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E·A·罗斯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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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中国人试读：
译序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于1911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作者曾在20世纪初游历了中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所接触的对象亦涵盖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本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罗斯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冲突”为观察视角，力求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描述和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透过他对大量细节的具体描绘，我们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罗斯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在书中他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概念或原理去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和研究，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工业的前景、新式教育的兴起、南北方的风俗人情、中国人的体格和民族精神、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妇女解放等方面的情况。因此，与严格的学术著作相比，本书的受众面更广，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罗斯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洞察力，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例如，他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滥伐森林及由此引发的水土流失情况。因此，中国急需“一项长期的、科学的、有助于环境恢复的方案”来避免环境问题对人们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威胁。作者还指出，比滥砍滥伐更让人担忧的是清政府官员的无作为甚至借机渔利的现象。他在书中举例说明，伐木工砍伐了大量优质的松木，“但人们却选择用弯曲的柳树架设电线，把这些优质木材丢弃一边任其腐烂。毫无疑问的是，官员们从砍伐这些树木中捞到了好处，然而，他们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树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
谈及禁烟运动，人们往往在脑海中形成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人民坚定地反对西方列强从事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然而，真实的情境往往比单纯的想象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阅读过本书的相关内容之后，读者必将会对禁烟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为禁烟做了诸多努力，但仍有不少烟农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作者在书中提到，禁烟令发布之后，部分种植鸦片的农民会选择偏僻的地方继续种植，或者贿赂当地官员以请求“额外开恩”。当贿赂不管用时，他们甚至会进行武力对抗。另一方面，传教士和英国人民在反对鸦片贸易方面的努力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例如作者在本书第六章记述的英国基督徒把《天津条约》签署生效50周年的纪念日定为国耻日来祈求鸦片贸易尽早结束的这一情节，颇具价值。此外，尽管本书的每一章节均设不同的主题，但是作者十分注意各个主题之间的联系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仍以禁烟运动为例，这场持续的斗争引发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新趋势的评论。作者认为，由于政府严格限制私人团体的成立，加之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不发达，导致“中国社会缺少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软弱腐败的政府对鸦片泛滥无能为力时，民间团体和组织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同时罗斯也发现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通过传教士的劝解，新式学校的教育，改革者和爱国者的宣传，当时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禁烟的公共舆论氛围”，“通过禁烟，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冷漠、自私、缺乏公共精神，以及在关键时刻不能开展有效合作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罗斯还提出，如果中国妇女不是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的话，她们本可以像在禁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方妇女一样为中国的禁烟斗争做出重要贡献。
在阅读本书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始终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抱有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他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具有“旗鼓相当的能力水平”，人们不应该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文明和制度上的缺陷。在罗斯看来，中国之所以呈现这样的面貌“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过多的人口”；作者还对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进行了批驳。在谈到迷信现象时，他把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生活在14到17世纪的西方人加以对比，指明迷信的盛行只是因为中国的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异常。在总结游历中国的感想时，罗斯写道：“中国人是十分可爱的，与他们相处时间越久就会越喜欢他们。而那些对中国人进行无理诽谤的人们大部分都是粗俗、狭隘和偏执的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任何一位学者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罗斯也会时不时摆出一副先进文明代表的姿态，做出一些带有偏见性和歧视性的论断。所以，种族之间或者民族之间要想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需要艰难的努力，否则罗斯也不会因为在公共演讲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仇视倾向而被斯坦福大学免职。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一定会做出自己的鉴别和判断。
尽管距离本书英文版的发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现在读来，书中有很多地方仍然饶有趣味且引人深思。罗斯在当时做出的某些预言已经或是正在被印证。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本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将开始与我们（西方）进行经济竞争，那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欣慰和赞叹。但是，作者提到的“裙带关系”、“吃回扣”等现象似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依然存在，毕竟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见，看看外国人眼中我们自己的形象，终归是件有益的事情，即便对于“外人”的某些观点无法认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启发，以便更全面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
能够有机会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首先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校友李欣师姐对我的信任。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由于假期忙于紧张的翻译工作，与家人疏于联系，在此也非常感谢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哥哥的鼓励和协助更是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动力。挚友景欣悦一直以来的关心则让我倍感温暖。而鉴于译者的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李上2012年3月9日
