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约瑟夫·古尔登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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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上）试读：

译者序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借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联军一度推回37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百年来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30年前在美国问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从一位美国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历时三载、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难以割舍的“有限战争”。一、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以下又简称“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九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The Coldest Winter），直到他于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着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1982年出版的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是美国研究朝鲜战争著述中少有的较早的综合性著作。美国政府1967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以25年、50年和75年为限，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古尔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朝战的档案，此后四年间采访了众多当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这部“内幕”之作，对患有“集体遗忘症”的美国公众不失为一服清醒剂。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和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笔者之见，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择取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凯旋班师、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记录，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1964—1975）。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不管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高才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对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总是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浑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提供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金正恩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二、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之日，也是美国史学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之时，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研究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谁的观点正确，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的“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三、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1950—1953》等，都属此列。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几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异。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不一而足——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编《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国学者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此书编者塔克还宣称，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七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使其铸成大错（第104－107页）。不仅如此，该书针对美国的盟军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对韩国军队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描述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应该指出，在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也就是军事科学院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忽略”。当然，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留美学者于2001年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在出版社审稿时遇到种种阻力，书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宫。笔者参与了“拯救”工作，据理力争后“死而复生”，深感美国出版界内部种种可以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穿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四、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举一个例子，90年代初在丹东落成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70年代，毛泽东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金日成不要再挥师南进。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金日成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突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双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光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五、30年后再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当我们开始翻译约瑟夫·古尔登刚刚出版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时，国际社会还处在两极体制，冷战不仅仍在继续，更有加剧之势：苏联在70年代的最后一周入侵阿富汗；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3月23日宣布实施旨在争取绝对核优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9月1日，苏联远东国土防空军击落一架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69人全部遇难；同年底，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的“帝国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当时还要等待两年才得以进入克宫，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刚刚进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进修。西方的政要、学者和军情人士中，无人预料到苏联“帝国”会在未来几年陷入危机而迅速崩溃。而在东北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

在对朝鲜半岛问题“向前看”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史学界也开始回头审视3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然而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将帅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和译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朝鲜战争档案仍未公开。这一状况在90年代出现根本改观，大量的回忆录和作品陆续问世。苏联解体后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淘金”，朝战研究才步入黄金时期。

而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国和国际的朝战研究蓄势待发却又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也是我们立即着手翻译的背景和动力。作为西方“修正学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而它所运用的大量刚刚解密的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尔登本人的批评性论述，也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3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朝战史学界似又回归“正统派”、对那场赢不了又放不下的战争开始歌功颂德（包括奥巴马本人）的时候，古尔登的书更突显其自身的价值。

古尔登的记述并非完美无缺，其文字时常流露对志愿军的轻蔑以至愤恨，对志愿军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释放战俘等，以美军标准的“口径”斥之为“宣传”。在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的第一版（内部出版，名为《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古尔登书中很多此类“不良”成分都被删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处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后的今天，中国稳步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中国朝战研究和出版系统也多产多收，一个日渐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读者群，无论对未来还是历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尔登的美式观念，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期待古尔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对朝鲜战争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鉴于此，在23年后再版时，我们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读者的审视力的相信和尊重。六、关于本书首次公开出版的一些说明

20多年后，原译者之一的谈锋和笔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对英文中的一些俚语、专业用语，尤其是军事用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次校译，谈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学严谨，文不厌精。30余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班读研时与其合译《李普曼传》，笔者就受益匪浅；此次与谈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译文不仅达意更能传神。磨铁图书责任编辑李葚和张庆丽以高度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特有的细微关注力，为出版界年轻一代之楷模。此书的重新校译，也得益于解放军出版社当年内部版的责任编辑倪齐生先生所提供的种种助力。经过这个团队的通力协作，我们相信，书稿质量有了相当的提升，译文更为精准，表达更为中文化。不仅如此，再译版还增补5万余字，包括李承晚、金日成等人物的生平，并首次收入了记叙麦克阿瑟解职后回国之行的两章内容。这些著名人物的活动细节，不仅突显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了动态的社会、政治全景。

23年易过，半岛时局却仍变幻莫测，各方话语亦多有差异，为此书的进一步“本土化”带来种种不便。在重新校订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原书特色。如“朝鲜”（Korea）与“北朝鲜”（North Korea）、“大韩民国/韩国”（ROK）与“南朝鲜”（South Korea）、“苏联”（Soviet Union）与“俄国”（Russia）、“满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译出。另如“汉城”“安东”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旧称，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度了解这场惨烈的“有限战争”，它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主导了东北亚时局，至今仍牵制着中美日俄朝韩的多边互动。* * *

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毕竟渐行渐远。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中国白山黑水间的18万志愿军英灵，那些以原始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使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线的百万壮士们，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奠基者们，他们在60年前的那场“有限战争”中的巨大奉献，却是后辈们心中永存的丰碑。于滨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2013年10月29日完稿于宾州卡莱尔市

本书缘起

我为了写一本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书，及至197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已经苦苦奋斗了一年，而且不是很愉快。我本想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美好年代》（The Best Years，1945—1950）一书的续篇。《美好年代》讲的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美国。遇到的问题很多都令人烦恼，因为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与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向一位相熟已久的老新闻工作者罗伯特·谢里尔抱怨这些问题。“见鬼，”谢里尔建议说，“别去理会全面的历史，写朝鲜战争好了。”谢里尔此人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他注意到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朝战的完整书籍。确实出了一些将军和政客的回忆录，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和修正的史料，它们在质量和可信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朝战的全貌呢？“这样的书还没有人写过。”谢里尔说。

谢里尔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我开始到处搜寻朝鲜战争的资料时，发现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奇：它们要么是按政府正常的解密时间安排，首次出现在公开领域，要么是通过《信息自由法》可以获取。因此，本书很大部分是依据了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五角大楼朝战文件”。通过《信息自由法》，我得以阅读华盛顿与其远东战地指挥官之间数以百计的电报（之前曾是绝密的），首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和马克·克拉克。我在国务院的电文中，看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真实看法，官方说法是“勇敢无畏”，私下则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如总统特使沃尔特·罗伯逊于1953年7月就这样说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班子提供的简报文件中，我看到了政策的形成过程。通过华盛顿一个相对精悍的、叫作中央情报局的新机构的定期评估报告，我得以观察战事的进展。在到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一个联邦档案库之行当中，我发现了许多尘封已久的板条箱，装的是远东司令部在朝战前和朝战中提供的《每日情报综述》。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难得一窥国家重要决策所依赖的原始情报数据。我奔波于各个军事图书馆、总统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档案馆，为进行访谈而旅行。足迹所至，看起来就像一场全国政治竞选的旅行日程，或者像是一名逍遥法外的银行大盗，飞快地开着一辆汽车，带着一张拙劣的地图，到处狼狈奔窜。

任何牵涉到调研工作的写书过程，偶然的运气经常不可避免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双方熟人的介绍，我得以同汉斯·托夫特进行多次长时间访谈。他是一名魅力十足的丹麦裔美国人，一位间谍大师。在朝战的早期阶段，他曾在朝鲜进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托夫特的住所离我在乔治敦的家只有几个街区，步行可达。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并辅之以过去行动报告的副本，甚至还有照片。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用过这些材料，托夫特回答说：“没有人问起过这些。”

还有一些有趣的资料则以环环相扣的方式获得。当迪安·艾奇逊准备写他的回忆录《诞生中的总统》时，他把国务院的原旧部轮流召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自由讨论——产生的记录多达数千页——以此来证实自己在出任国务卿期间的记忆。其中一位参与讨论者是保罗·尼采，他曾经一笔带过地提起，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有一次承认，自己任意篡改情报评估报告，以迎合上司的胃口。我写信给尼采，问他是否记得是从哪里听说威洛比讲过这样的话。尼采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单行距的信来回答我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有关威洛比的进一步的材料，最后还“顺便”建议我找查尔斯·伯顿·马歇尔谈谈。在朝战时期，马歇尔曾经是尼采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的同事。

几天之后，在弗吉尼亚郊外一处智囊机构内马歇尔和尼采共用的办公室里，我访谈了马歇尔，主要是有关在1951年春天杜鲁门政府企图主动进行和平谈判的事情。经过几小时成果颇丰的访谈，我开始收拾记录本和铅笔，这时马歇尔插进来说：“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托马森·杰弗逊·戴维斯吗？麦克阿瑟当陆军参谋长的时候他是副官。”

我承认说，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完全不熟悉。

马歇尔示意我坐回椅子，然后告诉我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和戴维斯都在华盛顿一个难民救助机构工作，经常一起共进午餐。戴维斯当时是一名准将，他曾与麦克阿瑟保持着友好但又实事求是的关系达十年之久。这种关系后来以痛苦而告终，当时麦克阿瑟把戴维斯踢出了参谋班子，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如此不忠，竟然打赌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40年的总统连任选举，而罗斯福正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敌人。戴维斯告诉了马歇尔很多有关麦克阿瑟的闲闻逸事……喔，是奇闻怪事，特别是他怎么对付女人。马歇尔一直把这些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直至1950年8月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官场引起了不安，因此马歇尔就劝说戴维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他在当麦克阿瑟私人副官、与麦克阿瑟朝夕相处时所观察到的情况。

戴维斯提供的材料（在本书引言中有记载）表明，麦克阿瑟此人过于反复无常，不足以委之以如此微妙的军事政治指挥大任。在195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根据戴维斯的备忘录采取行动。第二年春天，他们也没有在麦克阿瑟革职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证会期间，利用这些材料来反对麦克阿瑟。现在，以迪安·艾奇逊要求保罗·尼采帮助他写书为开端的一连串关系，使戴维斯对麦克阿瑟离奇古怪的个人行为的观察第一次得以公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莱斯利·坎特雷尔·史密斯，她在这个长达四年的航程中段参与其中，并且在此期间令人叹服地在旗舰和其他位置上尽力服务。约瑟夫·古尔登于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莱利威尔、朗德山、阿灵顿1981年6月

引言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

朝鲜战争（让我们还其本来的称呼）正是集以上说法之大成，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朝鲜战争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给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他们正在与一场起义进行苦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鲜战争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与美国很多不甚愉快的经历一样，朝鲜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战地司令官们又不能“把战争打到敌人（指中国）老家去”，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关于原子武器使步兵过时的梦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舆论不会支持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用以对付分散在数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只是由四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也许很明智地认为：这些原子弹应当保留下来，作为同苏联交战时的决胜王牌。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小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随着大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沉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没有本能地奋起捍卫自己的旗帜，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降低为乏味无趣且看起来又荒唐的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同样的几座山包。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诸如“伤心岭”“无名高地”等地点丧命，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颇盛的得克萨斯州，在一次喝着啤酒的讨论中，一位同学对我们当中应征适龄者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结。“小伙子们，”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朝鲜和淋病。”《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试图披露美国是如何卷入冲突，以及后来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又是如何决策的。本书的情节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年头里，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在这帮笨拙家伙（此语虽然强烈，但有事实为证）当中，以杜鲁门总统及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为典型。他俩的坚强意志常常在压力之下转化为十足的愚顽固执，他们为此大吃苦头，正如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一样。1950年6月，在北朝鲜挥师进入南朝鲜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四天之内就把美国投入了一场战争，美国军方对此未及准备，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被告知并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杜鲁门和艾奇逊“制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尽管他们从未公开这样说过，以便给莫斯科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而不致介入战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动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鲜人已经被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支军队（尽管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击退，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自己的精明强悍感到扬扬自得。

然后形势突变，急转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国人，这个远比北朝鲜人更令人生畏的劲敌进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绝望的几周中，联合国军处于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危险之中，成师的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围困在山野里；仅仅是由于马修·李奇微中将这位默默无闻的战争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军队才得以稳住阵脚，并使中国人停止前进。这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仓皇失措地把他们“显示美国意志”的行动降了级，给战争设置了种种限制，从而使胜利完全无望。当他们认识到两年后美国才具备向苏联直接挑战的能力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朝鲜战争被重新确定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杜鲁门和艾奇逊冒险行动的鲁莽轻率，以及向美国人民兜售其理由时之信口开河、文过饰非，在1952年底他们企图以停战来结束战争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所宣称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韩民国（这是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名称）的完整与独立，但是这些条件未能使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感到满意。这个年逾古稀、行为古怪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次呼吁过朝鲜的独立。李承晚认为自己将被置于今后的共产主义入侵的危险中，他不愿意在此条件下放弃他半个世纪的奋斗。他觉得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使美国从一场已经误入歧途的战争中脱身而要牺牲掉他，因此拒绝了停战条件。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另辟蹊径。如果李承晚不愿接受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将策动一场政变赶他下台，让一个可能更忠顺听话的军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继续顽抗，他将会被“除掉”。

在越南战争某个更为严峻的时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对一名电视记者说过：“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村庄，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说的是一个村庄而已；杜鲁门和艾奇逊则是要摧毁一个完整的政府，从而“拯救它”。值得美国庆幸的是，杀死顽固不化的李承晚这一建议尽管在官僚机构中历经繁文缛节，但是从未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这个建议只好被束之高阁。

杜鲁门—艾奇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这是为名誉而战。美国死敌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政权悍然入侵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以及它的苏联“恩师”）本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北朝鲜人公然蔑视联合国，选择了子弹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评价国家领导人，必须观其行为、究其动机。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 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在政治上却并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这位国务院官员在一次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调查中被判有伪证罪。这样，在1950年6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就因“对共产党温和”以及让亚洲最大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而遭到了共和党猛烈的批评。

在军事危机时期用以阻止行政当局冲动行事的一个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身穿军装的军方首脑实际是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从朝鲜战争第一天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问题之后，把南朝鲜当作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一笔勾销。那里的占领军应当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鲜入侵，美国也不得参与防卫。艾奇逊的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对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当艾奇逊劝说杜鲁门推翻既定的国策并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诫总统：他正在下达一个军方尚未准备好去执行的使命。

后来，更为丧气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对战争中的美国战地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失去了控制。他们允许他从精神实质上（如果不是从文字上的话）对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冒险地放手让他治军带兵，甚至他的排兵布阵使数万士兵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把他当作下级相待，而把他当成一个乖戾顽皮的孩童，必须加以劝诱哄骗方能使之从命。容许这些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欧洲统率过一支130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过的最大部队。但是布雷德利还是难以驾驭麦克阿瑟。布雷德利有一次哀叹道：“他对待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群小毛孩。”

麦克阿瑟当然不是一名稀松寻常的战地将军。1950年麦克阿瑟70岁，这位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是美国军队所造就的最令人恼怒的复杂人物，他融恺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于一身，游走于才华超群与乖张怪戾的一线之间。“麦克阿瑟亮丽耀眼的戏剧性表现（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说：“他本可以成为又一个约翰·巴里摩尔。”）使他周边的人要么对他阿谀奉承，要么轻蔑不屑。他那无比庞大的自我意识不允许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会有什么差错。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辩折服了怀疑者，使之追随他并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荣获13枚勋章（包括1枚荣誉勋章）。他似乎有时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感觉，觉得可以暴露于敌人炮火之前而安然无恙。（尽管如此，在他曾指挥的太平洋战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嘲笑他是“钻地洞的道格”——一个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摄影师，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这个绰号有失公允。）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而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荣获过各种荣誉，荣任过从西点军校优等生到参谋长的各种高位。从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之后，麦克阿瑟作为总督，把支离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阿瑟对他在日本的责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在战后都没有回到美国去接受传统的英雄凯旋仪式。他已经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没关系，他依然坚守其位。因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像是一个近乎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为他的遥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麦克阿瑟自负和刚毅的表层之下，是一团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和自虐。令麦克阿瑟不得安宁的是他那过于溺爱他的母亲萍姬·麦克阿瑟，所有的证据都明确证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认为她丈夫，一位内战时的将军和英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曾荣获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诸多褒奖）。多年来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陆军军方纠缠不清，直至那可怜的家伙去世。然后她将情感转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帮他赢得任命，进入西点军校，然后跟着他去了西点（她就居住在校园内的泰耶酒店里，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视野之内）。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骚扰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级官员写信敦促给他提升晋级，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一个无聊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20世纪20年代，麦克阿瑟有一次试图摆脱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离婚女子，这位女子几乎成功地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军队投身银行界。麦克阿瑟的母亲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当八卦专栏作家们报道麦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时，继续着她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麦克阿瑟急忙去了离婚法庭。

这是在1929年，这一幕刺痛了麦克阿瑟。只是因为新闻品位和《诽谤法》的缘故，这位备受渲染的将军才未被公开披露是一个戴绿帽和被抛弃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齐家又如何能带兵？对他的傲慢的另一个打击是在1932年。当时麦克阿瑟披挂全套作战服，指挥部队和坦克向那些穷愁潦倒的退伍军人开进。退伍军人们聚集在华盛顿讨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麦克阿瑟奉命把他们驱赶出令人可怜的宿营地。麦克阿瑟觉得这个任务很讨厌，但是他遵命执行。他被媒体嘲笑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国曾经指挥过的袍泽弟兄。

为此，麦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为陆军参谋长，他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绿树成荫的弗吉尼亚乡间的梅耶堡有一处优雅的居所。但是现在麦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间，而不是军方职务这种金鱼缸式的生活。他脑子里想着一些特别的乐子。

在一个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马斯·杰弗逊·戴维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卡罗拉玛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数几位密友知道这个隐居之地。麦克阿瑟在这里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时候一次两三名甚至四名，不过他只是作为一个尽情欣赏、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性伙伴。戴维斯在他有关与麦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忆录中说：他认为的欢乐时光就是把她们带进来共度夜晚。他从来没有搞她们，他只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那些女孩子赞叹他是如何伟大的人。他也有一种施虐狂的倾向。我们会去巴尔的摩的一所妓院，麦克阿瑟会挑选一名出众的妓女，对她十分善待——带她去晚餐、吟诗诵文、给她买花，总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对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说出一些施加压力的话语、似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永久性的东西时，他就会斥责她不过是一个“小妓女”，然后扬长而去。在驱车回华盛顿的路上，他还会嘲笑她。

麦克阿瑟的另一种怪癖则是十分严重了。很多个夜晚，他把戴维斯叫到起居室。他坐着，手里拿着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讲述着做一个美国最杰出士兵的难言之苦。在同僚军官和美国公众眼中，他是美国军队的一代骄子，但是他当真对得起这些表彰吗？在天亮之前几小时，麦克阿瑟会沮丧地宣称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坚持，他才成为一个“集光荣的阿波罗、罗兰和乔治·华盛顿于一身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将军，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个顶点将面对一个他不能跨越的考验，然后就是失败。但是，由他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的死亡——说到这里他有时会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将使他免受失败的耻辱，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戴维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劝，请麦克阿瑟把手枪放下，并说他是一位如此宝贵的战士，国家不能没有他。麦克阿瑟则会继续说，他能在这样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备感“舒畅宽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枪。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断重演这一幕。

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斗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金日成仍然是北朝鲜的独裁者，他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

