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艺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家族·开发·变迁：唐宋以降福建北溪流域的社会发展试读：
序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地多田园少是自然地理的一大特征，因此，人多地少的矛盾自宋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福建，深刻影响着福建历史文化的发展。由于古人尚无海域面积的概念，因此从福建没有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和没有像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这样的大湖泊的角度说福建水域面积占比较小，也没有什么不对。
福建水域（不包括海域）虽然不大，但福建江河水系对福建历史文化的影响一点也不逊于山地。福建虽然没有一条贯穿全省的大江大河，却有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交溪、汀江等多条发源于本省山地的江河，这些江河干支流平行或垂直于山脉走向，形成格子状水系，把福建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几个区域。如果把福建的山脉看作人体躯干的话，那么诸多江河水系则是人体不同部位的血管，输送各种养分，有效地维系着生命的运转。明清时期福建设立了八个府，形成相对独立的八个区域，史称“八闽”，就与福建水系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福建，由于山地多，陆地交通并不方便，福建先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水网密布（河网密度每平方千米超过0.1千米）的优势，开拓水路交通。就同一水系而言，由于水路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经济紧密相连，文化交流互鉴，进而形成以水系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闽都文化、闽东文化、莆仙文化、闽南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北文化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形成虽然与诸多因素有关，但与水系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福建多元的水系，就没有福建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
也许受古人对福建自然环境总体认识的影响，过去的历史学家多关注山地对福建历史文化的影响，较少关注水系对福建历史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从流域史的角度研究福建历史文化，但研究成果还是不多，系统性研究某个流域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黄艺娜选择九龙江流域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来聚焦于唐宋以降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区域社会研究，希望能对流域史研究有所贡献，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选题，我当然赞许。
然而，流域史研究的难度之大往往要超出研究者的想象，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缺乏。缺乏资料，相关研究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选题、再妙的想法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完成此研究，必须在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借助于其他研究方法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来弥补了。黄艺娜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她是闽南人，利用懂方言、人脉广等便利条件，在读博三年间数十次到相关村社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大量的宫庙、祠堂、渡口、古墓，多次参加迎神赛会、祭祖活动、赛龙舟的民俗活动，采访众多乡老，收集大量碑刻、族谱、传说、口述历史、资料照片、视频等第一手资料，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此书尚有一些可取之处，提供许多第一手珍贵资料便是其中之一。另外，在学风浮躁的当今社会，黄艺娜能不辞辛劳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当地百姓交朋友，扎扎实实地开展学术研究，其求是务实的学风难能可贵，值得倡导！
由于有丰富的资料为基础，加上求是务实的学风，《家族·开发·变迁：唐宋以降福建北溪流域的社会发展》在学术上也有不少贡献，诸如较清晰地勾勒出北溪中下游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并对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区域社会变迁的原因、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不同家族对九龙江北溪中下游的开发、家族势力的消长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的分析相当精彩，既有对传统观点的补充，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
当然，学术研究是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就九龙江流域而言，除了干流北溪外，还有支流西溪、南溪，值得进一步研究，这样才可以认识九龙江流域的历史全貌。我期待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流域史的研究，期待黄艺娜博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林国平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绪论一 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江大河之畔，而江河的源头，往往是崇山峻岭。在中国，早期的人们对江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开发，凭借一把锄、一架犁、一条船、一张网，以山为经，以河作纬。百川东流到海，众多的地域文化汇流，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历史是一个整体，过去、现在、将来三者紧密联结，无法强行割断，江河流域的历史也不例外。无论是它的光辉、惠泽，还是它的阴影、负担，总是同时遗留后世。那些对流域开发造成影响的——无论是自然环境因素，还是社会历史传统——都还将继续直接、间接影响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历史流域学是以流域为研究单元，以历史时期为研究时段，系统、交叉应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等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对流域范围内以河流为核心的区域人地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具有明显边界、内部系统性的流域空间范围内，对人类与生态、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1]系展开解读，就是历史流域学的旨归。”尊重江河流域开发史的经验教训，鉴旧知新，不蹈覆辙，方能少交些“学费”。因此，我们剖析江河流域的开发历程，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还能够深化对这些地区的认识，为当今江河流域的开发提供历史借鉴。（一）国内学术史的简要回顾
国内以江河流域为对象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然而然地，学界的目光一开始便聚焦于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
1.初始阶段（1988～1996）[2]