序言
那些对中国情况很熟悉的中国通们十分肯定地认为，仅仅通过6个月的旅行和调查是很难完全了解中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了，我感觉在这里住得越久，就越不理解这里的人们。”另一位商人也说：“原来以为在中国生活过几年之后我就能弄明白中国人的特点，但是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愈发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位到中国考察的外国旅行者，但凡咨询和请教过通商口岸的常住居民，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写下任何关于中国的文字。
实际上，对于那些充分意识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的人来说，理解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会注意到中国人所处的文化阶段或者中国的社会组织类型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把双方在知识结构和根本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的话，不难发现，如果西方人处在和中国人同样的环境下，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东方的一些学者很重视这样一种理论：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黄种人和白种人永远不可能彼此理解和相互同情。但是那些对中西方社会做过比较研究的人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考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状态、严峻的生存状况、祖先崇拜、家长制权威、女性的附属地位、尚武精神的衰微，以及士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第一章 中国掠影
中国就像是中世纪欧洲在东方的再现。这里所有的城市都在城墙的包围之中，现在那些城墙和城门仍旧完好无损。满清统治者将军队营部安置在具有城墙堡垒的要塞城市当中，当突然爆发的叛乱扰乱统治区域的宁静时，满洲人便会退回营部中。
狭窄、弯曲而又高低不平的城市街道经常脏乱不堪，并散发着阵阵恶臭。在华北，城市里允许一种搭载单个乘客的笨重硬板畜力车在街道中穿行。但是在水稻种植区，由于人们并不饲养马骡，所以这些地方的街道上没有畜力车，只有徒步的行人和人力手推车。城市中没有公共交通方面的规章制度，因此街道两旁的个体商贩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商贩们在属于自己的摊位前支起货架，路边排满了竹篮和柳条箱。携着各种匠器的匠人们也不断涌向路边。在这种情况下，要穿过只有六英尺宽的街道就变得十分艰难了。若不是政府规定需要给过往的轿子留出过道，街上会更加拥挤。
狭窄而又时常拥挤的街道往往给游者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的城市里人口众多而又高度密集。但这里的城市建筑多是一层高的平房，并且，除了北京之外，中国其他城市的面积都不是很大。为了追求文学效果，那些旅行者们都夸大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没有可信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猜测出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北京街头的马车
直到最近一些时候，城市中才有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现在，身着卡其布服装、手持警棍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巡逻，但是在骚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起作用。人们在广东所看见的宪兵都打着赤脚，木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这种形象绝对不能体现出法律的威严。
城市中没有公共供水系统。在沿河而建的城市里，居民的生活用水就是来自未经处理过的河水。每天有专门的送水工把水送到各家各户，水滴不断从送水工的水桶中漏出，所以河边的台阶总是湿漉漉的。当河水过于浑浊的时候，人们便会在带有小孔的竹筒中放入明矾，再用竹筒搅拌水桶中的水，这样河水就变得清澈了。
公共照明系统也是不存在的。当夜幕降临时，街道上就变得一片漆黑。这样的街道令人生畏，因而鲜有人影。在煤油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之前，这里的人们通常使用的照明办法就是点燃罩在纸灯笼内的蜡烛或者燃烧放置在一碗花生油中的棉灯芯。由于没有良好的照明设施，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煤油灯的出现则为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人们在晚上也可以在灯光下看书或者聊天。
城市中的燃料是很匮乏的。市场上会有整齐成捆的木柴出售，这些木柴被裁成合适的长短以方便人们使用。不计其数的小船装满了木柴沿着西江顺流而下，将这些货物送到广州和香港。伐木工不断沿着水路拓展他们的工作区域，因此，森林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了。在冬日的夜间，人们睡觉前就在用砖砌成的火炕里燃烧谷糠、稻草、树枝、树叶和其他杂物来取暖，同时热量也会传递到镶嵌在砖炕表层的铜锅或者用泥做成的炉子下面。穷苦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所以使用燃料都很节省，他们大都有着在街上购买现成饭食的习惯。因此，街边的小吃摊广受居民欢迎。这与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是不同的：我们会认为在外就餐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价钱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中国家庭中做饭用的锅灶一般都没有烟囱，因此，灶台旁边的墙壁被烟熏得一片乌黑，屋里总是烟雾缭绕的。中国居民已经习惯在没有玻璃窗的黑暗中生活了，让屋里得到光亮的同时也能抵挡风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窗棂上糊一层纸。地板是用泥土、砖块或者瓦片铺成的，屋顶是用瓦片或者稻草做的。对于我们这些路人来说，这些居民的生活连舒适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奢华了。如果一户人家有自己的房子和院落，他们都会在外围砌一道围墙，使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情况。中国也不存在开放的草坪或者公园，除了偶尔能在某些庙宇里看到小树丛以外，人们一般是接触不到可供休闲用的公共绿地的。
有钱人的家里虽然漂亮许多，但是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眼中的整洁程度。佣人们对眼前的蜘蛛网、灰尘或者器物上的微小破损无动于衷，主人也毫不在意。一座豪宅中也许摆放着价格不菲的瓷器，陈列着世界上最精美的刺绣和家具，但总体而言，这些中国工匠做出的屋内饰品，还是无法与西方富裕阶层家中的内部摆设相提并论的。一家陶器制造厂——墙壁是用假的陶罐做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与日本在对待清洁方面的不同。中国人似乎很随意，在食物的料理上从不上心。他们从不会遵循“及时一针省九针”的箴言。他们宁愿去建设新的而不愿维护旧的。一提到“中国”，人们脑海中便会出现这样的景象：盖着像筛子一样漏风的草席的小船、倾斜和破损的墙壁、塌陷的庙宇屋顶、疏松且长满苔藓的瓦片、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路、乱蓬蓬的茅草屋、破破烂烂的顶棚布、东倒西歪的围屏，以及歪斜破碎的石头路面。而在日本，任何事物看起来都是井井有条的——草屋修缮得整整齐齐，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席子光滑发亮，路面平平整整，成堆的垃圾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除了荷兰、法国的诺曼底，以及英国的部分地区之外，我再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可以与日本国内整洁的环境相媲美。经历过1910年8月那场令人难忘的洪水之后，了不起的日本人在清洁卫生和归置物品上表现出的快速高效令世人为之赞叹。
成堆的垃圾、臭烘烘的粪坨、浑浊的水池、脏兮兮的泥坑、垮塌的屋顶、坍圮的墙垣、破败的草屋和散乱的碎石——这些在大多数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景象在日本的乡村是见不到的。每当屋顶、墙壁、栅栏、篱笆、堤坝、桥梁或者道路出现破损，日本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修缮。而对我们来说，只有新英格兰和美国侨民居住地的环境才比得上日本。广西农村的牛车被牛挡住的小径
所有关于中国的回忆中，最令人难以忘记的就是那种蓝色棉衣了。普通老百姓都身着质地粗糙的毛蓝土布衣服。有着鸟蛋蓝那样雅致颜色的棉长袍或者色泽鲜艳的丝绸外衣，则是人们节日盛装的选择。在寒冷的季节，穷人会穿夹有厚厚棉絮的棉衣，而富家子弟则穿上有毛皮里的丝绸外套来御寒。如果中国人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毛料服装，恐怕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危机，因为中国人还不打算大规模地饲养羊群，他们想要生产出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羊毛将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幸好中国的服装是旁边开口而不是前开口的。冬天，当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在北京肆虐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西方人在大衣、短外套和汗衫前面留一个V形开口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了。很明显，这只会让寒风更加容易侵害到人们脆弱的喉咙和胸口。当看到这些明智的中国人用棉衣包裹住整个前身，并在肩膀上系紧纽扣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活脱脱像一个衣不遮体的图腾崇拜者。典型的牌楼
