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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千年海曙》编委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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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文脉

经世文脉试读:

序一

海曙,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1200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它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派,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粹,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家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屠氏文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曾有过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石,明之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袁牧之、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这一切都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以1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全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时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于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区独特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序二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和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宁波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宁波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一千一百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宁波的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口集聚,望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校、藏书楼、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波的城市中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个在海曙。

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园巷、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氏、史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家风文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出生成长,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方等方面对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工艺、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了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必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年将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总述:浙东学派与海曙

什么是浙东学派?狭义的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与史学的经史学派,由于这些代表人物的籍贯均在浙江东部,故为浙东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古代历史上往往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 (甬 )、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宁波绍兴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宁波,内河航运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相对开放,这为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崛起,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学术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延续时间很长,由宋至清;分布地域很广,浙江东部各地均有代表人物;学派中人物也很多,经粗略统计就有数百人,他们的著作繁多,思想主张也有很多不同,大致说来浙东学派的流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宋学,主要学派代表是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金华人吕祖谦。他对外“力主抗金”,对内要求改革弊政;为学提倡“明理躬行”,治经史的目的是“致用”。在他的影响下,金华学派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他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永康市),永康学派“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功之学”,反对空谈。而在宁波,有四明学派,学术思想上承陆九渊心学,以传授、传播陆的学说为主。四明学派的学者办书院,集中在今宁波月湖一带讲学。代表学者有明州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

第二个阶段是南宋末年至元代的东发学派,由南宋末年哲学家、儒家学者黄震创立。黄震,慈溪人,字东发,学派因此而得名。黄震认为“理”是“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准则,所谓的“道”就是日用常行之理,重事功实用,斥空谈性理人心之学。

第一、二阶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是浙东学派的先声。浙东学派的崛起是在明代。

第三个阶段是明代的姚江学派,创始人是明代大儒王守仁,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结晶是《传习录》,由其门人所辑,在中国及日本都传播甚广。王守仁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生前的教学活动遍及浙江、贵州、江西等区域,门徒众多,上至明朝廷的名公重臣,中有地方官员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商贾。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第四个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浙东学派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史学和日本史学。

个人以为,浙东学派其实就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大筐,里面装的东西比较丰富,也比较驳杂,但由于浙东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所以总体来说浙东学派有比较突出的学术取向,即“经世致用”。经世就是治理世事,致用就是尽其所用,经世致用就是要求读书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准则,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其实在中国古代,做学问一直就有两条线,一是实用之学,一是玄虚之学。实用之学就是要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但是许多读书之人往往不事生产,苦读经书,对于社会实际问题不很了解,所以被人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鉴于此,有些志向高远的书生就立志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矛盾,面对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的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如何理政。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把“修身”放在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在思想上行动上往往将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许多理学家走上了虚幻的“穷理”之途,并将对“理”的认识僵化、保守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使其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成为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学究、腐儒,而与现实的隔膜,也使得理学逐渐走向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心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所以可以说,那些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以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士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学和士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更为强烈,并一以贯之,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不绝如缕,虽屡经战乱而不亡,在这点上,可以说经世思想确实有存亡继绝之功。而时至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用自己的私欲来取代天下的公心,其中所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可以说,《明夷待访录》等书中蕴含的思想,是对传统实学的一种超越,而浙东学派很荣幸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尾声。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迫使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也归于沉寂,并在历史的沉积中默默孕育新变,等待再次辉煌的时刻。

赞曰:东海滔滔,浙水悠悠。学者辈出,唯实是求。亦经亦史,溯源追流。为国为民,夙夜心忧。苦思孤诣,以行探纽。中华复兴,浙学未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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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山人,谥文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8)。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被封为新建伯,后追赠新建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文学家,心学之集大成者,儒释道皆精,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学至今流传甚广。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曾在故乡余姚越城南二十里筑阳明洞,自号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文学家,是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也是“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王阳明的一生,有着惊心动魄而又独特的经历;他的功业,立德、立功、立言兼备,因此被后世学者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日本,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王阳明是东晋大臣王导的四十世孙,也算名门之后,他虽然并非王羲之的嫡传后裔,但有宗亲关系。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超过了十个月,却毫无生产征兆,直到十四个月后,王阳明才出世。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街坊间都流传这件异事,称呼他居住的地方为“瑞云楼”。

