梦境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充分地反映现实，寄托理想，宣扬自己的“情至”观念，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四梦”之一的《牡丹亭》，在当时“家传户诵，几另《西厢》减价”，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反响。
汤显祖留给人们的文学财富远不止四个半的剧本。除《玉茗堂四梦》之外，明人韩敬编纂的《玉茗堂全集》录收文章108篇、诗歌1860首、赋27篇、尺牍447篇。徐朔方先生校笺的《汤显祖诗文集》还收集了不少逸篇，但仍然未能包罗殆尽。汤显祖的作品涉及面极广，包括政治、教育、哲学、宗教、艺术等许多方面。他的艺术才华和广博的知识，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即使在世界剧作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文艺复兴的英国，莎士比亚是当时最杰出的戏剧家。他把英国戏剧的发展推上了巅峰，并对英国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英国文学、英国语言和英国戏剧等方面至今仍发挥着持续的影响。不仅如此，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还代表着欧洲戏剧史上的第二个高峰。他的文学创作包括39部诗体戏剧、2部叙事长诗、154首十四行诗以及少量杂诗。
诗体戏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和完善是莎士比亚的杰出成就，它酣畅地表达着英国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莎士比亚的诗剧形式多样，有悲剧、喜剧、悲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宗教、道德等领域；体裁丰富，风格多变，亦庄亦谐，冷嘲热讽；人物数量众多，性格鲜明，充分运用想象力和意象，达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他的戏剧既有对现实生活的非凡体察，又体现出哲学的深刻性，处处存在着对“人”的思考、对人间真情和高尚灵魂的呼唤。
莎士比亚的成就不仅是同时代作家，也是后世诸多文学艺术家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他被称为“时代的灵魂”、“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两者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这是两者的可比性之二。
如前所述，戏曲在明代晚期的中国发展繁荣；而在文艺复兴的英国，诗剧盛行。具有伟大思想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同时运用戏剧的形式和艺术魅力标榜各自的“主情”思想和人文理想，并成为剧坛代表人物，这并非偶然。“一个时期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热情，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只有通过戏剧这唯一的渠道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晚明时期鼓吹新兴的市民文艺成为普遍现象。如徐渭对南戏、冯梦龙对小说、袁宏道对民歌的推崇，形成了与贬抑人性人欲、宣扬理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学的抗衡与冲击，破除了封建士大夫对市民文艺的歧视，提高了市民文艺的社会地位，其中戏曲更是被广泛用来感发人情、启迪心智。汤显祖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坚持真理，具有不屈不挠的个性和飞腾的想象，因此他创作的戏剧能将表“情”效用发挥到极致。
汤显祖将自己对佛道、理学和传统文学典籍的高深修养运用于戏曲创作，同时以“以情抗理”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有别于传统文学而足以与之分庭抗礼，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美学理论。关于戏曲的艺术形式及其表“情”的关系，汤显祖在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简称《庙记》）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首先，汤显祖认为戏曲是“情”的产物，“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剧的本质在于抒发情感。《庙记》开门见山就指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也就是说，人的歌曲舞蹈都是情的流露。同时，戏曲的抒情性与现实性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现实生活，正如汤显祖所说：“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
其次，汤显祖认为戏剧的主要作用在于感发真情，这从他的以下一段话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哈，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驰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再次，汤显祖总结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戏曲理论，主张把生活体验和道德修养作为演员的基本素质要求，要求演员在表演中体验角色的情感。演旦角的男演员必须深入体验女子的思想感情，达到神情毕肖、“能痴”、“能情”的效果。汤显祖用戏曲的形式，以呼唤“至情”的精神力量抗击程朱理学，成为明中叶以后人文思想在戏曲界的代表人物。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与诗歌、散文、小说相比，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全民性的艺术。观众中不仅有女王、贵族和社会上层的人物，更包括了绝大多数市民。戏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宣扬了人文主义思想，其中包括赞扬资产阶级追求征服世界的进取精神、批判对于财富的贪欲、肯定知识的力量和与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的精神等。