1988年《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一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专题讨论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公元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结集而成。该书收入了24篇论文，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人口、民族、交通、历史地理等方面，分析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原因、变化，进而探讨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的规律。部分文章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区域史研究。虽然这次研讨会只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起步，但参会的多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较高，特别是尝试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具有开创性意义。
1989年，牟发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出版了[3]《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一书。该书通过对经济开发本身的考察，探讨人口、政区变动及文化发展的经济原因，使人们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开发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并对该地区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和整个封建社会演进中的意义有了比较具体深刻的把握。牟发松在选题限定、考察视角、得出结论等方面的探索，都对学界之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
1990年《黄河中上游地区经济开发研究》由关心黄河流域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等多人撰写而成，内容包括多年来在研究及治理、开发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黄河流域的认识。[5]
1993年《世界大河流域的开发与治理》介绍了世界大河流域开发与治理的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述了大河流域开发、治理对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性等。作者放眼世界的视野值得肯定。
继流域的开发与治理等经济方面的研究逐步进入正轨，流域的文[6]化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94年出版的《黄河文化》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论述黄河文化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重视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但限于篇幅，该书内容显得简略。1995年出版的[7]《长江文化史》是文化史研究的成功之作，它填补了区域文化研究的空白，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较强的可读性。
截至1996年，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发相关论著，多由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而成的状况并没有太大改变。1996年《古代长江[8]下游的经济开发》仍由会议论文结集出版，选收论文21篇。这些论文以3～9世纪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为主题，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水利、城市经济、土地制度以及户口、赋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对我国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和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标志、起讫时间等重大问题，对推进史学研究和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富有意义。
2.发展阶段（1997～2003）
从1997年开始，学界研究范围从原来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扩大到国内的七大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太湖流域。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常与长江、黄河、淮河并列，合称“江淮河汉”。与初始阶段显著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相关著作不再主要依赖研讨会的参会论文结集出版，而是由学者系统编著而成，研究较为全面、深入。[9]
1997年，万绳楠等的《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学术力作，该书共8章、50万字。作为对长江流域整体性的历史考察，该书不仅对长江流域史有所推进，对其他流域的开发史研究也有着借鉴意义。该书的撰写有如下特点：史论结合，析理深邃；不囿陈说，推陈出新；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注意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该书在前言部分提到的关于撰写开发史的诸多治学经验，直到今天仍未过时。[10]
同年，梁钊、陈甲优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采取点（流域各区域增长极）和面（整个流域发展状况）有机结合的研究方式，进一步推动了对珠江流域的研究。
1999年，林济的《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
[11]究》探讨了明清长江中游宗族社会的村户宗族组织结构。作者着力研究长江中游宗族社会的近代变迁，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了长江中游的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更关注宗族在近代的命运及出路。同年，宗[12]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上卷），作为一部集社会史与自然史于一体的通史著作，该书采用以江湖水泊为中心的撰史体例，系统研究太湖流域历史发展的特点等内容。
2000年，鲁西奇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13]流域的个案考察》、陈学文的《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14]市场网络》，2001年，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15]域社会研究（1644—1911）》、安徽大学历史系学者结集出版的[16]《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等著作均是以流域为名，行区域研究之实，考察该区域内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其着眼点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如王笛以长江上游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考察的是该区域近代化的过程。陈学文以太湖周围六府为对象，就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来考察市场经济的萌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等。[17]
2001年，徐秀高的《海河流域漫谈》是笔者找到的唯一一部较全面地介绍海河流域概况的著作。2002年，《金沙水拍：楚雄州境[18]内的金沙江文化》介绍了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悠长而独特的文化。同年，《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土家族文化与乌江经济开发研
[19]究》介绍了土家族相关的内容及乌江流域地域经济开发等方面的[20]内容。2003年，《黄河文化史》对黄河流域这一大区域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揭示黄河文化自身的发展是“多源一体”的历史过程，并分析黄河文化历史过程演变的原因。