只要是有石头存在的地方，主道路的两边都会有一些纪念性拱门，这些被称做牌楼的建筑是在官方许可下修建起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纪念一些有卓越贡献的人物或者有重要影响的事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只有取得重要成就的文人学者才有资格获得此项殊荣，而获得战斗功勋的人是不能够享受这样的礼遇的。这些牌楼的中间是一个主门楼，两侧各有一个小门，有的时候主门楼两侧也可能各有两个小门。这些门有几种固定的规格，都十分的精美。一个结实的牌楼可以耸立几百年，而修建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又是博爱的中国人的几种基本的资金支出方式之一，因此，牌楼便越修越多。有时候靠近城市的道路两侧尽是一座接着一座的牌楼，虽然它们很漂亮，但是太多的重复也会让人感到厌烦。这种遍布大江南北的艺术形式让中国人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未曾考虑在这种地方运用其他的艺术形式。在一个靠近成都平原的富裕小镇，平均一英里的路程内，你会路过七八个这样的牌楼。中国的富豪们似乎只知道花钱建牌楼，从不考虑把钱用在更实际的慈善事业上。
中国南方的城市保留着一些六七层高的塔楼，这些平顶建筑的四周被壕沟围绕了起来，塔楼上端有一些小天窗，这些独立于周边平房的建筑看上去很像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主楼。城市里的当铺扮演着银行的角色，而充当贵重物品的保险库是当铺的另一个作用，当有人遇到抢盗劫掠的时候，可以把东西放在当铺暂避一时。在一些较大的中心城市里，有一些豪华的行会大厅和由外省人修建的装修精美的会馆。这些外省人就如同13世纪在伦敦谋生的比利时弗兰芒人或者汉萨商人一样，他们常常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客居外地的异乡人。有的时候，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也会建立起共同的会馆，我记得在西安府就矗立着一座宏伟的三省会馆，来自四川、山西、河南的外乡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处。
在陆路交通不便及没有可负重的畜力的地方，数不清的水路系统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大概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总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存在技术如此熟练的船夫，也没有任何地方拥有这样丰富的从事水上作业的劳动力资源。河道里挤满了依靠人力航行的小舢板，划船的人都是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划桨。有些大船需要16个到18个桨手同时划桨才能前行，这些桨手都赤裸着上身，他们一边唱着船歌，一边有节奏地划桨，这种方式能让船走得更快。除了某些日子可以借助强劲的风力顺风航行之外，船夫只能沿着河岸拖拽上游的船只行进。由于没有事先铺设好的拖船路，船夫们需要沿着泥泞的河堤艰难地前行，他们一边拉着拖船的绳索，一边不断爬过河岸的岩石、穿过狭窄的崖壁，这真是痛苦不堪，让人不忍目睹。长江中的一个舢板上，水手在奋力划桨
在中国南方，部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得不转移到河上居住，很多人只能在舢板或者小船上度过他们的一生。在天气晴好的日子，这些把家安在船上的穷苦人就像是住在两端都有门廊的单间中，他们过着快乐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地方的人也没什么两样。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房东驱逐他们，不会遭到雇主的压榨。在这里，没有催命鬼一样的工头督促他们加快工作速度。他们在河中的生活与岸边的生活一样，是忙碌且丰富多彩的。人们总在一起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一个人很难有孤独的感觉。只要挥动一下手臂就能从河中提水出来打扫房间，因此那些船上的小家庭都非常干净，可以与荷兰人媲美。不需要支付租金，船户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更换自己的邻居、住所和周边风景。没人比他们更加接近自然、生气勃勃和无拘无束，即便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他们也能在这简单的生活中保持一颗自由自在的心。排列在沿河大道上的房船
船民的孩子——这些水上流浪儿们的智力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开发。他们在出生后不久就会被放在一个封着口的空坛子里，万一掉进水里，大人们通过漂浮在水面的坛子就能判断出小孩儿落水的位置。满周岁的孩子就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而三四岁的小孩儿就能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那样熟练地划桨、撑竹竿了。他们那双喜欢到处窥探的黑眼睛不会放过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像意大利婴孩儿一样能够哄得你心甘情愿地掏出铜板。
在中国，虽然城门一到晚上就会关闭，但城市和广阔的乡村并非是切断联系的，这一点与我们很不一样。住在城里的人绝不会与农村的亲属断绝往来。前一段时间，香港的造船业和维修业很不景气，但人们在码头附近看不到赋闲逛荡的失业工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了其他工作，而是其中的大多数又回到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这些失业工人一边在老家干活，一边等待城中就业形势的好转。无论何时，这些人在农村的老家总能为他们提供粮食，维持他们的生存。但这些人母亲一方的亲戚是不能长期借住的。在城里做生意比较成功的商人会把自己儿子的名字登记在他们宗族的祠堂中，并为祠堂捐助维护费，他们还有资格在一年一度的家族盛会中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烤猪肉。这些商人在节假日会回到故里探亲，也会寄钱回来让他的家人购买更多的土地。商人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乡村四处走访，有的甚至就让孩子在农村度过童年，以便让孩子与祖居地保持情感上的亲密联系。这样，即便父辈过世了，他们的子孙后代还会维持和珍视与故土的血脉关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在城市中居住了几代的家庭也不会与农村中的亲族断了联系，除非战争、洪水或者饥荒使这个家族遭到毁灭性破坏。因此，中国的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它更像是一个由不同小团体组成的集合。毫无疑问，市政委员会的建立及对公民公共事务管理的资助将有利于培养市民的公共精神，同时也能削弱他们对农村家族的感情依赖。
对逝者的纪念活动如此的隆重，让我们很难说清中国到底是属于现世的人还是属于死去的灵魂。在中国，死者都是葬在自家或者宗族的墓地中，而不是埋在公共墓地。在城市周边的区域，隆起的坟头随处可见。中国人对于用来埋葬死者的土地怀有一种非常虔诚的心情，这导致城市很难向外围扩展。广州基督教学院迄今一共取得了360份单独的地产转让证书，但校园中仍然分布着一些坟冢，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将墓地出售。在这里，死者的遗体通常会在灵堂内停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风水先生发现一块风水宝地并算出适宜下葬的吉日。中国的棺材并不是用几块木板钉成的，而是直接将一段圆木掏空。乡村的植被覆盖面积之所以日渐减少，大概也可以从这种虔诚而又奢侈的习俗中找到部分答案。重庆，红石燕筑于崖岩上的巢穴正面临长江洪水的威胁
在我们脑海中最典型的中国印象往往与堆积的黄土有关。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黄土沉积，深度有时达到数百英尺。地质学家解释说，被强风从干燥的亚洲内陆带来的灰尘不断在中国累积从而形成了黄土沉积。这些黄土是没有层次的，如果对黄土做纵向考察，会发现里面有陆生甲壳动物化石而没有水生种类。黄土中还有一些和针一样大小的垂直的管状物，这可能是腐烂的植物根部，随着黄土不断地沉积，它们也被掩埋在了沙土之中。这些被风吹来的尘土落到山顶上不久就会被雨水冲刷走，这时山脊就会显现出来。但是从陡峭的山坡上冲下的泥沙最后都沉积在山下的洼地之中，填平了原来凹陷的地方，这使得乡村地表原有的泥土更加松软。火车站台上的面孔
河川流经黄土地之后，水都被染成了与这片土地一样的棕黄色。由于水流卷入了大量泥沙，河道变得很不畅通，所以重型船只是不能在其中自由航行的。当河水到达平原地带的时候，泥沙常常淤积在河床中，导致水流阻塞，从而迫使河流改道。正是这片黄土地，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会存在黄河、黄海、黄帝，也懂得了黄色被看做皇权的象征的缘由。京汉铁路北段经过的地区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看不见一块石头、一座山丘或者一棵绿树。放眼望去，土壤和溪流是黄色的，平顶的房屋是黄色的，城市和乡村中的墙壁也都是黄色的。空气中悬浮着黄色的灰尘，植被上也覆盖着一层黄色的沙土，这些黄皮肤的人群所穿的衣服上也像是洒满了黄色粉末。所有事物都在单一的黄色中融合，在这里的乡村中居住的人们也都是开化、有教养的文明人。被遗忘的城楼
这片黄土地看上去就像是被切割开的一块又一块的奶酪，由于黄土的黏性很好，即使过个三四年时间，铁路两边铁镐和铁锹的痕迹也仍然很清晰。正因为这样，黄土高坡上的大部分居民都会选择在土坡上挖个窑洞当做自己的住所。他们会在窑洞里涂抹一层灰泥以便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干燥。窑洞里冬暖夏凉，除了通风不好以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有的窑洞大概有两三层楼高，外面镶着窗框和门框，屋内家具齐全。中国是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当你站在广阔平坦的乡间土地上环望四周的时候会感到很吃惊，因为周围只有交错的农田而看不到道路、人群或者家畜。道路在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带蜿蜒，有些路两边的土坡能有七八十英尺高。这些居民就在道路和河流边界的峭壁上开凿出了他们的住所和畜棚。