第一章 鲸斗殃虾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此人善于辞令、怒形于色，他在朝鲜战争某一特别沮丧的时刻曾愤怒地拍案而起，吼道：“如果世上最聪明的人们企图为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最糟糕的地点的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都会无一例外地选中朝鲜！”确实，韩国这个联合国认定的盟友是一个相当别扭的伙伴，但这是有原因的。朝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屡遭不幸的国家之一，它总是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之中，不断遭受毗邻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在朝鲜人看来，中国、日本和俄国是世代仇敌。每当日本冒险向亚洲大陆发动周期性的帝国主义征战时，朝鲜都是最为理想的入侵路线。从防守的角度看，日本又把朝鲜半岛视作从中国刺向它的匕首。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对手中的每一家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利用朝鲜，除非许以一些交换的条件，比如贸易垄断或者政府的从属地位等，否则朝鲜不能指望其中任何国家来“保护”它。正如朝鲜的一句古代谚语所云：“鲸鱼打架，殃及小虾。”

从自身利益出发，朝鲜始终都希望能独处一隅，以培植和享受悠久的历史文明。在17世纪一段难得的、没有外国占领的短暂时期，一位朝鲜国王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夷人对进入朝鲜的兴趣。但想成为一个“隐士王国”的尝试成了泡影。1882年，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人为了削弱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甚至说服软弱的朝鲜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一项颇为含糊其词的“友好”条约。虽然当时美国在朝鲜没有经济和其他利益，但美国外交官还是同意缔约，以便今后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可能的立足之地。条约中的执行条款规定：“如一方政府遭受其他列强非公正或压迫性之对待，另一方自获知之日起应从中斡旋，以实现和睦解决，以示相互之友好。”

毫无疑问，条约的措辞极为含混，以致强大的一方可以任意利用它。缔约以后，美国很快就把它搁置脑后，其原因是出于实际和实用方面的考虑：美国既无野心也无力量在远东发挥任何影响。因此，在1896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的正式协定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日俄两国沿三八线几乎是把朝鲜半岛拦腰分开，俄国获得北半部，日本占领南半部，双方在各自地域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日本人由于占领了首都汉城，控制了朝鲜傀儡皇族——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主要功能是镇压国内反对派。朝鲜这个被分割的附庸国，既不能控制自身的现状，也谈不上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正如占领军从历史上领悟到的：民族主义尊严这种特质，不是用刺刀或者军靴可以轻易抹去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感情强烈，他们津津乐道于回忆那些久远的年代，这个国家以拥有未受外来影响的文化而感到自豪。这种情感之最强烈者，莫过于一个被称作“两班”的稀奇古怪的社会阶层。“两班”者，均是学者打扮，峨冠博带、长髯飘拂，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一门最特别的学问：记忆自己或是朝鲜其他家族的系谱。李敬善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两班”，他可以两腿相盘，端坐于坐垫之上达数小时；他双目微闭，发吟唱之声，背诵24卷以上的家族系谱表，其中包括17代之前的荣耀一幕，当时他父系的一名亲戚曾短暂地跟高丽王位继任之事沾点边。

然而李敬善的儿子李承晚（生于1875年3月26日）在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两班”体系的荒诞之处。当现在的家族住在一所俯瞰汉城的破木屋里、每天靠几把大米活命时，对祖先的顶礼膜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两班”又有什么权利向其他家庭索求物质支持？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后裔在20个甚至30个世纪之后，还跟王权沾点边吗？正如李承晚对传记作家罗伯特·奥利弗所说，“这种膜拜祖先的毛病”，甚至传到了一贫如洗的种水稻的农民那里。

于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决定，这对一个亚洲青年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在他19岁的时候，他进入汉城一所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办的中学，并渐渐脱离由他父母传承的佛教和儒家信仰，剪去了朝鲜男人头上的传统发髻。他阅读《麦克卢尔》《展望》这些美国杂志，当他了解西方的民主后，发觉对于中世纪式的朝鲜社会和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忍受。仅仅是几个月的工夫，他实现了从一个传统的东方主义者到一个准西方人的突变。

李承晚的下一步是投身于反对帝制的政治活动。他在教会中学里编辑一份学生报纸，并领导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驱逐日本人，重建一个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君主政体。他在一次集会上饱含激情地慷慨陈词，汉城的报纸称他为“激进分子和好斗之士”。傀儡王朝则报以对政治异见分子的镇压，将李承晚投入监狱。朋友们把枪支偷运进监狱，发生了交火，一名警卫腿上受伤。李承晚和一名同伴逃出来了，但很快又被抓了回去。

接着发生的就是折磨与苦难，其残酷程度即使以东方酷刑的严苛标准来看也是无比残忍。李承晚手无寸铁，落在一个堪比中世纪的王朝的一群暴徒手里。据李承晚对他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叙述，他的双臂被丝带紧紧地绑在背后，丝带紧勒入肉。“他两腿之间放着两根棍子，再在膝盖和脚腕处把两腿紧紧捆起来，之后两名警察拧动两根棍子，还把三角形的竹片系在他手指之间，然后一起收紧，以致骨肉都脱落了。”李承晚在地板上四肢摊开，被竹棒抽打直至血肉模糊。在夜间，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记忆和希望都消失了。这种孤独和失去自由的囚禁持续了七个月，典狱长每天只给他打开镣铐五分钟。之后，他就被带去和一个同样参与越狱的同伴一起接受审判。仅仅因为李承晚的手枪没有开过火，他的生命得以保留。那个同伴被判以斩首极刑；李承晚被判以终身监禁，另加竹杖鞭笞100下。一名狱警念其身体虚弱，免除了李承晚的鞭刑。

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些折磨苦难，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李承晚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包括朝鲜战争时期）为朝鲜独立而奋斗的坚强决心。经受酷刑是一种历练，只有挺过来的人才能理解它。李承晚经历的煎熬给他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无论任何人想要解决有关朝鲜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条件，只要其中没有确保朝鲜的独立，李承晚就不会考虑让步的问题。

总之，李承晚在狱中又被关了六年，尽管生活条件还差强人意。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们常来探望，给他带来书籍，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坚持信奉耶稣基督的理想，对于实现政治自由至关重要。在他的宣言和政治宣传册子里，李承晚哀叹本国人民的自私自利，他们不互相帮助，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他认为，政治自由不是通过“法律和规章”，而是通过平民百姓的心灵改变而实现的。

李承晚全盘接受基督教义一事十分重要，原因有几个方面，尽管有些在当时还无关紧要。李承晚有了新的信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工具，上帝的意志将通过他得以贯彻；他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尽管上帝的指引常在手中。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他们经常会怒斥他就像“基督救世主”，他如此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评价基本正确，只是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李承晚的使命感并非来自他个人，而是他认为这个使命是上帝所赋予的。

人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上帝的使徒，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李承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使徒，他在今后一生中都依此来左右自己的行为。

李承晚当时还没法感觉到这一点：他后来的皈依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众舆论对亚洲的看法，过多地受到那些曾经在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其他地方服务的传教士的影响。用罗斯·科恩在他的经典之作《院外援华集团》一书中的话来说：来自美国各教会的传教士们通过学校和医院把西方的教育、科学和医学引进中国。美国新教教会举办培训班，让那些支持教会工作的成员了解传教士的活动，这就给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蒋介石（他也是一个皈依的基督徒）的支持很容易就转移到李承晚身上，当时两人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一起。美国支持李承晚，并不是支持一位“亚洲君主”，而是支持一位“基督徒政治家”。

李承晚之西方化的主要价值，对他具有直接意义的是这导致他在1904年被释放出狱。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朝鲜政治中令人啼笑皆非和自相矛盾的故事。那一年，日本和俄国看来就要开战，朝鲜又一次害怕自己即将成为鲸鱼打架时遭殃的小虾，因此，朝鲜傀儡政府中的一个派别决定，请美国实施他们在20年前签订的“友好条约”。在全朝鲜，公认的最合格的人选就是李承晚——他确实是一名政治犯，但是他会讲英语，了解美国的制度，还是一名基督徒。

这样，李承晚就被放出牢房，有三个月时间休整恢复，并作为“特派密使”被派往美国，不过他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朝鲜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派甘愿接受由日本控制朝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而促成李承晚使命的那一派比较弱小，他们希望朝鲜是一个更加独立的角色。两个派别都有所不知的是，美国干预日俄冲突这个问题业已解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大和能量”很是赞赏，他接受了顾问们的意见：朝鲜“并不适合”自我治理。罗斯福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美国对刚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菲律宾的控制，罗斯福认为美国具有一种“天定命运”，要把菲律宾带入现代世界。这样，罗斯福就同日本做了一笔交易：罗斯福支持日本宣称其在朝鲜和“满洲”具有“特殊利益”；作为回报，日本将不会去动菲律宾的念头。从帝国主义的实用利益来说，这个交易对美国有利，一旦日本想要攫取菲律宾，美国可没有军事力量来保住它。在罗斯福的回忆录里，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诚然，条约已庄严确定朝鲜应当保持独立，然而朝鲜本身无力实施该条约。至于设想任何其他国家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去为朝鲜人做他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李承晚当时29岁，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他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大国外交现实中的初次洗礼。给他的钱只够他旅行到日本神户，他必须在那里暂时停留（以及在檀香山、在旧金山），以便募集款项，继续他的“使命”。在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外交使节拒绝为他安排任何官方介绍，李承晚只能依靠他在卫理公会的关系，获得了年迈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接见。海约翰做了一个小心翼翼的郑重声明：“只要机会出现，本人无论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都将尽己所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在一场虽然短促然而十分激烈的海战中兵戎相见。双方都意识到接着打下去也是徒劳无益，于是接受了罗斯福的安排，到他位于纽约长岛蚝湾的夏季别墅举行和谈。经过海约翰的安排，1905年夏天，李承晚终于在蚝湾拜访了罗斯福，吁请美国支持朝鲜的独立。罗斯福对李承晚说了很多客气而又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话。如多年后李承晚所回忆的，罗斯福表示他“将乐于为贵国做任何事情”，但是任何请求都必须经过正式的外交渠道。罗斯福没有告诉李承晚两件事。就在那时，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去批准一项协议的生效。这项协议将给予美国自由控制菲律宾的权力，作为日本人控制“满洲”和朝鲜的回报。另外，罗斯福完全清楚，驻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大使馆不会做任何事来干扰这笔交易。（几个月之后，正式的俄日条约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字，该条约给予日本对朝鲜事实上的控制权。）

罗斯福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李承晚兴高采烈地赶往华盛顿，可是朝鲜外交使节粗暴无礼地拒绝见他，并命令门卫，如果他再来“就把他扔出去”。于是，李承晚的使命悲惨地告终。美国的口是心非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为经济利益而接受日本支配的意愿，使李承晚成了牺牲品。

多年之后李承晚说，这疯狂的几周给他对美国诚信度的看法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无论是以正式的条约语言或是外交官说了什么，可以相信的是，美国只会捍卫它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也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接受现实吧。”他们一次又一次告诉他。

日本人把朝鲜正式变成一个“受保护国”，更其称号为“Chosen”，并宣称日本将要按一个省那样来治理朝鲜。美国和其他国家把外交使团撤出了汉城。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极度痛苦的李承晚不能回到他的祖国，他知道他的反日政治活动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到监视的人物。曾创办了李承晚在朝鲜上过的教会中学的卫理公会传教团，愿意帮他在美国维持学生身份。接下来的五年里，李承晚成了一名流浪学者。他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神学，他放映幻灯片、开讲座，讲述传教工作和朝鲜独立事业，以赚取一些生活费（一位传教士的支持者赞扬他是“基督福音为朝鲜人民服务的杰出榜样”）。1907年，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转战哈佛。又是靠着卫理公会的接济，他在哈佛取得历史和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获得支持，得以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两年。他住在神学院，修政治学博士课程。他后来称这一段生活是他一生“最安宁”的时光，这主要是因为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友情。李承晚身着黑色羊绒西服，显得一本正经。当其他普林斯顿学生都在唱歌时，他面无表情，站立在威尔逊家客厅的钢琴旁，任凭威尔逊的女孩子们戏谑逗笑而无动于衷。威尔逊对性格内向的李承晚（他比同班同学年长10至15岁）厚爱有加，常介绍李承晚是“朝鲜独立的未来救星”。

1910年，这田园诗般的生活结束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给了李承晚一份工作：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当教师和福音传道者。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暗示说，他回报他们投资的时候到了。他们出资把他教育成一名传教士，现在他们期望着他的表现。

李承晚在朝鲜只待了17个月。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记录，日本人对他一直极为关注。看到他的同胞们生活在被奴役之中，李承晚痛心不已，但一筹莫展。他退出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一所小学校的校长。1912年，日本人开始逮捕基督教领袖人物，李承晚逃离朝鲜，开始了他长达33年的流亡生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他定居在朝鲜人相当多的夏威夷，专心致志地从事流亡政治活动（他当了一所教会学校校长，以维持生活）。散布在夏威夷、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和日本的数千名朝鲜流亡者中的核心争议是：他们应该用武力还是通过西方的外交努力来赶走日本人。尽管以前曾对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感到过失望，但是李承晚仍然相信西方外交官的公开言论。因此，当他的普林斯顿老朋友伍德罗·威尔逊（现在是美国总统）宣称，巴黎和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关注“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问题时，李承晚又一次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在汉城开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选举并未到会的李承晚为总统。李承晚有此头衔在身，就向美国国务院申请了一本护照，以便出席巴黎和会。令他痛苦的是：威尔逊总统下令把李承晚摒于门外。为了东方的和平，威尔逊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李承晚的出席将会带来“干扰”。（另一位亚洲人胡志明则设法进了会场，但是没人把他当回事，在越南战争时期他名震世界。）

绝望的李承晚试图组织群众集会，调动美国舆论来支持他的事业。那些十年前曾经欣赏过他关于朝鲜传教士生活的幻灯片的卫理公会教友们，现在都对李承晚敬而远之，他只能对少得可怜的在美朝鲜人发表讲话。李承晚跑到上海去会见他的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明争暗斗而不是宏图大计。李承晚的领导权很快就旁落了。20年来，他曾宣扬以渐进主义方式争取独立，但是一无所成。他的“美国朋友们”曾两次有机会帮助朝鲜，但是美国两次都变成一头帮着摧残朝鲜这只小虾的鲸鱼。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李承晚现在开始具有的名声是好争善辩和顽固不化。他和其他流亡政治家，甚至他的卫理公会朋友们争吵不休。1922年初，47岁的李承晚最后回到了夏威夷，在那里传教布道、教书授业。他的名誉声望更多来自往昔，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未来。

朝鲜共产党人进入

由于李承晚“渐进式”反对日本占领运动的失败，许多朝鲜人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对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当时正处于反国民党政权斗争早期、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苏联，它急于鼓励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饱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团一样的内斗苦难，日本人的镇压迫使他们流亡在上海、日本、苏联和“满洲”，他们的队伍因政治内讧而不断削弱。

但是，共产党人在几个方面比李承晚有优势。他们大多数人在朝鲜大无畏地进行抗日；他们保证不但要赶走日本人，还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共的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承认，共产党人更受农民和工人的欢迎，他们甚至不顾严厉的警察手段，设法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体抗租运动。再者，流亡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前线成立游击队与日本军队作战，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鲜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击队员金成柱（他后来成了朝鲜战争时的北朝鲜首相），或者说，现代北朝鲜的宣传媒体是这样宣称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来源，在分析金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时，美国情报界必须依赖的那些资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差不多。感谢宣传家们，他们的确给了金一个与一位共产党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亲穷困然而大胆，白天教年轻人学习历史和文化，晚上训练他们打日本人。他父亲被捕入狱并饱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满洲”，利用粗浅的医学知识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但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父亲的身体，他父亲死时才32岁。

据说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当他母亲告诫他“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亲临终时交给儿子两支手枪。你用吧，他叮咛道。我会的，儿子回答说。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称是在1928年，当时他16岁。他可能是在“满洲”商业城市吉林领导了暴力示威活动，反对把朝鲜的主要铁路延伸到“满洲”。他被关入监狱一小段时间，然后退居到乡村，“鼓动农民、学生和小商业者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人”。

金的组织工作显然有了成果，当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时，他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反日运动中崛起的许多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游击组织实施了全面的控制，把这些队伍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实际上更令人生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政治领导人。20年前作为金成柱出生的那个人，现在接受了“金日成”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游击队领袖，此人在世纪之交曾经打过日本人。

改名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赋予金一个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质，以致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他的祖国时，许多人见到这样一个年轻人都惊讶不已，他们事实上在想聚会欢迎的金日成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后来，北朝鲜的官方历史甚至赞扬21岁的金日成作为领袖“巩固了同志们的团结”，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战斗在“满洲”北部。（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认为此说可疑，因为当时在该地区显然没有总的领导人。）

此说之真伪先放一边，共产党确实在“满洲”建立了强大的游击部队，他们使用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偶尔会以超过1 000人的兵力进攻日军驻地。金的具体活动以及行踪不可能记录在案，北朝鲜的官方传记则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丰功伟绩都归于他。无论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军的官方数字证明了游击队的功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战争结束，“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击毙日本士兵超过6万人，相当于6个师。

有证据表明，金的游击队成就使苏联人相信，此人在战后大有用处。苏联人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有关朝鲜的若干种不同路线。一方面，他们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此作为折腾日本人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显示出谨慎的利益考虑。苏联人希望一旦日本人离开之后，他们能控制“满洲”，但是又担心住在那里的朝鲜人会助力把这个“国家”归还给中国，或者甚至宣布其成为朝鲜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满洲”边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边界，而且那里有很多来来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于“安全原因”，苏联在30年代末干净利落地把居住在与“满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将近15万朝鲜族男女老少迁移到苏联内地。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明显是为了一旦苏联和日本开战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传记里，这一人口大转移的时期，适逢金的游击队宣布要被迫向“满洲”北部进行一次“长征’，以避开越来越严重的日本军事压力。这应该正是金成为一名红军军官、直接接受苏联控制之时。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为苏联选定的共产主义政权领袖在朝鲜露面时，身穿苏联红军少校的军服。对金的生涯中凤毛麟角的少数细节进行研究的西方专家们认为，如果金没有在他们卵翼之下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苏联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无论金日成的背景和他战时生涯的真相如何，他显然是苏联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

李承晚的流亡岁月

在金的游击队岁月里，百折不挠的李承晚继续奔走于西方政要的办公室之间，希望美国人承认他是朝鲜的合法领导人。他的时间花在了他在夏威夷的学校和访问华盛顿之间，他的“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还保持着一个韩国驻美国委员会。不顾已经遭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冷遇，李承晚仍然认为“我们的努力至少在目前必须集中在美国身上”。人们同情这位老人的热忱，也要质疑他的现实性，因为美国已经表示，它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附属国提供援助。《洛杉矶时报》可能对李承晚每次来到洛杉矶都坚持要求被采访一事感到不快，刊出一则题为《朝鲜败业之李承晚在此》的报道，第一句话就说：“东方失败事业之领袖李承晚博士……今在洛城，晤见华人商界及政要，以图获其援助于朝鲜之自由运动。”李承晚一度甚至转向苏联，他向苏联驻巴黎大使力陈亚洲大陆有必要成立一个联合阵线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李承晚设法搞到了苏联签证，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不料被告知这一切都搞错了，他必须马上离开苏联。

这次旅行确实给李承晚带来莫大收获。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之前，某晚在餐桌上他碰巧坐在弗朗西斯卡·端纳旁边。她是维也纳一个富有工厂主的三个女儿中的长女。端纳先生是一位严格的循规蹈矩之士，教给他的女儿们“商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像男子一样的自力更生”，并强调要有自我责任感。弗朗西斯卡面容刚毅、金发卷曲，她对国际事务略知一二，也曾看过李承晚关于朝鲜独立的著作。两人相互吸引，一见钟情。两年之后，1934年他们在纽约结婚。从此之后，她就成了李承晚的妻子、秘书、家庭主妇和志同道合者，“最温暖的支持者、顾问和照应者”。