王阳明5岁时仍然不会说话,家里人非常担心,以为他有什么毛病。恰好那年有一位高僧经过他家,看到他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就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把他取名为“云”,道破了王阳明不平凡的出生,于是他的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王阳明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一天背诵祖父所读过的书,家人惊讶地问他,他说:我听祖父在读书时就记住了。

成化十七年(1481),王阳明9岁,他的父亲王华中了状元。第二年,王阳明随祖父到北京,经过金山寺,祖父和朋友酒酣,准备赋诗,正在沉吟思考之时,王阳明在旁边赋诗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这首诗气度不凡,让客人大为惊叹,于是又让他为蔽月山房赋诗。王阳明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诗虽然浅近,但其中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在京城,王阳明上了私塾,直到13岁。那一年,也是让他悲伤的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有一天,他与同学走在长安街上,遇到一名相士。相士看到他后非常惊异,对他说:“我现在为你相面,你以后要记住我的话:‘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王阳明受到很深的感触,成圣的种子就此种入心田,以后他每次读书便静坐凝思。有一次,他问自己的塾师:“何谓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即便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他的父亲听说后笑着问他:“你想做圣贤是吗?”当时国家朝政腐败,战事四起。明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他博览各种兵法秘籍,遇到志同道合的好友便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15岁时他就屡次想上疏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结果被父亲臭骂一顿。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达一个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他心中就已经有了征战沙场、为国立功的愿望。

王华对儿子的管教极严。王阳明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又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王华虽然屡次责备,王阳明却总是无法改正,一气之下,王华就把家中的象棋投入河中。王阳明无奈,还为此写了首诗:“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这首诗非常有趣,把象棋中的各个棋子入河都编成了剧情,而最后一句则表现出他的豪情。王阳明也非常顽皮,他的继母待他不好,他竟然买通巫婆捉弄继母,反而使得继母从此善待他。

明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16岁,农历七月,他亲自到江西洪都(今南昌)迎娶新娘。新娘诸氏是王阳明的表妹。但是在婚礼当天,王阳明出去闲逛,偶入铁柱宫,遇到一个道士,便和他行礼交谈起来,王阳明对道士的养生之道很感兴趣,两人交谈甚欢,就聊了一夜,把婚礼抛到了脑后,直到第二天,他的岳父派人找到他才把他带回来。结婚后王阳明暂住在江西,他在那里无法读书,就开始练习书法,等他离开的时候,他的书法也有了很大的长进。王阳明曾经告诫自己的学生说:“我一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对着古帖临摹,但是只能形似。后来我每次练字,拿着毛笔不轻易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而久之才通晓书法。后来在程颢先生的书中读到,‘我写字非常认真,不是只想把字写好,而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本身就是学问’。于是我才知道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心中精诚通透,自然字也就能写好了。”后来他与学者讨论什么是格物,常常举此为证。第二年农历十二月,王阳明和夫人回余姚老家,乘船到广信的时候,他去拜见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娄谅,娄老先生向王阳明讲授格物致知之学。所谓格物就是指寻求“理”的方法,因为宋儒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想要知道这个理就得通过“格”,也就是要探究的意思。最后娄老先生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话说到王阳明心里去了。从此,王阳明信心十足地踏上了成圣的道路,渐渐地收敛了顽皮的性情。

弘治三年(1490),王阳明的父亲吩咐堂弟王冕、王阶、王宫和妹夫给王阳明讲课,分析经书,探讨义理,准备让他走上科举之路。王阳明白天上课,到了夜里,其他人都休息了,他却刻苦学习先儒的著作,结果给他讲课的长辈看他进步如此迅速,都自愧不如。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21岁,在浙江乡试中很顺利地中了举,成为举人,取得了继续参加考试的资格。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他下决心穷尽竹之理,于是对着自己住处的竹子静坐深思,“格”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的故事。

