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智效民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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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袍与牢骚试读：
自序
我出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三年后，新中国成立。又过了三年，即1952年，我开始上学。入学以后我至少学过三轮中国历史，但是学来学去，却始终对民国历史一无所知。
这种情况直到1986年才有所改变。那一年我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开始接触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文字材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以《大公报》和《晨报副刊》为代表的报纸杂志。从那些报纸杂志中，我看到了一个与以往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民国。
1989年以后，我们单位许多人都下海经商去了。我虽然不为所动，却也无所事事。几年后，我逐渐走出失语状态，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将民国年间的人与事诉诸笔端，并受到许多媒体的青睐。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短暂、而且经历无数次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代，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人才。因此我认为，研究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民国，无论是对还原历史的真相，还是对回答所谓“钱学森之问”，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近年来，我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又写了不少与民国历史相关的文章。如今能有机会将它们结集成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愿它的问世能对诸位读者了解民国历史的真相有所帮助。
智效民
2012年6月12日
于北京昌平名流花园
上编 社会理想
那是一个思潮激荡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有多种答案
林森，张澜，张君劢，胡适
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中国的现代转型其情切切，其心拳拳
林森：被遗忘的国民政府主席
1979年，中共中央对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做出新的评价，认为他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人民要纪念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如今又被大多数人遗忘。
提起林森，他可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等人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宣布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以便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的议案。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山会议”，林森也成为西山会议的核心人物。
对于这些复杂的政治事件，我不好妄加评论。但是最近读书，却发现林森品德高尚，堪称世人表率。这恐怕就是他“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原因吧。这些书是我去台湾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研讨会”时在台北一家旧书店淘到的，估计很少有人看到，因此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林森（1867—1943）
先说私德。
林森（1866或1868—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台湾中西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辛亥革命后，他担任过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在九江响应起义，担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他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继续被选为参议院议长。1916年8月，出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1918年10月当选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1月出任非常国会议长。1923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上，他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到去世。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元老，却长期鳏居，孤身一人。之所以如此，据说与他早年的感情经历有关。有人说，林森在家乡读书时，曾经由父母做主，与一位姓郑的女子结婚。二人感情很好，但婚后三年，郑氏因病去世，林先生遂发誓不再结婚，也有人说，林森有一个知书达理、性格娴雅的表妹，二人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感情很深。但由于父母的包办，致使有情人难成眷属。后来，这位表妹因抗婚而去世，终于酿成一场爱情悲剧。这就是林森终身不娶的主要原因。
因为林森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所以社会上议论纷纷，一些离奇的传闻也应运而生。林森喜欢收藏。据说在他的收藏中，居然有一具女性骷髅。对于这具骷髅，他珍爱异常，视若生命。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林主席既然不近女色，为什么要收藏女人骷髅？针对这个疑问，有人解释说这具骷髅是他表妹的遗骸。
对于这些离奇的故事，国民党元老黄季陆在林森诞辰100周年时，曾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他说：“林先生生前有一件传闻，颇为人乐道，说他终身不娶，持独身主义，是由于少年时代的一段恋爱悲剧。他所钟爱的一位如花似玉，才学并茂的女郎不幸早死，未获百年偕老之愿。在对日抗战之前，林先生曾至广西桂林巡视，其时广西、香港各报，竞相登载林先生有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夜则必置于卧室之内，不许人移置。有人谓此箱内存有重要国家机密文件，故乃如此重视。又有人说箱内所放者并非机密档案，而是一具女子的骷髅，每当更深入静，林先生必抚摸至再，而后入睡。这当然是出于一种传说和新闻记者的渲染报道，是无法加以证实的。也许是在当时社会里，有权有势的人之中，生活浪漫，妻妾成群，纵情享受，无视纯洁高尚的两性情爱生活的人太多，而对于林先生持独身主义，终身不娶的美德特别予以神化，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写到这里，黄季陆又介绍说，当年胡适在文章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可以为“林先生终身不续娶的至情，作一注脚”。胡适文章是1934年写的，发表于《独立评论》，标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文章说，在去庐山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凳，上面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大字。有人看了觉得好笑，便大言不惭地说：“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看，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但是胡适认为这正是林先生的聪明过人之处。他指出：“你有姨太太，你尽管去坐，绝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地发起一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胡适在政治上是主张无为而治的。他认为，统治者有为，老百姓就无为，统治者无为，老百姓就有为。因此，中国古代无为而治的思想，具有民主的成分。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谈到。
从上述传闻以及黄季陆、胡适对这些传闻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时代，林森先生尊重女性的意识是多么强烈。
另外，林森生活俭朴，略有积蓄，因此他晚年对遗产的处理也值得称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森深深感到中国之所以遭受如此磨难，与自然科学落后有关。于是他在1939年立下遗嘱，主动把一生积攒的50万元作为基金，供奖励科学人才使用。这份遗嘱的全文如下：
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年七十有二矣，身后之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人才之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遵总理迎头赶上之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国币五十万元，拨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定办法二十四条，嘱由能表同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永远，而利国家，有厚望焉。
说罢私德，再说公德。
林森是1932年正式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谈到这段历史，许多书是这样讲的：林森担任主席后，蒋介石表面上对他很尊重，暗地里却处处进行制约，使他没有一点实权，成了一个十足的傀儡，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实行的是类似于西方内阁制的行政院长负责制，国民政府主席是国家元首，本来就没有实权，因此所谓傀儡、所谓摆设，不是对历史无知，就是有意歪曲。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介绍林森的一件轶事。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行政院长由孙科担任。不久孙科下台，汪精卫继任。按规定，行政院长组阁之后，应该率全体部长参见主席。但不知什么原因，汪内阁一直没有履行这一规定。很多天以后，一位部长忽然想起此事，便对大家说：“我们就职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于是，汪精卫便派人通知林森，说明天上午要率领全体部长前来参见。第二天上午，当全体部长到达林公馆时，林森却突然“失踪”了。无奈之下，部长们只好留下名片，打道回府。没想到就在那天下午，林森又一个一个地回拜部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不敢接受参拜大礼”，才有意出门回避。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并被传为美谈。两年后，当林森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受到普遍好评时，胡适特意在上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中提到这件事。他说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林森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抬高行政院长的地位。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实行行政院长负责制。如果他这个政府主席不识大体，不甘寂寞，不能把“政府主席”当做一个虚设的职务，那就很可能出现民国初年的“府院之争”，从而引起历史的倒退。正因为如此，胡适认为林先生这种在政治上无为而淡泊的精神，改变了“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这是“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贡献”。此外，胡适对林森有意约束部下，让他们不要揽权、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也给予很高评价。
林森百年诞辰的时候，黄季陆在纪念文章中也提到汪精卫内阁没有参拜国家元首这件事。他说：这个故事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美谈，而是汪内阁闹出的一个“大笑话”。林森之所以回避汪内阁全体成员的参拜，“是要借此机会给汪精卫这般不知礼，不识大体的行政院长一种教训”；他当天下午的回拜，“正是要这班人感觉到失礼和惭愧”。这种说法是否与汪精卫沦为汉奸有关，还需要识者考量。
对于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和作用，林森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国家主席是虚君地位，其意义在于垂拱而治，不该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这与胡适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为了说明林森“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侵犯，不讲礼节，不讲体制的人”，黄季陆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参议院就任大总统时，居然佩带指挥刀、全副武装地来到参议院。当时正在担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看到袁氏如此耀武扬威，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机关，不得佩带武器入场，以崇法制。”
黄季陆还说：尽管林先生德高望重，但如果企图以这样的人“来补救畸形的政治制度”，就会落入“人治”的境地。因此，一个国家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政治制度，有了制度，才有常规。有了常规，纵然是中等以上资质的人，也可以治理国家。
张澜：大时代中的“长袍先生”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人民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自清末保路运动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发表了许多演讲，撰写了不少著述、函札、文电及公牍。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爱国忧民、追求真理的一生，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
——摘自《张澜文集·后记》
一、他为什么要身穿长袍
我的父亲是“民主人士”，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张澜先生身穿长袍、面留长须，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
20世纪50年代，胡适与蒋介石在台湾。胡适跷着二郎腿，满面笑容。
老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出人意料的历史信息。然而多年来，我却一直没有充分解读的能力。直到最近，才好像略有所悟。
这感悟大概与下面两件事有关。
一是2008年年底，我去安徽绩溪参加“纪念胡适诞辰117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潘光哲主任在会上展示了一张大家熟悉的照片。照片上的蒋介石正襟危坐，非常严肃，坐在旁边的胡适却跷着二郎腿，满面笑容。为此潘先生感慨地说：“在那个时候，除了胡适之外，谁敢在蒋介石面前有这样的表现！”
二是2009年年初，我读了《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中选用了一张1949年民盟代表团在中南海的合影，并向读者介绍说：在这18个人中间，只有张澜和张东荪穿着长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装束的史良”，已经穿上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了（《张东荪和他的时代》，7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传统文化中，“衣冠服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社会形态与正统地位的标志，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与角色的认同。1949年后，中山装和列宁服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据说在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曾拨出专款让张澜置办服装，张以不愿耗费公帑而谢绝这笔款项。于是，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张澜虽然贵为国家副主席，但依然是布衣长袍，给人一种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张澜之所以要身着长袍，恐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自古以来，搞政治的人都离不开军队。但是以张澜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却是一个以文人为主体、以“从不沾手军队”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再加上旧时代的文人习惯于穿长袍，因此张澜及其同人被称为“长袍先生”（同上，294页）。
也许人们会怀疑这样的分析有些勉强，但只要读一读《张澜文集》，特别是其中的一封信、一篇文章和一个提案，就会有释疑解惑的作用。
张澜先生身穿长袍、面留长须，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在中南海的合影，只有张澜和张东荪穿着长袍；相比之下，“最在意装束的史良”，已经穿上当时最时髦的列宁装了。
二、致蒋介石的一封信
