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为一大事来 陶行知教育集(评注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陶行知著,张素闻评注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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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为一大事来 陶行知教育集(评注本)试读：

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两千年后的陶行知，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人。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师里，陶行知先生在大学时代就清楚唯有教育能救国，他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改名为知行，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后，广泛深入中国的教育基层，对教育做了更全面的思考，而改名为行知。他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换上布鞋走向乡村，以“爱满天下”的情怀与中西合璧的智慧，提出“生活教育”，为中国开创了新的教育局面，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1910年，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左二）等师生合影。陶行知十分关怀儿童的成长，经常募集基金，购买节日礼物赠送贫苦儿童。1921年9月，王卓然（右一）与陶行知（左一）等陪同孟禄（左三）调查中国教育。陶行知与次子、四子合影。陶行知书法。晓庄师范时期的陶行知。推荐序爱满天下的人民教育家

关于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少人读过他与《四颗糖果》的故事：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

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

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相信每一位读过此故事的人，都会深切感受到他“博爱存心，和光映面”的温暖，不仅会被他的爱心、同情心，与理解力所感动，更为他高超的教育艺术和教育智慧所折服。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对今日的教育乃至社会人心依然有启迪和感化意义，故略述陶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几个特点，推荐给有缘阅读此书的读者。

第一，平等的教育。陶行知先生就像一位“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并且奉劝其他老师“待学生如亲子弟”。他终身奉献于平民教育事业中，倡导的是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有钱人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先是辞去大学教习的职务，后又谢绝两所大学校长的盛意邀请，告别城市繁荣舒适的生活，毅然投身到农村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他从在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开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实践着“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他主张教育“要造就国民以谋全民幸福”“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教育孩子要有理想，不是要去做人上人。

陶先生倡导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不是为有钱人的教育，而是要为大众谋幸福，教大众觉悟，所以教育不能产业化，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主张“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要把教育变成像空气、阳光、水一样，是人人可以免费获得并且尽情享受的礼物。陶行知倡导的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儿童教育、妇女教育、国难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无不体现出献身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和拳拳爱国之心，所以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确实当之无愧。

第二，实践的教育。陶行知先生主张“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念，强调“知行合一”。与阳明先生主张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他更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

儿童教育，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创造力。鼓励孩子接触大自然，参与社会实践，尤其重视动手能力，不仅要求学习修钟表，学木工、少饭菜、管理账目、管理图书、急救伤病等初级的技能，甚至还要求会开汽车、担任翻译、临时演讲、负责领导工作等高级技能，这是教育学上的重要创新。

在晓庄师范期间，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口号，主张把校园的围墙拆去，“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星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陶先生主张“教法、学法、做法合一”，把教、学与实践相统一，小学生就是小先生，用小先生普及教育。对于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要以身作则，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还强调因材施教，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这在当时都是引人注目的创举，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第三，全面的教育。1942年，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日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每天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还有身体的健康、生活的技能、德行的完善。

除了知识学习和生活技能的培养外，“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所以健康的身体是健全的精神的前提。陶先生进而强调“进德修业”，重视德行的启发，善于发现每个人的优点，鼓励学生认识自己，“处处读书，人人明理”。

在陶先生看来，“教育乃一种快乐的教育”“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陶先生提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把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社会改造生活都融入到教育之中。

陶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贯穿着爱的教育，例如他在对待科学的态度时提出“科学要谋大众幸福，解除大众苦痛”，反对把活的小动物杀死做成标本，其目的是要培养孩子的爱心。这是陶先生在当时的时代有感而发的教育观，因为有的科学家迷信于科学，终日埋头研究科学，但是却忘记了人类，拚命在科学上创造些杀人利器，因此酿成了不少时代的悲剧。

第四，社会需要的教育。陶先生认为教育关乎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希望，因此教育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为满足社会的需要，“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

他在少年时即立志“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出力”，发愿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而努力。他毕生鞠躬尽瘁献身于教育事业，就是以新教育以新中国为目标，致力于国家的复兴和民众的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陶行知提出教育应该担负起救国的责任，“将国难与教育紧密连接，唤醒民众的意识，也焕发救国的热情”。

陶先生认为民族要得救，必须唤起全体人民，必须促进民族大团结。抗战时期，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推行岩洞教育：“岩洞是我们的学校，警报声是我们的上课钟”“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通过生活教育，使所有的团体，变成抗战建国的真正力量。

素闻女士素来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时两年精心选编了《人生为一大事来：陶行知教育集（评注本）》，且每篇文章加以画龙点睛的点评，既有对传统文化之阐发，又有现实问题之思考，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时代问题紧密相扣，相互借鉴。书成，素闻嘱我作序，我为陶先生爱满天下的精神所感动，亦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时代人心有所裨益，故不揣谫陋，聊叙数言，期望更多的人能沿着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继续前行，也相信此书不但对于学校中的老师，每一位父母，乃至每一位富有爱心的人，都可以从陶行知先生其人其行其言中获得智慧的启发。纪华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编者的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其人其事

