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先做人 论语的智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顺鸣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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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先做人 论语的智慧试读：

前言

当前，阅读《论语》在中华大地上重新成为了一种时尚，这种现象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从更高的角度看，更应该把这种现象看作世界范围内“人性”思想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失衡现象的一种自发的纠正。因为《论语》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华人圈也受到人们的推崇。全世界各个民族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读过这部著作之后，也都为这部书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和高尚美德所深深折服。《论语》曾被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100部著作”之一，孔子本人也被评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位名人”之一。

美国人迈克尔·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这部书中，对排名第五的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从以这种哲学思想来保证国内的和平繁荣而论，中国无疑是地球上被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地区。”

然而《论语》毕竟是诞生于2500年前的一部著作，它穿越了如此久远的岁月来到今天，它所蕴含的智慧光芒，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到底还有多少适用性和正确性呢？对现代读者来说，又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和吸收《论语》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呢？《论语》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我们有责任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支撑的民族，也难以获得别人的尊重。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一支，五千年来，它从未中断过。

中华文化曾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历史上，在东亚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其文化价值观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如今，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正在重振往日雄风。我们的复兴之路应该是全方位的，文化上的复兴则更加重要，因为它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无法替代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曾经作为孩子们的课本被广为传颂，本身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阅读传统。即使没有阅读过《论语》的人，也难免会受它的影响。因为《论语》中的文化内涵早已化作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了。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能见到《论语》所施加的影响。

重读《论语》，对于我们为人处世的引导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虽然无比深邃宽广，但更能为我们所接受。现在，我们推出了《做事先做人：论语的智慧》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读者准确地把握《论语》的精髓，领悟《论语》的智慧，实为现代读者阅读《论语》的理想读物。

本书共分八章，从个人修养、学习、交友、说话、做事、处世、为人等各个方面，将《论语》中180余条原文按照我们所拟定的章节分门别类挑选出来再归纳到一起，对于每段《论语》原文，我们都在精研的基础上又介绍了这段话的历史背景等相关知识，另外我们还为每段话配上了一段能与原文互相印证的古今中外名人做事、处世的小故事，更有利于读者对《论语》的理解。

第一章 若想成就人生，必须注重自我修养

世界只有一个，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世界又是千差万别的。如何正确看待世界，特别是如何看待由人组成的社会，对任何一个立身处世者来说都极其重要。纠正自己的价值观以寻求高尚品德的过程就是自我修养。拥有一个正确的处世态度，可以使事情做得顺利，可以使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正本清源，修身处世的基础

人无论做什么事，要想有所成就首先必须奠定一个正确的根基。栽什么种，开什么花，而根基其实便是信念，只有坚定正确的信念，才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己。否则无论多么远大的理想最终都将成为空谈。

在《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中的“有子”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有若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在《论语》中，除了孔子的话，还记载了孔子弟子们的一些言论，在这些言论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只有曾参和有若两人被尊称为“子”，足见两人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孔子死后，有若因为学识、品德甚至外貌都非常像孔子，所以想念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墓旁为孔子守孝期间，一致推举有若为师，与大家一起讲学。

有若的这段话正是阐述了“务本”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弟兄的人很少会冒犯上级，而一个不会冒犯上级的人则更不会做出作乱的事。而想要成为一个拥有仁爱胸怀的人，孝敬家人便是这条路的起点。

拥有一个远大理想对一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若成就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确立一个正确的信念。任何事都是从根本上建立起来的，只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才能使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1914年，38岁的奥地利医生罗伯特·巴拉尼登上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奖台。令许多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居然是个残疾人。

1876年，巴拉尼出生于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家庭。他从小就患上了骨结核病，但由于家境贫寒，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他的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到了7岁的时候，巴拉尼的膝盖再也无法弯曲，变成了永久性僵硬。

对于造成儿子的终生残疾，巴拉尼的父母感到无比愧疚。他们难过地对巴拉尼说：“这都怪爸爸妈妈没有能力为你治病，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巴拉尼对自己落下终身残疾虽然也很难过，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深深的爱，他并没有为此埋怨父母。为了不使他们难过，巴拉尼坚强地对父母说：“你们不要伤心，有你们的爱，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一定会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的。”

上学后，巴拉尼的父母每天接送他去学校，风雨无阻，一直坚持了十多年。巴拉尼从心里感激父母对自己的照顾，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他刻苦学习，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巴拉尼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18岁时，巴拉尼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24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巴拉尼留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成了一名实习医生。由于巴拉尼从小就对父母怀有深深的爱，工作后，他满怀爱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病人驱除病痛。因此工作没多久，大学医院里的病人们对巴拉尼医生无不交口称赞。

巴拉尼出色的工作引起了当时著名医生亚当·伯利兹的注意。亚当医生不仅是维也纳大学的医学教授，而且他还负责主持许多医学研究工作。亚当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把巴拉尼吸收进了自己的研究团队中，一起研究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

巴拉尼经过三年的研究，发表了一篇名为《热眼球震颤的观察》的论文，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使得他在国际医学界声名鹊起。

巴拉尼的成就也让亚当医生感到满意。由于年事已高，亚当医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病倒了。为了自己从事的医学研究能够继续下去，亚当医生将剩下的研究任务托付给了他所信任的巴拉尼。

当时巴拉尼只有33岁。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信任，巴拉尼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半规管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前庭器的机能试验》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被当时国际医学界视为对医学的突破性贡献，巴拉尼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为了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奥地利国王还特别授予巴拉尼贵族爵位。

亲情是每个人最早接触到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善意的温情，发于人天生的仁心，如果想要达成博爱的仁道，从亲情开始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巴拉尼医生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最初对父母的感激和热爱，正是这股坚定的信念才驱使他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这也是儒家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道理所在。本质的重要性

人生从个人角度来说，只有一次，所以人生道路的选择便显得特别重要。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另外一个人拥有相同的人生。既然如此，那么儒家所谓指示人生轨迹的“道”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段话中的《诗》指的就是孔子在向弟子传道时所使用的课本《诗经》。因为先秦时代没有纸张，所有书籍都是竹制的。简册繁重，所以课本不可能太多，孔子传道往往是以《诗经》为基础，通过讲《诗经》来传授深奥的道理。深奥的道理全是靠师生间的口耳相授。而《论语》这部书就是孔子在与弟子们一起学习、生活的过程中，由弟子们各自记录下来的孔子的只言片语。

孔子这段话表面的意思是：“《诗经》这部书，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思无邪。’”如果读者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只理解它表面的意思，就未免太浅显了。之所以说《论语》中充满了智慧，那是因为在《论语》中，孔子的很多话都可以用“微言大义”来形容，它们往往言近旨远，用平实的语言来讲述深奥的道理。“思无邪”本来是《诗经·鲁颂·》里的一句。《》是一首赞美马的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本指健壮的马拉着车，走在正直的大路上。孔子之所以引而伸之，其用意也并非仅仅为了概括《诗经》。《诗经》所载三百余篇诗歌中，内容十分庞杂，有的写忠臣孝子，有的写男女恋情，但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赞美人世间的真、善、美，讥讽世间的假、恶、丑。推而广之，人生道路虽然千头万绪，但只要归根于人的真性情，只要守住心德，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那都将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美国希尔顿酒店是一家品牌享誉全球的极为豪华的酒店。在希尔顿酒店下榻，历来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世界各国政要在进行各种外交活动的时候，下榻希尔顿饭店往往是他们的首选。希尔顿酒店虽然创立于1907年，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渐渐成为酒店业的高端品牌，而使它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是一位名叫乔治·波特的酒店经理。

乔治·波特年轻时只是一名小城市里一家普通旅馆的服务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乔治·波特正在值夜班，当时有一对老夫妇冒雨前来投宿。乔治·波特非常抱歉地对询问房间的老先生说：“不好意思，今天有一个在这里开会的团体已经把我们的房间都住满了。”说罢他看了看外面漆黑的雨夜，想了想，又对老夫妇说道：“我可以把你们二位介绍到我们的连锁店去，可这样势必又会让你们重新回到风雨中。不如这样，反正我也要值班，你们如果不嫌弃，可以在我的房间睡一晚，那里虽不是豪华套间，但也干净整洁。”老先生很爽快地接受了乔治·波特的建议。第二天一早，老先生来服务台结账，当时乔治·波特还没有下班，他对老先生说道：“我不能收您的钱，因为那不是客房，希望你们昨晚睡得安稳。”听完他的话，老先生赞叹道：“好样的，小伙子。我想你应该是每个老板都梦寐以求的员工，或许应该为你专门建一座大酒店。”

几年之后，乔治·波特收到了那位老先生给他寄来的一封信。老先生在信中回忆了那晚的经历，而且还在信中附上往返机票，邀请乔治·波特去纽约一游。

几天后，乔治·波特在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大街上见到了当年的那位老先生。老先生带着他来到第五街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叉口，指着矗立在路口边的一座崭新的大厦对他说：“这是我为你盖的一家新酒店，希望你能替我经营。”

乔治·波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惊讶地问道：“您是谁？您是在开玩笑吗？”老先生笑着说：“我就是威廉·阿斯特，这当然不是玩笑，我早就说过，你是所有老板梦寐以求的员工。”

威廉·阿斯特是美国有名的酒店业大亨，乔治·波特在被任命为酒店经理后不久，阿斯特家族的产业被酒店业的后起之秀希尔顿家族收购，乔治·波特从那时起也正式开始为希尔顿家族工作。在他的努力之下，希尔顿酒店渐渐成为品位与格调的象征，成了上流社会的代名词而蜚声国际。

乔治·波特的成功固然有幸运的成分，但正是由于他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天性，才能在这种幸运到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而此后他更是由这种秉性出发，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品牌。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的重要性。提高修养是个漫长的过程

儒家有“知易行难”之说。意思是说，懂得道理往往很简单，而要去做却往往很难。儒家不否认人的欲望，但是当欲望与“义”相违背的时候，就必须要克制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义”。行事符合“义”本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在人前人后始终如一地以“仁、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才是儒家修行的难点所在。

儒家虽说“知易行难”，但并不是主张空谈而不去践行。相反，纵观《论语》，孔子无时无刻不在教导弟子们要知难而进，做人生的强者。《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是孔子晚年时收的弟子，名叫颛孙师。孔子在回答他关于为政之道的提问时再次展现了充满智慧的微言大义。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既指居位又指居心。他告诫子张，安守自己心中仁爱的性情不可倦怠，行事则处处忠于这样的初衷，这便是做事之道。儒家的做事与做人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居之不倦”自然可想而知。

300年前，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在那次战争中，直布罗陀要塞被英国控制，由于地处险要，易守难攻，英军只派数量不多的士兵把守。

一天夜里，要塞司令骑上马去巡视要塞中的各个炮台。这是他每天晚上的工作，也是军队的纪律，目的是检查出军队在防守上可能出现的漏洞。

当司令来到要塞内的一座炮台前时，发现正在站岗的哨兵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可是个特殊情况。往常，每当司令巡视炮台的时候，站岗的哨兵都会举起手中的步枪向司令致意敬礼。然而这次他已经走到哨兵面前，这名哨兵竟然只是看着他，并不举枪敬礼。

司令很生气，不禁大声斥责哨兵说：“你难道不认识我吗？为什么不遵守纪律？”

哨兵大声回答说：“我当然认识您，司令。但是在几分钟之前，西班牙人袭击了我们的炮台。敌人的进攻虽然已经被打退，但我右手的两个手指也被子弹打断了，我现在已经不能把枪举起来了。”

司令闻言大惊，连忙跳下马走到哨兵跟前仔细查看，只见那名哨兵的手上鲜血淋漓，鲜血顺着他手上扶着的步枪已经流了一地。司令见状关切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包扎一下？”“现在还没到换岗时间，作为一名哨兵绝不能擅离岗位。”哨兵斩钉截铁地说道。

哨兵的这番话让司令非常感动。司令拿过了他的步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赶快去包扎一下吧，我来替你放哨。”

哨兵回到营地并没有直接去找医生，他先回了哨兵班，告诉班长派哨兵去接替司令，然后才去找军医。由于耽搁了太长的时间，哨兵失去了手指，他再也不能开枪了。

司令派人将这名哨兵送回了英国，司令在给乔治国王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乔治国王也被这名哨兵的事迹深深打动，特别接见了回国的哨兵，还特别提拔他成了一名军官。

这名哨兵的事迹的确感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没有人看到，这名哨兵都牢记着自己的职责，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这种信念，站在哨位上没有离开一步。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吗？智慧点睛儒家最讲人性，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人性并不像后世孟子和荀子那样，将人性分为善、恶两个极端。孔子认为人性最初都是相近的，是后天的因素才使人分出了善、恶。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极为重视品德修养的原因。安守内心的纯真善良是品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处世时的每个细节都坚持不懈地忠实于自己的操守则是培养高尚品德的必由之路。

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动力

关于乐观的精神，《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儒家在修身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乐观的精神。

孔子所讲的“学”并非单纯指的是“学习”，而更有一种对“道”的理解和觉悟。孔子说，在为学的过程中，如果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所明了的学问、道理反复诵习实践，是一件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孔子是如此乐观，反观今天，在面对学习的时候，人们往往将学习与“发奋”“刻苦”等词汇联系起来，做悲愤状，其实这是在给自己设立障碍。孔子对待学习的这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本身就是值得学习的。

孔子又说，许多来自远方的志同道合者来见我，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快乐的事啊！孔子的这段话正体现了他仁爱博大的胸怀，儒家思想是人际间的哲学，它的价值正是与人相处，培养乐于与人交往的情绪当然也是儒者的必修。

最后，孔子说，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对于面对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而不生气、不分辩的人，这不就是一个修养有成的君子吗？人们秉性不同，性格各异，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产生误会，而误会往往就是冲突的根源。儒家在与人交往时讲究和谐。处理别人的误解时不生气，一方面是为了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别人的误解对于自身的修养来说，根本不值得担忧。所以在这种时候，不妨放开胸怀，用积极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因为快乐代表着阳光，代表着热情，乐观是积极生活的重要基础。

20世纪初，美国《西雅图报》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报道：“华盛顿州的弗兰克·陆培博士是一位严重的风湿病患者，他卧病在床长达23年之久。我曾经好几次去他家拜访过，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热爱生活的人。”

像陆培博士这样常年卧床的病人如何能对生活充满热情呢？原来，在他漫长的卧病生涯中，陆培博士搜集了大量的其他病人的联系方式，并时常用快乐、振奋人心的语言给他们写信，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他的这种行为在为其他人带去欢乐的同时，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后来，他慢慢地组织起了一个属于病人之间的俱乐部，规模已经扩展到了全美国，他们将这个组织称为“病床上的社会”。陆培博士就这样躺在床上，每年要寄出1400多封信件以及别人捐赠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数以万计的病人带去了欢乐。

陆培博士为什么能够给见到过他的人留下一种深刻印象，甚至是一部分健康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热情呢？因为在陆培博士的心中有一个他自认为比自己重要得多的高尚理想，并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乐在其中。这使他无暇去顾及生活中的烦恼，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陆培博士的生活态度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只有乐观才能拥有热情，拥有满腔热情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但是又该如何使自己快乐起来呢？如果整天锱铢必较，遇事只会考虑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的话，是快乐不起来的。快乐当然来自于满足，但是满足感却并不来自于索取。人心中更大的满足来自于爱，去爱别人，多为别人着想，不仅会使人不再为自己忧虑，更会得到友谊和尊重。这样不仅能得到更多的快乐，也能使人更清醒地了解自己。善于寻找事情的乐趣所在

人生贵在进取，对于一个不想虚度人生和浪费生命的人来说，进取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如何才能时刻保持进取的状态而不懈怠呢？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的这段话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要用愉悦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追求。也就是说，关于进取心，人的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段话中的“之”指的是“学”，指的也是“道”。对于道理，仅限于知道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心态下，人不一定有勇气、有兴趣去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因此对道理的理解也不会透彻。所以孔子说知道它，不如喜欢它。但是仅仅是喜欢也是不够的，以这样的心态，对道理的领悟还不够。所以孔子又说，喜欢它，不如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它可愉悦之处。如果某种事物能使人感觉到愉悦，这才是追求它的最轻松的方式。