人文主义和戏剧的关系，正如余秋雨所说：“舞台，越来越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见证，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输出口……戏剧舞台上的慷慨陈词，与历史车轮的隆隆转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呼应得如此紧密，搭配得如此和谐……演出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熏蒸下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终于归并于新的民族戏剧……国力强盛同民族的自尊心与人文思想相扶助。戏剧文学全面勃兴。”在所有的戏剧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将戏剧这种表演形式与人文思想推向完美的结合。他的剧作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文学，既展示了五光十色的广阔社会生活图景，又推陈出新、注入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形式上，莎士比亚不受三一律的束缚，突破悲喜剧的界限，因此，“以人文主义者为中心的各色人等，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得到了生动鲜明的反映。通过感人的故事，精辟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文思想借助戏剧形式得以大力宣扬，但由于清教徒仇视戏剧中的民主成分和贵族成分，英国于1642年封闭了伦敦的剧场。随着英国戏剧黄金时代的结束，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也随之告终。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将戏剧的艺术形式与人文主义的精神完美结合，这是两者的可比性之三。
从创作思想来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有人文主义的理想。汤显祖的思想核心是“情至”的主张，提出“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对“人”给予充分的肯定，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自然合理的欲望，认为“情”的流露是无法使其休止的，应当任其自然发展，主张以“情”反理，控诉一切违背自然天性的行为，即所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
汤显祖笔下的“情”是含义很广的哲学范畴。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思想”或“主观精神”，在戏剧中可体现为意欲、愿望、志向、创作的动因和推动力。汤显祖的“情”是发自内心的，是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可以包括爱情、父母子女之亲情、友情、官民之情、士大夫的情怀等。
汤显祖的“情”分“善情”和“恶情”。“善情”是人的纯真善良和美好的感情；“恶情”是种种虚假卑劣的感情以及不合理的恶的现象，是违背天理的，应当消灭的。汤显祖认为“情”既然有善恶，那么戏中必然有相应的善恶表现。
汤显祖的“主情”思想还提出了“贵生”的命题，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主张重视人的个体生命，在肯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人的天性欲望。
与“贵生”思想相关的是汤显祖的“平等观念”，即人们在生活上、生存上的平等，反对贫富贵贱的天命论，揭露封建制度下人们有金玉与粪土的悬殊境遇。所谓“散之人有十等，合之天无二白，天其平也不平；人侧不一也而一。不平谓何，有一有多。”
莎士比亚的思想核心是呼唤人间的真情、真爱以及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主张发挥个人才智，争取个人幸福。他认为：“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性，这是宇宙的法则、生命的意志，是世俗生活的最高表现。人生要是没有爱便成为相互竞争的利己主义，成为毫无意义的混乱。爱是理智清醒的条件，是人格成长的中心动力。它不受唯我主义的与逃脱责任的妨碍。它是真正的自我肯定的人生与活力的唯一基础。”莎士比亚人文理想的矛头指向长期束缚着人的封建制度和教会神权统治，反对各种封建压迫、封建恶习和封建世仇。他认为，面对社会的种种束缚，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爱情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破坏一切旧的伦理道德和法规教条，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莎士比亚作品中表现的“情”和“爱”也是含义广泛的。“它包括了各种内心活动，从冷淡到一般的喜悦直到强烈的愤怒与绝望。他为我们创造了一部情史，一句话，他向我们揭示了上述各种情欲的全部系统。他笔下的各种情欲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全部的高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像许多悲剧诗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些悲剧诗人，用莱辛的话来说，都是精通合法爱情风格的大师。他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从最初源头描写了情欲的逐渐发展。正如莱辛所说的，‘他提供了使感情悄悄潜入我们灵魂的一切最精确最神秘的手法的生动实例，提供了使激情在我们灵魂中发生各种潜移默化作用的生动实例，提供了使其他情欲都有助于这种激情的感染作用直到它成为我们好恶的唯一主宰的全部手段的生动实例。’在所有的诗人中间，也许只有他以难以言传的并且从各方面看来都是非常明确的真实性描写了心灵的疾病：忧郁症、精神失常、疯狂。”
