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千年海曙》编委会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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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文脉试读：
序一
海曙,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1200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它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派，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粹，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家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屠氏文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曾有过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石，明之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袁牧之、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这一切都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以120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全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时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于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区独特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序二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和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宁波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宁波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一千一百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宁波的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口集聚，望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校、藏书楼、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波的城市中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个在海曙。
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园巷、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氏、史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家风文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出生成长，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方等方面对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工艺、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了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必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年将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总述：浙东学派与海曙
什么是浙东学派？狭义的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与史学的经史学派，由于这些代表人物的籍贯均在浙江东部，故为浙东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古代历史上往往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浙西”，而宁 (甬 )、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均属“浙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宁波绍兴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宁波，内河航运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相对开放，这为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崛起，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学术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延续时间很长，由宋至清；分布地域很广，浙江东部各地均有代表人物；学派中人物也很多，经粗略统计就有数百人，他们的著作繁多，思想主张也有很多不同，大致说来浙东学派的流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宋学，主要学派代表是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金华人吕祖谦。他对外“力主抗金”，对内要求改革弊政；为学提倡“明理躬行”，治经史的目的是“致用”。在他的影响下，金华学派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他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永康市），永康学派“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功之学”，反对空谈。而在宁波，有四明学派，学术思想上承陆九渊心学，以传授、传播陆的学说为主。四明学派的学者办书院，集中在今宁波月湖一带讲学。代表学者有明州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
第二个阶段是南宋末年至元代的东发学派，由南宋末年哲学家、儒家学者黄震创立。黄震，慈溪人，字东发，学派因此而得名。黄震认为“理”是“四时行，百物生”的自然准则，所谓的“道”就是日用常行之理，重事功实用，斥空谈性理人心之学。
第一、二阶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是浙东学派的先声。浙东学派的崛起是在明代。