1997年12月，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王储查尔斯和一位街头游民握手的照片，这是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巧遇。当时，查尔斯王子正在伦敦的贫民区视察，他想了解住在那里的穷人们在寒冷的冬季生活得怎么样。当他在贫民区挨家挨户地拜访时，偶遇了照片中的那位流浪汉，这位流浪汉名叫克鲁伯·哈鲁多，当查尔斯王子见到他时，哈鲁多正在街边游荡，查尔斯王子见他衣着寒酸，满脸胡子的邋遢样，忍不住主动走上前去与他握手并嘘寒问暖。令查尔斯王子没想到的是，流浪汉并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查尔斯王子说道：“殿下，您还记得我吗？我们曾经就读同一所学校。”

查尔斯王子实在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遇到故人，可他再三打量眼前的这个流浪汉后，依然没有唤起他一丝一毫的回忆。他只好尴尬地反问道：“非常抱歉，你能给我一点儿提示吗？那是什么时候？”“在希尔会馆高等小学，您还记得吗？那时我曾经取笑过您的大耳朵，您当时还反击说我的耳朵也小不到哪儿去。”“克鲁伯。”查尔斯王子听完这番话后马上叫出了流浪汉的名字。可当他回想起当初同窗之谊的同时，看到儿时的好友如今却落得如此境遇，查尔斯王子不禁又唏嘘感慨了一番。哈鲁多曾经出身于金融世家，从小到大全都在贵族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进入社会以后，他成了一名作家。可以说，哈鲁多是一个天生的幸运儿，老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就为他安排了“家世”和“学识”这两把金灿灿、可以轻易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可是哈鲁多在经过两度婚姻失败之后便开始酗酒，他不仅荡尽家财，最后甚至连一个容身之处都很难找到了。于是他才在伦敦的贫民区与昔日的同窗查尔斯王子发生了这段无奈的人生巧合。

哈鲁多的遭遇非常令人同情，但是打败他的真的是那两次失败的婚姻吗？当然不是，是他的人生态度打败了他，从他开始放弃正面的人生态度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输掉了整个的人生。

一个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在它面前，显赫的身世、唬人的学历等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才是一把真正能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人们往往羡慕别人的相貌、天赋或者才能，其实这些东西往往只是浮云罢了。就像哈鲁多那样，即使他最后迷恋上的饮酒，如果他能在饮酒中找到乐趣，也未必不能成为一位品酒大师。但他却并未在饮酒中得到任何乐趣，他只是为了麻醉自己，使自己暂时可以逃避他不想面对的一切。就这样日复一日，可想而知，他的失败是注定的。

孔子充满智慧的话语“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回响两千余年。在国外媒体最近一次对各大公司 CEO们的调查发现，他们其中有80%的人承认，他们得到现在这样的成就并非来自于任何天赋，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念书的时候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成就他们的因素出奇地相似，那就是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要有高尚的追求

人生之初，犹如一张白纸，在它上面画什么，它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子。这个过程时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有的人不知不觉，有的人有意为之，这就是进步。但是所谓的“进步”却并不都是积极的。《论语·宪问》中有段话：“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论语》中，“君子”与“小人”常常对偶出现。有时候，“小人”并无贬义，指的是普通百姓；有的时候“小人”则有贬义，指的是那些德行鄙陋的人。在这段话中，“小人”便是贬义的，类似今天所说的“败类”。

孔子的这段话，正说明了人每日进步的意义。他认为，一个有修养的君子，自强不息，每日进步，会越来越高明；而品格低下的小人虽不思进取，但也会每日进步，只不过他的品行会越来越向下沉沦。这样的区别往往在于人的一念之差，加以时日，差距便会越来越大。因此，上进心对于不想碌碌无为的有志之人来说，绝非可有可无，否则不进则退，终将无法自拔，不可不慎。

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都是很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美国作家。这两位作家都十分出色而且卓有成就，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马克·吐温一生坚持“工作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的信念，一直到75岁病故，寿终正寝。而杰克·伦敦则于正值壮年的40岁时，在他的豪宅里吞服了大量的吗啡，短命横死。

杰克·伦敦有着一个灰色的童年，他的母亲未婚生子，之后不久又带着他嫁给已经有11个子女的约翰·伦敦。杰克·伦敦从小便过着衣食不周的贫苦生活，11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外出打工。到了14岁，杰克·伦敦借钱买了一艘小船，参加了袭击牡蛎养殖场的犯罪团伙，他希望以此来改变他穷困的处境。可是没想到，他在一次袭击中被人抓住并罚做苦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他作为一名水手随船漂洋过海去亚洲谋生，在这期间，杰克·伦敦见识了太多的饥饿、盘剥和暴力，这些人生的阴暗面，在杰克·伦敦那颗远未成熟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当杰克·伦敦远航归来时，已经是个18岁的青年了，他重新踏上流浪的旅途。在充满暴力和贫穷的环境中挣扎，杰克·伦敦自然成为了警察局的常客。但那时的杰克·伦敦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一直以来，他书本随身，无论身在何处，都对知识充满了渴望。在不懈的努力下，他甚至还考上了加州大学，但最终还是因为穷困所迫，他不得不中途退学，随家人一起到冰天雪地的苦寒之地阿拉斯加去淘金，不想，杰克·伦敦不仅没能发财，反倒染上了重病，差点儿客死异乡。

种种失败的经历使得一直试图闯出新路的杰克·伦敦萌生了写下这一切的想法。于是他又满怀激情地走上了写作之路。23岁时，他的第一篇小说《给猎人》成功发表。

杰克·伦敦酷爱哲学，阅读过很多哲学著作，但也就是这样庞杂的阅读使他的思想渐渐陷入了混乱。他读马克思，也读黑格尔、斯宾塞、达尔文和尼采。从杰克·伦敦年轻时代的作品中读者能够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恨。在他31岁时的著作《铁蹄》中甚至还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杰克·伦敦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是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杰克·伦敦年轻时的那种资本主义叛逆者的形象渐渐消散了，他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他甚至还公开声称，自己有权过着奢靡的生活，自己就是为钱而写作。从那时起，他慢慢地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他甚至粗制滥造，写出了很多无聊的低劣作品。

人生就像是一条河，它不可能毫无关联地分为几段。杰克·伦敦的堕落并未使他感到一丝快乐，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此时的他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小人下达。”他虽然心里明白，但已经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了。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杰克·伦敦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主人公马丁·伊登出身贫苦，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功成名就。但是成名之后的马丁·伊登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空虚，在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后，最终选择了自杀。在这本小说出版7年后，一直在矛盾的精神世界中痛苦挣扎的杰克·伦敦终于也走上了与马丁·伊登一样的道路，他讨厌并最终干掉了自己。

一个在逆境中可以顽强拼搏的强人，在顺境中竟然如此轻易地迷失了自己，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故事。金钱不仅可以蒙蔽人的双眼，它更能腐蚀一个人的心。人生抉择之处往往在一念之间，正因为如此轻率，才更加可怕。记住“君子上达”吧，它绝非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真正的人生警句。智慧点睛乐观和向上都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生跋涉不易，缺了乐观的向上，进取之路将难以为继；没有了向上的乐观，那会是另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

反躬自省，日益进步的阶梯

儒家对修身与做事最讲究的就是“反求诸己”的自省精神。比如孟子曾把做事比作射箭，在射箭之前，必须要端正自己的姿势，这样射出去的箭才能射向心中的目标。如果射不中的话，不要去怪别人，而应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一个真正的强者，就是在这样的千锤百炼下成长起来的。在《论语》中，类似这样的话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论语·学而》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子晚年时收的弟子，名叫曾参，字子舆。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年纪较小，但他的成就却很大。曾子是个很迟钝的人，但他好学不倦，加上为人至孝，很得孔子赏识，以至于孔子晚年将《孝经》亲传给了曾子，使得曾子一门成为孔子身后儒家的一支重要流派。

这段话是曾子对他的弟子们讲的，他以身作则，向弟子们介绍反省的重要性。他说：“我每天至少三次省察自己的行为，所反省者，无外三种情况：我替人谋事有没有尽心尽力？我与朋友交往有没有诚实守信？传授给弟子们的道理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曾子就是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至于他从一个鲁钝的青年最终成长为一位旷世大儒。天分对一个人来说，其实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它与良好品德的修养更没有直接的关系。修养就像是建设一座摩天大楼，是由一块一块砖头积累起来的，是个漫长而艰巨的工程。但是败坏它又与炸掉一栋大楼一样快速而容易。自省就是防微杜渐，任何小恶不去及时纠正，时间长了也会变成一个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巨大“炸弹”。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幼年的时候是一个又贪玩又贪睡的孩子。本来这些毛病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远称不上恶劣。但司马光从小便有远大的志向，在先生对他的这些毛病提出了批评之后，司马光深以为戒，认识到这些毛病对自己的成长毫无益处。还是那句话，知易行难，懂得道理往往很简单，真的要去做，就不那么容易了。

为了好好读书，小小年纪的司马光强忍好奇，不去招惹那些花花草草、昆虫小鸟。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总是禁不住诱惑，忍不住放下书本到屋外痛快地玩耍。可是自从有了戒心之后，每次玩耍过后心里都会深深地自责。在这样不断地内心挣扎之后，他的玩心渐渐大减，最后终于可以安心读书，不再想着玩耍的事了。

无法早起是司马光的另一个毛病。为了彻底改正睡懒觉的习惯，司马光睡前故意喝了很多水，希望早上能被尿憋醒。可这个办法并不好，到了早上他不仅没有被尿憋醒，竟然还尿了床。为此，司马光又特意做了一个圆形的醒枕，只要一翻身，头便会从枕头上掉下来，这样自然会被惊醒。因为很难睡踏实，这个办法终于起到了作用。无论好坏，人的习惯都是慢慢养成的，司马光渐渐养成早起的习惯以后，即使不用醒枕，每天早上也都能早早起来读书。

像司马光这样，每天反省，与自己的坏毛病做斗争，最终才能成就他一代文豪的历史地位。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坏毛病，这很正常，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只要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勇于自我反省，终将有所成就。儒家思想就是宣扬这样的强者哲学。向更高的目标看齐

儒家最重与人相处，儒家的与人相处之道博大精深，极其高明。对儒家思想的精髓——自我修养来说，与人相处更是磨炼自己的好时候。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儒家虽然注重自我反省，但还是不够的，因为有的时候，自身的缺点是难以发觉的，而作为旁观者，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却常常显而易见。这时候如果能以他人为镜，反躬自省，个人修养便可突飞猛进。就像《论语·里仁》中的那段话：“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所说的那样。

见到比自己高明的人，心中要想着向他看齐；见到品德低下的人也要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毛病。从这简单的道理中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乐观豁达，那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无论对方贤与不贤，对自己来说总是有益的。

道理总是这样简单，但事实上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司空见惯的则是，对待比自己强的人心存忌惮，当看到品德低下的人时，马上又油然而生出一种优越感，继而不遗余力地对之谴责。若以这样的心态与人交往，自己能得到什么益处、什么长进呢？一点儿也得不到，结果只能害己。

东汉末年时有位高士名叫管宁，他一生清廉自守，不亲权贵，是个德行高远的人。管宁年轻时曾与当时的另一位名士华歆一起读书，两人非常要好。有一次他们两人一起在菜园中锄地，锄着锄着，管宁忽然从地里翻出一块黄金，金子在泥土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熠熠生辉。管宁却并未在意，就像对待瓦砾一样，他没有理睬那块金子，继续后退着锄地。华歆在后面锄过来时也看到了那块金子，他停下锄头，弯腰捡起金子后又随手将它扔了出去。华歆的这种故意不贪小利的举动显然十分做作，管宁看在眼里并没有作声。

后来又有一次，管宁与华歆同坐一张席子上读书。这时候门外有一个身穿官服，坐着漂亮马车的人经过。当时穷乡僻壤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贵人，门外的行人们不禁都围拢起来观看。管宁听到嘈杂声向外看了一眼后，继续读书，不为所动。但华歆忍不住放下书本，走出门口加入了围观的行列。华歆围观了半天才回来，管宁见他回来，掏出小刀割断了席子对他说：“阁下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要和你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管宁割席

这就是著名的“管宁割席”的故事。表面上看，管宁是在责备华歆。实际上管宁割席的举动更多的是在要求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巨大而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品德不如自己的人，如果不及时反省自警，时间久了难免会与他同流合污。反过来也是如此，管宁割席绝交的举动自然会令华歆惭愧不已。后来华歆做了大官，在曹魏政权里位列三公，但是他做官却一直很清廉，每年朝廷发的俸禄他都拿出来赈济家乡的穷人。华歆虽然位及人臣，但直到去世，他竟依然家徒四壁。能做到如此高洁，年轻时代的同窗管宁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见贤思齐，重要的不是齐，而是思。孔子曾说过：“‘仁’很远

遵守秩序，正己正人的前提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秩序，儒家用礼来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去遵守秩序，礼的强制性不如法，但礼是从道德层面约束人的行为，这要比冰冷的法律更显得有人情味，更容易让人接受。在《论语·学而》中，有一段话专门解释了礼的作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实际上，有若的这段话在解释礼的作用的同时又体现了另一个儒家的重要思想，那就是“中庸之道”，即做事不可走极端。有若说：“礼的作用，贵在能使人们和睦相处。周王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好处就在于此。但不论大事小情都要求符合礼制，也会有行不通的时候，而只知追求和谐，一味考虑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同样也会行不通。”

秩序对一个社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原则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秩序，这样社会才能有效运转。但儒家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没这么简单，它还考虑到秩序本身是否符合人的天性。秩序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是贵在能和。如果一种秩序不顺人心，为人情所难堪，为人力所难及，不仅达不到和的目的，甚至根本就无法施行。所以儒家讲的礼，并非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束缚，而是追求人际和谐的一种途径，因为人性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如果不用礼来节制，追求人际间的和谐，终究是一句空话。

在林肯总统当政时期，蔡司任政府财政部长。当时美国正处于内战状态，为了稳定经济，打击对手，当时国会提出一项议案，敦促政府尽快发行新货币。蔡司接到这个提案后一直犹豫不决，他知道这个决定是违背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像重新发行新货币这样的大事，必须经过所有州的议员通过才会有效，然而当时美国南北两方激战正酣，让所有州都通过是不可能的。因此蔡司便想征求一下总统的意见，但他知道，林肯是一个谨慎保守的人，不知总统对此会抱有什么态度。

蔡司将这件事详细地向林肯做了汇报后，又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他对这项议案的意见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其主要根据便是这项提案违背宪法。

林肯认真听完蔡司的一番宏论之后，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艘意大利轮船在航行时不慎触礁，船身被撞了个窟窿，海水不断从漏洞中涌进船舱。船长马上指挥水手抽水，自己则跑到驾驶舱，向那里的一尊圣母像祈祷。

但祈祷毫无作用，船舱里的海水越来越多，船眼看就要沉了。船长见状大怒，他气得抓起圣母像一把就扔了出去。说来奇怪，汹涌的海水一下子止住了，水手们很快就抽干了水，并把船开回了港口。当人们在修理这艘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尊圣母像正好卡在了漏洞上。

虽然蔡司一向以聪明著称，但林肯的这个故事却让他摸不着头脑。他不禁问道：“总统阁下，您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林肯答道：“故事中的圣母像就代表宪法。必要的时候，我也会用它来挽救沉船。现在叛乱的州都在违背宪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毁灭联邦。尊重宪法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正常有序地运转，所以基于这个目的，我也会违背宪法。现在重要的不是宪法，我想知道的是重新发行货币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一切秩序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这一点上，林肯的认识与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不谋而合。在人们的印象中，儒生往往都是些懦弱、迂腐、顽固不化的家伙，实际上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儒生，但如果对儒家思想也抱有这种成见就大错特错了。儒家思想不仅勇猛，而且灵活开放，它所追求的是人间的至理而非教条。人心不可放纵

从儒家的观点看，礼对社会来说是秩序，而对个人来说是践行。一个人如果有志于学，那么他的目的就绝不应该仅限于明白道理，而是要将道理付诸实际。实践也是孔子最看重的，他和弟子们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子路这样的早期弟子，他在没有践行道理之前并不听信新的道理。而孔子晚期的弟子们则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对此孔子曾对他们说过“吾从先进”这样赞同早期弟子的话。

