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袁了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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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训试读：
前言
明代袁了凡所著的《了凡四训》，是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本劝善书。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人们修身立命的理论指导。该书主要阐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讲述“趋吉避凶”的方法；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积善累德，谦恭卑下，感格上天，就能够求福得福，善报无尽。该书糅合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学说，运用因果报应、福善祸淫之理，阐明忠孝仁义、诸善奉行以及立身处世之学。通过对此书的阅读，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从而一窥儒佛道三家之学的梗概；同时也对我们个人品格的修养大有助益。《了凡四训》，顾名思义，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四篇文章来自袁了凡不同的著作，其中“立命之学”是袁了凡晚年总结人生经验，训诫儿子的《立命篇》；“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他早年著作《祈嗣真诠》中的两篇“改过第一”和“积善第二（又名《科第全凭阴德》）”；“谦德之效”是他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四篇文章各自独立成文，而义理又一以贯之，强调命由我作、善恶报应之理。这四篇文章在组成此书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被多部书籍收录。在清代初期的《丹桂籍》上，这四篇文章被称为《袁了凡先生四训》。随着在民间的流通，文章有被简化的倾向。“立命之学”一文中，袁了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现身说法，以论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思想。袁了凡首先叙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童年弃文学医，因偶遇异人预言他能够通达仕途，于是重燃读书考取功名的想法，之后袁了凡的人生境遇与所测算的命运毫厘不差，由此他更加坚信命由天定，终日消极懈怠。后来机缘巧合，他拜访了云谷禅师，领悟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乃知宿命论的错误，从此开始积功累德，自求福报，而且颇有灵验。“改过之法”，主要论述在行善积德之前，须先端正自己的心念，将自身缺点一一改正。具体方法是要“见贤思齐”，以古之圣贤为榜样；敬畏天地鬼神，不起丝毫邪念；立定决心，勇于改过。其关键在于永存善心，只此一点，则邪念不生。“积善之方”，列举大量事例，予以说明“积善余庆”的道理，对于何谓真善、至善作了充分的论述说明，并将善行分门别类，一一展开论述，基本统摄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谦德之效”，举“天道”为例，以说明“人道”抑满扶谦的道理。告诫世人要谦虚谨慎，恭敬卑下，虚己待人，并列举事例加以论证。进一步强调，“抬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的理论主旨。
作者袁了凡，生卒年不详，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又字仪甫，号原为学海，因拜访云谷禅师后，得以领悟“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便立志多做善事，积功累德，以扭转自己的命运。从此袁了凡不愿再做一个受制于天命的凡夫俗子，因而改号为“了凡”。袁了凡是江苏吴江人，又有资料称其为浙江嘉善人。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袁家祖居嘉兴陶庄（明代并入嘉善县），元末时家境富足。明初，因燕王朱棣夺取皇位，发生“靖难之役”，袁家因与反对燕王的人有交往，而受到牵连被抄家。袁了凡的曾祖的父亲幸免于被捕，开始四处奔走逃亡，后定居于江苏吴江。袁了凡的曾祖袁颢作了吴江县徐氏的女婿，并入了吴江籍，著有《袁氏家训》以训导袁氏后人。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称与其一同参加会试的嘉善县书生为“同袍”，另据清人彭绍升所作的《袁了凡居士传》记载，袁了凡的先祖入赘到嘉善县，所以他得以补为嘉善县学生。
袁了凡博学多才，举凡天文、象数、水利、兵政、堪舆、星命等学无所不通。隆庆四年（1570），袁了凡中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宝坻知县。在任期间，袁了凡勤廉爱民，为民谋利，主持兴修水利，构筑堤防，防御水灾侵袭，鼓励百姓开荒耕种，并免除杂役，以利民生。七年后，袁了凡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官居正六品。当时适逢日本侵犯朝鲜，应朝鲜的请求，明王朝派兵前往，袁了凡被任命为“军前赞画”，负责辅助谋划，赞画戎机。当时是提督李如松掌握兵权，许以高官厚禄诱骗倭寇和谈，倭寇信以为真，没有防备，李如松于是发动突击，打败倭寇，攻下了平壤。袁了凡不认同李如松施诈的做法，也不满他手下士兵滥杀平民，于是义正辞严地当面指责李如松。李如松不听其言，随意调动军队，后来果然吃了败仗，为了为自己开罪，他便捏造罪状，弹劾袁了凡，袁了凡也很快就在“拾遗”任内被罢免。罢官回家后，袁了凡更加诚恳地行善，直到七十四岁去世为止。明熹宗天启年间，他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朝廷追叙他征讨倭寇的功绩，赠封“尚宝司少卿”的官衔。袁了凡家里并不富有，但却乐善好施，在家每天诵经持咒，学习禅观。袁了凡除著有《了凡四训》之外，尚有《历法新书》、《皇都水利》、《评注八代文宗》、《静坐要诀》、《祈嗣真诠》等著作。
作为一本劝善书，《了凡四训》在民间被广泛传阅。考虑到此书流通的广泛性，我们在评注此书时，以净空法师讲述的《了凡先生家庭四训讲记》中的原文为底本，并对原文进行了仔细的校对。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本书分为原文、注释、点评三部分，并且彼此照应。段落的划分，我们遵循既要便于点评又要照顾文意叙述完整的原则，突出文章的层次感。本书的注释力求详尽，并做到有根有据。因为原文涉及到很多传统文化名词概念，不易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所以我们在注释的过程中，尽量将相关的背景知识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本书的点评部分，尽量照顾到文章的原意，对原文予以解读、评点和阐发，并结合历史典故，相互印证推演，这样可以加深理解，同时也能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其中不乏我们的一己之见，一并写出，与读者分享。限于个人学识，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立命之学”、“改过之法”部分由尚荣点评，“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部分由徐敏点评。全书注释部分由徐敏负责统稿，点评部分由尚荣负责统稿。本书在最初着手撰写时得到了陈秋平先生的点拨，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颖、姜娟、姚蓓诸君的悉心校阅和宝贵意见，最后还要分别感谢宋修玲和李娟二君对本书的撰写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尚荣 徐敏2014年12月第一篇 立命之学
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评注】《了凡四训》四篇是了凡先生对其子所说的话，即诫子家训，是长辈对晚辈的勉励和劝行之语。了凡先生起首便从自己的生平讲述，可谓“现身说法”。