莎士比亚的人文理想包含了明确的善恶观。他通过哈姆雷特的嘴说：“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他们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明确表明戏剧要讥讽丑恶的东西，颂扬美好的东西。莎士比亚“天才的客观性”的含义也包括他将剧作家主观的善恶观念与客观世界的善恶事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莎士比亚肯定人的价值，对人性的高贵发出了由衷的赞美。而在中世纪，人们总是被告知做人是他们最大的不幸。哈姆雷特的话——“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莎士比亚代表人文主义对“人”的最高评价。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人文思想及其具体的含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是两者的可比性之四。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思想与文学作品都富有极强的生命力。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问世至今，关于这四部戏剧的表演、学术研究、作者传统和作品改编及翻译等始终是热门的话题和领域。
在表演方面，当时汤显祖的剧作一面世，便以尖锐的批判力量和隽美的文辞引起昆山腔专家和艺人的极大兴趣。四部戏剧的表演不仅在民间观众中反响强烈，而且在宫廷内也颇受青睐。演出汤氏剧作一度成为宜伶专长。在清代北京剧坛上，虽自乾隆以后京剧渐盛而昆腔式微，但汤氏“四梦”在舞台上和封建士大夫的堂会上，仍常演不衰，大受欢迎。辛亥革命后“四梦”仍活跃在南北舞台上。梅兰芳等一批戏剧表演家也以“四梦”中的折戏擅长。
在今天的舞台上，汤显祖的“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仍盛演不衰，并有不同的改编本、剧种和剧团的演出。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演出是由白先勇编导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在苏州推出并取得巨大成功，后又在全国各地巡回上演，并赴美国演出，蜚声海外。其实，汤显祖的戏曲80年前就在海外演出并传播了。1928年秋，著名昆曲演员韩世昌等将《春香闹学》《游园惊梦》带到日本。自那以后，汤氏戏剧就不断在国外各地上演，包括柏林、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罗马、伦敦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城市和国家。
关于汤氏戏曲的学术研究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汤显祖同时代，臧懋循、冯梦龙、沈际飞、卓人越、李渔等就以改评和评点的形式评论汤显祖的剧作。内容涉及考辨本事、考究音律、制曲、度曲、曲辞鉴赏、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现当代的汤学研究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的范围也有了新的拓展，开始从哲学、历史、美学等新的角度展开。围绕汤显祖的学术讨论和会议也不断地进行，涉及面广，规模隆重，这些标志着汤学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在国外，学术界对汤显祖的研究也颇感兴趣。不少国家的学者撰写了选题不同的论文和专著，或选择汤显祖戏曲作为博士学习的研究方向。汤显祖戏剧成为一些国际研讨会的专题。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艺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外的学者、翻译家们也努力使汤显祖戏剧走向国际，以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中国的汤显祖。目前，汤显祖的所有戏剧都已经有英文版。其中包括汪榕培翻译的《汤显祖戏剧全集》、张光前翻译的《牡丹亭》、伯奇（Cyril Birch）翻译的《牡丹亭》等。《牡丹亭》除了有英文版外，还有德文版和日文版。汤显祖的成就使许多学者对他的剧作改编也充满兴趣，其中明清改本就至少有4种以上。现代改编有石凌鹤的赣剧《汤显祖剧作改译》。很多剧种也推出不同改编版的“四梦”。同时，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必然引起人们对作家研究的兴趣。在汤显祖的同时代就有蒋士铨的《临川梦》、现代的有黄文锡的《汤显祖：旷代情圣》。
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当时一问世就具有雅俗共赏的普及性。上至伊丽莎白女王，下至广大的市民、学徒都是莎士比亚的热心观众。在他的同时代很少有第二个剧作家可以和他相比。莎士比亚逝世以后，他的戏剧仍然年年月月、经久不衰地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演出。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每年都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由一些专职的莎剧剧团和演员表演。还有很多国家根据莎剧改编和拍摄了芭蕾舞剧、话剧、歌剧、广播剧、木偶剧和影片。此外，还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莎剧故事集。
自莎剧问世以来，他的同时代以及后世的各国学者，包括琼森、德莱顿、伏尔泰、约翰逊、莱辛、歌德、王尔德、托尔斯泰、萧伯纳等文学大家都极为重视他的文学创作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评论家提出的观点有褒有贬，还有很多互相矛盾之处。
从量来看，莎评的文章和著作现在已经是汗牛充栋。从研究理论和专题来看，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心理分析、历史批评、解构批评等。最近又发展到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莎士比亚的新剧本《托马斯·摩尔》。真可谓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巨大文学成就吸引了大批的传记作者。他们致力于莎士比亚的传记撰写，再现他的生活、活动和创作的场景，这些与他的作品研究相得益彰。
