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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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桂子落纷纷--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集试读：
天香桂子落纷纷：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集（上）
目录出版说明
上篇 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章
先生之风
天香桂子落纷纷——忆南怀瑾老师的爱国情怀
事业与思想——《南怀瑾经济观点辑录》的跋文
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南怀瑾先生与金温铁路
士之楷模
南怀瑾学术思想与巴蜀文化
文化的救亡与清理重建（增订版）
一代宗师南怀瑾的家乡情怀
南怀瑾老师关心江西宜丰建设纪事
山水有相逢——南怀瑾老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生的百年，中国的百年，世界的百年
栖栖一代中
卓越南师 不朽人生
终于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
法乳深恩难相报——感怀南师给我的教化
永不道别（NEVER SAY GOODBYE）
忆南师
调寄山渐青三阕·礼赞南怀瑾先哲
七律南师百年
交往的故事
回忆南怀瑾先生
向南怀瑾先生请益安身立命之说
世上苍生架上书——与南怀瑾先生一席谈
第一次见南怀瑾老记
怀念南怀瑾先生
南怀瑾老师支持我办教育
南怀瑾大师的启示
应以何身得度则现何身——忆南老
您的支持促进我为古琴佛曲的传承而努力
拜会南怀瑾先生，畅谈皇宫往事
追忆南怀瑾先生
永远的怀念——我与南怀瑾先生的出版之缘
南师以外……
我与南老的一面之缘
怀念南老师
梦缘非梦忆南老
拜读南老师的书
学而时习之
我与南怀瑾先生的相遇
没有比伟大的老师更伟大的祝福——做南怀瑾先生学生的几点思考
交老师一份作业
老师
出版说明2018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年。本书是对纪念活动中的以下两大板块内容的结集出版。
其一，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联名向社会征文共计130余篇，本书选编了其中80篇，作为第一部分“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章”。
其二，2018年3月17—18日，由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南怀瑾学术研究会、恒南书院、江村市隐主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浙商总会、世界温州人联谊总会协办，恒南书院承办的“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恒南书院举行，其中包括“南怀瑾先生著述版本展、南怀瑾先生墨宝展暨南师墨宝馆开馆仪式”和“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南怀瑾先生的友人、学生、亲属，以及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官方机构领导，共计四百余人参加了活动。中央、地方的各大主流媒体对该活动做了报道。著名建筑师登琨艳先生为大会设计了主视觉等画面，雕塑家詹文魁先生为南师墨宝馆雕塑并铸造了南怀瑾先生铜像。本书的第二部分“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就是纪念会上嘉宾们的致辞与发言汇编。
纪念活动的另一板块内容，是《千江有水千江月》88集系列访谈纪录影片、《百年南师》纪念影片，已发表于互联网多种平台，其文字版有待将来出版。
本书有关照片、作者详细介绍，以及更多纪念文章、视频等，可登录南怀瑾学术研究会网站（www.nanss.org）查阅。编辑部上篇 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章先生之风天香桂子落纷纷——忆南怀瑾老师的爱国情怀陈佐洱
刚赴港参加了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的系列活动，又来到秀拔奇伟的武夷山下，为闽港澳大学生夏令营授课。
坐落在景区边松竹林中的一家岩茶厂，请我和福建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宋会长一行喝茶。好客的茶艺姑娘冲泡了大红袍中的素心兰、岩香妃、肉桂……博得我们一次次赞赏。这时，茶厂的老板手握一支金黄色纸包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品尝一种独一无二的茶，是用五六种岩茶专为南老——南怀瑾先生拼配的大红袍。”我接过纸包一看，上面果然有熟悉的老师墨迹“瑞泉号”三个字，左下落款是“九四顽童南怀瑾”加红色印鉴。“你见过南怀瑾先生吗？”我问。“没有。”黄老板遗憾地说，“我们是通过他的弟子供茶，南老觉得比台湾铁观音更对口味，还为茶题写了名号。”
这款茶果然别致，不仅香清色浓味醇，茶水似乎发亮，咽入喉后，满嘴甘味生出一股奇妙的灵气，让我陷入神驰念想。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幸拜会南老师的，那是我一生中一个最困难的时刻。坚尼地道一花一叶
1995年冬，我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驻港已近两年。虽然南老师在香港潜光隐耀，但他的“亦儒非儒”、“是佛非佛”、“推崇道家又非道家”、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才学，早已如雷贯耳，而且对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贡献，我也曾从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汪道涵先生那儿略有所闻。我托请一位与南怀瑾相熟的朋友引见，附电话号码的便笺，递上数月却无回应。不料11月底，我竟收到了他的邀请。
那时，我揭露末代港督彭定康临撤退前假充“好人”，实则是给香港未来“埋钉子”——他以每年27%的速度连续5年大幅提升社会福利，而且扬言要再提升5年。我指斥这是个阴谋，好比在崎岖山路上开高速赛车，用不了多少年可能“车毁人亡”。我的言论遭到了恼羞成怒的彭定康和一众港英高官强烈反击，一周内炮制上千篇大小文章围攻我；更使我难受的是一批不明真相的老头儿老太太也被挑动，举着破轮胎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代处门前“抗议示威”。在这面对内外压力的艰难时刻，我接到了南怀瑾办公室的来电，先生决定约见我。
我惊喜地得悉，原来南先生的会客场所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谈判楼同在一条坚尼地道上，仅隔了4栋楼宇，谈判楼是28号，一座筑在小山包上的意式二层小楼；南先生的会客公寓是36号B，第4层楼。
一进门，就看得见大玻璃窗外郁郁葱葱的香港公园，转身面对的是庄严美丽的大幅彩墨国画，几乎满墙壁都是画面上的一池荷叶莲花，画作的左上方恭正隶书着禅意深邃的十个字“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后来才知道，画和字是老师的高足、两位台湾艺术家所作。老师应该很欣赏这幅画，从香港的坚尼地道到庙港的太湖大学堂，都在会客厅里挂着它。也许老师希望每一位来客都能用心感悟到，大千世界里的一花一叶虽然渺小，但同样涵盖着时空间万有之共性，不必执迷于因个体现象而起的种种烦恼。
第一次拜会，南老师就让我和他坐在“茂盛的荷花池”对面。我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神清气朗的老师，倾诉作为外交官维护至高无上国家利益和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利益的艰难，以及由此遭遇的憋屈。他点着支烟，微微笑着，有时点一点头，那种小说里描写的仙风道骨，令人如沐春风。
接下来我聆听他的教诲。他直入正题，侃侃而谈，分析当下香港局势，肯定我的立场观点，全非老夫子式的说教。他领我站了起来，走到客厅朝海的窗户前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何等艰难的世纪大事。你对英国人不要客气，但有的时候也要忍一忍，心气要高，心态要平和。要和香港的记者们多些联系，经常请他们喝喝茶……