第三个阶段是明代的姚江学派，创始人是明代大儒王守仁，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结晶是《传习录》，由其门人所辑，在中国及日本都传播甚广。王守仁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生前的教学活动遍及浙江、贵州、江西等区域，门徒众多，上至明朝廷的名公重臣，中有地方官员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商贾。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第四个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浙东学派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史学和日本史学。
个人以为，浙东学派其实就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大筐，里面装的东西比较丰富，也比较驳杂，但由于浙东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所以总体来说浙东学派有比较突出的学术取向，即“经世致用”。经世就是治理世事，致用就是尽其所用，经世致用就是要求读书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准则，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其实在中国古代，做学问一直就有两条线，一是实用之学，一是玄虚之学。实用之学就是要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但是许多读书之人往往不事生产，苦读经书，对于社会实际问题不很了解，所以被人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鉴于此，有些志向高远的书生就立志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矛盾，面对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的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如何理政。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把“修身”放在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在思想上行动上往往将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许多理学家走上了虚幻的“穷理”之途，并将对“理”的认识僵化、保守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使其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成为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学究、腐儒，而与现实的隔膜，也使得理学逐渐走向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心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所以可以说，那些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以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士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学和士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更为强烈，并一以贯之，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不绝如缕，虽屡经战乱而不亡，在这点上，可以说经世思想确实有存亡继绝之功。而时至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用自己的私欲来取代天下的公心，其中所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可以说，《明夷待访录》等书中蕴含的思想，是对传统实学的一种超越，而浙东学派很荣幸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尾声。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迫使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也归于沉寂，并在历史的沉积中默默孕育新变，等待再次辉煌的时刻。
赞曰：东海滔滔，浙水悠悠。学者辈出，唯实是求。亦经亦史，溯源追流。为国为民，夙夜心忧。苦思孤诣，以行探纽。中华复兴，浙学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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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山人，谥文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8）。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被封为新建伯，后追赠新建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文学家，心学之集大成者，儒释道皆精，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学至今流传甚广。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曾在故乡余姚越城南二十里筑阳明洞，自号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和文学家，是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也是“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王阳明的一生,有着惊心动魄而又独特的经历；他的功业，立德、立功、立言兼备，因此被后世学者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日本，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王阳明是东晋大臣王导的四十世孙，也算名门之后，他虽然并非王羲之的嫡传后裔，但有宗亲关系。传说他的母亲怀他时超过了十个月，却毫无生产征兆，直到十四个月后，王阳明才出世。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街坊间都流传这件异事，称呼他居住的地方为“瑞云楼”。
王阳明5岁时仍然不会说话，家里人非常担心，以为他有什么毛病。恰好那年有一位高僧经过他家，看到他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就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把他取名为“云”，道破了王阳明不平凡的出生，于是他的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王阳明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一天背诵祖父所读过的书，家人惊讶地问他，他说：我听祖父在读书时就记住了。
