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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3 18: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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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之国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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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

1911年(农历辛亥年),是清廷的多事之秋,这个腐败、专制、卖国的政权正一步一步走向倾覆。这年的6月,四川爆发了反对清政府把铁路专利权出卖给洋人的“保路运动”。为镇压这次运动,清政府命令端方自湖北领兵进入四川,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时隔不久,武昌却爆发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说起来,清政府对武汉的控制不可谓不严,因为武汉是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但清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党人在新式陆军中正大量地做着革命工作,新军中正酝酿着反清的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早在1904年就成立了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一开始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要争取的主要对象。

革命党人通过努力,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很快,起义军突破清军防线。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南疆北域。此时的关东大地,已进入酷冷的冬季,莽莽原野,朔风凛冽,寒气逼人。然而,位于奉天府(今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校园里,却是一片欢腾。学校处处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备受鼓舞。有一位身材瘦小纤弱、仪表清秀英俊的热血少年,找来一把剪刀,“喀嚓”一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成为全校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这位冒着要掉脑袋危险的少年不是别人,他就是周恩来。

东关模范学校的前身是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成立于1905年。位于沈阳古城大东门外万泉河畔。这是一所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办起来的新式小学,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习“新知识”,于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这所学校的丁班学习。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在学校里,一些进步的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教历史的高老师很富于正义感,经常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事迹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并向思想进步的学生推荐进步书刊。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常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自己在阅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当时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怎样救国的问题。

1911年年底的一天,兼讲修身课的魏校长向全班同学提问大家为什么而读书时,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此时,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位学生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问,他的回答是:“为明礼而读书。”当魏校长问到第三个学生时,该学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当魏校长问到坐在后面的周恩来时,他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回答,使校长为之一震,同学们投去惊异和钦佩的目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得多好,它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魏校长没有想到,学校里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一位年仅13岁的少年,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加上他的家庭逐渐衰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冷漠,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说起。(二)

在富饶、美丽的苏北平原,有座文化古城淮安,淮安位于淮河和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平原。城内有条叫驸马巷的小巷,巷中有一所三进院落组成的宅院。1898年3月5日,东宅院的一间屋子里忙碌异常,在一位产妇的呻吟声中,一个男婴出生了。这个男婴就是周恩来。

传说周恩来的母亲万氏在临盆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一只鸾凤般神鸟飞入怀中,全家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孩子生下来,果然眉清目秀,气宇非凡。祖父周骏龙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大鸾。传说中,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骏龙(又名攀龙,后更名起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骏龙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因病体难支,不久便去世了。周家本是名门望族,从此日趋衰落。周骏龙撒手人寰时没给四个儿子留下田产,只有那座大宅院。

周骏龙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淦。老大周贻庚一直在奉天(今沈阳)做小职员。排行老二的周贻能就是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经常失业,因此全家的生活很艰难。

周恩来的生母小名冬儿,在家排行十二,大家叫她万十二姑,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万冬儿是淮安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安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

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贻淦身患肺结核,常常虚汗涔涔,口吐鲜血。其妻陈氏到处求医,仍然医治不了。此时,有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向陈氏提出一个办法:“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和你的丈夫,就能给你冲喜消灾,你的丈夫定能康复。”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为了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过继给他们“冲喜”。

冲喜也没能挽救贻淦。周恩来过继给小叔父后不久,小叔父贻淦就去世了。幼年的周恩来就由守寡的小婶母陈氏养育。陈氏,1878年出生在宝应县一个书香门第,她父亲陈源饱读经书,很有学问,因为没有儿子,就把女儿当作家庭教育的重点,所以陈氏擅长诗文书画,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

丈夫去世以后,陈氏便把年幼的周恩来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生活希望。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文化上的启蒙老师。从4岁起,陈氏每天教他读书识字,背诵唐诗宋词,还给他讲故事。养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幼年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文化修养的提高影响很大。5岁时候,嗣母陈氏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取学名为恩来,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饱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周恩来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恩来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的东关模范学校旧址