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妙语连珠，还有精彩的旁征博引。见我反应迟钝时，他就操起纸笔写下明示。此后与老师交往的17年里，这样的互动一以贯之。为此，我得幸珍藏了老师的除亲笔信函、赠我著作扉页上题称的“陈佐洱老弟”外，另20余件墨宝。
例如为我励志，他曾写下明末清初“岭南三忠”之一陈邦彦之子陈恭尹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用诗人对南宋陆秀夫在珠江出海口崖门抱帝跳海的悲壮凭吊，喻意今日珠江口上的香港200余岛仍被洋夷强占的屈辱史实。陈的诗基调悲壮，感慨遥深，我至今记得老师一字字书写、讲解的情景，更加觉得肩负参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责任。谈笑间胡虏灰飞烟灭
大约是1997年的6月下旬，由于连续5个昼夜艰苦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能否以及怎样提前开进香港，以防止7月1日零时出现防务真空问题，有将近一个月未及造访老师。当中英双方达成一致的消息公布于世，我立刻抽空去老师府邸。我要告诉他，几天前，谈判陷入最难僵局的那个深夜，我在会议小休的咖啡时间，独自走出谈判楼，在花园的大榕树下转圈踱步。脚下是车人穿梭的坚尼地道和香港公园，海风吹得头顶上的树叶瑟瑟作响，心绪烦闷的我折身东望老师寓所，多想即温听厉，再接受些提点。如今在中央指示下，经双方努力，取得了圆满结果，应该向老师报喜。
果然，当主宾围聚在“人民公社”晚饭桌旁时，老师让我“作报告”。南老师府上的晚饭历来谁在谁就能上桌，流水席，大锅饭。据说20世纪70年代他在台湾讲学时就对此习以为常。老师总是安排我坐在他右首边的位子。他自己吃得很少，几粒花生米，几筷子小菜、鱼，一小碗粥。他喜欢听学生们自由开放地谈古论今，只有在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时候，他才会像从云端飘然而下，用炉火纯青的平和语气，一语中的给出个答案，而且往往是幽默的，深入浅出的，带着警语、典故的，这是饭席上最精美、丰盛的精神佳肴。
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了，厅堂里洋溢着热烘烘的喜气，话题由我军先头部队将踏上被强占去156年的领土，转到英国的“日落”、香港的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批判背信弃义的“三违反”者彭定康，又为我在两张记事纸上写下宝贵墨宝，一张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指彭定康为一己私利，搅局香港平稳过渡；一张是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佳句巧改二字：“谈笑间，胡虏灰飞烟灭。”随着老师收起笔端，在场的所有人一阵哈哈大笑，笑声里尽是扬眉吐气，充满自豪。全部身心归根太湖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我奉调回北京。不久，老师也秉持叶落归根的思想，决然迁回内地。
老师侨居海外50余载，其间，为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倾囊藏书达数万册，其中包括《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多为古本、善本、珍本；还收藏有少量佛像、书画、琴剑等，共计600多箱。老师致信说：“这些藏品很珍贵，不仅属于我个人，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已年至耄耋，这些藏品亦当随同我叶落归根，回归祖国内地。”我接信后，当即居中协调。海关对于一般私人藏书通关的确有限制的规定，我建议海关总署作为特例处理，玉成了老师的美好心愿。南老师逝世后不久，依法得以继承的子女们一致宣布将这许多遗物捐赠公益。因此，我又联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周馆长非常欢迎，并表示可以在国图辟出地方，设立“南怀瑾捐赠文献专区”。
老师回归内地后，定居在吴江庙港镇的太湖之滨，那里的绿化和水质特别好，是上海市自来水工程引流太湖水的咽喉地带。老师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座太湖大学堂。设计图初成时，他在图上指点我看，兴致勃勃像个少年人。他不辞辛苦历时6年，看地、看风、看水，规划、筹款、督工，终于让无论规模、设施都堪称一流的太湖大学堂建筑群拔地而起。漫步波光粼粼、细浪拍岸的太湖堤上，联想20世纪50年代老师在台湾基隆陋巷的授课堂，辗转东西南北，直到湖畔这占地280亩的教学基地，真是由衷地为老师的学问成功、人生成功高兴。
而又有谁能想到，若干年后，老师最终在这儿化作一缕青烟，在这儿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还有一堆璀璨夺目的舍利子。一统中华情坚金石
我认同一位朋友与晚年南怀瑾深谈后得出的印象，他称南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诗人；虽然著述丰厚，弟子无数，其实他最关心、在意的还是祖国的命运，始终乐意在促进统一大业上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刚回内地，暂居上海番禺路时，询问我“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香港开始践行的情况。我向他报告，“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创举，从未有哪国执政的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还允许一小部分地方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两种制度长期和平共处，互相促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老师颔首赞同，说：“香港要靠牢这‘一国两制’，否则繁荣不了，稳定不了。”又沉思了片刻，当即为我背录了白居易的一首对仗工整、连用叠字、诗味回环的七言律诗《寄韬光禅师》：“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首诗中，东西南北前后上下，有顿拓无限空间的超然感觉。我想，尾联一句“天香桂子落纷纷”的点题，是道出了老师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情坚金石、不遗余力的一贯念想。为国家添记一笔历史
2008年4月，我离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不用天天“朝八晚五”上下班了。我南下拜访南老师。老师问我知不知道宋代名臣赵抃？我坦承孤陋寡闻。老师就讲了这位官至右谏议大夫为人一生清正的故事，出行轻车简从，只带一琴一鹤，死后被谥为“清献”，即清廉惠贤的意思。老师又背录了赵抃告老还乡后写的一首七言诗赐我：“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老师讲述前人的境界和心迹，是要我敬贤。
老师又让宏忍师复印了一份普明禅师的《牧牛图颂》给我，《图颂》由10幅牛的诗画故事组成，展示了由浅入深、由勉力而趋于自然10个阶段的开悟过程。老师又像站在讲台上板书，解释《牧牛图颂》是心性之学，是认知生命本性之学。我说肉身得自父母，灵魂得自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教育，以及传授知识的老师们。在太湖大学堂住了一晚，翌日辞行时我告诉南老师，同事、朋友们多有建议，自己也生此愿望，把中英谈判交接香港的最后1208天亲历写出来，对国家、对一段历史、对至爱亲朋和自己做个交代。老师很赞成，说：“这是为国家添记一笔历史，要写真事，说真话。”
2010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再度驱车从上海来到吴江庙港镇，拜访南老师。老师略显清瘦，戴了顶绒线帽子，衣服也穿得厚实了些，品学兼优的秘书马宏达伺候左右。这光景与10多年前老师在香港金鸡独立、执剑起舞能旋转360度，已不可同日而语。老师问我写回忆录的进展。我答，已经核实梳理完有关资料，开始动笔，打算用文学笔法，一个一个故事作为独立章节，写成可读性比较强的纪实文学。他含笑说：“等你写出来，我要看看。”我欣喜回答：“一定，老师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见证人！”中天满月最后诲勉