及至30年代末，李承晚很显然是领导了一场“失败的事业”。他的临时政府成员们转向抗日暴力攻击和游击战，有人甚至投奔北朝鲜人民军之旗下，李承晚斥之为“共产党和异教徒”；其他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用那位友好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话来说：他谋求通过吸引西方的利益和善意来光复他那失去的国家，这个政策看来已经破产。他的领导权从来没有给那些他试图吸引的美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年复一年，随着他的计划一无所获，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四分五裂。

甚至李承晚的朋友们都开始称他为顽固不化、难以对付的老头，死抱着声名狼藉的策略不放，还想捞取一些或明或暗的个人好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李承晚搬回华盛顿，住在俯瞰国家动物园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在那里“倾听着虎啸狮吼……有一种沮丧的同病相怜之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拜访了国务院，要求远东事务主任斯坦利·霍恩贝克承认他的“临时政府”是合法的朝鲜政权。关于“对抗日本”的老生常谈肯定不再起作用了，霍恩贝克对他虚声恫吓、东拉西扯，最后干脆不予理睬，仿佛他是从大街上闲逛进来的一个老百姓。后来，助理国务卿阿道尔夫·伯尔在一封拐弯抹角的正式信函中告诉李承晚：美国目前不打算承认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的流亡集团所宣称的“合法”政府。总而言之，让我们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再解决政治问题。

李承晚甚至失去了“临时政府”中多数人的支持。1942年，“临时政府”投票罢免了他的总统职务，选举在中国政治避难的金九接替他。金九是一个温和派，他想成立一个由“所有革命组织组成的代表大会”，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1942年末，霍恩贝克唐突无礼地通知李承晚：国务院认为他在朝鲜国内完全没有知名度，临时政府也不过是“一个流亡团体内部自行组织的、限制成员数量的俱乐部”。李承晚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喜欢的人。

与此同时，朝鲜共产党人则在“满洲”的冰天雪地里埋头与日本人战斗。

在“适当的时候”独立

国务院在告诉李承晚没有资格代表任何“政府”时，丝毫也不忸怩作态。朝鲜是许多被抛弃的国家之一，其未来将由和平来解决。在1942年，朝鲜问题并未列在任何人优先考虑的清单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他的亲戚西奥多一样对民族主义的朝鲜人缺乏尊重。在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他告诉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应该经过40年的监护”。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的蒋介石发表了一份正式公报，它反映出罗斯福的悲观论调：“轸念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李承晚和其他朝鲜民族主义者看来，“适当的时候”这个措辞是一种露骨的侮辱，朝鲜这只小虾又在鲸鱼厮杀中进退维谷。李承晚愤怒地责问美国国务院，盟国有什么权力阻止朝鲜独立？

罗斯福对朝鲜缺乏热情，这并没有改变他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根据国务院的秘密文件，罗斯福力图推行一项广泛的外交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比如，他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国务院其他计划文件甚至走得更远，它们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放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作用。1944年3月，国务院的一份计划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在临时政府的内政和国际监督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一起，共同实行军事占领。两个月以后，即1944年5月，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人独自占领朝鲜，“美国将认为这会危及未来太平洋的安全”。这份文件以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

朝鲜终于被纳入了广阔的太平洋战区的战略规划之中，以此作为吸引苏联对日作战的诱饵。这里需要摆一下背景情况。由于当时苏联人正在东线同德国人展开殊死的战斗，因而甚至在珍珠港遭到攻击、苏联的主要盟国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以后，苏联人依然在法律意义上与日本处于和平状态。日苏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前者被牵制在亚洲其他地区作战，后者则无意开辟第二战场。但早在战争初期，美国远东地面部队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曾敦促他的华盛顿上司设法说服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10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麦克阿瑟从他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出一份陈情电报：敌人在本战区向菲律宾及其以东地区投入大量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从而使日本本土呈现虚弱，此间获得的确切情报表明，敌人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俄国参战。目前正是大好时机，从北部直接攻击日本，这不仅可予敌以重创，并且将即刻缓解日本人南进的势头。……趁敌忙于其延伸过度的早期空中行动，我发动总攻的黄金机会，此其时也。

这种请求并不现实，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正兵临莫斯科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不予考虑。但在1944年底，也就是将于第二年初在俄国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三大国战略会议之前，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国务院的计划文件对苏联参战的必要性表示赞同，不过措辞谨慎。此刻，陆军部正忙于制订一系列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它担心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人估计，美国要牺牲100万人）。两年前，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含糊其词地答应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太平洋战争。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罗斯福让斯大林履行诺言。陆军部的情报官员们声称，欲消灭日军主力，俄国参战是“至关重要的”。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估计，德国投降后，对日本作战还将持续18个月；而且，如果苏联人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以前参战，那么盟军就可以减少20万人的伤亡。

对罗斯福的小圈子来说，减少如此之多的牺牲使美国有理由冒政治上的风险，也就是让苏联有机会向日本控制的区域扩张。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进行准备的官员认为，朝鲜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抵押品。根据雅尔塔的工作文件，美国愿意在战后与英国和中国（以及苏联，但它必须参加太平洋战争）共同占领朝鲜，但是文件强调美国应该“在占领以及军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在朝鲜没有长远的利益，它所希望的是缓阻俄国对日本的任何插手。

朝鲜又一次成为鲸鱼厮杀时被裹挟其中的一只“小虾”。

雅尔塔交易

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乘船去雅尔塔时已经重病缠身。前一年夏天，一次中风使他的大脑受到损伤，他最后的致命发作只不过是几周之后的事情。在横渡大西洋和穿越地中海的十天旅途中，他一直待在舱室里。官方的解释是总统患了“重感冒”，但是当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中途停留站马耳他港向他的老伙伴挥手致意时，本能地觉察到情况并非如此。丘吉尔感到总统看上去“体态虚弱、满面病态”。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身体状况和他达成的协议，牵累了美国对外政策达30年之久。共和党人抨击说，一位思维紊乱的民主党总统把东欧和亚洲大片土地“出卖”给了诡计多端的苏联领袖斯大林。在历次会谈中，这位苏联独裁者不断地变换脸谱：他在公众场合迷人可爱，其程度不亚于他在暗地里的冷酷无情。他还屡次三番地强调永恒的友谊。他在一次频频举杯的伏特加酒宴上敬酒时说：“我们的联盟……不会失却亲密无间的特征……祝愿这种联盟强大和牢固。”

斯大林和盟国都怀着至高无上的一己利益来到雅尔塔。斯大林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缓冲区”，也就是对莫斯科俯首帖耳的卫星国。有关欧洲的各种细节极为复杂，难以在此穷究深研。给予苏联在欧洲的“权利”，基本上是那些苏联红军已经夺取或是在战争结束前即可夺取的东西，这种既成事实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以期改变。

斯大林和罗斯福在一次私下会谈中确定了亚洲的缓冲区。早些时候，斯大林曾经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参加太平洋战争想要得到的是“归还”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他声称这些是1904年战争中被日本夺去的俄国领土（事实上，当时日本仅夺去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是日本根据1875年自由谈判达成的一项条约获得的）。斯大林对罗斯福说，苏联在“满洲”应拥有“特权”，因此他希望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可把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共同管理“满洲”的中国铁路。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罗斯福避而不答，他说必须先同蒋介石协商，否则难以就港口和铁路事宜做出承诺。但他对其余的条件一概答应（这使得罗斯福的顾问查尔斯·波伦大为沮丧，他不赞成总统“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就“满洲”进行交易。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正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进攻，听任苏联统治“满洲”只会危害蒋介石的事业）。

但是，持波伦意见的仅占少数。美国军方，特别是太平洋战区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主张让俄国人参战。雅尔塔会议结束几天以后，陆军部派遣小保罗·L.弗里曼上校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向他通报这些决定。麦克阿瑟正忙着制订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他对于“日本军队的后劲”以及日本从“满洲”和中国抽调部队保卫本土的可能性表示担忧。弗里曼在1945年2月13日致陆军部的电报中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他强调指出，除非俄国军队首先在‘满洲’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绝不进攻日本本土。”麦克阿瑟意识到战后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弗里曼在备忘录中还说：他（指麦克阿瑟）对俄国的用心一清二楚，他们要全部“满洲”、朝鲜，可能还有华北的一些地盘。占据这些土地已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必须坚持俄国要为此付出回报，即打败德国以后尽快地进入“满洲”。

几天以后，麦克阿瑟用同一种口吻与另一位陆军部代表乔治·林肯准将谈话。1945年2月25日，林肯向他的上司发回电报：麦克阿瑟将军指出，在政治上，他们（俄国人）希望得到一个不冻港，也就是旅顺港。他认为，鉴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个港口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唯一正确的是，让他们也为击败日本分担血的代价。

1945年6月，正当陆军部为是否下达入侵日本的最后命令而苦苦思考时，麦克阿瑟又一次要求苏联给予支援。他给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去一份电报，这位陆军参谋长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它。麦克阿瑟称他的入侵计划“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是最为经济可行的”。他再次要求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说：“如果苏联在我们与敌人决战的目标日期足够长的时间之前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我们的危险和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瓜分朝鲜

1945年8月，两团原子弹的火球使一切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都失去意义。第一次核攻击是在8月6日。两天以后，苏联终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但已为时过晚，失去了任何实际的军事价值，只不过是履行他们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8月10日，日本人乞求和平。与此同时，几个俄国师开始越过“满洲”向朝鲜急速推进。

天晓得他们到哪里才会停止。尽管就苏联出兵举行了多次会晤，但却从未确定在朝鲜哪里划定分界线。将近一个月以前，在德国东部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方的军事顾问们曾经向马歇尔将军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这条线把这个国家大致上一分为二。但美国人显然未与苏联人磋商此事，因为波茨坦会议记录里未曾有过划界的记载。

随着和平在即，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紧迫了。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外的冲绳岛。8月10日至11日深夜，早在二战期间已建立、行使协调职能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日本在朝鲜投降的问题。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希望美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区域尽可能往北推移。但当时马歇尔的参谋人员中一位年轻的上校迪安·腊斯克指出，军方“手头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等因素，抢在苏军进入该地区之前向北方更远的地方推进会有困难”。助理陆军部长约翰·麦克洛伊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博尼斯蒂尔三世到另一个接待室去，看看能否搞出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腊斯克后来评论说：“军方认为，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速度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谈毕，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还是建议沿三八线划界，“虽然万一在苏联翻脸的情况下，三八线过于靠北，远离美国军事力量实际能够到达之处”。他们选中三八线，是因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把朝鲜首都汉城包括在美国部队的责任范围之内”。

使腊斯克感到意外的是，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建议。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同一天，麦克阿瑟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分界线长达190英里，虽然它在迪安·腊斯克的地图上看起来很整齐，但却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南方地区的面积有3.7万平方英里，人口约2 100万，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虽说南方拥有全国20座大城市中的12座，包括200万人口的首都汉城，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历来向全国提供粮食。北方地区的面积虽达4.8万平方英里，但人口仅为900万。由于北方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因此，北方拥有朝鲜的大部分工厂，其中包括化工、钢铁、水泥和化肥工厂等，以其产品支援南方的农业经济。双方在经济上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尽管腊斯克提出的分界线有些缺陷，但却符合当时所希望的政治目的。受降的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军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这是苏美在朝鲜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第7步兵师的部队是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部队，他们于9月8日在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为“黑名单40”。次日，他们在朝鲜人狂热的欢呼声中开进汉城。50年来，朝鲜人都在盼望独立和尊严，现在他们认为，这些都已牢牢在握了。

然而，他们依旧两手空空。麦克阿瑟指定约翰·霍奇少将任占领军司令。霍奇是一名骁勇的战地司令官（他曾指挥过对冲绳岛的进攻），但也是一个呆板人物，尽管处理军务是内行，但却不适合处理任何外交事务。占领的第一天他就惹出乱子。驻朝日军司令官在投降以后请求批准保留一支日本武装警察部队，用以保护他的人员和在朝的60万日本侨民免遭报复，因为朝鲜街头的肇事者已经开始向他们切齿痛恨的外国占领者投掷石块和垃圾了。

霍奇回答说没有问题。他说，他认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是一丘之貉”，并且打算把他们都当作被征服的敌人来对待；此外，曾经与日军一道作战的朝鲜人非常之多，他需要时间来搞清楚他们的真面目。美国新闻界报道了霍奇的讲话，这使在华盛顿的上司大吃一惊。乔治·马歇尔将军命令他解散日本警察部队，并且避免再发表侮辱朝鲜人的言论，但是损失已经造成。霍奇后来以美国副领事的虚衔在朝鲜又待了四年。那些年里，他和朝鲜人相互之间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霍奇有自己的理由，在朝鲜的头几个月里，他没有接到华盛顿的任何指示，这迫使他从头做起。他未曾接受过担任地方军事长官的训练，他的部队缺乏会讲朝语的人员，战后迅猛异常的退伍之风使他的师失去了一批最富有经验的官兵。除此之外，日本人的离开也使朝鲜经济陷于一团糟。

此时此刻，长期漂泊异乡的李承晚正在华盛顿烦躁不安地打发着战后最初的几个星期。6月，他曾请求美国承认他为朝鲜政府的领袖，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流亡者曾委他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不过一些中级外交官总是把他描绘成一个专爱挑剔的老头（当时李承晚已经69岁），他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而且自封的种种头衔已是陈年往事，令人将信将疑。国务院（1945年6月）奉杜鲁门总统的指示，拒绝承认李承晚的“临时政府”（以及其他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在朝鲜人民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权利上讨价还价”。

但在1945年10月，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将军要在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全国领袖。因此，他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在所有这些自称是朝鲜领袖的人当中，谁最合适？

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一些自认为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其中有一个就是金九，他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待在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在中国的新教教会也高度评价这位朝鲜人，许多在中国经商致富的朝鲜流亡者都竭力举荐他。李承晚坚决反共，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卖点，蒋的政府正被国内的共产党人搞得焦头烂额。

因此，李承晚和金九都奉麦克阿瑟的命令于1945年10月中旬返回汉城。与此同时，国务院就朝鲜问题给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总括性的政策指示，“为在朝鲜分阶段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创造条件”；先由美国和苏联派出文官管理，再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实行一段时期的托管，最后“实现……完全独立”并且加入联合国。

麦克阿瑟不管金九在场，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霍奇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举行了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才从幕后出来登台亮相。霍奇敦促“全体朝鲜人拥戴他们的领袖李承晚”。

正如杜鲁门在6月曾宣称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支持任何个人和集团。霍奇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危险的。1945年12月，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朝鲜人渴望独立胜过其他一切，而且要即刻实现。”派往麦克阿瑟司令部担任政治顾问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有一次曾提出成立由李承晚、金九以及另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金奎植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李承晚可不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他希望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他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协会”的党派，并且在全国各地频频举行集会。他向各界寻求广泛的支持，但是绝不与共产党人搞任何形式的联合。

在霍奇将军看来，朝鲜政治是一个烂泥潭，他还是尽量不进入为好。12月底，他被口角争吵搞得灰心丧气，于是向陆军部建议，苏联人和美国人同时从朝鲜撤军，听任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乱，以达到其自我净化”。

俄国人却没有合作的意思。在战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很快用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卫星国，由返回故国的游击队领袖金日成担任首脑。数千名流亡“满洲”和苏联的朝鲜人回国，其中大多数在流亡期间已经彻底共产化了。反对派都被关进监狱或者出走南方。到1946年中，金日成的控制如此严密，以致俄国人在北朝鲜仅需留下一支1万人的占领军。（相比之下，霍奇的部队约有4.3万名美国士兵）。

最为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人在莫斯科举行的四大国外长会议上，把美国逼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外长们同意设立一个美苏联合委员会，以与朝鲜领导人咨商，并且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临时政府。经过“长达五年的”托管，朝鲜将实现统一和独立，并且成立由人民选择的政府。

托管的建议在南朝鲜激起剧烈的骚动，霍奇只得动用军队上街镇压暴乱。苏联人机灵地编造了虚假的宣传言论，声称托管的主意是由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接受了托管的设想），而且美国人实际上希望十年的托管期。苏联人还声明（这也是捕风捉影）他们准备随时让朝鲜独立。在这场外交游戏中，俄国人占了上风，霍奇愤怒至极。1946年2月，他对麦克阿瑟说：“朝鲜人认为美国人又‘出卖了他们’。”

1946年1月和2月的正式谈判会议上，美国提出南北合并，可是苏联人不希望他们严密控制的卫星国解体。苏联人的居心彻底暴露在麦克阿瑟、霍奇和美国外交官的面前。只要南朝鲜局势动荡加剧、美国越发不得人心，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就会应运而生。

美国人进退维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席卷南朝鲜的政治动乱中建立的任何政府，都无法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相提并论，它已经在着手组建一支军队了。麦克阿瑟最初选择的领袖李承晚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例如，1945年12月陆军的一个安全机构反谍报队在年迈的李承晚筹划去美国旅行时，定期窃听了他的电话并截留他的信件。李承晚向诸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联合国大会主席保罗·亨利·斯巴克、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以及纽约天主教大主教管区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等达官贵人致信发函。1945年12月，负责占领事务的政治官员威廉·朗登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电报，归纳了李承晚的各种用心。李承晚打算“击破和瓦解”美国实行托管的企图，旨在争取美国和联合国的舆论，以结束美国的占领。（李承晚设法拜会了他在信件中想巴结的那些人物，但是没人愿意帮助他。）霍奇认为，李承晚蓄意破坏美国的政策，因此占领当局必须挑选另一个人。一度是李承晚的盟友、战时待在中国的金九是一个较驯服的替代人选。1945年12月，政治顾问朗登向国务院发回一份密电，就美国对任何朝鲜新政府的坚定原则陈述了实用主义的理由：旧的本地政权内部封建而腐败。但是记录表明，它在对待外国在远东三个国家的利益，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和企业，以及尊重条约和特许权利方面，表现最佳。我确信，至少我们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上述的本地政权……

但是金九未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他曾主持一个“委员会”，占领当局还曾指望这个委员会转变成一个政府，这种设想仅仅几个星期就告吹了。到1946年初，占领当局感到智穷才尽，无力再建立任何形式的过渡政府了。无孔不入的李承晚尽管说不上有谁追随他，却拥有煽动街头闹事并且向其他领导人发难的政治计谋。一位局外的观察家、《芝加哥太阳报》的马克·盖恩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危险人物，一个过时的遗老，误打误撞进入这个时代，运用陈词滥调和民主机制以达到其卑鄙无耻的专制目的”。在盖恩眼里，李承晚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此人身材瘦削，白发稀疏，嘴唇苍白，眉毛稀疏，狭小的眼睑总是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是昏昏欲睡。他讲的语言，正如一位朝鲜人对盖恩描述的，是“夏威夷腔的洋泾浜朝鲜话”。霍奇的一位政治顾问向盖恩担保说，李承晚绝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比法西斯早200年——一个货真价实的极端保守分子”。