张澜一生曾多次致信蒋介石，这里只介绍1943年7月6日所写的那封信。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国内形势却不容乐观。于是张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首先指出：“……国际战事，虽胜利可期，而国内政治情形，则忧危未已。”这种“忧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未能集中，二是民意未能伸张，三是党争未能消弭。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紧接着张澜分析说：第一，所谓人才，本来是供国家使用的。但是现在政府用人，却只问党籍，不问才干。这样一来，那些才智贤能之士不仅会遭到排斥，还可能为敌人所用。因此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所谓民意，就是民之好恶。但是现在民意机关的代表，都要由党部和政府指定。这等于是只有党意、官意，唯独没有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批评政府，指责时弊，就会被视为反动。另外，由于“官吏敷衍，惟肆贪污”，再加上“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厌恨之情到处可见”，因此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并“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建立一个“政治修明，人心悦服”的社会。
第三，所谓党争，是由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所以国共两党能否合作，就成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大事。
在这封信的最后，张澜还恳切地说：如今国民政府正在准备实施宪政，宪法草案也已经在研究讨论之中。假若能够趁此机会实现民主政治，不仅在目前可以集中人才、伸张民意，消弭党争，而且在抗战结束以后，还可以迎来“国内统一，国际平等”的新局面。因此他希望蒋介石既不要“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践民主之实”；更不要“内不见信于国人，外不见重于盟邦”，从而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幸。
三、把蒋介石“训”了一顿之后
两个月后，即1943年9月17日，是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当天晚上，蒋介石邀请张澜等人讨论宪政问题。张澜当面要求蒋介石立刻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但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第二天，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不无幽默地说：“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就‘训’了我一顿吗？”（《张澜评传》，253页，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
国民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正好是“九一八”事变12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日子，张澜写下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该文不仅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病，还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文章分五部分：
一、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
二、什么叫民主政治
三、什么叫党治
四、训政与宪政
五、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在第一部分中，张澜首先回顾了1940年前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基本情况。他说：“二战”之前，由于法西斯主义盛行，所谓“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思想曾经风靡一时。“二战”之初，由于轴心国的军事胜利，致使许多人以为独裁政治将成为世界政治的一种合理形态。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和美英两国的胜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民主政治将成为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准则。于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宣布：要通过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张澜认为，这一承诺，“宣明了国民党的民主精神，……读了令人钦佩，令人庆幸。”
在第二部分中，张澜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政治主权一定要掌握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手里。
第二，政治民主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
第三，在实行间接民主的时候，代表应该按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党派或政府指定。
第四，各地人民参与中央政事，应该自由行使其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不得有威胁利诱之事。
第五，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即使国家元首也不例外。
在此基础上，张澜还批驳了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经过训练和民主政治效率不高的错误论调。他说：“民主政治，实在是人类进化的最合理的政治”，只有实行这种制度，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国家的利益才有保证。
在第三部分中，张澜分析了政党政治与“党治”的不同。他说，政党政治是由间接民主制度产生的。政党执政后要允许反对党存在，要承认“全国官吏军人警察学生……是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因此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他们入党。这是民主的真谛！相比之下，“党治”是一个党获得政权后不能还政于民的产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国家视为私有，把党权凌驾于国权之上。他们鼓吹的“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这种“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有两大弊害：一是独裁者唯我独尊，唯我独智，并必然会导致官场上贪污腐败的盛行。二是不允许有反对的言论和行为，因此需要大批特务人员维持其统治。
在第四部分中，张澜根据有关规定，指出训政的本意是要训练国民行使政治权力的，但事实上多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虽然办了无数训练机构，却从来没有听说举办过“国民使用政权的训练”。因此他希望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在第五部分中，张澜认为民主政治有形态与实质等区别。如果不能“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所谓真正的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为此，他提出从速实行民主政治的四个“要点”，其中包括“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等内容。（《张澜文集》，185～1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由于这篇文章无法正式发表，张澜便把它油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1944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在指出张澜的文章“风行一时，对备方影响甚大”之后，还对其内容作了详细报道。
四、在政协会议上的一个提案
皖南事变后，为了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几个党派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由张澜接任。1944年，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并签署《双十协定》。按照《双十协定》的约定，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张澜率梁漱溟、罗隆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张君劢、章伯钧等人代表民盟出席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关于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要求“会议为奠定国家统一，并树立现代国防起见，应通过下列两大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有意思的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新民报》著名记者浦熙修采访了张澜，并作如下报道：
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同盟参加的代表将是九人，记者昨日前往访问了该同盟主席张澜先生。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他说抗战以来和蒋主席谈过十次上下，因为他自己谈话直憨，有时不免使对方脸红筋涨，但蒋主席始终容忍，这就是不愧为政治家风度。……（同上，242～243页）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44年加入民盟。她之所以成为一名著名的女记者，是因为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她因为写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访谈而声名鹊起，与大公报的彭子冈、杨刚被称为报界“三剑客”。如果再加上新华社的戈扬，则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张澜于1955年逝世，享年83岁。两年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并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系列社论，其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分量很重。他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5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这里所说的“章罗同盟”，就是上述提案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民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章罗二人分别担任交通部部长和森林工业部部长。此外，他们都是张澜的助手，即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还是农工民主党主席。1957年，当他们接受毛泽东邀请，诚恳地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毛泽东却突然写下了上面的话。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张澜多活几年，他的命运又会如何？
张君劢：“宪法之父”
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适逢民盟常委、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六十大寿（虚岁），因此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当时，周恩来献上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表敬意。但到了1948年年底，他又成为“国民党战争战犯”。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便由一位民主人士变成了战争罪犯？
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又名张嘉森（君劢是其字），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著名家庭。他的祖父是个县官，父亲是位医生，可见这个家庭具有浓厚的济世救人传统。正因为如此，张家兄妹十二人（八男四女）个个奋发向上，学有所成。其中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四弟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八弟张嘉铸，曾致力于黄豆多种用途的开发，是中国蔬菜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九弟张禹九，是新月书店老板，新月派的著名诗人；二妹张嘉玢，即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是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小妹妹张嘉蕊，既是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又是一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相比之下，张君劢似乎更加出色。他6岁进入私塾，12岁又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洋务派在上海设立的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它专门招收14岁以下儿童，除教授传统文化外，还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这让张君劢大开眼界。于是当15岁的张君劢考中秀才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学问。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02年11月初，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为“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导致二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为了收容这些失学学生，著名学者马相伯以西方大学理念为宗旨，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所学校的问世标志着“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因此他不仅表示热烈的祝贺，还在文章中指出：“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实验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张君劢立刻投考这所学校，并选择了马先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程。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转入南京高等学堂，随后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而被迫退学。据说在退学之后，张君劢还去了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1906年张君劢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和政治。这时马相伯也来到了日本，并与梁启超共同创立“政闻社”，张君劢也参与其事。1910年，张君劢在早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并获得殿试资格。随后，他在殿试中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培育高级官员的摇篮，也是养育高层次学者的场所。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也成了一名前途无量的“洋翰林”。这是1911年的事，当时他24岁。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先，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并与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好像非常复杂，但仔细分析一下，则不外乎改良、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的革命派，主张以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对于革命派各种做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梁启超便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所以说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
1913年，据说是为了躲避袁世凯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先后担任浙江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与教育问题的研究。