了凡先生自称在其童年之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的过早离世使家境陷入困顿。孔子即是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命途坎坷；佛教禅宗的六祖慧能也是幼年丧父，家庭困苦。禅宗的宗经宝典《六祖坛经》中记载：“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家庭的不幸往往能造就古代贤人对命运的深刻思索。了凡先生的童年时期，为了维持生计，母亲要求他放弃考取功名，改学医术，这样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古时读书之人始终是以步入仕途、兼济天下为人生最高旨趣的。《论语·子张》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为明证。不过科举进仕并非易事，其路途可谓漫长而艰辛。《儒林外史》中，穷书生范进，二十岁开始应考，屡试不第，直到五十四岁才考中秀才。后世有人讥讽科举考试“赚得英雄尽白头”。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学医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并且习得一技之长，技艺精湛而成为一代名医，这也是他父亲生前的夙愿。其实，治病救人与读书救国在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往往是有相通之处的。古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宋朝名相范仲淹的志向就是做宰相和医生，言唯有此二者能救人，后来果然位列朝班，却能居庙堂之高，虑江湖之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早年也是远渡东瀛、立志习医以救国民，后又弃医从文，投身到唤醒国人精神与灵魂的战斗中去。从疗治人的躯体和生命到心怀家国天下，这是中国历来知识分子们内在所具有的精神品格。
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髯伟貌，飘飘若仙，余敬礼之。【评注】了凡先生为什么会到寺院来，表面似乎是偶然和巧合，其实历来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喜欢流连于寺院。古刹的清幽往往是居住读书的绝佳环境。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有《宿蟠桃寺》诗云：“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清晨四时许，寺院内便会打板催起进行早课，随后还有过堂吃饭。古代文人和僧人常有交往，诗歌唱和，书画过从。当然，也有不甚融洽的，如僧人嫌恶落魄文人寄居寺中，白吃白住，便故意等吃完饭再敲打过堂的云板，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此趣闻典故的。
在人生的行进道路上，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生发生转折和改变的人。了凡先生在慈云寺便碰见了这样一位老人。慈云寺隐喻着佛教的慈悲，《大智度论》卷二七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这是菩萨行的重要特征之一。老人长得相貌魁伟，仙风道骨，更有一捧长长的胡须。大凡异人必有异相，古代形容伟人往往把他们描述得魁伟奇异，孔子就很高大，《史记》上说，孔子成年后“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其相貌也很奇特，“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所谓的圩顶，据《索隐》的解释，就是“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孔子的头顶是中间低而四边高，不可谓不奇。古人还以长髯为美，胡须可以说是男子仪表不俗的象征，道家仙人的模样往往就是鹤发童颜、长髯飘飘。如《汉书》称汉高祖刘邦“美须髯”，《三国志》也说关羽“美须髯”，诸葛亮曾直接以“髯”代称之。了凡先生见到此老者一派飘飘欲仙的模样，不敢怠慢，连忙行礼以示恭敬。
古代评论人物往往数言便能传神，不落实际。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形容东邻之女的美貌时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魏晋时的嵇康，时人谓之“若玉山之将倾”，《世说新语·赏誉》中赞时人王衍为“琼林玉树”，谓王恭“濯濯如春日柳”等。
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余告以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数正传，数该传汝。”余引之归，告母。母曰：“善待之。”试其数，纤悉皆验。余遂启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开馆，我送汝寄学甚便。”余遂礼郁为师。【评注】老人告诉了凡先生，其仕途比较发达，命里官运亨通。并且明年就能考取秀才，对了凡先生拥有做官的命却不读书求取功名感到很奇怪。了凡先生如实相告，转述了母亲的意愿；同时，他恭敬地向老人询问尊姓大名以及来自何处。老人告诉了凡先生，自己本姓孔，乃云南人，已经得了邵雍邵康节皇极数术的真传，并且运数上正应该传授给了凡先生。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易学。从起源上看，《周易》的成书过程是“人更三圣（或四圣），世历三古”，即上古伏羲画八卦，中古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下古孔子作“十翼”以解经。《周易》本为占筮之书，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易学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占卜未来，预测吉凶。孔子做《易传》，站在人文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吸取先秦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学说的思想资料，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广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于《周易》的预测功能，一般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无限夸大其有效性，认为一切皆在卦中，是不可改变的定数；另一种是全盘否定其合理性，斥为迷信荒诞。这两种态度都是建立在对易学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均不足取。民国高僧太虚大师站在佛教的角度上对《周易》曾有过“《周易》之道，贵迎其变而求其理，避其凶而趋其吉耳”的一番评价，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易学和易理。人生活在世间，在不能抉择事物之原的情况下，顺自然之节而求其条理，通其度数，以服务于人的实践活动，是正当的，但依然不得不在“自然”与“惑乱”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佛法的出世间法则不然，它是“不以生化为美，不以能生能化为真”，而是“解其得生之天枢，析其成变之惑元”，从而达到“无生、知变”的境界，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也就是本文最终所得出的结论——“命自我立”。
了凡先生此时年仅十五岁，却有此奇遇，并非完全是机缘巧合，他能对陌生的老者礼敬有加，是很重要的因由，说明他谦逊知礼，诚心待人，具有很好的根器和气禀。了凡先生听了孔姓老人的一番言语后，将他延请至家中，向母亲做了禀报，母亲着他好好善待老人。其后，了凡先生试探了老人的术数，尽皆应验，分毫不差。于是便升起了读书的意念。家中只有寡母，只好找到表兄沈称与之商量。表兄思考之后对他说：听说有位名叫郁海谷的私塾先生正在沈友夫家授课教学，可以送了凡先生去那里跟随寄读，也十分便利。于是，了凡先生便拜郁海谷先生为师开始读书。
