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全集 第2卷：忏悔录(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卢梭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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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全集 第2卷：忏悔录(下)试读：

这几卷书稿，错误的地方甚多，各种各样的错误都有，而我眼下又没有时间再检查一遍，没有时间进行修改。不过，错误虽多，但它们的内容已足以使热爱真理的朋友掌握探寻事情真相的线索，并获得一个根据自己的了解弄清真相的方法。不幸的是，我觉得，我这几卷书稿要想逃脱我的敌人的监视，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2)它们幸而落入一个正人君子之手［（即使这个人是舒瓦瑟尔的朋友）或者落入舒瓦瑟尔本人手里，我不相信我身后的名声就没有恢复的希望。啊，上帝呀，你是清白无辜的人的保护者，但愿你能使我这几卷可证明我无辜的最后的申辩书不要落入德·布弗勒和德·韦尔德兰这两个女人手中或她们的朋友的手中。你至少不要让这两个泼妇看到一个不幸的人写的这份材料，尽管你已经让这个不幸的人在生之时吃(3)尽了她们的苦头。］【注释】

(1)“小引”二字为译者所加。——译者

(2)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译者

(3)方括号［ ］中的这几句话，后来被卢梭划了许多线条删去，但字迹仍清晰可辨。——译者第　七　卷（1741—1747）

我虽然早已决心辍笔，但沉默和忍耐两年之后，我又拿起笔来。各位读者，请先别急于评说我不得不再执笔撰文的理由，因为你们只有在把我的书看完之后，才能作出评论。

你们已经看到，我的青年时期是在一种平静而又相当美满的生活中度过的，既无大不幸，也无大喜事。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大部分是由于我虽易激动但又十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天性难于坚持而易于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驱动才能走出悠闲的状态，而稍一感到厌倦，便又懒怠如初，因此，它使我既无大美德，也无大恶行，经常处于我自认为生来就挺适合的优哉游哉的宁静生活，因而不容许我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而走得太远。

我在后面展示的画面，与以前的画面是多么不同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处处有利于我的天性的发展，而在后三十年，却事事与我的天性发生冲突。在我的处境与我的倾向继续不断的冲突中，我犯了许多巨大的过错，遭遇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不幸，但其间除了没有使我养成坚强的性格以外，也确实培养了许多能给我遭到的不幸带来荣誉的美德。

本书的上册，完全是凭记忆写的，因此必然有许多错误；而下册也要凭记忆来写，其中的错误说不定比上册还多。我美好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既宁静而又淳朴的环境中度过的。当年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使我不断地时时回忆。然而，人们即将看到，对我后半生的回忆，我心中的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再回忆这段时间的往事，那等于是让我重新再遭受一次痛苦。我不能拿痛苦的回忆来增加我现在的景况的艰难。我要尽量避免；我这种想法是对的，所以使我在需要回顾往事时，有些痛苦的往事就回忆不起来了。易于忘记痛苦，这是上天在命运使我陷入痛苦的泥淖时给我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让我单单地只回忆那些愉快的事情，因而抵消了我只往坏处想的想象力，没有把未来只看作是一片漆黑。

为了弥补我的记忆力之不足和提示我如何写作本书而收集的材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唯一能依靠的忠实向导，是我有线索可循的一系列感情；它们给我的人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我的感情，便可以推知我这一生遭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我很容易忘记我的痛苦，但我不能忘记我的过错，更不能忘记我的美好的感情。对我的过失和美好感情的回忆真是刻骨铭心，是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我很可能遗漏一些事情，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在那里发生的，也可能把时间弄错了。但是，对于我深有感触的事，对于我的感情驱使我去做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弄错的。我要在书中讲述的，主要是这些。我这本《忏悔录》的目的，是要人们准确了解我这一生在种种不同的境遇中的内心感情。我向读者许诺的，是我的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记述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只需像我迄今所做的这样反躬自问、吐露心声就行了。

幸运的是，我从一个信函抄录本里找到了一些记录这六七年间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迪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截止于1760年，包括了我在退隐庐居住以及我和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断争吵的整个时期。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我的种种不幸的根源都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至于比较近期的一些信件的原件，我手中留存的已为数不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这个本子(1)里，以免分量过重，无法逃脱我的那些阿耳戈斯式的敌人的觉察。不过，当我觉得它们能提供某些情况的时候，不论它们提供的情况对我有利或不利，我都会把它们转录在这本书里。我不怕读者指摘我不是在写《忏悔录》而是在写自辩书。当事实为我申辩的时候，谁也休想我不说实情。

本书的下册，只是在如实讲述事情的经过方面与上册相同，而它之所以显得写得比较好，是由于它讲述的事情非常重要；除此以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如上册美。上册是在伍顿和特里堡写的，当时的心情怡然自得，非常愉快。我所回忆的往事件件都给我带来新的欢乐；我愈回忆它们，便愈感到新的乐趣。我可以无拘无束地谋篇布局、斟酌词句，直到把文字写得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子已经衰退，几乎不能工作了，因此，下册的写作是勉力为之的，心中是怀着无限忧伤的。文中记述的全是灾祸和一些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全是令人痛心的往事。我本想把我要讲的事情全都埋葬在沉沉的黑夜里，然而，由于有些事情又不由我不说，所以我在写下册的时候不能不躲躲藏藏悄悄地写，不能不耍花招示人以假象，自甘堕落地做出一些我生来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头上的天花板有眼睛，房间的四面墙壁有耳朵，再加上我周围都有密探和心怀恶意的监视人，所以我时时感到不安、心绪不宁，把断断续续想说的话匆匆写在纸上，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细心修改和润色了。我当然知道，人们之所以在我的周围设置无数的屏障，是由于他们害怕真理会从某个缝隙透露出去。我应当怎样做，才能使真理穿过他们设置的屏障呢？我想过一些办法，但成功的希望甚微。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写出动人的文字，给它们加上引人入胜的色彩，那是何等的艰难啊！因此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凡是已经开始阅读本册的人，我无法担保他们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不感到腻烦，除非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个人和真诚热爱正义与真理。