在中国，人们头脑中普遍缺乏的一种观念是：不应分配的公共利益是区别于私人利益的，国家仅仅是一个贡税征收者而非公共福祉的保护者，所以集体利益要向个人利益让步，公共事业要为地方小团体做出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也要屈服于当下的生存需求。渭河流域的农田里生长着大量的速生树木，而两三英里以外的山坡上却是一片荒芜。即使庄稼的生长会受到严重影响，人们也依然选择在自家田地种树，而实际上，如果他们在荒山上种树，既不会影响作物生长还能得到大量生火做饭用的木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公共管理缺失的条件下，山地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上面种植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遭到破坏和掠夺。山西的一座桥，桥下的河流被淤泥堵塞，这是乱伐森林最糟糕的结果之一
目前剩余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正在不断加剧，但官方对此毫不关心。在直隶北部接近热河的区域，几年前还十分茂密的森林遭到了大规模砍伐，这其中包括大量质地优良、树干笔直的松木，这些木材如果被用做电线杆的话，足可以架设起几千英里的电线。但人们却选择用弯曲的柳树架设电线，把这些优质木材丢在一边任其腐烂。毫无疑问，官员们从砍伐这些树木中捞到了好处，然而，他们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树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横跨四川北部的一条主干道旁的雪松。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块警告人们禁止破坏的牌子，以此来保护树木，使其免遭砍伐。一座老房子，柱子和凳子都是砖做的。它向世人展示着，在一个木材紧缺的国家，人们不得不大量使用泥土和砖。
数百年前，人们在香港对面的九龙山滥伐树木，结果导致九龙山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附着在地表的疏松土壤不断被水流冲刷走，直到露出圆块状的花岗岩。东京湾的北岸几乎看不到一棵树，只有在地间田埂上才能发现一些侥幸存留下来的树木。眼前的这些景象似乎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过度开发土地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表层土壤流失之后，只剩下不宜作物生长的黏土，农民不得不放弃这样的田地。西江两岸的山坡不断遭到侵蚀，形成了一道道沟壑，草木下的红土泛着血色的光芒。福建沿海的山丘几乎已经找不到泥土的痕迹了，剩下的只是光秃秃的岩石。打柴的人经常在山间穿梭，他们斩断灌木丛，将草木连根拔起。没有人有植树的打算，除非他能长期住在山上看着，否则树木一定会被人偷走。离海岸较远的地方有很多高大的山脉，那里的植被虽然也遭到了破坏，但是水土流失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主要得益于充足的降水。雨水的滋润能够确保草木快速生长，而葱郁的植被又能够固定住周围的土壤。
沟壑纵深的黄土高原、不断经受雨水侵蚀的山坡、淤积的河道、充塞着泥沙的桥梁、贫瘠的洼地、决堤的河流、在齐树高的河床上奔腾的湍流、像浓豌豆汤一样浑浊的山溪——这些景象表明，人们若只顾鲁莽地挥动斧头砍伐树木，最终会导致自然环境遭到洪水的恣意破坏。在河川流经中国西北地区时，水流中会卷入大量泥沙，由于没有任何一条河流能够容纳得了这么多泥沙，所以到了地势比较低缓的地段，这些泥沙便逐渐在河道里淤积。因为泥沙淤积而抬高的河床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如果在未来的几百年时间里，黄河变得愈来愈像“中国的悲伤”，原因就在于西北部流经区域的植被覆盖面积太小，雨水能够轻易地从光秃秃的山坡上直流而下，简直就像沿着屋顶滑落一样容易。雨季来临的时候，可怕的洪水能够将造价不菲的沿河大堤全部冲垮，使平原地区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所有的生命也都将淹没于水中。
在九龙的英国人及胶州的德国人已经开始进行植树造林的工作了。然而，除了京汉铁路公司为了获取铁路枕木而在湖北的北部山区的侧翼种植了一些树木之外，中国人自己却没有任何恢复森林植被的举措。如果中国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分封制度，而是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制定严厉的森林法，限制狩猎的范围，或者在五个世纪之前制定出一项保护森林的国家政策的话，中国的自然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然而，中国现在亟需的是一项长期的、科学的、有助于环境恢复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必须要比欧洲最发达国家采取的方法更加强效和彻底。这明显已经超出了当代中国人的视野范围，也挑战了他们现有的管理能力。从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来看，我们能预见到中国的自然环境只会进一步遭到破坏。
在缺乏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中国却拥有众多的野生动物，这实在让我们感到意外。中国的部分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老虎和猎豹，长江水面上也至少有一万只野鸭游来游去。因此，许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进行愉快的捕猎活动。在中国这个古老而人口稠密的国度里能存在如此大量野生动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捕猎活动并不是中国绅士们的兴趣所在，人们并不以残杀生命为乐趣；另外一点则是因为政府严格管制普通百姓持有武器枪支，以至于人们缺乏狩猎的必要工具。
长城无疑是最雄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杰作了。与长城庞大的体积相比，那些我们自己引以为傲的铁路路堤和隧道简直就像是侏儒的作品。除了埃及金字塔和巴拿马运河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工创造能够和长城相提并论了。长城每50英里所用到的砖石都足可以修建一座比胡夫金字塔还要高的金字塔，而长城至少有1700英里长！在南口，长城城墙的顶端高20英尺，其宽度完全可以保证七八个人同时并肩通过。墙体的表面铺着平整的石块，顶端建有城垛，每隔四五十竿，就会出现一个对墙体起到加固作用的巨塔。这些塔的内部大概有10平方码那么大。长城爬过陡峭的斜坡，越过险峻的悬崖，从一个山顶跳到另一个山顶，长城上还有很多顶端呈锯齿状的方塔，这些方塔一般都修建在各个山头的位置。长城沿山而建，向着山体的两侧延伸。它像一个“之”字一样在山巅之间蜿蜒前行，时而隐入山涧，时而现于山脊，因此看起来像是断断续续的，而实际上那些连接的部分是被山中峡谷遮住了。有时候我们能看到一条30英里长的“石蛇”在山坡上爬行，有时它又藏身于黑色群山背后让人找不到踪影。当长城在远处的山脊上显露出来的时候，远远望过去，长城顶部的城垛就像把午后的天空分割成了两半一样。山脉的北侧有一些山麓丘陵依势延伸，在每座小山的顶端都建有一座烽火台，之后是一片平原及建有另一段长城的另一条山脉，更远的地方就是飞沙走石的蒙古高原了。万里长城
眼前的情景会让人联想到这样的一幕：一群露着牙齿、留着短须、反穿着羊皮袄的游牧民停住了所骑的矮种马，把长矛矗立在地上，带着焦躁和失望的神情寻找着这座墙的弱点，这座墙从不曾拦住他们祖辈劫掠的道路。无疑，此时身穿毛蓝布制服的中国士兵正列队站在城墙之上，对他们那些可怕世仇的狼狈样子大加嘲讽，与此同时，这些士兵也不断地从城墙的石孔中向这群游牧人射箭。现在，由于信仰佛教及喇嘛的教化，蒙古人已经彻底摒弃了凶猛的习性，长城也就失去了从前的意义。如今，川流不息的人群能够自由出入长城关口，长达一英里的驼队也时常高视阔步地经过这里，人们用骆驼把羊毛、兽皮和木材运进关内，同时也把茶砖、火柴和煤油输送到关外。北京：皇城一角
把南方人和北方人做一个对比之后，人们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人在文化上要比在血统上更具有同一性。以北京所处的直隶为例，那里的人至少要比广东人和客家人高出六英寸。他们表现出与鞑靼血统融合后的很多特征：身材高大，肤色透亮，眼神真诚。那些铁路护卫的外貌和动作看起来就像是从美国农场新来的伙计，他们青涩、诚实而又性情温和。这些举止稳重的小伙子虽然思维缓慢，但他们却是值得结交的朋友和出色的战士。中国南方居民的身材一般都比较矮小，他们的肤色也更黄一些，不像北方人那样强壮和果敢。那些廉价小说中描绘的满脸皱纹、油头滑脸的中国人形象是以南方人为原型的。南方人思维更活跃，但也更难被我们所理解或信任。那些大受欢迎的传奇文学中刻画的东方人都具有高深莫测、计谋多端的特点，而这些样板就来自于广东人。
北方人虽然不如南方人那样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他们比南方人更加平和、更加可靠，他们对待朋友更加真诚。此外，由于能够彼此信任，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联合起来。得益于这种信任，他们比聪明机智的南方人更适宜经营合资公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方人才在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占据了领先地位。
第二章 中国人的体质
在美国，往往在十个新生儿中会有三个因为体质差而活不到成年。而在中国，每十个新生儿中，可能会有八个因为身体虚弱而夭折。这巨大的差异是由于中国婴儿所面对的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导致的。如果在出生时，白种新生儿和黄种新生儿具有相同的耐力，那么这两个活下来的中国婴儿会比那七个生存下来的白种婴儿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七个生存下来的白种婴儿中，有可能只有两个会在东方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另外五个毫无疑问会保不住性命。这两个生存下来的中国婴儿在将来会把他们身上的某种超强生命体质遗传给他们的后代，而他们的后代会接着进行这种筛选，之后生存下来的20%的人会遗传给他们的孩子更强的生命力。所以，就像之前所说，这种不同的婴儿死亡率导致了东西方两个不同民族之间体质上的巨大不同。我们白种人现在拥有充裕的生存空间、科学的医疗技术及卫生免疫知识，这保证了虚弱的婴儿也能够存活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也在每代人之间对这种虚弱的婴儿进行一次彻底而残酷的淘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预见到，中国人会比白种人显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的生存竞争变得不再那么激烈了，并且我们还拥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来维持人的生命。那么这两个因素对我们的体质到底有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呢？为了求证这个观点，我详细地请教了在中国各地教会医院工作的33位医生。