对于践行，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有志于学的君子，应当博览古今典籍文章，并用践行文章中的道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背叛道。孔子弟子三千，贤愚不同，其中也曾出过背叛师门的弟子，但孔子从未怨恨过他们，孔子深知修身不易，在这个过程中走上歪路随时都会发生。所以他才一再告诫弟子，“约之以礼”的重要性。孔子的高足颜回在赞美孔子的时候说过：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孔子的目的，却并不是简单地约束弟子，他所讲的“约之”最终还是要弟子自觉地用礼来约束自己。孔子不仅是这么说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孔子活了73岁，而他自认为到了70岁的时候，自己才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儒家圣人尚且如此，可见修身之难。

19世纪大文豪，被誉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被马克思称为“超群的小说家”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以一部《人间喜剧》对世界文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一个多世纪的深远影响。

但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师首先是一个凡人，人类心中的所有情感他也都具备。有一次，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刚刚出版，巴尔扎克也买了一本仔细阅读。当他读到小说的最后一章，那段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时，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阵妒意。因为在他的小说《军人生活》中，也曾描写过类似的战争场面。但是当他看过司汤达的描写后，巴尔扎克心中不禁五味杂陈，他感到高兴、难过、迷茫和绝望。他高兴的是，这正是梦寐以求的战争场面，写得那样真实、精妙。而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这样美妙的文字并非出自自己的手笔，当时一阵强烈的忌妒令他难以自控。

这种心情困扰了巴尔扎克好几天，但是理智的他并没有让心中的妒火越烧越旺，他及时调整了心态，使自己从这种痛苦的情绪中及时摆脱了出来。一年之后，巴尔扎克抽时间将司汤达的全部作品全都拜读了一遍，之后还写了一本《司汤达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对司汤达精妙的文才大加赞叹，并向读者极力推荐。当时有很多人都很奇怪巴尔扎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一些小人甚至怀疑他收受了司汤达的贿赂。面对种种质疑，巴尔扎克只是淡然地说道：“我写这些，全部出自至诚之心，绝无半句虚言。”《司汤达研究》这本书的封面是巴尔扎克亲自设计的。封面上是一把咖啡壶，旁边还印了一行字：“这把咖啡壶支撑着我每天写作十六个小时，至少也得写十二个小时。”很明显，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会忌妒司汤达的文章，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不断进步，更加成功。

大师就是大师，巴尔扎克深深懂得，进步是由努力带来的，而不是忌妒带来的。相反，忌妒心往往只能令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却将精力放到如何给别人下绊子上。忌妒心虽然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一种情绪，但如巴尔扎克这样的智者却知道如何及时将心中的不良情绪打消，使自己重回正轨。这正是孔子所谓“约之以礼”的重要所在。然而大多数人在忌妒的时候往往会放纵自己，不知道这种情绪的危害是主要原因，也正是巴尔扎克的博学多闻才使他能够懂得这样的道理，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博学于文”的重要所在。礼的作用

儒家最讲礼，用于修身，礼能使人不入邪途；用于治世，礼能使社会和谐，民风淳厚。自古以来人性到底是善是恶也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在孔子看来，人性很难分清善恶，也不必分出善恶，人性就是天性，即使再好的天性如果不用礼来节制，也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对于礼在人际间的作用，孔子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求别人守礼的人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就像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所说的那样：“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这些品质对有的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即使是拥有这样好的资质的人，如果不用礼来节制自己的行为，恭敬的人往往就会忧劳，谨慎的人往往会胆小怕事，勇敢的人往往会犯上作乱，直爽的人又会显得急躁多刺。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性完全在于管理，只要用心，任何人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在人际间，特别是对统治者或管理者来说，礼的运用主要是严格要求自己，至于他人，人都是容易感化的，只要自己做到了，被管理者当然也会有样学样。这段话中的“偷”并不是偷东西的意思，“偷”同“媮”，意为轻薄。此段话大意是说：“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人，仁爱的风气便会在民众中兴起；统治者若不抛弃故旧，民风就能归于淳厚。”人们常说的“未正人，先正己”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队产生了好几位五星上将。后来在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当中有一个人当上了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就是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外表敦厚淳朴，笑容可掬，但脾气暴躁，常常满口粗话。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战区盟军的最高统帅，作为盟军的协调人，他常常周旋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之间，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将很容易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两国联军糅合成整齐划一、无坚不摧的强大军团，最终在欧洲西线战场上彻底将法西斯德国军队打败，取得了二战的伟大胜利。

艾森豪威尔早年带兵时，他的部队便以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著称于美军。在二战进入到尾声阶段时，德军殊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联军伤亡无数。由于伤员太多，野战医院储存的血液很快告罄，军医只好通过宣传部门鼓动士兵们都来献血。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好到前线部队视察，当他听到医院的宣传后，立即带着随从来到医院响应号召。医生很快便给艾森豪威尔抽了血，当他放下袖子正要离开的时候，一名也来献血的士兵认出了他，士兵马上向艾森豪威尔立正行礼，并大声地说道：“希望您献的血将来能用到我的身上，将军！”艾森豪威尔一边回礼一边说道：“希望你输了我的血以后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中士。”艾森豪威尔的幽默让野战医院里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事后，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亲自来献血的事在军营中不胫而走，士兵们深受鼓舞，也纷纷到野战医院来献血，医院的用血紧张问题迎刃而解。

后来在一次谈到统帅问题的时候，别人问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带兵会那样卓有成效，他拿出来一根绳子放在桌子上。他先是用手推绳子的一端，绳子只是弯曲了一下；随后他又拉动绳子的一端，这时整条绳子都被他拉动了。艾森豪威尔随即笑道：“看到了吧，作为统帅，决不能推，只有身先士卒，才能带动士兵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艾森豪威尔的生动比喻，说明了正己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礼作为一种秩序，能应用于各种场合，而军礼正是军队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儒帅吴起正是出身儒门，他带兵的原则与艾森豪威尔不谋而合，那就是爱兵如子，以身作则。而孔子的爱徒子贡，更是将礼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成就非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商。智慧点睛礼是儒家最重视的社会秩序和行为法则。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几千年来，礼的观念也几乎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礼的意义能使社会和谐，民风淳朴，能使人免于误入歧途，但礼又是充满时代特征的，中国各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礼仪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这说明礼的制定，最终还是得符合“人和”这一最终目的，而不是为礼而礼。而对于礼的实践，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诚实守信，和谐的桥梁

人生在世，贵在有理想、有追求，也贵在日有所得、日有所进的努力践行。万丈高楼平地起，有所得必须在之前的基础上再有所得，这样才能在不断的进步中最终实现理想和追求。进步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而“信”则是完成这个过程的关键。“信”就是一定要实现诺言的决心和态度，人如果没有“信”，就会背叛理想，什么事都做不好。就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的那样：“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的比喻非常恰当，这段话中的大车指的是有两条车辕的牛车，小车指的是有一条车辕的马车，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车辕一端都会有一条横木用来拴住牲畜。而大车的“”和小车的“”都是连接车辕与横木的一个关键零件。孔子正是用车上的这个关键零件来比喻“信”在人的品质中的重要性。这个零件虽然不大，但是如果没有它，不论车上装载了多少东西，车子也将寸步难行。对一个人来说，不论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如果没有实现它，一切也将成为空谈。所以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我真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

西汉时期，匈奴不断侵犯边境，汉帝国不堪其扰。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心腹大患，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匈奴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与这样来去无踪的民族作战，谈何容易？汉武帝听说匈奴曾经消灭了大月氏，迫使他们举国西迁。当时中原与西域从未沟通过，谁也不知道大月氏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了找到大月氏，与他们结成抗击匈奴的军事同盟，汉武帝出榜招贤，寻求愿意出使西域的使者。

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名叫张骞的年轻人，心中满怀报国理想，见到求贤诏书后，挺身应募，毅然挑起了这个民族重任，勇敢地踏上了征途。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人的使团从陇西出发，向西寻找大月氏的下落。当他们途经河西走廊的时候，不幸被那里的匈奴骑兵捉住，并将他们押往大漠深处囚禁起来。张骞被困在匈奴长达十年之久。

这期间，匈奴单于为了拉拢张骞，使尽了各种办法，不仅为他娶了一位匈奴妻子，还生下了后代。但是不管怎样，张骞一直将代表汉使身份的使节留在身边，因为他从未忘记国家赋予自己的使命，也从未动摇过找到大月氏的决心。

公元前129年，趁守卫松弛，张骞毅然抛弃妻儿，带着随从逃出了匈奴的控制，继续踏上寻找大月氏的征途。由于十年的匈奴生活，无论在语言和气质上，张骞都可以轻易地装扮成一个十足的匈奴人，因此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匈奴控制的地区，到达了西域。

张骞在西域各国一路打听大月氏的下落，终于在大宛国得到了大月氏的消息。他们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遥远的大月氏。但此时的大月氏因为重新定居在肥沃富庶的新国土上，早就不想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待了一年多，不得要领，只好动身回国。

不料在回国的途中，张骞一行人再次被匈奴捉住，又被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再次成功脱逃，终于成功归国。他这一去，历时13年，出发时100多人的使团，回来时仅剩两个人。他们虽然没有结成与大月氏的军事同盟，但张骞艰难凿通西域之路的创举则意义非凡。后人正是踏着张骞的足迹开创了丝绸之路，张骞也凭借对完成使命的坚定信念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最终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永载史册。

张骞的故事真挚感人，一帆风顺往往只存在于人们的美好祝愿之中，实际上，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是做人、做事过程中的常态。因此“信”，对做任何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人的立身之本。诚信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

儒家的理想社会并非空洞的幻想，而是像儒家修身一样，一步一步实现的，由和谐而至小康再至大同。它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在于人际间的和谐，也就是人们互相友爱、关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理很简单，但由于人性的差异，要做到人和，其实并不容易，人际间的信任便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儒家处事的原则，一贯是从我做起。这里讲的从我做起，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诚信为待人的原则，使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但这并不是说建立人际间的信任一定要先信任别人，相反，在对别人的认识上，儒家有另一套智慧法则，绝不轻信。

在《论语·泰伯》中有这样一段话：“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不知道曾子的这番话是有感于什么而发的，但是这段话说明了信任在人际间的重要性。如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有一些面子上的作用，那么受人临终之托，才能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诚信。是啊，可以将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将百里的家业托付给他，就算面临生死大节也不能使他动摇，这样的人算是君子吗？这样的人当然是君子。如果在这样的君子感召下，人人以诚信为本，不论事情大小，都能诚实守信，那么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

英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诗人司各特非常清贫，经常衣食不周，但他有很多的朋友。司各特的朋友们为了让他摆脱贫困，专心写作，便四处筹措资金，帮他开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但是由于不善经营，而且当时的出版业不景气，司各特的出版公司很快便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司各特也因此背上了6万美元的债务。在那个年代，6万美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没想到，朋友出于好心的帮助，结果不仅没使他摆脱贫困，反倒又给他增加了6万美元的负担。司各特的朋友们于心不安，其中有几个有钱的朋友提出大家凑出这6万美元，帮司各特一次性清偿掉这笔债务。但是这个提议被司各特坚决拒绝了，他对朋友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一定能用我的双手偿还掉这笔债务，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绝不能失去信用。”

为了清还债务，司各特寻找一切可以做的工作，他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同时他尽量节省生活开支，一心只想早日清偿债务。司各特的遭遇也被媒体注意到了，各个报纸纷纷报道他的事迹，报纸在对他守信的行为大加赞叹之余也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每当司各特读到这些报道时，都会把报纸扔进火炉。他对自己说：“我沃尔特·司各特不需要怜悯，我是一个强者，我会打败任何挫折。”

在还债期间，司各特学会很多以前根本不会的技能。他一天要到好几个地方工作，由于省吃俭用又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司各特又黑又瘦，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样子。

司各特的事甚至还打动了他的一个债主，有一天，这位债主专门跑过来对司各特说：“司各特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但我也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写作上。所以，我决定，你欠我的那一部分债务，一笔勾销，不用还了。”

债主的话令司各特感到十分高兴，他高兴的是债主认可了他的诚信，他从心里感到特别的光荣。司各特是那样看中自己的信誉，就算为此穷困至死，他也会认为自己死得很光荣。因此他又婉言拒绝了债主的好意，表示一定会清偿所有债务。

就是这种荣誉感一直支撑着司各特，两年后，他居然靠着自己的力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司各特在困难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愿意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品格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朋友们对他充满了信任。司各特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当朋友们为他集资办公司的时候，他就没有拒绝，但就是因为他无比看中自己的信誉，他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朋友们替他还债的好意。信，不仅是对别人的承诺，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真正的信士不仅会在窘困之时不忘承诺，即使大势已去，即使面临生死抉择，信仍然是心中最后决不可逾越的底线，就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因为信的背后是一个大大的义字。信任的局限性

诚实守信固然是美德，也是为儒家所推崇的。但是儒家思想从来不是顽固教条的，在儒家看来，信并非一种任何时候都必须固守的品德。在《论语·学而》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儒家除了“仁”这种非常博大的道德概念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概念，那就是“义”。义可以理解为正义、公平，包括果断、诚信等道德标准，它是这些道德标准的实施准则。有若的这句话就说明了诚信的原则，他说：“信必须符合义，否则承诺也可以不履行。态度恭敬只有符合礼，才能远离耻辱。所亲近之人若能不失其可亲之处，这样的人才值得尊敬。”

这段话中的第一句便是儒家对信的态度，孟子曾说过：“言不必信，为义所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孔子不是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吗？有若这么说是跟孔子唱反调吗？当然不是，有若的意思并不是鼓励人失信，而是说不要将信视为一种死规定，当一种承诺不符合义的时候，就完全可以不去履行诺言。这不仅不是与孔子唱反调，相反他正是从孔子的言行中引申而来。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著名的信士名叫尾生高，以诚信闻名天下。然而就是这样的名声绑架了他，最终又害死了他。相传他与一名女子在桥下约会，后来河水上涨，他不愿失信，最终被淹死了。对于尾生高的这种愚蠢的信，孔子是不赞成的，难道桥上桥下的区别真有这么大吗？当有弟子拿尾生高的事来印证信的时候，孔子就告诫弟子们说：“别人向尾生高借醋，他家没有。可他为了信，却又向别人借了醋然后再借给那人，这不是真正的信。”这就是孔子对信的态度。

事实上孔子就做过失信的事。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他四处碰壁历尽艰辛。一次他们一行人前往卫国，途经蒲邑时，正赶上蒲邑大夫公孙氏背叛卫国。公孙氏知道孔子是个圣人，他不想孔子为卫国所用，最终不利于自己。于是公孙氏便令蒲人围攻孔子一行人，企图杀死他。但是孔子的弟子全都经过孔子的军事训练。其中公良儒、子路等人更是武力出众的勇士，而且孔子本人也力大无穷，箭法过人。蒲人刚一围上来，追随孔子四处受难的弟子们这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纷纷拔出长矛就要与蒲人拼命。他们的气势令蒲人十分害怕。蒲人随即又向孔子提出和解条件，说只要他们不去卫国，蒲人就不为难他们。孔子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蒲人与孔子当场歃血为盟，让孔子对天发誓，孔子都答应了他们。然而当孔子离开蒲地的时候，孔子马上令弟子们掉转车头向卫国方向前进。当时有许多弟子都很不理解，难道答应别人的事，能这样轻易反悔吗？老师平日里不是这么说的，做人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呢？子贡问孔子：“那夫子与蒲人的盟誓怎么办？”孔子说：“这是在他们的要挟下产生的盟约，是不符合道义的，当然可以反悔。”

这就是孔子的诚信观，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孔子不同意条件，蒲人势必不肯善罢。即使他们拦不住孔子一行人，双方一定也会有所死伤，这当然不是心存仁爱的孔子所愿意看到的结果。失信，却能免于杀戮，大仁大智大勇的孔子怎会为此小节所困呢？而有若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智慧点睛虽然信是一种不必拘泥的道德标准，但失信却是有严格条件的，那就是当承诺违背“仁”与“义”的时候，而且这种条件只能偶遇而不可创造。不拘小节绝非失信的借口，毕竟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际和谐的关键条件。人讲诚信绝不仅仅是为信而信，因为信能使人产生恒心，能使人得到他人可贵的信任，这才是信的重要作用。