近百年的历史人物中，陶行知是个特别的人，常常会听到人们这样介绍他：著名民主革命家、人民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些都不足以表明陶行知是个什么样的人，亦不足以归纳陶行知短暂而璀璨的一生。

在黄山之南，杭州之西，千岛湖之北，有一座与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四川阆中并称为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的歙县古城，素有“东南邹鲁”“程朱故里”的美名，还是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徽剧之乡、牌坊之乡；这样的文化土壤上，一个极为普通的由商转农的家庭里，出生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小孩——陶文濬（同“浚”），也就是后来的陶行知。纵观其一生，令人啧啧称奇：

6岁，陶文浚在三刻钟内熟读和背诵《左传》43行，被村蒙童馆的塾师文秀才收为弟子。

15岁，聪明好学的陶文浚被崇一学堂英籍校长唐俊贤收为崇一学堂第十七个学生，他从小有大志，极勤奋，座位上及寝室墙壁上都写着“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出力”之语。

17岁，提前毕业于崇一学堂，考上杭州广济医学堂，但是该校要求学生信教，陶文浚因不信教而受到歧视，入学几天之后，愤然退学，后考上了南京金陵大学预科汇文书院。

19岁，陶文浚转入金陵大学文学系，活跃于校园，激励同学一起努力，同心同德，让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

20岁，研究王阳明，信仰知行合一，取名陶知行，因此黄炎培说，当时行知号知行。22岁，陶知行成为一个基督徒。

23岁，陶知行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被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称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在此文中，陶知行将生灵涂炭、产业凋敝、经济衰败、外患频仍的时局与教育兴邦的主张紧密相关；年纪轻轻的他认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他期望：“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

24岁，由于卓越的学业和正直高尚的品德，金陵大学首任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婚后的陶知行赴美求学。秋季，陶知行筹足旅费，负笈重洋，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并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25岁，致函罗素，他认定自己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师从孟禄，私淑杜威。

26岁，回国，任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次年被聘为教育专修科主任，并代理高师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身体力行注重实践的平民教育之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陶知行感到应该由行而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不仅仅是教学合一，而更应该是教学做合一，遂改名为陶行知，这就是陶行知的名字的由来。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位，人人皆不同，即便共同尊一位老师的教导，也产生出不同的教育结果，这就是个体差异、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对人的影响。同为杜威的学生，郭秉文、胡适之、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陈鹤琴各自成为教育界不同类型的人。“博爱存心，和光映面，不惑不忧，不惧不恋”是陶行知先生的一首诗，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秉持天下为公、教育为公、文化为公的博大情怀，在国难当头的大时代，陶行知赤手空拳针对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临危不惧，亦不惑不忧，迎难而上，见招拆招，打开了教育的新局面，略有以下几点：一是开出了多种教育科目，女子教育、平民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国难教育、职业教育、民主教育等；二是亲自创办学校，把教育管理与教育本身紧密结合，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育才学校、社会大学，还在桂林开展过岩洞教育，实践出团体自足的教育模式；三是结合现实生活，超越旧有的教育局限，创新教育方法，“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每天四问”，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科学园等，都是极为接地气的教育方法；四是开出了师资培育的新模式，让团队中优秀的人才能够承担社会教育的中坚力量，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艺友制等教育制度；五是促进了教育界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与融合，既是教育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陶行知先生，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民众教育研究会等；六是借助媒体传播教育理念，筹建与创办了多种教育杂志，《生活教育》《新教育评论》《乡教丛讯》等刊物都是行知先生的杰作；七是根据教学对象与教学目的而编订教材，陶行知先生与陈鹤琴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以普及科学知识，与朱经农合编《平民教育千字课》四本以普及平民教育，还主编《小先生丛书》《普及教育周刊》，写《古庙敲钟记》《中国教育改造》《普及教育》《幼稚教育论文集》及《教学做合一讨论集》等；陶行知先生敏锐的问题意识、果敢的行动力、智勇的担当精神、丰富的办学经验、灵动的教学方法、民主的教学管理、清晰的财务意识、身体力行的道德魅力以及丰富的基层实践经验，都使陶行知的教育是五四以来，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完全承袭东方的活化的“大教育”。

甘为骆驼的陶行知所到之处唯有教育一事，从问题中来，到生活中去，积极构造“教育共同体”的陶行知，充分利用各种学生社团、学习小组、读书会、教师等团体，主张“把墙拆去，主张社会即学校，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星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

尤为难得的是，陶行知的教学情怀、教学智慧与道德实践，无论是国内国外，工厂农村还是庙宇，言行如一，爱满天下，唯有“处处读书，人人明理”以教育来“新民”的大愿大行。

55岁，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确然如他自己所说“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陶行知一生秉持少年时代的宏大志向，“以万物为导师，以宇宙为教室，以生活为课程”，不辞劳苦，贯彻一生。细读他的文章，涵盖古今气象开阔者有之，谆谆教导诲人不倦者有之，机智跳脱灵敏运用者有之，千万里跋涉，大开大合，万紫千红，目的只有一个：期待国民应受之教育继续增高到养成健全的人格……