弘治六年(1493)春季,王阳明没能顺利通过会试,很多人都来安慰他。内阁首辅李东阳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你就试一试做一篇下一次科举中状元的赋吧。”王阳明拿起笔来,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赋,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果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结果他再次参考科举时,嫉妒他的人就故意作梗,让他再次落第。和他一起考试未中的人感到非常羞愧,他却安慰落第者说:“世上的人都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一句话,便充分展现了他的豁达心胸。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在龙泉山寺结了诗社。有一位退休的官员平时自以为很有才学,和王阳明一起登龙泉山,下棋联诗,但总是发觉王阳明的诗句更胜一筹,于是甘拜下风。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26岁,又回到京城,他苦学诸家兵法,经过一番用功,什么兵法、阵局、军事案例,都不在话下。两年后,28岁的王阳明接连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名列二甲第七,进入观政工部成为他踏入官场的第一步。工部是古代中央官署的六部之一,负责掌管工程营造事宜。王阳明就是到工部观摩学习的实习生。但是他还是喜欢军事,上疏皇帝提出边境防御的建议。出差督造工程时,也用兵法指挥民工,休息、吃饭都很有章法,有空时就试着演练军阵。一年后,王阳明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可以说是小小地升了一级。

弘治十八年(1505),34岁的王阳明在北京以立志成圣为宗旨公开讲学,顿时引来“标新立异”“大言好名”的责难之声,但知音不久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新科进士谌若水。殿试一结束,谌若水就去拜访王阳明,二人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互相勉励。5月,明孝宗病故,年仅15岁的武宗即位。宦官刘瑾引诱武宗玩乐,并因此受宠,专权害政,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大批忠臣、直臣被捕杀害。明正德元年(1506),朝中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言官交章论奏,请诛刘瑾,却被刘瑾诬为奸党。朝中刚正的大臣戴铣和薄彦徽等上疏给皇帝,揭发刘瑾忤旨的罪行,也都得罪了刘瑾。为救戴铣等人,王阳明毅然上疏,因此触犯了权倾一时的刘瑾,遭到了残酷的报复——王阳明被捕入狱,廷杖四十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作驿丞。第二年,36岁的王阳明在去龙场驿的途中经过钱塘,他发现有人暗中跟随,怀疑是刘瑾派来的杀手,于是伪装成投江自杀,实际却搭乘商船到舟山,但不巧遇到台风,船随风漂泊直至福建.王阳明因担心被自己连累而被逐出北京的父亲,便由福建至南京探望父亲,随后又回到余姚探望祖母,再正式启程往贵州,直到正德三年(1508)春天才到达龙场驿。

在古代,驿站是供传递公文的差役和过往官吏换马和住宿的处所。龙场驿建于明洪武年间,地处万山丛林之中,瘴疠蛊毒弥漫,环境险恶,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语言不通,唯一能通话的只是从中原逃亡来的亡命之徒。王阳明到任后竟无居住的地方,只能在驿站南二里的龙岗山中搭一所茅屋。因为水土不服,随从都病了,王阳明便亲自劈柴、取水,做饭给他们吃,又怕他们在这穷乡僻壤思念家乡而抑郁,便给他们背背诗,或是唱些家乡小曲,还讲笑话给他们听,当作消遣。

后来,他在龙岗山上发现一个天然洞穴,就在洞中居住,终日默坐洞中研读《易经》,并把这个洞命名为“玩易窝”。之后,他又发现一个山洞,当地人称之为“东洞”,在移入洞中居住后,他称其为“阳明小洞天”。在洞中,他静思默想,研读经书。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王阳明也正是在龙场的艰苦生活中得到了锤炼。他认为自己原来能超脱于得失荣辱,只是还未能看破生死,就加强自己的静坐修养。他总是在想:“如果圣人在我这样的境地,他们会怎么说?”反复思考之下,他突然于某一天的半夜悟出格物致知的大道,认为圣人之道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从事物中去推求所谓的理是错误的,他禁不住欢呼雀跃,把睡着的仆人都吵醒了。于是,阳明心学创立了,“心即理”说也正式提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