此外，几乎所有的莎士比亚作品都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同一语言还出现了不同的译本。正是由于其作品的独特魅力，才使得“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值得翻译”。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两者的比较研究更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提。这是两者的可比性之五。
以上分析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五个方面的相似之处或可比性。这两位文学巨匠的比较研究不是纯粹为比较而比较，而是确实存在着必要性和可能性。以上几点将在本书中通过结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关于理论视角的论述将在第二章详细论述）与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展开。
三、目前的研究现状
目前已有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中，最早的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他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提出：“汤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虽然青木正儿并未展开具体详细的论述，但他是第一次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的人。西方最早就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展开详细论述的是美国汉学家伯奇（Cyril Birch）。他撰写的《〈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1984）从两位剧作家的时代背景、戏剧的悲喜剧形式、新颖的语言形式、对蓝本的改编、田园牧歌的抒情境界、画像与雕像的魔幻艺术及戏剧的内容和发展七个方面展开。自从伯奇1980年出版了《牡丹亭》英语全译本以后，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汤莎的比较研究。如乔纳森·斯本斯（Jonathan Spence）认为：“即使从未能全部传达作者原意的一个《牡丹亭》英译本中，也能‘听到莎士比亚的声音’”。2000年以来，西方论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的文章越来越多。如陆蒂娜（Tina Lu）主张“把《冬天的故事》和《牡丹亭》作为‘同源’的、具有可比较性的作品”。梅尔文（Sheila Melvin）评论说“就作品问世以来的命运而言，《牡丹亭》与《麦克白》有相似之处”。李德瑞（Dore J.Levy）比较了《牡丹亭》和莎士比亚剧作的剧情节奏和形式。他指出：“《牡丹亭》的戏剧艺术与西方关于戏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一个原因是有些在中国观众看来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于西方读者非常陌生。首先，传奇很长……其剧情概要和汤显祖同时代的莎士比亚的剧作概要有相似性。但是，由于传奇的特点，剧情的发展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喜剧的剧情却非常不同。在传奇中，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舞台上……这会使对剧情抱‘有序’期待的西方观众迷惑。……尽管汤显祖的喜剧不同于当时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的风格，但他们对人性的视角的广度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他们的作品中浪漫爱情的主题——陌生化与障碍、调和与重聚——对于无论是地域还是文化都相隔甚远的读者观众都有相同的吸引力。”温迪·莱斯（Wendy Lesser）认为《牡丹亭》中的幽媾情节类似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变形表现。它融入了佛教和道教中变形和重生的形象，奇妙地混合了神秘的超自然的传统以及当时讲述故事的流行方式。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将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小人物的刻画与莎士比亚喜剧的风格比较。他指出：“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有不少的小人物，如：爱搞恶作剧但却聪明的仆役、放荡却虔诚的道姑、自负的私塾教师、好酒又好色嘴里总是叽里咕噜的北方大兵。汤显祖对这些小人物的刻画，很有些像莎士比亚的喜剧，也有些像莎翁的语言风格。”芮效卫（David T.Roy）甚至指出：“汤显祖是他那个时代的精英文学的主要人物。他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我们对他的熟悉胜过对他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一千倍。但人们比较他们两人的时候，对他的评价总是很不公正。”
在中国，赵景深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最早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比较研究的文章。从两者的生卒年、在戏剧界的地位、作品的取材、不受羁勒的天才和作品的悲剧性五个方面展开比较。其他较早进行汤莎比较研究的还有徐朔方。他在1978年和1987年发表的同名文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中对两者的生活经历、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戏剧样式、舞台演出、两者的作品取材、剧作的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涉及了对《牡丹亭》和《紫钗记》两部作品的具体分析。费海玑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文中详细比较了两者的生平。陈瘦竹有《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章。此外，还有曹树钧的《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等。一些文章对两者的具体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如李聂海的《两个梦幻的爱情世界——论〈仲夏夜之梦〉与〈牡丹亭〉中梦幻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文章专门就朱丽叶与杜丽娘的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汪榕培的《杜丽娘的东方女子忧郁情节》。