在这些医生当中，有一位在青岛工作的德国医生，他的见解十分独到。只有他一个人明确地表示在他的中国病人中没有比白种人更优越的体质。他说，相比于他医治过的那些朴素、吃苦耐劳的德国图林根农民，中国病人对疾病的抵抗力更差，对治疗反应更迟钝，并且对于疼痛更没有忍受力。另外还有其他三位在中国工作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医生认为，东西方两个种族在体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异。而我想，当他们在自己国家工作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学生，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而且时隔这么久，随着记忆的模糊，他们缺少了一些实例来和中国的病人做比较。另外，他们中的两位医生承认中国人确实对高烧有很好的忍受能力，并且他们可以从致白人于死地的血毒症中恢复过来。
其他29位医生则坚持认为，和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相比，中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体质和忍耐力。针对外科手术的情况，一位英国外科医生表达了一个普遍观点，“中国人确实能够很快恢复身体健康”。医生们普遍反映，在中国因为外科手术导致的休克现象非常少见。而且，在中国狭小、设备简陋、半无菌的教会医院里，受严重刀伤病人的治愈恢复率和在西方设备精良、全无菌性的医院里的治愈率一样高。在福州工作的金尼尔（Kinnear）医生刚从德国休假回来，他发现，在当地助手的帮助下，使用简陋的设备对因受伤而发炎的中国患者进行治疗时，病人恢复的效果依然很好，这与冯·伯格曼（Von Bergman）医生在完善的医疗环境下对柏林的手工艺人进行治疗时取得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大部分医生都认为，在同样的医疗环境下，中国人会比白种人更好、更快地从一个大手术中康复过来。
中国人从严重伤势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一直让很多人感到震惊。有人曾经给我讲述过一个苦工的故事。在一次事故中，这个苦工的腹部被豁开了，他把自己的肠子捧在自己手里，别人把他架进了医院。医生把他的肠子和细菌一块儿缝进了他的肚子里，然而奇迹般地，他竟然很快地从简陋的手术中康复了！另外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人对治疗的反应速度，即便是那些因为忽视而变得十分严重的伤口，在得到治疗之后也能很快长好。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儿在手指被切断后只是简单地将手指固定住，然后用很脏的破布条绑住伤口。一星期后，他的手已经变得很恐怖了，并且他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破伤风症状，他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医生们认真地清理了他的手，然后把他送回家等死。然而，三天之后，这个小男孩儿竟然没有了破伤风的症状。不久之前一个被大车碾碎手指的男人在进医院时胳膊上和胳膊下的腺体里已经有了很严重的血毒症的症状，然而在经过简单的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一个农民的伤口上长满了蛆虫，几天之后他发了高烧，之后被人送进医院，在伤口被清理了之后，这个农民的高烧就消退了。一个妇女在经过治疗乳腺癌的大手术之后伤口被感染，一度高烧达到华氏106度，在这期间她的丈夫只用硬质水和栗子给她充饥，她后来居然却逐渐痊愈了。
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于中国人对血毒症的抵抗力。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言论，比如“血毒症很罕见”、“对败血症比我们更有抵抗力”、“对产脓细菌有较强的免疫力”、“对坏疽比我们更有抵抗力”、“在国内，这种伤口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坏疽病，然而在这里却没有影响”、“对感染有难以置信的抵抗力”、“已经十分严重的疽伤并没有引发高烧，并且病人很快就痊愈了”、“在生孩子那段时间里，妇女们可以成功抵抗败血症，即使医生已经放弃对她们的治疗，她们仍然可以奇迹般地康复”、“如果败血症引起高烧，一星期后这种疾病可以使一个白人丧生，但中国人却可以痊愈”。难怪在外国医生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确认一个中国人死亡之前，不要放弃对他的治疗。”
在中国南方，裹脚的习俗并不流行，对那里的妇女来说，生孩子并不是件难事，生孩子时她们都很安静，并且过一两天就可以下床了。在广东工作的斯旺（Swan）医生说他不止一次在叫船夫渡他过河时，被告知需要等15到30分钟。而在等船的那段时间里，小船的女主人已经将孩子生下来了，然后她把孩子放在由一堆布条包围的船角上，之后竟然还有力气将斯旺医生渡到河对岸去！在肮脏的小茅草屋里，产妇由一个又老又脏的接生婆照料。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白种妇女肯定会丧命，然而中国妇女却安全地产下孩子并且没有得产褥热。当中国的产妇遇到难产的情况时，他的家人过了两三天之后才会把白人医生请到家中，将腹中的死胎取出，产妇也许会有一点儿发烧的迹象，但很快就康复了。在将死胎取出之后，产妇的健康和性生活竟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江西九江：江崖一座茅舍的门楣上方贴着福字
生活在过度饱和、令人窒息的土地上，中国人完全没有关于卫生安全的知识，但这里的人们却已经产生了对有毒微生物的超强免疫力，这让外国人感到惊讶和羡慕。刚来到这片土地的外国人，被一个蚊子咬后会起一个大红包，而中国人却对此没有反应。他们直接饮用河道中未经净化的水，但却不会生痢疾。中国人很少得伤寒病，在病人出现一些轻微的类似症状时，往往会被误诊为得了伤寒。要确定一个中国人是不是得了伤寒，只有通过实验室测试才能得到确认。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在中国，天花只是一种很轻微的疾病，有人仅仅将它比做腮腺炎。由风湿热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在这里也很少见到。
在被氯仿麻醉之后，中国人很少会出现一个兴奋阶段，而是很快地就昏睡过去。在呕吐过之后，他们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一位在华工作了25年的外科医生曾经六次在给病人使用氯仿时没有使用有麻醉效果的乙醚，但他的病人从来没有因为使用氯仿而死亡。在给白人做手术时，没有麻醉剂是不能做手术的，但中国人却能安静地忍受这种疼痛。中国人的一些小肿瘤就是这么切除的，而且在拔牙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医生也没有使用麻醉气体。即使遇到需要切除的组织比较多的大手术，比如要把扩散比较深的肿瘤和已经腐烂了的肋骨末端切除，中国人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也表现得毫无畏惧。在被采访的医生中，只有三位医生没有给出他们的中国病人对痛感毫无知觉的结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可以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更能忍受酷刑折磨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对痛觉如此迟钝。那些从事紧张的脑力工作并且忽视身体锻炼的学者们就不在此范围。那些整日吃肉喝酒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忍耐力远不及整日粗茶淡饭、不沾荤酒的下层民众。生活放纵的乡绅名流们，不参加任何脑力或者体力的活动，只是整日沉溺于肉欲之中，他们对疼痛就很敏感，而且对皮肉之苦极为恐惧。所以，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超强的忍耐力并不是中国整个民族的特征，而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简朴而有节制导致的结果。
一位医生说，在他的祖国，给囊状物充气时发出的声音会让人有种不舒服的感觉，然而中国人对这种声音却没有任何反应。另一位医生说，这里的人们很少得神经衰弱和神经过敏症。一位在军队工作的医生说，在秋天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士兵们经常睡在潮湿的地上，他们的身下只铺了一层很薄的稻草，然而这些士兵却不会生任何病。我曾经见过一群苦力，他们一路小跑，扛着重重的东西连续工作两个小时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热腾腾的大米饭，几乎不经咀嚼就咽到肚里去，吃饭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去工作了。如果一个白人也像这样工作和吃饭的话，他肯定会因为消化不良而难受得满地打滚。另外，中国人似乎可以在任何地点，以任何姿势睡觉。我曾经见过他们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头枕着木头或者砖头，躺在砖堆、石头堆或者木头堆上睡觉。他们比我们更能忍受狭窄的空间，也比我们更能忍受长时间无聊而乏味的工作，而且中途不会停下来休息。