1918年，为了进一步研究宪政制度与政治哲学，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哲学家倭铿进一步深造。1921年年底，他陪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担任其翻译。第二年，他参加了聂云台和黄炎培共同组织的“国是会议”，并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其中提出了“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他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许多著名的纺织企业，并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1923年，张君劢与杜里舒到达北京，在清华园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了他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久，他返回上海，出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在昊淞创办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刚从海外归来的闻一多曾在该校担任训导长。随后，张君劢还与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第二年，《新路》又被国民党查封，张君劢也被逮捕。1929年，张君劢再次去了德国，在一所大学任教。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1930年，在国内局势归于正常之后，张君劢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当了一名教授。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月刊，继续致力于宪政运动。关于国社党的缘起，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的：“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追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联，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由此可见，中国国社党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以在野党的身份，来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随便动用“武器的批判”。比如国社党成立伊始，张君劢就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文章说：“国民革命军以全胜之势，统一全国于青天白日之旗帜下，举昔日若有若无之国会与宪法而推翻之，而另行其一党专政或日以党治国之制，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概剥夺之，以之隶于党部监督之下，全国之治权，独中央党部得行使之，选举总司令与重要行政官员之权属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简单言之，皆俄共产国之制度，稍变其形而移之于吾国者也。”
即使如此，这种以党治国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危害呢？文章接着指出：“数年以来，党部能压制文人之口说文字，而不能禁武人之拔刀相向，能压制党外人之批评，而不能禁党内同志之分裂，内部既不能自振，而国民之信用乃日衰落矣。”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如果张君劢在文章中加上这一层意思，不仅会有更大威力，还会对后人有所启迪。
张君劢不仅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而且还用宪政思想来规劝共产党。比如1938年，他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提出，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统一。在诸多统一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权的统一。因此，他希望毛泽东主动取消边区、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增进全国团结，有利于持久抗战。
四、民主宪法的起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个问题，《会谈纪要》有如下表述：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于是，当1946年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时张君劢刚从海外回来，就承担了起草《政协宪草》的重任。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宪政研究，并事先写成一稿，所以当此稿付诸讨论时，获得各方面好评。有人认为张君劢匠心独运，在这部宪草“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弥补了《五五宪草》的局限性。也有人说：“张君劢的这种设计，（使）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如获至宝，佩服之至。”
由于政协会议的召开，使国共关系在表面上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之后，基于对东北战略要地的争夺，国共两党的关系明显恶化。不久，战火蔓延到关内，山西、河北、江苏等地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濒于破裂。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积蓄力量发动内战；共产党则宣称因为国民党毫无诚意，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成为国民党的独角戏，中共力劝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但是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和以张君劢为首的民社党（即国社党）却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中共看来，参加不参加这次大会，乃是能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这显然就是曾琦和张君劢被中共列为战争罪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会期间，国民党部分代表对《政协宪革》表示不满，企图重新回到《五五宪草》的模式。于是民社党副主席蒋匀田准备率全党离会以示抗议。蒋介石无奈之际，只好劝说国民党代表要忍让，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才在《政协宪草》的基础之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因为如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有意思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蒋匀田发现会场上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便立即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大会是国民大会，并不是一党大会，因此不应该悬挂国民党党旗。如果一定要挂，也应该挂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旗。于是大会主席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将国民党党旗撤下。
五、宣讲宪法的演说家
张君劢深知，中国不仅需要一部宪法，更需要维护与执行宪法的广大民众，否则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因此张君劢在政协会议结束后，立刻在上海愚园路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发表系列演讲，对有关宪法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商务印书馆把这些演讲集中起来，以“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为名正式出版，成为最好的普及宪政的一种读物。
这本书的第一讲是“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君劢首先对国家做了界定。他认为，国家是为了维持人民生存、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机构。这与我在中学政治课上所学的概念截然不同。当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紧接着张君劢分析说：没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国家，人民就失去了保护，就会成为亡国之民，与此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但是，有了国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国家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如果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它就不仅可以随便逮捕人民，还会以国家的名义征收人民的财产，夺取人们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部法律来规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权力，而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宪法是“规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于备机关，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与人民自由”的法律。
在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张君劢还强调说：为了使宪法不至于成这一纸空文，在制定宪法之后，还要使全体国民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不断提高维护宪法的警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如果有人被政府非法逮捕，人民一定要设法让政府放人，并使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捉人。第二，如果政府随便查封一家报纸，人民一定要诉诸舆论或法律，使言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第三，如果政府不能公开每年的预算，或者只是表面公开而暗藏玄机，人民也要通过舆论和法律来主张知情的权利。相反，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权利和政府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淡然处之，那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人民对他的权利的警觉性，乃是宪政的第一块础石”。
除此之外，张君劢还就当时的局势对国共两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的国共对立，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出发点，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出发点。国民党是融合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三种主义冶于一炉，乃有所谓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是追源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叉拿俄国革命以来的列宁、斯大林为模范的。两方拿武力为政争工具，长此以往，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自由，可以说丝毫没有保障了。因为国内一有战争，全国人民哪有自由之可言。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说：战争即是自由的坟墓，唯有和平乃是自由的堡垒。我们明白这点，就知道内战一日不停，我们国家就一日没有民主自由，所以我们要民主自由，一定以停止内战为前提。”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了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mentalattitude，今译为“精神状态”）和心习（mentalhabit，今译为“心理习惯”）两方面作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国民大会问题”、“行政权（总统与行政院）”、“立法权（立法院等）”、“司法独立”、“民主国政党”、“立宪国家财政”、“朝野上下之大责任”和“新宪法施行及培植之关键…（后来补充的一讲）等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统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国以内之地方区域或党派，可以握有武力军队，同政府军队对峙”，要实现统一、和平与法治，是不可能的。“假定中国的党派认为国内的政治还是要拿武力解决，那么中国的政治永远离不了陈胜、吴广、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方式。”因此他强调应该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大家尽可备有备的自由，但是不许煽动叛乱，不许武力推倒政府”，乃是容忍的基本准则。
纵观张君劢的一生，他总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人民的拥护，不断发展壮大；他不满于国民党一党独裁，但国民党独裁依然如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但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不少重要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与“九一八”事变
今年（2011）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考察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一、胡适的心情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入侵略！（《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155～1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日记中的“在君”，就是著名学者丁文江。1931年8月初，胡适在参加了一个复兴北京大学的会议之后，便带着儿子祖望与好友丁文江一同到秦皇岛避暑去了。丁文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对军事问题颇有研究，二人在秦皇岛避暑时，自然会谈到40年前的甲午战争，以及战争以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情况。
尽管胡适对于“九一八”事变早有预感，但这一事件还是让他的心情十分恶劣。由于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回忆起几个月前陈寅恪请他在其岳祖父唐景崧遗墨上题词的事。于是，胡适写了一首律诗题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早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就因为招抚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在越南抗法有功，受到清廷的褒奖。随后，他以道台身份被派往台湾，通过办书院、兴科举、修铁路、劝农桑等方式，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已经是布政使兼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曾经七次致电朝廷，反对割让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拒不执行朝廷放弃台湾、撤回内地的命令，准备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他与丘逢甲、刘永福等人创建台湾民主国。民主国成立后，大家推举唐景崧为大总统，并制定以“黑虎”（黑色纹路的老虎）为图案的国旗。不久，日军在台北登陆，唐景崧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返回大陆。在此期间，胡适的父亲担任过台湾营务处总巡和台东直隶州知州，不仅参加了唐景崧领导的抗日斗争，而且还在回国途中因病去世，所以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自然会想起这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
9月26日，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不但将上述律诗录入，还两次提到自己的心情一落千丈，十分“没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8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在这以后，一位署名为“敬”的人多次致信胡适，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此人在信中说：所谓办法，“有枪杆子与笔杆子两种”，有枪杆子就应该革命，有笔杆子则可以“唤起全国同情”（同上，85页）。此外，他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可谓恶贯满盈”，劝胡适不要为政府出谋划策（同上，90～91页）。
二、俞平伯的建议“九一八”事变的前四天，也就是1931年9月14日，经过整顿的北京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此之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了提倡学术研究，拨出特别款项对北大实行资助，其中研究教授的年薪，从4800元到7200元不等。享受这一待遇的有15人，其中除了胡适以外，还有大家熟悉的丁文江、徐志摩、周作人、汤用彤、李四光等人。在北大设置研究教授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是为了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并希望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学生纷纷罢课，并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俞平伯十分忧虑。他担心长此以往，普通民众和青年学生将会误入歧途，被人利用。于是他专程拜访胡适，建议胡适像当年办《新青年》那样办一个周刊，用“深沉之思想”、“浅显的文字”告诉大家，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应该在“息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基础上，“提倡富强，开发民智”，从而实现“吾辈救国之道”（《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83～84页）。
俞平伯的建议其实是知识界的共同心愿。据蒋廷黻回忆，当时著名学者叶企荪和陈岱荪住在清华大学北院7号。“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他和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萨本栋、钱端升等人都喜欢去那里讨论时局问题，所以北院7号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沙龙，即蒋廷黻所谓“非正式俱乐部”。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聚餐，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张奚若、吴宪、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等人。席间蒋廷黻提议应该办一个周刊，讨论中国面对的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这一建议遭到陶孟和的反对，但是却得到丁文江的支持。在丁文江的倡议下，大家拿出个人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并且由胡适负责编务。又经过一番酝酿，《独立评论》终于问世。