顽固偏执，修身处世的大害

解释儒家中庸的意思，用人来打比方最恰当。人有上智与下愚之分，所谓上智，便是那种天生品德高尚的人，如孔门弟子中最为孔子器重、尊敬的冉雍、闵子骞等人，而下愚则是那种天生弱智，无论如何都无法使其成才者。然而这两种人都是人群中稀有罕见之人，人群中的大多数便是中庸之人。所谓中庸之道也就是平常之道，既不高深莫测、常人易通，也不流于低俗。也就是说中庸之道是中庸之人所行之道，是世上大多数人所能够奉行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说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品德，算得上至大至广、至平至易的美德了。但是普通人却很少能长久地拥有它。”孔子的话看似很奇怪，既然中庸是一种平常至极的品德，为什么普通人却很难拥有它呢？人世间充满各种诱惑，人心往往又充满各种情感，容易飘忽不定，常常不是亢奋就是消沉，如果真能做到时常拥有一颗平常心，那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旅日华裔围棋大师吴清源自东渡日本后，先后击败了日本所有超一流高手，威震日本棋坛，被日本围棋界誉为“昭和棋圣”。

1965年，日本围棋界进入第四期名人赛决战阶段，吴清源在这次循环赛中遭遇了七连败，这在他37年的旅日生涯中是从未有过的败绩。那一年，吴清源 51岁，而前一年他在东京遇到了车祸，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视力也大幅度下降，健康问题是导致他接连失利的直接原因。

然而也是在那一年的比赛中，吴清源唯一的一个弟子林海峰取得了名人挑战权，并在比赛中以四比二的战绩取代如日中天的坂田荣男成为新一届名人，那年林海峰只有23岁。如此年轻的名人，在日本围棋界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直到今天，这个纪录仍未被打破。

林海峰天资聪颖，技艺超群固然是他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但他在围棋技艺上得到吴清源的不断指点也是他能够取胜的重要因素。就在比赛的第一循环赛上，林海峰遭遇了拥有日本围棋界“十段”头衔的藤泽朋斋。藤泽的杀伤力惊人，吴清源也曾败在他的手上。为了准备对藤泽的这场比赛，林海峰亲自去吴家请教老师。吴清源将藤泽的棋路详细分析给林海峰听，并结合自己失败的经验为林海峰制订了一套战术。比赛中，林海峰就是利用吴清源所制订的战术，中盘战胜藤泽，在当时轰动了日本围棋界。

在对坂田荣男的最后决战时，林海峰虽然准备充分，全力以赴，但是第一局还是以落败告终。此时林海峰的心情非常焦虑和沮丧，因为名人宝座已近在咫尺，但面对坂田这样的十段对手，却又好像远在天边。第一局的失利让林海峰本来就不太强的自信备受打击。因此他在第二局比赛前又到吴清源家里请教，希望老师再给他一些战术上的指导。

吴清源知道林海峰的来意，但这次却没有为他制订任何战术，只是微笑地对他说：“我料到你会来，不过这次对战坂田，我只教你三个字——平常心。”吴清源的话让林海峰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恳请老师再说明白点。吴清源接着说：“你根本不必如此患得患失，你今年刚刚23岁，你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已经是老天对你的厚待了。你有什么可着急的呢？要放松心情，别怕输。只要能从输棋中吸取教训，输棋未必不是好事。同坂田这样的超一流棋手下棋，无论输赢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只看你能否懂得珍惜这次机会，我说的平常心，就是让你不必在意名人的头衔，把心思放在下棋上。”

吴清源的话就像当头一棒，使得林海峰马上清醒。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脑的闪闪灵光。从吴清源家出来，林海峰心情大好，不再烦闷。因为在技艺上，林海峰已达到最高境界，而吴清源的三个字又拨开了他心中的一层迷雾，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次飞跃，也进入了棋艺的最高境界。

吴清源的平常心，便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德”。在世质民淳的中国古代，孔子尚说中庸之德难以为人所常有，到了光怪陆离、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人的心若能够不为各种欲望所困扰，专心致志地学习、做事，要比古人困难得多，所以中庸之德对现代人来说，其意义更加非凡。两端并举，保持平常心

从修身的角度说，运用中庸之道能让人保持一颗淡定从容的平常心，不为极端情绪所困扰。而从为学、处世的角度讲，中庸之道又能使人不被偏执蒙蔽双眼，看不清事情的全貌。现实中，许多人都好走极端，许多时候极端境地又并非故意，而是不知不觉进入的。在中庸思想看来，事物都有两端，只有两端并举，才能了解事情的全貌。但是极端者并不这么看，他们往往将同一事物的另一端看成与自己所处一端水火不容的异端，而忘了他们眼中的异端与自己所处立场实际上是一体同根这一事实。说偏执极端是处世修身的大害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因为极端者采取的态度往往是排斥的、封闭的，这是一种故步自封的处世态度，绝不利于人的进步。

极端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即使是儒家思想也在所难免。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这种学术流派的产生本身就是向极端演变的一个条件。后世孟子在人性的观点上主张人性本善论，而到了荀子时，荀子又大肆批评孟子理论，提出了人性本恶论，他们的这种争执本身就已经是各执一端，违背中庸之道了。荀子以后，他的这一儒家流派更派生出法家人物，向极端更进了一步，反倒将儒家视为“以文乱法”的异端，从而导致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悲剧。

在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充满了质疑精神和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这样的态度才使得孔子成为被弟子们誉为“生民未有”的圣人，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在《论语·子罕》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孔子看待事物的态度：“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的这番话体现出他为人的谦逊，也只有谦逊的人才能将心放空，才能容得下更多的东西，这是孔子另一个高贵的品质。孔子说：“我有知吗？我其实很无知啊，但我为什么能知道呢？比如有一个鄙陋的人来问我，因为一无所知，以至于他自己都说不清他要问什么。我只好就他所疑，从事情的两端反过来问他，直问到穷尽处，我也就知道了。”这就是孔子对待事物的态度，假如面对这样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从事情的两端刨根问底，那么就能得到较全面的答案。

在日本古代有一个名叫永秀的和尚，他酷爱吹笛子，只要有时间就吹个不停。但是他的生活却十分清贫，经常衣食不继。

永秀有个做官的朋友名叫赖清，他也是个向佛之人，经常与永秀一起讲经说道。每次他来到永秀那间一贫如洗的禅房，心里就很难过，总想帮帮他，但又不好意思开口，怕会让永秀难堪。

回到家后，赖清还是放心不下，于是派了个仆人去向永秀转达自己的意思，这样也能让永秀面子上好过点。

仆人对永秀说：“我家大人说了，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千万不要客气，他会尽力帮助您的。”

永秀闻言大喜，马上回话说：“那可太好了，我正有件事需要大人帮忙，一直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请你回去转告大人，我明天就亲自到府上去请求他。”

仆人回来后向赖清转达了永秀的话。这一下，赖清心里却打起了鼓，他不知道永秀这么郑重其事的是要向他提什么要求，如果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怎么办呢？都怪自己多事。

赖清越想越后悔，他满脑子都在想永秀会提什么要求，想一阵，后悔一阵，以至于他整晚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永秀穿着破旧但十分干净的衣服如约前来拜访。赖清不动声色，故作镇静地将永秀请到室内坐下，奉茶。随后，赖清开口问道：“昨日听仆人回话说您想要请我帮个大忙？”

永秀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是呀，说来惭愧，我听说您有一大片竹林，那里的汉竹长得又好又直，是制作笛子的上佳材料。我想请您送我一根竹子，我想用它来做笛子。”

赖清说：“竹子好办，您可以随时去砍伐。只是您说的大事又是什么呢？”

永秀答道：“就是这个大事呀？您能答应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赖清一听，大大地出乎意料，他没想到永秀要他帮的大忙竟然只是一根竹子。他不禁羞愧起来，尴尬地说道：“那么，您生活上的事，需要帮助吗？”

永秀闻言一笑：“朝夕之事，贫僧自能料理，这些就不麻烦大人您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了偏执之害。考虑问题若都像赖清那样先入为主，主观臆测，难免越想越偏，只能离事情的真相越来越远。只有用两端并举的态度面对问题，才能更真实地得到真相，这就儒家中庸之道的最大作用。过犹不及

做事就像射箭一样，靶子就是目的，并不在于能射多远。有时候力气使大了，得到的结果往往与力气不够是一样的，都达不到最终的目的。在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寓言“画蛇添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做事要清楚自己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效果，而不要蛮干。这也是儒家中庸之道在做事方法上的道理。《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是一段孔子与弟子们在音乐课上的对话。子贡名叫端木赐，是孔子早期的弟子。商是卜商，字子夏；师是颛孙师，字子张。他们两人都是孔子晚年时的弟子。

孔子精通六艺，博学多才，他在音乐上的造诣极高，善于从琴音中听出人的心声。这段话中的三个弟子都是孔子的高足，都在孔门七十二贤之内。子贡爱与人比较，这在《论语》中随处可见，这是他的性格弱点，这一点后来也令他抱憾终生。但也正是由于子贡爱比较，读者才从《论语》看到孔子的许多高论。

琴音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心境，子贡认为既然他们弹得都不好，那也能分出个高下吧。使劲使得多的肯定会强一些。但在孔子看来，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对心境来说，亢奋与消沉都难称淡定。

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曾任鲁国大司寇。鲁国当时的国君鲁定公对孔子十分敬重，经常向他请教政事。当鲁定公从孔子那里得知颜回在弟子们当中十分出色后，便十分想见见这位连孔子都十分佩服的君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鲁国著名的驾车能手东野毕要给国君展示驾车技术。由于孔门弟子都是驾车能手，所以鲁定公便请来颜回一起观摩。看到东野毕驾车在场地内东西驰骋，表演出各种高难动作，鲁定公不禁大声喝彩。随后又问颜回说：“先生对东野毕的技术怎么看？”

颜回恭恭敬敬地答道：“他的技术非常高超，不过恐怕他的马会丢失。”

鲁定公听颜回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觉得颜回这个人与他的名声不太相符，认为他是在忌妒东野毕。不禁沉下脸来说道：“原来君子也会污蔑别人啊。”

颜回听罢也没有分辩，行了个礼之后就退了出去。

没想到三天之后，负责放牧的官员忽然来向鲁定公报告说：“东野毕的马走丢了好几匹。”

鲁定公听罢大吃一惊，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连忙令人请颜回进宫问道：“日前先生说东野毕的马会丢失，当时寡人不以为然。先生高见，今天他的马果然走丢了。请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颜回答道：“马有马力，人有人力。无论驾车还是劳民，使他们的力用尽都是大忌。臣观东野毕驾车毫不爱惜马匹，即使马匹已经筋疲力尽，他仍用鞭子责求它们。按照常理，野兽被逼急了，就会拼死反抗。百姓被逼急了就会发生叛乱，马被逼急了就会逃走。臣是从这点上想到的。”

颜回的话令鲁定公大为赞叹，也深受启发。事后，他还不忘在孔子面前赞美颜回。孔子笑着说：“颜回就是这样的人，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用不着这样赞美。”

颜回的这番言论讲的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无论驾车还是用民或者做任何事，最重要的是恰到好处，如果一味地去追求极致，到头来只能适得其反。智慧点睛做事恰到好处看起来的确十分完美，但是又该如何做到呢？儒家的修身与处世、做事其实也是一物之两端，它们本质上是一体的。若想将事情做到恰如其分，首先要放平心态，不骄不躁，淡定从容。只有心正了，做事必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第二章 学习，以有涯伴无涯

学习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个人身心发展的唯一途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道理和知识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只有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和努力探索未知才能够实现自我超越。所以，学习永无止境。

时光可贵，一寸光阴一寸金

时间是一个冰冷的物理概念，是因为人的短暂生命才赋予了它的价值。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从无知到有知、从起步到成功全都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上。所谓“功夫”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段时间。孔子理想远大，也从不浪费一寸光阴，他好学不倦，以至于学琴“三月不知肉味”、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因此也成就了他无比渊博的学识。但即使是如此珍惜时间的孔子，对待所有事物都能用乐观向上的心情去面对的孔子，当他面对流逝的时光，也难免发出唏嘘感叹。

在《论语·子罕》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川流不息的江水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同样流逝的时光。在孔子的这段话中读者能体会到在《论语》中难得一见的悲凉气息，他是在追悔吗？当然不是。在《论语·为政》中还有一段话：“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从少年时代起便开始立志于学，而每过十年，他的人生境界总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他的一生是在不断地进取中度过的。但是既然没有浪费过时间，生性豁达的孔子又在感叹什么呢？孔子一生虽然四处碰壁，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道”，但正是当他面对如流水般的时光时，他才会因身不用、道不行而迟暮伤逝。孔子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的“大同世界”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未实现，他当然深知行道不易。而他希望的也仅仅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开始而已。所以，人生苦短，对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也是一个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他将时间视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他曾经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的产业多么壮观，我得到的遗产多么丰足。时光是我播种的沃土，我是时间的继承者。

有一次，歌德在伏案写作之余，忽然想起好久没和自己的孩子交流了。于是他便放下工作来到孩子的房间。可是孩子并不在家，也许是出去玩耍了。歌德看到孩子的书桌上放着一些书本和笔记，便打开一本笔记随便翻看起来，他想看看孩子一直在读什么样的书。他在孩子的笔记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也不知道是抄录自哪位名人的：“人生总共有两分半钟，一分钟在微笑，一分钟在叹息，只有半分钟在爱，因为在爱的那一分钟里，他死去了。”

读到这儿，歌德不禁皱起了眉头。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足为训。他不想孩子受到这种思想的引导，于是他忍不住拿起笔，在那段话的后面写道：一小时有六十分钟，一天便超过了一千分钟。我的孩子啊，你要懂得，这些时间，足够人类做出多少贡献！

歌德写罢，怀着一丝担忧离开了孩子的房间。至于他的孩子最终有没有接受父亲的教导，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对歌德来说，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浪费过一分一秒，一直到84岁，这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与世长辞。

人生短暂的道理任何人都知道，但是如何对待这短暂的人生，人们的态度却有着巨大的分歧。像歌德的孩子那样，认为正因为人生苦短，才不可亏待了自己，该哭的哭该笑的笑，尽情玩乐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不仅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更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想法。抱有这样想法的大多为年轻人，因为这样的人老了的时候，他得到的往往不是满足而是遗憾。后生可畏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珍惜时间很重要，特别是对前途无限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尤为珍贵。青春一去不回，它绝不能是用来浪费的。古今中外曾涌现出无数后来居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征无不是在年少时便树立远大理想，并实干笃行，最终取得非凡的成就。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曾经说过：“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的这番话是在结束周游列国，回到家乡后所说的。当时孔子年事已高，早期的弟子们也一直在追随他，大道未行的现实让孔子有些伤感。但是回到家乡后，许多非常年轻的学子如曾参、子张、子夏、樊迟等人又纷纷来到孔子门下求学，这让孔子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感到自己的理想后继有人，他是为了鼓励这些年轻人才说出了这番话。

这段话中的“后生”指的便是少年，后生之所以可畏，因为后生有朝气、有闯劲，前程不可知、不可限。而人若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还不明白道理，那时即使再立志向学也不足畏了，因为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1949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乘坐“玛利亚王后”号出门旅行。当他得知自己所欣赏的一位英国作家也在这艘船上时，便让人去邀请他们全家人来参加自己在船舱里举行的一场聚会。

作家有个16岁的儿子，当这个男孩听说他们全家受到丘吉尔的邀请时，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丘吉尔正是他最崇拜的偶像。当男孩穿戴整齐，随家人一起来到丘吉尔的船舱后，发现那里已经到了很多人。丘吉尔一眼就认出了作家，他连忙走过来握住作家的手，与他寒暄问候，并将他带往室内。男孩这时也向前紧走了几步，丘吉尔也注意到了男孩急切的举动，于是拿着雪茄的大手一挥，示意男孩也跟进来。男孩高兴地走到他们面前，但是作家给儿子使了个眼色。男孩知道，父亲在命令自己闭嘴，什么都不要说。

丘吉尔谈起自己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作家就势问道：“现在英国与盟国还存在一些分歧，您打算如何应对呢？”

丘吉尔想了想，然后就像在演讲一样字斟句酌地说道：“你这是在要求我踏上在深渊上架起的一座独木桥。”他说完这句话，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也让男孩自在了一些，男孩居然也忍不住向丘吉尔问道：“丘吉尔先生，如果苏联人把原子弹弄出来，您认为他们会谨慎使用吗？”