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梁漱溟先生最佩服的三个盖世人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陶行知。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做主人，做人中人，做抬头乐干的人，做乐于奉献的人，做自立立人自觉觉人的人，做有高尚人格和生活能力的全人，做仁智勇知情意和谐发展的人；做有献身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一生的教育线索亦从此处展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本书试图从陶行知先生在特定时代里的矢志不渝的教育信念、丰富新颖的办学经验、高效有趣的教学方法、广大磅礴的教育理想与清晰明确的教育目标等方面来展现先生的志业与境界，通过反复阅读陶行知先生的著作，思考他的教育观在传统文化教育复兴的今天，在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的今天，深感陶行知先生的学问与人品仍是我们的先行者，我们踏着先生的脚步继往开来可以走得更好。梳理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法，从孔子、朱熹到王阳明，再到陶行知，这条自觉觉人的道路群星璀璨，虽然难免挂一漏万，虽然穷尽言语与篇章也难以描绘与形容先生们的智慧与德能，且从陶行知先生处溯源，并以此礼敬先生们：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素闻如是丙申年于蔚秀园明照堂第一章[1]我们的信条《我们的信条》虽是我用笔写的，但不是我创的。我参观诸位先生在学校里实际的工作，心里不由人起了好多印象，积起来共有十八项，我就依着次序编成这套信条。所以这是诸位先生自己原来的信条，早已接受实行，今日只是大家共同温习一遍，并下定决心，终身奉行，始终如一。

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倘使个个乡村教师的心都经过了“农民甘苦化”，我深信他们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这是我们绝大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绝大的责任。

一、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二、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三、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四、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五、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

六、我们深信教法学法做法合一。

七、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八、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

九、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十、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

十一、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十二、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十三、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十四、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十五、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用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十六、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十七、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

十八、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原载《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10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自古中华文化就有“教化”的理想。陶行知先生亦有此理想，他有着对教育的思考，对人的主体性的信任，对乡村教育的责任，对于教师自身的要求，对于乡村教育的起点和目标，打开了平民教育的深度，焕发着教育家的情怀与智慧，与古人的想法一脉相承，又能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变通，有所发展创新。[2]每天四问

今天是本校三周纪念，我有一些意见提出来和大家谈谈，作为先生、同学和工友们的参考。

本校从去年的二周纪念到今年的三周纪念，能在这样艰难困苦中支持了一年，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一个奇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得出来的，而是全体先生、同学、工友共同坚持、共同进步、共同创造以及社会关心我们人士的尽力赞助所得来的。

本校在这一年中，好像是我们先生、同学、工友二百人坐在一只船上，放在嘉陵江中漂流，大的漏洞、危险虽然没有，但是小的漏洞是出了一些，这些小漏洞也可能变成大漏洞，使我们的船沉没下去的！然而我们的船没有因为这些小漏洞沉没，竟因为我们这些同船的人，一见有小漏洞，即想尽方法用力去堵塞，有时用手去堵，有时用脚去堵，甚至有时用头、用全身的力量去堵，终于把这只船上这些小漏洞堵塞住，而平稳地渡过这一年，而达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共同努力、共同创造的奇迹。“一切为纪念”，刚才主席说的这一个口号，当然提出的意义是有他的作用的，大家用力对着这一个目的来创造，是很好的。但是我对于这一个口号有点骇怕，骇怕费钱太多，骇怕费力太多，以致精疲力尽，恐怕得不偿失，所以我主张明年四周纪念，要改变方针。我们的成绩，要从明天起，即开始筹备，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成绩。不要再在短期内来多费钱和多费力量，只要到了明年七月一日，开始把平日的成绩装潢一下，便有很丰富的成绩，再不像今年和去年这样忙了。大家也可以很从容很清闲而有余裕的过着四周年纪念。