我在上册写到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动身去巴黎就搁笔了。不过，我的身虽往巴黎行进，但却把我的心留在了夏梅特，在那里建立了我最后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把我获得的钱带回去交给我那头脑重新清醒的妈妈。我已经把我那套新的记谱法看做是一笔准可到手的财富了。

我在里昂停留了些时间，一是为了去看看朋友，其次是想请人为我给巴黎的熟人写几封介绍信，再则是想把我随身带的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马布里先生和夫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并请我吃了几次饭。我在他家结识了马布里神甫，还见到了孔狄亚克神甫（我和他是早已相识的），他们都是来看望他们的兄长的。马布里神甫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给封特奈尔先生，另一封给克吕斯伯爵。我同这两位先生相识以后，交往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封特奈尔，他在去世前一直同我保持很好的友谊，并在他和我促膝谈心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可惜我没有完全照着他的话去做。

我又见到了波尔德先生。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他曾经非常热心地多次帮助过我。这一次，他依然是那样的热心，帮我把那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了，并亲自或托人给我写了几封带到巴黎去的介绍信。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此前是通过波尔德先生和他相识的，后来，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黎歇留公爵。现在，公爵正在里昂，于是，巴吕先生领我去见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到巴黎之后去见他。后来，我真的去看了他几次，不过，和这样的大人物（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交往，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我还见到了音乐家达维。在我有一次旅行遇到困难时，他曾经帮助过我。他曾借给我（或者说送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常常见面，但我一直没有还他，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过，我后来也送了他一件礼物，其价值和他那顶帽子与几双袜子差不多。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可以把我讲得更好一些的；可是这里讲的是我实际做的事情，唉，在性质上就不一样了。

我还见到了慷慨大方的佩里雄先生。这一次，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豪爽气魄；他像从前给文雅的贝尔纳付马车费那样，也替我付了马车费。我也见到了外科医生帕里索。这位医生的确是一个顶好的好心人；我还见到了他供养了十年的可爱的果德弗瓦；这个女人并无他长，只是性格温柔和心地善良；无论是谁，只要一到她身边，就不会不喜欢她；一离开她，就不会不思念她。那时她已到了肺痨病(2)晚期，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观其友便知其人，此话的确不虚。只要你见过温柔的果德弗瓦，你就知道好心的帕里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于这几位好友，我都心存感激之情，可是后来，我把他们都淡忘了。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由于我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一贯的疏懒成性（这往往令人看起来是忘恩负义）。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但我认为今后用行动来报答他们，比不断用书信感谢他们要好得多。勤写书信，这是我力所不能之事。而我一疏于音问之后，便感到羞愧，不知道如何弥补我的过失，因此愧上加愧，就索性不写信了，于是与他们音信杳无，好像把他们全都忘记了。帕里索和佩里雄对此并不介意，对我依然如故，而波尔德则不然；二十年后人们将看到一个有才学的人以为被人忘怀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将如何寻求报复。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记一个可爱的人。我又见到了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这个人是我在上册中提到过的赛尔小姐；后来，我住在马布里先生家里时，又再见到过她一次。我这一次到里昂，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和她见面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我对她动了心，而且很强烈，我有理由相信她也不会不动心的。但是，由于她对我那么真诚，使我反倒不敢产生滥用她的真诚的念头。她没有任何家产，我也身无长物，我们的境况太相似了，所以不能结合，何况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因而根本没有想和她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个名叫日勒弗的年轻商人似乎很喜欢她；我在她家见过他一两次，人挺老实的，大家都说他是个老实人。我相信她和他结合一定会很幸福。我希望他赶快娶她（后来他果然娶她了）。为了不影响他们纯真的爱情，我决定赶快离开里昂，我衷心祝愿这个可爱的人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唉！可惜我对他们祝愿的幸福在世上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婚后两三年就去世了）。我一路之上都对她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感到，而且以后每一想到她都会感到：为义务和美德而做出牺牲固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种牺牲在心中留下的甜蜜回忆，就是对我的最好的补偿。

我上次到巴黎，看到的大部分是它糟糕的一面，而这次到巴黎，看到的大多是它漂亮的一面。不过，我所住的旅店不在漂亮之列。按照波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邦神学院不远的科尔迪埃街的圣冈丹旅馆。乱糟糟的街，乱糟糟的旅馆，乱糟糟的房间。然而，在这个乱糟糟的旅馆里，却曾经住过许多有才学的人，例如格雷塞、波尔德、马布里神甫、孔狄亚克神甫和其他一些名人。可惜的是，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着。我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他是一位小乡绅，腿有点瘸，好争论，说起话来爱咬文嚼字。通过博纳丰的介绍，我认识了罗甘先生（现在，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数他的年龄最大），通过罗甘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以后还要多次谈到他。

我是1741年秋天到达巴黎的。当时我身上只有十五个路易，除此以外，就是我写的喜剧《纳尔西斯》和我的新的音乐记谱法：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用这两样东西去打开一条出路。我赶紧取出我带来的介绍信。一个五官端正又有点才能的青年人来到巴黎，一定会受欢迎的。我受到了一些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虽然热情，但不给我实际的帮助。在带着介绍信去会见的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有用处。这三个人，一个是来自萨瓦的绅士德梅桑先生，他当时是王室侍从，我看出他是莎丽妮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博茨先生，是国王勋章局的司库；第三个是耶稣会教士卡斯特尔神甫，他曾发明一种表音管键琴。除德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是马布里神甫介绍的。

德梅桑先生有鉴于我急需人帮助，便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他是波尔多法院的院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勒翁神甫，他当时住在索尔邦神学院，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贵族；他以诺汉骑士这个称号在上流社会出过一阵风头之后便英年早逝了。这两个人都曾经脑子热过一阵想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聊补我行将花光的钱袋。勒翁神甫和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想让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裕，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推辞了，因为这点钱实在不够我吃住和其他花销。