这次辞行时，老师要我在他的办公桌旁坐下来，他抽出一张空白A4纸，想了想，给我写了两句话：“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接着破天荒地写下落款“庚寅仲秋于庙港”，并签了大名。这来自《孔氏家语》，也是演变自《道德经》的精华，是可以管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却未想到是老师的最后一次诲勉。现在回想，不由得一惊——正是2年后的彼日彼时，他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2年9月，我的书《交接香港》终于以简体字本和繁体字本，同时在内地和香港出版了。为了出席筹备已久的新书发布会，和20个当地青年团体联合座谈，18日我抵达久违的香港。甫一下飞机，就接到老师的爱子、忠孝文武皆全的国熙兄电话，告知南老师病重已送往上海医院治疗，他原定后天出席新书发布会的，现在却急匆匆往机场赶，要飞去上海伺候父亲。我问国熙能否在相向路上短暂见个面。他说“好”，立刻嘱咐出租车司机绕一段路。我俩在我下榻的酒店门口紧紧拥抱，心情都很沉重，心照不宣，默默祝愿老师能够转危为安。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上写了请求老师阅正的话，请国熙转呈。
后来，据守候在老师床边的朋友说，国熙把《交接香港》举在老师面前说：“陈佐洱的书出版了，请你指正！”处于病中的老师抬手画了两个圈（表示加倍赞赏）。平时，老师给一个赞，都很难得。
29日噩耗传来。虽有思想准备，我仍跌坐在椅子里久久起不来。皓月当空，泪出痛肠，许多回想、追思、懊悔填满脑海，翻腾激荡着。稍事平静后，我用心向庙港的老师灵座发去了一对挽联：
庄谐温厉忆音容，献后学迟交之卷，
感公犹锡嘉评，
向庙港凝眸，倘可深恩借报？
困苦艰难蒙诲勉，抱高山仰止之忱，
愧我幸无辱命，
望中天满月，不禁悲泪如倾！学生陈佐洱 拜挽事业与思想——《南怀瑾经济观点辑录》的跋文胡德平
正泰集团南存辉董事长，是1997年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开展光彩事业活动时，我在重庆认识的小朋友。近期他拿来一本南怀瑾先生生前有关经济问题的言行集录，请我作序。说实在的，我内心一开始就已决定，一定要慎重，绝不能承揽此事。当我看完此书后，有两点理由彻底改变了我原先的想法。一是南先生对中国文化一些基本观点独到的诠释，如什么叫“事业”，关于财富的“有”与“用”，义与利，商业诚信等问题，都和本人的经历、工作、思想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非常乐意把读这本书的前后因缘写出来。二是南先生为金温铁路所做的贡献。我认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哈默投资列宁时代苏联的故事，南先生号召发起完成这一工程建设，其规模、影响不见得比哈默先生小。
为什么说读南先生的书，我还有一种前后因缘的感触呢？那是“文革”期间，具体时间已不是“文革”爆发时人们最狂热的时候了，家父可以在审查期间的星期六、星期日回家了，也可能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次我和家父单独面谈，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文革”思维，但“文革”思维并不能解决我心中很多疑问。我向他请教：怎么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问题。他平静地回答：当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了，但是第一位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创了我国的全新事业，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一伟大事业应该放在第一位，伟大的事业，离不开思想的武装。你仔细看看毛主席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嘛！他讲：“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你们不是都热爱毛主席吗？这都是他老人家最重要的话呀！至于说到接班人的问题，他依然平静地说：这个问题当然也重要，接班人也要服从我党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必然会产生新一代领导人，“革命自有后来人嘛！”家父这番话说得十分认真，以后并贯彻在他的工作之中。1983年12月26日，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最好的怀念》，针对党的事业的延续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殊性和完成我党未竟事业的进取性，他都做了他自己的回答。
没有想到南先生也是一位不遗余力提倡国家事业、社会事业的鼓吹者。他希望投资办企业的人士能把企业当作事业来办，他说：“我们要做一番事业，有远大的目标，对国家、社会有五十年、一百年以上的贡献，断定五十年、一百年后这个社会、国家的发展，这（才）叫企业。”“事业”一词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词语，大有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含义。南先生引经据典，查到《易经》，对“事业”解释：“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事业不是职业、家业、产业，我认为事业是能引领、团结民众的治国纲要和实施的各种举措。南先生还有一句注释的话，他说：“不是事业为了思想，而是思想为了事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讲光彩事业时也引过《易经》中的这句话，所以读起来很有亲切感。
父亲和南先生对中国优秀文化也确有共同的爱好和选择，他们都赞扬管子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都重视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商人传记，都强调商业活动的信义和诚实。南先生把自己成立的最早一家企业取名为“义利行”，此名来源于墨子的“义利之辨”。家父对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理念是非常认同的。他对日本朋友讲过多次：国家间的经贸问题，要双相思，不能单相思；专门利人不行，专门利己也不行；彼此之间不能强买强卖，要讲信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家父和南先生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未必一样，但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尊重的立场上，对古为今用的方法上，对辨别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鉴别上，我认为有相当的一致性。
再说一下南先生对浙江金温铁路的贡献。多少研究文化历史的学者，可以学富五车，学贯中西，门生弟子满天下，可是很少有经商办企业的，即使有，把企业办大，又办得成功的更是少有。而南先生却领头把金温铁路办起来了。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饱读诗书，却不迂腐，确有一种经世济民的宽阔胸怀，才能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贡献。
从1987年南先生与家乡人畅谈修建金温铁路，到1997年金温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就个人而言，南先生的贡献最大，他的公司不仅是最大的投资方，也是这条铁路得以建成，维系人心的核心。
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是南先生在香港的联盈兴业公司和浙江省铁道公司合资的一家股份公司。联盈公司占合资公司80%的股份。南先生是公司的首届董事长，既然身居要职，自然向外筹资12亿美元的责任也就只能由南先生承担了。贷款功败垂成，是内地违的约。十年中，金温铁路曾三次停工，停工后又重新开工，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南先生为整个工程所写的各种文字报告、情况、建议就有百万字之巨。