现在我提出四个问题，叫做“每天四问”：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首先，我们每天应该要问的，是“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健康第一”。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不禁使我想到了去年二周纪念前九日邹秉权同学之死！与今年三周纪念前九日魏国光同学之死！二人之死的日子是恰恰一周年，不过时间上相差八九个钟点罢了。因这两位同学的死，使我联想到，我们必须继续建立“健康堡垒”。要建立健康堡垒，必须注意几点：（一）“科学的观察与诊断”。……科学是教我们仔细观察与分析，譬如邹秉权、魏国光两同学之死，尤其是魏国光同学这一次的死，不能不说是我们先生、同学的科学的观察力不够。魏国光同学患的是“蛔虫”症候，他在学校寝室内吐过蛔虫，有同房的同学见到没有报告，先生也没有仔细查看，到了医院又在痰盂中吐过蛔虫，又没有留心注意到，这就是科学重证据的“敏感”，而成为一种不科学的“钝感”了！医生又复大意，则在这种“钝感”之下据之而误断为“盲肠炎”。虽然他腹痛的部位是盲肠炎的部位，但既称为“炎”，就必得发“热”。今既无热，就可以断定不是盲肠炎了。何以需要开刀割治！其实魏国光同学的病症是蛔虫积结在肠胃内作怪，不能下达，而向上冲吐了出来！如果，把这吐过蛔虫的证据提出来，医生一定不致遽断为盲肠炎，而开刀，而发炎，而致命！因为魏国光同学之死，我们必须提高“科学的警觉性”。以后遇病，必要拿出科学上铁一般的证据来，才不致有错误的诊断而损害了身体。否则，都有追踪邹秉权、魏国光两同学之死的危险！所以提高科学的警觉性，是保卫生命的起码条件。最重要还是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不使生病！科学能教我们好好的生活、生存！我们今后应该多提高科学的知能，向着科学努力，努力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以保证我们大家的健康和生命。（二）“饮食的调节与改进”。……我这次去重庆，因事到南岸，会到杨耿光（杰）先生，杨先生是我们这一年来，经济助力最多最出力的一位热心赞助者。顺便谈到儿童和青年的营养问题，杨先生提到德国对于儿童和青年的营养问题是无微不至的。德国有一位大学教授，对于自己儿子的营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什么有这样好的身体，可以担任这样繁重的事情？就是我的父母把我从小起的营养就调节配备得好，所以身体建筑得像钢骨水泥做的一样。身体建筑最好的材料是牛肉，所以我决定每天要给我的儿子吃半斤牛肉，一直到二十五岁，就能够把他的身体建筑成为钢骨水泥做成的一样，可以和我一样担任繁重的大事了。”纳粹德国政府，对于全国儿童及青年身体健康的营养是无微不至的。我们今天关于营养的问题提到德国，并不是要像纳粹德国一样，把儿童和青年的身体培养得坚实强健，然后逼送他们到前线上去当侵略者的炮灰！但是这种注重新生一代的儿童和青年营养问题的办法，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儿童和青年的营养问题，也是无微不至的，所以它在一切建设上，在抵抗侵略上，到处都表现着活跃的民族青春的活力。其他许多国家政令中亦多注意到儿童和青年的营养问题。我们在今天提出营养问题来，就是为着现在和将来人人能够出任艰巨。悬此为的，以备改进我们的膳食，为国家民族而珍重着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三）“预防疲劳的休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然不对，但是过分的用功、过分的紧张劳苦工作，也于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有妨害。妨害着脑力的贫弱，妨害着体力的匮乏，甚至于大病，不但耽误了学习和工作，而且减损及于全生命的期限！所以我在去年早已提出“预防疲劳的休息”问题，今天重新提出，希望大家时时提示警觉，预防疲劳，不致使身体过分疲劳。天天能在兴致勃勃中工作学习，健康必然在愉快中进步了。至于已经有人过分疲劳了，要快快作“恢复疲劳的休息”。适当的休息，是健身的主要秘诀之一，万不可忽略。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四）“用卫生教育代替医生”。……卫生的首要在预防疾病。卫生教育就在于教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卫生教育做得好，虽不能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生病的效果，但至少是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病痛。其余在预防意料之外而发生的只有百分之十的病痛，可是已经是占着很少成分，足以见出卫生教育效力之大了。以现在学校的经济状况说来，是难以支出两三千块钱来请一个医生。我们的学校是穷学校，中国的村庄是穷村庄。我们学校是二百人，若以五口之家计算，是等于一个四十户人家的村庄。若以这个比例来计算，全中国约有一百万个村庄，每村需要请一个医生，便需要有一百万个医生。现在中国的人力和经济力都不允许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做，所以我们学校也就决定不这样做，决定不请医生。我们要以决心推进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以保证健康的胜利。以卫生教育代替医生，在两月前，我已有信来学校，提出十几条具体事实来，希望照行。现在想来，还是不够，需要补充。待补充之后，提交校务会议商决进行。但是今天在此先提出来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多多准备意见、贡献意见。在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上多尽一份力量，便是在卫生教育施行上多一份力量，卫生教育胜利上多一份保证。大家都成为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的主要的成员之一、健将之一，共同来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其次，我们每天应该问的，是“自己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学问是一切前进的活力的源泉”。学问怎样能够进步？重要在有方法的研究。现在我想到有五个字，可以帮助我们学问易于进步。哪五个字呢？

第一个，是“一”字。一是“专一”的一。荀子说：“好一则博。”这句话是很有精义的。因为有了一个专一问题做中心，从事研究，便可旁搜广引，自然而然的广博起来了。我看世界名人学者对于治学的解释，尚少如此精约的，治学必须“专一”的“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专一”在英文为Concentration，我们对于一件事物能够专心一意的研究下去，必然能够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时。所以我希望有能力研究的先生和同学，必须择定一个题目从事研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以研究出很深刻很渊博的大道理来。于人于己都可得到切实的益处，而且可能有大的贡献。