陈氏还为养子请了一位勤劳善良的乳母——蒋江氏。周恩来后来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到三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周恩来回忆中所说的奶妈就是蒋江氏。蒋妈妈家境贫寒,在用乳汁哺育恩来成长的同时还向他灌输了劳动人民的诚实朴素和勤劳善良,教会了周恩来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农家知识。蒋妈妈虽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说起舂大米,还有一段故事。周恩来在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时,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有一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地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三)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外祖父万青病逝后,给万家留下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在这里,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为了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后来,周恩来回忆时说:“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勇敢胆大,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明白自己有大事业要干,他必须活着才能去做。事情果然如此。他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他又遇到了那位屠夫,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你,屠夫,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1907年、1908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的相继去世,改变了年幼的周恩来的全部生活。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由于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的责任。这个家已是债台高筑,少年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时期。几十年后周恩来曾回忆道:“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他还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

在外谋生的父亲每月16元薪俸,只够他自己糊口,家里经济更加拮据。所幸的是,回到淮安以后,叔母八婶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东屋,还主动承担起他们弟兄三人的起居饮食和洗衣缝补。平时,八婶给人家缝缝补补,纳纳鞋底,恩来则帮助八婶料理家务。手头窘迫时,他便奔走借债,或是将两个妈妈留下的一些遗物送进当铺典当。为了节省开支,八婶在后院里种点蚕豆瓜菜,他也常常帮助浇水、锄草。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了人间的贫富之分,从此,他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有一天,周恩来不由自主地来到他原先读书的书房,推开书房门,坐在凳子上,看着满屋尘土,空着的书房静极了。他用过的书桌仍然放在原处,上面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他回忆起当初入学那天,吃糕分粽,又放鞭炮,万妈妈和陈妈妈比什么都高兴,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后来,他每天都在这里读书、写字,表妹不认识的字都来问他。而现在,两个妈妈都去世了,爸爸远在他乡,生活都十分困难,书自然也就念不成了。看到这些,他心里难过极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念书呢?”细心的八婶发现他眼角的泪痕,问他:“你哭什么?想妈妈啦?”经不住八婶的再三追问,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对八婶说:“我真想念书。”善良的八婶一听,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搂住他,两人都伤心地哭了。

后来,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周恩来才重又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一天,蒋妈妈陪他到东门附近的姨外婆家探亲,姨外婆和他的外婆是姐妹。万妈妈在世时常带他去串亲。姨外婆家的人看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都非常喜欢他。姨外婆有一个儿子叫龚荫荪,周恩来叫他表舅。表舅很同情他的困难处境,毅然提出让他到自己的家塾来读书。从此,恩来便在表舅家“借馆”,度过了童年生活中一段虽然短暂却十分愉快的时光。

周恩来到表舅家寄读以后,蒋妈妈不放心,每天都要来接他。他要求一个人回家,蒋妈妈说什么也不让。特别是在下大雨的时候,还没等他放学,蒋妈妈就迈着小脚来了,打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待。

在表舅家读书期间,周恩来最喜欢的就是听表舅讲故事。龚荫荪博学多才,又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什么“岳飞大闹朱仙镇”“义和团杀洋鬼子”“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每逢这个时候,表舅讲得眉飞色舞,周恩来听得津津有味,两个人都像着了迷似的。有一天,表舅突然要离开家乡。原来,龚荫荪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的人,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非常支持。他在日本时,曾经结识了一些同盟会成员,还变卖家产支持革命党的活动,经常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在家里,他带头剪辫子,不信鬼神,不让女孩子裹脚。此时的恩来才明白,为什么表舅知道得那么多,是因为他到过好多地方,如果有机会,自己一定要像表舅那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长长见识。