陈锋主编的“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自2003年陆续面世。该套书既有从总体上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的社[21]会发展做专题性论述的，又有对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经济、[22]文化发展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也有对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23]长江中游地区进行较为集中的探讨的。
2003年，说到流域史的研究不得不提及中山大学张应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24]，该文在2006年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该文研究的对象是清代清水江的下游地区（贵州省东南部）。作者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并做出历史性的解释。他认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之流动，实际上蕴含着整个流域不同人群在不同时空中演绎出的不同故事。这个例子有其特殊性，但它预示着流域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下个阶段，流域研究将呈现更加广泛、细致而深入的趋势。
3.高潮阶段（2004～20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形成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2004年“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丛书陆续出版。“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项目，由季羡林任总主编。该文库分综论（季羡林主编）、学术思想（汤一介主编）、文物考古（俞伟超主编）、民族宗教（张正明主编）、经济科教（章开沅主编）、文学艺术（袁行霈主编）、社会生活（冯天瑜主编）7大系列，共52册，2000余万字。“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对长江流域的研究趋于成熟。学界研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各流域最大的支流，各省最大、最长的江河，而是进一步扩大，除上述研究对象外，各流域第二、第三，乃至排名更靠后但具有特殊性的江河，也可以纳入研究范围。各高校成为流域研究的重镇，高校教师、博士生成为研究的主力军，硕士生成为研究的后备军。相当大一部分博士生毕业之后进入高校，继续从事流域研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博士生为流域研究的生力军。由于篇幅的关系，关于硕士生的研究状况此处不表。
吕变庭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南部古代科学文化史》是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03年度项目成果。该成果共包括4卷，为《南渡江流域部分》《珠江流域部分》《浊水溪流域部分》《闽江流[25]域部分》。南渡江是海南岛最大河流，浊水溪是台湾岛最长河流，闽江是福建省的第一大河。其中，《闽江流域部分》针对丘陵与山地完美结合于整个闽江流域内的闽江流域文化与文明进行研究，针对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阐述其自远古至清代比之域外文明发展要迟缓的科学、文化艺术等状况。
2004年，陆建伟的《走出封闭的世界：苕溪流域开发史研究》[26]向世人介绍了我国东南沿海和太湖流域唯一一条没有独立出海口的南北向的天然河流——苕溪。苕溪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苕溪流域是山川流域模式区域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该书是关于苕溪流域开发史研究的专著，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苕溪流域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文化地理状况等。
有关流域史的选题逐渐受到高校博士生的青睐。2005年张慧芝[27]的《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撰写完成。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流经山西省。鉴于汾河流域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作者将汾河流域分为上游、中游、灵霍峡谷、下游、尾闾地带5个经济区。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是较为妥当的。
2006年水海刚的《近代闽江流域经济与社会研究（1861—[28]1937）》，以闽江流域作为经济区域，探讨其在近代的变迁，尤以对流域社会与经济变迁的考察为重点。同年，关于闽江流域的研究还有姜修宪的《环境·制度·政府——晚清福州开埠与闽江流域经济变[29]迁（1844—1911）》。
2007年，郭晓东著有《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30]研究——以葫芦河流域为例》。葫芦河为黄河支流，主要流经甘肃、陕西两省。历史上对葫芦河流域秦安县域乡村聚落的发展演变的研究，缺乏人口与户数等文献资料。面对困难，作者在进行初步推算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假设，计算分析了不同假定条件下聚落分裂演变的结果与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中资料缺乏的短板。其理论假设与分析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31]
同年，黄健民的《乌江流域研究》是我国第一部详细系统论述乌江流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著作。该书图文并茂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可资参考。
2008年，胡英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32]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该文于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充分发掘晋、陕地区有关黄河滩地的鱼鳞册，结合田野调查访谈，以大量一手材料为基础，力求打破已有认识、建立新的解释框架，尝试从生态环境的维度对区域社会史进行新的诠释。作者在材料使用、视角诠释方面的新尝试，值得肯定。同年，还有肖启荣的博士[33]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陈贤波的博士学位论文《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34]的研究》，陈文后来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都柳江是珠江水系西江干流黔江段支流，位于柳江的上游河段。[35]
同年，潘世东的《汉水文化论纲》出炉。作者在书中探讨汉水最具代表性的流域文化，并从精神特质的角度，剖析了汉水文化的特征和汉水文化的精神。“汉水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末被该区域的热心人士“炒作”出来的。不过，江河文明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特色，既然早就有作为地域文化主要类型的河流文化，如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汉水文化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否预示着将来可能涌现越来越多各种不同名目的流域文化？该书为其他流域文化的提出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版本。
这一年张建民主编的《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36]社会变迁》收录了“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部分论文。该成果与1988年“公元三至九世纪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相承接、呼应。长江流域的开发史在分阶段、分区域上的研究越趋完善。