第二个，是“集”字。集是“搜集”的集。集照篆字的写法，是这样好像许多钩钩一样。我们研究学问有了中心题目，便要多多搜集材料，我们便像“集”的篆写一样，用许多钩钩到处去钩，上下古今、左右中外的钩，前前后后、四面八方的钩，钩集在一起来，好细细研究。“集”字在英文为Collection，我们有了丰富的材料，便可以源源本本的彻头彻尾的来研究它一个明明白白，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够“迎刃而解”，才能够收得“水到渠成”的效力。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多多搜集材料，以便精深的精益求精的研究。在研究上发生力量，在研究上加强创造力量，集体创造，共同创造，在创造上建立起我们事业的新生命，树立起我们事业的新生机，稳定我们事业的新基础。

第三个，是“钻”字。钻是“钻进去”的钻，就是深入的意思。钻是要费很大的力量，才能够钻得进去，深入到里面去，看得清清楚楚，取得了最宝贵的宝贝。做学问虽不能像钻东西那么钻，但是能够用最好的方法，也可以很快钻进去。我在×国，参观一个金矿，他们开采的机器，是运用大气的压力来发生动力的。我见到他们开采的速度，是比现代所称的“电化”的电力，还不知要增加若干倍咧。我们做学问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在学术气氛中的大气压力下，发生动力去钻，一定能够深入到里面去，探获学问的根源奥妙与诀窍，而必有很好的收获。“钻”字在英文为Penetration。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一个问题拿定了，便要尽力向里面钻，钻出一大套道理来，使我们学术气氛有着飞跃的进步。

第四个，是“剖”字。剖是“解剖”的剖，就是“分析”的意思。有些材料钻进去还不够，必须解剖出来看它的真伪，是有用的还是有毒素的，以便取舍，消化运用。“剖”字在英文为Analysis。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每一个问题搜集得来的材料，除了钻进、深入之外，必须更加着意做一番解剖的功夫，分析入微，如同在解剖刀下，在显微镜下，看得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真的有用的没有毒素的就拿来运用；如果是假的有毒素的就舍去抛掉不用。如此，鉴别材料，慎选材料，自然因应适宜了。

第五个，是“韧”字。韧是坚韧，即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韧性战斗”的韧。做学问是一种长期的战斗工作，所以必须有韧性战斗的精神，才能够在长期战斗中，战胜许许多多困难，化除种种障碍，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走入新的境界。“韧”字在英文中尚难找得一个适当的字来翻译，勉强可以译为Toughness。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学问上，要用韧性战斗的精神，历久不衰的、始终不懈的坚持下去，终可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把“一”“集”“钻”“剖”“韧”五个字做到了，在做学问上一定有豁然贯通之日，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贡献。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再次，我们每天要问，是“自己担任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工作的好坏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都是很大的。我对于工作也提出几点意见，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最要紧的，是要“站岗位”。各人所负的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各人应该站在各人自己的岗位上，守牢自己的岗位，在本岗位上努力，把本岗位的职务做得好，这是尽责任的第一步。我最近在想，人人应该有“站岗位”的教育。站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教育自己知责任、明责任、负责任——教育着自己进步。

第二点最要紧的，是要“敏捷正确”。人常说，做事要“敏捷”，这是对的。但我觉得做事只是做到敏捷还不够，敏捷是敏捷了，因敏捷而做错了怎么办？所以敏捷之下必须加上“正确”二字，工作敏捷而正确才有效力。一件工作在别人做起来需要四小时，你只要二小时或三小时就做好了，而且做得很正确，这才算是工作的效力。工作怎样能够做得敏捷正确呢？这就是靠熟练与精细。粗心大意，是最易弄错弄坏事情的。做事要像做算术的演算一样，要演得快、演得正确。

第三点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为止”。有些人做事，有起头无煞尾，做东丢西，做西丢东，忙过不了，不是一事无成，就是半途而废。我们做事要按照计划，依限完成，就必须毅力坚持，一直到做好为止。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最后，我们每天要问的，是“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以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现在分“公德”和“私德”两方面来说。

先说“公德”。一个集体能不能稳固，是否可以兴盛起来？就要看每一个集体的组成分子，能不能顾到公德、卫护公德来衡量它。如果一个集体的组成分子，人人以公德为前提，注意着每一个行动，则这一个集体，必然是日益稳固、日益兴盛起来。否则，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是要衰败下去！要不然，就只有把这些不顾公德的分子清除出这个集体，这个集体才有转向新生机的希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要问一问是否妨碍了公德？是否有助于公德？妨碍公德的，没有做的即打定决心不做，已经开始做的，立刻停止不做。若是有助于公德的，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

再说“私德”。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是成为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所以我在讲“建筑人格长城”的时候，提到了杨震的“四知”，甘地的漏夜还金，华盛顿的勇敢承认错误，和冯焕章先生所讲的平老静“还金镯”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私德上的好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效法这些榜样，把自己的私德建立起来，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则我们的学校必然的到了四周年，是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