但是，在对中西方进行对比时，也会有其他方面的结论。在中国，确实很少有人会得肺炎，但一旦得了，结果并不会比我们白人好到哪去。有些医生则认为，中国人对肺炎的抵抗力要比白种人差。在中国有很多人得疟疾热，这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在香港，中国人似乎比外国人更容易死于瘟疫。这里的儿童因为得了麻疹和猩红热而丧命的比例很高。他们对肺结核的抵抗能力不如我们。也许他们可以很快从高烧中康复，但他们却忍受不了长时间的高烧。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精力和体力已经被不卫生的生活所削弱。他们对新鲜空气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即使在闷热的夜晚，他们也要把卧室关得严严实实。在教会学校里，如果老师坚持要让学生开着宿舍的窗户，到了晚上那些孩子就会蜷缩在被子里，因为他们害怕晚上到处游荡的邪恶鬼怪接近他们。中国人认为，卫生安全知识只对弱不禁风的外国人有用，对他们自己则没有多大用处。所以，中国女孩子不能适应美国女孩子的生活节奏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她们经常生病，成绩不及格，也经常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而在英国的教会学校里，课程相对要容易一些，生活节奏也慢一些，这些女孩子们就能很好地适应了。一位老农一位来自西部农村的帅小伙
只有少数医生会将中国人极强的忍耐力和康复能力归结于他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个民族身上有什么过人的生命力。另外一些在中国城市工作的医生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力正在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侵蚀，但同时也承认，在相同的环境下，中国人要比白种人更容易生存下来。
从上面这些记录当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持久忍耐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特殊的民族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他们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淘汰弱者的筛选过程所得到的，这种筛选过程要比我们北欧的祖先们所经历的周期要长，而且也更加残酷。与其说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培养了中国人的体能，不如说造就了他们的恢复力、抗感染的能力和对恶劣环境的忍耐力。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居住的普通百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拥挤的村庄里或者被城墙围起来的城镇里，所用的水来自被污染的河道或者稻田的排水沟，他们吃着腐烂的猪肉和在粪肥中生长起来的蔬菜，他们住在污秽的小巷子里，房子的屋檐很低，地板也是脏兮兮的，他们常年蜗居在散发着阵阵臭味而且狭窄到令人窒息的小卧室里，过度的拥挤导致了许多有毒物质的产生，很多人因此而丧命，而且只有1/4的人能将他们对这些有毒物质的抵抗力遗传给他们的孩子。那些幸存者已经拥有了抵抗污浊气体、恶臭、疲劳、毒素、潮湿、腐败食物和有毒细菌的能力。如果让同样数量的美国人生活在厦门和苏州，我百分之百地确定，经过一个夏天之后会有1/4的人死掉，但是这种伤害会随着身体的生长和力量的增强而加剧。中国的小孩子看起来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小很多，刚出生的中国小孩儿要比我们的孩子虚弱得多。艰苦的环境使得这种筛选变得很残酷，即使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孩子的生命力也被艰难的环境削弱了很多。
中国人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完全不同于一些尚未开化的民族身上的原始生命力，他们和处于游牧阶段的阿拉伯人、东南亚的达雅克人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着根本的不同点。原始的生命力包括强大的肌肉力量和忍耐力，机体不同寻常的功能还有对恶劣环境及长时间暴露在这种环境下的适应和忍耐力，它并不包含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如果让这些野蛮时代的人群生活在现如今的文明时代，毫无疑问他们会像苍蝇一样成群成群地死去。爱斯基摩人可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英格兰冰屋里，但他们却忍受不了纽约环境良好、空气清新的公寓。当处于文明阶段的人入侵这些土著民族的领地时，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疾病能导致大量的土著居民丧生，这要比他们的火药所带来的危害大得多。这是因为在进入文明阶段时，一些病菌会发生变异，相应地，处于文明阶段的人们就有了针对这种变异病菌的抵抗力，这种抵抗力是那些土著民族所不具备的。中国人独特的免疫力有效地抵御了那些会在聚集人群中流行的疾病。这种免疫能力显然不是五六百年前从他们的游牧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通过一个痛苦的筛选过程获得的。这种免疫力只会出现在人群拥挤的城市或者一些农作物受到污染，河流也变成臭水沟并且蚊子满天飞的农村里。这种对致病微生物的忍耐力也许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当然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既然现在的人们知道了如何将那些看不见的敌人消除掉，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再付出一些残忍而痛苦的代价来获得这种免疫力了。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体格上具备的忍耐力也许还隐藏着一种军事潜力，这对西方人是很不利的。他们担心，在一些激烈的斗争中，中国军队可以全歼同等数量的白人军队。但如今，人们都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然而，如果长期在物资供给不及时、饮水不安全、缺乏睡眠、疲劳、长期暴露于野外和焦虑的状态下作战，白种士兵或许要比黄种士兵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也更容易被对方击溃。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军事素养但忍耐力更强的士兵会轻而易举地在肉搏中击败那些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忍耐力的士兵。广州海港的人群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白种人劳动力和黄种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针对不同人种价值所做的简单测试。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下，白种人可以在工作上比黄种人做得好，但在恶劣环境下，白种人就不如黄种人了，因为黄种人可以忍受腐烂的食物、破破烂烂的衣服、污浊的空气，可以忍受噪音、炎热、肮脏和微生物。以白人雷利（Reily）和华人阿三为例，雷利可以在工作上击败华人阿三，但华人阿三在严峻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却让雷利望尘莫及。华人阿三没有实力抢走雷利的工作，但是他却可以以较低的薪水养活自己，以这样的薪水雷利显然不能生存下去，所以三四个华人阿三就可以抢走雷利的工作了，然而他们往往被排除在雷利的劳动力市场之外。雷利努力将华人阿三排除在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和一个工作能力更强的人竞争，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关于自私和小心眼的故事。这个例子表明，只能在良好环境下工作的人，是不愿意将自己的位子让给那些可以忍受恶劣环境的人的。
当然，随着西方公共卫生事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发展，中国人具备坚韧耐力的残酷筛选过程也会慢慢地终结，而这种忍耐力也会从这个民族体质中慢慢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需要几代人来体验健康生活环境的益处，譬如排水通风设备、医生、护士、食品的质量检测、纯净的水源和户外运动，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黄种民族身上具备的特有的生命力才会被根除。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自由劳动力市场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低工资变成高工资，良好的生活环境取代恶劣的生活环境，黄种人劳动力的增加变成了白种人劳动力的增加。
第三章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那些历史很短的新兴民族通常没有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因此这些民族对于外界的刺激能够迅速做出回应。根据他们的经历你就能知道这个民族内部的驱动力是什么，从而预测出他们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他们在最初无法控制由外界刺激产生的各种内部回应，直到这些盲目的行动有了清晰明确的方向。但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古老国度，迅速对外界刺激采取对应的行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这些国家的人民会依旧按照原有的节奏前进，即使偶尔出现小涟漪也很快就回归平静。决定他们这种行为选择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感官感受，而是来自他们的思想和信仰。他们前进的推动力来自于既定目标而非一时的冲动。各种混乱和间歇的刺激都会转化为持续的意志力，正是靠着这种民族智慧，他们才能像巨型飞轮一样在历史进程中奔驰。来自这样民族的人们在其没有下定决心之前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他们如果没有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不会草率地做出决定。他们的情绪并不像烧锅用的柴草那样点燃得快，熄灭得也快，他们的激情更加持久，就像能熔化钢铁的熊熊火焰。这种人不会被自己一时的冲动所干扰，行动总是以目标为导向。