成化十七年（1481），王阳明9岁，他的父亲王华中了状元。第二年，王阳明随祖父到北京，经过金山寺，祖父和朋友酒酣，准备赋诗，正在沉吟思考之时，王阳明在旁边赋诗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这首诗气度不凡，让客人大为惊叹，于是又让他为蔽月山房赋诗。王阳明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诗虽然浅近，但其中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在京城，王阳明上了私塾，直到13岁。那一年，也是让他悲伤的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有一天，他与同学走在长安街上，遇到一名相士。相士看到他后非常惊异，对他说：“我现在为你相面，你以后要记住我的话：‘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王阳明受到很深的感触，成圣的种子就此种入心田，以后他每次读书便静坐凝思。有一次，他问自己的塾师：“何谓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即便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他的父亲听说后笑着问他：“你想做圣贤是吗？”当时国家朝政腐败，战事四起。明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阳明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他博览各种兵法秘籍，遇到志同道合的好友便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游戏。15岁时他就屡次想上疏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结果被父亲臭骂一顿。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达一个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他心中就已经有了征战沙场、为国立功的愿望。
王华对儿子的管教极严。王阳明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又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王华虽然屡次责备，王阳明却总是无法改正，一气之下，王华就把家中的象棋投入河中。王阳明无奈，还为此写了首诗：“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这首诗非常有趣，把象棋中的各个棋子入河都编成了剧情，而最后一句则表现出他的豪情。王阳明也非常顽皮，他的继母待他不好，他竟然买通巫婆捉弄继母，反而使得继母从此善待他。
明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16岁，农历七月，他亲自到江西洪都（今南昌）迎娶新娘。新娘诸氏是王阳明的表妹。但是在婚礼当天，王阳明出去闲逛，偶入铁柱宫，遇到一个道士，便和他行礼交谈起来，王阳明对道士的养生之道很感兴趣，两人交谈甚欢，就聊了一夜，把婚礼抛到了脑后，直到第二天，他的岳父派人找到他才把他带回来。结婚后王阳明暂住在江西，他在那里无法读书，就开始练习书法，等他离开的时候，他的书法也有了很大的长进。王阳明曾经告诫自己的学生说：“我一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对着古帖临摹，但是只能形似。后来我每次练字，拿着毛笔不轻易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而久之才通晓书法。后来在程颢先生的书中读到，‘我写字非常认真，不是只想把字写好，而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本身就是学问’。于是我才知道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心中精诚通透，自然字也就能写好了。”后来他与学者讨论什么是格物，常常举此为证。第二年农历十二月，王阳明和夫人回余姚老家，乘船到广信的时候，他去拜见了当时的大学问家娄谅，娄老先生向王阳明讲授格物致知之学。所谓格物就是指寻求“理”的方法，因为宋儒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想要知道这个理就得通过“格”，也就是要探究的意思。最后娄老先生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话说到王阳明心里去了。从此，王阳明信心十足地踏上了成圣的道路，渐渐地收敛了顽皮的性情。
弘治三年（1490），王阳明的父亲吩咐堂弟王冕、王阶、王宫和妹夫给王阳明讲课，分析经书，探讨义理，准备让他走上科举之路。王阳明白天上课，到了夜里，其他人都休息了，他却刻苦学习先儒的著作，结果给他讲课的长辈看他进步如此迅速，都自愧不如。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21岁，在浙江乡试中很顺利地中了举，成为举人，取得了继续参加考试的资格。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他下决心穷尽竹之理，于是对着自己住处的竹子静坐深思，“格”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的故事。
弘治六年（1493）春季，王阳明没能顺利通过会试，很多人都来安慰他。内阁首辅李东阳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你就试一试做一篇下一次科举中状元的赋吧。”王阳明拿起笔来，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赋，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果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结果他再次参考科举时，嫉妒他的人就故意作梗，让他再次落第。和他一起考试未中的人感到非常羞愧，他却安慰落第者说：“世上的人都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一句话，便充分展现了他的豁达心胸。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在龙泉山寺结了诗社。有一位退休的官员平时自以为很有才学，和王阳明一起登龙泉山，下棋联诗，但总是发觉王阳明的诗句更胜一筹，于是甘拜下风。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26岁，又回到京城，他苦学诸家兵法，经过一番用功，什么兵法、阵局、军事案例，都不在话下。两年后，28岁的王阳明接连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名列二甲第七，进入观政工部成为他踏入官场的第一步。工部是古代中央官署的六部之一，负责掌管工程营造事宜。王阳明就是到工部观摩学习的实习生。但是他还是喜欢军事，上疏皇帝提出边境防御的建议。出差督造工程时，也用兵法指挥民工，休息、吃饭都很有章法，有空时就试着演练军阵。一年后，王阳明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可以说是小小地升了一级。