他从心即理说出发,与“五经”相互印证,认为都是吻合的,于是写出《五经臆说》,认为对“五经”原旨的解读,不必拘泥于古人。王阳明在针对当时上至位列朝班的重臣,下至各地朝廷命官,普遍存在知行脱节、言行相背,以及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遂使知行分离等弊端,提出“知行合一”说。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意思就是说:当你没有看到那些花时,那些花就与你的心一起归于寂寥。当你看到那些花时,那些花的美丽姿容,就明丽而清晰。由此便可知,那些花并不在你的心之外。一问一答,很有哲理和诗意。

由于王阳明对于万事都和善处之,时间一长,他与当地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王阳明构建了两间小屋和一座亭子,分别命名为“何陋轩”“宾阳堂”和“君子亭”。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他认为,当地苗夷百姓虽然没有读过书,未学习过礼仪,但生性纯朴,只要施以教育,同样能够成才。他在东洞给苗夷儿童讲学之事传开后,方圆百里的诸生纷纷前来求师学艺。于是他就在何陋轩创办了龙岗书院。书院条件非常简陋,缺桌少凳,诸生只能席地而坐听他讲课。王阳明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或采取学生提问解答的方式,或采取互相讨论的方式,有时也采用娱乐的方式,教学生弹琴、骑射,有时又采取带领学生参加劳动的方式,让学生在劳动中获取知识。他亲自带领学生修造房屋,修整书院,采集野菜,种植谷物和蔬菜,挑水煮饭等。王阳明在龙岗的讲学,引起了当地官吏的关注。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仰慕王阳明的人品和学识,便致函邀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因病没有去。明正德四年(1509),毛科离任,席书继任提学副使,再次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席书此前与王阳明多次接触,推崇他的心学主张,谈话也较为投契。王阳明便接受了他的邀请,在文明书院,他首次阐述了他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开贵州修文教育之先河,使龙场成为当时贵州的教育圣地;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提高了贵州的教育水平,活跃了贵州学术研究之风。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有两篇是在贵州时所作。一篇是千古而下也不磨灭的《瘗旅文》,全篇贯穿着激情,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泣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无不让人感动。另一篇是《象祠记》(“象”并非大象,而是舜的异母弟),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正德四年(1509)年末,王阳明升江西庐陵(今吉安)知县,38岁的王阳明于次年三月到任,他在庐陵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把庐陵治理得井井有条。十一月,王阳明进京。十二月,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1511)十月,王阳明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次年三月,王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1513)二月,他回到绍兴山阴省亲。五月,王阳明大弟子徐爱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王阳明同舟归越,还游了四明山。自此,王阳明结束了在南京两年的官宦生涯。十月,到安徽赴任,因地僻官闲,讲学活动开始兴盛。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五月到南京。此时王阳明的讲学规模又有了发展。43岁的王阳明在南京的讲学内容,主要以存天理去人欲为主。