表舅走了。出门的时候,周恩来没有送他,等表舅走出很远后,他才追出门去,看着表舅远远离去的身影,心里轻轻地呼叫道:“总有一天,我也要出去的。”表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52年,他还对龚家一位表姐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周先生(龚家家塾老师)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四)

周恩来的伯父周贻庚从侄儿的来信中了解了家中发生的一切,很同情侄儿的处境。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了淮安,到东北生活、求学。周恩来后来回忆道:“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离开淮安之前,蒋妈妈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还来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走时,他随身带了嗣母留下的诗文。蒋妈妈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再也没回淮安。当时,蒋妈妈13岁的女儿病死了,她痛苦万分,再加上恩来要走,更加难舍难分。后来,她日夜思念,当得知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竟借了高利贷做盘缠,不辞辛劳地去看望恩来。两人见面,抱头痛哭。当时恩来虽然正忙于学生运动,仍留蒋妈妈在天津住了5天。分别时,周恩来还请四伯父替蒋妈妈买了船票,并送她几十元钱。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曾多次向赴北京的家乡人打听蒋妈妈及其后代的情况。

来到奉天,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变革中,只读经书的旧式学校已不吃香,以教授新知识为特点的新学堂很受人欢迎。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伯父便让周恩来去银州(今铁岭市)银冈书院(初级小学)暂读。当年秋天,周恩来才进入奉天府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他告别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发了少年渴望探寻世界之心。周恩来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所写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被全班同学传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0月,周恩来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 “慎思而明辨”, “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 “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国文老师还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周恩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很快引起了教历史的高戈吾老师的注意。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使年幼的周恩来深受鼓舞,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正是周恩来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接触了进步教师,阅读了进步书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二、求学南开 崭露才华

(一)

1913年,周恩来从东关模范学校毕业。他将新的求学目标瞄准了清华学堂,这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在北京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很有名气。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由于清华学堂对学生英语要求特别高,加之对招收南方学生的名额有所限制,周恩来未能考取。

1913年2月,伯父周贻庚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他经过与周恩来堂伯父周贻谦多次商量,认为周家晚辈中其他孩子的发展希望不大,只有周恩来还有发展的潜力。于是,周贻庚把父辈的爱和希望全部倾注在周恩来身上。不久,15岁的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随伯父一起来到天津。到天津后,周恩来与伯父、伯母同住在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的一所小屋里。

此时的周恩来将求学的新目标定在天津的南开学校。为了能考个好成绩,他进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经过3个月的紧张备考,8月16日,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英文、国文、算术3门。国文是他的强项,他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字迹美观,卷面整洁。数学考试时,他演算迅速,很少出错。英文考试成绩稍差。最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南开学校录取。8月19日,周恩来来到南开学校报到,被编在一年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

南开学校学术空气浓厚,教学作风民主,并以管理严格而著称。该校是由严修(字范孙)、张伯苓两位爱国人士于1904年10月17日创办的,学制4年。学校的前身为私立中学堂。张伯苓担任这所学堂的监督,总管学校一切事务。学堂建筑物比较简陋,只是将严氏偏院稍微改造和整修了一下,变成两间教室和一间大罩棚。两间教室的面积差不多,都是长约二丈,宽一丈多,专供学生们上课使用;罩棚的面积则要大一些,计划用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罩棚边上还陈列着严范孙、张伯苓从日本带回的以及王家捐赠的先进科学仪器和有关书籍,这在当时创办的中学之中并不多见。第一届学生一共有73人,年龄不等,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完全一样。于是,张伯苓就根据这些学生的实际状况将他们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期的周恩来

1911年,不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对于张伯苓和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私立中学堂而言,也有着某种非凡的意义。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把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因此,原本拨给这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过来。这对于壮大私立第一中学堂无疑是件大好事。由于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就包含着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之意。