2009年，是钱塘江流域研究大放异彩的一年。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系列研究成果问世，包括朱华友等的《钱塘江流域经济开发史》[37][38]、陈雄的《钱塘江下游流域经济开发对环境变迁影响研究》、[39]陈修颖等的《钱塘江流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发展史》、冯利华和陈[40]雄的《钱塘江流域水利开发史研究》等，较好地完成了2005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课题项目。[41]
2010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出版《中国珠江文化史》一书，全书近300万字，生动记录了珠江数千年来的独特文化。该书诸多创新成果主要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得来。同年，《近代淮河流域[42]经济开发史》出版，该书针对2001年《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一文中主要涉及古代的内容，以转型发展为切入点，围绕淮河流域的经济开发，探讨了各级政府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措施、不同群体和组织在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及相互影响，展现了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历史全貌。2011年，鲁西奇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43]空间结构》一书出版，该书是关于汉水流域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综合研究的第三阶段成果。
以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例[44]如：2009年，《清代渠江流域移民社会变迁研究》（渠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左岸最大支流）；2010年，《渭河流域（干流地区）人地关[45]系地域系统演变及其优化研究》（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关[46]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的城镇近代化》、《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47]发与社会变迁》（沅水俗称沅江，是湖南省的第二大河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2011年，《众力向洋：十六世纪以来九龙江下游[48]两岸海洋区域社会人群研究》（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皖江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芜湖、当涂、繁昌、[49]南陵四县为例》（皖江地区是指长江流域安徽段两岸地区）、《扩[50]大的家族：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沙尼调查》（洮河是黄河水系上游的重要支流，年水量仅次于渭河，流经甘肃省南部）、《个[51]人·家·社会：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研究》（清江为长江一级支流，流经湖北省）、《界域变动与地方社会：以明清民国时期黄[52]河上游农牧交错带为中心》、《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53][54]；2012年，《文化线路视域下的清江流域商路研究》等。
2013年范立君的《近代松花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55]是松花江流域史研究的新成果。该著作在搜集大量中日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生态环境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独具特色。
2013年，流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吕变庭的《考古视野中海河[56]域史前科技文明述要》，其是针对海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同[57]年，还有刘清河的《汉水文化史》，这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汉水文化这一特定流域文化的著作。全书共70余万字，以时间为序，梳理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汉水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汉水流域文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在流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际，质疑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近来国内学术界已撰写出版了一些有关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珠江文化与运河文化等方面的论著，但大多是就这些流域文化的某些方面或是就整个流域按历史朝代逐一论述其各个方面文化的成就和发展历程。这样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是有意义的，撰写方式也是可取的。然而，因江河流域范围在区域分布上有其特色，其上、中、下游往往会流经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与民族文化区域，但就整个流域论，又具有明显的共同特点，所以要对流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对流域文化之整体性特征进行探讨与阐述，否则就会使流域文化研究等同于一[58]般性的区域文化研究。”可见流域文化的生成、变迁的过程及特征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划的特征。该文虽撰写于2004年，但截至目前，作者提出的问题在研究中仍应该注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即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突破口，最有可能在流域的尺度里实现。那么尝试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似乎成了大势所趋。
4.稳定阶段（2014～）
自2014年开始，流域环境变迁与科学发展研究丛书陆续出版，[59]包括2014年王尚义、张慧芝的《历史流域学论纲》，2015年孟万[60]忠的《汾河流域人水关系的变迁》等。尤其是《历史流域学论纲》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历史流域学”学科体系正式搭建。这在流域研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将近20年的探索和尝试。
其实，早在国内流域研究刚刚起步之时，1988年9月，王守春就[61]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上发表《论历史流域系统学》一文，结合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实践，主动引入系统论的工作方法，萌发关于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思想。2009年至2010年，以王尚义为首的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几位学者，在《光[62]明日报》连续发表关于历史流域学的文章，包括《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等，是对历史流域系统学做出的最积极最热烈的响应，明确表达了历史流域学为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的学术见解。“历史流域学”这一学术名词正式步入学界视野，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论述，引起了学界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2012年陕西师范大学的侯甬坚在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历史流域学的提出，是在历史地理学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总结和深化，其方向当然是对历史地理学的细化，学界现在很缺乏综合性研究方法和路径，而历史流域学则提供了便于操作、具体可行的工作路径。流域的本质是一个个边界清楚的地理区域，它内部有平原和山地，具体的分布特点因流域环境而异，内部有上中下游不同河段，不同河段所在的地域同外部其他流域相连接，流域内外呈现着各种地域关系或空间组合，最适合于开展综合性研究。这是目前讨论和研究历史流域学的必要性。”[63]《历史流域学论纲》从历史长时段视角出发，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流域问题的形成、变迁及流域内人地关系的特征。全书共八章，详细论述了历史流域学的构建缘起、基本理论，重点对流域内资源、交通、灾害、人口、文化等所呈现的流域性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索。令人略感遗憾的是，作为一部“论纲”，全书不到29万字，其论述虽面面俱到，但均略显单薄，有待丰富。当然，笔者可能太过苛责。总之，《历史流域学论纲》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创性特点的学术著作。