关于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展开的研究，迄今为止的主要情况是：1975年，朱丽叶特·杜辛贝尔发表了她的论著《莎士比亚和女人的天性》（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Women）。这是第一本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研究莎士比亚的书。朱丽叶特·杜辛贝尔指出莎士比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发现，莎士比亚时代的清教徒们关于性和关于精神上的平等的文字，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提出了疑问，显示出当时的父权社会正受到变化的压力。这一倾向贯穿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主要表现在他对女人的天性、对男人对待她们的态度、对社会强加于她们身上的模式提出了质疑。在朱丽叶特·杜辛贝尔之后，尤其是在80年代，发生了一个女权主义莎评的大爆炸。从女权主义角度来分析莎士比亚的主要作品包括莉莎·贾汀（Lisa Jardine）的《念念不忘地提我的女儿：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性与戏剧》（Still Harpingon Daughters：Women and Dramain the Age of Shakespeare）、艾琳·达什（Irene Dash）的《求爱、婚礼和权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人》（Wooing, Wedding and Power：Women in Shakespeare’s Plays）、戴安娜·德雷尔（Diane Dreher）的《支配与违抗：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父与女》（Domination and Defiance：Fathe rsand Daughrtersin Shake-speare）、盖尔·格林（Gayle Greene）的《妇女的角色：莎士比亚女性主义批评》（Woman’s Part：Femin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安·汤普森（Ann Thompson）的《妇女的辩解：莎士比亚的女性批评》（“The Warrant of Womanhood”：Femin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凯特·切德格佐伊（Kate Chedgzoy）的《莎士比亚，女性主义和性别》（Shakespeare, Feminism and Gender）。这些批评家认为性别的原则也即阳性和阴性的原则，主宰着莎士比亚的所有文学作品。凯特·韦斯特（Kate West）指出“正是莎士比亚具备的阴性气质使他成为不朽的天才……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因素，而女性总是比男性更接近于大自然。”安·汤普森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必须不断地参与莎士比亚作品阅读和阐释的方方面面。
莎士比亚的女性主义研究除了表现在大量的专著与论文之外，还有专题学术会议。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在1976年召开的女性主义莎评的专题会议。这次大会不仅产生了女性主义莎评第一部论文集《妇女的角色：莎士比亚女性主义批评》，还极大地鼓励了女性主义莎评者相互间的交流和联系，增强了女性主义莎评的学术气氛。
很多莎评虽然并未明确采用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或立场，但流露出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如安娜·杰姆逊（Anna Jameson）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人公具有真实性、多样性，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英国著名莎学家罗斯金（John Ruskin）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男主人公都不值一赞，唯独他的女主人公却个个光辉耀眼，如同英雄。”劳拉·斯塔布斯（Laura Stubbs）指出：“莎士比亚笔下的两性对比总是有利于女性的。”
除了以女性为研究主题外，一些从其他性别视角展开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评论者的兴趣。如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的《如何转变〈威尼斯商人〉阅读的异性恋视角》（Howto Read The Merchant of Venicewith-outbeing Heterosexist）、瓦莱瑞·特罗伯（Valerie Traub）的《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同性爱》（The Homoerotics of Shakespeareancomedy）、西奥朵拉·詹科斯基（The odora Jankowski）的《女同性恋的怅惘——女性间的性爱倾向》（Inthe Lesbian Void：Woman-Woman Eroticismin Shakespeare’s Plays）等等。