中华民国成立后,按照民国新学制的规定,公立南开中学堂改名为南开学校,原来的学校监督也改称校长,仍由张伯苓担任。关于学校的性质,张伯苓考虑再三,决定还是采取私立形式,认为私立学校可以少受一些束缚和干涉,而且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更能自主地发展。1914年,直隶工业专门学校与北洋法政学校两所附属中学也划给了私立南开学校,南开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学生的来源也越发广泛。学生已不仅仅局限于天津及其附近地区,全国各地的很多学生为南开学校优异的教学质量和新颖的教育方式所吸引,不远千里负笈前来求学,甚至连美国、南洋的华人和华侨以及朝鲜进步青年也慕名投考南开学校,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据统计,1912—1916年,学校的学生人数从260人激增到近1000人,且来自全国的23个省区。校园面积更是不断扩大,已达到150亩,比最初的校园大了15倍。学校建筑越来越多,除了东楼和北楼之外,又相继建成北斋、南斋、西斋和浴池等。

那时,在南开学校的入门处,立着一面醒目的大镜子,镜子上方刻着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书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走进学校时,都要先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要求。“镜箴”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规范:对于学生的外表,要求学生衣着整洁,举止礼貌,有了一个好的面貌,学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也会焕然一新;在内在气质上,学生要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学习,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待人处世,不骄傲,不狂暴,不懈怠,果能如此,不仅气质上会面貌一新,而且道德涵养水平也会有很大提高。

短短几十个字的“镜箴”不仅印在了无数南开人的心中,也让周恩来自觉地以此规范自己的衣着、仪表和一言一行。1916年,周恩来曾撰《函索镜影》一文,该文记述了美国教育家格瑞里致函南开校长索取大立镜和“容止格言”的照片一事,文中写道:“我校事务室前所悬之大镜及上列格言,原为资警励全校师生之用。前次美人白崔克博士(Dr.Buttrick)来校参观时,睹之甚以为善,今格瑞里先生(Mr.Greene)致函校长,索斯镜之摄影,并请将格言译作英文,同行寄去,以为纪念。藉俟归美时公之彼邦人士。闻格言现已由周梦贤先生译就,影已摄好,想不日即可报命矣。”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恩来的不凡风范与高雅气质。(二)

周恩来进南开学校之初,生活费用由伯父供给。当时,学校每年学费36元,宿费24元,每月饭费要4—5元。他伯父在天津作为一位小职员,收入微薄,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钱给家里的。一年后,伯父返回沈阳,周恩来跟随伯母生活,一些必需的费用经常无法接济。家里的生活还要靠伯母编织一些小物件来补贴维持,所以他的学费常常不能按时缴付,吃穿都相当简朴。为了弥补费用的不足,他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学校抄些讲义或刻蜡纸、油印,挣一点儿钱来补贴饭费。为了节省开支,平时都在食堂里吃最便宜的饭菜,或者就干脆在校门外的小食摊吃一碗花不了几个钱的白水煮豆腐。那时的南开学校学生一般都有校服,校服是浅蓝色或灰色的长袍,里面配长裤。一般的学生在校穿校服,回家就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周恩来由于没有那么多衣服,夏天穿一件白大褂,冬天穿一件单薄的青棉袍,外罩只有那一件蓝长衫校服。他从小就爱整洁,衣服不管多破多旧,都要缝补整齐,洗得干干净净。每到星期天,他都自己动手把衣服洗好,夜里烘干,星期一又穿上它去上学。时间一长,那件长衫校服都发白了。周恩来生活虽然艰难困苦,可是他发奋读书的意志十分坚定。

民国初年,南开学校逐渐成为各地青年才俊的云集之所。周恩来深知到南开学习的机会得来不易,因此非常珍惜,读书极为刻苦用功,各门成绩一直名列班级或者年级前列。为此,他规定自己要做到5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他自从来到南开以后,每天起床钟一响,就立即起床、跑步、做操,保持着在沈阳东关学校时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在学习方面,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周恩来当年上课的教室,班里同学的座位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名来坐的,学习好的同学坐在前排,他的座位在第一排。从1915年3月到1917年毕业的两年多时间里,周恩来获得了国文传观、化学考试第一,全校数学速赛、全校国文特试第一,默国文考试第一,全校习字比赛行书优秀奖等十多项荣誉,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到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