在合资公司中，传统的计划经济看重的首先是铁路的项目审批，而市场经济看重的却是项目如何开发盈利。为此，南先生提了很多内地人当时闻所未闻的建议。南先生知道铁路沿线人民对交通的渴望，他首先着眼沿线28个县市，1300万人口的金温地区，建议发行铁路的预购股票，若发行股票不行，那就发行铁路储蓄劵、奖劵；给沿线的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活跃当地经济；全线分段开工，充分利用民力，投工投劳；合理利用当地土石资源，减少民工的施工成本；努力使铁路公司逐渐成为一个地方性的人民股份公司。他还打算把城乡的信用合作社发展为铁路银行，加快资金的存放款流通；同时力主按照合同开发土地以扩财源，而不是一味借钱。这些措施有的实行了，有的由于当时的形势而未能实行。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以上建议都不是问题，而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呀！南先生这些经济谋划不管是否实行了，实行的深度、广度如何，但金温铁路的建成和南先生这种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管是对政府转变职能、民营企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哈默先生的投资由于苏联中断新经济政策而中断，南先生倡导的金温铁路，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而成功。这则案例实在宝贵。
我国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我国改革的一个根本经验就是全民走上了一条共享经济的发展道路，恰好南先生也有分享经济的可贵理念。希望有事业心的企业家们对南先生的企业所有权和使用权理念多加注意，细心研究。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课题，望经济界和我国企业多多提供全新的案例和实践经验。
鉴于已有人写了前言，我的这篇感想就作为书后的跋文吧。中国文化的守望者孔丹
在南怀瑾老师诞辰百年之际，回忆多年来与南老师的交往，有着无尽的感念、感怀和感恩。大食堂
1984年我到香港的光大集团工作。90年代初，我在香港初次认识了南老师。有一次我应约到南老师家里面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参加他的聚餐、畅谈，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跟南老师有了频密的交往，多次聆听他的教诲。
南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嘉勉有加，说我这个人平生有豪气，遇事沉得住气，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做事认真，做不好的事宁可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
我多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时时都会有很多困惑，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这些疑惑不仅是那些具体的问题，而可能是对国家民族，包括人生，一些方向上的思考。
每次见到南老师，都如沐春风。南老师以他精深的学养、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精神，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我得到多次的点拨，很受教益。保护费
1999年1月，我到南老师在香港半山坚尼地道的寓所拜访南老师。握手寒暄后，南老师还给大家递烟、点烟！刚进屋时，说起太极拳，南老师说，打太极拳就像搞政治，推、拖、拉而已。一起手的作揖，乃天下第一拳，意思是说对方：“你什么都对。”
南老师以为我是山东孔子后裔，并问是第几代，我告诉他：我是假“孔”，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我的父亲孔原原名陈开远，后来改为陈铁铮，又曾化名为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南老师听后大笑，并称要收保护费。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孔夫子辩护，一直在为他平反。
南老师极力提倡小朋友背诵。背诵不须都理解，到一定时候会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摇头晃脑。他戏称，以前老师坐，学生站，现在反过来了，老师站学生坐，老师将来怕要跪下了。看书线装的好，可捧着看，字又大。南老师说，没有多少人配做父母，很多人就知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南老师还笑称，毛泽东自己背了很多好东西，自己也作诗，却叫别人不去背。
南老师说，自信能谈好近百年之历史，既清楚共产党，又清楚国民党，以客观论之，一定精彩。还称历史只有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事是假的，小说则反然。《破阵子》
1999年9月，我与几位朋友去看南老师。晚上11点多，送南老师回到住处时，南老师见我晚上有些焦躁，说要给我题一幅字，警醒我不要太急。后来，他断改了辛稼轩那首广为流传的《破阵子》而得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他断写并改了一字，“身后”改为“死后”，让我除却那种烦恼悲切的心态，为国效力，要发扬那种家国情怀。夹生饭
2011年6月26日下午，我到苏州太湖大学堂拜访南老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南老师。
南老师一见面就拥抱我，然后就调侃说，“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说我退下来心境平和，没有不平之气。退了则少俗务，正好修身学道，不妨小住几日，可以对生命科学方面做一些探索。
谈起有些人过于崇尚西方那一套，南老师笑道：那是西方的东西没弄懂，中国的东西也没弄懂，弄成了“夹生饭”，就会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近百年来很多事都坏在照搬西方的人手上。
南老师说，推翻清朝已百年，明年全世界都会变，关乎体制。南老师还提到，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华盛顿曾开讲中国之未来，共43讲，曾预言美之衰败，而不通汉语则会失去更多的机会。美国因华人黑人而繁荣，现在要还账。
饭后，宏忍师教客人打坐，不拘形式，不一定非要盘腿。后再回到饭桌，南老师请宏忍师教念阿弥陀佛，再唱诵，客人及老同学跟唱，氛围磁场极佳。南老师总结念佛三昧，凝定功夫，儒释道同，目标都是至善，将来要除去宗教外衣，定了才有智慧。
没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去，跟南老师学道的愿望成了我终生遗憾。守望者
南老师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践行者，集大成者，传承者，发扬者，光大者！
南老师在1955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禅海蠡测》的封底即印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南老师的一生，是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的一生，是为中国文化勤恳耕耘的一生。
南老师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这一点大家能够从他的著作中和交谈中强烈感受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在中国文化被摧残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人民缺乏自信的时候，南老师犹如严冬的梅花，凌寒绽放。
南老师从不夜郎自大，从不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先进的东西，兼收并蓄，始终都是轻松活泼，通达无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免疫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蓬勃的生机。