正德十年(1515),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处发生民乱。次年,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王阳明开始处理军务。当时,江西南部一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王阳明赴任时经过万安,路遇流贼数百人沿途抢劫杀人,许多商船都不敢走,王阳明便把商船联合在一起,结成阵势,高举旗帜,击响战鼓,假装要进攻流贼,那些流贼一看对方势大,便跪倒在地,大声喊:“我们都是因饥荒而逃难的难民,请你们救救我们吧。”王阳明让舟靠岸,令随从宣告:“到江西后,我就会派遣官员安抚你们,你们不得胡作非为,否则定斩不饶。”那些流贼听了王阳明的话后,非常害怕,都听从他的话散去。到任后,王阳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王阳明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因而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阳明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他还推行十家牌法,将十户人家编为一牌,写明各户的籍贯、姓名、年纪相貌、行业,每天由一家挨家挨户地按照牌子检查,如果发现陌生可疑的人,就报官追查,如果隐瞒,就十家连坐。他还训练民兵,选择强壮有力的士兵,淘汰老弱病残,增加各地的军事实力,形成较严密的防守网。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在上杭屯兵,遇敌后假装撤退,当敌人追击时却出其不意地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阳明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王阳明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敌巢八十四个,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浰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阳明率领书生和偏师,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盗贼,当时的人都惊呼阳明用兵如神。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王阳明以祖母生病为由上疏请求归家,但没有被批准。是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四世孙,朱权在靖难之役中被朱棣胁迫共同反叛,朱棣本答应事成后平分天下,但后来不但没有实践诺言,反而剥夺了朱权的兵权,并将宁王驻地迁往南昌,朱权一直对此十分不满。弘治年间,朱宸濠继宁王位,术士说他有异表,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再加上明武宗一直没有子嗣,朱宸濠因而心怀异志。早在正德二年(1507),朱宸濠就贿赂当权的太监刘瑾,意图恢复护卫,后来刘瑾被诛,朱宸濠又勾结武宗的宠臣钱宁等人,最终得以恢复亲兵护卫,并蓄养死士,随意处置地方文武官员和无罪百姓。宁王与其手下李士实、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人日夜密谋,企图起兵推翻武宗。同时谋求自己的儿子入嗣武宗,以取得皇位,还私造佛郎机铳。正德十四年(1519),太监张忠、御史萧淮等先后告发宁王罪行,武宗因而下旨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之田。宁王于是在当年六月十四日在南昌起兵造反,趁南昌官员到王府给自己庆贺生日时,诈称武宗非明孝宗所亲生,自己奉太后密旨,入朝监国,杀江西巡抚孙燧和江西按察副使许逵,革正德年号,集结兵力号称十万人,并传檄各地,指斥朝廷,迅速出兵攻占了南康、九江,计划出兵攻取南京,进而北上。

王阳明在平定盗贼后已经将兵符上交兵部,手中无兵。于是他匆匆逃过宁王的追捕,立即返回吉安,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当时,王阳明最为担心的,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直接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于是王阳明虚张声势,利用假情报,扰乱宁王的视线,使他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形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所进献的攻取南京的策略有诈。宁王因此有半个月时间都在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则利用这一时机集结兵力,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渡过长江进攻安庆。王阳明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阳明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提出应该紧急援救安庆,王阳明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王阳明由于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占领南昌后,王阳明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师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击,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随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宁王眼见局势不妙,急忙调防守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阳明则派几路大军迎战并攻取南康。这一仗是关键的一战,打得非常激烈,官军一度退却,王阳明的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决一死战,终于打败了敌人。宁王的军队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百金,负伤赏千金,命令他们全力拼杀。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阳明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王阳明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宁王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他文武大臣也都成了阶下囚。不久,曾被宁王夺占的各城也相继被官军收复,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宁王之乱从起事到兵败仅四十三天,王阳明在平定这场战乱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尽最大可能保护了江南百姓,避免明王朝再次发生类似靖难之役的惨剧。

听说宁王反叛后,明武宗反而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上一仗,便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名出征,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听说王阳明已经打败并俘获宁王,觉得很是扫兴。明武宗身边的一些奸臣便挑唆把宁王放回鄱阳湖,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将后者亲自俘获。王阳明得知后,赶紧押解宁王到南京,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张永说服武宗,最终结果是在明武宗到了南京后,象征性地释放宁王,再让皇帝俘虏。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病死,由于没有子嗣,立从弟朱厚熜为帝,也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即位后便召王阳明入京,准备委以重任,却被与王琼有矛盾的宰相杨廷和所阻。新朝廷追录平叛之功,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却不赴任,告假省亲。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赐建“新建伯府第”。