周恩来的国文是强项,入学初期,国文成绩就有出色表现。由于南开学校对国文非常重视,班级几乎每两个星期就布置一次作文,给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国文的水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恩来在写作文时,文思敏捷,不打草稿,往往是提笔直书,一气呵成。他优秀的国文成绩,很快得到了国文老师张皋如的赏识,两人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张皋如平易近人,讲课内容丰富多彩,很受学生的欢迎。周恩来常于周末或假日等课余时间,结伴去张皋如先生寓所请教。南开中学至今还保存有1916年张皋如和周恩来等几位优秀作文获奖者的合影。

1916年5月,学校里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那时全校已有学生800多人,各个班级推举出作文优秀的代表5人参加。卷子上的名字是密封的,由教师集体评阅。周恩来选的题是《诚能动物论》,在该文中,他挥笔疾书:“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尽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参与阅卷的老师都被这篇作文吸引住了,四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对这篇文章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张诗岑老师写下评语是:“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张皋如先生读过之后,写道:“少陵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者实得其妙诀。”马千里先生看过全文,写了如下评语:“通体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缜密,犹征功候之纯。冠冕群英,断推此种。”程玉孙老师高兴而又细心地看完全文后,挥笔写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试卷批阅完后,全部交到校董严范孙的案头。他看过全文后,由惊转喜,挥笔写下四个大字:“全校之冠”。

周恩来的这篇《诚能动物论》被南开《校风》作为“代论”发表在第30期上。在周恩来所有的中学作文中,《诚能动物论》应该是写得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一篇。

周恩来的数学成绩也很好,心算比一般同学的笔算还快。《校风》上曾记载道:他的笔算速赛是48名参赛中最优者之一,代数得满分。

周恩来刚入学时,英语基础比较差。他努力学习,刻苦攻读,每天早晨起床和中午下午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英文。他勤学苦练、手不释卷。进入第二学年,他的英文成绩大为改观,甚至能读一些英文原著。在《南开毕业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里这样记载:“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奋攻读,始同趋进步。”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入学第二年,以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少有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学习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他力求博学多识,读了很多课外书。其中有涉及中国历史方面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等,也有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周恩来常常把他们的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三)

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口才,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一边背诵演说词,一边做各种手势,下功夫练习演说艺术。当时,天津各中等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1914年和1915年,周恩来都被推荐为南开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结果,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荣获冠军。由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1915年被选为学校演说会副会长。1916年10月3日,全校举行演说会,周恩来作题为《中国现实之危机》的演说,痛斥各地军阀武人干政,卖国求荣,致使教育停顿,经济凋敝,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指出这都是因为“政治不良”造成的。他向同学们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篇演说名列优胜,后来在《校风》第45期上作为“代论”全文发表。

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周恩来的思想进步很快。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卖国。他在南开学校的《校风》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帝制与民主共和根本不能相容,“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要“使帝制罪魁尽诛,余党悉斥”。1915年5月,沉溺于皇帝梦的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在聚会上以及与同学间的交谈中,不断抨击袁世凯的卖国罪行,激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我国的亡国条约。6月6日,天津各界群众在河北公园(今河北区中山公园)召开救国储金募捐大会,周恩来发表演讲,指出卖国的“二十一条”使我国蒙受奇耻大辱,坚决反对袁世凯向英、法、日、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外债,并号召人民多集储金,振兴经济,促进文明,图强救亡,以雪国耻。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期周恩来(右一)与同学合影