博茨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爱有学问的人，他本人也有学问，只不过稍微有点儿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是像他的女儿，长得光艳照人，身材娇小。我在他们家吃过几次饭，再也没有什么人是像我这样在她面前显得一副笨相和蠢相了。她举止大方，而我却十分羞怯，一举一动都令人好笑。当她把菜盘送到我面前时，我总是羞羞答答地用叉子去叉一小块菜，如此接连几次以后，她只好把菜盘交给她的仆人送到我面前，她自己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在笑我。她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乡下人并不真的是一个草包。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沃穆尔先生，雷沃穆尔先生在每个星期五研究院院务会的日子都要来他家吃午饭。博茨先生把我想将我的音乐改革计划提交科学院审查的想法告诉了他。雷沃穆尔先生代我提交了我的计划，并被科学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雷沃穆尔先生把我领进科学院，并向在场的人做了介绍。就在当天——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在科学院宣读了我的论文。尽管这个名气很大的科学院的确是十分庄严，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我从从容容地宣读了我的论文，并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的论文很成功，并得到了好评；这既使我吃惊，也使我感到飘飘然。真没有想到科学院的院士们也承认一个不是科学院的人通晓音乐。负责审查我的论文的院士是麦朗、埃洛和弗什三位先生。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但没一个是真正懂音乐的，至少懂的程度还不足以审查我的计划。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而且非常吃惊和深信不疑地发现，虽说学者们的偏见有时候比其他人少，但他们一旦有了偏见，他们就比任何人都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偏见。尽管他们的反对意见大部分都软弱无力和不正确，尽管我回答问题时显得胆怯、措辞欠妥当，但我提出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使他们真正听懂了我的话，没有一次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草率态度简直使我惊讶到了极点。他们夸夸其谈，还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就对我进行反驳。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搬出一个名叫苏艾迪的修士来，说什么这位修士早就提出了用数字记谱的办法，因此便硬说我的这套办法不是新发明。这简直是胡下结论、乱弹琴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苏艾迪修士，何况他那套七音记谱法中没有八度音，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和我这套又简单又方便的记谱法相比。我的记谱法可以用数字记录音乐中的一切标识，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和音值，等等。所有这些，在苏艾迪的记谱法里都是没有的，当然，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第一个发明人，那也是很合适的。但是，那几位先生不但对那位修士的初浅的发明的评价过高，更有甚者，在谈到记谱法的基本内容时，他们发表的意见简直是离题万里、一派胡言。我的记谱法的最大的优点是省掉了变调和更改音符的麻烦，因而可以使同一首曲子不论用什么调演唱，只要在曲子的开头换一个字母，整个曲子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记录下来和改变调式。那几位先生听信了巴黎的那些蹩脚音乐家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变调演奏法毫无价值，因而使劲反对我的方法中的这一最大优点，硬说我的方法用在声乐上是好的，而用在器乐上则不行，尽管他们本想说我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声乐，而且更适合于器乐。根据那几位先生的报告，科学院发给我一张奖状；奖状上的话虽对我颇为夸赞，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写了一本《论现代音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公之于众，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张奖状作为插图印在书中。

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为了正确评判一件事物，一个人即使对各门学科都有渊博的知识，但如果对该事物没有专门的研究，那么，他的判断是远不如一个知识有限但对该事物有深入了解的人的判断中肯的。对我这套记谱法，唯一说得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的。我刚一向他解释，他便看出了它的弱点。“你的那些符号，”他对我说道，“在简单而又明了地确定音值方面，是很好的，而且能非常清楚地表明音程，将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符号表示出来。这些都是一般的记谱法做不到的。但你的方法的不好之处是，它要求脑子必须非常灵活，然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而我们的音符的位置明摆在眼前，用不着动脑筋去想。如果把两个音符，一个特别高，另一个特别低，用一串中间音符连起来，那么，我一眼就可看出由此到彼依次进行的速度，而用你的记谱法，要我一下子就弄清楚这一串中间音符的音值，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读出来，这是目力做不到的。”我觉得拉摩的反对意见是无可辩驳的，因此就马上表示赞同。这个反对意见虽既简单而又明了，但是，我认为是只有对音乐这门艺术造诣很深的人才能提出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院士看出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大学问家尽管一肚子学问，但他们却不知道每个人只有对自己那一行才能发表正确的见解。

由于我经常去拜访那几位审查我的论文的院士和其他人，我便结识了许多当时享誉巴黎文坛的杰出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跻身学界，虽是新秀，但论交情，我与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至于目前，我还是集中精力搞我的记谱法，我决心要用它在音乐界掀起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在艺术领域有了成就，在巴黎就一定能发财。我关起房门，花了两三个月的工夫，以无比的热情把我向科学院提交的论文改写成一本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现在的困难是要铸造许多新的符号，这要花一大笔钱，而书商们是不愿意随便把他们的钱花在新手头上的，而我要用这部作品捞回我为了写作它而花去买面包的钱，这也是完全应该的，所以，要找到一个肯出版我这部作品的书商，是很不容易的。

博纳丰帮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与我订了一个合同，赚了钱平分，而申请出版许可证的费用，则由我一个人负担。但结果是，老基约没赚到钱，我为申请出版许可证而花的钱也没捞回来。第一版书出版后，我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拿到手。尽管德封登神甫为我努力宣传，有些报纸对这本书也有好评，但销路一直不佳。

我的记谱法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这种方法不会得到广泛应用，这样一来，学这种方法所花的时间就白浪费了。对于人们的这种担心，我回答说：我的方法能使音符表示的意思非常清楚，先学好我的方法，然后才去按照一般的方法学音乐，就可以省许多时间。为了用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我免费教了一个名叫德鲁琳的美国姑娘学音乐。这位姑娘是罗甘先生给我介绍的。她只学了三个月，就能够看懂按照我的音符记录的任何乐曲，一打开谱子就能唱出一首不太难的歌，而且比我唱得还好。这次试验的成功，是很惊人的，但却没有人知道。要是别人，那是一定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的。我做有益的事情的才能，略有几分，但自吹自擂的本事，却一点儿也没有。