我今天所讲的“每天四问”，提供大家作为进德修业的参考。如果灵活运用的行到做到，明年今日四周纪念的时候，必然可以见出每一个人身体健康上有着大的进步，学问进修上有着大的进步，工作效能上有着大的进步，道德品格上有着大的进步，显出“水到渠成”的进步，而有着大大的进步。原载1951年4月教育书店版《育才学校》“身安则道隆”，只有安顿好自己物化的生命，才能使道心安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明白做人的道理，晚上死去也无遗憾了，死亡不足畏惧，然而为了完善生命品格，为了实践更高的道德，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学问、工作与德业，这也是仁者自爱、智者自知的本分。而学问、工作和道德又怎么进步呢？工作进步的首要前提是“知位”，知道自己的岗位、明白岗位责任，尽职尽责，敏于事，正确地做好事情。道德的进步则分为公德与私德，与众不同的是陶行知先生非常重视私德，认为它是公德的根本，这与古人“慎独”的旨趣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成就美好人格的完善。儒家有八条目和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为“大学之条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领”。陶行知先生就学问提出了五个字：一、集、钻、剖、韧。这五个字和古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有所差别，其一是专注，其二是韧性，即持久专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值得借鉴。[3]国难与教育

我们知道，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不能解决国难问题的，尤其不是真教育。我们一定有了真教育，才能对付国难。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力的表现、力的变化。实则整个宇宙，也就是一个力的表现、力的变化的过程。我们现在要解除国难，先要有力量，因为我们力量不充分，所以才不能对付国难。因此，我们要对付国难，就须以教育为手段，使我们的力量起了变化，把不能对付国难的力量，变成能够对付国难的力量，这才能达到目的。

力量发生了变化，其大小之比较，可分别如下：就是少数人的力，比不上多数人的力；空谈的力，比不上行动的力；散漫的力，比不上组织的力；被动的力，比不上自动的力；头脑的力，比不上手脑并用的力。

我国的传统教育和现行的教育，只能造成少数人的力，空谈的力，散漫的力，被动的力，头脑的力。我们从此要改造教育，使教育普及于大众；使受教育者都能实践力行，从行动上去求得真知识；并使大众组织起来，自动去做他们的事；而仅用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变成兼用手的工人，仅用手的工人、农人等都变成兼用脑的知识分子。这才能把少数人的力变成多数人的力；空谈的力变成行动的力；散漫的力变成组织的力；被动的力变成自动的力；仅用脑和仅用手的力变成脑手并用的力。于是我们就可以造成极伟大的民族力量，来解除一切国难。原载1933年3月上海儿童书局版《晓庄批判》

陶行知先生一生都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去解决当时教育中的各种弊病，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他看到了教育是力的表现，“要解除国难，先要有力量”，要以教育为手段，“把不能对付国难的力量，变成能够对付国难的力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4]行是知之始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试取演讲“三八主义”来做个例子。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假使内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纱厂做过几整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对于这八小时工作的运动的意义，便有亲切的了解。有人说：“为了要明白八小时工作就是这样费力的去求经验，未免小题大做，太不经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于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已如上述。现再举一例，证明说知也是安根在亲知里面的。

白鼻福尔摩斯一书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头子被人打死后，他的房里白墙上有一个血手印，大得奇怪，从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长。白鼻福尔摩斯一看这个奇怪手印，便断定凶手是没有手掌的，并且与手套铺是有关系的。他依据这个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个手套铺楼上的科尔斯人就是这案的凶手，所用的凶器便是挂在门口做招牌的大铁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没有铁手招牌的亲知，又如何推想得出来呢？

这可见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原载1929年7月30日《乡教从讯》第3卷第12期

究竟是先获取知识然后指导行为，还是先有行为然后获取知识？陶行知先生即是从知与行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中而改名为行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阳明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闻知是得自传授的知识，有“亲闻”和“传闻”两种，学校的教育多是闻知，从听闻而思考，进而实践，进而得出亲知，如此“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陶行知先生发现书籍里所说的概念必须要经过亲自的体悟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而认为“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甚至说知也要安根在亲知里面，才能形成判断。每个人的判断都没有离开自己的经验，所以陶行知先生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与阳明先生的说法并不矛盾。“伪知识”阶级

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忽然引起了世人之注意。在打倒知识阶级呼声之下。我们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应当不应当把他打倒？这些问题曾经盘旋于我们心中，继续不断的要求我们解答。近来的方向又转过来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呼声一变而为拥护知识阶级的呼声。我们又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应当不应当将他拥护？在这两种相反的呼声里面，我都曾平心静气的把这些问题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答案是一致的。我现在要把我一年来对于这些问题考虑的结果写出来与有同样兴趣的朋友们交换意见。