南老师的奋斗、守望，没有白费！几经辗转，从中国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到太湖大学堂，南老师用他的足迹诠释着中国文化的顽强，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活力，诠释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未来。新时代
南老师离开我们的那年，正是十八大召开的一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我国砥砺前行、在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南老师多次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迎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国运昌隆时期。我认为，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和领袖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我觉得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的依据的，“十九大”就是我们国运昌隆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我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时谈到一个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习总书记在今年（2018年）1月5日中央党校的开班仪式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源自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是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的探索，是源自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探索，源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170多年的探索，是源自我们5000年的历史文化。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是毛泽东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模式。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一代一代地把光荣梦想变为伟大现实。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留下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儒家和士子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南老师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文化的精神。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所体现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张载的理想，正是南老师的主张，正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情怀，正是人类美好的愿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我深信，在新时代里，南老师的精神和学问一定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一定能够助力我们中国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南老师。南怀瑾先生与金温铁路刘锡荣
正值南怀瑾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深切怀念追思这位忧国忧民的中华赤子、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在温州市、浙江省工作时，因建设金温铁路事宜，有幸与南老先生相识，曾几次去香港、厦门拜望请教过他。2000年，赴京就职后，因忙于公务，阔别多年，甚为怀念。2012年初，特托女婿剑雄携书信去江苏吴江太湖大学堂拜望南老先生，请安致敬，聆听面教。没想到，不久就收到南老先生3月2日亲笔书写的、热情洋溢的复信和题字著作《孟子与公孙丑》，字体仍苍劲有力，令人欣慰。未料当年9月29日，忽闻仙逝，驾鹤西去，令人震惊，甚感痛惜。特书信给南老先生儿子南小舜，敬表悼念，并向各位亲友致以亲切诚挚的问候，请节哀保重。南老先生以九十五岁高寿辞世，也是种造化和福分吧。
金温铁路自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八十多年前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以来，曾七上七下议而不决，其中三次上马三次下马，可谓好事多磨。终在南老先生的推动催生下，于1997年8月8日铺成通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创举。对此，侯承业先生所著《南怀瑾与金温铁路》一书已作翔实阐述。在此，本人仅根据亲身经历作一回忆简介，以表对南老先生的深切怀念与敬仰。
1984年，温州被列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浙江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兴建金温铁路的议案。邓小平同志指示金温铁路要列入议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田纪云分别签了字，李鹏副总理指示铁道部：“请研究，能否办成地方铁路。”金温铁路建设又起高潮。1985年初，浙江抽调了各个部门三十多位干部成立了金温铁路开发公司。温州、金华、丽水三地市闻风而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市长卢声亮动员各方力量，着手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三地市施工指挥部相继挂牌成立。八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陆续进入现场，完成了金温铁路全线初步勘测。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第五测量队九十多名队员开进温州，为金温铁路温州段的定线开展工作。198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温视察，临走时说，温州可视财力情况先建机场、码头，金温铁路以后再说。好事多磨，建金温铁路一事就这样又搁了下来。1985年底，金华和丽水段的铁路指挥部先后撤走，只保留了一个人和一个印。只有温州铁路指挥部留十个人在坚守摊子。无奈由于种种原因，金温铁路终未能上马。为温州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的老市委书记袁芳烈就是在此时带着深深的遗憾调离温州的，时任金华市委书记董朝才接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同志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开放，当时金华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有相当规模，名声很大。他不负众望，领导温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继续前进。1988年，温州市政府换届，病愈后的卢声亮市长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接任市长，建设金温铁路及温州机场、码头、几座大桥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历史重任，落在了继任者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肩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能再消极等待了。