就这样，像上次想用埃农喷水器发财结果大失败一样，我这次想用我的记谱法发财，也失败了，而这第二次失败时，我已年满三十。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无法生活。我在这极端窘迫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读过本书上册的人才会感到吃惊。前一阵子，我花了那么多力气，结果是纯属徒劳，现在，我需要歇一口气了。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优哉游哉地过日子，把一切交给上天去安排。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从容办理，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就靠着身上仅有的几个路易度日。该玩的，还是要玩，只是稍微节省了一些：我两天才上一次咖啡馆，一个星期只去看两次戏；至于寻花问柳的事，我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因为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在这方面花过一文钱；只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我以后即将谈到。

我手里的钱尽管维持不到三个月，但我依然成天懒洋洋地孤单一个人过日子，而且过得很安闲、舒适和充满信心。这是我的生活中的一大奇特之处，也是我的性格中的一个怪异之处。现在我非常需要人家想到我，然而恰恰是这种需要使我失去了到处去求人的勇气。越是需要去登门拜访，我却偏不上人家的门，以致连科学院的院士以及我已经拉上关系的文人，我也懒得去看他们了；只有马利伏、马布里神甫和封特奈尔，我有时候还到他们家去。我还把我写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利伏看过，他很喜欢，并在几个地方做了修改。狄德罗比他们年轻，同我的岁数差不多；他喜欢音乐，并懂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问题。他还向我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这样，我们不久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五年，要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使我像他那样投入了作家这一行，我们的友谊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人们很可能想象不到我在迫不得已去向人乞讨面包之前是怎样利用那段短暂而又很宝贵的时间的。我利用这段时间练习背诵诗人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我曾经学了一百次，也忘了一百次。每天上午10(3)点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随身带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诗集，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候。我有时背一首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熟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一点儿也不灰心。我(4)还记得尼西阿斯在叙拉古打了败仗之后，被俘的雅典人就靠向人咏诵荷马的史诗谋生。我从这种博闻强记的榜样中得出的教益是：努力锻炼好我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牢记在心，以备将来穷得没有饭吃时，以向人咏诵诗歌挣碗饭吃。

我还有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去下棋。这个办法的效果也不错。每天下午只要不去看戏，我便到摩日咖啡馆去与人对弈。在这家咖啡馆里，我结识了勒加尔先生、于松先生和菲里多尔。尽管和这几位当时的棋界高手下过多次棋，我的棋艺也没有太大的长进。不过，我毫不怀疑我最终一定会超过他们。我认为到那时我就可以靠下棋吃饭了。总之，不论我迷上了哪一行，我都按同样的思想方法对待那一行。我对我自己说：“无论干哪一行，只要我能拔尖，就准定会有人来找我，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成为尖子。一成了尖子，我就会时来运转、诸事亨通、无往而不利的。”我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由于我的头脑出了毛病，而是由于我的懒惰使我这样一厢情愿地想当然。而一想到要奋发图强，就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这就使我非常害怕。因此，我就尽量为我的懒惰找借口，想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我可耻的懒惰习性辩解。

我就这样静静地等我的钱花光为止。要不是卡斯特尔神甫（我有时候在咖啡馆碰见他，便和他聊天）及时把我从糊里糊涂过日子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我深信，我终有一天会弄得囊空如洗没饭吃的。卡斯特尔神甫有点儿疯疯癫癫，但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这样虚度时光，便感到很惊异。他对我说：“既然那些音乐家和学者不赏识你，你就要另辟蹊径，去走女人的路子好了。也许你走这条路子会成功的。我曾经对贝桑瓦尔夫人谈起过你，你代表我去看她。这个女人对人很和蔼，看见你是她的儿子和丈夫的同乡，一定会很高兴的。你在她家一定会见到她的女儿布洛格里夫人；这个女人很聪明。另外，我还向杜宾夫人谈到过你，把你的作品带去给她看。她很想见你，一定会欢迎你去的。在巴黎不依靠女人，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女人好比曲线，而聪明人就是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但永远也挨不到她们。”

去拜访女人，这等于是叫我去受苦刑嘛，这太可怕了。因此，我把此事往后推迟了一天又一天，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拜访贝桑瓦尔夫人。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正巧这时，布洛格里夫人走进她的房间，她便对布洛格里夫人说：“女儿，这位就是卡斯特尔神甫对我们说的卢梭先生。”布洛格里夫人说我的记谱法很好，并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旁边，看她演奏，以表示她的确研究过我的方法。我一看她家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这时，贝桑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的地方远，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以后，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是让我到下人的房里去吃饭。贝桑瓦尔夫人为人虽好，但见识有限，处处显示出波兰贵族的傲慢气，根本不懂得对有才学的人应当十分尊重。这一次，她是根据我的举止而不是根据我的一身衣着来评判我这个人。我的衣着虽很简朴，但非常整洁，绝不是一个应该安排到下人的房里去吃饭的人。我久已不到下人的房里去了；今天她叫我去，我是绝对不去的，不过，我并未露出我心里的不快，只对贝桑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点儿事情不能不回去办理。说完就起身要走。这时，布洛格里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便改变了她母亲的态度。贝桑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着我说：“你若留下来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这时，如果我再赌气，那就太蠢了。于是，我留了下来。布洛格里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产生了敬意，和她一起吃这顿饭，我感到很愉快。我希望她将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以后，将对她此次使我获得这份荣幸不感到后悔。此次同桌用餐的，还有这家人的老朋友德·拉穆瓦尼翁院长。他和布洛格里夫人讲的是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词典雅、含含糊糊，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可就拿不出半点可炫耀的货色了。我很识相，不敢信口开河、不懂装懂，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如果我一直是这样老实，那就好了，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跌入深渊了。

对于我所表现的这副笨相，对于我不能在布洛格里夫人面前表现才华，以证明我无负于她对我的关照，我心里非常难过。饭后，我又想起了我的那一套老办法。我的衣兜里有一首我在里昂写的献给帕里索的颂诗。这首诗表达了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我在朗诵时把这份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三个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从布洛格里夫人的眼神中看出（也许我看得对，也可能看得不对），她好像是在对她的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应当与你同桌用餐，而不应当让他去同仆人一起吃饭，我的话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我心里都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在这样报复了他们一番之后，我心里才舒服了。布洛格里夫人把她对我的好评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她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名扬巴黎，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人。她发现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5)便送给我一本《某某伯爵的回忆录》，“这本书”，她对我说道，“可以说是一位良师益友，对你以后到社会上去如何为人处世很有用，你可以时不时地看一看。”鉴于这位夫人对我的好意，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之久；但对于她似乎认为我有了不起的才华，又时时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便想和它的作者交个朋友。我的这个出自本能的愿望真不错，这位作者后来真的成了我在文人当(6)中唯一一位真正的朋友。