弘治十八年（1505），34岁的王阳明在北京以立志成圣为宗旨公开讲学，顿时引来“标新立异”“大言好名”的责难之声，但知音不久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新科进士谌若水。殿试一结束，谌若水就去拜访王阳明，二人一见定交，共以昌明圣学互相勉励。5月，明孝宗病故，年仅15岁的武宗即位。宦官刘瑾引诱武宗玩乐，并因此受宠，专权害政，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大批忠臣、直臣被捕杀害。明正德元年（1506），朝中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言官交章论奏，请诛刘瑾，却被刘瑾诬为奸党。朝中刚正的大臣戴铣和薄彦徽等上疏给皇帝，揭发刘瑾忤旨的罪行，也都得罪了刘瑾。为救戴铣等人，王阳明毅然上疏，因此触犯了权倾一时的刘瑾，遭到了残酷的报复——王阳明被捕入狱，廷杖四十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作驿丞。第二年，36岁的王阳明在去龙场驿的途中经过钱塘，他发现有人暗中跟随，怀疑是刘瑾派来的杀手，于是伪装成投江自杀，实际却搭乘商船到舟山，但不巧遇到台风，船随风漂泊直至福建.王阳明因担心被自己连累而被逐出北京的父亲，便由福建至南京探望父亲，随后又回到余姚探望祖母，再正式启程往贵州，直到正德三年（1508）春天才到达龙场驿。
在古代，驿站是供传递公文的差役和过往官吏换马和住宿的处所。龙场驿建于明洪武年间，地处万山丛林之中，瘴疠蛊毒弥漫，环境险恶，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语言不通，唯一能通话的只是从中原逃亡来的亡命之徒。王阳明到任后竟无居住的地方，只能在驿站南二里的龙岗山中搭一所茅屋。因为水土不服，随从都病了，王阳明便亲自劈柴、取水，做饭给他们吃，又怕他们在这穷乡僻壤思念家乡而抑郁，便给他们背背诗，或是唱些家乡小曲，还讲笑话给他们听，当作消遣。
后来，他在龙岗山上发现一个天然洞穴，就在洞中居住，终日默坐洞中研读《易经》，并把这个洞命名为“玩易窝”。之后，他又发现一个山洞，当地人称之为“东洞”，在移入洞中居住后，他称其为“阳明小洞天”。在洞中，他静思默想，研读经书。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王阳明也正是在龙场的艰苦生活中得到了锤炼。他认为自己原来能超脱于得失荣辱，只是还未能看破生死，就加强自己的静坐修养。他总是在想：“如果圣人在我这样的境地，他们会怎么说？”反复思考之下，他突然于某一天的半夜悟出格物致知的大道，认为圣人之道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从事物中去推求所谓的理是错误的，他禁不住欢呼雀跃，把睡着的仆人都吵醒了。于是，阳明心学创立了，“心即理”说也正式提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
他从心即理说出发，与“五经”相互印证，认为都是吻合的，于是写出《五经臆说》，认为对“五经”原旨的解读，不必拘泥于古人。王阳明在针对当时上至位列朝班的重臣，下至各地朝廷命官，普遍存在知行脱节、言行相背，以及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遂使知行分离等弊端，提出“知行合一”说。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意思就是说：当你没有看到那些花时，那些花就与你的心一起归于寂寥。当你看到那些花时，那些花的美丽姿容，就明丽而清晰。由此便可知，那些花并不在你的心之外。一问一答，很有哲理和诗意。
由于王阳明对于万事都和善处之，时间一长，他与当地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王阳明构建了两间小屋和一座亭子，分别命名为“何陋轩”“宾阳堂”和“君子亭”。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他认为，当地苗夷百姓虽然没有读过书，未学习过礼仪，但生性纯朴，只要施以教育，同样能够成才。他在东洞给苗夷儿童讲学之事传开后，方圆百里的诸生纷纷前来求师学艺。于是他就在何陋轩创办了龙岗书院。书院条件非常简陋，缺桌少凳，诸生只能席地而坐听他讲课。王阳明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或采取学生提问解答的方式，或采取互相讨论的方式，有时也采用娱乐的方式，教学生弹琴、骑射，有时又采取带领学生参加劳动的方式，让学生在劳动中获取知识。他亲自带领学生修造房屋，修整书院，采集野菜，种植谷物和蔬菜，挑水煮饭等。王阳明在龙岗的讲学，引起了当地官吏的关注。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仰慕王阳明的人品和学识，便致函邀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因病没有去。明正德四年（1509），毛科离任，席书继任提学副使,再次邀请王阳明到文明书院。席书此前与王阳明多次接触，推崇他的心学主张，谈话也较为投契。王阳明便接受了他的邀请，在文明书院，他首次阐述了他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开贵州修文教育之先河，使龙场成为当时贵州的教育圣地；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提高了贵州的教育水平，活跃了贵州学术研究之风。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有两篇是在贵州时所作。一篇是千古而下也不磨灭的《瘗旅文》，全篇贯穿着激情，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泣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无不让人感动。另一篇是《象祠记》（“象”并非大象，而是舜的异母弟），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正德四年（1509）年末，王阳明升江西庐陵（今吉安）知县，38岁的王阳明于次年三月到任，他在庐陵短短七个月的时间，把庐陵治理得井井有条。十一月，王阳明进京。十二月，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1511）十月，王阳明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次年三月，王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1513）二月，他回到绍兴山阴省亲。五月，王阳明大弟子徐爱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王阳明同舟归越，还游了四明山。自此，王阳明结束了在南京两年的官宦生涯。十月，到安徽赴任，因地僻官闲，讲学活动开始兴盛。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五月到南京。此时王阳明的讲学规模又有了发展。43岁的王阳明在南京的讲学内容，主要以存天理去人欲为主。
正德十年（1515），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处发生民乱。次年，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王阳明开始处理军务。当时，江西南部一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王阳明赴任时经过万安，路遇流贼数百人沿途抢劫杀人，许多商船都不敢走，王阳明便把商船联合在一起，结成阵势，高举旗帜，击响战鼓，假装要进攻流贼，那些流贼一看对方势大，便跪倒在地，大声喊：“我们都是因饥荒而逃难的难民，请你们救救我们吧。”王阳明让舟靠岸，令随从宣告：“到江西后，我就会派遣官员安抚你们，你们不得胡作非为，否则定斩不饶。”那些流贼听了王阳明的话后，非常害怕，都听从他的话散去。到任后，王阳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王阳明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因而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阳明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他还推行十家牌法，将十户人家编为一牌，写明各户的籍贯、姓名、年纪相貌、行业，每天由一家挨家挨户地按照牌子检查，如果发现陌生可疑的人，就报官追查，如果隐瞒，就十家连坐。