温州是浙江革命大地上的一片热土。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红十三军，中共浙南特委，中共浙南委员会，红军挺进师，人民抗日红军挺进师，永（嘉）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浙南游击纵队都在这片土地上奋勇浴血战斗过。马上打天下最终为了马下建天下，使国家繁荣强盛，人民富裕幸福。改革开放后，浙南这片洒满无数革命先烈先辈热血的光荣土地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蓬勃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将当年打江山的革命精神化为改革开放、创新创业、拼搏进取的精神，用勤劳和智慧创建并享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温州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决心：一定要抓住机遇，发扬温州人民敢为人先的精神，将建设金温铁路作为基本建设的头等大事去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金温铁路历史上七上七下，关键是缺钱。重新上马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根据当时中央的政策，如各地要上地方铁路必须引进海外资金建设合资铁路，中央才会批。当时全国还没有先例。温州是侨乡，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批开拓者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仅西欧就有三十多万人。在侨胞中，有无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爱国爱乡之情的温州乡贤呢？我从熟悉侨务工作的杨成广同志处获悉，有一位早年从家乡温州乐清出去的南怀瑾先生最有可能牵头创建此事。杨成广同志透露，据他掌握的情况，虽然南老先生本人并无巨资，但弟子众多，一呼百应，其中不乏富豪贾商。当年已年届古稀的南老先生是位国学大师，他“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是融合道、儒、释三家的一代宗师，与赵老朴初先生是知交，在港澳台知名度很高。最主要的条件是南老先生爱国爱乡，是沟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向统一的使者，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呼号奔走。早在1987年，南老先生在美国对国内留美学子讲课时就说过，“到中国投资，不可用一本万利之心态，不然就是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同时要有四个基本理念和认识，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几句话是南老先生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深切体会的概括。足见南老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还具有世界历史学家和现代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既能剖析现代，又能展望未来。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党派、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之间都要相互尊重、包容、融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既要讲福利、公平、民主、自由，也要讲经营、效率、法制、秩序、生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永不可分离。正如科技可以造福人类，同样可以祸害甚至毁灭人类一样，只有两个文明密切结合，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实现产品极大丰富、觉悟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类最美好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
南老先生身居书房讲堂却心忧天下。一次我到香港拜望南老先生时，正逢“两伊”战争爆发。看到现代战争武器投射之精准，杀伤力之巨大，慈悲为怀企盼世界大同的南老先生甚感震惊、痛心。他赞同墨子既要主张科技的发展同时坚决反对将科技用于战争的理念，提倡“兼爱”“非攻”“和为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天下同此凉热”等思想。优秀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不可缺失的宏大科学理念和力量。南老先生早就有致力于家乡建设的意向。1987年，温州市副市长方善足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南老先生，谈及商贸投资时，南老先生就主动提出，如果他有钱向国内投资，第一是建电力公司，其次是钢铁公司或铁路、空运等交通事业，再次便是发展医药。随后，南老先生又笑言，遗憾的是他非拥有巨资者，只是空谈理想而已。1988年初春，南老先生离开华盛顿，移居香港后，时任市委书记董朝才率团莅港访问工商界时，也曾与南老先生会晤过。
方向既定，工作展开。1988年10月30日，我因急办温州机场赶工事宜走不开，请温州市计委主任章华表和副主任陈敬之携我书信及有关资料，代表市委市政府赴港拜会南老先生，正式向他谈及金温铁路建设事宜。从家乡人民的行路难和八十年企盼到铁路七上七下的坎坷历史，温州市领导希望南老先生能倡导并牵头修建金温铁路，为浙南人民谋福利。南老先生听了耸然动容。之后，给我连复两函，摘要如下：“今承阁下专派章主任华表一行到港送达金温铁路资料，适值台湾方面有开发信托公司负责人到此，当即请法国农贷银行负责人张先生共同进行会商此一计划，大致皆有兴趣。且从爱国热忱着眼都寄予殷望，并拟会同各方面力量，必期有成。”“金温铁路事，又为国与桑梓福利，极望有于成也。”“唯金温铁路各项资料，当须编组周详，方好着手洽谈。”急切报效家乡建设之情跃然纸上。同时，南老先生还高瞻远瞩提出：“如果金温铁路修建，再衔接福州到温州联线，甚至南进由闽南地区打通广州，便可使华南半壁江河，一齐活跃飞腾起来。然后再扩展到华中、华北。有志者当如此着眼，才有意义。”足见南老先生远见卓识。
根据南老先生的书信要求，1988年11月22日，章华表和陈敬之两位同志特别准备了有关资料，再次赴港向他汇报。对南老先生和在座各位先后提出的有关金温铁路建设细节问题，也由章华表和陈敬之作了如实周到的回答。南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学者，对于铁路建设问题如此认真钻研、一丝不苟，令人惊讶、起敬。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李传洪先生及法国农贷银行负责人张先生。这次会谈意义重大，由南老先生倡导金温铁路建设意愿已明了。
1989年1月11日，我给南老先生发函，对浙江省政府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作了说明。南老先生当月17日回函：“有关金温铁路事，拟在近日缮写个纲要或者是遂人愿，可能在初夏将亲偕数人返国在沪上或者在温州故乡与阁下诸公亲商大计，一有确定，当力函迅速实施。否则必遣得力分子来候教，以定方针。”
1989年2月2日，南老先生在上海市举行了金温铁路座谈会，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及子贾宁，王伟国代表他出席了会议。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携带了我的书信与陈敬之、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及秘书等与会，专就金温铁路建设一事进行座谈。首先马云博介绍建设金温铁路的意义和工程大体情况，陈敬之和李景山作了补充说明并递交了有关资料。马云博还请贾老会后向中央领导反映金温铁路筹建情况，希望尽快批准建设，向省领导说明有关情况，争取大力支持，并向南老先生介绍国内情况。贾老听后作了重要讲话，对投资及还本问题、金温铁路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提问。温州方面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并欢迎南老先生能亲临指导。南老先生听了汇报后，于4月28日就对成立金温铁路公司给市委书记董朝才和我、章华表、陈敬之、李景山写了信。他在信中阐明：“在我或我主持的公司的立场看来，实际上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是怎样可以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问题。”