三、左舜生的言论“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左舜生为代表的中国青年党人则是另外一种表现。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该会评议部主任，负责《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1924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左舜生加入该党以后，担任过《醒狮周报》总经理职务。“九一八”事变以后，左舜生与青年党人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并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1931年10月24日，左舜生发表《且看今后的国民党》一文，希望“国民党能变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党派”。他认为这样一来，其他党派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因此，“国民党能团结起来，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其他党派之幸。”（《左舜生年谱》，94页，台湾“国史馆”1998年印行）
10月31日，左舜生在《注意日本的所谓条件》一文中指出：“日本这一次的出兵占领辽吉，完全是对中国抱着一个算总账的态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决心，在他们是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我们立在国民的地位，遇着这样一个死不争气的政府，假如我们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决心，也不抱定一个与日本算一回总账的坚决态度，则不仅辽吉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点补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同上，84～85页）
11月21日，因为日本要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因此左舜生在《日本利用溥仪复辟的严重性》一文中说：这件事一旦成功，日本每年支付数百万供养这个傀儡，而东北“一切军政、财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权，则完全入于日本人的掌握。名义上是民族自决，满人治满，实际上则东北三省，已完全夷为朝鲜第二”了！（同上，85页）
11月28日，国民政府拟召开国难会议，左舜生在《我们理想中的国难会议》中说：“希望它不是一个虚应故事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敷衍残局的工具，它应该是在这个国难期中能够彻头彻尾去完成它救国工作的唯一机关。”与此同时，左舜生还希望“这个会不开则已，如果要开，它应该是全国经济、智慧、良心的总团结”。（同上，85～86页）。
此外，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也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建立国防政府，以武力收复失地”；二是“取消一党专政，合全国一致对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19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发行）
四、丁文江的假设
1932年1月底，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向上海发动突然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随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形成蒋介石主管军事、汪精卫主管政治的局面。
8月初，汪精卫通电辞职，理由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不仅没有任何行动，反而“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还说，“当此民穷财尽之际”，我绝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随后，张学良也发表谈话，决定辞职。
对于这样一个局面，胡适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重大责任。”第二，政府对于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应该明令惩处，追究责任。第三，汪精卫在通电中说张学良“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有攻讦之嫌。这说明政府还没有走上健康的政治轨道。（《独立评论》第13号，2页）另外，针对张学良也要辞职的表态，胡适还有如下劝诫：“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坏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务效劳的机会。”这段话既推心置腹，又毫不客气。可惜张学良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忠告。
与此同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张学良》为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他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希望他（指张学良）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
他还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喜峰口、古北口、南口等天然屏障，另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太原兵工厂“比较新式”的武器。
由于张学良还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军费，所以丁文江又说：“假如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张学良在军队实力上有暗箱操作之嫌，在财务税收上有乘机搜刮之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丁文江作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张学良能够改弦易辙，“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同上，5～6页）
此外，另一位著名学者任鸿隽也在《为张学良进一言》中说：既然有人指责张学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那么张学良就应该“做出一个毁家纾难的义举，自己拿出三五百万来做抗日的军费”（《独立评论》第15号，8～10页）。这样一来，所谓“聚敛”、所谓“要挟”、所谓“搜刮”等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大家对张先生的人格与决心，也就不会怀疑了。
五、傅斯年的看法“九一八”事变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给自己的老乡、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去信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他还表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0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年以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文章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它不仅是近百年来东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也是20世纪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的第三件大事。
紧接着，文章对这一事件做了进一步分析。傅斯年认为，从表面上看，“九一八”事变给我们带来四大失望：一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统治者居然拿不出一个对应的办法来；二是面对如此巨变，普通老百姓仍然是醉生梦死，毫无振作的气象；三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始终是隔岸观火，麻木不仁；四是中国政治居然没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失望至此，就会绝望。因此不免想到以下三个办法：“一、自杀，免得活着难过。二、暗杀，暗杀国贼巨丑，乃下至污吏奸商，或者自己的仇人也可以。三、穷极享乐，只顾今朝，快乐反正赚到，因此死了尤妙。”
通过一番分析，傅斯年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从浅层次来看是绝望的话，那么从深层次来看则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傅斯年全集》第四卷，30～38页）
此外，著名学者刘文典也在《独立评论》第19号、20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的长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
蒋廷黻与西安事变
今年（2008）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2周年纪念。72年前，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之后，延安曾搭起一个台子，准备通过公开审判处决蒋介石。但是为什么两三天之后，延安方面又要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呢？另外，西安事变之后，为什么张学良要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并从此三缄其口呢？对于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最近翻阅《蒋廷黻回忆录》，看到苏联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觉得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和解释。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他早年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后来经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推荐，以学者身份从政，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并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临行前，宋美龄向他表示，蒋介石很想念远在苏联而又杳无音信的大儿子。这样一来，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就必然会压在他的肩上。
一个多月后，蒋廷黻从广播中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深感震惊。那天午夜，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发来电报，说根据“空军侦察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电报要他立即“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对于这一指令，蒋廷黻十分为难。他知道苏联当局肯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就等于公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学良及其同党是听命于苏联的。
第二天一早，《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并认为这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的结果。这让蒋廷黻感到莫名其妙。他知道，汪、张的政治见解根本不同，“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但是他不知道，由于通信不畅，在扣押蒋介石的问题上，有关方面并没有向苏联请示。因此才出现这种苏联大水冲了中国龙王庙的局面。不过从这一消息中，蒋廷黻还是发现苏联当局非常反对张学良的行动。
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蒋廷黻只好硬着头皮去拜访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他向对方表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外长能够有所表示，对事变的解决很有帮助。听到这话，李维诺夫立刻挡了回去。他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道事变的真相。”李维诺夫还报怨说，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为此，他已命令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几天后，蒋廷黻再次拜会苏联外长。这一次李维诺夫的表现更加愤激，并再次声称苏联政府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当蒋廷黻指出“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时，他咆哮说：“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谎言，蒋廷黻深感无奈。
西安事变最终是在斯大林导演下解决的，蒋廷黻说当时他并不知情。多年后反思这一事件，他根据自己对苏联的认识得出如下结论：西安事变促成了中日之战提早爆发，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为什么说苏联希望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呢？因为这一战争消除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相反，如果按照张学良们的想法把蒋介石杀了，就可能让汪精卫上台，从而导致中日两国结盟。这样一来，日本就会进攻苏联。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对西安事变非常反感，这也是苏联为什么要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等同起来，为什么愿意援助中国抗战的根本原因。西安事变之后，蒋廷黻根据宋美龄的吩咐，通过外交途径把作为人质的蒋经国从苏联要了回来，因此有人说这也是西安事变的一项幕后交易。
1950年，胡适曾经写过一篇长文，标题是《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该文在谈到西安事变时引用了史沫特莱的话：在蒋委员长一行离开西安后，一群年轻的东北军官和救国会领袖对她说，“我们被骗了：红军劝导少帅释放了蒋氏。”与此同时，文章在介绍一位美国学者对远东形势的分析之后，指出斯大林处理西安事变的策略：尽管“克里姆林宫对日本的恐怖颇感忧虑，但（它）相信蒋介石比起任何高喊着‘立刻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叛乱团体，……能够对日本做更大的抵抗”。胡适说，为了自己的安全，苏联在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就把蒋介石笼络了。这是斯大林策略中最“精彩”的一招，也是其政治手腕高明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胡适对西安事变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很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发生不幸，中国将会倒退二十年。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
入疆即入狱：茅盾、赵丹蒙难真相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到达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毛泽民、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赵丹等人。他们有的是路过，大多数则是去那里工作。另外，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多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开赴新疆。因此人们必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远离抗日前线前往新疆呢？这一切，都与当时号称“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新疆的“七七事变”和“四·一二”政变
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概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很快组织起来响应武昌起义。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利用新任将军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新疆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4—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随着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化，他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大权。在职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政治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和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把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视为自己的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与此同时，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纷争莫问中原事”和“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