明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病逝,他回老家服丧。三年期满,仍为权臣所阻,没有被起用,在家待了六年之久。其间,他讲学绍兴,门徒大盛。嘉靖六年(1527),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朝廷下诏让王阳明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疏争辩王阳明的功绩,请朝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的有功之臣,明世宗都同意了。十二月,王阳明的军队来到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王阳明战功赫赫,惶恐无计,很快就向王阳明投降。第二年二月,王阳明率部队抵达南宁,卢苏、王受刚刚归降,希望立功自赎。王阳明于是派遣部下前往商谈,并命令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等率领湖广士兵,袭剿断藤峡叛军。随后部署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定四月初二日分别抵达目的地。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士兵抵达,都逃匿于深山险谷之中;又听说卢苏、王受归降,王阳明进驻南宁,都以为王阳明要花上不少时间调兵遣将,于是防备松懈。却不料湖广兵全部偃旗息鼓地驰马突击,与明军一同进攻,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明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接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阳明密檄部下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阳明的大军打败,溃军被副将沈希仪被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嘉靖七年(1528)十月,王阳明的肺病和足疮加剧。本来他就是带病出征的,而繁重的军务和政事,使他日夜操劳不止。他上疏请辞,推荐人代理,并未等到朝廷的命令就踏上了归途,但是当他行至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大余县)时,病情恶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王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年57岁。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王阳明。

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四句教。意思是: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来遮蔽的心,是天理,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它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然地能够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很多人都认为心学是空谈,玄之又玄,似乎与百姓日常无关,其实不然,王阳明是很重视躬行的。例如孝顺父母,有的人是有意为孝,而不是因为敬爱父母、感恩亲情而孝,因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孝,这些人在对待父母时往往有所矫饰,是做戏给别人看,以博取孝之名。只有真正明了孝是自己心中自然的欲望,在实际行动中也就能自然而然地从父母的需求去体贴、孝顺。这种孝就是顺乎本心,是纯粹的、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扩充到事事物物,从而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坦率地说,王阳明的心学受佛学影响较大,良知与佛性近,“人人可以为圣人”也与“人人皆可成佛”近。

王阳明创立的姚江学派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心学体系,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东亚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峰。姚江学派自建立之后,在中国及日本都衍生了很多心学流派。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阳明学成为日本显学之一,日本很多兵家政要都是阳明学的信徒,如西乡隆盛等,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曾说过:“一生伏首拜阳明。”

赞曰:立志为圣,孜孜以求。且学且思,格竹格物。身处逆境,穷而后通。标异儒先,别开生面。用兵制胜,智虑无遗。心学流传,阳明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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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国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他的乡约模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5(2):76-84.

海内鸿儒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他一生著述丰富,有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浦口村,现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年间的进士。黄宗羲13岁时回余姚,赴郡城应童子试,经过一座空楼,听到有笑语弈棋的声音,于是登上空楼察看,初见有五六人仓皇躲避,他急忙追赶,却只看到五通神的塑像设在那里。虽然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且年纪尚幼,他却一点不害怕。

14岁,黄宗羲随父来到北京。他的学业是由他的父亲黄尊素亲自指点的,他对科举不怎么感兴趣,反而偷偷买小说看,好在他的父亲很开明,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这些杂书也足以开启他的智慧,黄宗羲因而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他自己喜欢的各类著作。

他的父亲在京城为官,任监察御史,官衔虽然不高,却是朝中重要的言官,面对错综复杂的党争,坚定地站在东林党的一边。明天启四年(1624)黄宗羲15岁时,一批被东林击败的官员及与东林对立的势力,纷纷投靠当朝太监魏忠贤,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败国的罪行。黄尊素也挺身而出,向朝廷陈述“十失”,弹劾魏忠贤,语气十分强烈,引得魏忠贤大怒,本欲矫诏廷杖黄尊素,幸有大臣极力相救,才仅仅是罚扣一年俸禄。不久后,内阁中书汪文言被魏忠贤一党投入监狱。汪文言是东林击败齐、楚、浙“三党”最得力的人物,为人聪明讲义气,在朝的东林党人很多都与他关系亲密,而且他知晓许多机密,所以他的被捕可能危及在朝的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魏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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