南老先生为金温铁路启动之前所作的考量，是十分务实和精密的，他对铁路建设启动和实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早有了先见之明，如今明确提出来，要大家思考探讨解答，以达成共识同心协力。的确，作为横跨温丽金三地区的金温铁路建设，重大问题决非温州一市能决定承担的，急需向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审批，并与金华、丽水两地市沟通协商。
经过双方近半年认真准备，1989年10月20日，南老先生派其香港公司及台湾方面有关代表尹衍梁及李传洪二位先生来浙江，同浙江省代表做了三天的研讨，并于22日签定了意向书。浙江方面由浙江省计委杨国章、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签字，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尹衍梁先生签字，见证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与浙江省政府建设顾问丁世祥也签了字。意向书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合资建设金温铁路；总投资1.4亿美元；出资比例浙江为20%，香港方为80%；合资限期为三十至五十年；金温铁路以合资形式建设，可享受国家和省级规定的关于鼓励外商、侨胞来华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凡浙江有权决定的其他优惠，原则上都可以考虑。对此尹衍梁先生表示欢迎。
1918年3月18日，南老先生诞生在浙江省乐清县（现改为市）翁垟镇地团叶村，父亲是乡绅南仰周，母亲是南仰周续娶已故夫人的妹妹赵氏。赵氏多年不育，每日到城隍庙烧香拜佛，终产下独子。这一年，赵氏已经26岁了，在当时已称是高龄产妇，亲友们都把这个来之不易的男孩说成是“佛送的儿子”。小名银奶，后改名南怀瑾。1935年夏天，十八岁的南老先生考入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国术馆。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拉开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蜀道难”的四川成都一时成了全国各院校、文人的聚集之地。在四川，南老先生度过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十年时光。他做过报社编辑，戍过边，当过军校教官。南老先生四处参贤访道，拜访过不少奇人异人。他和恩师袁焕仙的情缘，就是在此时结下的。1942年冬，南老先生辅助袁焕仙在成都创办维摩精舍。1943年5月，二十六岁的南老先生离开恩师，独自前往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行。前后苦行三年，吃的是淡饭、干菜、辣椒，喝的是雨水和上年积存的高山雪水，住的是透风的禅房，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几千卷内容丰富的佛学巨著《大藏经》，南老先生就是在这期间通读了一遍。这是很多佛学大师都没有做到过的事情。南老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南老先生在佛祖和大坪寺弟子们面前的誓言宏愿，并不是随口一说，他用自己一生言行来兑现这个誓言。1976年，在台北创办老古出版社，南老先生还弘扬少林武术，为“希望工程”捐款，捐资支持乡村教师（后发展为“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2000年，已年逾八旬的南老先生在江苏吴江太湖之滨开始创办太湖大学堂。南老先生经常说：“孩子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
1947年2月，南老先生从四川经康藏转道云南昆明后回到故乡乐清探亲，年底离乡时计划带家人离开大陆去台湾经商。想不到父亲因为听不懂外面语言，不愿离开家乡。南老先生一人去了台湾。父亲南仰周是当地乡绅，因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助人为乐，深得民心，1949年春被民众推举为民选乡长。南仰周不愿接任。当时，解放大军已迅猛南下，老乡长迫不及待叫手下文书将几箱户籍档案等资料强塞给南家，南仰周连看都没有看过。不到两个月，即1949年5月，在浙南特委（1935年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革命根据地所建立）书记龙跃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武威文攻下，温州专员叶芳师长起义，温州乐清提前和平解放。南仰周将几箱资料原封不动交给新政府。当时正逢“镇反”高潮，即被捕待镇压，后未杀。1957年秋，南仰周病故于杭州临平劳改场，即浙江省第一监狱所在地。二十多年后，海峡两岸通信通航，南老先生才从儿子南小舜来信中得知父亲亡故的消息，悲痛欲绝。令人难以想象和无法容忍的是，改革开放后，南老先生全身心投入金温铁路建设时，在他家乡还有个别人说：一个地主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足见长期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狭隘的封建血统论影响之深久。但是，南老先生是个胸中有大爱之心的高尚之人。家庭的悲剧、个人的恩怨，丝毫不会动摇他那天下为公的爱国爱乡爱民之心，对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大业的向往和追求。在温州也有人不解，为何南老先生当年不回家乡一趟？对家乡的感情和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一般功成名就的，会衣锦还乡，显赫一时。而南老先生在给一位家乡友人的信中写道：“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且在外数年，流离困苦，对于人情险峻，事态多变，统统了如指掌。但我仍愿为之，只有一念，我生于此地，在我有生之年，能使此地兴旺，使后代多福，便了我愿矣！如果我父母当在世，也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
1990年2月20日，时任浙江省计委副主任陈同海作为浙江省政府地方铁道公司代表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代表尹衍梁先生，及见证人贾亦斌和丁世祥签订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协议书。我、章华表、陈敬之、李景山和陈同海一起赴港出席了签字仪式。我虽然与南老先生书信来往已一年多，但这次还是第一次会面。临行前，大家都劝我买些珍贵的礼品送南老先生。我略思一笑，说：“南老作为学者不会稀罕什么商场上出售的珍贵礼品。还是请温州师范学院美术教授魏敬先给南老百岁老母亲绣一幅发绣人像作为见面礼吧。南老早年离乡，已与老母阔别多年，见发绣人像如见真身，才有意义。魏敬先教授给世界各国领导人画制发绣，名气很大。戈尔巴乔夫还派苏联驻华大使专程来致谢。”很巧，南老先生家人多年来一直将老祖母理发掉发全部珍藏在瓷坛中。作为特急任务，魏敬先教授全力以赴，很快绣成一幅大尺寸的南老先生母亲的发绣头像。当我和章华表、陈敬之、李景山等赴港将南老先生母亲的发绣头像敬献给他，南老先生接像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1989年，南老先生母亲百岁寿辰时，我和温州市财政局长何开榕、温州医学院长叶碧绿和内科主任王效亮一起到乐清翁垟家中探望贺寿并诊疗。一年后，南母仙逝。马云博副市长代表温州市领导前去参加告别仪式。李景山和章华表还先后陪同南老先生儿子南小舜和阔别四十年的原配夫人王翠凤赴港与南老先生会面。王翠凤公公南仰周1950年被捕，1957年狱中病故。后靠王翠凤独撑全家生计，做保姆、摆小摊，供养婆婆教育两个儿子，还要作为“漏划地主”（1951年上半年土改时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遭受批斗欺压，实属不易，可称得上中国传统的孝媳贤妻慈母了。两老阔别重逢时双方互抚对方白发轻声亲切问候的动情表露，使在座各位无不动容。这些安排也算是我们对南老先生一家象征性的补偿吧。