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评注】文中孔术士为了凡先生所做的预测，一般来说，应是运用出生时间的天干地支，也就是俗称的生辰八字，作为起数的依据。孔先生通过对了凡先生生辰八字所成之卦象的分析，将其一生的命运，主要是仕途发展的前景揭示出来，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相比邵雍祖师的神占来说，只能算是雕虫小技，据说邵雍仅靠邻人五声叩门，就推算出他是来借斧头的。史料还记载邵雍病危时，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灏专门来看望他，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邵雍摊开双手说道：“面前路径需令宽，路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这对于为人处世及治学筹划都是极有启示意义的。在了凡先生看来，孔术士的术数是很了不起的，故而他要“备录而谨记之”。对预测之术的虔信与他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孔先生替了凡先生起数所推算的命运是：在第二年的县考中是第十四名，在其后的府考中是第七十一名，提学考则是第九名。了凡先生十六岁这年，果然考试考取了，并且名次与孔先生推算的完全一致。在这一年内的三次考试中，名次和结果也都一如孔先生所说，可谓毫厘不爽。这令了凡先生内心完全折服，遂请孔先生为他算定终生命运的吉凶祸福。于是孔先生告诉他，哪一年考试会考第几名，哪一年会补廪而成为廪生，作为秀才的一个级别，廪生就可以领取国家发给的米粮了。哪一年可以当贡生，达到秀才的最高级别，获取入太学即国家大学读书的机会和资格。甚至告诉他，在他出贡后的某一年还会当上四川一个县的县长。任三年半后是告老还乡的最好时机，宜辞官退隐。在五十三岁的时候，是年八月十四日丑时离开人世，寿终正寝。还有一点就是命中无子。了凡先生将孔先生为他所推算的一生之流年休咎均备录在案。
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评注】儒家思想中有“知命”的思想，《论语》中孔子曾经受到当时一些隐者的讥讽，认为他“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儒家思想是指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做的，每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一心一意尽力去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而不要计较成败，这就是儒家“知命”的思想。知命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不为外在成败而萦怀牵累，做到这一点，也就能“永不言败”，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了凡先生这里则是流于宿命的思想，因为从此以后，凡是遇到考试，他的结果名次都如孔先生所事先算定的一样，不出所料。命运流转似乎已经毫无悬念。只惟独在推论了凡先生做廪生领取到国家九十一石五斗粮食就能出贡一点上，第一次出现了差池。因为当了凡先生领到米粮七十余石时，就被当时掌管一省教育的姓屠的提学批准补贡，这一点似乎算得不甚准确。
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评注】正在疑虑猜度之时，其结果是屠宗师批准补贡的文件被杨姓代理提学给驳回了，一直到丁卯年（1567），了凡先生三十三岁上，此时主持教育的殷秋溟在闲暇时不经意地翻阅到了凡先生的旧卷文，不由感慨系之，说道：“这五篇策论文章，写得如此之好，简直就是五篇朝堂上的奏议！怎么能让如此见闻广博、学识丰富而又有德行的人老于窗下，当一辈子穷秀才呢？”中国古代有许多贤人苦读的事迹流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所以有“读《易》，韦编三绝”的事迹。古代的典籍都是书于竹简之上，而以皮绳穿之成册，孔子的勤于翻阅致使穿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再如“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均为史上佳话。《晋书·车胤传》记载“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说的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同是晋代的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故而“囊萤映雪”喻指家境贫苦而能刻苦读书的人生态度。东汉著名的政治家孙敬“悬梁”读书，战国时期苏秦“刺股”勤学，这些都是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事例。宋代名臣范仲淹读书时间更是每天清晨煮粥，冷凝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二块充饥，只切几根咸菜佐之，所谓“划粥断齑”，艰难卓绝，终成一代人杰。但是古代读书人最害怕的就是一辈子终老于窗下，年年朱笔点不到，岁岁名落“孙山”外，唯希望“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尽享人间富贵。读书的旨趣发生了质的蜕变，包括封建统治阶层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利诱古代读书人的。宋真宗赵恒有《劝学篇》：“当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我们说“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古代人读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种以华堂美色、车马奴仆为诱饵，使得读书变得愈发功利了，反成为读书人的思想禁锢，失去了其原初的意义。
殷秋溟再次为了凡先生申请补贡，获得批准，又一次应验了孔先生的预言，确实在了凡先生廪米领到九十一石五斗时出贡了。这使了凡先生彻底地相信了命运有定数，不可强求。他这种宿命论的思想又不同于孔子的“知天命”，孔子说“富贵在天”，但重点还是强调“成事在人”，主张“知其不可而为之”，于是从此了无妄念，与世无所争，与人无所求。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就对未来充满希冀，无数的希望和可能都向我们的生命敞开，正是由于有未知才能使人有前行的动力，了凡先生在这短短的一刹那间，将生命的全程了知，不知是幸运抑或是不幸？
贡入燕都，留京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己巳归，游南雍，未入监，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评注】了凡先生补贡后即成为被选拔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学子，于是他到北京停留了一年。这一年里，他终日静坐，无所事事。静坐实则是儒、释、道三家共有的修养方法，儒家有所谓“主静”，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道家有“心斋”、“坐忘”；佛家更讲禅定，“戒、定、慧”乃“三学”之一。唐代兴起的禅宗，北宗禅和南宗禅对待禅定有着不同的态度，北宗禅神秀一系强调坐的功夫。《六祖坛经》上记载着这样的趣事，神秀曾派弟子志诚来南方六祖处偷听法门，结果被慧能发现，反而问询志诚北宗的教法。志诚言道：“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慧能则斥之道：“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并作偈一首：“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在慧能看来，佛法功夫，在于觉与不觉、悟和不悟的区别，前念迷误则是凡夫，后念悟道就成佛陀。表明了南宗禅反对不了心性，只能修身静坐的渐修途径，提倡直了心性、明彻本源的顿悟之道。
了凡先生不仅终日静坐，而且不阅文字，即是不思进取，丧失了求知的欲望。因为既然一切皆是命定的，那么人为地去求知和作为也都是徒劳和枉然的。此时的了凡先生已深深陷入了为命运所拘的无可奈何之中。
一年之后，即隆庆三年（1569），了凡先生回到南京入当时的高等学府国子监读书。南京乃“六朝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东南形胜，亦是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了凡先生此时对于读书进取已经丝毫不起心动念，他更关注的是人生观如何为继的问题，所以他到南京后先行去拜望了当时的佛门高僧云谷禅师。之前与孔先生是偶遇，而此次见云谷禅师则是专访，冥冥中还是与佛有缘，其实是人具备了怎样的气禀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云谷乃禅师的号，其法名为“法会”，明代憨山德清曾经撰有《云谷大师传》。大师早有异志，十九岁便开始行脚参方，遍访名师问道，于道济禅师处受教，修习天台小止观法门。道济禅师指点他：“止观之要，不依身心气息，内外脱然。子之所修，流于下乘，岂西来的意耶？学道必以悟心为主。”说的是不必拘于禅定，而应终于心悟。云谷禅师也曾一度执迷于道济禅师的教化之语，日夜参究，废寝忘食。一天吃饭时连自己吃完了也不知道，一不留神碗掉在地上，当下顿悟，一切放下，放下执着、放下思量、放下分别、放下言语，回归本心自性了。