总体来看，“历史流域学”学科体系仅属初诞，不乏可以丰富和完善的地方，这也显示流域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有关福建省内流域研究的学术史简要回顾
笔者生在福建，长在福建，求学于省会，因为考虑到地缘关系等客观条件对田野调查的限制，笔者将目光集中在福建省内。
1.闽江流域
闽江是福建省内第一大河，辐射省会城市福州，历史上开发最早、开发程度最高，当然地位也最显著，自然而然受到时人的关注。时人将这种关注见诸笔端，大量保存在现存的文献中，而且长期吸引着当代史学界的注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除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吕变庭的专著、水海刚和姜修宪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多篇期刊论文：一是经济方面的，有戴一峰的《近代闽江[64][65]上游山区初级市场试探》《近代闽江的航运业试探》《论近代[66]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67][68]商品生产》《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近代闽江[69]上游山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陈支平的《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70][71]斜性联系》，崔来廷的《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水海刚的《近代口岸与腹地经济关系新探——以闽江流域为例》[72]，郭秀清的《近代茶叶贸易对福州及其闽江流域腹地社会变迁的[73]影响》，姜修宪的《环境·制度·政府·经济绩效——以闽江航运为[74]个案的探讨》《产权纠纷与中国近代内河轮运业的发展：以闽江[75]航运为中心》，李福生的《略论闽江流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76]地位和作用》等；二是文化方面的，有吴春明的《闽江下游史前[77]文化发展序列的初步线索》《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78][79]究》，吴绵吉的《闽江下游早期几何印纹陶遗存》，陈龙的[80]《闽江下游的青铜时代文化》，汪毅夫的《文化：闽江流域与台湾[81]地区——清代闽台关系的一个侧面》，庄孔韶的《谷口的端午[82]——福建省闽江端午透视》，刘传标的《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83]俗形态》，钟礼强的《论闽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社会性
[84]质》，徐心希的《中原古代文明向闽江流域的传播——兼论闽越[85]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等；三是族群方面的，有黄向春的《“诸娘”与“唐部”：闽江下游民俗生活中的族群关系与历史记忆》[86]，陈仲玉的《闽江流域的“曲蹄”族——兼谈马祖列岛的曲蹄》[87]等。
2.九龙江流域
鉴于对闽江流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笔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九龙江身上。漳州九龙江作为省内第二长河，分为干流北溪和支流西溪。西溪下游环抱漳州市区，越来越受到闽南师范大学一批专家学者的关[88]注。由闽南师范大学钟建华撰写的《漳州都市民间信仰》，就是以九龙江西溪流域的浦头港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探究了明清时期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兴起与发展、近现代以来浦头港及其民间宫庙群的变迁两大问题。据笔者所知，九龙江西溪流域研究也是钟建华正在进行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笔者将目光转移到了九龙江北溪，首先关注到北溪的下游。九龙江北溪与西溪在下游交汇，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称之为九龙江下游。月港为九龙江下游的出海处，学界对月港的研究也建树颇多。1982年月港研究会议召开，随后《月港研究论文集》编印，是研究九龙江流域的经济往来的重要成果。21世纪初，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漳州[89]港被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李金明的《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兴[90][91]衰史》，陈自强的论著《泉漳集》《明清时期闽南海洋文化概
[92][93]论》《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是研究月港及漳州地方社会的重要参考书。除月港外，九龙江下游作为一个单元，也逐渐成为研究对象：如期刊论文，包括林汀水的《九龙江下游的围垦与影
[94]响》，李智君、殷秀云的《近500年来九龙江口的环境演变及其民[95]众与海争田》；博士学位论文，有苏惠苹的《众力向洋：十六世[96]纪以来九龙江下游两岸海洋区域社会人群研究》；还有张亚清、张石成、藤川美代子的专著《即将逝去的船影：九龙江上“吉普赛人”[97]史迹》；等等。
其中，苏惠苹的博士学位论文《众力向洋：十六世纪以来九龙江下游两岸海洋区域社会人群研究》是目前笔者找到的针对九龙江流域地方社会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苏惠苹认为：唐宋以来，九龙江下游两岸区域地处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原本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福建漳州府的沿海区域经历了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到直线飞速上升的历史过程。明中叶以后，闽南海洋社会受到了各种力量的重视，明清两朝政府、地方士绅和普通百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海洋管理的历史现场当中，他们共同推动了闽南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接着笔者的目光从九龙江北溪的下游出海口地带往上移，投射到九龙江北溪中下游的交界地带。这时，笔者终于找到了目前学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区域。除考古研究成果干小莉的《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98]古文化分期初探：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外，笔者只找到两篇历史学的期刊论文。
由于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少，因此笔者将详细解读这两篇论文。[99]
刘永华的《九龙江流域的山区经济与沿海经济》在对九龙江流域山海经济的研究中指出沿海和山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山区在发展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商品经济作物种植以及因地制宜的手工业、林牧业也日益发展，最终在山区形成特色的商人集团和社会组织，如龙岩商人组织了龙岩纲，并且与汀州商人组成汀龙会馆。沿海漳州的经济则更加外向，形成以外贸为主的发展模式。沿海山区不同的发展模式，使两地经济互补成为可能。两地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整理航道，突破了交通不便的限制，使两地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刘永华的研究还说明了该流域经济发展至明中叶以来的周期变化，以及山海不同的模式对商业贸易的高度依赖。山区与沿海经济在明清的发展偏重于商业，生产力的实质性发展并没有突破。[100]