莎士比亚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结合并成为主流批评是必然的。因为女性主义产生于西方学术界并迅速形成气候，大批学者以激进的姿态采用这种文学批评的新视角。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史上的泰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在莎士比亚的文本上大显身手。对莎士比亚的女性主义解读成为一种独立的批评虽然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却有其必然性。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进行的汤显祖研究尚未发展壮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汤显祖作品中女性主题的研究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评论汤显祖的文章和著作大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女性形象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文章专题讨论汤显祖笔下的女性。在这个方面，西方学者的论述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例如，曾佩琳（Paola Zamperini）认为《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自画肖像表明了她是一个具有自我意志和愿望的“人”。夏颂（Patricia Sieber）说：“杜丽娘的形象是所有中国文学作品的女主人公中最具复杂性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认为：“《牡丹亭》的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杜丽娘这个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战胜了死亡对女性才华的诅咒。”她还专门研究了以杜丽娘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女鬼的主题。她发现“文学中的鬼魂都是有性欲望的女性，这种对鬼魂性别上的处理值得关注”。周祖彦（Zuyan Zhou）认为：“杜丽娘追求爱情，她在梦中以及做鬼时的性经历是对正统的处女身份的偏离，这个角色反映了汤显祖自己作为边缘人物对待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明确立场。……《牡丹亭》表现了双性同体世界和汤显祖借此表达的理想……杜丽娘游玩花园以及后来她的鬼魂对柳梦梅现身是违反准则的主要行为。这种行为代表了‘阳’性气质。同时，柳梦梅的行为则随剧情的发展而从女性化转变为男性化。这些是作者汤显祖自身双性同体的表达和反映……汤显祖拒绝张居正的恩惠时所说的话‘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来论证这一点，因为‘处女子’同时象征着政治地位的边缘化以及精神上的阳刚之气。”高彦颐（Dorothy Ko）认为《牡丹亭》提出了男性和女性对“情”的不同理解这个论题，“对女性来说，‘情’和浪漫的性爱联系在一起，就如杜丽娘表现出的纯洁的、完全发自内心的、热烈的爱。对男性来说，‘情’必须服从儒教和佛教的教义。‘情’、‘欲’以及政治领域中的‘情’这三者之间存在区别。……一方面，妇女的‘情’表现了妇女的才智。另一方面，妇女的‘情’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性别概念，特别是妇女与家庭的同一性。”
以上这些都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的反封建性及其与汤显祖人文思想的联系。但目前关于汤显祖的女性主题研究较少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尚未有人运用女性主义这个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汤显祖的作品。
目前尚未有人专门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诗学的视角展开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但已有一些学者就两者作品的女性主题进行了比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汪榕培的文章《杜丽娘的东方女子忧郁情结》。文中全面、深入地比较了杜丽娘和朱丽叶的忧郁情结，并由此出发比较了东西方文学、文化中女性的心理。此外还有《杜丽娘和苔丝狄蒙娜》与《为爱而死的朱丽叶和为爱复苏的杜丽娘》等。这些女性主题的比较研究为把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意义提供了可贵的全新的视角。
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已有的比较研究，使人们在比较方法的引导下更好地欣赏两者共同的艺术成就以及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但目前的汤莎比较研究还可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和补充之处。从研究成果的量来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还刚刚开始，有关的论文极少。目前还未有专门以汤莎比较为专题的专著。从研究范围来看，大多沿袭了考察作品和作家的思想、创作手法、语言分析、人物形象分析的传统，而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汤莎的比较研究仍然缺乏。
四、本书的思路和内容简述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借鉴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阅读视角和分析模式，结合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具体文本分析，揭示他们关于“人的解放”这一伟大思想的新的、深层次的意义，发掘他们的作品中许多传统学术视而不见的东西，并对两者的比较研究作一个新的有益的补充。就内容而言，本书将着重考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他们的喜剧和悲剧中对女性命运和两性关系主题的关注，以及他们如何身为男性作家，却能突破男权中心的传统书写规范，表现出对超越时代的新女性形象、兼具男女两性气质的全面的人性以及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和向往，从而实现对人性的重新思考和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进步的女性观与现代意义的女权思想还相去甚远，他们的女性观和对性别关系的理解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和男权中心的印迹。