大师住在栖霞山，古称摄山，因山上多珍贵草药，有利于人摄之养生，故而得名。梁朝时武帝曾于栖霞山开凿千佛岭，后来日渐荒废。云谷大师爱其环境幽深，入山修行。后来云谷禅师名声不胫而走，声震金陵。在当地名流和官员们的助益下，栖霞道场得以恢复。以后的栖霞寺也成为东南古刹，名动一方。
云谷大师此时却隐居于栖霞山深处一个叫“天开岩”的地方，一如既往的清修，对待大众往往以参话头来接引，遇到前来拜访者，往往丢一蒲团请其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种公案在后期禅宗留存的大量语录中屡见不鲜。如问的最多的有“何为佛祖西来意”、“所传之法为何”等。就如同学生追问老师什么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其实是拘泥于答案本身。《金刚经》正是教人要扫相破执，《六祖坛经》中南宗禅的思想也是要明心见性。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禅宗哲学是引导人去全面整体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而非停留于表面。所以佛家让人要无分别心，不起心动念分别，直视事物本来面目。将生命回归到“父母未生前”的湛然空寂，老子《道德经》中也有相类似的思想存在。
了凡先生去参访云谷禅师，由于心如死灰，了无生趣，所以他与云谷禅师在一间房间里相对而坐，接连三天三夜都没有合眼，也未曾说过一句话，颇似禅家所说的“不倒单”，仿佛有着高深的道行。
了凡先生之所以在燕都能终日静坐，此时又能三昼夜不合眼，可以推论他于静坐上是修学有年的，加之在认识云谷禅师之后，又精研天台禅定之学，以至后来总结自己的心得著成《静坐要诀》一书。该书分为《辨志篇第一》、《豫行篇第二》、《修证篇第三》、《调息篇第四》、《遣欲篇第五》和《广爱篇第六》。《辨志篇》中说要学静坐，先要认清自己的动机，如果是为名闻利养，那就种下地狱的因，为聪明胜人，那就种阿修罗的因，为畏苦报，那就种人天的因，为疾得涅槃，那就种小乘的因。所以最好是为了普度众生而静坐。《豫行篇》中说要使静坐达到各种禅定成就，首先是要能持戒，使身心清净，罪业消除，如果只因自感恶业深重而自暴自弃，则可以从观心入手，了解此心毕竟空寂，一切诸罪，根本性空。可以发起大悲心，代一切众生忏悔无量无边重罪，还可以从《华严经》的观点求身心不可得，则戒亦不可得而不住于戒。《修证篇》除了介绍一般静坐要领外，提到静中种种奇特光景都要识破。《调息篇》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修行的次第。《遣欲篇》介绍了不净观。《广爱篇》则绍述了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一为慈无量心，即能与乐之心。二是悲无量心，能拔苦之心。三是喜无量心，见人离苦得乐生庆悦之心。四是舍无量心，如上述三心舍之而心不存著）。此四心普缘无量众生，引无量之福，故名无量心。
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评注】云谷禅师对此颇为惊异，认为了凡先生悟性极高，定力非凡。于是便问道：“凡夫俗子们之所以不能成佛称圣，就是因为妄想、了别、执着等念头纠缠于心，无法止定，而你在这里整整静坐了三天三夜，不见你起心动念，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佛陀可以是圣人，圣人即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及事物的因果道理通达明了的人。佛教称释迦牟尼为“觉者”，就是觉悟了的人，佛陀觉悟了万法无自性，从缘而起。觉悟了生死轮转不息，截断生死之流，而实无生灭。佛陀是以智慧得解脱的觉悟了的人，是人而非神。凡夫对于宇宙人生是迷误的，佛教提倡觉悟人生、智慧了脱。儒家也强调内圣外王，但儒家也不轻言称圣。孔子就很谦逊，他的弟子子贡在他生前称赞他是“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说上天注定要孔子成为圣人，孔子却否认这种说法。孔子罕言圣，也轻易不称人以仁，《论语·公冶长》中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冉求、公西赤有没有仁德。孔子说仲由可以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但至于他有没有仁德不知道，“由也，千乘之国，可使其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可以做千户人口的县长、百辆兵车大夫的总管，但有没有仁德不晓得，“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西赤可以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上接待外宾，办理交涉，至于他有没有仁德也不晓得，“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见孔子对其弟子一一加以褒扬和点评之后，对于是否可以称仁这一点还是谨慎和缄默的。因为成为圣人是要对内心进行修炼的事情，绝非外在技能或技艺达到多高超的水准的问题。
佛教认为妄念即是虚妄不实的心念，亦即无明或迷妄之执念。此系因凡夫心生迷误，不知一切法的真实之义，内心时时刻刻遍计构画、颠倒妄想，产生迷误虚妄情境，生出错误思考和心念。据《大乘起信论》载，此妄念能搅动平等之真如海，而现出万象差别之波浪，若能远离，则得入觉悟之境界。所以说妄念是我们心中不断升起和牵扯的念头。念念不断、烦恼无尽。如果能追溯到烦恼妄念产生的源头，我们定会会心而笑，因为原本是空无一物，庸人自扰之。
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云谷笑曰：“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评注】了凡先生说，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孔先生所推算论定，一生的得意和失落乃至生死大事，都有了定数，且二十年来没有丝毫差错，起心动念岂非枉然。生死问题历来是世人思索的问题。《六祖坛经》中五祖弘忍曾经谓其门人“世人生死事大”，并让他们运用般若智慧观照自我本性，作偈了脱生死，并有了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以及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两首名偈。一旦连生死都已算定，那生命也就失去了很多意味。了凡先生已经被算定在五十三岁时终了此生，一生平平淡淡、没有过失，为命所缚，不得半点自在，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
因为了凡先生能三天三夜不动妄念，云谷禅师以为他是智慧了脱了的，所以云谷禅师笑道：“我原本将你认定为豪杰丈夫，却没想到原来是个凡夫俗子。”佛教中的丈夫指勇进正道修行不退者。人中之最胜者为丈夫。佛身所具之三十二相，即称大丈夫相，或大人相。佛乃人中之雄，故亦称大丈夫。“调御丈夫”即是佛的十号之一，意指可化导一切丈夫的调御师。调御一切可度之丈夫，使他们发心修道。凡夫则是没有悟道的人，《六祖坛经》中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是凡夫还是做佛、做豪杰丈夫，都在一念之间，即看是否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也不能轻视，凡夫也能成为豪杰，豪杰也会沦为凡夫。《六祖坛经》中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则有无边无量罪。”六祖慧能初见五祖弘忍时，身穿少数民族的衣服、目不识丁，被人目为“獦獠”，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还未出家，且在马棚舂米的人却从众多弟子中脱颖而出，在见地上胜出当时的上座师神秀，最终继承衣钵，成为六祖，弘化一方。