他们做事从来不会三心二意或者半途而废，他们一定是全神贯注并坚持到底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稳健、可靠的类型将会愈加受到推崇。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人们的日常行为必须小心谨慎，此外，在科技文明发达的时代，深思熟虑后形成的认识对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般都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属于这种稳健的类型，并且觉得这种禀赋弥补了我们民族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如缺乏敏感丰富的情绪、机智老练的处事方式，以及南欧人那样对美好事物的敏锐感觉。现在，我们发现中国人也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庞大群体。你从来不要期望这些黄种人会表现出暴躁和轻率。他们擅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懂得等待适当的时机。他们绝不会一会儿热情似火，一会儿又冷若冰霜。让他们有所行动并非易事，但只要行动起来他们便冲劲儿十足。他们也不会轻易许诺，然而一旦答应就绝对不会食言。尽管他们常常固执己见，但当他们做出转变时也一定会是绝对彻底的。他们的口才更接近于英国的政治家皮特（Pitt）和布莱特（Bright）的说话方式，而与“解放者”奥康内尔（O’Connell）或者法国的甘必大（Gambetta）不尽相同。中国人并不认为所有的自杀行为都是一种鲁莽的举动，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很多人自杀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们不会去刺杀那些身居高位的叛国者，而是直接向皇帝禀奏，揭露那些叛徒的行径，然后他们会选择用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心。无论这种强烈的情感是出于什么原因，但在两年前举行的首次省议会上，中国人已经用联合行动表明，他们谋求国家富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与会成员所展示出的自我克制及得体的礼仪也让世界为之惊叹。
夏威夷的一位绅士记录下的人寿保险业务在中国发展状况的观察结果，对我们了解中国人的特征大有帮助。他发现日本人更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也更容易被说服，特别是如果他看到其他日本人领取了保险单，就一定不会不为所动。假如他被告知他的某某朋友已经入了保险，他一定会购买一个金额更大的保单。但是一个月后，当来自纽约的保单寄到的时候，他明显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热心了，除非保险公司要求他支付一定金额的预付款，他才会想起领取保单的事情。与此相反，中国人则不那么容易被哄骗，也不会贸然同意购买保单。他会把保险单的样单拿回家，花一晚上时间仔细研究，第二天才会给保险公司一个答复。如果他愿意购买保险，他也一定不会同意交纳预付款，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在自己没有取得有价值的收益前是不应该交钱的。当拿到保单的时候，他会写一个收据，把保单拿回家之后，再逐字逐句地与样单做一个对照。当他觉得没有问题之后，第二天才会把保险费交给保险公司。我在这里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事情的不同态度，并不是要有意诋毁日本人，实际上，日本人的天赋是众所周知的，我只是为了让读者对中国人谨慎的性格特征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不同于那些落后民族的保守主义，中国人的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感情态度。它并不是源自对未知事物和新生事物的担心和恐惧，也不是因为盲目推崇现有思想体系他们就能获得自信，中国人的保守是一种历史演变的合理结果。当他们的想法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会相应改变。如果一种全新的哲学理念能够占据他们的头脑，使得他们能够对过去产生怀疑，对未来更有信心，那么他们一定会像今天的德国人那样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他猜测到，中国人创造力消失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记忆汉字这种图形文字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又或者说，填鸭式的教育体系让人们只关注如何通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从而极大束缚了个体的创新思维。但是我们却质疑程式化的科举考试是否一定就会造成民族创造力的衰退，教育制度的缺陷能否消除人们身上的原始民族印记？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绘画方面他们从来没有掌握正确的构图方法，在音乐方面他们也从未达到音调和谐的程度，他们的语言中缺乏表明句子之间关系的关系代词及其他必要的词语，他们的文字也还只是停留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水平上。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是非常不利于新思想产生的。现在，指望当代的中国人能够有所发明创造就和让苹果树在10月份开花一样困难，他们认为自己的智慧是永远不可能超越古代先哲的。当一个思想家还没有把他的新理论完全阐释清楚之前，周围那些保守派的言论给他造成的压力已经使他备受打击并且心灰意冷了。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社会氛围是压抑的，中国人以前能够发明火药、活字印刷、纸币、瓷器、指南针，造出了多舱船和出租用的车辆，但现在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最初具有的活力和朝气。
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曾经有一段时间，“景教”在中国十分盛行，但最后还是沉寂下去了。住在开封府的犹太人除了在相貌上还能看出本民族特征外，其他方面与中国人已无太大区别，就连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也都被丢弃了。征服了汉族的满族人也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有人曾对中国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就是一片海，所有东西流入之后都成了咸味的。”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和同化力，任何对中国文化进行改进的尝试都可以说是不自量力的行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似乎就能对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态度报以理解了。
几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巨大文化体系的中心位置，其周边地区不断受到中华文明的辐射。也许从现在起到五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领军者，那时候科学研究产生的效应将呈现出符合收益递减规律的态势，豪华实验室里也只会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发现和发明。届时，科学会议上的议题将会像17世纪基督教大会的讨论一样无关紧要。人类的精英分子已经忘记了我们这代人在发现放射现象、致病的细菌、自然选择规律、变异现象和暗示性心理时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也许到那时，我们的民族智慧并没有消退，但人们对脑中既存的科学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已经建立起了不可动摇的信仰，认为这些体系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不容质疑的。也许只有与火星人进行交流才能让这种智慧再次被激发出来，使人们摆脱对“既存事实”的麻木接受状态。
因此，如果人们在观察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时，仅仅因为中国人创新思维不足就把它当做民族缺陷的证据，是非常草率鲁莽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个解体和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将会逐渐摆脱陈旧思想和集体观念的束缚，这将促使人们取得很高的个人成就。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侨民脱离了国内压抑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组织的约束，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已经得到一些没有种族偏见的白人的肯定，这些白人开始把他们看做和自己人一样聪慧的伙伴。一些建筑工程师预言，20到40年之后，当天资聪颖的中国青年能够像同龄的西方人一样获得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时，那些曾在远东享受高薪待遇的白人专家就将失去他们在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同样，在上海，聪明的中国人也开始逐渐在新的行业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我听说他们上手很快，在银行业、交通业、棉花贸易，以及其他行业都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这些领域再也不仅仅被西方人所控制了。的确像有的人预测的那样，白人被挤出中国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一直靠在中国沿海从事贸易为生，他们最终也会像退出日本的西方人一样黯然离去。