但是李承晚已经规定了底线：朝鲜这只小虾再也不会在鲸鱼厮杀中被挤得粉身碎骨。

美国脱身

后面的两年，即1946年至1948年，国务院和陆军部与占领当局的电报往来之多，用尺子来量要比按页码计算方便多了。电文读来枯燥而如出一辙，都是外交官和军官们所写的有关寻求解决方案的文字，人们最后都知道到头来这是空忙一场。占领当局所处理的都是几十年结下的政治冤仇和纷争，南朝鲜一度出现多达113个“政党”，几乎谁都不愿意和他人携手联合。定期与苏联人就托管整个朝鲜所进行的磋商毫无成效。从北朝鲜传来的情报使霍奇相信，南侵的威胁“绝非谣传”。占领当局的政治官员们认为，苏联人已经立足于打一场消耗战，他们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最终会放弃并离开朝鲜。霍奇在1946年中意识到，“尽管朝鲜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远未提上日程……但我感到，这里的局势可能一触即发，必须引起华盛顿的注意”。

华盛顿最后的决定是迫不得已的：美国将解除对南朝鲜承担的义务，舍此别无其他抉择。主要原因是在战后几年里美国大幅度地裁减军队。关于这一点，杜鲁门完全顺应百姓的呼声，他们喊道：“让小伙子们回家吧！”人们还把成百上千双婴儿鞋子送给国会议员，以强调他们期待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尽快回家。1945年8月对日作战胜利那天，美国大约有1 200万男女在军队服役。1946年1月，杜鲁门通知五角大楼，他打算保持一支200万人的常备军事力量（将军们希望再增加100万）。但是国会比总统更注意民意，它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1946年春，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规定，（所有军种的）军队人数到1947年7月1日不得超过107万。成千上万的舰船、坦克和飞机将被封存，军队将成为一支警备部队，主要执行占领任务和训练。

1947年初的几个月里，国务院和国防部主要审议如何部署这些有限的部队，毫无疑问，欧洲必须优先考虑。大战结束以后，苏联人已经巩固了他们对东欧的控制，并且表露出种种迹象，要对虚弱的法国和意大利开刀。美军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过2个师——2万多士兵，上下差不了千把人——而当面的苏军和卫星国部队达65个师之多。

1947年9月25日，一份经由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各位参谋长签署的备忘录，呈交给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在此基础上，美国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备忘录的结论认为，鉴于美国的军力有限，在朝鲜保留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表示赞同。福莱斯特摆出下列理由：一旦远东发生战事，我们目前驻朝鲜的军队将成为一个军事负担，而且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得不到大量的增援，将难以维持。况且，美国或对亚洲大陆发起任何进攻行动，大都要绕开朝鲜半岛。

福莱斯特承认，敌人在朝鲜的海空军基地可以干预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不过这些基地“容易遭到空中打击而瘫痪”。他声称空中行动“比起大规模地面行动更加可行，而且代价也小”。驻扎在朝鲜的4.5万名美军“完全可以投入到其他地区使用”，而且撤出这些部队“不会削弱远东部队的军事实力”。根据分阶段的撤军计划，4万多名美国占领军将于1950年6月前撤离完毕。此行动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正在从它对朝鲜所负的责任中脱身而去。

但是，美国无意把大韩民国完全交给朝鲜人自己。1947年10月，美国要求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于1948年3月31日以前在朝鲜全境举行选举。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控制整个国家，同时美苏两国军队撤离。苏联人争辩说，联合国无权在朝鲜行使管辖权，因为朝鲜不是联合国成员。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但苏联人声明他们不参加任何选举。

美国可不上苏联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军撤出以后，任何南朝鲜政府恐怕都难以维持独立”，但是国务院依然通知联合国着手在朝鲜南方举行选举，选出国民议会的成员以组织政府。共产党人首先行动起来抵制选举。然而，超过五分之四的合格朝鲜人都登记投票，共产党人的杯葛行动失败，他们在5月10日选举日当天采取暴力行动，在投票站及其周边打死100多人。虽然如此，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超过登记的选民数的90%，联合国委员会后来把这次选举称为“选民自由意志的有效表达”。

李承晚是明显的赢家：他赢得了90%以上的选票，获得国民议会代表汉城的议员席位。5月31日，国民议会举行会议，公推李承晚担任议长并且着手制定宪法。宪法于1948年7月17日颁布，三天以后，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总统。经过50余载的奋斗，这位老人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美军的撤离，在北朝鲜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大韩民国到底能维持多久？1948年8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汉城举行的李承晚就职典礼上，也许在无意之间鼓舞了南朝鲜的士气。他对新总统说：“我本人将竭尽全力帮助并且保卫朝鲜人民，我将像保卫美国和加利福尼亚那样保卫朝鲜人民免遭侵略。”

当然，麦克阿瑟事实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4万人的占领军已经开始迅速地撤离，按计划只留驻一个由61名官兵组成的军事使团。但由于1948年秋天在北朝鲜发生了两桩重大事件，使得这一计划突然停顿下来。第一，苏联人宣布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政府；第二，他们扬言打算在年底之前把所有的红军部队撤出朝鲜北部，并且建议美军也同时撤离南方。俄国急不可待地要求撤出外国军队使汉城的美国官员狐疑满腹，他们担心金日成的部队会发动入侵。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8年12月决定暂时留驻一个约7 500名美军的团战斗队，但同时也明确指出，美军不会无限期地驻扎在南朝鲜，时间仅限于帮助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度过其独立后的最初几个月。

李承晚负起责任

1948年8月，美国的占领正式结束，约翰·穆乔大使到任履新，这两件事加强了美国在南朝鲜的新作用。穆乔那年夏天48岁，他从1921年就开始了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在拉美和远东任职。穆乔是一个粗犷而英俊的单身汉，同事们说他对女人和威士忌都有高雅的品位（“他是一个风流老手，”有人这么说，“你跟他去一个酒会，看他跟那些女人眉来眼去的架势，你就明白他可能跟在场的相当数量的女人上过床。”）穆乔与军方颇具情谊，他能够与下级军官们一同饮酒闲聊，男子气概十足，与那些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们截然不同；职业军人往往把那些外交官贬为“光屁股的社交油子”。

穆乔一到达这个国家，几乎立刻就受到喜怒无常的李承晚的炮火洗礼。驻大韩民国高级军事长官约翰·库尔特少将正在设法进行谈判，准备签订一项由美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条约。简言之，李承晚要的是钱和装备，但是不准许美国控制装备的使用。他十分乐意美国人到他的军队里担任“顾问”，但是不愿意在援助协定中出现“顾问”的字样。一旦如此，就会给人一种他依附于美国的印象。美国做了让步，将“顾问”一词从协定中删去，不过穆乔在另一个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美国希望在撤军期间继续控制韩国军队，特别是三八线沿线的部队，以防止北朝鲜的突然进攻。李承晚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无济于事。

这些回合虽然很痛苦，但也令穆乔对李承晚多了几分欣赏。他与这位韩国总统意见有分歧是家常便饭，而且经常事后令人沮丧，但是他至少对此人有所理解：李承晚以一种相当于打游击的方式奋斗了如此之久，以致等到他最后正式当选为朝鲜总统时，已经垂垂老矣。……他已经不能从……他那革命家的本能转变成一个受到正式认可的国家首脑。当他的思维框架合乎逻辑时，他具有出色的历史观。……但是当他情绪激动时，他又回到他那种长久以来作为一个个人求生自保的本能上去。……

穆乔与李承晚的交往越来越深，终于转而支持韩国希望美国军队继续留驻的请求。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占去了1949年头几个月的时间，国务院和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各自背离了他们本应发挥的作用——外交官要求美军留驻朝鲜，将军们则认为应该立即撤军。国务院通过远东事务科的沃尔顿·巴特沃思提出，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使人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朝鲜：中国人现在有能力支持北朝鲜夺取韩国。他谈到一种“日益确定的想法……苏联现在决心尽早地动手摧毁（韩国）新政府。……”

陆军部副部长小威廉·德雷伯说，从军事角度看，南朝鲜对美国依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可言，驻军只会招惹麻烦。此外，陆军没有为1949年以后在朝鲜驻军编制预算。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后倾向于军方的意见。1949年3月23日由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2号报告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帮助韩国人建立自己的军队，北朝鲜入侵的危险“在可预见的将来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举了人们的担忧，即美国部队“在大规模猛烈进攻面前，要么被消灭，要么不可避免地抛弃朝鲜。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声誉”。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1949年6月30日为撤军的最后时限。韩国人将得到6个月的补给，美国顾问将帮助他们建立一支至少拥有6.5万人的军事力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政府在三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决定反对美国在南朝鲜进一步发挥军事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几个月来经过缜密的研究，做出了上述各个决定。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到了1950年6月，美国的政策在短短的24小时内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穆乔在华盛顿出席了有关撤军问题的最后几天的讨论，然后肩负着要使李承晚对决定称心满意的使命返回了汉城。他要求“在我有机会忽悠李承晚”之前先不要声张。穆乔决计给这位韩国总统下一个套：我返回朝鲜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李承晚指出新建立的韩国保安部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们是取得了不错的进步）。李承晚很快就连连欠身，并且当着众人之面夸耀他的小伙子们干得漂亮，可以控制局势。等到他一这样公开表态，我就开始忽悠他。“是啊，现在是撤出我们部队的时候了。”他气愤至极，但已是覆水难收。

不过，李承晚可以利用美军撤离作为条件，索要远远超过华盛顿将要（或能够）提供的武器。他希望建立一支拥有2个战斗机中队和1个轰炸机中队的“正规的空军部队”，共有30架P-51战斗机和12架B-25轰炸机，以及2艘护航驱逐舰、2艘潜艇、5艘扫雷舰和若干艘支援舰只。他希望建立一支10万人的陆军部队，外加5万人的预备役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要配备现代化的美国装备。这些要求一概遭到美国的拒绝。随着6月30日撤军时限日益迫近，李承晚突然间又耍了一个新花招，他要公开给美国一个难堪。

李承晚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怒气冲冲地指责美国人抛弃了他的国家。他还说，若不是美国人的缘故，北方就不会存在共产党分子，“由于俄美之间的协定……我们的国家被分割……才把他们请来了”。通常镇定自若的迪安·艾奇逊要穆乔警告李承晚，如此泄愤将会危及美国未来的援助。艾奇逊发去电报说，李承晚“应该丢掉他的幻想，即我们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获得他的赞同。……”

李承晚哑然无声了。5月17日，他邀请穆乔会见他的内阁成员，韩国政府这才第一次获悉，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将在未来几周内”撤离。李承晚提议建立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太平洋条约组织，他恳求他的国家在万一遭到侵犯时能够得到保护。

穆乔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最后一批美军按期于6月30日乘船撤离，唯一留在南朝鲜的美国军人只是一支小小的顾问团。

重新制定美国战略

1949年8月，苏联进行了第一颗核弹头试验。紧接着几个月以后，毛泽东的军队接管了中国。这一切导致美国把一系列计划付诸行动：在不改变目前所谓的处理朝鲜问题只是批准一些条款的情况下，一旦在那里开战，这些计划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份政策性文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1949年12月30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批准。该文件提出采用“遏制”政策对付苏联在远东的扩张。该文件确定美国的基本目标就是巩固非共产化的亚洲，并削弱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要运用非军事手段，主要是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推进友好国家的地区性联盟。韩国被列入获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国家之列。美国将“发展和加强远东地区的安全，使之免遭共产党的外部侵略和内部颠覆”。因此，美国应该“改善”其在“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地位。由于疏忽，南朝鲜被排除在一系列获得保护的国家之外。

美国做出的另一项重大决策是，它将不承担被逐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军事防御义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无意攫取”中国的任何领土，这是以间接的方式表示他不会试图以武力来逆转中国的革命。国民党政权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美国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不能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毫不隐讳地宣布了它打算直接防卫的亚洲地区的新范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保卫日本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他说：“防卫线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上设有重要的防御阵地，并将继续坚守这些阵地……防御线还从琉球群岛延至菲律宾群岛。”对于美国保卫“太平洋其他地区”的义务，艾奇逊则含糊其词，但是他确实宣称：“必须十分明确的是，任何人都不能保障这些地区不受到军事进攻……一旦进攻发生……首先依靠的是被攻击的人民的抵抗，然后才是依靠联合国宪章指导下的整个文明世界的承诺。”

当六个月后朝战爆发时，共和党批评家们严厉谴责艾奇逊“邀请了”共产党人南侵。马修·李奇微将军（当时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参谋军官，后来成为朝鲜战地司令官）认为此说是一种“言之过重而且令人误解的简单化说法”。不过他还说，艾奇逊这一声明发表的时机确实可以批评，“我们无意防卫朝鲜这一明确表态，也没有让敌人有哪怕片刻的停顿”。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艾奇逊在远东事务上“听从了糟糕的建议”，因为他把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排除在防卫线之外。看来，麦克阿瑟的记性不佳。大约十个月前，麦克阿瑟在与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勾勒出一条极为相似的防线。他说：“我们的防线是由亚洲海岸边缘的一系列岛链构成的。”他列举了菲律宾、琉球群岛、日本和阿留申群岛这些岛屿。同艾奇逊一样，他也把台湾遗漏了。两人声明的唯一不同之处是：麦克阿瑟从南向北列数各个岛屿，艾奇逊则由北向南数。

艾奇逊在讲话时遗漏了朝鲜，当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确实，无论在什么场合人们都极少注意朝鲜。实际上，众议院在1月底抗议政府拒绝向台湾提供军援这一决定的同时，否决了一项向朝鲜提供6 000万美元援助的议案。杜鲁门和艾奇逊亲自出马游说，才使众议院通过此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些曾经率先反对援助朝鲜的共和党人，几个月以后又领头指责杜鲁门“抛弃”了朝鲜。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仅涉及远东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即1950年4月拟就的第68号文件，则是针对苏联1949年8月一颗核弹头试验所做出的反应，这一试验比美国预料的提前了好几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析家们（保罗·尼采是国务院的主要人物）研究了各种选择方案：美军全部撤回本土；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美国大幅度增加对盟国的援助。最后一条决定被选定了，这是使美国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手段。这样做的设想是，没有其他威慑力可以让苏联人相信美国对全球性防御是一丝不苟的。预计这要耗费惊人的费用，杜鲁门政府1950年度的财政预算仅130亿美元出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报告要求把年度预算增加到500亿美元，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0%。它预见到美国及其盟国要达到具有全面实力还需要四年，这四年是“危险阶段”。该报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苏俄企图通过直接的侵略和渐进的颠覆来统治世界。

尽管这份长达151页的文件在1975年才公开，此前一直属于高度机密，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早在艾奇逊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言谈话语中透露了出来。他们认为有必要造些舆论，使公众能接受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担心。艾奇逊希望首先争取公众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各项原则，然后再考虑具体细节；否则，用他的话说，“预算局的耗子们会把决策的意愿啃得精光”。1950年春季，艾奇逊频频向公众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反对孤立主义。6月13日，他在达拉斯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应该放下百叶窗，坐在客厅里，抱着上膛的霰弹枪等待着。”他认为，对苏联野心的姑息纵容就是“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

70年代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们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看成美国对外侵略的蓝图，是一份把美国转变成一个战争国家的影响深远的文件。“可能就是这样，”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揶揄地评述道，“也许幸运的是，当时没有把这些文件的作者召集来分析一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形势又会如何。当然我们还是采取了行动。”

随着事态发展，战争开始时，国安68号文件还处于形成阶段。该文件能从计划变为现实，艾奇逊将其大部分功劳归于朝鲜战争，他声称：“如果苏联没有愚蠢到对南朝鲜发动攻击、掀起‘仇恨美国’的运动，那么后来几年发生的事情是否还会实现，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杜鲁门政府在决策中采取了双轨战略。一方面避开亚洲大陆；另一方面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苏联扩张主义的任何企图，其反应程度只受限于战略的现实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并不是有意把美国自动纳入战争的触发器；不过，这份文件代表了一个政府的思维模式：一旦遭到挑战，它就决心全力反击。

建立韩国军队

美军撤离朝鲜时，移交给韩国军队的东西乍一看来像一座颇具规模的武器库：1949年更新的装备价值达1 100万美元，足够装备一支5万人的地面部队，有10万条枪、5 000万发轻武器子弹、2 000支火箭发射筒、4万多部车辆，以及若干门轻型火炮和迫击炮。让韩国人懊丧的是，美国人没有留下坦克、飞机和大型海军舰船。按美国人的设想，韩国只需要具备有限的防卫能力。麦克阿瑟在1949年3月7日的一项指令中指出，韩国军队需要具有进行“象征性抵抗”入侵的能力，但是它应当“组织到能够明确宣示其和平目的，同时不提供任何被说成是对北朝鲜形成威胁的口实”。

驻朝鲜军事顾问团总共有472名官兵，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罗伯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坦克部队军官，他将在朝鲜任职期满后退役。无论是罗伯茨还是他手下的弟兄们，都不高兴待在朝鲜。没几个美国人会讲朝鲜话；他们发现朝鲜人冷淡漠然；韩国军官们受到了政治支配；他们的家居设备原始落后；最后，朝鲜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农民用来当肥料的粪便恶臭。“总而言之，”一位前军顾团成员说，“整个都是臭气熏天——我不只是在说韩国军队。”

军事顾问团对韩国军队今后的发展十分悲观。托马斯·麦克唐纳中校在1949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它就像1775年的美国陆军。”军事顾问团的另一份评估报告说：“除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外，韩国陆军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乏善可陈。”从来就没有排和连队的训练，射击技术毫无章法，军官们不懂如何带兵。

这些报告都送到了华盛顿（罗伯茨将军甚至在1949年3月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查尔斯·博尔特少将写了一封2 300字的私人信函，就韩国军队的糟糕境况提出警告）。然而，美国军方已经决定放弃朝鲜，博尔特在罗伯茨提出警告后也不打算去对抗政策。1949年6月，博尔特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感到在朝鲜，（南朝鲜）部队的装备现在已经优于北朝鲜部队。……建立南朝鲜部队和提供物质援助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的）部队可以而且应该撤离了。”

一年后，1950年6月6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前三个星期，穆乔大使对韩国做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评估。他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一旦发生全面入侵南朝鲜的战争，北朝鲜军队无可辩驳的装备优势将给他们带来胜算，尤其是在苏联已经并将继续提供的重型步兵支持武器、坦克、作战飞机等方面。”

差不多就在穆乔作证的同时，罗伯茨将军跟《时代》周刊驻远东记者弗兰克·吉布尼做了一个告别采访。罗伯茨离开朝鲜后将退休，他显然希望他这项最后的军事使命被描述成功德圆满。吉布尼在文章中写道：大多数观察家现在认为，拥有10万之众的韩国陆军在亚洲同样规模的军队中首屈一指。其快速机动的纵队把共产党那几个游击部队几乎横扫干净。现在没有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相信由俄国人训练的北朝鲜军队在没有重大增援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对南朝鲜的进犯。……

1950年6月15日，军事顾问团向国防部提出警告：韩国作战部队的可用补给仅在“勉强可以维持的水平”；还指出，韩国军队15%的武器和35%的车辆已经破旧不堪，韩国军队以其目前手中的装备仅可自卫不超过15天。顾问团指出：“韩国正受到跟降临在中国同样的灾难的威胁。”