问其故？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评注】对于云谷禅师的讥笑，了凡先生忙问其故。云谷禅师说：人不能没有妄想心，人无法避免自己起心动念，即以虚妄颠倒之心去分别诸法之相。由于心的执着而无法如实知见事物，产生谬误的分别。《楞伽经》中说：“妄想自缠，如蚕作茧。”又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人心念的妄想实在是作茧自缚，辗转生成无量无边烦恼，反而使得原本清净的心性陷入命运的流转，为命运所拘。怎样才能使得自己不囿于定数？其实只有平凡庸碌的人才会为生命定数拘束住而无法超越。没有妄念的人堪称英雄豪杰，他们是能超越命运的。正如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即地狱、畜生、饿鬼、人、天、阿修罗等，有善恶等级之别。众生由其未尽之业，故于六道中受无穷流转生死轮回之苦，称为六道轮回。而佛陀是智慧解脱，跳出六道轮回的。
云谷禅师接着说：极善的人，福德随其行善而日渐增长，所以他的命运就不是定数，极恶的人，其原本可能有的福德反而随着他的造恶而日趋折损，所以他的命运也不能被算定，这一切都要看他们的造业。而了凡先生自从被孔先生算定命数以后，二十年来完全没有做任何努力而为命运所拘，不曾转动命运丝毫，实为命数所转。说到这个“转”字，《六祖坛经》中有一段记载可以给我们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提供一些启迪，说唐代有位僧人名号法达，七岁出家，常常念诵《法华经》，已经念诵《法华经》三千部。于是便来参访六祖慧能，态度十分傲慢和自负，而慧能大师却一语点破他，说他是“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法达顿然悔悟，感激悲泣，知道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实在是没有转动法华经，而是被法华经转动了，诵经陷入了执着的心念，行为流于事物的表相。这就是有名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只有口诵经文而心能行其义，才能够转得经文，如果口诵经文而心不能行其义，其实是被经文所转。了凡先生为命数所拘，心不能转物，不能有丝毫动弹，所以云谷禅师说他是个标准的凡夫。《孟子·尽心上》也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整日里如此作为却不知其所以，习惯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生都从这条大路上走过去，却不了解人生之道，这样的人是一般的人。在还未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了凡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虽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走向，却不知所以然。
余问曰：“然则数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岂诳语欺人？”【评注】了凡先生听了这番话以后，向云谷禅师请教：“人难道可以逃脱命运的安排吗？”云谷禅师告诉他：命运是由我们自己造作的，与别人不相关；福报是要自己去求来的。《诗经·大雅》的《文王》中有：“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说的是我们应当牢记祖先而不要遗忘，努力进德修业。配合天命，自己多多追求福气。所谓“命由我作”是要求人要通达明了，知道人一生的甘苦顺逆，怨天尤人是徒劳无益的，要躬身反省，是否自己造作不善，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改过从善，这就是古圣先贤著述中所说的“福自己求”，我们应当去仔细体会和玩味。这确实是古之明训，虽然完全肯定和了解命运，但命运是可以改变和改造的。求富贵可以得到富贵，求生男生女、求长寿延年都可以得到。这似乎是说佛教是“有求必应”，这样理解则又陷入了迷信和功利主义，应该说我们要相信通过弃恶向善、修炼自我、广种福田，一定会有所回报，实现自己的愿望。佛经《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中有“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教不会欺骗众生，佛家的大戒就是反对以妄语来欺诳他人。《金刚经》中有：“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佛说法是真实的，不说假话，说的是老实话，实实在在，是什么样子就说什么样子。不诳语，是不打诳语；不异语，是没有说过两样的话。
佛家有“戒、定、慧”三学，广义而言，凡善恶习惯皆可称之为戒，如好习惯称善戒（又作善律仪），坏习惯称恶戒（又作恶律仪），有防非止恶的功用。在家男女所受持之五种制戒，即：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所谓妄语即欺诳他人，作不实之言，包括两舌、恶口、妄言、绮语等。《大乘义章》卷七曰：“言不当实，故称为妄。妄有所谈，故名妄语。”五戒、十戒中都有妄语戒，可见佛家对妄语行为的严禁。妄语戒本身也有大小之分，不得圣道而自言得圣道乃是大妄语者，小妄语者则是说其他一切不实的言语。
余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评注】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话进一步追问云谷禅师，《孟子·尽心上》中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也。”说的是追求就能获得，放弃就会失去，这是一种有益于获得的积极探求方式，因为所探求的对象存在于自身之内，而探求虽然有一定的方式，得到与否却一味屈从于命运，这是一种无益于获得的探求，这是因为所贪求的对象是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修行方式，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有益于得也。了凡先生认为道德仁义可以努力求之，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又怎么去求呢？他认为孟子说的这一点只适用于道德修养层面，而无法给人生以指导。
云谷禅师说：孟老夫子的言论本没有错，只是你自己理解错了。六祖慧能大师曾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个“方寸”即是指我们的当下现实之心。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隋唐以后影响最大、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家宗派，就是在于六祖慧能将原始佛教中真如、佛性如来、如来藏、中道实相等抽象的本体变为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心性，将传统佛教中作为本体的“真心”变为众生当前现实之心。这一改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称为“六祖革命”。《六祖坛经·行由品》中提到六祖慧能说“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还说“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福田即是能生福德之田，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田，这好比农人耕田，春种秋收，行善修慧就如同下种于田，能获福慧之报。慧能说自己心中常生智慧，这些智慧不离自性，就是福田。向内心寻觅，就没有什么不能通晓顺应的，向内心探求，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价值都能兼而得之，这样的求，是正确的探求，是有益于获得的探求。求道德仁义如此，求功名富贵如此，求学问也是如此。“读书多节慨，养气在吟哦”，我们读书为学也不是为了他人或为了世俗功利，最本质和关键的还是提升自我修养，助益道德人生，以此利益社会众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
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余以实告。云谷曰：“汝自揣应得科第否？应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应也。科第中人，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烦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宜科第哉。【评注】不论是求内在的德行，还是求外在的资生之具，我们都要反躬内省去探求，人需要经常的反省，只有反省才能进步，才能充实自己的德行，而不是向外攀缘，向外求驰。《道德经》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纵横世间，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畅快，在追求中迷失，使自己的清净本心因为过分的激动而狂乱。这样就不能向内探求，认识自我，而是被外力牵扯，心为形役。这样的寻求是迷失方向的，一旦求之不得，会认为“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陷入悲观绝望，是会内外双失，了无益处。