我曾经就同一个问题听取过43个人的看法，这些人包括教育工作者、传教士和外交家，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的问题就是：“你认为黄种人的智力水平和白种人是相同的吗？”除了五个人之外，其他人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其中包括一位经历丰富的汉学家，他曾经做过传教士、大学校长和使馆顾问，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让我感到很震惊，他说：“我们中间那些在中国住了25年以上的人大都认为黄种人才是正常的人种，而白人才是畸形儿。”普遍观点认为，一旦中国人的头脑被西方的艺术和科学武装起来之后，他们在智力上的成就会和我们不相上下，尽管也有人提出，中国的大众和精英阶层之间存在的能力差距要比西方社会大很多。
问题的关键似乎在此：
自从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西欧人就不断向西印度群岛、美洲、澳大利亚、非洲、海中的岛屿，以及南亚扩张势力，与此同时，他们那些东欧的同胞们则占领了西北亚和北亚。在这种扩张过程中，白人遇到了数以百计的、之前闻所未闻的民族，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抵挡得住白人的武力入侵，没有一个民族能对西方文明有所贡献，没有一个民族不需要在白人的指导下建立起政治机构和工业组织。于是，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他们才是这个星球上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而如今，三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白人结识并了解了东亚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具有和白种人旗鼓相当的能力水平，他们成了威胁白人占领区域的潜在力量。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未来人类文明的领军者和推动者绝不仅仅是白人，还有黄种人。届时，两个种族将会共同控制这个世界，白人独霸天下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实际上，所有能够对其他民族报以同情心的外国人最后都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日本人的吸引力在于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细腻丰富的情感和美妙绝伦的艺术。然而和日本不同，外国人之所以被中国人打动是因为他们身上忠实可靠的民族品性。其实，中国人是十分可爱的，与他们相处时间越久就会越喜欢他们。而那些对中国人进行无理诽谤的人们大部分都是粗俗、狭隘和偏执的人。
他们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沉闷或者厌烦的民族。如果你对他们微笑，他们回馈给你的友善目光会让你觉得你们之间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身上的幽默感是与外国人进行联系的一条重要的纽带。一个独自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曾在大街上遇到一群恶棍，在危急关头他一把抓住其中的头目，并用那个人的辫子把他拴在了一个门柱上。这样的一幕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围观的群众都被引得哄堂大笑，而这个旅行者也趁机溜走了。另外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外国人发现，每当他伸出胳膊搂住离他最近的当地居民的头的时候，这些人并不会被惹恼，在场的民众也会因为两人悬殊的身高差距，对他报以会心的笑容，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善良本性。
中国的乱民也曾制造过一些暴动，但其凶残程度显然比我们的白人祖辈在中世纪做出的暴行要轻很多。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无知和愚昧的程度和我们白人的祖辈是差不多的。由于迷信，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历过巫术笼罩、宗教迫害、狂舞症和鞭笞派大行其道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大都礼貌优雅而无半点儿奴态，这实在让人惊叹。尽管他们目不识丁，但是对礼仪的得体却非常重视。当外国旅行者在半路上使用对方能够看懂的手势与中国老百姓进行交流的时候，很少会有人不理不睬或者表现得粗俗无礼。年老的水手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再没有什么比那些可爱的老年人更让人尊敬了。但事实上，中国的老年妇女活得并不像男人那样自在。她们要长时间忍受裹脚带来的疼痛，并且，作为女性，其低下的社会地位也使她们备受折磨。因此，老年妇女的脾气通常会变得很糟，那些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奶奶也许平时并不像和我们在一起时那样温和。中国风俗要求妇女必须从一而终的结果就是农村里存在着大量的寡妇。而另一方面，在我遇到过的老人中，我还从未看见过像中国老农那样端庄、平和、慈善的面容。透过外貌看他们的内心，似乎也没有一点儿私心杂念，他们总是在为别人考虑。老人们的生活费用，都是由他们的子孙承担的，中国人认为这是老人们应有的权利。因此，在中国随处可见精神矍铄、目光淡定、面容安详的老农民，而这样的表情却很难在美洲农民身上找到。
总的来说，我认为无论在个人发展还是社会进步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比中国的家族主义优越的。我很庆幸，我的同胞能够自主决定、自由行动而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或阻碍。此外，让我觉得高兴的是，我们也只需对自己的过失承担法律责任而不会连累亲属。但同时，我还认为在子女所应承担的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上面我们做得是很不够的。在通常情况下，西方社会中的老年人总是被一种忧郁的心情所包围，他们认为自己被人看做社会的负担，是被抛弃的群体。中国的伦理观赋予了老年人很多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子女尽到这些义务并不困难，而当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能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对老人来说将是莫大的安慰。总之，虽然承担对老人的责任给子孙带来了一些不便，但是确保老人的晚年幸福则更为重要。事实上，让老人感到精神愉快和心情舒畅并非易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益启示，西方人应该对现有家庭伦理观进行一下反思了。
尽管汉民族子孙的能力很强，但这并不能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没有弄清我们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在国外游历或考察之后，经常幻想只要中国全盘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中国人的财富、能力和大众的智力水平就会立即与西方人达到同一水平。事实上，即便一夜之间所有的中国人都具备了革新的强烈愿望，大家都渴望引进一切先进的事物，但要想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像西欧人和美国人一样办事高效、生活舒适、具备同样的社会与政治观念，则仍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西方国家发展基础的奠定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困难，我们常常把国家的富强归功于优越的制度，实际上，商业机会多而人口数量少才是我们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讲，我们总是把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归罪于它在文明和制度上的缺陷，然而中国的落后仅仅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过多的人口。陕西南部龙王庙中的瞭望塔，大约修建于公元前200年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中国只有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整，使人口数量与就业机会平衡，才可能呈现出西方社会的繁荣景象，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一方面，中国必须修建铁路、开山挖矿、开掘油田、利用水能、建设工厂、采用机器、植树造林、发展水利、引进良种家禽和农作物，还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粮食生产中。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对现有社会体制下人口的激增进行有效控制，以至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那么即便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不会有丝毫改观。到那时，中国除了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之外，人民贫困、愚昧、痛苦的状况将依然如故。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采取多种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与发展经济同样重要，例如，放弃祖先崇拜、废除家族制、保证女孩儿的受教育权、提高妇女地位、提倡晚婚、普及义务教育、禁止使用童工，以及鼓励家庭成员发展自己的个性，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外，如果中国足够幸运，社会能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不会被反动叛乱、外国占领，以及内战所干扰，那么至多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就能达到美国人民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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