然而，美国公众看不到国防部的电报。他们的消息来源就是《时代》周刊，它依次报道从美国将军们和外交官们那里听到的说法。一次可以猛然醒悟的机会就这样在6月之前告终了。

李承晚坐立不安

李承晚总统毫不掩饰他最终要夺取北朝鲜的意图（同样，金日成首相也从未打消过夺取南方的念头）。穆乔大使对1949年底在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一名韩国国防部军官“兴冲冲地进门，赞扬他的‘小伙子们’刚刚占领了三八线以北正对开城的海州……他没有接着说那些人实际上都被当场击毙。不过这类事件双方都屡见不鲜”。

南北双方都不断遭到对方的游击刺探和间谍活动的骚扰，在这方面北朝鲜占有明显的优势，原因有两条：首先，北朝鲜的百姓受到严格的控制，陌生人即使有可能活动，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南朝鲜的特务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其次，李承晚取得总统职位以后就日趋专制，他压制任何对他的政策抱有异议的团体或个人，而且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北方的“共产党威胁”上，很少考虑南方的各种问题。

战前北朝鲜游击力量的构成，反映了人们对李承晚政府不满情绪的程度。例如，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的情报官员们估计，北方主要的游击训练基地江东政治学校的受训人员，“几乎全都是叛逃到北朝鲜的南朝鲜人”。一小部分南朝鲜人“因个人原因”越过边界到北方，他们被抓获并被迫入伍。远东司令部G-2说，整个北方游击队大约60%的人员是那些仍然居住在南朝鲜的人。他们一些人只是做一些招募特务、寻找补给品之类的事情，另一些人则配合北方游击队积极参与一些小规模冲突，他们的武器常常只有竹棒和临时抓到手的棍棒等。只有大约1%的人参加游击队是情非得已，他们是一些被抓来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害怕被处死，或者是家庭遭到报复”。

G-2认为，北方游击队肆意掠夺洗劫南朝鲜村庄，辜负了人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些袭击时常引来韩国正规部队，并发生短促而激烈的冲突，通常总是游击队占便宜。此外，分界线地区的很多村民帮助游击队溜进南方，因为他们“同情游击队并……希望得到好处”。南朝鲜的海军很不中用，无法阻止北朝鲜人员的潜入，因它的巡逻艇“乐意放（游击队的）船只进入南方水域以牟取钱财”。

除了上述活动以外，金日成还利用1949年和1950年头几个月加强其军队的力量。与驻韩军事顾问团低调支持韩国军队的做法相反，苏联人控制着北朝鲜军队。据估计，他们向这个国家派遣了3 000名官兵（美国人在南朝鲜军队中的人数不足500人），每一个北朝鲜人民军的师级单位配有15名苏联军官。苏联人还向北朝鲜人民军提供重型坦克、重炮、自行火炮，以及大约180架飞机，其中包括110架战斗机或轰炸机。中国内战的结束又使北朝鲜人民军如虎添翼——大约29 500名久经战火磨炼的朝鲜籍士兵返回故里。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截止到1950年春季，北朝鲜人民军拥有13.5万人，南朝鲜仅有64 697人。

北朝鲜人在装备上的优势甚至更领先，尤其是拥有苏制重型和中型坦克。一位军事顾问团的军官问罗伯茨将军，为什么他不坚持向韩国军队提供坦克与北朝鲜抗衡。罗伯茨耐心地解释说，南朝鲜的地形不适合坦克作战，这里道路很少而且狭窄，坦克无法通过稻田和山地。他说，任何一支军队如果把坦克带进南朝鲜，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击溃。

北朝鲜心理战

1950年春，在南朝鲜的美国外交官和军官们注意到一种迅速加剧的紧张气氛。这个国家曾欢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稻米特大丰收，又迎来货币量暴增引发的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穆乔大使担心这会影响到对韩经援计划，他施压让李承晚实施物价控制。这一并不受欢迎的行动适逢5月举行的国民议会大选，大选选出一个反李承晚的多数派。新当选的多数派对李承晚拥有强大的草根阶层支持有所顾忌，并没有采取行动罢免其总统职务，然而这次选举让李承晚注意到要更多地关注舆论。

美军怀疑，金日成在1950年春天有可能利用李承晚的政治虚弱地位和美国军事力量的撤离，发起统一朝鲜的行动。北朝鲜媒体大谈有关“祖国阵线”，它将实现南北和平合并，只有李承晚和一小撮“亲美亲日叛徒”会遭到清除。在此之前，南朝鲜人已经听到太多的威胁和允诺之词，因此似乎没人对金日成太当真。美国大使馆和韩国军队也是如此。1950年6月，他们两者都沉浸在初夏的慵懒倦怠之中。

然而到6月10日，意外出现了。北朝鲜人宣布，祖国阵线的三名代表将前往分界线，会见任何愿意讨论统一问题的南朝鲜领导人。平壤广播电台坚持承诺自由选举、统一和土地改革。穆乔大使尽管把这些当作宣传而不予置理，不过他也说，其“表面的合理性可能对那些渴望消除人为的38度分界线的南朝鲜人有所吸引”。他提议——国务院也同意——让联合国朝鲜事务委员会的约翰·盖拉德前往边界接收北朝鲜的文件，同时也递交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统一问题的决议。盖拉德必须大费口舌，才能经过那些韩国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向越界的共产党人开火。他步行走到北朝鲜，发现祖国阵线的代表们正在火车站的一张桌子边等他。他们给了盖拉德一份建议实现统一的冗长声明，但是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文件。有些困惑不解的盖拉德回到汉城，发现所谓的“声明”只是一份平壤电台原来广播的文本。

令美国使馆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6月11日）一早，平壤电台就宣布，由于“亲日本帝国主义的李承晚政权”不允许任何南朝鲜官员前往北方，因此在当天上午10时，祖国阵线的代表们将应邀进入南朝鲜。他们真的去了，不过立即被恭候在那里的一支韩军巡逻队逮捕。韩国人暴跳如雷。据美国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说，韩国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怒吼说，他要把这几个人立刻送交军事法庭，然后枪毙，“这是军事管制区，他们……违反了基本的法律，他们是共产党特务。最简单的就是安排一个行刑队”。诺布尔坚持说，枪毙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成为烈士，不如先审问他们，看他们能提供什么信息。

审问之下，这些人原来仅仅是低级官员，只是来递送消息，对于他们携带到南方来的文件知之甚少。韩国军方和美国陆军反谍报队的审问官们认为，金日成政权是把这几个人派到南方当“牺牲品”。

于是，几天之后，这几个北朝鲜人被安排坐上吉普车在汉城兜风观光，他们看到了跟平壤电台通常描绘的贫穷落后、恐惧笼罩的城市截然不同的情况。他们自愿录制了广播讲话，描述南朝鲜较为舒适的生活。他们还告诉审问者，祖国阵线只是一个宣传伎俩，用来扰乱汉城。其中有一位原来是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士，他自告奋勇地说，他不知道有什么预示着即将南侵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就是哈罗德·诺布尔感到南韩军队和他自己的大使馆被蒙骗之处。“他们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了我们希望相信的事情：他们看了自由的南方，他们已经选择了自由而不是共产主义。这些我们都信了，于是他们关于军事问题的说法我们也就相信了。他们完成任务了，把韩国军队、政府和我们这样的外国观察家糊弄得不轻。”

情报失灵

预测亚洲在1950年春季和初夏之际的动态的工作，由两个情报组织共同分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G-2（军事情报处）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个机构都是人财俱乏，难以执行任务。

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存在仅仅三个年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服务局（OSS）的杂牌儿孙，在华盛顿官场中它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遭到军事情报机构的切齿痛恨。中央情报局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曾经参与过战略服务局“斗篷加匕首”谍报工作的学者文人，以及一些被其他机构剔除的不合适的平庸之辈。雷·克莱因博士（属于前一类人）于1949年参加中央情报局并担任分析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至5页印刷纸，然后放上一张漂亮封面，冠以一个响亮的‘世界形势评估’的标题”。朝鲜是报告中经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克莱因承认，中央情报局离现场太远。“我主要是根据我所阅读的报章杂志文章，再尽可能地添加一些分析人员的术语，然后写下我的分析性评论。”

在克莱因看来，远东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地区。“我们手头用以进行工作的情报少而又少，很少有具体的情报。麦克阿瑟曾与战略服务局势不两立，这使中央情报局始终无法在远东恢复工作。他从不允许战略服务局染指他的战区，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也是如此。他绝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不是他司令部的一个机构。”

从中央情报局最初的三位局长身上，也可以看出它在华盛顿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西德尼·索尔斯是后备役海军上将，他的平民身份是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皮格雷-威格利连锁超市的高管人员。他因杜鲁门获得了影响力，但是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接替他的是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他出任局长主要是因为他是权势显赫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不过，甚至连霍伊特·范登堡也意识到在中央情报局干没有出路，不到一年他就离职去当空军参谋长了。1950年6月，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海军少将担任，中央情报局一位熟知内情的人说，他是“海军中的三流人物，他当局长是因为凑巧这次该由海军出人了”。（杜鲁门很少想得起希伦科特和中央情报局，以致在北朝鲜入侵后头几天的会议上，这位局长都没有被邀出席。中央情报局很显然被认为对这些讨论无所助益。）

中央情报局对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评估，是长于分析而缺少具体预测，过于关注全球宏观问题而忽视特定形势的具体分析。这也难怪，中央情报局在亚洲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东京“站”总共才三人，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工作。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甚至拒绝提供一个办公场所。朝鲜得不到广泛的注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3月1日至战争爆发，中央情报局的每日综述中未曾提到过朝鲜。

——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每周综述曾6次提到朝鲜，3份报告谈及了5月份的国民议会选举。3月31日的一份报告是关于动荡不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指责李承晚总统一意孤行，坚持扩军以抵抗入侵。6月2日，中央情报局对蒋介石若被迫离开台湾将流亡南朝鲜的种种流言蜚语进行了一番评论。“朝鲜离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太近，哪怕把它作为最为临时和最不舒适的避难场所都不甚适宜。”中央情报局评论说。6月16日，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有一小段文字提到，北朝鲜正掀起一场“和平”统一运动。

——5月17日，中央情报局在每月《世界形势评论》中预测，如果李承晚的权力在当月的大选中受到削弱，那么“共产党在南朝鲜趁火打劫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6月份的《世界形势评论》没有提到朝鲜。

——战争爆发以前，中央情报局在一份题为《当前北朝鲜政权的实力》的地区性情报报告中最后一次谈及朝鲜问题，报告日期注明是6月19日，但使用的素材仅截止到5月15日。报告指出，北朝鲜“有能力以短期的军事行动实现针对南朝鲜的，包括夺取汉城在内的有限目标”。报告提及了分界线附近的北朝鲜坦克，但却只字未提沿线村民撤出一事。虽然报告由中央情报局批准签发，其中的军事部分却是由军方的军事情报处准备的，“不顾中央情报局之反对”而纳入报告中。

总而言之，中央情报局无法向杜鲁门政府发出南朝鲜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警告，理由很简单，它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

与之相反，远东司令部的军事情报处，或称G-2，却在负责亚洲的情报工作，它活像一台囊括一切的庞大吸尘器，把如此浩繁的细节、未知可否的报告以及漫无边际的猜测统统收罗起来，以致军官们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冷静的分析，从而理出有价值的情报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得力的领导。1950年，远东司令部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是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他从1941年起就在麦克阿瑟的鞍前马后。1950年他58岁。在德国出生的威洛比故意将身世弄得模糊不清，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一位德国贵族的儿子，为逃避语焉不详的政治迫害而当了难民（《记者》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51年发现，实际上威洛比是一个绳索制造商的私生子）。威洛比于1910年18岁时来到美国，以“阿道夫·查尔斯·威登巴赫”的名字参加陆军，当了一名列兵。他终于获得一项委任，并更改了名字。威洛比是一位撰写辞藻华丽的报告的行家，麦克阿瑟很是赏识这种文风。同僚们注意到，他花在捉刀代笔上的时间似乎跟花在情报工作上的一样多。的确，在1949年和1950年，威洛比对情报工作几乎毫无兴趣，麦克阿瑟指定他负责撰写和出版一部洋洋四大卷的太平洋战争史工作。据一名前情报官员说：“威洛比是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的理想人选。他知道麦克阿瑟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此而已。”

威洛比同麦克阿瑟对情报工作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俩对于采用非常手段搞来的情报一概拒之不信，对于战略服务局及其后继者中央情报局这类海盗式组织收集的情报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对战略服务局的态度十分明确。他不允许该机构的特工人员在他的战区里活动，一经发现就会加以阻挠。威洛比和麦克阿瑟都只相信那些通过武官、审讯俘虏以及从缴获的文件中搞来的情报，他们绝少相信“潜伏很深”的间谍利用有利的地位或者途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

威洛比在东京的主要情报“产品”是一天一份囊括整个远东动态、长达40多页的《每日情报综述》。30年后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情报汇编，就仿佛在听集市上一群老太太的唠叨：流言蜚语的大杂烩，胡思乱想，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无法进行评估。威洛比的大部分“情报”来源于心怀不满的中国国民党军官，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预测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行将垮台。军事情报处没有间谍在北朝鲜活动，只得依靠叛逃来的低级官员、难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驻平壤外交官们提供零零星星的第二或第三手情报。尽管如此，如果仔细地审阅威洛比的《每日情报综述》，确确实实能够发现一系列事件的某种模式，明显地预示了北朝鲜的进攻迫在眉睫。

最为明显的证据——所有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后诸葛，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清晰的——是北朝鲜的坦克部队在靠近分界线的地方迅速集结。5月末的一项情报给出了有关北朝鲜人民军组建了一个新坦克旅的异乎寻常的详细报告：估计有180辆中型和轻型坦克、1万名官兵，还有诸如反坦克炮、野战炮、摩托车这些支持设备。然而威洛比的班子在5月25日的《每日情报综述》的一项评论中，拒绝接受这一情报为有效情报。该报告说，“人员与武器的总数量超常”，北朝鲜人民军不可能组建如此庞大的坦克部队。G-2声称：“先不论在部署——比方说一个坦克师——时通常会遇到的那些困难，感觉上要在北朝鲜组建这样一支部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切实际。”不到一个月之后，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摧毁了韩国的防御。

1950年初，G-2曾探知并予以搁置了另一个有关战争迫在眉睫的征兆：居住在三八线周边两英里之内的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一个看起来较为明显的原因是为入侵大军提供一个集结的区域，然而威洛比的G-2却另有说法：一些农民也许是为了避开北朝鲜人民军“在分界线附近埋设的地雷的危险”。任何被迫撤离都是“出于给部队腾出地方居住的需要，出于在时有发生边界冲突的地区进行耕作的不现实性，以及出于对南北武装冲突的害怕”。

还有其他的情况：连接三八线和平壤外围的交通枢纽沙里院的铁路线已关闭，只对军列开放；一个大型兵工厂开工，将自主满足北朝鲜对小型武器弹药的需求；征召妇女从事通信和护理工作；紧急征召曾经在日本军队服务过的青少年和成人男子入伍。G-2把这些异动称为“战争类型的管制”，还补充说：“这些步骤让人回忆起二战前德国的类似活动。”

但是关于入侵的前景，威洛比说起来总是这几句话：是的，G-2一直有听到关于入侵威胁的报告；是的，北朝鲜人民军有能力发动攻击；是的，不断有他们军队集结的迹象。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被认为足以让G-2发布任何具体的入侵警告。

缺乏近忧远虑，这在杜鲁门政府中蔚然成风。6月20日星期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一项援助韩国的法案作证时，被长时间询问有关韩国军队的实力以及北朝鲜人用武力夺取南方的可能性的问题。腊斯克表示：“我们看不到当前有任何意图表明，分界线那边的人们想为此目的来打一场大战。”腊斯克继续说，甚至即使北朝鲜人进攻，韩国人“也能够可靠地应对北朝鲜人所打造的这种军事力量”。

腊斯克有所不知的是，两天前，6月18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入侵南朝鲜。

第二章 战争爆发

在亚洲北部，6月代表着季风季节的开始。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早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阵雨飘落在朝鲜大部分地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虚假警报之后，韩国军队度过了一个放松的周末假期。边界的防御力量有4个步兵师加上1个团，从理论上讲有差不多3.8万人。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据守着边界的防御工事，其余的人不是在三八线以南10至30英里的地方做后备，就是在休假。6月24日，韩国陆军司令部授权指挥官们给来自农村的士兵放假15天，让他们在稻田里劳作。另一件事吸引了更多的韩国军官离开——在汉城的陆军司令部一个新的军官俱乐部举行了开张庆典。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民军已经聚集了一支近9万人的大军，并用150辆T-34坦克予以支持。T-34是一种车身低平的中型坦克，一直是苏联陆军在二战结束时的标准配备。T-34火力强大，装备一门85毫米榴弹炮和两挺7.62毫米机枪。该坦克威力无比：曾经阻止了德国人进军莫斯科，此后苏联人就继续将它作为一种基本装备。

威廉·罗伯茨准将在战争爆发两天之前从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位置上退休。他曾说过，在这个国家进行坦克战是不可能的，道路太窄，稻田太软。罗伯茨错误地以为北朝鲜人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

北朝鲜的进攻在朝鲜半岛的狭窄部打响，没有一个士兵或一支部队能够准确地说出听到了“愤怒的第一枪”。金进学是韩国第1陆军师的一名年轻中尉，他驻扎在西部城市开城附近，这里是重要的进攻路线之一。“战争开始时是一阵突然的炮火，沿着边界我方一侧在我们的战线上形成一道弹幕。一分钟前这里只有下雨和寂静，一分钟后梦魇般的巨响和爆炸包围了我们。我正在一个防弹掩体里睡觉，掩体挖在山坡一侧，顶上盖有沙包。第一轮炮火的冲击把我从行军床上震下来，沙子尘土倾泻到掩体里。我设法套上衣服跑到外面。一名中士在门口呻吟着，捂着他的肩膀。我跑过去挪开他，他的胳膊掉了下来，它从肩膀那里已经断了。他又呻吟着，然后死了。”

那天早上，唯一在三八线的美国顾问是约瑟夫·达里戈上尉，他所在的韩国陆军第12团就驻扎在开城东北方。大约5时，炮击惊醒了达里戈，不久弹片和轻武器子弹就击中了他的房子。他穿上衣服，开着吉普车到开城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开城市中心，他陡然刹住了车。在几百码外的火车站里，北朝鲜士兵正在从一列大约有15节车厢的火车上下来，总共约有1 000人，他们根本没打算隐蔽。在夜色的掩护下，北朝鲜人已经把在三八线他们那一侧早先拆毁的铁轨重新铺上，把部队运送到了靠近北边的韩国士兵背后。达里戈猛然挂上挡，向南边疾驶而去。此时他脑海中已经没有疑问：一场战争开始了。

然而，有关在三八线——它就在汉城以北20多英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很慢才渗透到首都。在汉城，星期天一早下着沉闷的雨。清晨时分，云层低垂，看不见太阳，这是朝鲜一个典型的夏日拂晓。

差几分钟到7时，美军顾问团有人给穆乔大使的军事武官罗伯特·爱德华兹中校打电话，向他报告有关在边界发生战斗的事。然而，因为前几个月接二连三的有关入侵的虚假警报，他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已经开战了，还是新的试探。无论如何，他觉得应该报给大使馆知道。