云谷禅师又问孔先生为了凡先生所算的一生流年。了凡先生具实相告，如哪一年得科第，命中算定无子等。云谷禅师反问道：你扪心自问，你是否应该得科第？你是否应该有儿子？了凡先生开始内省和反思，良久之后，说：实在不应该是能中科举的人。中科举的人都有福相，而自己却十分福薄，又不能够积累功德善行，使自己的福德的根基更加牢厚，加之又不愿意做过于繁琐的事情，不能包容别人，心胸狭窄。又经常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处处压人、鲁莽任性地轻易乱说，且语言刻薄，这些都是福德浅薄的表现。如此这般怎么能适合考取功名呢？“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育万物，余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多言耗气，宜无子者四；喜饮铄精，宜无子者五；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无子者六。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评注】大地虽然脏乱，但它的沃土却能生长作物。宋代周敦颐有《爱莲说》一文：“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可喻君子，其可贵之处正是在于虽扎根于淤泥之中，却开出如此洁净的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是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受传统文化浸润很深，对旧学问素有研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如鲁迅对于小说史的研究，对于魏晋文章的情有独钟，但他们否定旧文化的态度之坚决，却又难以令人联想到他们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厚。他们如同出淤泥的莲花，其根却是来自于脚下的泥土。
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净了，就没有鱼能够生存；人过于苛察，对别人求全责备，就不会有朋友和追随者。了凡先生过于喜好洁净，这可以说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
家和万事兴，上下和睦，国家也能长盛不衰，所以说和气非常重要，而了凡先生却特别爱发脾气，这应该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孔子最喜欢颜回，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不迁怒，不贰过”。不拿别人出气，也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可见这是很好的美德。许多人对自己的过失并不引起注意，甚至习以为常，若能像颜回那样该多好啊！
慈爱是生生之本，而了凡先生却自称缺乏爱心。还爱惜名节，不能舍己救人。他很爱说话和发牢骚，更喜欢挖苦讽刺别人，常常在公众场合给人难堪，让人下不来台，这样不积口德，造口业，也是没有儿子的原因之一。
了凡先生还嗜好喝酒，酗酒会伤害自己的精神和体力。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他在《将进酒》一诗中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贺知章等八个文人对酒的情怀，其中写草圣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谓解衣磅礴、率性而为，充满艺术创作的激情。但是最正确的态度还是孔子，《论语·乡党》中有“唯酒无量，不及乱”。对于饮酒没有固定的限制，但是以个人的酒量为准，以不醉为好，尽兴则佳。所以说了凡先生饮酒伤身也是没有儿子的原因之一。
了凡先生还因为长期静坐不睡眠，不注意保养元神，这是没有儿子的第六个原因。其他过失造恶还很多，不能一一枚举，这些都是他反省而得的思索。
云谷曰：“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评注】云谷禅师说：难道仅仅是考功名这件事吗？世上享有大富大贵、拥有千万钱财的人，他就是千金人物，是他过去修福得来的福报。过去世修大福，今生就得大福报，过去世修小福，今生就得小福报。被饿死的是没有修福报的，且过去造业深重，自作自受。上天对待一切都是公平公允的，顺应自然的因果报应，没有加入一丝一毫的成分。好比子孙繁衍，祖宗有百世之德的，必定有百世的子孙传承。祖上有十世的福德的，就有十世的子孙传承。祖上有三世两世福德的，就有三世两世的子孙传承。现在，了凡先生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就应该把这些因为过失而表现出来的不能考取功名以及没有子嗣等想象洗刷和纠正过来，务必要积善积德，务必要拓开心量，包容一切，务必要和气慈爱，务必要保惜精神，不可喝酒熬夜。
佛教中提倡发愿，有如世人的立志，一切菩萨于因位时所应发起的四种广大之愿，又作四弘愿、四弘行愿、四弘愿行、四弘誓、四弘。有关四弘愿之内容与解释，散见于诸经论，然各经所举颇有出入。《六祖坛经》中：众生无边誓愿度，谓菩萨誓愿救度一切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谓菩萨誓愿断除一切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谓菩萨誓愿学知一切佛法。佛道无上誓愿成，谓菩萨誓愿证得最高菩提。能发大愿，何愁不能超越命数。昨日种种，如水东流，不再想它；今后种种，改过自新，超越命数，再生义理之身。“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评注】血肉之身就是指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之人身。它是无法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而落在命数里，所以是能够被推算的。义理指适于理的道。《成实论·众法品》曰：“佛法皆有义理，外道法无义理。”把以前不善的观念、行为都改正过来，使之与义理相应的身体，这个身体就称作义理之身。如此展开的合理合道的人生则是能够超越命数的。《诗经·大雅·文王》上又说：“我们永远要与天命相配行事，则福禄就会自己来。”《尚书·太甲》篇上也说过：“天降的灾害还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了。”《诗经》上说，趁着雨还没下，云还没起来，赶紧将门窗修整好。只有认识到天命和自然变化的道理，才能未雨绸缪、适得其所。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五六十岁就认识到天命并顺乎天命。宋代哲学家张载《正蒙·诚明》里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所谓“天地之性”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例如人性之善，仁义道德等，是永恒不变的。而每个具体的人表现出的“气质之性”，却有美恶、智愚之差别。每个人只要善于反省自己，那么就能保留“天地之性”。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改正血肉之身，以无限接近义理之身，这样才能感通于天。个人修养若此，治理国家也是同样道理，都要了解和顺应天命。《孟子·公孙丑上》说：“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说的是国家的诸侯卿相们如果实行仁政，就会得到荣耀；如果实行不仁之政，就会遭受屈辱。最好是以德为贵而尊敬士人，使有德行的人居于相当的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一定的职务；国家无内忧外患，趁这个时候修明政治、法典，纵使强大的邻国也一定会畏服于它。这些措施才是真正的合于天命的。“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违；汝今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评注】孔先生所算定的了凡先生今生不能得取功名，命中注定也没有儿子，这是过去世中所造之业的结果，这是天作之孽。但天命算定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挽回的。儒家思想认为人应该做他该做的事，这是由于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便这样做了，并非出于道德强制之外的考虑。孟子主张“性善”，人性中有种种善的成分，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提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并认为“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所以说应当多做善事，发挥本性。并且不求人知，为自己造福，“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若为名利而行善，则又落于执着。这也是人的修养的体现。古代真正有大德的贤能，往往能隐居深山，韬光养晦。机缘成熟之时，则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三国时诸葛亮虽高卧隆中，却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辅佑蜀国。梁朝陶弘景虽身处方外，却被誉为“山中宰相”，俨然朝廷决策人物。