作家听到后，连忙向儿子使劲眨了眨眼睛，又摇了摇头。男孩立即意识到，自己不该多言。然而丘吉尔听到这个问题到很高兴，回答道：“嗯，这就要看具体形势了。不是吗？如果苏联有3颗原子弹，西方则可能有100颗。但是反过来呢？你知道，就原子弹而言，这完全是一个……”丘吉尔逐渐加大声音，房间里一片寂静，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他下面的话。

男孩没有看出丘吉尔说话故意顿挫的用意是在等待屋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能集中过来，以为丘吉尔一时想不起来一个准确的词汇来表达想说的意思。男孩很不理解为什么他的父亲和其他人为什么不帮助丘吉尔解脱这种无法表达的窘境。于是男孩鼓足了勇气，轻声地说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一个均衡问题？”

作家吓了一跳，紧张地向前走了几步。而丘吉尔则拿着手中的大雪茄指着男孩说：“对！就是这个词，一点儿没错。‘均衡’这个词非常恰当。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这个词经常被人们遗忘。年轻人，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应该对自己说这个词。”

男孩被丘吉尔说得有点儿懵，不太懂他的意思。可是男孩又看了看父亲，发现父亲没有生自己的气，反而微笑着冲自己点了点头。

这就是年轻人的可贵之处，也是后生可畏之处。年轻人做事没有过多的城府，敢想敢干，不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年轻人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但这个时期也是人心最容易浮躁难安的时期。所以一个人最好在年轻时代就能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个时期最为珍贵，千万不可荒废。时不我与

时光对年轻人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人到中年后就该坐享其成或者自暴自弃。在儒家看来，珍惜时间与修身处世一样，都是“死而后已”，时刻都不能放松。在《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段话：“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段话其实说的是一件事。阳货是当时鲁国上卿季孙氏的家宰，又名阳虎，他为人跋扈强横，在季氏家大权独揽。阳虎当时正在筹划造反，打算杀死季孙斯，争夺鲁国国政。因苦于手下无人，才想去见孔子，劝他出仕，为己所用。孔子当时虽然对季孙氏独擅鲁政和许多僭越的举动不满，但孔子也十分讨厌阳虎的为人，认为他非常无礼，所以几次三番躲着不见他。阳虎见孔子不肯见面，故意送给孔子一头蒸猪。按当时的礼节，大夫送给庶人礼物后，庶人必须亲自登门答拜。一生守礼的孔子当然知道这个礼节，但为了不见阳虎，他故意找了个阳虎不在家的时候，登门回访。没想到在半路上就碰到了阳虎。阳虎由于年纪比孔子大得多，身份也比他高，所以对他说话很不客气。见面后，阳虎就说：“过来，我对你说。你身怀宝贵的道术，却坐视一国之人都迷茫失道，这算是仁吗？恐怕不算。你喜欢做事而又屡次错失良机，这算是智吗？恐怕也不算。你不仁不智也就罢了，可光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岁月可不会等着你呀！”阳虎虽然强横，但的确也有过人之处，几句话说得孔子无言以对，只好回答说：“是！我已经打算去做官了。”

孔子是个笃行者，他的理想绝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行道。阳虎的话全都说到了孔子的心中，非常有道理。但是孔子回答阳虎也只是说将要出仕，而并没有答应阳虎为他而出仕，这也是孔子说话高明的地方。孔子那一年51岁，正是阳虎“岁不我与”这句话打动了孔子。孔子曾经自称：“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那之前，他沉浸于学习与教育活动中，乐在其中，的确也很少去考虑时间的问题。也就是在与阳虎的这一番谈话之后，孔子深感岁月如梭，这才开始他的行道之旅，一直到他73岁身故。

齐白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画大师。最初的时候，他只是一间书画店的学徒，在绘画方面也没有过人的天赋。但就在他开始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凭借勤奋和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即使在成名之后，齐白石也没有得意忘形。相反他更加督促自己，还写下了一张“不教一日闲过”的六字条幅挂在自己的画室中，自己规定每天必须画五幅画。这个习惯，齐白石一直坚持了几十年，从未间断过。

90多岁时，齐白石在国画界已经是有名的老寿星了，他的朋友们早就筹划着在生日那天都去给他祝寿。在齐白石生日的这天早上，老人刚要作画，外面就来了许多祝寿的人。齐白石性格好静，本来不主张大操大办，但是朋友们登门祝寿，又不好扫了大家的兴致。他只好放下画笔，打算送走客人后再开始作画。可是没想到，当他热情地接待完这些朋友之后，门外又不断地有祝寿的人进来。就这样，一天之内，前来祝寿的客人络绎不绝。当他送走最后一批客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么晚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画画了，疲惫不堪的白石老人只好上床休息。

第二天一早，齐白石早早地起床，洗漱一番后，马上进入了画室。

吃早饭时，家人不见齐白石，知道他在画室里还没出来。于是家人去催他说：“早饭做好了，您吃完饭再画吧。”

但是齐白石像没听到一样，继续挥动着手中的画笔。直到他画完五幅画，他这才出去吃早饭。吃完饭，刚放下筷子，齐白石马上又进入了画室。

家人都很不解，问道：“今天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怎么还画呀？”

齐白石老人答道：“昨天太忙，一幅都没有画，我的原则是不教一日闲过，我得把昨天的画补回来。”

对一个功成名就的耄耋老者来说，五幅画看似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但是“功夫”就是这样在日积月累中产生的。不论少年还是老年，时间都是公平的，不会等待任何人。只要时刻抱着“岁不我与”的心态，认真做事，每个人都能做出一番成就！智慧点睛像催人奋进、勉人自强的道理一样，珍惜时间也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有限，而学习是无限的。珍惜时间要从小做起，贯穿一生，它与认真做事是分不开的，只有养成珍惜时间的良好习惯，才能使有限的生命不被虚掷，才能顺利地实现人生价值。

按部就班，捷径并不存在

孔子最注重德育。德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基础，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在高尚的品行基础上，增广见闻，开阔胸襟，提高志趣。如果仅仅是一味着意于典籍文章而不重德行，即使学得再精也是一个废人。《论语·学而》中有段话：“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孔子教诲弟子入门后的第一门功课。弟子们前来求学，往往都惦记着怎样努力学习。但孔子却告诫他们先要存心于品行，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待人友善，做事谨慎而守信，拿出爱心去对待别人，多亲近有德者。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拿出多余的精力学习各种文章、技艺。读书是为明理，不是为了考试考得多好。反观现代中国的教育，考试成绩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往往背负无比沉重的课业负担，不仅没有时间玩耍，更重要的是学生并没有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到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与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的，是一种丢下西瓜捡芝麻的极端做法，最为儒家所摒弃。

唐朝的吕元应曾官拜东都留守，他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下围棋。为了找人下棋，他招纳了一批围棋高手为食客。开始的时候，这些寄人篱下的食客还都很客气，因担心吕元应的面子，不肯拿出真本事与他对弈。吕元应看出了他们的心事后向他们承诺，如果谁能赢自己一盘棋，便可以出入配备车马，如果能赢两盘，便可以把全家接到府中供养。

听说赢棋能有如此丰厚的奖赏，这些食客果然都不再矜持。跃跃欲试，都想找吕元应分出个高下，因此吕元应每到闲暇的时候就会接受食客们的挑战。可是吕元应的棋艺十分了得，这些食客即使绞尽脑汁，也鲜有能胜过他的。

有一天，吕元应正在和一位食客在花园下棋。双方你来我往激战正酣之际，门外一位差人匆匆忙忙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份公文。差人见大人正在下棋，不便打搅，只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等候。但是那盘棋杀得实在是难解难分，一时半会儿很难分出胜负，而那份公文又是个急件。差人不得已只好打断吕元应，将公文递了上去。

吕元应虽嗜棋如命，但他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浑人。当即中断下棋转身去批示公文。那位食客趁吕元应转过身去的一瞬间，袍袖一展，飞快地从棋盘上取走了吕应元的一枚关键棋子。而食客的这个小动作，其实已经被吕元应看在眼里。他批示公文后，不露声色，继续下棋。结果这盘棋食客赢了。

这位出老千的高手，回到自己的屋里，实在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便夸耀道：“我今天赢了吕留守。”食客们一听，无不羡慕。他们都知道吕元应的规矩，纷纷前来向这位食客道喜。这位食客更高兴了，以至于他兴奋得整夜都没睡好觉，满脑子想的全是吕元应会如何提高自己的待遇，想到开心处，禁不住笑出了声。他就这样一直高兴到天亮，果然，一大早吕元应便带着五六个从人拿着礼物前来登门拜访。食客高兴地将他请进屋中坐下。这时其他的食客也都围拢过来看热闹，他们的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忌妒。

只见吕元应坐下后，不紧不慢地向那食客一拱手，说道：“先生大才，吕某佩服。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先生笑纳。只是吕某这里颇为鄙陋，恐怕会埋没了先生的前程，吕某不敢耽误，还请您另寻高就吧！”

围观的食客们，一听全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吕元应怎么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呢？但只有那位出老千的食客心里明白。他满面羞惭，二话不说，转身就去收拾行囊。

此后，吕元应一直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将儿孙们叫到近前，重新提起了这段往事：“当时那个人偷了我的一枚棋子，本来棋盘上的输赢也并不重要，我也没太在意，并准备履行诺言。但是我后来一想，棋品如人品，以小能见大。棋品不好的人，其人品一定也很卑劣，不可深交。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闭门造车，最终还得进入社会与人交往。品德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做人无德，不论他的学业多么辉煌，技艺多么精湛，也必将被人视为下流。所以做事必须按部就班，做人首先要做的就是磨炼品德。德行与学问并举

儒家重学问，更重德操，学以成德，学问与德行是密不可分的。在德行方面，有的人是拥有极高天赋的，如孔子的弟子闵子骞、三国时大贤孔融等不胜枚举。但是即使拥有再高的天赋，如果不注重学习，那么这个人也终无大用。《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有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是孔子弟子卜商，他才气过人，在孔门弟子中属于重视理论研究的一派，并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在孔子思想的继承上，子夏最为全面。孔子死后，子夏开宗立派，影响深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子夏的这段话与前一篇文中孔子的话在《论语》中首尾相连。子夏所阐述的也是德行的重要性。大意是说，一个志趣高雅、品行端庄的人，即使是尚未经学问，在我看来，他已经很有学问了。子夏这段话的重点同样是说明品德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但话中的语气轻重之间也容易令人产生歧义，容易将德行与学问一分为二，以德废学。而将上一段孔子的话放在了前面，更能完整地展现德、学为一，以德为重的儒家思想。

唐朝著名的鉴真大师，年轻时就喜欢研究佛学，而且心得颇高。为了进一步深造，他毅然削发出家，当了和尚。

剃度的时候，师父对鉴真说：“你向佛的决心我已经了解了，但是如果要当和尚，还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那就是凡事要听我的安排。”

鉴真恭敬地答道：“一切全听师父教诲。”

可进入寺院后，鉴真并未能如愿追随师父专注于佛学研究。师父给他安排了一个差事，让他每天出门去化缘。这种辛苦的行脚僧，一般和尚都不愿意去做。但鉴真既然答应了师父，也只好托着钵盂开始每天四处化缘的生活。

鉴真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做了一年化缘僧，但是师父那边好像并没有给他换差事的意思，鉴真心里不禁开始不满起来。有一天，太阳都已经老高了，鉴真还在禅房里睡大觉，不肯起床。师父听说后，非常生气，亲自去禅房里责问他：“鉴真！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不出去化缘？”

鉴真见师父来了，从床上爬起来，指了指床下的一堆僧鞋。

师父问道：“你指鞋干什么？难道想让它们替你去化缘吗？”

鉴真抱怨道：“别人三年穿不坏一双鞋，您看我一年之内就走坏了这么多鞋。”

师父明白了鉴真的意思，笑了一下，说道：“好吧，你跟我来。”

鉴真随师父来到寺院门外的一处土坡前，由于昨夜刚下完一场雨，路上很是泥泞。

师父指着土坡说：“昨天你是从那里回来的吧？你去找找你昨天留下的脚印。”

鉴真看了一眼，说道：“昨天这里还没有下雨，怎么会有脚印呢。”

师父笑了笑，拉着鉴真一直走到了坡上，然后回过头来说：“你现在看看，咱们留没留下脚印？”

鉴真看着他们师徒刚刚在泥地里留下的两行脚印，心里很不解，问道：“师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师父反问他说：“你是想当一个每天撞钟混饭吃的和尚，还是想当一个弘扬佛法的高僧呢？”

鉴真鉴定地说：“当然是高僧。”

师父拍了拍鉴真的肩膀，说道：“要想当高僧，哪有那么容易？就像这里的地一样，碌碌无为的人，往往都不会经历什么风雨，在一块又干又硬的地上，到头来什么也不会留下。”

这则小故事中，鉴真的师父用一个巧妙的比喻，点化了鉴真那颗迷茫的向佛之心。他虽然是一个对佛学颇有灵性的人，想进入寺庙深造，开阔自己的眼界。但学佛并非意味着一定闭门造车，践行，就是最好的学习。相信这一点正是鉴真和尚学到的最大感悟，最终才成就了他不畏艰险，六次东渡日本的壮举，成为日本律宗开山祖师。这也是子夏所谓“虽未有学，吾必谓之学矣”的真正含义。欲速则不达

德行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而求学之路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学海无涯，人们往往越是学得深便越觉得学问之路高不可攀，越觉得自己懂得少，因此产生速成的心态也很正常。然而速成的机会的确也有，但那些所谓的速成绝非大成，对那些有志于攀登学问之路的人来说，抓住这种机会只能有害无益。《论语·子路》：“子夏为莒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段话体现了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庸思想，子夏被任命为莒邑邑宰后，来向孔子请教政事，而孔子的话虽然是指政事而言，但这道理也完全能够用在为人为学上，可见儒家的做人、做事本为一体。不论为学还是做事，最讲究的是按部就班，井然有序。若想揠苗助长，便会因速而失序，一定不会达到目的。若想克制自己欲速成的心态，必须将眼光放长远，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步步为营。若只能看见小利，往往会被那些小利一步步引入歧途，终将难成大事。

做任何事都需要耐心，这一点对谈判来说尤为重要。亚洲人在谈判方面有着过人的才干，应该说这与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在东亚的浸润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日本的一家航空公司与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就购买飞机一事进行谈判。法国方面对这笔交易非常重视，为了能尽快达成交易，他们事先准备了大量的资料。谈判一开始，法方代表便开始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讲解，急于求成的法方代表，并没有跟日方代表进行充分的沟通，只是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们产品的优点所在，以至于把在场的翻译人员都累得满头大汗。而日本人则一言不发，认真聆听，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法方代表介绍完之后，迫不及待地询问日方：“你们觉得这款飞机怎么样？”

日方代表不紧不慢地答道：“我们还不太明白，您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听到这话，法方代表默然无语。这篇产品介绍是他准备了好久的心血之作，可竟被日本人评价为“不明白”。于是他焦急地问道：“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哪里不明白？”

日方代表微笑着说：“不明白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不明白。”

日方代表的话意味着法方代表的努力前功尽弃，法方代表彻底崩溃了，只好沮丧地问道：“那，现在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做呢？”“您可不可以把所有的资料再重新解释一下呢？”

法方代表无奈，只好又从头讲起。其实这正是日本人的策略。他们以“不明白”为借口，在心理上完全压制住了法国人，占据了谈判的主动地位。就这样几轮谈判下来，日本人以拖延战术，将法方代表弄得疲惫不堪，为了不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还主动降低了产品的价格。就这样，日本人以最低的价格买走了飞机。

从这件事上看得出，不论是做什么事，冷静与耐心是达成目标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法国人就是因急于求成，才被日本人看破并抓住了弱点，致使谈判时完全处于下风。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典型例子。

所以不论学习还是做事，只有放松心情，克制住急躁的成功欲望，才能将目光放得长远，才能看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至于因小失大，使过去的努力毁于一旦。智慧点睛学习与做事一样，设定目标与实现目标完全是两个概念。永远不可能有空中楼阁，做事必须先从打好基础做起，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向目标前进，最终才能达成目标。品德是做一切事情的重要基础，如果不树立良好的品德，在那上面所修建任何建筑都将是歪的。而对学习来说，树立品德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并无捷径可循，如果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去学习，终将一无所成。