鉴于贝桑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格里侯爵夫人那么关心我，所以我相信她们是不会让我老是这样穷困潦倒的。我的这个看法没有错。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我登上杜宾夫人家门的经过。这次登门拜访，后来引发了许多长长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杜宾夫人是萨穆尔·贝尔纳和封丹夫人的女儿。杜宾夫人姊妹共三人，这三姊妹堪称三朵金花：拉都什夫人跟金斯顿公爵私奔到了英国；达尔蒂夫人是孔迪亲王的情妇，而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唯一真诚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女人的脾气很好，既温柔又忠厚和聪明，成天乐呵呵的，总是一脸的笑容。最后是杜宾夫人，在三人当中只有她最漂亮，也只有她没有招得人们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闲话。她是杜宾先生殷勤待客所得到的奖品：她的母亲为了感谢他在他的家乡对她的盛情款待，便把女儿嫁给了他，并设法让他当上了包税人，还给了他一大笔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裸着胳臂，头发散披在肩上，披肩也没有整整齐齐地系好。这样打扮，我从来没有见过。太美了，我可怜的脑袋瓜儿真受不了啦；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慌乱的样子似乎没有使她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她看过我的书，现在又见到书的作者，她表现得很高兴。她谈到了我的音乐改革计划。她的见解，我一听就知道她是懂音乐的。她边唱边用羽管键琴伴奏。她留我吃饭，并安排我就坐在她旁边。我受宠若惊，高兴得头脑都迷糊了。她许诺我以后可以再去看她。我后来真的去看她，甚至滥用了她的许诺。我几乎天天都去，每个星期在她家吃两三次饭。我很想向她诉说衷肠，但又不敢开口。有好几个原因使我本来就胆小的天性更加胆小了。能出入豪门大宅，这就打开了走向好运的大门。从我现在的景况来说，我是绝不愿意有个一差二错让人家关闭这个大门的。杜宾夫人虽然很随和，但也很严肃、很庄重。我在她的言谈举止中找不到一丁点儿挑逗我胆大妄为的样子。她的家，无论和哪一个人的家相比，都说得上是最豪华的，经常是高朋满座，人数虽然不多，但已经把各界的精英都汇集齐了：其中有才华出众的人和大名鼎鼎的人，也有文学界人士和巴黎的美人。来她家的客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各国使节。洛昂王妃、弗尔卡基埃伯爵夫人、米尔布瓦夫人、布里尼约勒夫人和赫尔维夫人可以说都是她的好朋友；封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里耶神甫、弗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和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家的常客和座上宾。虽说她那矜持的态度不吸引年轻人，但和她家来往的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个个都是挺有身份的。在这些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自惭形秽，拿不出一星半点值得夸耀的东西，因此我不敢对她说什么。但是，我也不甘沉默，我大着胆子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一直没有对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并以冷峻得令我直打寒战的态度对我说了几句规劝的话。我想回答几句，但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我一时冲动的爱恋之情连同我的希望全都破灭了。我向她泛泛地解释了一下之后，便继续像此前那样和她见面。我不仅从此绝口不谈什么爱呀情呀之类的事，而且甚至自我约束到非礼莫乱看的程度。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人忘掉了。其实没有。弗兰克耶先生是杜宾先生前妻的儿子；杜宾夫人是他的继母。他同我的年龄差不多，人很聪明，长相很漂亮，而且有野心。有人说他曾打过他后母的主意，唯一的根据是她给他娶了一个很丑的媳妇。不过，这个媳妇的脾气很温柔，与她的后母和丈夫都相处得很好。弗兰克耶先生多才多艺，又喜欢读书。他颇懂音乐，音乐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纽带。我常去看他，也很喜欢他。有一天，他突然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的次数太频繁，让我以后不要再去看她了。这个意思，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的时候表示，那是合适的，而在事情已经过去十来天之后突然提出，又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我觉得，这就不对了。更为奇怪的是，弗兰克耶先生和弗兰克耶夫人并未因此就不欢迎我。当然，我此后到杜宾夫人家去的次数也的确少了。真的，如果不是由于杜宾夫人有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奇怪想法忽然产生，我也许从此就不再到她家去了。她请我照管她的儿子八天到十天，因为他的老师要换人，在这期间，她的儿子孤孤单单，没有人陪伴。我在这八九天里简直是如受苦刑，只是想到这是杜宾夫人交代的差事，心里才感到一点儿快慰，才咬着牙干了下去。这个可怜的舍农索那时候就满脑子的坏主意，后来差一点儿就因为他的坏主意而使他家蒙羞；不过，虽未使他家蒙羞，但却使他自己在波旁岛丧了命。在我照管他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捣乱，害人又害己；就这点儿工作。尽管工作非常少，但已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如果再要我照管他八九天，即使杜宾夫人以身相许，我也不干。

弗兰克耶先生和我结下了友谊，我经常同他一起学习：到卢埃勒先生家去上化学课。为了住得离他近一点儿，我从圣冈丹旅馆迁到维尔德勒路的网球场附近；网球场的对面就是弗兰克耶先生居住的普拉特里埃街。在网球场附近住的时候，我因粗心大意而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我青年时期常常患这类炎症，如胸膜炎，尤其是咽喉炎，我最容易得；至于其他炎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病把我折腾得九死一生，使我和死神已经打过好几次照面，彼此都已熟识了。在养病期间，我有充足的时间对我的境况进行思考。我怨我太腼腆、太优柔和太疏懒。由于有了这些弱点，所以，尽管我有火热的心，但依然成天没精打采、死气沉沉，始终处于贫困的境地。在我生病的前夕，我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罗瓦耶写的一部歌剧（歌剧的名称我忘记了），虽说我对他人的才能历来都称赞，而对自己的才能信心不足，但看了罗瓦耶这部歌剧以后，我总觉得他的音乐太软弱，没有激情，缺乏创意。我有时候甚至自言自语地说：“我觉得我可以比他写得好。”但是，一想到创作歌剧实在太难了，再加上听这一行的人把这门艺术说得深不可测，我立刻就泄了气，连想都不敢想了。更困难的是，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按照我的心意填写歌词的人呢？在我生病期间，这种谱写音乐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又浮现在我的脑际，甚至在我发烧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还写了好几首小曲、二重唱和合唱曲。我有两三首即兴曲，如果音乐大师们愿意听我演唱的话，他们一定会赞不绝口的。啊！如果人们把一个发高烧的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他有时候迷迷糊糊说的话，竟然是伟大的作品呢！