为了团结同学,锻炼自己的组织才能,1914年3月,周恩来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了南开学校的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会名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周恩来热心会务,约请严范孙亲自题写会名,负责起草会章。“敬业乐群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该会还创办了会刊——《敬业》杂志。《敬业》于1914年10月创刊,周恩来任主编,每半年出版一期。周恩来在《敬业》创刊词中郑重指出:“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争之中国,生于外侮日迫,自顾不暇的危急时间”, “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除此之外,周恩来在《敬业》上发表了不少论文、时评、随笔、纪事和文艺作品,表达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反对军阀的民主革命精神。《敬业》于1917年6月终刊,共出版了6期。“敬业乐群会”的组织章程严密,活动丰富多彩。该会下设智育部、稽古部、演说部和俱乐部,还有诗团、国文研究团、辩论团、军事研究团、演剧团、音乐团等。后来还办起图书室,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邀请中外名人来校演讲,在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该会还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同学们常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和做其他事情。这个团体成了学校一个活跃的中心,会员最多时达280多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会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例如,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尽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自己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担任副会长、会长。

在办刊方面,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刊物就是《校风》。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校报《校风》创刊,为周报。《校风》由学生主办,每学期改选职员一次。1916年1月4日,周恩来被选为《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兼任纪事类编辑,8月又被选为总经理兼编辑部纪事类主任。纪事类主要负责新闻报道。据统计,从《校风》第23期到38期,周恩来写的“纪事”和“新闻”类报道共280则(其中少数与同学合写),最多的一期达24则,最少的一期也有5则,一般在10则以上。内容丰富,视野广阔,多侧面地反映了五彩缤纷的校园生活,是周恩来写校园新闻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有反映校方在德育方面严格要求学生的新闻《规过新章》,有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新闻《辩论先声》和《劲敌当前》。南开学校重视体育,各种校内外体育比赛经常举行,在第23期《纪事》中,体育新闻占的比重较大,《鼓励体育》《赴京志盛》《营制教练》《来往频繁》《筐球比赛》《战书叠至》《藉资练习》《考试体格》等,都是关于体育方面的报道。此外,社团活动、同学会活动、级会活动等,南开学校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四)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可谓多才多艺。他积极参加新剧的演出,新剧就是话剧。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不能同校读书,更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学校是男校,因此剧中的女角色都要由男生扮演,周恩来敢于冲破封建习俗的束缚,经常在剧中扮演女角色。他还在新剧团中担任布景部副部长。他多次参加演出,并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的纪念会上演出新剧《一元钱》。在《一元钱》中扮演的女主角孙慧娟最受人称赞,轰动京津等地。尤其是该戏还被当时名噪一时的北京奎德社移植成文明戏上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周恩来不仅享誉南开,而且也闻名津门。在校期间,周恩来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10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周恩来认为,戏剧是唤醒和教育人民的最通俗的方式。他十分热心于新剧演出。刚入校时,他就参加了新剧《华娥传》的表演,饰演剧中女主角华娥。由于他英俊潇洒,颇具表演才华,反串女角儿更是婀娜动人,受到普遍好评,因此以后登台表演多饰演女角儿。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周恩来又成为剧团的主要成员。更为可贵的是,他除了登台演出之外,还承担了制作布景等幕后工作。因此,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场。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不赞助之功。”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在南开求学期间这段男扮女装登台表演的经历,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当周恩来和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一起观看新剧时,周恩来突然说:“我对校长有个意见。”张伯苓不免一怔,周恩来接着十分风趣地说:“当年您不应该让我演女角儿。”惹得师生二人开怀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的4年,可以说是全面成长的4年,也是才华初露的4年。通过勤学苦读,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他又决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相反,他有着广泛的兴趣,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经常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曾组建或参与过的全校性及班级范围的团体就有近10个。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言自己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并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