另外，两者的女性观和性别意识，无论在进步性还是局限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和差异。这与他们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中西方社会的性别文化传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总的来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对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反映、关注和思考是伟大的。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已经包含了女性解放的深刻内涵和女权运动的萌芽。基于此，这两位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诗学提供了最好的文本。反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诗学则为分析比较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新的、有效的视角。
本书选取《紫钗记》、《威尼斯商人》、《邯郸记》、《麦克白》这几部作品为比较的重点，同时兼及汤莎的另外一些作品。
汤显祖的“四梦”中，《牡丹亭》受到人们极高的评价，相关的研究比较深透。而对和《牡丹亭》同属爱情婚姻题材的《紫钗记》在研究的量及质上都远远不够。关于《邯郸记》已有的研究，重点都放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特别是政治的腐败，以及汤显祖在作品中反映出的佛道思想。而对于作品中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女性角色则重视不足，把握不够深刻。“汤学”专家王永健指出：“对《临川四梦》的研究很不平衡。如对《牡丹亭》研究较充分，对《紫钗记》及其前身《紫箫记》就不太重视，对《南柯》、《邯郸》二梦的评论，则似乎不从实际出发。此外，把《临川四梦》作为一个艺术整体进行的综合研究也不够。”
应当看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是个艺术整体，它们从各个侧面折射了汤显祖的时代，反映了汤显祖的思想和戏剧观。我们应该紧密联系汤显祖的时代特点、汤显祖的坎坷经历和复杂思想，对《临川四梦》进行综合的、比较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且“对于传统之见，亦可大胆质疑”。
明末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揭示了《临川四梦》的不同主旨，但并无褒贬。他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情也。”吕天成的《曲品》对《临川四梦》一视同仁，皆评为“上上品”。孔尚任《与王歙州》中指出：“《临川四梦》虽梦之好恶有别，然皆足以警难醒之痴人也！”
郑振铎指出：“‘四梦’的任何一剧，也都是晶莹的珠玉，足以使小诗人们妒忌不已的，那是最隽妙的抒情诗，最绮艳、同时也是最潇洒的歌曲。”
因此，对《临川四梦》的评论要综合全面，更要深入地研究各自的思想和艺术，并找出其不同特色和共同之处。
在“四梦”中，《紫钗记》有值得研究的特别之处。
汤显祖的《紫钗记》“题词”是他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是他摆脱仕途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标志，标志着从《紫钗记》开始，“他将为‘生息之本’而筹划，开始搜寻、衔接生命诗意之思的遗音余韵，开始将自己的余生转向能真正显现不朽的生命之重的伟业。”
汤显祖早期曾和友人谢九紫等合作编写了剧本《紫箫记》。而过了十年之久，他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在痛心、愤慨地回忆着当年《紫箫记》曾遭别人造谣中伤乃至被禁止流传的情况下，仍情致浓郁地投入极大精力，独自殚精竭虑重新将其改创为《紫钗记》。从《紫箫记》到《紫钗记》，是汤显祖对政坛、对社会认识愈来愈深刻成熟的过程，铭刻着汤显祖思想演变的复杂轨迹。应当指出，虽然一般认为《牡丹亭》是汤显祖“情至”思想最光辉的艺术结晶，但这一思想不是在《牡丹亭》中才突然出现的。它在《紫箫记》中就已经发端，在《紫钗记》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同时，“对《紫钗记》作一番剖析，对归结明清以来世情戏剧乃至风流小说等叙事型文学之发展轨迹和艺术殷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紫钗记》是一部认识汤显祖、探究汤显祖早期思想的关键性作品，值得重新深入仔细地研究。
关于《邯郸记》，历代的戏剧评论家普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明代冯梦龙认为《邯郸记》应名列第一。他在《墨憨斋重定邯郸梦传奇总评》中说：“玉茗诸作，……独此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阅之另凡夫俗子俱有厌薄尘埃之想，《四梦》中当推第一”。焦循也说：“汤若士之《邯郸记》，别是传奇一天地。”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说：“《四梦》之中，《邯郸》第一。”当代汤学家徐朔方认为《邯郸记》“简练纯净，成就仅次于《牡丹亭》”。《邯郸记》的生命力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明末的官场情形，其内容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具有普遍的意义，融合着汤显祖在多年仕途生涯中对社会的观察和亲身的感受。《威尼斯商人》和《麦克白》被公认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两部代表作。《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人文思想成熟的标志。早在180多年前（1817年），英国著名文艺评论家赫士列特就曾针对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的艺术价值，作过以下估计：“毋庸置疑，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认识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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