作曲和写歌剧这两件事情，在我养病期间一直在我心里萦回，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激动。由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由自主地翻来覆去在心里估量，看能不能够由我单独一个人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个人来写。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尝试了，我以前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叫做《伊菲克思和阿纳克萨雷特》。由于我自知写得不好，就把它扔进火里烧了；后来在里昂又写过一部《新大陆的发现》，还念给波尔德先生、马布里神甫和特鲁布勒神甫及其他几个人听过。尽管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配了曲子，而且达维(7)说曲子中的有些片段可以同彪龙奇尼的作品相比，我还是把它扔进火里烧了。

这一次，在动笔以前，我花了好些时间把全剧的布局通盘筹划了一下。我要在一部壮观的芭蕾舞剧里，用各自独立的三幕表现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所配的音乐都不相同。因为三个题材分别写三个(8)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把这部歌剧的标题定为《风流的缪斯》。(9)第一幕的音乐的调子非常刚劲，表现塔索；第二幕的音乐的调子十(10)(11)分柔和，表现奥维德；第三幕的标题是《阿纳克列翁》，曲调中弥漫着赞美酒神的欢乐气氛。我拿第一幕试手，怀着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幕的写作，第一次使我品尝到写芭蕾舞剧的极大乐趣。有一天晚上，在我快要走进歌剧院的时候，突然感到我的思路大开，心里涌出一股写作狂热，于是，我把准备用来买票的钱放回衣兜里，一口气跑回家去关好房门，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紧紧的，不让有一丝光线进入我的房间，然后躺在床上，完全沉醉在诗兴和乐兴之中，花了七八个小时就把第一幕的大部分内容想好了，我可以说我是沉浸在对菲娜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把我当作塔索）和我在她那位行事不公的兄长面前表现的高尚和坚定的感情中度过了美妙的一夜的，比我真正躺在公主怀里感到的乐趣还美妙一百倍。到了早晨，我所构思的曲子只有一小部分我还记得，但是，就这么一小部分（它差一点儿被我的困倦和睡意驱散）也能使人看出那几段曲子的气势的雄伟了。

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把这部芭蕾舞剧继续写下去，因为其他事情把我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当我经常出入杜宾夫人府第的时候，我有时也去看望贝桑瓦尔夫人和布洛格里夫人；她们也经常想到我。禁卫军首脑德·蒙台居伯爵新近被任命为驻威尼斯的大使。这是一位靠经常巴结巴尔雅克而被任命的大使。他的哥哥蒙台居骑士（当时是世子的近侍）认识贝桑瓦尔夫人和布洛格里夫人与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我有时候也和这位神甫见面。布洛格里夫人知道德·蒙台居大使要物色一位秘书，便把我推荐给他。我们就此事进行了几次商谈。我要求的薪金是五十路易，因为担任这个职务就必须衣着华丽、讲究气派，所以我要求的数目不算多，但他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而且到威尼斯上任的路费由我自己出。他这个条件太可笑了。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而这时弗兰克耶先生又尽力挽留我，并终于把我留下了。德·蒙台居先生带着另外一个秘书走了。此人名叫福洛，是外交部派给他的。刚一到威尼斯，两人就发生了争吵。福洛发现，与他共事的这个人是个疯子，便撂挑子不干了。德·蒙台居先生身边只有一个名叫比尼士的年轻神甫；此人只能在秘书领导下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而不能胜任秘书之职。于是，德·蒙台居先生又想到了我。他的骑士哥哥很聪明，多次劝说我，并暗示干秘书这个工作还有其他的好处。我终于被他说服，接受了这个工作。讲定薪金是一千法郎，给我二十路易作路费，于是我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本想取道蒙塞里斯顺便去看望我可怜的妈妈。可是，由于当时正在打仗，我又想节约一点儿路费，再加上还要到米尔普瓦先生（他当时在普罗旺斯指挥军队）那里去领取护照，所以我就坐船从罗讷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德·蒙台居先生少不了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催我赶紧去。可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反倒把我的行程延误了。

这时候，在墨西拿正流行瘟疫，停在那里的英国军舰来检查了我们坐的这只帆船，硬要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到热那亚去接受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他们让我们自己选择检疫期间居住的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到检疫所去。不过，他们也预先告诉我们：因为来不及布置，所以检疫所除四面墙壁以外，便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而我则鉴于天气热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船上的空间又狭窄，无法走动，蚤虱又多，所以便甘冒一切风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进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房子里真是空无一物：没有窗玻璃，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想坐，连一张小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他们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之后，就用大锁把门锁上。我在房子里随意走动，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从这一层楼走到那一层楼，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到处都是空空如也。