我们要想把知识阶级研究得明白，首先便须分别“知识”与“智慧”。智慧是生成的，知识是学来的。孟子说：“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会射箭的人能百步穿杨。射到一百步的力量是生成的限度；到了一百步还能穿过杨树的一片叶子，那便是学来的技巧了。这就是智慧与知识的分别。又比如言语：说话的能力是生成的，属于智慧；说中国话、日本话、柏林话、拉萨话，便是学成的，属于知识。人的禀赋各不相同，生成的智慧至为不齐。有的是最聪明的，有的是最愚笨的。但从最愚笨的人到最聪明的人，种种差别都是渐渐地推上去的。假使我们把一千个人按着聪明的大小排列成行，我们就晓得最聪明的是少数，最愚笨的也是少数，而各人和靠近的人比起来都差不了几多。我们只觉得各个不同并找不出聪明人和愚笨人中间有什么鸿沟。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浅近的比方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人的长矮也是生成的。我们可以把一千个人依着他们的长矮顺序排列：从长子看到矮子，只见各人渐渐的一个比一个矮；从矮子看到长子，只见各人也是渐渐的一个比一个长。在寻常状态之下，我们找不出一大群的长子，叫做长子阶级；也找不出一大群的矮子，叫做矮子阶级。我们在上海的大马路上或是在燕子矶关帝庙会里仔细一望，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从人之长矮推论到人之智愚，我们更可明白生成之智慧只有渐渐的差别，没有对垒的阶级。智慧既无阶级，自然谈不到打倒拥护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考察知识的本身。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同处一个环境，同等的智慧可得同等的真知灼见。智慧是渐渐的相差，所以真知灼见也是渐渐相差。智慧既无阶级，真知识也就没有阶级。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真知识只有直行的类别，没有横截的阶级。各行的人有绝顶聪明的人，也有绝不中用的人。但在他们中间的人，智力上的差别和运用智力取得之真知识的差别都是渐断的，都是没有阶级可言。倘使要把三百六十行的上智联合起来，称为知识阶级，再把三百六十行的下愚联合起来，称为无知识阶级，那就是一件很勉强很不自然的事了。

照这样说来，世界上不是没有知识阶级了吗？不，伪知识能成阶级！什么是伪知识？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比如知道冰是冷的，火是热的是知识。小孩儿用手摸着冰便觉得冷，从摸着冰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真知识。小孩儿单用耳听见妈妈说冰是冷的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伪知识。小孩儿用身靠近火便觉得热，从靠近火而得到“火是热的”的知识是真知识。小孩子单用耳听妈妈说火是热的而得到“火是热的”的知识是伪知识。有人在这里便起疑问：“如果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经验里得来，岂不是麻烦得很？人生经验有限，若以经验范围知识，那么所谓知识岂不是也很有限了吗？没有到过热带的人，就不能了解热带是热的吗？没有到过北冰洋的人。就不能了解北冰洋是冷的吗？”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把他们解答清楚，方能明了真知识与伪知识的分别。我只说真知识的根是要安在经验里，没有说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经验上得来。假使我们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大呆子。我们的问题是要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使它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比如接树：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别一种树枝上去使它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好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之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他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比如在厨房里烧过火的人，或是在火炉边烤过火的人，或是把手给火烫过的人，便可以懂得热带是热的；在冰房里去过的人，或是在冰窖里去过的人，或是做过雪罗汉的人，便可以懂得北冰洋是冷的。对于这些人，“热带是热的，北冰洋是冷的”，虽从书本上看来，或别人演讲时听来，也是真知识。倘自己对于冷热的经验丝毫没有，那么，这些知识虽是学而时习之，背得熟透了，也是于他无关的伪知识。

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什么文字是真知识？什么文字是伪知识？”经验比如准备金，文字比如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要做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后，德国马克一落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汽车载马克。”这句话的意思是马克纸币价格跌得太低，寻常请一席酒要用汽车装马克去付账。这是德国不根据准备金而滥发纸币之过。滥发钞票，则虽名为钞票，几是假钞票。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的脑袋子里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纸马克是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

我国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等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他们好比是根据自己的准备金发可靠的钞票。孔子很谦虚，只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居为根据古人的准备金为古人清理钞票，他只承认删诗书、定礼乐，为取缔滥发钞票的工作。孟子虽是孔家的忠实行员，但心眼稍窄，只许孔家一家银行存在，拚命的要打倒杨家、墨家的钞票。汉朝以后，学者多数靠着孔子的信用，继续不断的滥发钞票。甚至于又以所滥发的钞票做准备库，滥上加滥的发个不已，以至于汗牛充栋。韩文公的脾气有些像孟子，他眼看佛家银行渐渐的兴旺，气愤不过，恨不得要拚命将它封闭，把佛家银行的行员杀得干干净净。他至今享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盛名。但据我看来，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只是把孔家银行历代经理所滥发的钞票换些新票而已，他又乘换印新票的时候顺带滥发了些新钞票。程、朱、陆、王纵有许多贡献及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四个人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根据孔、孟合办银行的招牌，和从前滥发的钞票去滥发钞票。他们此时正与佛家银行做点汇兑，所以又根据佛家银行的钞票，去滥发了些钞票。颜习斋看不过眼，谨慎的守着孔家银行的准备库，一方面大声疾呼的要严格按着准备金额发行钞票，一方面要感化佛家银行行员使他无形解体。他是孔家银行里一位最忠实的行员，可是他所谨守的金库里面有许多金子已经上锈了。等到八股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全国的人乃是以朱子所发的钞票当为准备金而大滥特滥的去发钞票了。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正濒于破产了。吴稚晖先生劝胡适之先生不要迷信整理国故，自有道理。但我觉得整理国故如同清理银行账目一样，是有他的位置的。我们希望整理国故的先生们经过很缜密的工作之后，能够给我们一本报告，使我们知道国故银行究有几多准备金，究能发行多少钞票，那些钞票是滥发的。不过他们要谨慎些，千万不可一踏进银行门，也去滥发钞票。如果这样，那这笔账更要糊涂了。总括一句：只有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才是真的文字知识，凡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都是伪的文字知识。伪的文字知识比没有准备金的钞票还要害人，还要不值钱。