张宗魁的《福建九龙江流域的新县设置》源自其硕士学位论[101]文《明代汀漳社会经济变迁与政区建设》，他提及明代中叶以后，漳州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发展，山区丰富的木材和经济作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沿海港口，沿九龙江流域向上游辐射的开发态势加深，人口流动频繁，汀漳社会在嘉靖年间爆发了“山海交讧”的地方叛乱行为，社会管理压力陡增。为加强对九龙江流域的管控，明朝当局在九龙江流域的中上游先后新设立两个县，分别是漳平县和宁洋县。漳平和宁洋的设县说明了九龙江流域在明代经济开发的进一步深入，沿海商品经济发展拉动了对九龙江流域的深入开发。
笔者通过研读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对九龙江流域的山区经济和海洋经济进行考察，而山海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九龙[102]江流域最显著的特点。同时笔者也发现，诸如“山海互动”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汀州、龙岩等关键字眼。如陈滨的《龙岩商人研
[103]究》，郭飞燕的《试论明清汀、漳山海互动及龙岩经济地位的提
[104][105]升》，靳阳春的《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其主要内容虽然不是针对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但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之前众多的流域开发史研究告诉我们，中游的开发不如下游，地位也相形见绌，所以时人对中游的关注也不如下游，导致今天所能见到的历史材料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多少影响了研究者的兴趣，造成中游研究相对薄弱。但这种研究的薄弱现状又亟待改变。因为在我国几乎与欧洲面积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文社会状况更由于经济开发的先后、风俗习惯的差异，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观。唯有分区域深入考察，才有可能避免史学研究中以偏概全的流弊，对整个历史进行接近客观实际的总体概括。笔者认为，九龙江中游研究的薄弱状况缘于人们对九龙江中下游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所知不多或者知之不深，而这不仅影响到整个九龙江流域史的研究，还会妨碍对整个漳州社会经济史的总体认识。这时笔者已经决定将该地带作为研究对象。二 资料的搜集与田野调查
九龙江北溪中游地区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相对较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各个时期的漳州府志、地方县志，都仅用寥寥数语介绍一些地名、人名的相关情况。除此之外，笔者只找到一篇有关北溪风物的古文——陈天定的《北溪纪胜》。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前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要使研究更全面、更深入，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民间，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
九龙江北溪发源于龙岩，在中游河段进入漳州地界，沿着山林进入平原的分节点在浦南一带。笔者在前期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芗城文史资料》中收录了一篇杨惠民的《浦南史话》，该文介绍了浦南独特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尤其详细地介绍了浦南渡口及其浦南墟，故笔者将浦南墟作为田野调查的第一站。
漳州市区到浦南只有17公里，路途并不远，但交通也不太方便，区间只有一条公交车线，一小时发一次车，全程大约需要40分钟。当时正在修路，公交车只开半程，另外半程要搭“摩的”。一年以后，这条公路才全线修通。之所以提及这些琐碎的事，并不是想诉说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种种辛苦，而是想说明浦南的大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交通问题。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小事，但对他们的先民来说，交通不便却是天天要面对的大事。
后来，笔者确定了浦南墟周边的10个村社为调查对象，它们是：风水传说“北溪四乔木”（也称“四乔木”）所涉及的溪园村、渡东村、水流社、碧溪村；素有“金银玉碧”之称的金沙村、银塘村、玉兰村、碧溪村（与“北溪四乔木”的碧溪村是同一个村社）；浦南墟涉及的水流社（与“北溪四乔木”的水流社是同一个村社）、何厝社、双溪社；松洲威惠庙所在地松洲村。在后续调查中，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金沙村的资料实在太少，无法成文，只好暂时舍弃。
笔者在上述村社调研的过程中，走访了二十几间庙宇、十几座祠堂、十几个渡口、二十几座坟墓，参加了十几场迎神活动（春）、数场龙舟赛（夏）、十几场祭祖活动（冬）……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三年的持续调研，笔者记录了十几个新的传说，搜集到20份编修于明清时期的族谱、家谱，寻访到16方以明清时期为主的碑刻，与约50个当地人建立访谈关系，拍摄了约50G的照片、视频……
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访谈对象提供的信息往往芜杂混乱，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因此，笔者对所收集的传说、族谱、碑刻等资料，都进行认真的梳理，注意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不仅考辨其真伪，同时也分辨其价值，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资料鉴别工作之重要，不逊于对资料的占有。凭借不可信的资料做出的判断，就像凭假证定罪，结果必然是颠倒是非。
毫无疑问，由于官方资料的贫乏，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民间文献资料，成为笔者撰写本书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民间资料来之不易，其珍贵性也不言而喻，笔者仅重点介绍其中的几份。（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福建卷·芗城区浦南镇卷》
笔者在浦南墟的宫庙前辨认碑刻内容时，有位当地的退休教师出于兴趣加入笔者的行动，事毕送给笔者一本书——《中国民间文学[106]集成·福建卷·芗城区浦南镇卷》。这本集子是由浦南镇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委员会编纂而成。15名成员费时70多个日夜，深入19个行政村，找到45位会讲故事、会唱歌谣的热心者，采集了85个故事，撰写了100多篇作品，计10多万字。该书内容丰富：一组关于陈元光父子及其随将许天正、李伯瑶等军事拓疆的传说，让笔者看到了当年开漳将士饮马北溪的英雄形象；一组黄妙应与“北溪四乔木”的风水传说，让笔者感受到汉民族开发北溪的生活智慧；另外两组《陈北溪的传说》《吕明溪的传说》的人物传说，让笔者感叹清甜的北溪水哺育了才华横溢的北溪人，孕育了独特的北溪文化；至于《文旦柚》《坪山柚》《金、银、玉、碧的传说》等风物故事，更是对浦南这块花果之地、鱼米之乡的充分写照。尤其是《金、银、玉、碧的传说》，素有“金银玉碧”之称的四大富裕村落令笔者着迷。该书为笔者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按图索骥”寻访这部集子上的部分访谈人，剔除与集子重复的故事，又搜集了约10个传说。（二）乾隆版《碧溪杨氏家谱》
笔者在碧溪村调研数次之后，终于在其春节神明巡境活动时，得见保管碧溪族谱的负责人，获准复印其族谱。碧溪村的族谱《碧溪杨[107]氏家谱》编修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共四册，计十卷，依次为：“家规”、“里居”（附桥梁、道路、水池）、“家庙”（附坊牌、神坛、楼寨）、“祀田”（附书田）、“坟山”、“坟墓”、“世系图”、“世系录”、“文献录”、“杂记”。这部家谱号称“十年一修”，保存了丰富而翔实的珍贵资料，如：
第二卷“里居”，“神坛、住屋，随代变迁，名号立易。前志所载，止在百年内，而坐址、土名，即故老尚存已，不可复识矣。今则细为之注，而又依其形势绘为□图，俾后人各有所考，以知建置沿革之故，其桥梁道路川泽特附于后”。