1990年10月2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浙江省利用合资建设金华至温州铁路的请示》给国务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即刻转报国务院，报告如下：“金华至温州铁路项目建议书已于一九八五年由我委批准。但因当时财力不足，以致未能修建。几年来，浙江省为筹措建设资金做了很大努力，经与台商多次接触后，双方同意合资建设经营金温铁路。金温铁路从浙赣线新东孝站出发，经武义、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至温州，全长250.7公里（含通向温州龙湾港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湾支线十公里），全线贯穿浙西南腹地，吸引三市二十八个县，人口二千余万人。沿线有矿产、森林、农业水产资源，并适于发展旅游业。由于温州是全国十四个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又是著名侨乡，建港条件好，具备开展外贸和外引内联的良好条件。因此金温铁路的建设对改善温州及浙西南地区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可为完善东南沿海铁路网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因此建议国务院批准金温铁路合资建设，并授权我委审批其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0年12月3日至11日，浙江省计委会同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对金华至温州铁路的补充初步设计进行审议。这次审议首先在杭州对初步设计主要设计标准、线路走向、站场布置、客货运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审查和交换意见，并形成了纪要。当月三十日下午，南老先生托李景山转交一封信给柴松岳、我和杨国章，表达了南老义无反顾坚决签约的决心：“金温铁路，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务必促其建成，在我并无丝毫退悔之意，此望了解。”
1992年2月26日，我陪同常务副省长柴松岳等赴香港签合同。当时，我已调浙江省纪委工作，温州市委书记由浙江农大党委书记孔祥有接任。组织上仍安排我和南老先生保持接洽联系。抵港后，合同由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李素美总经理签字，浙江铁道公司由杨国章代表签字。双方见证人由南老先生与柴松岳二人签字。金温铁路这个历史上第一个与海外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经过三年的频繁协商沟通、文书来往，特别是南老先生为开启历史先河决心并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完成的。这个合同还要送北京核批。
1992年3月19日，浙江省地方铁道公司正式发函给原有的金温铁路金华、丽水及温州地区的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筹备处。筹备处主任由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素美女士担任，副主任二人，由浙江省地方铁道公司经理杨国章和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担任。
为了使合同报告中央能早日批下来，南老先生特派李素美总经理与杨国章一同到北京求教曾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许鸣真先生，表明了自己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建设铁路的决心，请他鼎力相助，上下沟通请示中央高层领导出面指导支持，并聘请许鸣真为联盈兴业公司总顾问。合同的报告方案经许老与许永跃、董宏两位讨论并经南老先生同意作了调整。经半年多协商努力，虽然原合同的一些条款并未被中央全部采纳，但与海外合资修建金温铁路的大原则，总算通过了。这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打开了一扇大门。海外人士资金可以与政府共同兴建各项公共建设了。这与南老先生为国家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远景而不懈奋斗是分不开的。合资兴建金温铁路的修改后合同于1992年8月12日终于送到南老先生手中，南老当即签字。
这里要专门提一下许老鸣真同志。许老不仅受南老先生聘请为国内金温铁路的全权代表要为金温铁路多方联络而辛劳，而且作为南老先生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的全权代表还要与南老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而操心。同时还与南老先生等先贤为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峡两岸沟通和平发展而沟通各方，奔走呼吁。
南老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就十分景仰并拜望请教温州乐清的同乡名人张冲（又名张淮南）。张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抗战期间，张冲坚决赞同并促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良好关系。1941年8月，张冲病故，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张淮南先生》一文。今朝，虽然南老先生自身家庭已发生变故，仍能不计个人得失，继续致力于推动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家乡建设。南老先生以海峡两岸先行“三通”以通促统的精神，催生金温铁路，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1993年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小儿子南国熙遵照南老先生要做有人生观的中国人的教导，出任当时第一家大陆与台湾合资设立的香港沪光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主要业务是帮助上海发展筹措建设资金，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大业出谋出力。南老先生这种“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实属不易，难能可贵。
1990年12月31日，在中央民革副主席贾亦斌先生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先生共同努力下，通过南老先生在台湾上层和各界广泛的人脉关系牵头，海峡两岸代表正式开始会谈。会谈了几次，终因双方分歧太大，未获进展。于是南老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代表，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分量，增进会谈效果，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1992年6月16日，南老先生为两岸代表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为1992年10月28日和1993年4月27日著名的“汪辜会谈”及达成“九二共识”奠定了基础。后因“台独”势力当道，祖国两岸和平统一受挫，南老先生痛惜愤慨至极。许鸣真老人还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请南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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