远离迷信，神秘莫测的东西有害无益

关于鬼神的问题，孔子的弟子们经常会问到，比如子路和子贡都曾经问过孔子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的原则是一贯的，就是努力做好人事。孔子本质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读者又经常能在儒家典籍中看到孔子认真祭祀的记载。其实孔子敬神的目的并不是祈求鬼神能降下祸福，而是通过对死者神灵的“敬”引导人们对生者的“孝”，他心目中所谓的鬼神实际上是为人服务的。《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是孔子晚年时的弟子，名叫樊须。他出身贫寒，为人朴实直率，是孔门弟子中十分出色的一位。樊迟询问孔子如何才能称为一个智者，孔子教诲他说：“专心致力于民事所宜，对鬼神心怀崇敬但远离它们，就算是一个智者了。”樊迟又问如何称为仁者，孔子又说：“困难的事做在人前，获报的时候退居人后，可算是仁者了。”孔子因材施教，从他用民事回答樊迟所问就能看得出，当时樊迟一定是即将出仕上任，而他这个人也许还有些迷信鬼神，所以孔子才用这番话告诫他。《左传》：“民，神之主。”孔子所谓的敬鬼神，其实就是敬人，如果能真正发自内心地敬人，自然也就会把精力放在民事上，自然也就会远鬼神了。而一味地去祈求鬼神，在孔子看来，绝非智者所为。在做事上，则应迎难而上，不计回报，这也是儒家进取自强的仁者胸怀。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出身寒微。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情高傲，但非常贫穷的科西嘉贵族。拿破仑在10岁的时候，受生活所迫，不得不只身前往法国巴黎，进入布里恩那军事学校学习。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里包吃包住，还不收学费。

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大多数孩子也多为贵族子弟，但他们的家境比拿破仑要好得多。拿破仑在这所学校里无疑是个异类，那些纨绔子弟，怎么会看得上这位破衣烂衫又操着一口科西嘉方言的“乡巴佬”呢？嘲笑和讥讽随之而来，一些孩子只要有机会就会对拿破仑吐舌头、做鬼脸，还骂他是“科西嘉的臭乡巴佬”。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10岁的拿破仑简直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了。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再忍受这些外地孩子的欺负，也不想再向他们解释我如此贫困的原因了。他们比我强的地方只是有钱，至于高尚的思想，他们远不如我。我怎么能在这些有钱而傲慢的人面前永远谦卑呢？我要退学，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父亲很快就给他寄来了回信，信很简短，但态度坚定：“你必须在那里上学，因为我们很穷，退学绝对不行。即使你能退学，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出身。与其一辈子被人嘲笑，不如现在就开始面对这些。”

父亲的信让拿破仑非常失望，但他的确不想再继续忍受每天的侮辱了。他想，如果不想办法改变现状，那就会永远被人笑话下去。现在没有人能帮助自己，自己必须要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反击，但是该如何对付他们呢？

对方有那么多人，自己则孤身一人。为了对付他们，拿破仑苦思对策。他想了好几天，终于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只要制伏这些人里最有威信的那个，其他孩子一定都不会再招惹自己了。

在那帮纨绔子弟中，有一个小贵族最趾高气扬。有一天，他们几个又纠结在一起来欺负拿破仑。拿破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这次他没有再忍气吞声，上前就扯住那小贵族的衣服，照着他的肚子狠狠地给了一拳。那孩子“哎哟”叫了一声后，捂着肚子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别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拿破仑如此暴怒过，他们都被震住了。只见拿破仑余怒未消，攥着拳头，又向他们冲了过来，嘴里还大叫道：“你们谁还上？”那些孩子都是来欺负人的，谁也没想过要跟他打一架。拿破仑这么一喊，他们全都吓得四散而去，连他们的小首领都顾不上了。

打那之后，拿破仑一下子成了这所学校里的“硬茬子”，学生们谁也不敢再小瞧这个“科西嘉的乡巴佬”了。

人生在世，前途难料，无助的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某些神秘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这样的想法虽然是人之常情，却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不知道前途将会遇到什么坎坷遭遇，但面对任何遭遇的对策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强者才能笑傲人生，远离迷信，相信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未来。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段话是弟子所记的孔子平日的言行。怪指的是怪异之事，力指的是超常的力气，乱指的是悖乱人伦之事，神指的是神秘莫测之事。这些事都是常人最爱谈论的，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新闻中常常见到这些事。即使是儒家，即使是经典，读者也能常常见到为了神话孔子而记载他的一些神迹，比如说孔子的视力能看清数千里外的东西，孔子的博学能辨认许多罕见的怪物等。其实这些都是儒家的糟粕，也是违背孔子的思想的。

在孔子看来，这些东西即使确有其事，也不值一提。因为它们或神秘莫测，或无据可循，或难以模仿，或丑恶异常，沉迷于此只能令人心生惑乱，误入迷途。而人们身边发生更多的则是平常的，可以学习得到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终生都难以学全，怎么可以将过多的精力放在那些东西上呢？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孔子积极务实的人生态度。人类面对的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是说他对未知世界采取的是一种封闭拒绝的态度。相反，孔子对未知充满了渴望。他一生求学，曾向无数人请教过问题，据记载，甚至连一个刚刚7岁名叫项橐的小孩子都当过他的老师。孔子所反对的，是关注那种毫无根据的，无法用常理来测度的事物。必须说，孔子对待世界的态度是非常科学的，即使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大多数人依旧没有达到孔子的这种境界。

艾萨克·牛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科学家。他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643年1月4日，牛顿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乡村。5岁起，牛顿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幼年的牛顿是一个资质平平、成绩一般的孩子，但是他酷爱读书，尤其对一些机械模型特别感兴趣。正是这种对世界的强烈好奇，使牛顿走上了科学之路。12岁时，牛顿违背母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的愿望，进入格兰瑟姆中学读书。他在中学时代，阅读了大量的科学书籍，也接触到了化学、几何学等新的知识，这让少年牛顿更加沉醉于知识的海洋，乐此不疲。

由于生活所迫，母亲最终还是逼迫牛顿辍学回家务农，养家糊口。在家务农这段时间，牛顿也从没放弃过读书，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聚精会神地阅读和钻研问题。牛顿的好学，打动了他的舅舅，舅舅极力劝说牛顿的父母让他回到学校。1661年，18岁的牛顿进入了剑桥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他不仅更加如饥似渴地吸收科学知识，还创立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数学理论，也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微积分学。

大学毕业后，牛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研究光学，发现了光谱；研究力学，开创了伟大的牛顿力学，总结出了物体运动的三大基本定律，为后世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深受世人敬仰。面对各种赞美，牛顿谦虚地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的确，早年的牛顿，是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所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完全来自于他科学的钻研态度。但就是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伟大科学家，到了晚年的时候竟然开始醉心于巫术一样的炼金术和神学，开始笃信上帝。他声称，他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在遇到难以解释的科学难题时他甚至提出了荒诞的“神的第一推动力”理论。也就是从那时起，牛顿再也没有取得任何科学成就，直至1727年3月31日，这位足以代表人类荣耀的伟大科学家与世长辞。

牛顿晚年沉迷于神学，以至于使他的科学探索之路停滞不前。他的经历足以警醒世人，如果人的心灵为那些神秘事物所侵袭，无论他曾经是一位多么勇猛的人生斗士，也终将成为一介庸夫。求神不如求己

在《论语·述而》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这段记载所讲述的是孔子晚年结束周游列国之旅，在回乡的途中发生的一件事。就在故乡鲁国已经在望的时候，孔子忽然生了一场大病，病情十分危险，弟子们十分焦急，甚至开始为孔子准备后事。弟子子路名叫仲由，他与孔子年龄相仿，是追随孔子时间最久的弟子之一。子路信神，他请求孔子允许他向神祇祷告，希望孔子能得到神灵的降福，让病赶快好起来。孔子一生不信鬼神，虽然生病祷告是当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会去做的一件寻常事，但孔子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祈祷过。他虽然经常参加祭祀活动，但孔子心中的神灵一直是人，所谓的祭祀也是人事的一种。这次子路竟然要求为他祈祷，他能够理解子路的迫切之情，不好直接拒绝弟子的好意，只是委婉地反问子路道：“祷告能治病，有这回事吗？”子路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有，祭祀时的诔辞里不是常说‘在上下神祇面前为你祷告’吗？”孔子说：“我的祷告已经很久了。”

孔子的意思是，自己一生行止端庄，合于神明。他自己日常的言行就如同向神明祷告求福一样了。如果向神明祈祷有用，以自己一贯的言行，实在也没什么可祈祷的。从这件事上，读者便可以看到孔子是如何践行“敬鬼神而远之”的了。孔子每遇大事都极少言及鬼神，他常言天，常言命，强调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户普通人家。他只读过几年私塾，14岁的时候就被家里人送去当兵，20岁时，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

刚到北京的时候，他一心想进入大学读书。他先来到北京大学，招生的人看到他的自我介绍后，认为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没有报名的资格，把他的报名费都退了回来。沈从文又去报考燕京大学，结果还是以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一连碰了几次壁以后，沈从文最终放弃了上大学的打算，决定开始以写作打开自己的天下，“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到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在这段时间，他有幸结识了郁达夫、徐志摩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个工作让沈从文如鱼得水，他除了工作以外，所有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了读书上。他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加上营养跟不上，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有一次他晚上在图书馆彻夜读书，看着看着，鼻子里忽然血流如注，怎么也止不住。最后晕倒了，第二天才被人发现。可是他醒来后，又一头钻进书堆中，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那段日子，沈从文住在湖南会馆西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阴冷潮湿，到处都是发霉的味道。一到夏天，屋子里不仅热得要死，还有无数的蚊子。而到了冬天，房间里滴水成冰，寒冷彻骨。他没钱买煤，不能生火。每到大雪天的时候，这个瘦弱的年轻人便会把所有的衣服裹在身上，用棉被盖着大腿，哆哆嗦嗦地在屋里写作。那一年冬天，他差点儿被冻死。但是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他挺过来了。

就这样过了两年，沈从文终于因写作而一举成名。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了37岁的时候，北京大学特别聘请他为教授。当他再次踏进北京大学校门的时候，有知道他经历的人都不禁由衷感叹，这个当初因为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北大拒之门外的人，如今竟然当上了北大教授。

沈从文的故事非常曲折传奇，而且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命运”二字。一个人的成功的确是许多因素叠加的产物，而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努力。不尽人事者，不可听天命。这与孔子尽人事、不祷鬼神是同样的道理。智慧点睛孔子从未明言鬼神的有无，也从未斥责过向神明祈祷的不是。但是从《论语》所记述的孔子言行看，孔子是有意避开这些神秘莫测之物的。因为它们对人的积极作用有限，且容易使人迷惑。对一个抱着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来说，还是远离迷信为好。

注重仪表，雍容气度是自重的表现

关于仪表，儒家讲究的是庄重，即所谓的凛然正气。但是这股凛然正气应是发自内心，由内而外的，既不是嚣张的骄气，也不是凌人的盛气。相反，这种气质应该也是一种使人愿意亲近的和气。《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段话中所谓的三变，是在旁人看来君子气质上的变化，这是一种君子对内心自敬自重的表现。君子内心浑然仁德，守礼不阿，远远看上去必然会使人感到一股俨然庄重之气；君子以仁爱为本，与人接洽时自然也会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所以在接近君子的时候又会感到他的温柔可亲；心存大义，言发于心，所以君子说话毫不含糊，听起来又是那样严厉。这种表面上的变化，其实正说明了君子内心的不变。

注重仪表，是儒家修身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是发乎内心，绝非做做样子。能做到子夏所说的这“三变”也绝非朝夕之功。子夏进入孔门后，在外表上就经历了很多次变化。他本来很胖，在最初修身养性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内心的纠结而使得整个人都瘦了下去，后来他终于战胜了自我，慢慢又恢复了身材。身材虽然恢复，但气质已经脱胎换骨。到了晚年的时候，子夏双目失明，意志消沉。曾子去看望他的时候，便是从他的表现，看出了他的颓废，而后对他大加斥责。子夏当即下拜谢罪，重新又振作了起来。因此可以说，从容的气度也是自强的一种体现。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是一个豁达开朗的人，他的处世哲学是以儒做事，以佛修身。这一点从他的诗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中就能看得出来。他平时很喜欢参禅，因此跟禅师佛印交往很深。

苏东坡生性诙谐，又争强好胜，他每次见到佛印禅师的时候都要与他互斗禅机，希望在口角上胜过对方。可他每每落败，因此心中非常不甘，总想找个机会打败佛印禅师。

一次，苏东坡又来找佛印一起坐禅。这次他的心境特别平和，打坐的过程中也觉得六根清净，心舒意泰。打坐完毕，苏东坡自己很满意，忍不住问佛印说：“请教老师，你看我这次的坐相可还好？”

佛印看了他一眼后说道：“看上去严肃端庄，就好像如来本尊在座一般。”听到这话，苏东坡高兴极了。佛印紧接着随口又问了一句：“在学士眼中，贫僧的坐相又如何呢？”苏东坡正在得意之际，看了一眼佛印。只见眼前这个又黑又胖的和尚身穿一件褐色僧衣坐在蒲团上，不禁玩心大起。正色道：“依我看，老师的坐相像一堆牛粪。”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佛印听他这么说，既没吃惊也没发怒，只是轻轻一笑，随后又闭上眼睛入定了。

见佛印没有反驳，苏东坡觉得他这次一定是理屈词穷了，于是更加得意。自以为占了上风的苏东坡逢人便说，当他回到家里把这件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妹妹苏小妹听后，深谙禅机的苏小妹却皱起了眉头，摇着头对苏东坡说：“哥，你怎么能这样得意呢？这次又是你输了。”

苏东坡吃惊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小妹说：“佛家最讲心境，佛印禅师看你像如来，说明他的心里有如来。你看他像牛粪，正说明你的心里装的是牛粪啊。”一听此言，苏东坡恍然大悟。不禁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这件事之后，苏东坡对佛印更加心悦诚服了。

佛家与儒家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修心这一点来说却是相通的。相由心生，所谓的相也就是气度、器宇，若想拥有一派浩然之气，重要的还是在于修心。品德的外在表现

在《论语·述而》中有一段描写孔子气度的话：“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说的是孔子看上去温柔和顺而又严厉，极有威严而又不刚烈，恭敬有礼而又安泰。可以想见，一个德行多高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度。这是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又是一种和善可亲的感觉。常人能做到温文，而很难威严，威严了又总会显得刚猛，过于恭敬也总会给人一种局促不安的印象。但孔子竟能把这些可贵的气质糅合到一处，可见，孔子所修养的中和之德在他的气貌之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荀子曾经记载过孔子的相貌，说他眼睛大大的，嘴唇厚厚的，头发和胡须也很蓬乱。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也就是说他身高将近两米。如此奇特的相貌远称不上好看。但孔子身上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吸引，都会油然而生亲近敬畏之心。这就是修德的作用，有志于学的人，就该内外兼修，从外在的气质容貌上，体现出自身的心德。

河南正阳县有一处古墓，墓碑上的几个字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真迹：“汉黄叔度墓。”能被如此大家亲自题写墓碑，想必这位黄叔度一定不是等闲之辈，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黄叔度只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平民百姓，他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声誉，就是因为他的德行与气度。

黄叔度名叫黄宪，叔度是他的字。他出身微贱，父亲是一位兽医。但黄宪自幼好学，饱读诗书而且品行端庄，是个远近闻名的谦谦君子。他相貌并不出众，但极有容仪，见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风采所折服。就连当时朝廷中位列三公的周藩，与他相处后都承认自己的学识和人品远不如黄宪，将他比作圣贤。

当时朝廷里外戚专权，官府虽然不断征召黄宪去洛阳为官，但都被黄宪拒绝了。黄宪的高行被当时的文人学子视为楷模。有一次，汉末时“天下名士”荀淑，途经正阳时，在旅店中偶遇时年只有14岁的黄宪。他惊讶于这位少年的雍容气度，主动上前攀谈。没想到他这一谈，便难以自拔，两人一直聊了一天，最后荀淑才依依不舍地与黄宪告别，临走还不忘赞美黄宪说：“阁下真是我之师表。”荀淑随后来到朋友袁阆家，还没来得及寒暄，荀淑就直接问袁阆道：“阁下乡里有一位在世颜回，难道你不知道吗？”袁阆闻言笑道：“你一定是见到我们的叔度了。”一个小孩子能被一位名扬四海的大人物如此仰慕，可见黄宪的人格魅力多么不同寻常。