爱德华兹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他吸了一口香烟，决定给穆乔的副手埃弗雷特·德鲁姆莱特打电话，以免打扰大使。下面一个小时，德鲁姆莱特自己给韩国军方总部和美国军事顾问团打了电话。差不多到8时，他报告了穆乔。“你就等着大吃一惊吧，”德鲁姆莱特开始说道，“共产党正在全线进攻！”

另一个美国人也在那个早晨折腾。杰克·詹姆斯过去11个月里任合众国际社驻汉城记者。他头天晚上还参加了一个酒会，然而他是一个勤奋敬业的媒体人，那天上午他想去大使馆的新闻处，给美联社写一篇“来函”。这种背景资料往往通过邮寄发回，而不是用昂贵的电报发出。詹姆斯脑子里已经起草了导语的段落：“尽管北朝鲜人加剧了宣传活动，而且继续威胁说决战时刻即将在某月某日到来，但是大多数意见不相信至少在秋天之前会有任何入侵。”

詹姆斯想写完他的报道，找到他丢失的一把雨伞，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去参加一个野餐。他的韩国助手在周末监视着通常的事态发展。

与大多数在汉城的美国人一样，詹姆斯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入侵迫在眉睫”的报道，在他任内就有几十次，他都不予置信。实际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已经听说了有关一次入侵的传言，他向G-2询问，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8时过几分，詹姆斯开着合众社的吉普车到了大使馆。他冒雨奔向门口，遇到一名情报官员气急败坏地出来寻找他的汽车和司机。詹姆斯后来回忆道：他以为我是来报道这件事。“你听到边界什么消息？”他问我。“还没有什么。你听到什么？”我说。“该死的，他们应该到处都越界过来了，除了第8师的地盘。”他告诉我。“这个我还没听说。”我说，然后就去新闻处开始打电话。

詹姆斯用了90分钟紧张忙乱地给各种消息来源打电话（他们大多数人还在睡觉，不清楚出了什么事），并盯着送到使馆来的报告。他甚至鼓动一名使馆新闻官员，请他去了解一下北朝鲜电台是不是对大战爆发说了些什么。（回答是没有。）“第一批报告都零零碎碎，无法证实。”詹姆斯后来回忆说，“大多数都是警察的报告，他们通常都是极度夸大事实的。与其开始报道一个不存在的战争，我把所有的报告都扣压了一个半小时。”

詹姆斯以前是一名海军飞行员，在亚洲有着长期经验，他在大使馆的军官们和外交官圈子里备受信任。大使馆一等秘书哈罗德·诺布尔认为詹姆斯是一位“诚实和敬业的记者”，不搞耸人听闻那一套。因此，詹姆斯坐在大使馆的密室里，听着关于事件的讨论。最后，军事顾问团的一位军官对另一位说：“我想我们应该让华盛顿知道这事。”“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发了，那么我也可以了。”詹姆斯说。他急忙草拟了一份“紧急”新闻电稿，这意味着它将以最贵的资费发出，并得到合众社的优先处理。詹姆斯谨慎处理有关攻击的报道，他在消息中强调这些信息都是“零散的”。但是“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紧急级别发出……这表明我觉得此事极端重要”。詹姆斯的电文写道：

紧急　新闻　合众国际社　纽约25095詹姆斯　零散报告来自三十八度线指北朝鲜人星期日早晨沿全面边界发动攻击　当地时间九时三十分另有报告指汉城西北四十英里之开城与韩军第一师总部陷落于上午九时敌军据报在边界以南三至四公里瓮津半岛坦克据信使用在汉城东北五十英里之春川　来自海上报告东海岸之江临以南二十艘小船登陆此地公路切断　完毕　注　应强调此仍为零散且局势不清　詹姆斯

詹姆斯的电报几乎立即就被合众社在旧金山的办事处收悉，再从这里中转至纽约。国际新闻部有一位改写者把詹姆斯压缩的电报语言改成一则新闻报道，然后发往全世界。

一个小时之内，詹姆斯的新闻稿通过合众社的电讯返回到汉城，那里的韩文报纸急忙赶出下午特刊，报道了入侵。

穆乔大使宣布遭到入侵的电报大约在新闻发表的10分钟之后从汉城发出。外交电报比合众社电讯要慢，穆乔的电文必须加密，然后发到东京，转发到华盛顿。因此，美国政府收到的第一份关于入侵的消息不是来自其大使馆，而是来自一家通讯社的老式收报机。

穆乔发出的电报带有“NIACT”的优先标志，这是国务院的密码，意指“夜间行动”，只用于紧急情况。列为NIACT的电报就要求华盛顿的保密室对该电报先于其他往来电报而立即处理，并上报给相关的负责官员。就这份电报而言，就是要上报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总统休假

战争爆发的这个周末，哈里·杜鲁门早把外交事务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差不多18个月的时间里，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难，而他那出名的脾气也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刻，他计划离开闷热的华盛顿，到密苏里老家去喘口气。他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意在放松头脑、抛开公务，过几天清闲的日子。

但是，杜鲁门作为政治家，总是要顺道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比如巴尔的摩附近的友谊机场落成典礼。临上飞机前，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国务院前礼宾司司长、新任驻加拿大大使斯坦利·伍德沃德。他写道：“我正要去巴尔的摩参加一个机场的落成典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我揣测是因为马里兰州州长、该州的两位参议员、所有众议员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执意（原文如此）要我去的缘故。”他温厚地邀请伍德沃德冬天到他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别墅去拜访他。“不要以为你现在是大使先生了，白宫的那个人就不能打扰你了。”杜鲁门说，他在密苏里打算“监工建造一些围栅——不是政治围栅，而是为农场的房屋新订购一个屋顶，还要告诉一些政客见鬼去吧。我希望这是一次极好的访问，对吗？”

马里兰州的官员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与总统一行会面，经过短程飞行后抵达友谊机场。巴尔的摩市市长托马斯·达亚山德罗一路上遭到众人的取笑，他承认，第一次乘飞机“真有点胆战心惊”。落成典礼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杜鲁门认真地谈到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地方当局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航空业和其他运输业。他绝不放弃这个机会即兴地奚落他的共和党敌手：“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其中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老顽固仍然和我们待在一起，至今还在国会里。不过，上帝保佑，他们不占多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结束演讲时使用了一连串“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这世界还能和平的时间，只有区区几个小时了。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美国东部时间3时左右，和平终止了。当时，总统的座机正在以巡航速度飞行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上空，这是到堪萨斯城的最后一段航程。

星期六夜晚的惊恐

约瑟夫·艾尔索普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握有几张派得上用场的王牌：他是罗斯福家的远亲，接受正宗常春藤大学的教育，在交际场上风度翩翩（还没有人必须向乔·艾尔索普指教餐叉的使用顺序）；更重要的是，他还具备当记者的精力和智力，这使他与被他采访的人在聪颖睿智上旗鼓相当。约瑟夫·艾尔索普和他的兄弟斯图尔特共同主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专栏，斯图尔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和分析评论员，只是不那么关注乔治城的社交旋涡。

约瑟夫·艾尔索普则相反，他能把达官贵人请来用餐，并为能左右席间气氛而得意扬扬。而华盛顿的记者们想见这些官员，得靠与他们的助手和秘书软磨硬泡才行。当晚的宾客名单非同一般。艾尔索普其人，用全国记者俱乐部一个机灵鬼的话来说是“有响度又有深度”。此刻他刚从欧洲采访归来，请客为自己接风洗尘。赴宴的客人令人难忘：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空军副部长约翰·麦科恩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晚宴的场面正如艾尔索普所描绘的：“夜晚真是太美了。星空下，露台上，人们谈兴愈浓。”

可是一名仆人打断了交谈，他宣布有一个电话找“腊什先生”。迪安·腊斯克扫了众人一眼，认定自己是要找的人，然后步入室内接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返回露台，“脸色煞白如纸”（据艾尔索普描绘），招呼佩斯和麦科恩返回室内。不一会儿，他们一同出来含糊其词地说：“朝鲜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边界事件。”他们找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便前往国务院。

据艾尔索普说，晚会于是“安静下来，大家讨论这一次是不是就是那件事”。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也开始忙乱起来。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正待在华盛顿克利夫兰公园区的家里。10时左右，电话铃响了。“在那些天里，夜里来电话并非不寻常。……我当时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它多少也反映了我们过的这种繁忙生活。如果9点钟过后来电话，我抓起电话的同时，另一只手就会下意识地拿起汽车钥匙，以备万一。”

这次电话是远东司的值班官员打来的，他说：“有情况，我认为您应该即刻来此，我在电话中无法说明原因。”

希克森驱车经过石溪公园前往国务院的办公楼，“我一路上都在寻思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值班员的电话来判断，他知道问题出在远东。“我琢磨最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人企图入侵台湾。”

五角大楼接到入侵的消息时，态度平静，甚至无精打采。当晚11时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最初是由于新闻界询问才获悉攻击的消息的。经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信息中心核实以后，他认定风传的入侵消息已经被证实，而且联合参谋部主任阿瑟·戴维斯海军少将已经接到通知。接着，克利夫顿向他的顶头上司马修斯上校报告，马修斯起初认为没有必要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结果他还是同意照办。（当他们最后通知布雷德利将军时，他已经从记者那里得到了消息；他对这些记者无可奉告。）

这样，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整个五角大楼——由克利夫顿来代表——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准备一份简短的新闻稿，宣布美国政府已经获悉这次入侵以及美军没有卷入。

午夜12时10分，他们又采取了另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行动。负责军事作战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在陆军军事处设立了一个他称之为“指挥所”的机构。实际上，“指挥所”的职能只是确保把任何来自国务院的零星情报转给太平洋彼岸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几天前刚到远东做了一番实地调查，主要是了解台湾的防务问题。电话铃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他接完电话，马上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实际上委托佩斯代表国防部这个文职机构行使职权，就当晚任何必须做出决断的事情做出决定。约翰逊精疲力竭。除此之外，正如他后来所说，那天晚上国防部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我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几个小时以来，布雷德利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唯一获悉这次入侵的成员。

必须对美国的反应做出最终决定的人是杜鲁门总统。星期六晚上，他在独立城刚刚度过了计划已久的休假的头几个小时。晚餐后，一阵电话铃打断了全家的闲聊。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总统先生，”他说，“我刚得到极其严重的消息，北朝鲜人已经入侵南朝鲜了。”

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动身回华盛顿，但是艾奇逊要他等一等。情报还不充分，北朝鲜人经常以营级规模的兵力袭击南朝鲜。据信，穆乔所报告的行动目前还仅仅是一次惯常的边界冲突（虽然艾奇逊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在漆黑的夜晚匆匆忙忙地做长途飞行不仅危险，而且会引起外界的恐慌。

艾奇逊的确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打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宣布韩国遭到侵略。杜鲁门表示同意，并且请艾奇逊次日早晨及时报告，如果获得了更多的情报，也可尽快来电话。

电话把当晚家庭团聚的欢乐一扫而光。根据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回忆：“从获得消息时起，我父亲明确表示，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杜鲁门批准把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以后，约翰·希克森开始设法给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打电话。他知道，担任常任代表的沃伦·奥斯汀参议员正在佛蒙特州度周末，无法用电话取得联系。因此，希克森给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家里挂电话，但也是运气不佳，只有他的小女儿在家。希克森没有把握她是否明白他的意思：电话很紧急，她的父亲应该立即给他回电话。他说：“我不知道小姑娘的年龄，但我们实在是迫不及待。”

午夜，希克森决定撇开一切循规蹈矩的途径，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家里挂电话。“我向他通报了事件，他开口第一句话（带着浓重的挪威口音）就是，‘天哪，杰克，这可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我当时实在想不起来再说些什么，只是说：‘这是你对我说的，赖伊，这当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午夜过去很久，希克森终于找到了欧内斯特·格罗斯，他俩简要地讨论了须采用的策略。希克森的助手正在起草一份决议草案，几个小时后将由国务院的律师戴维·温豪斯坐飞机携往纽约。目前是美国施展策略的有利时机。几个月前，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为抗议中国国民党人继续占据席位而退出了会场。苏联人认为，安理会中的“中国”席位应该归新的共产党政府。如果马立克返回安理会，他就可以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他们确信马立克不可能出席，他必须请示莫斯科，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希克森还认为，马立克知道，安理会如果没有投票一致通过，就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很可能以为他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作用”。

此时此刻，谁都猜不透总统最终会要求联合国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这次入侵，原因之一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朝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腊斯克的话来说，尽管在不断努力“掌握朝鲜所发生的更清晰的情况”，但截止到星期日清晨，除了第一份电报以外，穆乔以及驻汉城大使馆再没有发回更多的消息。艾奇逊和腊斯克讨论了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后认为，把该事件提交安理会的决定连同北朝鲜入侵的消息，于星期日早上一同见报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艾奇逊最后决定，以穆乔发来的唯一一份电报作为根据……前往安理会，时间稍稍早于新闻的截稿期。

凌晨2时30分，希克森用电话向格罗斯大使口述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与此同时，也发出通电给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国民党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印度、挪威和苏联），通知他们美国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电报还敦促他们请示本国政府，以迅即采取行动。美国的正式要求文字如下：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已通知国务院，北朝鲜军队于（汉城时间）6月25日凌晨，在若干地点入侵了大韩民国领土。据报，北朝鲜控制下的平壤电台已经广播一项针对大韩民国的战争宣言，自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时生效。北朝鲜政权军队在上述情况下发动攻击，可视为对和平之破坏，是一次侵略行为。本人奉本国政府要求，谨要求阁下举行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华盛顿显然是在走向危机，甚至可能是在走向一场战争。不过此时此刻外交官和将军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前线发来进一步的消息。这种紧迫感并未使哈里·杜鲁门坐卧不安。午夜前，他向全家道过晚安，脑袋触到枕头的瞬间就酣然入梦了。

韩国部队溃不成军

星期日，临近汉城时间中午时分，美国军事使团意识到韩国陆军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前线发来的报告展示了北朝鲜的入侵战略：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掩护下沿两条主要公路向南直取汉城。

主攻方向是沿铁原—议政府—汉城一线，这条路线经由一个宽阔的谷地，几个世纪来入侵者都用这条路线。这支部队包括2个师又1个团，总共2.8万人。这支入侵纵队由苏制T-34坦克开道，并得到苏制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他们的对手仅仅是韩国1个不满员的师，兵力不足6 000人。

北朝鲜的另一路纵队则在西部沿着一条穿越西海岸低洼地的公路向南挺进，这是汉城和平壤之间的主要通道。北朝鲜人在这个方向的兵力也具有同样的优势——2个师又1个团，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韩国1个不满员的师。这是进攻汉城的两支主要力量。由于南朝鲜的公路、铁路、通信等后勤网络均集中在汉城周围，因此这座城市如果陷落，将危及这个国家的生存。

北朝鲜人的另外3次攻击并没有引起那么紧迫的关注。一次是向孤守瓮津半岛的韩国1个团发起进攻，瓮津半岛与南朝鲜被黄海完全隔开；一次是攻打中部城市春川；一次是顺日本海沿岸公路向南推进（并得到2次小规模的两栖登陆部队的支援）。

战争爆发第一天，最令人震惊的悲剧是韩国陆军一败涂地——美国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曾经宣称它“在亚洲同样规模的军队中首屈一指”。责任必须由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共同承担。由于罗伯茨拒不相信在朝鲜能使用坦克，致使韩国部队只拥有少量的反坦克武器。在开战后慌乱的头几个小时，一些部队设法使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但是这种武器并不是为打坦克而设计的。正如一名美国炮兵指出：“士兵们几乎都不知道炮手以直接瞄准和使用曲射炮打坦克的专门技巧。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久经沙场的老炮手才能保持冷静射击成功。即使如此，他们还得有一点运气。”韩国部队仅仅拥有91门榴弹炮，大多数在战争头几天就被遗弃。美国人不给韩国提供重武器装备，是因为担心他们用来侵略北方，其后果是韩国人现在自身难保了。

最使美国顾问们吃惊的是，韩国部队士气低落，斗志丧失殆尽。但其中也有值得赞许的例外，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与机器对决的勇敢事迹。汶山附近沮丧的守军无法阻止T-34坦克，他们把炸药包绑在背上，自己冲到坦克底下舍身自尽。有人带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冒着机枪的弹雨冲向坦克；还有人跳到行进中的坦克顶上，拼命想用铁钩打开坦克舱盖以便丢进手榴弹。勇士们设法击毁了一些坦克，但是估计有90多人因此丧命。不久后，这种勇士就没有再出现。《伦敦每日快报》的西德尼·史密斯是首批抵达战地的记者之一，他对韩国部队退却的场面做了更为典型的描述：“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东奔西窜，奋蹄尥蹶；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午时分，北朝鲜又显示出另一种优势。当时，汉城上空的乌云刚刚散去，两架银灰色的二战时期的苏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多次飞过汉城和金浦机场上空，但是没有扫射。四个小时以后，雅克飞机又飞来了。其中两架以极其准确的火力猛扫金浦机场，击中了控制塔台、1个储油罐以及1架美制C-54运输机。其余几架攻击了汉城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击伤击毁了10架教练机中的7架。随后，这些飞机又沿着公路往北飞，任意地向惊恐万状的韩国部队射击。韩国部队无法还击——同样出于怕他们用来进攻北朝鲜的原因，美国拒绝向他们提供战斗机。

但前线的美国军事顾问偶尔也用无线电发回振奋人心的报告：韩国部队在议政府附近的几个营正在组织反击；少数韩国部队依据着坚固的阵地，已经设法阻滞了北朝鲜的前进；预备队正奔赴前线；正在按照预定计划破坏入侵路线上的道路和桥梁。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韩国陆军能否顶得住，以便重整旗鼓，或者坚持到美国来得及派遣作战部队援救他们——这是美国顾问们强烈主张的方案。

泰然自若的麦克阿瑟

灾难即将临头，有一位人士依然安之若素，他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战争发生12小时以后，他依旧流露出漠然处之的神态。东京时间星期日下午6时，他去东京的办公室会见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是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新近被国务卿艾奇逊聘请入幕（两党的政治作秀），协助对日和约的谈判。几天前杜勒斯曾顺访了朝鲜，还在三八线摆出姿势与韩国士兵合影留念（韩国士兵似乎对杜勒斯戴的正规小礼帽茫然失措）。杜勒斯还向南朝鲜议会发表演说，并暗示如果大难当头，会给予不确定的帮助：在精神上，联合国把你们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美国人民欢迎你们成为这个缔造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因此，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并不孤立。只要你们继续有效地在创造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你们永远不会孤立。

这种含混笼统之词，对于想要利用它的人来说，意义可大可小。但是陪同杜勒斯访问的一位国务院职业官员约翰·艾利森认为，杜勒斯已经“把他认为迪安·艾奇逊1月份在全国记者俱乐部讲话时所遗漏的部分设法表达出来了”。

杜勒斯和艾利森现在希望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谈朝鲜之行，他们发现将军似乎对几个小时前已经爆发的战争态度冷漠。艾利森认为麦克阿瑟“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时显得神态非凡，他的咔叽衬衫领口敞开着，嘴里衔着人所熟知的玉米芯烟斗”。迄今为止，前线传来的报告依然是零星的，麦克阿瑟并未显得焦虑不安。他对客人们说：“这可能仅仅是武力侦察。假如华盛顿对我不加妨碍的话，我可以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李承晚总统已经要求提供一些战斗机。麦克阿瑟说，他断定朝鲜人不会驾驶它们，不过，他还是准备多少给几架鼓鼓士气。（当天晚些时候，一位来访的记者跟麦克阿瑟聊天，发现他主要在担心“华盛顿那边的笨蛋们”。麦克阿瑟对这位记者威廉·马修斯说：“我希望美国人民有勇气，奋起面对这个局面。”）