周恩来的品学兼优,才华出众,使张伯苓颇感欣慰,赞赏有加,称他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张伯苓曾邀请周恩来在学习之余到家里来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师生二人从学校谈及社会,从社会问题谈到国家大事。有时,张伯苓还热情挽留周恩来一起吃饭,并让夫人亲自下厨给他做有天津特色的家常菜——贴饽饽熬小鱼儿招待他。

周恩来正直重义的人品、过人的才识,一直为校董严修所注目。在毕业后,他托人提亲,想招周恩来为婿。周恩来心情很矛盾,一天,他与曾同室两年的同学张鸿诰散步,两人反复权衡,周恩来认为自己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亲,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最后,他还是把这婚事推辞了。周恩来不愿意贪图现成的财富和安逸,要靠自己的努力选择未来,这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所持的人生态度。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中学时代。在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安排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徐世昌亲自为他颁发毕业证书。周恩来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的金质奖章一枚。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书存根上,记载着他的毕业成绩总平均为89.72分。毕业前夕,周恩来受全班同学委托负责编写同学录,周恩来的小传是由同学常策欧撰写的,文中对周恩来予以高度评价:“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三、东渡日本:在彷徨中看到了真理之光

(一)

1917年的春夏之交,宁静的南开学校校园变得沸沸扬扬起来,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有不少同学准备去欧美留学。对于当时正在南开就读的周恩来而言,他又何尝不想远渡重洋呢?只是,家中境况的败落窘困,令他望而却步,无法承担去欧美留学所要支出的昂贵学费。

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周恩来对于前途一时较为迷茫。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加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使得一腔热血的周恩来并不能静下心来工作。而当时,去日本留学仍然很流行。因为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年轻人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典范,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周恩来决定去日本留学。他选择留学日本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日本的情况,学习知识,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此外,由于家境贫寒,选择留学日本有可能享受政府公费待遇。

7月下旬,周恩来与同学李福景等去北京筹划赴日留学事宜。此时,他的好友于树德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于树德是天津静海人。五四运动前几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就开始活跃。当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于树德在天津政法学堂,在共同参与学生运动中,关系逐渐密切。于树德也打算赴日留学,他的家境稍好,多方筹措了留学费用。在他临行前,突然得到了政法学堂给他的一个公费留学名额。他立刻想到周恩来,表示愿意将自己筹集的费用资助周恩来。周恩来犹豫再三,基于赴日本留学、追寻真理的强烈愿望,最终还是高兴地答应了。1949年,于树德应邀到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满面笑容地问:“永滋(于树德,字永滋),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行前写了一首七言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这首诗中,“大江歌罢掉头东”表达了周恩来负笈东渡寻求真理的决心;“邃密群科济世穷”说的是他到日本求学的目标,即细密地研究多门科学以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面壁十年图破壁”,借达摩面壁修禅的故事反映出他刻苦钻研欲达到的境界和追求;“难酬蹈海亦英雄”,则表明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任何代价的誓言。

周恩来从天津登上东渡的轮船。到达日本东京以后,周恩来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来年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两所学校都是名牌大学。他只要考取其中任何一所,便可得到当时民国政府的官费补助。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一所语言预备学校,成立于1914年,是无数寄托救国、强国之梦的中国学子求学的起点。当时的日本是亚洲吸收欧美思想的前沿,大量近代名著、思想流派书籍被翻译成日文,这对于同样使用汉字的中国学生而言无疑是一条接受新鲜事物的捷径。周恩来入学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时,校长是当时主张“中日必须成为友人同志”的松本龟次郎。当年半数的中国留学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全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爱国青年,主要在这里学习日文,也复习其他功课,然后考取其他大学。周恩来当时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二)

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后,周恩来深知到日本求学不易,为自己制订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 “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周恩来心里清楚地知道,食宿的艰苦困顿他能对付,最难对付的却是日文。起初,日文似乎很好学,孰料愈学愈难,当学到多变的语法和复杂的语句时,他虽苦苦练习,却始终没有太大的长进。面临着“背水一战”的官费考试,“成败与否不曾预料”,他忐忑不安,焦急万分。