他还训练民兵，选择强壮有力的士兵，淘汰老弱病残，增加各地的军事实力，形成较严密的防守网。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在上杭屯兵，遇敌后假装撤退，当敌人追击时却出其不意地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阳明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王阳明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敌巢八十四个，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浰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阳明率领书生和偏师，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盗贼，当时的人都惊呼阳明用兵如神。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王阳明以祖母生病为由上疏请求归家，但没有被批准。是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四世孙，朱权在靖难之役中被朱棣胁迫共同反叛，朱棣本答应事成后平分天下，但后来不但没有实践诺言，反而剥夺了朱权的兵权，并将宁王驻地迁往南昌，朱权一直对此十分不满。弘治年间，朱宸濠继宁王位，术士说他有异表，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再加上明武宗一直没有子嗣，朱宸濠因而心怀异志。早在正德二年（1507），朱宸濠就贿赂当权的太监刘瑾，意图恢复护卫，后来刘瑾被诛，朱宸濠又勾结武宗的宠臣钱宁等人，最终得以恢复亲兵护卫，并蓄养死士，随意处置地方文武官员和无罪百姓。宁王与其手下李士实、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人日夜密谋，企图起兵推翻武宗。同时谋求自己的儿子入嗣武宗，以取得皇位，还私造佛郎机铳。正德十四年（1519），太监张忠、御史萧淮等先后告发宁王罪行，武宗因而下旨收其护卫，令其归还所夺之田。宁王于是在当年六月十四日在南昌起兵造反，趁南昌官员到王府给自己庆贺生日时，诈称武宗非明孝宗所亲生，自己奉太后密旨，入朝监国，杀江西巡抚孙燧和江西按察副使许逵，革正德年号，集结兵力号称十万人，并传檄各地，指斥朝廷，迅速出兵攻占了南康、九江，计划出兵攻取南京，进而北上。
王阳明在平定盗贼后已经将兵符上交兵部，手中无兵。于是他匆匆逃过宁王的追捕，立即返回吉安，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当时，王阳明最为担心的，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直接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于是王阳明虚张声势，利用假情报，扰乱宁王的视线，使他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形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所进献的攻取南京的策略有诈。宁王因此有半个月时间都在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则利用这一时机集结兵力，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渡过长江进攻安庆。王阳明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阳明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提出应该紧急援救安庆，王阳明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王阳明由于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占领南昌后，王阳明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师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击，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随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宁王眼见局势不妙，急忙调防守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阳明则派几路大军迎战并攻取南康。这一仗是关键的一战，打得非常激烈，官军一度退却，王阳明的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决一死战，终于打败了敌人。宁王的军队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百金，负伤赏千金，命令他们全力拼杀。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阳明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王阳明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宁王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他文武大臣也都成了阶下囚。不久，曾被宁王夺占的各城也相继被官军收复，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宁王之乱从起事到兵败仅四十三天，王阳明在平定这场战乱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尽最大可能保护了江南百姓，避免明王朝再次发生类似靖难之役的惨剧。
听说宁王反叛后，明武宗反而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上一仗，便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名出征，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听说王阳明已经打败并俘获宁王，觉得很是扫兴。明武宗身边的一些奸臣便挑唆把宁王放回鄱阳湖，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将后者亲自俘获。王阳明得知后，赶紧押解宁王到南京，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张永说服武宗，最终结果是在明武宗到了南京后，象征性地释放宁王，再让皇帝俘虏。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病死，由于没有子嗣，立从弟朱厚熜为帝，也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即位后便召王阳明入京，准备委以重任，却被与王琼有矛盾的宰相杨廷和所阻。新朝廷追录平叛之功，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王阳明却不赴任，告假省亲。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赐建“新建伯府第”。