杜勒斯和艾利森返回饭店，立即起草一份电报发给迪安·艾奇逊：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时间星期日拂晓之前，杜勒斯的电报抵达华盛顿，迪安·艾奇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电文。艾奇逊明白杜勒斯是在野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此人不是一个盲目的党派人士，他的意见理应受到重视。杜勒斯在东京下榻的饭店里起草了这份电报，这使他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干预朝鲜的人。

李总统惊恐万状

星期日下午晚些时候，共产党的雅克战斗机扫射了李承晚总统官邸青瓦台（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周围地区，近在咫尺的进攻弄得这个老头惊慌失措。他接到汉城可能失守的报告，于是决定逃之夭夭，以免束手就擒。美国使馆官员哈罗德·诺布尔（该周末他未在汉城）后来跟其他美国官员和韩国官员谈话后认为，内阁部长们和青瓦台杂七杂八的随从“个个惊恐万状，而且也感染了李承晚”。不过李承晚声称他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认为，如果入侵者俘虏了他，那么他毕生争取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夜幕降临时，李承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一走了之还是留在原地。晚9时左右，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把穆乔请来参加讨论。穆乔回忆说：我一抵达，李总统就对我说，内阁刚刚开过会，认为如果他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并且他们的防御能力较差，还是撤离汉城为好。听到这些，我感到震惊，我十分谨慎地提醒李承晚，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告诉他，他的部队在这次突然袭击面前打得相当不错，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确实，其中有些部队已经全军覆没或者溃不成军。我同意他的意见，即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落入敌人（共产党）之手。我们面临棘手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地留在汉城，以激励我们的部队，同时不要被敌人掳去。

穆乔告诫李承晚说，如果他逃跑，消息一经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抵抗北朝鲜的进攻”，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李承晚依然执意要离开。为此，大使回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定主意，但是我会留在这里。”

穆乔的坚定态度稳住了李承晚，他同意留在汉城，至少当天夜里不走。

穆乔大使回到使馆，考虑美国人员家眷的去留问题。如果他们撤离朝鲜，南朝鲜人可能就会认为这是美国要抛弃他们的信号。所有美国人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下午1时，使馆的WVTP电台要求美国人或是待在家里，或是坚守岗位，“这是由于局势的需要”，并说还“没有理由惊慌失措”。

一项绝密的撤退计划早已拟订，这是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惯例。按照这个应付最坏局面的计划，人员由金浦机场乘飞机撤离。只要从电台发出紧急密语，飞机就会从日本飞来。不过，穆乔担心这一计划的效果，因为能否保卫汉城通向机场的一座桥梁的安全是成败的关键。按照其他的撤离方案，眷属将从仁川港或釜山港登船撤离，或者从水原机场坐飞机撤离。

穆乔指派使馆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去两个港口察看有什么样的船只可用，他担心空中撤离会因遭到雅克飞机的射击而失败。但是，他暂且还不会做出撤离的决定。

夜幕降临时，北部战场呈现出一片平静。黑夜给汉城带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此刻，华盛顿的官员们迎来了星期日的黎明，但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抉择。

艾奇逊坐镇指挥

星期日上午11时30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开始做出一系列决定。与会者的官阶表明，五角大楼在会议上起次要作用。国务院出席会议的有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以及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他们是国务院的一号、二号和三号人物。五角大楼方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只有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和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托马斯·廷伯曼准将，他们都是能干的军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相对来说，他们在国防部的军阶要低得多，无法与在座的外交官们相比。

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也承认是国务院方面“建议了一项行动计划，为美国援助遭到巨大压力的南朝鲜部队提出一个方案”。尽管会议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接到征求意见的电话，但是国务院提出的“各项建议最终都获得了通过”，即使大多数建议都需要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这些建议如下：

——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应在汉城、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周围建立保护圈，以确保美国眷属的安全撤离；

——授权麦克阿瑟的部队根据当地美军使团的建议向朝鲜提供任何装备，不受现行计划的限制；

——只要韩国部队仍有战斗力，美国军事顾问就必须继续留驻；

——麦克阿瑟的职权应该包括指挥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行动；

——一俟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在朝鲜采取联合行动，“就授权并指示”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力量，加上第7舰队，去“稳定战局，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恢复三八线的原分界线”。

应该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建议”均未报请总统批准。至于艾奇逊有什么权力在会议上发号施令，在他和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两人的回忆录都说，重大的决定都是当天较晚的时候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上，由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做出。然而，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会议的时候，上午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已经通过电传打字会议（或称电传会议）传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这个电传会议是在华盛顿时间晚7时30分开始的。（在电传打字会议上，远隔千里的与会人员坐在会议室内通过电传打印机“交谈”，谈话内容由投影机打在屏幕上，这样，与会者都可以看到交谈的内容。）

这些指示的确闪烁其词。它指出，这些建议还未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传达给麦克阿瑟仅供“制订计划时参考”。但是，国务院建议麦克阿瑟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南朝鲜，以确定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才能守住从汉城到仁川港的撤退路线。

电传会议接着说：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正与总统举行会议。此次电传会议的内容仅供您了解目前此间的想法以及严峻的形势。

东京来吧，同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很赞成你们的行动方针，这将有助于转败为胜。谢谢。

这种热情洋溢的结束语是典型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式。

制订反应计划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举行一次朝鲜局势的圆桌讨论会时，迪安·艾奇逊已经突显出来，他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外交解决方案，俨然成了这场危机中华盛顿方面的主事人。参谋长们的会议开得漫不经心，他们对美国的军事干预没有兴趣。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已经拟订出一项对付入侵的应急计划。这项计划不是在危机的压力下做出的临机决定，参谋军官们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阐述的美国对朝政策，认为朝鲜对美国无“战略利益可言”。应急计划（已获杜鲁门批准）如下：一旦发生入侵，美国将尽快撤出所有的军事人员、外交官和平民，必要时动用空军掩护；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卷入朝鲜战争。

在发生危机的星期日乃至以后的几天里，参谋长们对危机的态度似乎是希望执行那个应急计划。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表明华盛顿没有谁认为应该改变这一精心制定的不卷入政策。

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大惊小怪。那天早些时候，布雷德利在与他的同事们开会之前，起草了一份记述他的远东之行的备忘录。他在朝鲜曾经与再次被任命为驻韩军事顾问团团长的罗伯茨将军交谈过。罗伯茨将军显然对韩国陆军的战斗力丝毫不表怀疑，而他在3月8日给博尔特将军的那封悲观的信中却曾经对此表示怀疑（见前文第31页）。如果他说真话，就等于默认了他要建立一支精锐的韩国陆军的使命未获成功（也许表面上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于是，他采取上司想听什么就说什么的办法：报告一切顺利。这一说法极不准确，以致近乎凭空捏造。

布雷德利也具有走马观花的访问者听啥信啥的倾向，他离开亚洲时对南朝鲜的生存能力颇为乐观，对北朝鲜军事实力则有所怀疑。他在那份给同事们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南朝鲜在当前的进攻面前不会一触即溃，除非俄国人积极参加战斗。”但是，一旦南朝鲜陷落敌手，美国就应该增援台湾，以抵消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

当天下午，布雷德利将军和国防部长约翰逊确信无须留下来处理危机，便乘飞机去弗吉尼亚的诺福克，出席一次事先安排的各界显要人物的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结束之际，五角大楼的电讯中心源源不断地接到汉城发来的电报。用劳顿·柯林斯将军的话说，大多数电报“没有过分的警告内容”。上午10时35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情报处收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发来的一份情报综述——虽然内容不甚准确，但是令人极为振奋。报告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3个北朝鲜师对付4个韩国师，韩国的第5个师正在开赴前线。事实上，北朝鲜至少投入了7个多师的兵力，向4个严重缺员的韩国师发动进攻。到目前为止所丢失的领土都是应急防御计划意料之中的，这也算不得“一回事”。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认为，尽管“从北朝鲜投入的力量和战略意图来看”，他们的进攻是“猛烈的”，战术上也实现了突然性，但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尚不明确。麦克阿瑟报告说，他已下令向南朝鲜运送弹药，并且建议当时集结在菲律宾附近的第7舰队开赴朝鲜，以防万一。

但是，乐观的电报并未使人稍微轻松片刻，甚至在收到这份电报之前，与东京的直接联系就表明，朝鲜局势的现实情况对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人员突然变得清晰逼真了。联系是通过一次电传打字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将军进行的。

威洛比听起来有些惊慌。北朝鲜的两个师正沿着公路向位于议政府市的一个重要的道路枢纽推进。据报，40辆坦克已进至距离该市5公里（3英里多一些）的地方。他警告说：“坦克经议政府实现突破，已成大势。”但是威洛比还是带来一些乐观情绪：韩国部队正在有序后撤，平民精神状态良好，“据悉”政府“指挥若定，内部秩序井然”。

杜鲁门中断休假

由于杜鲁门在独立城接到的第一批报告调子乐观，因此华盛顿的官员都不愿意打扰总统度假。上午10时左右，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驱车前往杜鲁门的住宅，并与总统在他的图书馆内闲聊。艾尔斯说：“总统可不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忧心忡忡的人，他对任何事件都不会情绪激动或者失去控制。……一个人只要当上了总统，就不会坐立不安，急得团团转，或者精神过度兴奋。他只想保持清醒的头脑。”

谈毕，艾尔斯走出来会见簇拥在大门外的记者。他说总统表示“关注，但是并不惊慌”。

按照原定的休假计划，杜鲁门总统去了他兄弟维维安的农场，出席星期天晚上举行的家宴，但是本能驱使他午前就返回他在独立城的家中。“我琢磨着艾奇逊会来电话，他果然打来了。”中午12时35分，艾奇逊建议总统“尽速”返回华盛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集合了他的随从人员，急速赶往堪萨斯城机场。1时57分，“独立号”座机升空。随行记者们因为这个周末无新闻可采，星散各处，致使预订的美国航空公司包机没法跟随起飞，直到下午5时。杜鲁门的几位助手也尴尬地登上记者们的包机，他们被总统的突然离去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杜鲁门独自思索，他断定这场进攻是由俄国人怂恿的。他说：“我敢肯定……必须以牙还牙。我得出的结论是，唯独实力才是俄国独裁统治者唯一懂得的语言。我们必须以实力为基础给予迎头痛击并击败他们。”

为了打发那个星期天下午返回华盛顿的数小时飞行时间，杜鲁门回想着他认为较为相似的以往的危机情景：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国联抗议遭冷遇；希特勒进军萨尔盆地，“这本来可以被法、英两国阻止，如果他们行动一致的话”。杜鲁门认为：“如果俄罗斯专制国家想要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后尘，就应该让他们在朝鲜遭到迎头痛击，就像逼他们战后撤军伊朗，以及后来向铁托发出‘的里雅斯特最后通牒’那样。……”

飞行途中，杜鲁门发出一份电报，要求艾奇逊以及军方高官和外交顾问当晚在布莱尔大厦举行战略会议。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一家居住在布莱尔大厦，这座通常供贵宾下榻的豪华饭店坐落在白宫以西，仅隔一个街区。

杜鲁门接着招呼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去他的包舱。总统说：“我不清楚事态有多严重。”“他们在华盛顿似乎认为局势相当严重。”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我真弄不明白，”他对斯奈德说，“我实在不知道俄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我们知道，朝鲜人一直由中国人训练，并且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俄国人向他们提供坦克、飞机并且训练他们的飞行员。不过，我还知道中国人在那里拥有大量的人力，万一事态严重，就可以投入使用。”杜鲁门认为，入侵事件使“联合国保护其成员国免遭侵略的协议面临一场考验”。

杜鲁门转而问起斯奈德的本职工作。“假如局势严重，你认为财政部可以立即采取些什么措施？”他们商讨了制止国会正在进行的削减消费税的努力（打仗需要花纳税人的钱），两人同意撤回几天前刚刚完成的下一财政年度预算方案。斯奈德建议：“如果情况严重，我们应当立刻着手研究目前的税额要增加多少以及确立哪些新的税收项目。”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聊了一会儿关于一旦战争来临，“要极为小心谨慎，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赤字”。他看着斯奈德，说：“你我都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小事开始的。”

北朝鲜人发动了一场入侵，这一事实已经毋庸置疑；华盛顿的外交与情报界开始转而问为什么。杜鲁门的临机判断认为，是克里姆林宫下令发动了这场新的战争，这在华盛顿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星期日出笼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报告一开头都以苏联应该承担责任的假设出发。

苏联惹是生非、在其他地区频繁调动的征兆处处可见。国务院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曾任驻莫斯科大使）接到口信，杜鲁门希望就“俄国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不是俄国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等前景问题倾听他的意见。凯南召集其他几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审阅了情报报告以及近期往来的电报。令人不安的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苏联人通过海路和铁路将大量武器装备和辎重源源不断地运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至于原因，分析家们则众说纷纭：这些物资只是用来替换陈旧的武器，还是供夏季演习使用？是用来支持游击活动，还是储存供当地部队或者苏军未来作战中使用？苏联人已经宣布，黑海舰队将于当年夏末在靠近土耳其的沿海水域举行大规模演习。正如一份情报指出，这些演习“公布了一次拟议中的模拟进攻土耳其，并伴以两栖登陆演习的令人生畏的细节”。为了扩大威胁“入侵”的范围，苏联人计划使用2 500架飞机和足够的登陆船舰，发动2个师的攻击。深陷政治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伊朗，也给苏联提供了一个“胜之不武”的机会，如果他们选择挥师前来的话。

但是，苏联是否就要对这次入侵负责呢？在那个星期天，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实际上华盛顿官方的每一个人都本能地设想成这样。苏联参与共谋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确凿无疑。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段情景。他的回忆录1970年在西方出版，这份资料来源不明，但是被诸如爱德华·克兰肖等苏联问题专家认为是正宗货色。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金日成在1949年末拜访了斯大林，并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一次攻击将会触发南朝鲜的内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赶下台。“按理说，斯大林不会反对这个主意，”赫鲁晓夫评论说，“这更加符合他的共产党人信念，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两个朝鲜会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应谨慎。他告诉金回到北朝鲜去好好考虑这个主意，再拿一个具体计划过来。几个月之后，金又来到莫斯科，他对“成功绝对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怀疑。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担心美国人“会跳进来”。但是金争辩说，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举击溃南朝鲜，这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干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也跟金谈过话。

最后决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一次情绪高涨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满怀激情，大谈他将如何治理一个统一的朝鲜——北方的工业与南方的农业相得益彰。赫鲁晓夫评论道：“我们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个成就，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一天。”

然而，斯大林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表明他对这个计划仍然心存疑虑，而且对被拖入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有着明显戒心。苏联人在北朝鲜军队的每一个层级配有多达150名顾问，最低到营一级；在全国共有7 000多名顾问。正当金日成准备南征时，斯大林下令大部分顾问返回苏联。这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让赫鲁晓夫感到惊讶，他向斯大林请教。

斯大林立即回应说：“我们的顾问留在那里太危险，他们可能被俘。我们不想在那里留下把柄，被指责参与这桩事情。这是金日成的事情。”

在赫鲁晓夫看来，撤走苏联顾问从外部注定了北朝鲜入侵的失败。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北朝鲜人民军推进神速，然后在8月中旬，受阻于南方港口釜山附近的联合国军防御阵地。“如果我们没有拒绝为金提供合格人员以帮助部署兵力和指挥战斗，”赫鲁晓夫说，“北朝鲜毫无疑问就打赢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实强调了一点：“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去劝阻他。”

星期日下午的头几个小时，迪安·艾奇逊在办公室里一直忙于开会，进一步推敲各种意见，以便晚上向总统汇报。下午3时30分许，他把与会者一一打发出去，声称他希望独自一人做文件口述。艾奇逊的回忆录对这段时间的叙述多少有点让人困惑，他说他在整理各种建议以便呈报总统。当然，实际上他的第一批建议，即上午发往东京的那些“参考意见”，已经搁在案头。那天下午，艾奇逊是在为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准备论据。他毫不迟疑地谴责苏联发动了这场进攻，并且认为这是对美国“公开的赤裸裸的挑战”，畏缩后退将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力量和威望。他认为“实力施加的影响……有着重大的威慑意义”。

艾奇逊独自留在办公室里，在一本律师用的黄色便条本上信笔涂写，他认为美国必须施加这种实力的影响——他希望与联合国共同行动，但如果必要，就单枪匹马地干，他知道盟国提供的任何部队在“军事上都是无足轻重的”。艾奇逊的回忆录以及那天国务院的会议记录都未表明人们的担心，即美国如果决定去南朝鲜打仗，可能无法征集到足够的兵员。在几个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紧急关头，征集人员的能力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过，艾奇逊选择了对此不予考虑，仓促地把美国推入了朝鲜战争。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处仓促地拟出一份调子悲观的预见报告。鉴于南朝鲜人军事上居于劣势和物资有限，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抵抗。用不了几天，他们的防线就一定会瓦解，其结果是汉城将失陷，有组织的抵抗将崩溃。“在军事失利在所难免的情况下，南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也可能随之丧失。美国的撤离将标志着南朝鲜有组织抵抗的结束。”国务院的情报人员认为，北朝鲜如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因此，这一行动……必须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作为苏联政策明显标志的军事力量增长”的组成部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明显带有……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但是，苏联人认识到这次入侵所造成的巨大危险了吗？艾奇逊便着手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政府并不认为苏联政府在这一冲突中置身事外。驻苏大使艾伦·柯克接到一份电报：他应该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正式向维辛斯基通报入侵的消息。维辛斯基实际上应被告知，苏联人应该要他们的傀儡罢手。“众所周知，苏联对北朝鲜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要求，苏联要对这场无端的和毫无道理的进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要求苏联对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使其立即撤回入侵部队。”如果维辛斯基不接见柯克，“可将信件交给你可以约见的任何官员”。

电报于下午4时从华盛顿发出。下午6时48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重要人物“据称都不在城里”。

穆乔时而报告撤退计划，时而报告他使李承晚振作精神的尝试。艾奇逊在发往汉城的一份电报中强调，“南朝鲜军队”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做短期的抵抗，让美国有时间做出决策，或是采取行动，或是提供帮助”。他答应几个小时之内即可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向韩国部队提供弹药和武器，要求南朝鲜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坚持到其他方面开始运转为止”。艾奇逊准备冒险了。

联合国决议

与此同时，在纽约的成功湖畔，把这场战争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以查尔斯·诺伊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发现，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谴责北朝鲜“无端侵略”以及要求联合国制止这场战争的决议案遇到了重重阻力。

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埃及、挪威以及印度等国。仅凭星期日中午收到的零星情报，联合国怎能断定是哪一方最先挑起战端的呢？有人认为，“这是朝鲜人在打仗”，应该把它看作是一场内战。埃及代表马哈茂德·法齐·贝建议，鉴于两个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无端”一词要删去。法国代表让·肖夫尔提出对提案做些更改，命令双方，而不仅仅是北朝鲜人停火。诺伊斯“竭力陈词”反对修改。相反，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代表要求通过一项“采取强硬路线”的决议。