偏在此时,他又接到淮安来信,得知久病的三叔父周贻奎去世。这一噩耗让他“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没了知觉一样”,他“连着三天,夜里总没睡着,越想越难受”,只恨自己“身在海外,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周恩来(后排右一)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留影

周恩来一度陷入严重的思想苦闷之中。他整天喝酒,以为酒可以浇愁。他又学着焚香诵读佛经,开始接受在日本流行的“无生主义”(“修得无生,便是涅槃”)。这是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可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崇高抱负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时他的思想虽处在波动之中,但他始终割舍不去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想到这些,他依然是一腔热血,豪情如虹。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与挣扎,他终于从迷惘中走了出来。1918年新年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是炼得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不久之后,他又在日记中阐述自己的人生见解,他认为,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挫折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暖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

周恩来一边学习日语,一边留心考察日本社会。他经常阅读日文报纸,并注意从接触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知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很快为自己定下了生活准则: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经过一段时间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认识有了变化。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经济发展迅速,可谓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成为近代史上亚洲最早的一个独立国家。因此,过去曾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把日本奉为楷模,认为走日本的道路可以救中国。周恩来也曾受到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那样的“军国”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恐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周恩来尽管在学业上不顺利,但开始接触国内外的先进思想。日本人也有过春节的习俗。节日期间,东京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留日同学有的归国探亲了,有的则出入于各种社交场所。周恩来住在租金低廉的“贷间”内,阅读起从国内带的《新青年》。《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或许是浅尝辄止,当时他并无深切感受。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他动身赴日本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

这回重读,周恩来对其中所宣扬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成”,认为自己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他不由得喜欢起半年前曾出席了南开学校毕业典礼的那个冷峻、难以接近的陈独秀来,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对于自己能领悟到这一点,他“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尽管东京的街道上残雪未尽,可是,周恩来已经想要情不自禁地欢呼“一轮红日已东升”。与此同时,1918年上半年,周恩来开始关注马列主义,阅读了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他成为河上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读者。

1918年春节过后,周恩来开始全力以赴地为考试准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日期是1918年3月4日至6日,科目有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和博物,还有口试。结果,他因日语成绩不理想而名落孙山。这个打击似乎也在周恩来的预料之中,毕竟自己补习迎考的时间太短,日文基础差也是事实。对于7月间将举行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仿佛也有了底。但他不敢懈怠,他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计划:每天读书13个半小时,做其他事3个半小时,睡眠为7小时。

5月初,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腐败的中国政府再一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退缩了。这使得周恩来忧愤不已,惊呼:“国事益坏矣。”日本的强权和中国政府的退让,引起广大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组织“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这一举动却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5月10日那天,当中国驻日记者彭翼仲于8天前从轮船上蹈海赴国难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极度震惊,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上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贪生!”

5月16日,段祺瑞反动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京等地爆发了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留日中国学生更是义愤填膺,许多人以罢学归国来表示抗议。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一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并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的发展。到5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达3000人,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恐慌。

国家危亡的严酷现实,使得周恩来再也无法静下心来按原订计划准备7月份的入学考试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新中学会”是他到东京的前两个月,由从南开学校毕业的童冠贤、高仁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的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同校学友建立了密切联系,常常参加南开同学会的活动,并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的评议员。

1918年5月19日,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新中学会。对此,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我今天在新中学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成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再次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尽管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他还是决定回国休息一段时间。月底,他离开东京,绕道朝鲜釜山回国在天津度假。(三)

1918年9月4日,回国探亲的周恩来又返回了东京。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作为会员宿舍,取名“新中寄庐”,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发扬经济互助精神,就餐实行一饭一菜制度。周恩来搬进新中寄庐后,与大家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不久之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那一次的饭菜,就是由周恩来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这些给张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情称赞周恩来、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这种集体生活。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较大资助,同时也结识了很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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