自己使得自我的德性得以扩充，一生多造善业，自己所造的福德哪有自己不享受的道理？中国自古就有善恶因果报应之说，如《易经》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教传入后，业的思想与因果报应观念相结合而被视作一种业力，这种业力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是一种因果通三世的思想，“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今生作者是”。
对于因果，佛家的解释是：“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是谓因果之理。”佛经中还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明因识果，故而能预先断除恶因，如此能消灭罪障，功德圆满最终成佛；而众生却常作恶因，无所顾忌，恶因既种，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思量免去恶果，这就好比人立于烈日之下，已是无处避逃，却想方设法使自己没有影子的譬喻，终究是徒劳无功的。“《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评注】《易经》是君子立命所依托的典籍，书中教人趋吉避凶，这说明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说天命是恒常不变的，那又如何去趋向于吉祥，如何回避掉凶险？这增强了了凡先生的信心。
这里，云谷禅师使用了一种善巧的方法，即以了凡先生所信奉的《周易》的道理，来引导他逐渐领悟命运可以改变，命运在我手中的道理。《周易》是古代君子安身立命所依托的圣典，它最大的功用就是趋吉避凶。如果说人的命运早已天定，无可更改，人在命运面前全然被动，无能为力，那么《周易》一书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书中言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仅此一句，便足以作为改变命数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善恶报应，是和祖先家族的兴衰福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严格说来，与佛法中自作自受的因果业报观念有一定的区别。但就善恶有报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化导众生改过迁善，改造命运，得到幸福的方便法门。了凡先生本就是一个善根深厚的人，他一听之下，必然内心隐然有所领悟，觉察到自己过往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存在着很大的偏颇，因此心悦诚服地对云谷禅师“拜而受教”。
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评注】《朱子家训》中有“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了凡先生下定决心改过自新，要将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和过错，都毫不隐瞒，在佛前尽情地忏悔，他将这些忏悔写成一篇文章，发愿求取功名。还发誓践行善举三千条，以此报答天地祖宗的恩德。
什么是忏悔？《六祖坛经·忏悔品》说：“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就是说：忏，是对以前所造下的罪业恶业，如愚昧迷惑、骄狂傲妄、嫉妒等等罪过，全部都坦白承认，永远都不再重犯，这叫做忏。所谓悔，反思改悔以断除今后会造罪业。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昧迷惑、骄狂傲妄、嫉妒等等罪过，现在都已觉知开悟，全部都将永远断绝，更不会再次造作，这就叫做悔。所以称为忏悔。
身陷愚迷的凡夫，只知道忏悔以前的过错，不知道悔悟今后的过失。由于不能悔改，导致以前的过失不能灭尽，今后的过错又不断生起，这样何来忏悔呢？
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评注】“功过格”是道教中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善言善行为“功”，记“功格”；恶言恶行为“过”，记“过格”。修真之士，自记功过，自知功过多寡。“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道教以此作为道士自我约束言行、积功行善的修养方法。《抱朴子·内篇·对俗》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道士自记功过当是仿效宋儒而来。
云谷禅师的“功过格”有准百功、准五十功、准三十功、准十功、准五功、准三功、准一功，其中“准一功”的具体内容有：赞一人善。掩一人恶。劝息一人争。见杀不食，闻杀不食。为己杀不食。阻人一非为事。葬一自死禽类。济一人饥。留无归人一宿。救一人寒。救一细微湿化之属命。作功课荐沉魂。放一生。散钱粟衣帛济人。施药一服。饶人债负。施行劝济人文书。还人遗物。诵经一卷。不义之财不取。礼忏百拜。代完纳债负。诵佛号千声。让地让产。讲演善法谕及十人。劝人出财作种种功德。兴事利及十人。拾得遗字一千。饭一僧。护持众僧一人。不拒乞人。接济人畜一时疲顿。见人有忧，善为解慰。不负托财物。建仓平粜，修造路桥，疏河掘井。修置三宝寺院，造三宝尊像及施香烛灯油等物。施茶、施棺等一切方便事。下俱以百钱为一功。
还有准百过、准五十过，准三十过、准十过、准五过、准三过、准一过，其中“准一过”为：没人一善。役人畜不怜疲顿。唆人一斗。不告人取人一针一草。见人忧惊不慰，心中暗举恶意害人。遗弃字纸。助人为非一事。暴弃五谷天物。见人盗细物不阻。负一约。醉犯一人。见一人饥寒不救济。诵经差漏一字句。僧人乞食不与。拒一乞人。食肉五辛诵经登三宝地。食一报人之畜等肉及杀一细微湿化属命，覆巢破卵。背众受利伤用他钱。负贷，负遗，负寄托财物。因公恃势乞索巧索取人一切财物。废坏三宝尊像及殿宇器用等物，小出大入。贩卖屠刀渔网等物。下俱以百钱为一过。
语余曰：“符箓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笔书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符便灵。”【评注】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符箓作为道教方术之一，是道士用来沟通人神的秘宝。“符”这种介于字画之间的神秘符号俗称“鬼画符”。道士即以这种神秘奇特的符号来召神请仙，驱鬼避邪。这种神秘的符号，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画的，“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箓”是写着所请神仙名字及所求之事的文书，即写给神仙的邀请书。藏在人身边的，所请神仙就会在冥冥之中保护关照他。符与箓后来合而为一，称为符箓，用来为人祈福禳灾，祛病除邪。
如何画符才灵验？秘诀就是“只是不动念也”，一笔挥就，更无思虑，这样的符便灵验。