挪威政治家、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犹豫不定的代表团中间展开工作。在他看来，北朝鲜的行为就是“明确无误的侵略——显然经过精确算计和精心策划，并具有出其不意的所有因素，这让我回想起纳粹侵略挪威的情况”。赖伊个人感到愤怒，因为仅仅一个月前，他访问莫斯科时还受到了苏联人的热情款待，当时苏联人大谈特谈和平的意愿。他感到，苏联人“一直在营造一种和平气氛，完全为的是发动这场猝不及防的进攻”。

一个能让国务院感到满意的决议最后文本于星期日下午6时左右，即杜鲁门从独立城回到华盛顿前一个小时，在安理会以9票对0票获得了通过。决议对北朝鲜军队“向大韩民国发动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关切”，并且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军队应撤回三八线。

苏联代表团并未返回安理会参加投票，因此失去使用否决权置决议于死地的机会，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决议责成联合国采取的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澳大利亚代表尚恩认为，“显然”共产党人对这一决议根本不屑一顾）。但是，这一决议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北朝鲜人，它在这方面具有法律效力，因而艾奇逊当时感到心满意足。要忽悠联合国做出更为强有力的命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必须见机而为。

布莱尔大厦做出的决定

星期日晚7时左右，杜鲁门总统返抵华盛顿，在驱车驶往布莱尔大厦的短途中，艾奇逊、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向总统做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连连点头，对安理会的表决结果表示满意。到布莱尔大厦后，他抽空给妻子打电话说，他已平安到达（杜鲁门夫人对坐飞机神经过敏，杜鲁门总是要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他随后下楼来到客厅，13位负责全国军事和外交的高级官员已恭候在那里。国防部有8人出席会议：约翰逊，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福雷斯特·谢尔曼和霍伊特·范登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国务院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艾奇逊、韦布、腊斯克、希克森和菲利普·杰塞普（后者担任记录秘书）。中央情报局长希伦科特海军少将和国务院第一流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均未被邀请。当天晚上在华盛顿，关于朝鲜事态的发展以及苏联对入侵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的情报还很缺乏，因此这两位人士未被邀请出席会议惹人注目。

很奇怪，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题。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前一天刚从远东归来。访问期间，麦克阿瑟硬塞给他们一份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会上，布雷德利（按照约翰逊的要求）开始宣读。与会者听到的是麦克阿瑟急切呼吁杜鲁门改变1月份所宣布的美国无意保卫台湾的政策。麦克阿瑟把这个岛屿喻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一个不友好的政权“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麦克阿瑟表示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访问台湾，并对保卫这个岛屿免遭侵犯所需的“军事援助的要求和程度”进行调查。与会者们早已闻悉这些论点并嗤之以鼻，因此既没有人插话，也没有人加以评论。艾奇逊暗暗思忖，约翰逊为什么非要在这个非同一般的会议上提这个问题。

布雷德利发言完毕，从胡佛政府以来一直侍奉总统的男管家阿朗索·菲尔兹打断了会议，招呼用餐。杜鲁门一家应该再过一天才回来，菲尔兹对他的伙计能够按照仅仅几个小时前发来的吩咐准备好晚餐而暗自扬扬得意。

餐桌上的交谈限于一般性问题：俄国人或中国人直接干涉的机会；朝鲜战争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以掩盖在其他地区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希望美国提供的武器能够使南朝鲜人挽救自己。

餐后，撤出杯盘，这张椭圆形红木餐桌就成为正式的会议桌。总统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思想框框”，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早些时候，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曾低声提醒杜鲁门：“我们别太快了。”“别担心，我不会的。”总统回答说。）接着他请艾奇逊详细描绘朝鲜的局势。

艾奇逊迅速地回顾了自收到第一份关于入侵的新闻简报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这是一份“混乱不堪、令人沮丧的报告”。随后，他提出了根据当天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讨论归纳出来的三项建议：

——授权麦克阿瑟向朝鲜人运送军援计划以外的武器和其他装备；

——动用空军掩护美国妇女和儿童撤退，对企图阻挠撤退的一切北朝鲜飞机和坦克进行还击；

——命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防止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人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在决定采取进一步步骤之前，麦克阿瑟不应获准对台湾做调查性访问。艾奇逊强调指出，美国不应该和蒋介石搞得太热乎。他认为台湾的前途将由联合国决定。（杜鲁门插话说：“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最后，艾奇逊提议加紧向法属印度支那提供援助，支持当地政府同共产党以及反法民族主义叛乱分子作战。

接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发言。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在朝鲜划界线是再好不过了。他不认为俄国已经准备战争。他同意艾奇逊提议采取的各项行动，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飞行可以产生“鼓舞士气的巨大效果……即使它们无法准确地击中北朝鲜的坦克”。但布雷德利却对运送武器装备（例如F-51战斗机）的意义表示质疑，因为南朝鲜人从未接受过驾驶训练。提供任何物资均须以“向联合国提供援助为理由”。最后，布雷德利对“投入地面部队特别是大规模卷入的可取性表示怀疑”。

海军上将谢尔曼同意布雷德利的看法，认为目前苏联人还不愿意打仗，“但是假如他们想要打，那么就能打起来”。他还认为应该约束蒋介石。他希望第7舰队立刻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一旦需要，可以立即投入行动。

范登堡将军可不像他的同僚那样断然相信俄国人会袖手旁观。如果参加作战的仅仅是北朝鲜空军，那么他的空军就可以收拾北朝鲜的坦克。但假如俄国的喷气式飞机参与行动，他们的基地离战场的距离比美国在日本的基地要近得多。

杜鲁门总统询问美国能否摧毁苏联在远东的空军基地。“这要花费点时间”，范登堡将军说，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原子弹，就能立即奏效”。

根据艾奇逊回忆，谢尔曼和范登堡宣称“这是一件海军、空军对付得了的事情……南朝鲜人将会齐心协力。而且在我们对北朝鲜人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的同时，派军舰从海岸线用重炮猛轰以进行支援，战争就可能结束”。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觉得并非那样有把握。据艾奇逊回忆：“他认为问题比他的海空军同僚们想象的要麻烦得多。”

杜鲁门转而征询文职部长们的意见。佩斯对动用地面部队表示怀疑。马修斯强调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并说政府的决定会得到公众的支持。芬勒特认为，“我们应该冒那些精心评估过的风险，以期我们的行动能够维护和平”，不过当天晚上他“只能做出一些必要的决定”。

约翰逊提出对麦克阿瑟要严加管束，给他的指示“要尽可能详尽，以免使他过分地自由发挥”，不应该让麦克阿瑟行使总统授权。约翰逊也反对向南朝鲜派遣地面部队。

在做总结发言时，杜鲁门批准了一系列命令。麦克阿瑟将向南朝鲜人提供拟定的援助并派出一个观察小组；第7舰队驶向日本；空军“应该着手制订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杜鲁门强调指出，这“不是一项攻击令，而是一项制订计划的命令”。最后，国务院和国防部应该“审慎地估计……苏联接着会在哪里采取行动”。

杜鲁门着重指出，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当天早些时候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的授权范围之内采取。他还“未决定”任命麦克阿瑟担任朝鲜总司令。他指示这一切不得向新闻界透露，哪怕是背景介绍也不准。在预定第二天举行的国会拨款听证会上，艾奇逊和约翰逊也应该闭口不谈朝鲜问题。深夜11时，与会者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了布莱尔大厦，以避开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新闻记者。

与会的军方人员径直前往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举行一次电传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得到了确认：总统已经批准了当天早些时候发去的四项“建议”。麦克阿瑟被告诫说，“高层机构将依照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决策”——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无法确定美国应该卷入到何种程度。麦克阿瑟还有什么要请示吗？他回答：“没有。”他发来的一份战报令人欣慰。穆乔和驻韩军事顾问团都报告说，汉城周围的韩国部队“日趋稳定”，在东部沿海江陵市登陆的北朝鲜人已经被击退。

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早年于西点军校在麦克阿瑟手下担任运动队长时，曾经跟他打过短暂的交道。他并不全然相信这位将军，因为他知道麦克阿瑟喜好对命令横加发挥，并且会有意无意地钻空子。在电传会议上，李奇微是个一言不发的旁观者。在会议文件上，他的名字排在“在座还有”名单的很后面。但李奇微根据麦克阿瑟在其他场合的所作所为，认为给他的指示应该更为精确。

会后，他不顾礼仪凑近布雷德利将军，询问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是不是“有意排除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是的。”布雷德利回答说。

李奇微不再说什么，但是感到不安。开战才几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就措辞如此笼统，以致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背离总统的意愿随意利用。

与此同时，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要国务院的艾奇逊和约翰·希克森一同讨论一些与朝鲜无关的问题。讨论完毕，杜鲁门说：“咱们喝点什么吧，今天太忙了。”

倒上波旁酒后，杜鲁门顿感轻松地说：“我已经希望并且祈祷以后再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做出决定了。但是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了。”

杜鲁门晃动着盛有波旁酒的酒杯，转向希克森说：“现在有了酒，我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说：“总而言之，杰克，我是为了联合国才这样干的。”他又说：“我崇信国联，但是它垮了。很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我们未加入并且未给予支持。好吧，现在我们建立了联合国。这是我们的主意，在它第一次受到重大考验面前，我们可不能任其垮台。”“如果一个联合国名下的合作体制有作用的话，那就要让它起作用。现在该由联合国叫牌了。”

美国人撤退

星期一整整一天，从汉城以北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依旧是韩国节节败退，北朝鲜步步紧逼。美国军事顾问们怀疑韩国部队能否坚守住汉江这条三八线与汉城之间唯一的天然屏障。被穆乔大使指定负责撤离美国平民及其眷属的海军武官杰克·塞弗特，在汉城以西的仁川港找到了一艘挪威货船和一艘中国货轮，两船的船长都同意协助运出这些避难者。汉城时间星期一凌晨2时许，穆乔觉得是时候了。大使馆的WVTP电台广播了一项指示：一小时之内，卡车、大巴和轿车将要到达预先指定的接人地点。撤离人员只准携带随身物品，建议母亲们带些毯子供儿童使用。

车辆集中在汉城和仁川之间的素砂，这是美国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后勤中心。乱象处处可见。据使馆人士透露，几个妇女喝了酒来壮胆，“出了一些问题”，一对夫妻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得不把他们看管起来。黎明时分，素砂市已经集合了700人左右。

按照塞弗特的计划，妇女分乘挪威的“伦霍尔特号”化肥船和中国货轮。这两艘船都停泊在几英里以外的公海上，以避开仁川港高达28英尺的潮汐落差所形成的淤泥滩。两船的舢板通过狭窄的航道把妇女们送上轮船。当舢板靠近中国船时，妇女们看到一张张东方人的脸从上往下瞧着她们，个个惊慌失措。据诺布尔说：“她们在汉城饱受惊吓，现在她们又想起淡忘了的中国海盗船的故事。”所以，惶恐不安的人群都涌向“伦霍尔特号”船，结果这艘除了船员外只有6个铺位的轮船竟挤了700人左右。船上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化肥的恶臭。诺布尔的叙述已经有所节制，然而人们还是能想象到船上笼罩着歇斯底里的气氛，妇女们斗嘴吵架、恶言相向、埋怨不公平。为什么某夫人获准携带十多件行李，而其他人只能带几个纸袋子和背包？

但是军人和外交官们还是具有强烈的领导意识和常识。当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以后，“伦霍尔特号”才起锚开赴日本。这显然是一次难以忍受的航行，受到惊吓的儿童的哭闹声，晕船男女难听的呕吐声，就是明证。

星期一上午，身居东京有利位置的麦克阿瑟强烈反对穆乔关于撤离平民的决定。巡回外交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陪同人员约翰·艾利森拜访了麦克阿瑟，以了解战争的最新消息。这位将军似乎信心十足，认为韩国部队能够重整旗鼓，把入侵者赶回去。他认为穆乔的行动“是操之过急”，不过他还是会执行华盛顿的命令，将为撤离提供空中掩护。麦克阿瑟觉得“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他不认为“这是一场由苏联支持的全面进攻”。

当晚，杜勒斯来到麦克阿瑟官邸出席宴会时，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艾利森则与他的朋友们共进晚餐。全国广播公司驻东京记者乔治·福斯特刚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回来，他告诉各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但是后来，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过来，说起他与澳大利亚驻汉城使馆通话的内容——使馆正在撤退人员，韩国陆军正在全线败退。

惊讶之余，艾利森打电话询问穆乔，穆乔说韩国陆军确实在撤退，战线正在“崩溃”。通话时，艾利森还能听到炮弹的爆炸声。他一个劲地挂电话，终于在使馆的客房找到杜勒斯。杜勒斯刚刚从麦克阿瑟的官邸返回来，他肯定有最新的消息。

艾利森劈头就说：“我想您已经听到朝鲜的坏消息了吧？”“你说什么？”杜勒斯回答说，他什么也没听说。“您刚才不是和将军一起吃晚饭了吗？”“是的，但饭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整个晚上没有人来打扰过。回来路上，我在（西德尼·）赫夫上校（麦克阿瑟的座机驾驶员）那里小坐片刻，并且喝了些酒，他也什么都没有听说。”

当晚麦克阿瑟的参谋接到这样的消息而没有去打扰正在看电影的将军，这使艾利森大吃一惊。但挂上电话后，他回想起在其他场合听到的事：晚饭后看电影一直是麦克阿瑟生活的一部分，他讨厌任何人在这时打扰他。

星期一深夜，就在麦克阿瑟看完电影睡意蒙眬时，李承晚总统认为他的部队无法坚守汉城。他命令交通部长去寻找专列，以供内阁部长、高级行政官员和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使用。撤退的决定在李承晚一派议席居少数的国民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议员们指责李承晚及其一伙抛弃朝鲜人民，只顾自己逃命。比较温和的人士指出，李承晚的撤退可以使他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他被俘，整个共和国就会不复存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国民议会进行投票表决：多数人将留在汉城，“同人民在一起”。

但是李承晚执意要离开汉城。星期一深夜，他的下属搞到两趟专列，供李承晚、他的高级顾问和他们的眷属向南逃离战场。虽说李承晚和穆乔前一天已经有言在先，但他还是不想或者不敢通知穆乔就溜之大吉。穆乔回顾说：“他离开以后我才得知他们真的走了。”但他可以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利用这一事实取得心理上的优势：“他没通知我，这件事使我在未来几个月里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先于我离开了汉城。”

华盛顿忧虑加深

现代战争依靠通信联络。如果不能迅速地互通信息，处在不同地方的参战者就一定会对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盲目行动。脆弱和不可靠的战地电话网、迅速瘫痪的南朝鲜商业电报系统、速度缓慢的电报加密机，以及发往世界另一方的电报延迟，在6月26日星期一这天，使朝鲜战争各方深受其害。

例如，李承晚总统逃离汉城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见朝鲜驻美大使张勉，为他鼓劲打气。张勉打算谈谈他的国家需要坦克、火炮和飞机。杜鲁门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韩国部队必须“有效地作战”，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才进行了48小时，杜鲁门对张勉说：“有些战士、有些国家曾经在更为险恶的形势下保卫了他们的自由。”张勉坚称韩国部队作战奋勇，但是缺乏足够的装备。杜鲁门一再说明援助已在运送途中（实际上，还需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一次会议才能决定），朝鲜人“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才能渡过危机”。

张勉耷拉着脸离开了白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老资格的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悟出的结论是美国打算让南朝鲜人单枪匹马地作战。

事情可不是那样。星期一那天，艾奇逊在跟共和党国会领袖们进行的十分令人误解的电话讨论中，呼吁要给杜鲁门在外交上喘息的余地。他说“局势完全掌控在手”（这种说法被穆乔的电报证明是谬误），总统不希望“摆出推动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的姿态”（这就意味着星期天安理会的行动是出自纯粹的外交理念）。艾奇逊在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历山大·威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的交谈中，甚至提出要由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迄今为止做出的一切决定。（麦克阿瑟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军人世家，出于选民政治登记的缘故，他把该州作为自己的老家。）艾奇逊告诉威利：“麦克阿瑟负责向他们（朝鲜人）提供援助，而且总统完全依赖麦克阿瑟的判断。”威利想知道杜鲁门是否有意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没有，艾奇逊回答说，不过“总统目前正面临着这种抉择”。

随着星期一慢慢地过去，穆乔发来的电报调子越来越悲观。大使馆面临着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现实危险”，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南逃。一名陆军指挥官曾打听到李承晚跑到日本去建立“流亡政府”的事宜。

艾奇逊大吃一惊，他在晚上7时29分打断了总统的晚餐，说朝鲜局势极为严重，建议召开会议。总统回答说：“请他们晚上9时来开会。”这样，出席前一天会议的原班人马（除副国务卿韦布外）又重新回到布莱尔大厦的红木椭圆桌旁。

范登堡首先发言，他报告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击落了第一架苏制雅克式战斗机。

总统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与会者发出了笑声。接着，会议转入正题。艾奇逊提出一连串白天在他的助手们的会议上拟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措辞都极为谨慎。同样，在场聆听的官员评论时也是小心翼翼。

首先，艾奇逊要求向海军和空军发布“全力以赴的命令”，以解除在朝鲜的所有限制，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使韩国部队有机会重整旗鼓。杜鲁门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听到担心的提问，陆军部长佩斯和范登堡将军要求明确这是否意味着“只准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是的，总统回答说，不得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他稍顿片刻，然后补充说：“目前还不行。”

艾奇逊然后提到台湾。他希望由第7舰队实行双向封锁，即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要“置身事外，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尽管蒋介石的措辞含糊，但是杜鲁门把他的姿态看成是把国民党人拖进朝鲜战争的一种办法。杜鲁门说：“我们也许要按照这一方针行事，以使中国军队（即蒋介石军队）协助我们。”他认为，蒋介石会接受麦克阿瑟做他的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将大大有利于麦克阿瑟将军。如果蒋介石把统治国民党中国的大权交给麦克阿瑟，那么麦克阿瑟将成为两个而不是一个亚洲主要地区事实上的总督。蒋介石的这一提议也为麦克阿瑟后来企图把国民党人拖进战争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自由派的“第三世界主义”人士因为蒋介石极端保守的形象而反对国民党人参战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不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艾奇逊表示怀疑。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而且“他有可能抵制和‘输掉比赛’”。他认为在台湾的“中国政府问题上，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艾奇逊简短有力的话说服了杜鲁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都不再给中国人“一个子儿”，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所有金钱现在都投入了美国的房地产交易”，“或者都存入了菲律宾的银行里了”，国防部长约翰逊插话说。

柯林斯将军又谈起朝鲜问题，他把朝鲜的军事形势描绘得“一团糟”，“说不清我们空军能起多少作用”。南朝鲜参谋总长蔡秉德将军“已经丧失了斗志”。艾奇逊和约翰逊都坚称：“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即使这种努力不能成功。”约翰逊迅速地征求各位参谋长的意见，对于提出的各项行动有谁表示反对？没有。

接着，总统询问是否应该动员国民警卫队；如果需要，他必须要求国会拨款。布雷德利将军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同时不实行动员”，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履行义务，特别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建议先观察几天再做决定。杜鲁门同意，他说：“我不希望打仗。”

艾奇逊又提出两项当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建议：一项是增加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几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与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联合叛乱部队作战；另一项是派遣一个“强大军事使团”，提供2 000万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支持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作战。法国人为了维持对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战前殖民地的统治，要求得到这一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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