北伐成功后，杨增新于1928年7月通电承认南京政府，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将杨增新杀害。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辛亥革命后，樊耀南先后担任过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兼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结束后，樊耀南举行宴会，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时，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将他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甚至是苏联在暗中干预。
对于杨增新以及“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七七事变”后，金树仁被推举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金树仁字德庵，1879年生于甘肃河州，1911年来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1928年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金树仁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就是在金树仁上台后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说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先后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和东北讲武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军事教官郭松龄。军校毕业后，他随郭松龄进入奉军，在所属第八旅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世才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的父亲是盛世才的团长）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往日本，得到一些著名人物的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职。
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等地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这一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取道苏联，于年底到达新疆。盛世才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闲职——督办公署的上校参谋主任。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金树仁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马世明与和加尼牙孜击退。1933年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再次打败马世明。因此，盛世才被誉为“常胜将军”。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所谓“归化军”，由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所组成。由于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要求，金树仁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军队，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皇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乱。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驻地，要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势。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达迪化城外，却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时，政变发动者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后形势大变，迫使省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让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有一定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四·一二”政变。
二、盛世才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盛世才上台后，南京中央政府于1933年6月10日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来往密切，引起盛世才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于6月26日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花园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也在盛世才逼迫下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地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起来，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代替刘的职位。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伸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当时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也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这种请求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这方面，盛世才用心良苦，早有准备。首先，他上台后马上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取得联系，表示要与苏联进一步合作，还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紧接着，他宴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人家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曾是他的秘密藏书。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客人离开时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外，还向新疆提供了大量援助。在军事方面，苏联不断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装备；在经济方面，仅1935年8月，苏联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贷款250万卢布；在人才方面，苏联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这一选择被张国焘称为“西进计划”。张国焘还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而不是其他。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地区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新疆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同时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
这一年8月，由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已经爆发，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决心。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为他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资。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来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余人员。当李先念等领导的西路军残部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不已。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三十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1937年10月，毛泽东派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后，周小舟、滕代远先后任办事处主任。这时的新疆，已经成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利用这次会面的机会，盛世才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大，王明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他们想：如果盛世才能够入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等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任弼时1938年3月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这件事非要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1938年年初，苏联未经我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1938年9月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前来访问的盛世才，并与他举行秘密会谈。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在《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从书中可以看出，会谈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会谈结束时，盛世才表示，“他有一个要亲自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他想加入苏联共产党。接下来作者引述道：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作者注）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与中国》，22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经过进一步讨论，斯大林同意了盛世才的要求，使他成为一名“愿意履行所有义务”的苏联共产党秘密党员。盛世才成为联共党员以后，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之前，苏联方面对盛世才说：“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
三、茅盾和赵丹为什么要去新疆
盛世才的表现不仅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左翼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1937年10日开始，原《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多次进入新疆，根据《新疆日报》（该报负责人也是联共党员）对盛世才的吹捧，写下一系列通讯。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后取名《三渡天山》，以后又改名为《盛世才与新新疆》，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8年出生于奉天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他年轻时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制窑技术。在校期间，他曾回国参加收复旅大的反日活动。毕业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尽全力发展我国的陶瓷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的垄断局面，成为东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随后，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还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本的交涉等事务。“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宣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一带。在此期间，他结识共产党员孙达生和《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前者使他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则督促他写下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1933年12月上甸，国民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等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第二年2月，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自任主编和发行人，继续《生活》周刊的事业。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获罪，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监禁。1936年年初，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监狱探望杜重远，杜向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经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组织过渡政府，可见他的名望之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信赖程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杜重远在太原见到周恩来等人。经过长期交谈，他们达成共识，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1937年10月，他与周小舟抵达兰州转赴新疆，受到盛世才热烈欢迎。盛世才请他留在新疆，他因为想去抗战前线没有答应。11月初，他返回武汉，把在新疆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篇通讯公开发表。后来，这些文章由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三渡天山》。
其实，杜重远二渡天山是在1938年6月，起程前他在武汉又多次拜访周恩来，估计此行曾受到周恩来的重托。这时，杜重远已经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了，因此他在新疆只住了几天就匆匆赶回武汉开会。1938年10月，杜重远应盛世才邀请又三渡天山，去迪化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携妻子到新疆安下家来。1939年1月，他被盛世才委任为新疆学院院长，正式开始为盛世才效力。
新疆学院是全疆最高学府。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林基路等人先后到这里工作。杜重远上任后，担任教务长的林基路被调往外县工作。为此，他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多次回内地聘请人才，其中就包括茅盾和赵丹等人。
1938年7月，正在香港的茅盾因为他所参与的《立报》办不下去了，便想返回上海。不久，茅盾遇上杜重远。当杜告诉他“盛世才是一个想千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时，便有些心动。这时，曾经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知道茅盾想要离开香港，也怂恿他与杜重远去新疆工作。过了几天，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茅盾。茅盾看到“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一片光明”，便动了远赴新疆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他说：“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件事必须慎重。于是我去找了廖承志。……然而廖承志说，我也不太清楚新疆的情形，杜重远可能说得太好了一点，不过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听了这话，茅盾才下了最后决心。过了几天，杜重远送来盛世才的一份电报，表示热烈欢迎茅盾和张仲实前来共同建设“新新疆”。
张仲实是生活书店总经理。他去新疆，是应邹韬奋要求，到那里开办生活书店新疆分店的。我手头有一本他与沈志远合作编写的小册子，书名是《二十年的苏联》，于1937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据茅盾晚年回忆，除了在香港遇到困难外，他去新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新疆与苏联比邻，可以找机会送孩子去那里留学；二是如果新疆当局果真像杜重远说的那样，可以建设成一个进步的革命基地，那么“我能为此事业稍尽绵薄，也是我应有的责任”。
无独有偶的是，赵丹也是在看了杜重远的那本小册子以后，才萌生了前往新疆的念头。