与黄宪同郡的另一位名士戴良也是才高八斗，他这个人目空一切，常常自比孔子和大禹。但是每当他见到黄宪的时候，都会毕恭毕敬，端正容貌，不敢露出半点儿狂傲之态。离开黄宪回家时，他往往又会神不守舍，怅然若失。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妈妈都会说：“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牛医的儿子了？”这样一个狂生竟然能如此佩服黄宪的为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又何以至此。

当时太原郡名士郭泰，年少时也曾在汝南郡游历，他先去拜访了袁阆，没有过宿便告辞了。之后他又去拜访了黄宪，一直与黄宪待了好几天才回来。后来有人问郭泰在汝南的游历感受，郭泰说：“袁奉高的才气和胸怀，就像氿泉与滥泉，虽清澈但容易取尽。而黄叔度则汪汪似千顷波涛，澄净也不会使他变得更清澈，搅动也不会使他变浑浊，真是不可测度啊！”这就是成语“叔度汪汪”的典故。

一个人的气度与胸怀绝不是能装得出来的，这是一个人内心品德的自然流露，同理，注重自己外在的举止气貌，同样也能提高内在的品德修养。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也能用高尚的品格去影响和感召更多的人。容貌与心地

看人的容貌气色，也是儒家识人之术的重要一环。关于识人之术，后面还有专门内容介绍，这里只是说明人的容貌与心地的关系。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能从人的容貌上判断出此人的心地，这里讲的容貌并非指长相，长相是天生的，而容貌却是一种气质的表现。《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这段话中子张并非是问该如何做一个善人，而是问心地善良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孔子意思是说，心地善良的人，行事本着天性，并非别人教导的结果，而也正是没有学习过前人的成法，未经学问，虽然能善，也不能登堂入室，懂得更深的道理。因此善人虽拥有美好的本质，还必须学习才能更进一步。至于心地善良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言论朴实的人？行为端庄的人？容貌庄重的人？这些也许都算是吧。

孔子在给出答案的时候所用的全都是疑问的语气，这正说明了儒家的质疑精神。容貌端庄者虽不一定是心地善良者，但心地善良者必然容仪端正。在识人上，孔子非常看重人的器宇。弟子澹台灭明就拥有超凡脱俗的气度，但容貌丑陋，孔子颇为嫌弃，即使澹台灭明的品行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属于出类拔萃者，但他并没有达到孔子从他的容貌上而产生的期许，以至于孔子发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韩愈生性耿直，因此他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十分坎坷。

有一次，韩愈因在上朝时说话太直，得罪了皇帝。皇帝一怒之下，将他贬官发配，让他到偏远的潮州当了一名小官。韩愈经过千山万水，终于来到潮州上任。到了任上，他每天出巡，体察民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韩愈在巡游时，见到大街上人来人往很热闹，便也想下来走走。于是他从轿子里出来，让抬轿的差人跟在后面。就在这时，他在人群中见到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的长相简直是丑极了，特别是他那两颗大门牙，露在嘴唇外面，看起来特别讨厌。韩愈这次就是因为极力劝说皇帝不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迎什么佛骨舍利，才被贬官至此。本来就对佛教有成见的他，又见到这个丑和尚，韩愈更加恼怒。他心想，这和尚长得这么丑，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找碴儿治治他，把他那两颗大门牙敲下来。

那个和尚似乎也感觉到韩愈那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从人群中看了韩愈一眼，随后低下头，小声念着佛号，转身走了。韩愈逛街的好心情都被这和尚弄得一扫而光，他重新坐回轿子里，吩咐差人按照原来的路线巡视一圈后就打道回府。当韩愈刚刚回到衙门里，把门的差人就来禀报说：“刚才外面来了一个和尚，他让小人将这个转交给大人。”说罢，门子递上来一个红包。韩愈接过红包打开一看，里面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而是两颗硕大无比的门牙。见到这对门牙，韩愈忽然想起刚才街上见到的那个丑和尚，心里一惊，想道：“我是想把他的大门牙敲下来，可是我并没有说出口啊，那和尚是怎么知道的呢？”

韩愈意识到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于是马上令人去找那和尚来。差人刚出衙门，没想到和尚就在不远处等着呢。他们把和尚带回衙门，韩愈一看，那和尚的两颗大门牙果然不见了。询问之下，他才知道，原来这和尚果然不是普通人。他是潮州灵山寺里有名的高僧，大颠法师。大颠法师博学多才，远近闻名，韩愈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这个事情令韩愈非常惭愧，他连连向大颠法师道歉，说自己不该以貌取人。大颠法师也毫不介意。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经常来往，议论诗文。后来潮州人为了纪念他们两人的友谊，还在潮州修建了一座庵，并取名为“叩齿庵”。

长相丑的人不一定是坏人，而长得漂亮的也不一定是好人。看人的相貌，是识人的要点，但是一定切忌只看人的长相，重要的是看人眉宇间是否有端庄的正气。这也是儒家注重外在修养的重要体现。智慧点睛儒家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为学者所应重视的。内心的平和能使人拥有洒脱的气质；内心的仁爱能使人表现出温和的态度；心存大义能使人表现出果敢和正直；守礼于心则能令人表现出恭敬和从容。

多才多艺，培养广泛的爱好

对于向学者，特别是年轻人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当面对一片未知的领域，通过学习，慢慢有所了解，再从了解慢慢变得精通，这种充满成就感的喜悦是多么令人向往！只是，学习的过程往往有些枯燥。如何才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快乐呢？在《论语》中，读者就能找到答案。《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就是孔子教诲弟子们进德修业的方法。孔子15岁有志于学，30多岁开馆授徒，这番话，也是他自己的学习心得。首先，学习是主动的。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人，只能通过学习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学习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所以乐学必先立志。理想只是一个目标，只是一个向往，无法依据，而品德则是任何学问的基础，所以立志之后，必须以德为据。这就像行军打仗一般，必先安营扎寨，创立据点，守住品格的底线。在学问之路上若想多有进益，必然要与人交流，而仁爱之心正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可以凭借的。

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后，主动学习的基础便已打好，孔子所说的最后一步便是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游于艺”，所谓的“艺”指的是技艺。与著名格言“学海无涯苦作舟”不同的是，孔子不赞成弟子们苦哈哈地去学习，对于学习，他用的是“游”字，游是游泳，是游戏。在孔子看来，人之于艺，就像鱼之在水，只有忘了它是水，不知道它是水，才会有游泳自如之乐。而培养更多的爱好，就如同在自己面前打开更广阔的空间，游泳之乐将会倍增。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他的画作技艺精湛，生动感人，令人过目难忘。然而达·芬奇除了精湛的绘画技艺之外，他同时还是一位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他简直是一位天才，到底他为什么能如此博学多才呢？

1452年4月15日，达·芬奇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从小便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任何事情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达·芬奇尤其喜爱绘画，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常为邻居们画画，大家都称他为“绘画神童”。必须说，在绘画方面，达·芬奇有着过人的天赋。

达·芬奇的绘画天赋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为了让儿子的天分不被埋没，14岁时，达·芬奇的父亲将他送到佛罗伦萨的艺术家韦罗基奥那里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

在佛罗伦萨学习的这段时间，达·芬奇结识了很多艺术家和科学家，这大大地开阔了达·芬奇的眼界。到了20岁的时候，达·芬奇已经拥有了非常高的艺术造诣。

但是达·芬奇并不满足于此，他对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都十分着迷。有一次，他在山中迷了路，走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我的心中同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好奇，害怕那漆黑的洞中会突然钻出什么东西，同时又特别想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有没有什么怪异的东西。”达·芬奇的一生就是在这两种情绪的交织中度过的：既对神秘的未知世界感到恐慌，又想揭开未知世界的秘密，将其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来。

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达·芬奇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天文学方面，比哥白尼更早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在物理方面，他提出了液压的连通器原理，甚至还预言了原子弹爆炸的场面；在医学领域，他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被后世奉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他痴迷于机械，曾经设计出许多巧夺天工的机器，甚至还画出了在他身后几百年才会出现的大炮、坦克、潜水艇、飞机、直升机、汽车等在当时看来非常科幻的图纸。

正因为达·芬奇对各个领域的广泛爱好，才使得他能将自己所掌握的光学、数学、地质学、医学、机械学等知识运用到绘画中，更加促进了他的绘画技艺，使他取得了无人可及的绘画成就。

达·芬奇固然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但是天才也同样离不开勤奋与钻研，特别是他对各个领域的广泛爱好更加值得称道，正是因为他对各个领域的精通，才最终成就了他在绘画领域无可撼动的大师地位。应该说，达·芬奇就是孔子所说“游于艺”的杰出人物。触类旁通

培养广泛的爱好绝非不务正业的举动，相反，许多时候主业之外的爱好恰恰更能有助于主业的发展。《论语·述而》中有一段话：“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段话的背景是，鲁国强臣季孙意如赶走了鲁昭公，鲁昭公流亡到齐国。孔子因愤恨季孙意如的不臣之举，也毅然离开家乡去齐国追随鲁昭公，那时孔子才36岁。当孔子来到齐国城门外时，看见一个小孩子在路边与他们同向而行，只见那孩子手里捧着一只壶，目不斜视，容貌端庄，走得也四平八稳。见这孩子如此神态，孔子大惊，善于辨貌的他，知道这孩子如此心正，此去一定有异。于是便令驾车的弟子快马加鞭，速速进城。果然他们一到城里，便听到乐声响起，这就是齐国的韶乐。孔子听得如痴如醉，之后更是找到齐国的乐师，向他学习演奏。孔子沉浸在韶乐优美的旋律中整整三个月，废寝忘食，以至于都忘记了肉的味道。他赞美韶乐说：“我想不到音乐之美竟然能到如此境界。”《论语》中的这段记载，曾引起过后世的诸多不解，有人认为圣人的心不该如此受外物所累，以至于废寝忘食而不知肉味。

其实孔子雅好音乐不假，但是令他能如此投入的却并非音乐本身，而是音乐的内容。韶乐是一首自上古流传下来的乐曲，本是舜帝时所作的宫廷祭祀音乐。因舜帝的后人陈敬仲在齐桓公时流亡到齐国，他才把这首曲子也带到了齐国。据史书记载，韶乐是为了赞美舜帝的盛德而作，曲调优美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孔子所迷恋的，正是乐曲中所赞美的那种如天所覆，如地所载，至大至广的品德。这种音乐里的至德使得孔子足足体会了三个月之久。后来孔子身上所具备的那种中和之德，应该深受这首音乐的影响，应该说这首曲子，正是在典籍文章之外为孔子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

在《论语·述而》中还有一段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是孔子的另一“游于艺”之事。孔子年轻时曾做过鲁国的乘田吏，专门负责打猎等差事，因此也养成了渔猎的爱好。渔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属于习武类，有军事意义，孔子对于此道非常精通。但是即使是这种开心解闷的业余爱好，孔子也是用仁义之心对待的，他钓鱼从不用大索横江的钓法，射猎也从不射那些归巢的宿鸟。本是一种娱乐，不在于得或不得，可见孔子对于品德的修养，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颜真卿是唐代的著名书法家，他的楷书是唐楷的杰出代表，后人习练颜体的大家不胜枚举。

颜真卿年轻时就迷恋书法，为了学习到书法的精髓，他先是向褚遂良学习，后来又拜到了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张旭的门下学习书法。张旭精通各体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称为“草圣”了。颜真卿很希望能在这位大师的指点下，尽快掌握书写的诀窍，从而使自己的书法造诣更上一层楼。

可是拜师之后，张旭一直没有透露给颜真卿半点儿秘诀，只是向他推荐了一些过去的名家字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些名家写字的特点后就让他临摹。其他时候，张旭则带着颜真卿四处游荡，或爬山，或游泳，要么就是去集市上看戏，回来后不是让他自己练字，就是让他看自己写字。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颜真卿觉得自己的书法一点儿长进都没有，心急之下决定向老师开口讨要秘诀。一天，颜真卿终于鼓起勇气，开口向张旭说道：“学生有个不情之请，请老师您传授给我书法的秘诀。”张旭听罢一愣，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学习书法，首先要‘工学’，就是要勤学苦练，第二是领悟，就是要从自然中、生活中寻找灵感。”

颜真卿一听，心中以为这是张旭的推脱之词，于是向前一步，向张旭深深地施了一礼，恳切地说：“工学、领悟，这些道理学生都懂，我现在需要学的是老师您行笔落墨绝技的真正技巧。请老师一定指教。”

张旭听了颜真卿的话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正色道：“糊涂，学习书法哪里有什么你说的这种‘秘诀’？除了苦练别无他途。如果说我写字还能写出一些神韵，那是我在观察公主与担夫争路以及观看公孙大娘舞剑时而感悟到的落笔之意，这些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老师的这番话，让颜真卿大受启发，他真正地明白了老师常常带他四处游玩的真正用意，原来书法的精髓，竟然在书法之外。从此，颜真卿牢记老师的教诲，扎扎实实地苦练书法之余，也不断地从生活中领悟运笔的神韵。此后他的字果然进步神速，最终也成就为一代宗师。

触类旁通，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也为孔子所推崇，生活中的道理往往是相通的，若能养成多留心多类比的习惯，这对一位学习者来说将是非常有益的。而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一味地埋头苦学往往更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爱好的两面性

培养广泛的爱好可以对人的求学大有助益，但是一向秉承中庸之道的儒家自然也能看到其中的危害。《论语·季氏》中有段话：“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逸游，乐宴乐。损矣。’”这段话中有好多“乐”字，它们共有三个意思，三乐之乐，指的是爱好；礼乐之乐，指的是音乐；骄乐之乐，指的是快乐。这段话大意是说，对人有益的爱好有三种，对人有损的爱好也有三种。喜欢用礼乐节制自己的品行，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喜欢与贤人交朋友，这些爱好就是有益的。喜欢放肆骄纵的快乐，喜欢放纵身心地四处游荡，喜欢沉溺于饮宴淫行的快乐，这些爱好就是有害的。

爱好有高雅低俗之分，高雅的爱好有益身心，低俗的爱好只能玩物丧志。儒家鼓励向学者“游于艺”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的学习情绪。求乐，找乐，本是人之常情，也是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但是人世间值得快乐的东西太多，鱼龙混杂，如果不辨损益地一味求乐，很容易深陷泥沼而毫不自知，这一点对有志之人来说不可不慎。

对于学习，孔子非常推崇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论语》中的许多道理，读者也应该多多举一反三地去揣摩。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道理都是相通的。修身为学上的损益，用在做事上同样适用，反之亦然。比如在《论语·卫灵公》中又有一段：“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段话中的颜渊就是弟子颜回，他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渊问的本是为国为政的事情，孔子的回答却与上一段修身之损益颇为类似，这两段话，便可以互相说明了。孔子将历代的治国精华提炼出来，斟酌调和以求尽善尽美，他指的是事物背后的德化，当然不仅仅是一历、一车、一冕、一乐而已。颜回闻一知十，是孔门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当然知道老师的意思。在对待兴趣爱好上，世间的各种事物，也都有可取之处，如果善于弃其糟粕，将其中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为我所用，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最后孔子又特别强调了淫声与小人的危害。低俗的音乐和品德低下的人在孔子看来，危害极大，必须远离它们。这也是一个人在品德修养中最应警觉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他文采出众，曾经写下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但他又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赌博。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新婚妻子安娜来到德累斯顿度蜜月。新婚的甜蜜也并没能压抑住他强烈的赌博之心。在这段时间里，他竟然抛下新婚妻子，独自一人跑到汉堡去一试身手。

仅仅两天之后，安娜就不断地收到丈夫从汉堡发来的快信，让她再寄些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钱和妻子寄给他的钱全输光了，最后他为了回德累斯顿，甚至还把自己的手表送进了当铺。回到德累斯顿后，作家不仅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反而整天唠叨着，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更多的钱去，那样的话，就一定会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如果再有一些钱的话，他一定会把所有钱都赢回来。几天之后，作家收到了一大笔稿酬。在他们去日内瓦的途中，作家又一头钻进了当地的赌场，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把这笔钱又输得精光。