第五卷“坟山”，“尺寸、在所必珍，开载须要详明，兹于各祖山坐址、土名、至界，细为区别，内塟某某，若干坟并，为备烈，其私房世掌坟山，亦因以附载焉”。
第八卷“世系录”，从一世到二十八世，内容包括“家传某位，下讳某字某号某行若干，娶某官某氏女，生卒年月日，寿若干葬某山，子某某仕某官，女适某乡某人，与夫平生言行大□出处行事之实，或迁居某处”。
第九卷“文献录”，包括《诗文》《记》《家贤传》《本传》《制敕》等。
第十卷“杂记”，主要记载三个事件：一是雍正三年（1725），碧溪、玉兰的宗族械斗始末及其善后的诉讼过程；二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碧溪杨氏与小坑社邹氏发生了关于“一田三主”的争端；三是乾隆四年（1739），碧溪杨姓族人挑货经浦南上玉兰坂黄姓族人渡船赴墟时，未能给够黄姓所定的过渡费用，黄姓将船移开，杨姓跌入水里，所挑锡箔等物也全部落水弄湿。杨氏到县级官府控告，即“浦南渡船案”，该案牵扯出已被玉兰黄姓沉入江底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示禁碑《阿道宪示禁石碑》，碑文被收录在族谱中。难得的是，这三个事件相关的官府判案的文书都被保留了下来，为笔者复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乾隆版《银塘赵氏族谱》、2004年版《银塘赵氏族谱》、2015年版《银塘赵氏宗谱·宗藩庆系录》
笔者在图书馆翻阅到陈支平主编的《闽台族谱汇刊》（全50[108]册），发现第一、第二、第三册皆是《华安银塘赵氏族谱》。该谱原系清代赵紫绶、赵鲲飞纂修，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稿本。主要内容包括真德秀等名家所撰的玉牒序、祖源、世系、历年图、君臣一气图并记诗、宋室传授图、科第题名记、乡贤名宦传、宗子覃恩录、漳泉守令诸司录、卜居录、祖坟图、墓志铭，还有史料补遗如“崖山故典”等。尽管《华安银塘赵氏族谱》不全，但可补正史之不[109]足，其考古历史价值弥足珍贵。2004年的《银塘赵氏族谱》收录明清时期众多银塘赵氏族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对于研究银塘赵氏乃至北溪流域历史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银塘赵氏宗谱·宗藩庆系录》[110]是以世代为单位不断进行续修的赵宋王朝皇室宗谱资料，史料价值大，特别是在科举仕宦婚姻诸多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明清碑刻
该地除了流传着众多民间传说与民间文学外，也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明清碑刻，笔者历时三年，一共找到十几方明清碑刻，它们分别是嘉靖十一年（1532）银塘村《龙溪石量记》、万历年间银塘村龙潭《修路记》、万历三十年（1602）银塘村龙潭《贰守一我罗公喜雨碑》、万历四十三年（1615）银塘村《重修慈济宫记》、崇祯元年（1628）银塘村《云溪公墓志铭》、乾隆二十二年（1757）碧溪村《碧云宫碑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和睦社《东亭福桥记》、乾隆四十一年（1776）浦南墟《新建南浦宫（妈祖宫）碑》、乾隆五十七年（1792）浦南墟《为饷加征等事》、同治九年（1870）玉兰村《光裕堂重修碑记》、光绪元年（1875）浦南墟《广庆宫石碑记》、光绪五年（1879）浦南墟《严禁自尽图赖示告碑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浦南墟《凤岗楼碑记》等明清碑刻。这些碑刻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间信仰等历史事实，弥足珍贵。三 本书的基本思路及其他问题
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地理人文内容独特、丰富。北溪发源于龙岩，在中游河段进入漳州地界，沿着山林进入平原的分节点在浦南一带。浦南渡口和浦南墟位于今华安、芗城、长泰交界处，成犄角之状，浦南渡口和墟市也是北溪流域物资集散地。此地山海交界处夹岸而居的金沙、银塘、玉兰、碧溪四个村落为清代北溪四大富裕村落，素有“金银玉碧”之称。这一带见证了唐初陈元光开辟蛮荒之地的筚路蓝缕、宋代碧溪杨氏开基的耕读传家、明代皇室后裔银塘赵氏崛起的经营策略、清代玉兰黄氏在墟市向洋下的主动弄潮。从九龙江开发史的角度看，“金银玉碧”的历史具有典型意义。本书以此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分析时空变迁引起家族发展策略的转变，探究社会形态的转型，进而上溯下延，厘清北溪流域开发脉络，希望以此作为认识漳州、闽南开发史的窗口。（一）研究目标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厘清北溪中下游地区开发的历史脉络，探究逐渐形成的北溪地域性格，提炼贯穿开发北溪始终的核心精神。笔者也希望通过对北溪开发史的研究，推动漳州开发史、闽南开发史研究向前发展。（二）时空界定
书中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区域的范围，指北溪干流地表水在山海交界处的流域范围：北至银塘龙潭，南达柳营江江东桥，不包括沿海平原及九龙江河口地带。但由于自然地理与政区地理的划分殊难统一，只能是一个大致的而非精确的范围。
浦南一带位于北溪中下游地区，是开辟漳州的重要军事战略地带。北溪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史始于开漳事件。浦南墟及浦南渡口也是该区域的经济中心。有鉴于此，笔者的研究起点是唐朝陈元光平定“蛮獠啸乱”、奏请建置漳州的开漳事件，而时间断代截至浦南墟的衰落，此时已是清末民国时期。（三）研究重点
研究重点一：浦南渡口周边的“北溪四乔木”——浦南一带开漳将士后裔形成的四个大家族，分别是溪园村的林家、水流村的宋家、渡东村的李家、碧溪村的杨家。“四乔木”的地理人文特点都独特而丰富：溪园村旁的小社走出理学大师朱熹的高徒陈淳；水流宋氏族人在清代北溪墟市发展的浪潮中以放排为生；渡东李家较好地保存了龙舟竞渡的传统民俗文化；碧溪杨氏作为“四乔木”中的佼佼者，于崇宁年间开基，以耕读传家发迹。此为唐宋北溪中下游地区由军事建置向农耕社会转型的典型个案。
研究重点二：银塘赵氏。明代银塘赵氏发展受人瞩目。它延续、发展了碧溪杨家科举发家的策略，并起到了家族经营墟市的示范效应。银塘赵氏的宗制制度建设、经营空间理念，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研究重点三：浦南墟。浦南墟作为康乾时期北溪流域的物资中转地、最大的墟市，辐射农村众多地区，由此产生清代北溪中下游地区的“金银玉碧”（金沙、银塘、玉兰、碧溪）四大富村。它们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缘于浦南渡口及浦南墟的繁荣。
总之，在“历史流域学”学科体系初诞时期，鉴于九龙江北溪中下游地区的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笔者运用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大量利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私家族谱、口述史料、明清碑刻等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文史工作者编纂的文史资料、民间文学等前期成果，对北溪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行梳理，力图理清北溪中下游地区开发的历史脉络，探究逐渐形成的北溪地域性格，发掘贯穿于开发北溪始终的核心精神，希望推动漳州开发史、闽南开发史研究向前发展，并为今天九龙江流域乃至中国其他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有益历史经验。[1] 王尚义、张慧芝：《历史流域学论纲》，科学出版社，2014，第29页。[2] 中国唐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3] 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4] 范小占、阎恒主编《黄河中上游地区经济开发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5] 张庆宁编著《世界大河流域的开发与治理》，地质出版社，1993。[6] 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7]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8]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编《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1996。[9] 万绳楠等：《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10] 梁钊、陈甲优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11] 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 宗菊如、周解清主编《中国太湖史》（上卷），中华书局，1999。