赵丹自幼酷爱艺术，1932年成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第二年，他与王为一、徐韬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左翼剧联。不久，他因为主演《时代的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而蜚声演艺界。抗战爆发后，赵丹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重庆，曾与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同台演出话剧《全民总动员》，进一步掀起全民动员、共同抗战的热潮。此外，他主演的《阿Q正传》、《为自由和平而战》等剧目也引起很大轰动。正在这时，他看到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宣传材料，希望在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表演体系和规模宏大的剧场。不久，他又在生活书店举办的全国报刊展览会上，看到对《新疆日报》的宣传，其中包括新疆学生组织话剧比赛的消息，也非常兴奋。紧接着，他又在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中看到，“盛督办”不仅实行“六大政策”，还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再加上他听说茅盾等人已经入疆，他自己也想找机会去苏联学习，便决定也要到新疆去。
四、茅盾入疆：从情况不妙到逃离虎口
1938年年底，茅盾一家离开香港，经河内到达昆明，楚图南、穆木天、施蛰存等人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已经先期抵达的杜重远前来拜望，并为他安排了下一步行程。1939年年初，茅盾乘飞机路过成都加油时，与张仲实会齐，一同飞抵兰州。到达兰州后，茅盾因交通问题滞留了一个半月，直到2月下旬，才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哈密，在那里受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宫、中共党员刘西屏的热情接待。
赵丹（1915—1980）
茅盾（1896—1981）
这时，茅盾夫人孔德沚患了肺炎，经当地苏联红军医院治疗后痊愈。不久，盛世才派一名副官带领一辆轿车和一辆旅行车前来迎接。于是他们从哈密起程，经吐鲁番，越过天山，于3月11日下午抵达迪化郊外20公里处。这时茅盾突然发现：前方尘烟起处，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迎着他们驰来。那位副官兴奋地说，督办亲自来迎接你们了。不一会儿，茅盾看到两辆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驾驶室上面各架一挺机关枪，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紧接着，两辆卡车突然离开公路，驶向两侧，对他们形成包围。这阵势让茅盾大吃一惊。他悄悄对身边的张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大妙啊！”话音未落，两辆小卧车已经停在面前。多年以后，茅盾还清楚地记得：“这时前面一辆车内钻出一个军人，将校呢的军服外面披了一件黑斗篷，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后面一辆车，下来的是杜重远，穿着西装和大衣，我们迎上前去，杜重远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就是盛督办。”
第二天晚上，盛世才设宴为茅盾一行洗尘，各厅厅长全部到齐。茅盾在这些人中间认出了化名周彬的财政厅长毛泽民，并看到因为锯掉两条小腿，只好由卫兵背着的教育厅长孟一鸣。这大概就是廖承志所谓“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吧。第三天，杜重远陪茅盾、张仲实去新疆学院与学生见面。茅盾看到学院非常简陋，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所初级师范，便有些失望。这时杜重远告诉他们，学院只有两个系，教育系请茅盾担任系主任，政治经济系请张仲实担任系主任。
又过了一天，茅盾拜访了几位厅长。他得知孟一鸣原名徐梦秋，也是从延安来的，还是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同学。几天后，毛泽民在回拜他的时候，向他仔细介绍了新疆的情况。毛说：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是进步的，他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密切；不过这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周围有许多耳目，有边疆“土皇帝”之称；不过，孟一鸣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可以经常联系。随后，孟一鸣也在回拜中建议他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不久，盛世才又和茅盾、张仲实谈话，提出要成立新疆文化协会，请他们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
其实，茅盾到达新疆后还是非常积极的。为了歌颂盛世才，宣传他的“六大政策”，他到处演讲，写了许多时评和政论，还帮助学生整理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并为该剧写了主题歌。为此，他承认自己“把文学创作彻底束之高阁了，即使文艺评论也很少写”。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费力不讨好而有些委屈。因为孟一鸣对他说：你要注意，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了。
在新疆，茅盾了解到除了毛泽民、孟一鸣、林基路等大批中共党员之外，还有许多由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其中包括新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新疆边务处是个专门收集情报的机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而具体负责人则是陈培生。
6月中旬的一天，茅盾接到督办公署的通知，晚上盛世才要宴请从内地来的重要客人，请他和夫人参加。当茅盾打听到宴请的客人是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夫妇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时，便和夫人准备好一封信，在宴会上悄悄塞给邓颖超，希望她到达苏联后能够当面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杨之华正在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信的内容是要求杨帮助他们把两个孩子弄到苏联去。当时周恩来得知他们有此要求时，曾对茅盾说，如果去不了苏联，可以到延安去。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不久杨之华回信说：苏联只接纳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前来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袁南生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说：周恩来一行路过新疆时，“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盛世才‘同志’，与‘兄弟党’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会谈了4次。1940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一行9人，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再次途经新疆，周恩来与盛世才又会谈了3次。”（见该书第653页）盛世才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和交往，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好像还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去认真研究了。
盛世才入党后，奉行苏联政策，像斯大林一样大搞“肃反”运动，在新疆逮捕了两千多名“托派”分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是被苏联派到新疆后担任“反帝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成了盛世才的妹夫。即便如此，俞秀松还是因为“托派”问题，被盛世才送到苏联，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折磨而死。
1939年秋天，盛世才把杜重远软禁起来，免去他新疆学院院长职务。据说杜是因为遭人忌妒，向盛世才上万言书之后引火烧身的。1941年5月，盛以“汉奸”、“托派”和“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等罪名将杜重远逮捕。杜重远一案牵连数干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杜重远的下场很惨，软禁期间，为了抒发委屈郁闷的心情，他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此外，盛世才还让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但不久毛泽民也被投入监狱。据杜重远的妻子说，盛世才曾经在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的肠胃溃烂穿孔，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便血于厕，鲜血成河。1943年9月，盛世才命令军医处长给杜重远注射毒针，将他毒死，然后拖出了东花园毁尸灭迹。
杜重远被软禁后，茅盾、张仲实感到随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内心极其恐慌。有一次，张仲实被盛世才突然叫去，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茅盾的夫人还急得直哭，结果是一场虚惊。张仲实伯母去世后，他要求回家奔丧，盛世才推说没有飞机，使他迟迟不能成行。第二年4月，茅盾接到家里电报，说他的大嫂病故。于是，他谎称母亲去世，向盛世才请假，没想到居然获得同意，张仲实也因此而沾了光。不久，盛世才设宴为他们送行，感谢他们一年来的贡献，希望把事情办完以后再回新疆来。
1939年，毛泽民在新疆西公园。
5月初，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的帮助下，搭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离开时，盛世才还亲自赴机场为他们送行，那阵势，与他们刚到时一模一样。飞机路过哈密时要降落过夜，当地行政长刘西屏前来迎送，但表情有些异样。路过兰州时，因傅作义要搭乘这架飞机，茅盾等人只好改乘汽车，经西安到了延安，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把两个孩子留在那里。在延安，茅盾听说他们路过哈密的那天晚上，刘西屏先后接到盛世才打来的三次电话：第一次在午夜12点，盛世才命令刘西屏把他们扣留下来；过了半小时，盛又第二次打来电话，说先不要行动，让他考虑考虑再说；下半夜3点左右，盛世才第三次打来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五、赵丹：入疆之后是入狱
相比之下，赵丹的遭遇显然没有茅盾幸运。
关于赵丹入疆的情况，茅盾在晚年有所回忆。他在自传中是这样讲的：
六月初的一天，盛世才把我和张仲实召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电报，问我们认不认识打电报的入。我一看，是赵丹、徐韬由重庆打来的，说他们有九个人，都是搞话剧的，愿意到新疆为建设新新疆服务。我暗想，他们肯定是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诱惑，可是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写信，……我决定试一试阻止赵丹他们来新疆。我对盛世才说：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盛就对我说，那就请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电报就这样发出了，我无法在电报上作更多的暗示，只希望赵丹他们能从中领悟。然而向来聪明的赵丹这次却犯了糊涂，他与徐韬很快又给盛世才回了电，披肝沥胆地表示再艰苦的生活也不怕。于是盛世才告诉我，他已回电让他们来了。（《茅盾自传》，330～33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与茅盾的回忆相比，《赵丹自述》中的说法应该更为可靠。不过这是赵丹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囚犯所写的交代材料：
由于我、王为一、朱今明三人常在一起搞联合演出，彼此吹牛，想仿效苏联资产阶级艺术家史氏样幻想要建立什么民族演剧体系，建立什么新中国的剧场艺术，于是引出以下一段惨痛、罪恶的历史来了。
一日，王为一因出版他的剧作事，曾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及一些《新疆画报》。从书上、画报上，引起人一种错觉，以为新疆走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已初具雏形，很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书中介绍了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如何好，如吹嘘其清廉到几乎已经根绝贪污，废除死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十四个民族团结得像个大家庭样，载歌载舞，十分醉人。这一下，立即燃烧起我们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狂热来了。
我们请史枚、邹韬奋转介绍于新疆，很快即得到回电，极表欢迎。我们三人又联名写信给在广东曲江的徐韬，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即离开重庆去新疆了。临行时史枚忽携全家和我们同行。
我们这是逃避战争，逃避重庆当时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想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想享受社会主义的责成的果实，以为新疆那是一个平静的“无党派”的，“和平”、“民主”、“自由”的天堂。……（《赵丹自述》，122～12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从《自述》中可以看出，除了迫于形势，不得不自污的最后一段外，赵丹的大部分话、特别是关于新疆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这些话不仅是事实，而且与新发现、新披露的材料基本一致。另外，几乎现有的材料都表明，在茅盾和赵丹等人去新疆的问题上，杜重远和邹韬奋及其生活书店，起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而这一切，显然又与周恩来的运筹帷幄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9年6月，赵丹携妻子叶露茜、刚满一岁的儿子苗苗，与王为一、朱今明、徐韬三对夫妇以及单身汉易烈，由重庆出发，越嘉陵、翻大巴、跨渭水，到达兰州。然后分乘飞机和卡车，于7月到达迪化。有人说，周恩来得知赵丹赴新疆的消息后，曾派冯乃超前往重庆劝阻。但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理由是一来当时周恩来已经在赴苏途中，二来向新疆输送人才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之一，周恩来不可能反对。
赵丹一行10人到达迪化以后，茅盾遵照盛世才的嘱托，专程看望他们。赵丹在“文革”中交代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抵新疆迪化之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二人来招待所看望我们，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原本想叫人带口信叫你们别来的，因此地电报、书信都要经过督办公署审查的，这儿地方特殊，环境非常复杂，不易了解，他有六大政策，有自己的党组织叫‘反帝会’，不谈国民党、共产党，只是坚定地亲苏联，你们来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本着为抗战服务吧。”这一下，真是一盆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希望、理想立即成为泡影，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新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了。（同上，123页）
在盛世才安排下，赵丹等人归茅盾领导，他创办的话剧运动委员会和实验剧团隶属于新疆文化协会。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排练，在新疆学院学生的参与下，赵丹等人于“九一八”纪念晚会上，隆重上演了话剧《战斗》。为此，盛世才身穿戎装，脚蹬马靴，带着妻子女儿和全疆军政要员观看了演出。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新疆日报》专门出版了《战斗》公演特刊，茅盾也发表《关于（战斗）》的评论文章，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据说《战斗》在迪化连续上演一个星期，几乎场场满座。此外，他们还排演了《新新疆万岁》、《故乡》、《塞上风云》等话剧，毛泽民和赵丹也商量过成立新疆电影制片厂等事宜。
有人说，这次演出遭到盛世才的亲信、迪化第一中学校长姜作周的忌妒，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前面提到杜重远向盛世才上万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这封万言书中，杜重远除表达自己为建设新疆反遭人嫉妒和暗算等义愤外，还对盛世才手下的那些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表示自己正好有病，打算请长假休息，也好歇歇别人的口。信寄出后，盛世才不但没有理杜重远，而且还把他软禁起来。
1940年5月30日深夜，杜重远还在软禁期间，几个便衣便闯进赵丹和徐韬的住所进行搜查，然后将他们投入监狱。这时，离茅盾逃走还不到一个月。赵丹被捕后，王为一等人联名上书盛世才，恳求释放二人，却得到“犯罪证据确凿”的回复。第二年3月的一个黄昏，王为一、朱今明、易明等人同时被盛世才逮捕，也被关进监狱。
六、赵丹在监狱中的遭遇
1940年8月初，赵丹在督办公署接受第一次审讯。赵丹非常天真，他以为这次被捕是出于误会，是盛世才把他当做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了。因此只要经过审讯，就会化解误会，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属于同一革命阵营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再次入狱，并要反复交代这段“历史罪行”。在回顾当年审讯的情况时，他是这样写的：
一开始两个法官客客气气，采用的是随便闲谈的方式，只问了问来新（疆）的经过。由我自己说，我皆据实以告他，扯开了，由生活、思想、经历，一直扯到过去参加过的剧联的身份，法官叫我把这些扯的话写封信给盛世才，于是我以写信方式，立下了第一份供词。
这份供词的内容，概括是：将赴新（疆）的动机、经过及过去与茅盾等人素不相识的关系说了。
说到自己思想如何左倾，革命，由此写出过去剧联组织身份及一些活动。我也说过这一组织已于抗日战争前解散了。