自成一体的道家书法可以说与画符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东晋书法家王羲之（303—379），乃一代书圣。《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可见其家族世代笃信道教。就连其名字中之所以有“之”字，也与道教各派中的“正一道”的前身“五斗米道”密切相关，据一些研究表明，“之”字乃五斗米道中用于道徒名字的暗记，并被广泛用于当时笃信五斗米道的门阀世族家庭成员的名字中。如科学家祖冲之、画家顾恺之、史学家裴松之等。据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考证，两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和天师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道家抄写道经与画符，必须以能书者任之；抄写道经不失为一种功德，信道者也乐意为之。王羲之父辈中的王敦、王导、王旷等皆擅长书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更是合称“二王”。陈寅恪认为：“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另外，王羲之的书论与道家画符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传为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同样传为王羲之所作的《书论》中有：“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时，结思成矣。”在如此凝神沉静的状态下进行书法创作，无怪乎能有《兰亭》之千古佳作。以此种心态画符，则可无思虑而能灵验也。其实王羲之所倡的专志凝神静观默想与佛教的禅观之旨也十分相契，与佛教之“戒、定、慧”三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另外，王羲之书风对后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佛教的抄经书法上，隋唐的智永，据传是王羲之七世孙，他能传家法，以王体书法抄经八百余本分散浙东诸寺，以规范当时的抄经书体；唐代僧人怀仁集王体书法成《圣教序》，所有这些都可看出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对佛教书法创作风格的影响以及王体书法在佛教书法中的广泛运用。
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评注】向佛菩萨或天地鬼神祈祷，要无思无虑、清静本心、不起妄念，如此虔诚祷告，方能感应。没有一个妄念，就是真诚之心、清净之心、恭敬之心。“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说的是人只有充分扩张自我善良本心，才是顺应人之本性，就是知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才是真正的正确对待天命。如此，勿论长寿短命，在儒家看来都是没有分别的，都是是一非二的，我们不应当去二分“夭”与“寿”，应当安心培养本性，从容面对天命。
道家庄子的《齐物论》也体现了“不二”的辩证思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之间最大的是秋天鸟兽的细毛，而泰山为最小。小孩子生下来就夭折是寿命最长，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实在是短命。大小没有绝对的标准，所谓夭折和长寿也不是截然两分的。空间的大小，寿命的长短，都是人主观二分的结果，没有绝对的标准。是非、善恶都是由于我们有所区分的心念所生成的。具体说来，我们若视丰足和短缺是一样的，就可以在贫富方面乐天知命，不被贫富所牵累。《论语》中的颜回能安贫乐道，大为孔子所欣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如果我们视穷困潦倒和官运亨通没有差别，就可以在命运富贵还是贫贱方面顺应天命，不为贵贱所烦恼。并且儒家对于不义之富贵是不屑一顾的。《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孔子对于清贫的生活甘之如饴；对于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则如过眼云烟而不足取。求取富贵须合于“义”与“仁道”，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君子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在短命和长寿之间不起分别之心，那我们就可以在生死大事上了脱执着之心。
人生在世，死生之事最为重要，在生死问题上得大自在，则对于人生所有的顺逆都能得到觉悟。对短命和长寿不起分别执着，就能对一切祸福凶吉都不起分别执着。所以世上唯有“觉者”能安身立命。
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汝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余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评注】命运能否被改变，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应当是勤勉修身而又能安心等待。改变命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积累和勇猛精进。修德之功日深，命数自然能够好转，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只有时时刻刻存养我们的德性，才会获得福报。这里特别要强调“修”，修即修正。佛教中“业”为造作之义。如身之所作，口之所语，意之所思是为身、口、意三业。身业如杀生、偷盗、邪淫、酗酒等事；口业如恶口、两舌、绮语、妄语等之言语；意业如贪、嗔、痴等起心动念。正因为我们的身心存在过往诸多恶念，造下诸多恶业，故而应当修德进善、彻心改过，一直到完全治疗根绝为止。身心中的恶念恶行，永远将其断除灭断。
修身积德切不可希望早得善报，心存非分之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者不能得豆，种豆者不能得瓜。我们要把非分的心念除掉，有丝毫念头起灭都应当斩绝灭尽。所谓斩草要除根，恶念如同蔓草滋生于心，只要有一点空间，都能丛生蔓延，侵蚀我们的心灵。总之，不能生起一丝一毫对福报的觊觎之心，不可有一丝一毫对功利的迁就迎合之态。孟子还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个放心可以说就是断除妄想、分别、执着，恢复我们的真心本性，这才是真正求学问道的态度。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就是直达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做到这样的程度才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才是理解了真正的立命之学。
凡夫俗子们是很难做到不起心动念的，如何才能控制心中的念头？唐代王维曾有诗云“安禅制毒龙”，这里的毒龙就是指我们的心念。云谷禅师见了凡先生未必能做到不起心动念，便教给他持准提咒。准提又作准胝、准泥、准提观音、准提佛母、佛母准提，意译作清净、护持佛法，是为短命众生延寿护命的菩萨。云谷禅师这里是教授了凡先生“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圆修圆证之法。《华严经》中“一修一切修”：所谓上根大智之人，全性起修，了修即性，修性不二，事理互融。烧香散华，无非中道；习禅诵经，尽是真如。是故一行修，则一切行无不修。念佛、念咒也有功夫，其境界也分层次。“记数”是最低的功夫，从记数到“无记无数”，再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在持准提咒念佛时要能做到无记无数，不令间断，要达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境地。功夫要能做到一片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就可不起心动念了。上乘的功夫是理一心不乱，中等的功夫是事一心不乱，下等的功夫是功夫成片，修学一定从功夫成片，再提升到事一心不乱，再提升到理一心不乱。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古人的名是由父母所取，轻易不可更改，除了名以外还有“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二者相表里，又称“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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