尽管如此，我也不后悔我选择了检疫所而不愿意留在船上。我像一个新鲁滨逊那样开始安排我这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好像我要在那里待一辈子似的。我首先用捉虱子来消磨时光，这些虱子都是我从船上带来的，接着便把内衣和外衣全都换了。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之后，我便开始布置我的房间。我用几件外衣拼成一个床垫，用几条毛巾缝成一条床单，用睡衣做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做枕头，把一口箱子平放在地板上做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和写字用具取出来，把我带来的书排列整齐，摆放成一个书架的样子。总之，除了没有窗玻璃和窗帘以外，我觉得住在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同我住在维尔德勒路网球场附近的屋子里一样的舒服。我的一日三餐供应得很好，而且送饭菜来时还有隆重的仪式：两个士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我的饭菜。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楼梯的最上边的梯级就是我的餐桌，它下边的一个梯级就是我的椅子。饭菜一摆好，送饭人临走时把铃子一摇，就请我入席。饭后，在我不看书或不写作或不整理我的东西时，我便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个公墓成了我的庭院，我登上一个面对海港的灯台观赏进出海港的船只。我就这样在检疫所里度过了十四天，如果不是法国公使容维尔先生的从中帮助，缩短了我在检疫所居住的时间八天，我会在那里一直待满二十一天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之所以来帮助我，是因为我用一张洒了醋和香水而且熏得半焦彻底消了毒的信纸给他写了一封信；这缩短的八天时间，我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比在检疫所舒服多了。他盛情款待我；他的秘书杜邦先生是一个好年轻人，领我把热那亚城里城外全转了一遍，拜访了好几户人家，玩得相当愉快。我和杜邦先生结下了友谊，而且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我取道横贯伦巴第的那条路继续我的行程；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和帕多瓦，最后到达威尼斯，这时，大使先生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我的办公桌上公文已经堆成了山，有来自朝廷的，也有来自其他大使馆的。这些公文都是用密码写的，他都看不懂，尽管译这些密码的密码本他都有。由于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大臣的密码，所以开头办起来还感到有些麻烦，但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太简单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全部密码文件译出来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费力，因为驻威尼斯的大使是相当清闲的，即使有交涉要办，也不会交给德·蒙台居这样的人去办的。在我到威尼斯以前，他成天被弄得焦头烂额，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不会写，所以我来了之后，对他很有用；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对我很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勒先生因精神失常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行大使职务；德·蒙台居来了以后，勒布隆先生依然代行此职，直到德·蒙台居先生熟悉馆务以后才停止。德·蒙台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但又嫉恨别人代他办事，所以对这位领事很不满意。我到馆以后，他便把勒布隆先生担任的使馆秘书的职务交给我担任。由于职务与头衔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也给了我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候，他一直让我用这个头衔去和参议院与参议院的外交部门打交道。事实上，他宁肯要一个自己的人当使馆的秘书，而不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办事员当秘书，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使我所处的地位相当有利，可以防止他所用的那几个意大利籍雇员、仆人和大部分职员在使馆里和我争权夺利。我相当成功地利用我的秘书权力维护了使馆的特权，例如：有好几次有人想侵占使馆的地界，都被我阻止了。对于这类事情，他那几个威尼斯籍雇员向来是不管的；另外，我还不允许使馆包庇匪徒，尽管包庇匪徒我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而大使阁下也可以从我得到的好处中分得一部分利益。

大使阁下甚至公然敢伸手来分那笔向来属于秘书的外快（人们美其名曰“手续费”）。当时正在打仗，免不了要签发许多护照，每份(12)护照都要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由秘书收取一个西昆，所有我的前任都不加区别地收一西昆，不论来办护照的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惯例不公平。虽说我不是法国人，我却为法国人免掉了这一西昆费用，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一定要他交这笔钱，例如西班牙王后宠幸的弟弟斯科提侯爵没有交这一西昆就派人来要我给他护照，我就派人去向他索取。我办事竟这么大胆，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是不会忘记的。自从人们知道我在护照收费方面进行的改革以后，来办护照的人全都自称是法国人。他们一个个南腔北调，语音难听极了；有的自称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自称是庇卡底人，有的自称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是不会受骗的；我不相信哪个意大利人能用这个办法少交这一西昆，也不相信有哪个法国人误交这一西昆。我进行的这项改革，德·蒙台居先生本来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然而我竟做了傻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一听“西昆”二字，就竖起了耳朵。对于免法国人交这笔费用，他没有提什么意见，但对于其他人交的这笔钱，他提出要同我平分。对于他这个意见，我一听就火了。不过，我冒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是因为他这种想法太卑鄙了，因此我断然拒绝。他还要坚持，于是我便大着嗓门对他说：“不，先生，阁下有阁下的利益，而属于我的利益，我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眼见在这笔钱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便另外想办法，不知羞耻地对我说什么他给了我办公费，办公室的开支就理应由我负担。我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和他斤斤计较，便决定从此以后办公室用的墨水、纸张、火漆、蜡烛和丝绳，甚至叫人刻个图章，都由我掏腰包，他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补偿我。虽然我不给德·蒙台居先生，但我还是把办护照的收入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士神甫。他的确是一个好年轻人；对于这一类钱财，他从来没有想要过。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很真诚；我们两人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在工作中经过一番摸索以后，我觉得它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难。开头，我担心我没有经验，而这位大使也同样没有经验。他不但无知，而且性情还非常执拗；凡是我从良知上判断对他和对国王都是有益的事，他都故意刁难和反对。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对，那就是：他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很精明能干；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牵着德·蒙台居的鼻子走。他以两个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给德·蒙台居先生提了许多好的建议，但是，由于德·蒙台居先生在执行中添加了他自己的主意，结果把马利先生的建议办得很糟糕。他们两人唯一要齐心协力做好的事情是：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尽管口头上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替奥军输送兵员，谎称是抓获的逃兵。我看得很清楚，德·蒙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他不顾我的一再劝阻，硬要我在他的每一件公文中都强调威尼斯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这个可怜的家伙既非常固执，又很愚昧，经常要我写许多荒唐的文件和办许多荒唐的事。既然他要那样办，我只好遵命照办。然而，这却使我的工作有时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几乎难以进行。举个例子：他硬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写，尽管给这两者的报告都无此必要。我告诉他，朝廷的公文是星期五到，而我们的回文必须星期六发出，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报告都用密码写，何况还有许多信件要赶在同一个邮班发出。他真有妙招：他叫我在星期四就预先对星期五到的文件拟好回文。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巧妙，虽然我一再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而且做起来也文不对题，但最后还是不能不按照他的意见去做。在整个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期间，我都是把他一周之内东一句、西一句告诉我的话记下来之后，加上我在这里或那里听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新闻，拼凑成报告的材料，在星期四上午把星期六发出的回文的草稿送给他过目，除了添加几个字或做几处修改以外，就这样马马虎虎把给星期五才到的公文的回文办好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怪毛病，使他的函件可笑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把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发回原地，而不转送其他地方。他把来(13)自朝廷的公文批转给阿默罗先生，向莫尔巴先生报告来自巴黎的