明嘉靖元年（1522）二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病逝，他回老家服丧。三年期满，仍为权臣所阻，没有被起用，在家待了六年之久。其间，他讲学绍兴，门徒大盛。嘉靖六年（1527），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朝廷下诏让王阳明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疏争辩王阳明的功绩，请朝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的有功之臣，明世宗都同意了。十二月，王阳明的军队来到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王阳明战功赫赫，惶恐无计，很快就向王阳明投降。第二年二月，王阳明率部队抵达南宁，卢苏、王受刚刚归降，希望立功自赎。王阳明于是派遣部下前往商谈，并命令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等率领湖广士兵，袭剿断藤峡叛军。随后部署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定四月初二日分别抵达目的地。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士兵抵达，都逃匿于深山险谷之中；又听说卢苏、王受归降，王阳明进驻南宁，都以为王阳明要花上不少时间调兵遣将，于是防备松懈。却不料湖广兵全部偃旗息鼓地驰马突击，与明军一同进攻，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明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接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阳明密檄部下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阳明的大军打败，溃军被副将沈希仪被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嘉靖七年（1528）十月，王阳明的肺病和足疮加剧。本来他就是带病出征的，而繁重的军务和政事，使他日夜操劳不止。他上疏请辞，推荐人代理，并未等到朝廷的命令就踏上了归途，但是当他行至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大余县）时，病情恶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于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王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时年57岁。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王阳明。
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四句教。意思是：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来遮蔽的心，是天理，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它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然地能够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很多人都认为心学是空谈，玄之又玄，似乎与百姓日常无关，其实不然，王阳明是很重视躬行的。例如孝顺父母，有的人是有意为孝，而不是因为敬爱父母、感恩亲情而孝，因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孝，这些人在对待父母时往往有所矫饰，是做戏给别人看，以博取孝之名。只有真正明了孝是自己心中自然的欲望，在实际行动中也就能自然而然地从父母的需求去体贴、孝顺。这种孝就是顺乎本心，是纯粹的、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扩充到事事物物，从而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坦率地说，王阳明的心学受佛学影响较大，良知与佛性近，“人人可以为圣人”也与“人人皆可成佛”近。
王阳明创立的姚江学派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心学体系，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东亚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峰。姚江学派自建立之后，在中国及日本都衍生了很多心学流派。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阳明学成为日本显学之一，日本很多兵家政要都是阳明学的信徒，如西乡隆盛等，据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曾说过：“一生伏首拜阳明。”
赞曰：立志为圣，孜孜以求。且学且思，格竹格物。身处逆境，穷而后通。标异儒先，别开生面。用兵制胜，智虑无遗。心学流传，阳明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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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鸿儒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他一生著述丰富，有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东浙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浦口村，现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年间的进士。黄宗羲13岁时回余姚，赴郡城应童子试，经过一座空楼，听到有笑语弈棋的声音，于是登上空楼察看，初见有五六人仓皇躲避，他急忙追赶，却只看到五通神的塑像设在那里。虽然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且年纪尚幼，他却一点不害怕。
14岁，黄宗羲随父来到北京。他的学业是由他的父亲黄尊素亲自指点的，他对科举不怎么感兴趣，反而偷偷买小说看，好在他的父亲很开明，不仅不生气，反而认为这些杂书也足以开启他的智慧，黄宗羲因而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他自己喜欢的各类著作。
他的父亲在京城为官，任监察御史，官衔虽然不高，却是朝中重要的言官，面对错综复杂的党争，坚定地站在东林党的一边。明天启四年（1624）黄宗羲15岁时，一批被东林击败的官员及与东林对立的势力，纷纷投靠当朝太监魏忠贤，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败国的罪行。黄尊素也挺身而出，向朝廷陈述“十失”，弹劾魏忠贤，语气十分强烈，引得魏忠贤大怒，本欲矫诏廷杖黄尊素，幸有大臣极力相救，才仅仅是罚扣一年俸禄。不久后，内阁中书汪文言被魏忠贤一党投入监狱。汪文言是东林击败齐、楚、浙“三党”最得力的人物，为人聪明讲义气，在朝的东林党人很多都与他关系亲密，而且他知晓许多机密，所以他的被捕可能危及在朝的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魏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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