[13]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4]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5]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16] 王鑫义主编《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17] 徐秀高：《海河流域漫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8] 杨甫旺、刘祖鑫：《金沙水拍：楚雄州境内的金沙江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9] 田永红：《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土家族文化与乌江经济开发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0] 李学勤、徐吉军：《黄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21] 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2] 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3]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4]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3。[25] 吕变庭：《中国南部古代科学文化史（全四卷）》，方志出版社，2004。[26] 陆建伟：《走出封闭的世界：苕溪流域开发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7] 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28] 水海刚：《近代闽江流域经济与社会研究（1861—1937）》，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29] 姜修宪：《环境·制度·政府——晚清福州开埠与闽江流域经济变迁（1844—1911）》，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30] 郭晓东：《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研究——以葫芦河流域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31] 黄健民：《乌江流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32]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8。[33] 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34] 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8。[35] 潘世东：《汉水文化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36] 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37] 朱华友、徐宝敏：《钱塘江流域经济开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8] 陈雄：《钱塘江下游流域经济开发对环境变迁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9] 陈修颖等：《钱塘江流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0] 冯利华、陈雄：《钱塘江流域水利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1]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编，黄伟宗、司徒尚纪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42] 吴春梅等：《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科学出版社，2010。[43]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44] 毛伟：《清代渠江流域移民社会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9。[45] 张洁：《渭河流域（干流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及其优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46] 杨松涛：《关内移民与松花江流域的城镇近代化》，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47] 罗运胜：《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0。[48] 苏惠苹：《众力向洋：十六世纪以来九龙江下游两岸海洋区域社会人群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1。[49] 方前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皖江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芜湖、当涂、繁昌、南陵四县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50] 谢冰雪：《扩大的家族：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沙尼调查》，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1。[51] 王丹：《个人·家·社会：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52] 冯玉新：《界域变动与地方社会：以明清民国时期黄河上游农牧交错带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53] 孟万忠：《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54] 莫晸：《文化线路视域下的清江流域商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55] 范立君：《近代松花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6] 吕变庭：《考古视野中海河域史前科技文明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7] 刘清河：《汉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58] 朱士光：《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流域文化研究》，《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09页。[59] 王尚义、张慧芝：《历史流域学论纲》，科学出版社，2014。[60] 孟万忠：《汾河流域人水关系的变迁》，科学出版社，2015。[61] 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62] 王尚义、任世芳：《历史流域学研究视野中的水患——谈流域内人地关系与泥沙淤积》，《光明日报》2010年11月4日，第7版；王尚义、张慧芝：《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9日，第9版。[63] 侯勇坚：《从区域进入流域：综合探讨实际问题的路径——历史流域学断想》，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38页。[64] 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初级市场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65] 戴一峰：《近代闽江的航运业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66] 戴一峰：《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67] 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68] 戴一峰：《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69] 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