为了进一步要取得他的信赖，我写道：“希望督办能向有关方面向口里的田汉、夏衍、阳翰笙、章泯，及延安的袁牧之、张庚等人打听了解一下，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份供词的重点，倒是向他解释，我平时的一言一行是以引起他的误会之处，并结合着在外边所学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似通非通地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说：“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多疑的不是盛督办，而是我自己。”又说是：“体味到他用的是严与宽相结合的办法，实际是在教育我，改选我的小资性格。
最后肉麻地捧他为马列主义的政治家，说他“严的一面像个严父，慈祥的一面像个慈母”，云云。（同上，第124页）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盛世才在人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位马列主义政治家；同时也可以发现，天真的赵丹像灯蛾扑火似地进入那个圈子以后，他的人格和思想扭曲成了什么模样。
尽管如此，赵丹的供词还是无法让盛世才满意。为了让赵丹承认他和杜重远、茅盾等人是“汉奸”、“托派”，盛世才对他进行哄骗和刑讯逼供。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赵丹终于在一份莫须有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这份供词的内容是：“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汉奸、托派，通过史枚把我们骗到了新疆来，拉入了他们的汉奸、托派组织，当时参加这一汉奸、托派组织的人有：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五人。汉奸、托派的总任务是推翻新疆政权。我个人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剧团演出部部长。”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打破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妥协的迷梦，欧洲战场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一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新疆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蒋介石先后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赴新疆与盛世才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才的亲苏亲共立场开始动摇。1942年3月，新疆发生暗杀盛世祺的所谓“桃色政治事件”，使当地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盛世祺是盛世才的四弟，’曾任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回来后担任了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暗杀事件发生后，盛世才逮捕了包括盛世祺妻子陈秀英、邱宗浚（盛世才岳父）、小妾姚执中在内的大批疑犯。经过严刑逼供，陈秀英和姚执中承认她们与人通奸，勾结外国人刺杀了盛世祺和邱宗浚，阴谋在“四一二革命”纪念大会上制造混乱，夺取政权。据盛世才公布的结果，这次事件是由共产党人在苏联领事馆领导下的一次暴动。随后，他以“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逮捕了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军事总顾问拉托夫、民政厅长毛泽民、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哈密行政长刘西屏、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事件发生后，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多次请示中共中央，要求撤回所有人员。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答是，要撤回必须莫斯科方面同意。面对盛世才的变化，苏联一方面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迫使盛世才就范，一方面向蒋介石透露了盛世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为此，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后凡有关新疆事，希望苏联政府直接与中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与新省当局径行交涉。”这一年9月，盛世才通知苏联领事馆，要求撤走全部专家和顾问，并将陈潭秋等在内的中共派往新疆的干部全部逮捕并秘密处死。第二年4月，苏联除留下少数外交人员外，将包括“红八团”在内的所有人员撤回。至此，苏联对新疆的干涉基本结束。
由于政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43年七八月间赵丹又被提审两次。第一次，法官去掉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汉奸、托派”帽子；第二次，则要求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1944年盛世才被调离新疆，赴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据说在临走时他为了销毁罪证，要秘密烧毁囚禁赵丹的新疆第二监狱，只是由于国民政府派驻迪化的一个师长得到消息，才阻止了这一行动。还有人说，赵丹在监狱里当众羞辱过监狱长，此人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列入黑名单，呈请盛世才处死，但盛世才却在赵丹的名字上划了一个醒目的蓝叉，使赵丹逃过一劫。
1945年初，赵丹、徐韬、王为一和朱今明终于出狱，年轻的易烈却瘐死狱中。获得自由以后，赵丹在张道藩的帮助下，于这一年初夏离开迪化，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之行。
主要参考资料：《茅盾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新疆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出版《狱中杂感》，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二十年的苏联》，生活书店总经售，1948年版《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闻一多：为什么要放弃自由主义
一、从连战在北大的演讲说起
连战一行访问大陆的时候，我正在阅读谢泳的新著《血色闻一多》。闻一多素有“民主斗士”之称，曾经是被神化的人物；后来对他的评价虽有变化，但由于偏重于学术贡献，离真实的闻一多还有不小距离。为了还原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在深入挖掘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展现了闻一多由自由主义转向激进主义的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让人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然而，为了观看电视直播，听一听连战在北京大学讲些什么，我还是打开了电视……
说来也巧，连战演讲的主题也和自由主义有关，其中两个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代表了我们追求自由民主与繁荣的憧憬”；但由于内忧外患的干扰，使中国人民未能冷静思考自由主义的深刻含义。第二，自由主义除了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外，普通老百姓对它并不认同；当时最吸引青年的还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对于第一点我非常赞成，但是第二点却不能苟同。严格地讲，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也不认同自由主义。闻一多早年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清华园住了整整十年，然后去美国留学。从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上看，他应该对自由主义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奚若、陶孟和、潘光旦等自由主义核心人物，最后也都放弃了自由主义。连战说得好：“走对路才会有出路。”读一读《血色闻一多》，可以让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少走一些弯路。
二、早年的思想底色
从14岁到24岁，闻一多在清华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为了考察这段生活对闻一多的影响，谢泳在书中有一章专写清华校园文化。书中说，清华的校园文化主要表现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三个方面，这对闻一多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闻一多的同窗好友梁实秋也认为，当年他们在清华最受益的不是英文训练，而是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可见闻一多最初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基础训练。
正因为如此，青少年时代的闻一多理性多于激情，看问题客观公正，是一个要求改良、尊重秩序、拥护和平的人。比如早在1921年11月，他就在《清华周刊》撰文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血色闻一多》，34～35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闻一多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后来他却走上相反的道路。谢泳关注此事，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闻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1页）读罢该书，我认为这种复杂性与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的冲突有关。因此，认真研究并展现这些冲突，并辟出专章对闻一多的个性、经济和交友进行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三、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闻一多的内心世界非常复杂，也非常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出身于乡绅之家，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但由于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同情心，便产生了负罪感，因此他对自己的家庭和教育并不认同。这种矛盾心理很容易被“人民崇拜”的理论所征服，从而失去理性，走向偏激。他曾经说过：“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5页）这种原罪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50多年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军覆没，与这种负罪感或原罪意识有很大关系。不过在新诗创作上，闻一多又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诗的想象和诗的情感，对五四以来诗界所提倡的平民风格和大众内容不以为然。这充分说明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第二，他是一个才华横溢、颇具艺术气质而又非常敏感、非常要强的人。独特的才华和艺术家的气质使他获得多方面的成就：在清华时他喜欢诗歌，成了一个出色的诗人；赴美留学后学习美术，对许多领域都有涉猎；回国后进大学教书，又在中国文学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这些成绩中的任何一项，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很难达到。但是，过人的才华容易让人产生自负心理，这种心理与敏感、要强的个性结合起来，就很容易感情冲动。
需要注意的是，闻一多的敏感、要强不仅表现在个人奋斗上，还表现在国家和民族意识上。当年的清华本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但是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不仅对美国文化多有批评，还产生了放弃留学的想法。后来，他在别人劝说下勉强出国，也只是待了三年就匆匆返回，并没有修完五年期限。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介绍说：到了美国以后，“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因此，谢泳认为，闻一多“不愿意去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主要源于他太过强烈的民族自尊心”。（58页）这种过于敏感、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影响了他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相比之下，同样是庚款留学生的胡适却在美国待了七年。七年间胡适不仅能以平和的心态来认识美国社会，还经历了两次大选，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很深的体会。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与这一经历有很大关系。
第三，他的“名士气”很重，却又不能摆脱名利的诱惑。据说他当学生时就反对美国的物质主义，批评同学中的肤浅、虚荣、奢华和平庸。但由于家累较重，“他又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55页）早在清华读书时，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红烛》，闻一多可谓费尽苦心，其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早早做个名声”。（56页）
第四，他很关心政治，却又厌恶实际政治。留学归来后，他有机会从政，但还是选择了教书。他曾经在上海、武汉、南京、青岛的几所大学任教，最后回到清华。因为关心政治，他曾经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后来又参与新月社活动。尽管他对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青年党与共产党论战以及新月派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时，他却没有怎么介入。因为讨厌实际政治，他迷恋书斋，潜心典籍，过着优哉游哉的教授生活。后来，他看到罗隆基热衷于政治，还毫不客气地对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士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日正取，一日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为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83页）这说明闻一多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自命清高、与世无争的书斋式学者。当这种愿望遇到挫折，他就会奋起抗争。
四、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
谢泳认为，当年清华园优越的条件，为闻一多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因此尽管他容易冲动，但待人接物还是比较从容，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是在那里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平静而安详的生活。这一突然发生的历史巨变给任何人都带来了冲击，闻一多尤甚”。（106页）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经济生活上。抗战初期闻一多来到长沙，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他在一封家信中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不久学校西迁云南，闻一多随学生步行入滇。过去说到这件事，都以为闻一多已经是革命战士，其目的是想了解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然而从闻一多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说：“今因费用过钜之故，乃改偕学生步行。”（136页）到了昆明以后，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才出现了校长太太和教授夫人们摆地摊、打零工，闻一多挂牌治印等尴尬事。书中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在生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思想也就越容易左倾，越容易偏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闻一多和吴晗。”（146页）
抗战期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为生活所迫，挂牌治印。
除了环境恶劣之外，朋友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因素。书中说，闻一多思想的转变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对他影响较大的朋友有三个：一是热衷于政治的罗隆基，二是由学者变成革命者的吴晗，三是职业革命家华岗。闻一多与他们交往，主要是“由于对现实生活过于失望，因此改变了自己一向裁量人物的标准，只要对现实不满，只要在政治选择上和自己一致，就能走到一起”。（166页）在他们的影响下，闻一多加入民盟，改变了多年不问政治的倾向。他的许多激进思想，就是这时候产生的。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惨。20世纪50年代华岗被捕入狱，罗隆基被打成右派；60年代吴晗及其《海瑞罢官》被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有人也许要问，假如闻一多不死，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命运？《血色闻一多》最后写到闻一多之死，使用了许多新的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历史信息。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