(14)(15)消息，向达弗兰古尔先生报告来自瑞典的消息，把来自彼得堡(16)的函件批转给拉·什塔尔先生；有时候甚至把收到的信件批转给发信人本人，只是由我在用词上稍加改动而已。在我送请他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浮皮潦草地看一下给朝廷的报告，而给其他大使的公文，他连看都不看便签字了。这就使我可以把给其他大使的公文按照我的意思稍加改动，至少可以把其中的信息互相交流。但是，我无法对重要的公文做合理的修改，因为他经常心血来潮在公文中添加他临时想到的莫名其妙的话，这就使我不得不把已经写好的公文拿回去加上他胡诌的荒唐话，用密码把全文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签字。为了他的荣誉，我曾经无数次想把他说的话用另外一种措辞以密码发出去，但又觉得这样不忠于他的原话的确不妥，因此，最后还是照着他原来胡说八道的话原样发出；责任由他自己去负，而我也只是坦率地向他提出来，好好地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这样实心实意热情地工作，的确值得从他那里得到一种与他最后给予我的回报完全不同的回报。上天曾赋予我美好的天性，又受过几位善良的女人的养育，再加上我本人的努力进修，现在正是我一展身手、表现这几方面优点的时候；目前，我正是这样做的。当时，我孤身一人，没有朋友，没有人指导，又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17)于异国，周围是一群宵小无赖之徒，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不让我良好的模范行为显现他们的丑行，便极力怂恿我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我没有这样做。我一心一意为法国服务（尽管我并未从这个国家得到任何特别的好处），全力为大使效劳，凡是该做的事情，我都不遗余力地去做，在一个相当突出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得那样无可指摘，我理应得到而且也确实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与所有和我们有联系的大使们的赞赏，受到了所有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个被我取代的领事也不例外。我知道，有好些工作本来是属于他的职权范围，我越俎代庖，实在歉然，尽管那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愉快。

德·蒙台居先生毫无主见，完全依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可能过问他工作中的一切细节的，因此德·蒙台居先生就对使馆的工作索性撒手不管，若不是有我出面应付，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就感觉不到这里有一位他们国家的大使。当他们来求他保护的时候，他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对他大失所望，因此后来便没有任何一个法国人来找他或者与他同席用餐。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经常主动办理本应由他办理的事。凡是来求他或者求我的法国人，我都尽我所能为他们服务。在其他国家里，我也许还能做更多的事；而在这里，由于我的职位不高而不能去见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所以不得不经常去求助于领事，而这位领事因其家眷在威尼斯，故而办事总是有点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做他想做的事。有时候我见他细声细气不敢发表意见，我就自告奋勇去办一些十分棘手的事情，而且有几次办得很成功。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可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的戏迷之能看到科娜琳和她的姐姐卡米叶的表演，还是我的功劳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洛勒茨和她的两个女儿已经跟一个意大利戏班子签订了合同，然而在收到了两千法郎的路费之后，不但不动身到法国，反而一声不吭地来到威尼斯，在圣吕克

(18)戏院演出。科娜琳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一炮打响，捧她的人非常之多。热弗雷公爵以王室首席侍从的身份写信给德·蒙台居大使，让他去找这个女孩子和她的父亲。德·蒙台居先生把信递给我看，唯一的指示只有五个字：“你看这封信。”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去和圣吕克戏院的老板（是一位贵族，我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朱斯提涅阿尼）交涉，叫他把维洛勒茨打发走，因为他已签了合约，要为国王演出。勒布隆对我交给他去办的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重视，因而交涉的结果很糟糕。朱斯提涅阿尼一再借故搪塞，而维洛勒茨也没有被打发走。我很生气。那时正值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坐上一只平底小船，命船夫划船直奔朱斯提涅阿尼的住宅。所有看见我这条挂着大使旗号的船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种情形在威尼斯还从未有人见过。我一进门就叫人去通报说：“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求见。”我被领进客厅之后，便摘去面具，说出我的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立时脸色刷白，呆若木鸡。“先生，”我用威尼斯腔调对他说道，“我来打扰阁下，实在很抱歉。事情是：你开的圣吕克戏院请了一个名叫维洛勒茨的人演戏，而此人已经签了合约，要为法兰西国王演出。我曾派人来向你要这个人，而你总是推托。现在，我是奉国王陛下之命来向你要这个人的。”我这短短的两三句话产生了效果。我一离开他的住宅，他便立即跑到大法官那里去报告刚才发生的事情，结果被大法官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他当天就把维洛勒茨辞退了。我派人去告诉维洛勒茨，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去把他抓起来。于是，他赶快离开了威尼斯。

还有一次，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我单独一个人替一个商船的船长解决了一大难题。这位船长的名字叫奥利维，马赛人，船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船员同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斯洛文尼亚人发生了争吵，并动手打人，于是船被扣留，严加看管；除船长以外，未经许可，任何人均不准上船或下船。奥利维船长去向大使求助；大使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接着，他又去向领事求助，领事说这不属于商务上的事情，他不便插手。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船长就来找我。我向德·蒙台居先生提出，请他允许我就这件事情给参议院去一件公文。他是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是否写了这件公文，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去交涉了几次，都毫无结果。船继续被扣。于是，我就另想办法，结果成功了。我的办法是：就这件事情写一份报告附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这样办，我也是费了许多唇舌，才得到德·蒙台居先生的同意的。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可免予拆检，但在威尼斯却往往被人拆开检查。对于这种拆阅我们公文的事情，我是有证据的，因为我发现报纸上的有些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的。这种非法行为，我曾多次请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没有照办。我之所以把威尼斯对商船的处分不公的报告附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利用他们爱拆阅公文的好奇心，让他们看到我的报告便感到害怕，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押的商船。如果此事真要等到朝廷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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