伪的知识、伪的文字知识既是害人又不值钱，那么，他如何能够存在呢？产生伪知识的人，应当连饭都弄不到吃，他们又如何能成阶级呢？伪知识和伪钞票一样必须得到特殊势力之保障拥护才能存在。“伪知识”阶级是特殊势力造成的。这特殊势力在中国便是皇帝。

创业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忌天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天下最厉害的无过于天才得了真知识。如果政治的天才从经验上得了关于政治的真知灼见，谁的江山也坐不稳。做皇帝的人，特别是创业之主，是十分明了此中关系的，并且是一百分的不愿意把江山给人夺去。他要把江山当作子孙万世之业，必得要收拾这些天才。收拾的法子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伪知识。天才如何就他的范围，进他的圈套呢？说来倒很简单。皇帝引诱天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的功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驸马爷，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穿破布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了。倘使他没有旅费，亲族必定要为他凑个会，或是借钱给他去应试。倘使他不去，又必定要用“不长进”一类的话来羞辱他，使他觉得不去应试是可耻的。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的儿孙像赶驴子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伪知识”阶级不是少数人可以组织成功的。有了皇帝做大批的收买，全社会做这大批生意的买办，个人为名利权位所诱而不能抵抗出卖，“伪知识”阶级乃完全告成。依皇帝的目光看来，这便是“天下英雄，入我彀中”。雄才大略的帝王个个有此野心，不过唐太宗口快，无意中把它说破罢了。最可叹的是皇帝手段太辣。一方面是积极的推重伪知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类的话，连小孩都背熟了。一方面是消极的贱视伪知识以外的人，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又是从娘胎里就受迷的。所以不但政治天才入了彀，七十二行，行行的天才都入了他的圈套了。天才是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进了圈套，儿子、孙子都不得不进圈套，只要“书香之家”四个大字，便可把全家世世代代的天才圈入“伪知识”阶级。等到八股取士的制度开始，“伪知识”阶级的形成乃更进一步。以前帝王所收买的知识还夹了几分真，等到八股发明以后，全国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去钻取的知识乃是彻底不值钱的伪知识了。这种知识除了帝王别有用意之外，再也没有一个肯用钱买的了；就是帝王买去也是丝毫无用，也是一堆一堆的烧去不要的。帝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那里是收买伪知识，他只是用名利、权位的手段引诱全国天才进入“伪知识”的圈套，成为废人，不能与他的儿孙争雄罢了。

这些废人只是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他们对于知识的全体是毫无贡献的。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是居于必败之地。但从他们个人方面看，却也有幸而成的与不幸而败的之分别。他们成则为达官贵人，败则为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最可痛心的，就是这些废人应考不中，只有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的几条出路。他们没有真本领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的；教书先生之害人更广、更深、更切，我们是不知道的。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它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它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伪知识”阶级的势力于是乎雄厚，于是乎牢不可破，于是乎继长增高，层出无穷。

皇帝与民争，用伪知识来消磨民间的天才，确是一个很妙的计策。等到民间的天才消磨已尽，忽然发生了国与国争，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比是拿鸡蛋碰石头。哪有不破碎的道理！鸦片之战，英、法联军之战，甲午之战，没有一次幸免，皇帝及大臣才明白伪知识靠不住，于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未始不是一个转机。但是政权都操在“伪知识”阶级手中，他们那会培养真知识？他们走不得几步路，就把狐狸尾巴拖出来了。他们自作聪明的把外国的教育制度整个的抄了一个来。他们曾用眼睛、耳朵、笔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接不上的伪知识。他们把书院变成学堂，把山长改为堂长。“四书”用不着了，一律换为各种科学的教科书。标本、仪器很好看，姑且拣那最好看的买他一套，在玻璃柜里陈列着，可以给客人参观参观。射箭很不时髦，要讲尚武精神，自须学习兵操。好，他们很信他们的木头枪真能捍国卫民咧！这就算是变法！这就算是维新！这就算是自强！一般社会对于这些换汤不换药的学堂却是大惊小怪，称他们为洋学堂，又称学堂里的学生为洋学生。办学的苦于得不到学生，于是除供饭食发零用外，还是依旧的按着学堂等级给功名：小学堂毕业给秀才，中学堂毕业给贡生，高等学堂毕业给举人，大学堂学生给进士，外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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