胡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1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从这话中，可以看出胡适对生命的基本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居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住进医院。更出人意料的是，整整一年以后，也就是1962年2月24日，他又因为呼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导致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因此，考察一下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因病住院，笑口常开
1961年2月25日，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宴请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韩奈，邀请胡适作陪。那天晚上7点左右，胡适从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动身时，已经十分疲倦。到达目的地以后，他觉得呼吸困难，脉搏跳动加快，额头出汗不止。于是，钱思亮立刻把他送到台湾大学医院。经过输氧、注射强心针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病情才得到控制。
1961年，在书房中会见友人时一脸笑容的胡适。
第二天，胡适脉搏跳动降到每分钟88次，开始恢复正常。上午8点半，秘书胡颂平进入病房，胡适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昨晚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根据医嘱，胡适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脱离危险之前，要尽量少说话。然而，当胡颂平请他听从医嘱、注意休息时，他却说：“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知道，你们不要怕。”（同上，113页）
根据医嘱，胡适不但不能说话，而且也不能看书看报。为此，他半是玩笑、半是牢骚地说：“不看报，不是剥夺我的自由吗？”值班大夫蔡锡琴查房时，胡适对他说：“蔡先生，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要想别的问题。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请你跟高（天成）院长、宋（瑞楼）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蔡大夫一时无法回答，便退出病房。过一会儿，蔡大夫又进来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时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者念给你听？”蔡还说：“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好吗？”（同上，113～114页）胡适一向不肯麻烦别人，他觉得让别人拿着给他看，于心不忍，也不方便，就没有再说什么。
2月27日，蒋经国以及台湾政要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和宗教界人士田耕莘、牛若望等人到医院探望胡适。为了有利于他的恢复，大家都劝他安心静养，没有给他更多的说话机会。3月1日，杨亮功、陈雪屏、钱思亮等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在王世杰家开会，讨论胡适的治病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再请几位心脏病专家做进一步会诊，以便确定治疗方案。3月3日，医院组织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胡适患有两种疾病：一是心脏急性衰弱，二是冠状动脉阻塞。如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3月7日，胡适对特别护士徐秋皎开玩笑地说：“明天是3月8曰，妇女节。这里的女监狱官可以释监了吧？”第二天，胡适给大家讲起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往事。他说：“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作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寻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说到这里，胡适大笑起来。他还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同上，116页）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病住院，胡适住在特一号病房，梅住在特二号病房。3月12日是个星期日，胡适让王志维把他对梅先生要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过去播放。不久，胡适收到台北某中学数十位同学的慰问信，这让他十分感动。胡适在医院里经常开怀大笑，朋友劝他，他却用杜牧的诗句“人生难逢开口笑”来作答。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胡适的病情有所好转。到了3月25曰，胡适已经能够在床上坐起来吃饭。4月3日，他开始下床，并能在轮椅上坐半小时。这说明疾病的危险期已经过去。
4月13日，胡适与身边的人谈起“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可见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风趣幽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怕老婆不仅仅是一种幽默。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
4月22日上午11时，胡适病愈出院，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院长高天成向记者表示：胡博士在医院里曾做过20多次心电图，从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以后还需要好好静养一两个月，不能多会见朋友，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进行演讲。希望爱护胡博士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注意这个问题，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第二天，胡适在一份“启事”中感谢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他的热情照顾。他说：“我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二、出院以后，渴望工作
4月27日，胡适对人说：“我是不把病当做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纪把下半世纪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纪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说罢又哈哈大笑起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转引自《胡适年谱》，938～9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引者按：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49页记载，这段话是4月29日讲的。）
离开医院以后，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胡适不可能安心静养。尽管如此，当他5月31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还是比过去有所进步。为此，医生劝他再休息一个月。6月10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胡适对值班秘书王志维说：“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听了这话，王志维感到非常惊骇。他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了吗，但他活到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的长寿！”胡适回答说：“希望如此。”（《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74页）
6月16日，胡适为了感谢照顾自己的工作人员，他留下王志维、胡颂平和金承艺三人共进午餐。午餐开始后，胡适举起酒杯对他们说：“希望明年今日，我已经是一个自由身。——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工作。不像这四个月来一点事也没有做。”6月19日晚，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和大夫宋瑞楼、顾文震来看胡适。宋大夫用听诊器为胡适听了胸部并测了脉搏之后，认为他的心脏还不稳定，劝他不要急于返回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当地没有医院，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渴望能够早日正常工作，胡适并没有完全听从医嘱。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徐秋皎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后，他立刻给老熟人、台湾驻纽约“总领事”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需要说明的是，自从胡适1958年返回台湾之后，江冬秀和儿子胡祖望一直住在美国。
7月8日，胡适以院长身份主持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这是他生病半年多以后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9日凌晨1时许，他突然患急性肠炎。几位医生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救，才把病情控制住。天亮之后，钱思亮夫妇闻讯赶来，劝他再住医院，他没有答应。7月22日，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等人来访。那一天他兴致很高，还打开酒瓶为客人添酒。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于记者问他是否参加第二次“国是会议”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和他谈到这件事。
7月26日，胡适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去信，要请假一个月。请假的原因，是他计划在8月底飞往美国，处理三件事情。其一，参加9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32次年会。其二，夫人江冬秀要从美国回来，他需要前去整理那里的书籍和文件。其三，他第一次发病时病历还在美国，这次去，是想做一次详细的检查。8月3日下午，台大医院的几位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没有发现异常。8月19日上午，胡适到台大医院检查，情况也基本正常。第二天，他给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赵元任去信说，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已取消飞往美国的打算。第三天，“副总统”陈诚前来看望，劝他保重身体，最好不要到美国去。
8月25日，胡适以顾问身份出席讨论由蒋介石主持的阳明山“国是会议”。这一天正好是他住院6个月的纪念日。为此，他写信给自己的护士徐秋皎女士说：“这六个月里，多蒙你化了五个月的光阴来看护我，‘警卫’我！我在这个纪念日里，特别想念你，感谢你。”这说明胡适是个非常细心和乐意感恩的人。8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设宴招待出席阳明山会议的人士，胡适被安排在宋美龄左侧，其地位可见一斑。9月28日，蒋介石再次宴请胡适，并请他讲话。他笑着说医生不许他说话。（《胡适年谱》，95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江冬秀将要从美国回来，胡适于10月17日下午专门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第二天中午，胡适专程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夫人。12时25分，江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台北，二人见面后，胡适因为另有应酬，遂安排夫人到钱思亮家吃午饭。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的家属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在会上，胡适致答词说：“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寂寞了。太太来了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个拘束，就少了一份自由。好在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二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二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此外，他还介绍了自己当年相亲而碰壁的事，并且说这就是他主张“怕太太”的真正含义。理由是：“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18页）
三、因为工作，再次住院
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提到必须承认东方文明中缺少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和真正的“精神”。这次演讲也成为他突然去世的一个因素。
也许是因为没有听从医嘱吧，胡适在第二天下午到台大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心电图和脉搏与2月份发病前非常相似。这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为此医生要求他做到以下几点：一、要请特别护士进行护理，不要会见任何客人。二、饮食要淡，说话要少。三、在最近五天内完全休息，每天至少在床上躺12小时以上。
11月26日凌晨三点多，胡适突然觉得胸部憋闷，呼吸紧促，且痰中带血。他起来喝了一杯白兰地，服了一颗应急的特效药，感觉稍好一些。随后他又住进台大医院。入院后，医院给他做了紧急处理后又进行会诊，大家认为他的病情在一两个星期可能发生变化。三天后，医生前来检查，看到病情有所好转，各项指标都有进步。
12月9日，胡适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好友赵元任夫妇，说自己住医院已经两个星期，这次的病只是心力衰竭。如今已经可以坐起来写信，不久就可以回家了。12月12日，胡适对前来看望的考古学家李济说：“我本来要退休了。我提出辞职，先要召开评议会，多麻烦！我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请病假一年，由你代理。”（《胡适年谱》，960～961页）
12月中旬对于胡适个人来说，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12月15日，是夫人江冬秀阴历生日。为此，胡适准备了一副珍珠耳环和一只手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太太，太太特别高兴。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因此蒋经国提前一天就代表蒋介石到医院看望胡适，并说蒋介石要给他好好庆祝一下。蒋经国还说：“等先生出院后再定吃饭的时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36页）17日上午，前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病房门前摆满花篮，其中陈诚派人送来一个玫瑰大花篮尤其醒目。此外，北大校友会送来一只蟠龙瓷瓶，张群送来一本相册……江冬秀除了亲手准备寿桃寿面外，还送给他一只镌刻着“寿”字的金戒指。为了答谢大家，江冬秀在福州街临时住所摆了几桌酒菜，有胡门弟子毛子水、杨亮功等四十余人出席了老师的家宴。
两天后，胡适开始下床活动，这说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12月29日，陈雪屏、杨亮功、钱思亮、蒋复璁等人到医院与胡适商定，出院以后暂时在福州街26号住一段时间。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生日，胡适亲自到特二号病房向这位老朋友祝寿。
12月30日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44周年纪念。秘书王志维、胡颂平和护士徐秋皎送来一盒蛋糕。蛋糕上堆了两颗心，周围是几朵花。胡适本想切下来尝尝，但又于心不忍。为此，他将蛋糕送回家中，并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这是王志维、胡颂平和徐秋皎三位‘警卫’今天送你和我的贺礼。请你们先尝尝，留一块给我罢。”（同上，245页）
1962年元旦，前来探望和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但只有极少数人获准进入病房。1月10日，胡适再次出院。临出院时，医生给他提出七项要求，我把它们概括为“约法三章”：一、每天上午做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其中包括会客时间，且每人不超过15分钟。二、每天午休2小时，晚上9点半必须上床休息。三、饮食、用药、体检均按照住院惯例，不得随意改变。
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出院后，暂住福州街台湾大学的学人宿舍。1月21日，陈雪屏夫妇、毛子水、杨亮功等人前来看望，大家都劝他住到春节以后再回南港中央研究院。这一年2月6日，是旧历正月初二，蒋经国前来拜年，并代表蒋介石邀请胡适夫妇于两天后到士林官邸吃饭。2月8日中午，胡适夫妇来到台北士林宫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迸午餐。饭后，宋美龄还送给江冬秀年糕和咸肉。这显然是江冬秀爱吃的食物。
2月14日，胡适接到吴健雄女士来信，信中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这一次回去最大的理由是探望你，其次是与在台学术界见面，能有余暇，乘机看看台湾风景，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搁。”（《胡适年谱》，967页）
同一天，胡适致信张群。他告诉对方：“本月八日士林官邸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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