作家已经赌红了眼，他想把所有输掉的钱都赢回来。他当了妻子的首饰和衣服，拿着现金去翻本，没想到很快又都输光了。有一回，他的手气大好，大大地赢了一笔，不仅把妻子的东西都赎了回来，还多出很多钱。安娜劝他就此收手，不要再赌下去了。可是心中狂喜的作家哪里还听得进去妻子的劝告，兴冲冲地又重回了赌场，可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又输得一干二净。心有不甘的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住处后，又把妻子的东西送进了当铺。就这样，他们的身边渐渐地已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供作家赌博了，甚至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安娜只好写信请求母亲的帮助。可母亲的钱刚一寄来就被作家抢走，结果又输得一文不剩。作家就这样，整天流连于各个赌场中难以自拔。

安娜一再劝他戒赌，但毫无作用。作家有时赢了钱，就兴高采烈地回来向妻子炫耀。一旦输了钱，他就会垂头丧气，萎靡不振。除了赌博，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更不要提写作的事了，他已经完全忘了他还是一位作家。他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经常绝望地跪在妻子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失，发誓痛改前非，请求妻子的原谅。可是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又亢奋起来，一头冲进赌场，把自己的誓言全部抛在脑后。

看到如此状态的作家，安娜也非常奇怪，自己的丈夫曾经无数次地面对各种不幸和艰难，即使是坐牢、流放，甚至是上断头台都从来没有使他屈服过，可是现在他竟然被赌博消磨了一切意志，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渐渐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朋友都离他而去，人们都在为这个枉费才华的赌徒叹息，只有妻子安娜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终于有一次，输光了钱的作家回来后逼迫妻子再拿出一些钱来，此时，安娜彻底绝望了。面对妻子眼中充满鄙夷的冰冷目光，一阵巨大的自责涌上心头，好像从一场噩梦中忽然惊醒一样，作家拉住妻子的手，又一次发誓说自己一定痛改前非，再也不去赌博了。

这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守信，他从此真的没有再进入任何一家赌场，也没有再碰任何形式的赌博，他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终成一代文学巨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足够深刻，也足够令人警醒。低俗的爱好，足以毁掉任何一个勇士，使他们变成令人不齿的无耻之徒。所以孔子所讲的乐之损益实是人生重大关节，有志者不可不察。智慧点睛学习本应是件充实和快乐的事情，为了能使学习变得快乐起来，就应该去寻找学习的有趣之处，拥有一颗好奇的心，培养丰富的爱好，就是在学习中寻找快乐的最佳途径。广泛的爱好不仅能使人感觉到学习的快乐，更能使学习更加轻松，因为它会使人的眼界更开阔，灵感更丰富。在寻找快乐的过程中，最应该注意的是分辨快乐的损益，低级的趣味足以毁掉一切。

学无止境，用一生来完成学业

对每个求学者来说，都希望自己能早日学有所成。但是，学有所成并非意味着学习的结束，它是人一生的事业。孔子崇尚快乐地学习，但对漫长的学习过程来说，许多人难免会心生厌倦。子贡初投孔子门下不久，就曾经对这样无尽的学习感到过恐惧，他来到孔子面前，请求退学，说是自己的才力已竭，不想学习了，想休息一下。孔子问：“做什么能够得到休息呢？”子贡说：“我想去做官。”孔子说：“做官得朝夕执事，殚精竭虑，怎么能得到休息呢？”子贡说：“那么我就回家侍奉父母。”孔子说：“侍奉父母也要兢兢业业，那样也得不到休息。”子贡又说：“那我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孔子说：“治家也是大事，妻儿之事也难，得不到休息。”子贡说：“那我就去种地，这样总能休息了吧。”孔子说：“春种秋收，耕种不易，种地怎么算是休息呢？”子贡闻言绝望地说：“这样说来，弟子是没有办法休息了？”孔子笑道：“你看那高高的坟茔，那里就是人休息的地方。”这个故事非常有哲理，一个人即使不去积极主动地面对人生，也会被人生拖着向前，直至生命的结束，只有死亡才是所有人最终的归宿。既然如此，何不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有益之事呢？《论语·子罕》中有：“子谓颜回，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颜回是孔门弟子中最好学的一位，也是孔子最看重的一位弟子。虽然孔门七十二贤个个出类拔萃，每个人都十分谦虚好学，但被孔子评价为“好学”的，却只有颜回一人。颜回英年早逝，对于他的死，孔子无比悲痛和惋惜。这段话就是颜回死后孔子所说的。孔子回忆颜回：“我只见到他日益进步，从未见他止步不前。”

日益进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才是强者的人生。颜回之所以如此好学，其实与孔子是分不开的，孔子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弟子们都将他当作楷模。颜回生前也议论过孔子，在《论语·子罕》中就有：“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回的这段话充满了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说道：“我仰望他，他越发高大，我钻研他，他越发坚硬。他忽而在前，忽而在后，是那样难以捉摸。夫子因循着次序，一步步地引导我，以文章开阔我的视野，以礼仪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欲罢不能。我的才智已经耗竭，但他仍在前面卓绝屹立，我想追随他，但已经感到无路可进了。”孔子与颜回之间有着父子般的深情，正是因为想要追随孔子这样高不可攀的楷模，才使得颜回一生好学不倦，欲罢不能。可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才是令人不知疲倦地去求学的真正动力。

有一个小男孩，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他的家里很穷，从小他便不得不跟着父亲去地里种田。每当闲暇的时候，他总是痴痴地望着远方的天际。到了学龄，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学校让男孩开阔了眼界，他爱上了阅读。有一天，他在一本书里看到了埃及和金字塔，这让他无比神往。放学后，他一到家就对父亲说：“爸爸，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去埃及看金字塔。”爸爸听罢很生气，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说道：“你都几岁了，还做这样不着边际的梦，我保证你这辈子都去不了埃及。”

十几年过去了，男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他专心写作，每年都出版好几本书。后来他干脆当了一名专职作家，每个月都有出版社给他寄来稿费。就这样，他用挣来的稿费去了埃及。当他站在雄伟的金字塔下面时，心中忽然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他在心中默默地说道：“父亲，你能否听得见？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的。”

这个站在金字塔下面的男人就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林清玄。当年在他父亲看来荒诞不经、远离现实的那个梦想，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被他实现了。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林清玄十几年来从未松懈过，他刻苦学习，发奋写作，每天凌晨四点便起床看书写作。他每天最少也要写3000字，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下，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梦想就是学习的动力，学习是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强者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地学习中度过的，只要树立一个远大的梦想，你便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争取。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曾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他所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指的是那些到了40多岁还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对向学者来说，知识是没有穷尽的，即使是到了暮年，学习依然重要。修身是一项终生的修炼，而学习和认识正是这种修炼的重要途径。《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段话应该是孔子在40多岁的时候讲的。孔子一生好学不倦，年轻时曾追随老子学礼，老子的自然与天道思想对孔子影响很大，他对老子也极其敬仰。《周易》是一本通过阴、阳来解释世间事物规律的一本奇书，在孔子时代，《周易》是官方藏书，民间士人不得而见。孔子当时作为一位民间的学者虽然非常向往，但也无缘一睹。当时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也已经准备进入仕途。令他欣喜的，应该就是能够有幸见到这部仰慕已久的《周易》了。所以孔子才说：“给我几年时间，到了50岁的时候，我开始学《周易》，这样我在品行上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了。”

历史记载，孔子读《周易》非常着迷，就像他当初听到韶乐一样。他反复研习，以至于书上连结竹简用的牛皮绳子都被他翻断了好几次。圣人不是天生的，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造就的，孔子就是用一生的时间，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善和充实自己，他不愧为“万世师表”，正是每个向学者可效仿的楷模。

吴昌硕是中国近代美术大师，他在中国美术界被誉为是“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昌硕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1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于篆刻印章。他的父亲见他很有天分，便着意培养。可是好景不长，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天下大乱。他们全家为了躲避战乱，流亡于荒山野谷之中，他的弟弟和妹妹也先后饿死。战乱中，吴昌硕也与家人失散，他独自一人四处流浪，以替人打短工度日，流浪足迹遍及湖北、安徽一带。到了21岁的时候，他才回到家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吴昌硕一边务农，一边苦读。同时他又开始醉心于书法篆刻。第二年吴昌硕考中状元，并被朝廷任命为安东县令。但吴昌硕对当时官府的风气十分厌恶，仅做了一个月，便辞官而去。此后他专心于艺术深造，四处寻师问友，阅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眼界大开。

后来吴昌硕定居上海，他独具一格的篆刻艺术令他名声大震，渐渐被艺界推为金石泰斗。但是吴昌硕并未因此而志得意满，他依旧对艺术充满了追求。50岁的时候，吴昌硕开始学画。他先后拜访名家，虚心求教，又师法古人，勤学苦练。在学画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金石艺术修养，融入了绘画当中，使他的画作充满了独特的韵味。吴昌硕在绘画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画当时震惊了画坛，人们纷纷效法，使他一举成为中国绘画“后海派”的开山鼻祖，被公认为当时上海绘画界的领军人物。吴昌硕最擅长花鸟画，他的画对中国近代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50岁开始学《周易》，吴昌硕50岁开始学画，而且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足以激励世人，强者的人生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年龄不是问题

人常常会回忆过去，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用儒家的观点看，过去当然也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所谓“温故知新”，过去在儒家看来意味着经验，应该用在处理新生事物上，但绝不应对过去留恋、惋惜和追悔，这些情绪都是消极的，不利于进步而且是徒劳无益的。强者的人生本应快乐而勇往直前。《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段话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游至楚地时所说的。这段话中的叶公是楚国大夫沈诸梁，他是叶县的邑宰，叶公好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位。叶公见过孔子以后，觉得孔子这人深不可测，禁不住又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一方面不知叶公到底是何用意，另一方面，以子路的境界他的确也还未到足以概括孔子为人的地步，所以并没有回答叶公的提问。孔子曾经形容自己的老师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想必孔子在许多弟子心目中应该也是如此。子路回来向孔子禀告后，孔子说：“你何不这样回答：‘他这个人啊，发愤图强，常常连吃饭都忘了。心中快乐，没有忧愁，以至于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孔子说这话的时候已经63岁了，的确已经步入老年，但孔子一心行道，从来没把自己的年龄当回事，他在来到楚国之前，也曾遭遇过种种的挫折，但孔子也从未为此感到过忧虑，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豁达的老先生。说到底。拥有一个乐观和奋发向上的心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的潜能。

马援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将军，他曾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东汉王朝建立后，马援没有坐在功劳簿上享清福，而是抱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率兵去边境平定叛乱。公元41年，威震天下的马援被光武帝刘秀封为伏波将军。

三年后，平定了西南羌人叛乱的马援回到京城洛阳。当时亲人故旧都来向他表示祝贺，为他接风。马援有一位名叫孟翼的故人，他足智多谋，以前曾经为马援出过许多计策，马援对他一向非常敬重。但是这次，孟翼见到马援后，也像别人一样，对他只是一味地吹捧奉承。马援听到后心里很不高兴，皱着眉对孟翼说：“这次重聚，马援本来盼着先生能对我有所教诲。可是先生您怎么也随波逐流，只是一味地夸奖我呢？”

孟翼听到马援责备的话后很尴尬，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马援见他不说话，于是又继续说道：“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曾经为汉帝国开拓了七郡的领地，而他的封地却只有数百户。我的功劳比路将军小得多，可我也被封为伏波将军，封地多达三千户。功劳太小，赏赐过重，我如何才能保持下去呢？先生你应该在这方面指教指教我才是啊。”

见孟翼还不说话，马援又说道：“如今匈奴和乌桓在北方不断侵扰边境，我打算再向朝廷请战，做一名先锋，去抗击匈奴。一个有志男儿就应该战死在边疆的沙场上，死后也不必用棺材收殓，就用马皮裹着尸体回来安葬。躺在床上，死在儿女身边又算什么大丈夫？”

孟翼听到马援的这番话，被他那种豪迈的报国激情深深打动，禁不住又夸奖起他来：“将军真不愧是大丈夫啊！”

马援并未说大话，果然在一个月之后，匈奴又来侵扰边境，马援当即主动请求出征，率军前往北方讨伐匈奴。

后来，武陵的少数民族首领聚众叛乱，光武帝刘秀派兵征讨，结果全军覆没。朝廷随后策划再次派兵讨伐。当时已经62岁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愿意领兵出征武陵。光武帝担心他年纪大了，不太放心，所以一直犹豫不决。马援见朝廷迟迟不肯回复，于是直接进宫向光武帝请示说：“老臣虽然上了一些年纪，但我还能披甲骑马，请陛下一定答应我这个要求。”说罢，马援又翻身上马，在光武帝面前表演了一阵骑术。光武帝见他神采奕奕，虽然胡子都白了，但矫健却不输当年，于是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这次征战中，马援因为作战辛苦，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不幸患上重病，死在了军中。最终实现了他“男儿当马革裹尸还”的报国誓言。

在一个强者的心中，时刻惦记的往往并不是自己，而是他的梦想，他的志向。只有为了梦想，他才会“发愤忘食”，才会“乐以忘忧”。人生一世，不在于能赚多少钱，更不在于能活多大年纪，为了理想而终生奋斗，这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智慧点睛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立下理想和目标之前，就应该做好为此奋斗一生的准备。日益进步是值得快乐的事情，学未有得，愤而忘食，学有所获，乐以忘忧。学无止境，此愤此乐，也无止境，唯一值得担心的只有时间不够，哪里还会在乎自己的年纪？这是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

任重道远，用行动实现理想

人贵有大志，但是有大志并不难，难的是立志以后有用一生去奋斗的觉悟和勇气，以及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回头的坚韧意志。这样的人才可称为一个“士”。《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的称谓，这段话中的“士”指的就是最高等的百姓，也就是那些心怀大志的人。曾子说，作为一个胸怀天下的普通人，必须做到弘大刚毅，因为你的志向注定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而实现理想的道路又很遥远。仁者爱人，以博爱为己任，这个担子难道不重吗？如此重担，必然要求你一息尚存就不能懈怠，这条路难道不远吗？这段话体现了曾子对待理想、对待道战战兢兢的谨慎危惧之心。孔子毕其一生都未能实现的理想，曾子将这个重担从老师的手中接过来，自然会感到任重道远。实际上岂止是曾子，大同世界应该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理想付出毕生的精力，而对每一个人来说，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最大贡献。

莫泊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写了340多篇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和贪婪的本质。

他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其中《羊脂球》《项链》等作品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泊桑13岁那年考入了里昂中学。他的老师布耶是著名的巴那斯派诗人。布耶发现莫泊桑在学校里经常写诗，便把他的练习本拿去翻阅。他在莫泊桑的练习本上看到了这样的诗句：“人的生命，犹如船在海上驶过的水痕，慢慢远，慢慢淡。”这几句诗虽然有些消极和颓废，但很有意境，文采也好。布耶觉得莫泊桑很有写诗的天赋，便不断地引导和启发他。为了使莫泊桑能够成才，布耶决定把福楼拜介绍给他。巧合的是，莫泊桑的舅父也是福楼拜的朋友，莫泊桑由此便萌生了拜福楼拜为师的想法。

福楼拜在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的大作家，早已蜚声国际，在法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当他看过莫泊桑的作品后，对他说：“孩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我只在你给我看的这些东西里感到你有一些聪明，但是你永远不要忘记，才气从坚持不懈中来，你得好好努力啊。”莫泊桑点了点头，表示牢记老师的教诲。

福楼拜对这个学生非常上心，他想考一考莫泊桑的观察力和语言功底。有一天，福楼拜带着莫泊桑去看一家杂货铺，回来后就要求他写一篇文章，要求他所写的必须是刚刚去过的那家杂货铺，所写的事物只能用一个名词来称呼，一个动词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来描绘，而且所用的词必须是别人没有用过甚至还没有被人发现的。莫泊桑很认真地写了又改，反反复复，终于交出了一份令福楼拜十分满意的答卷。

在福楼拜的严格要求下，莫泊桑的写作水平进步飞快。他很快就能写剧本和小说了，写完就请福楼拜指点，每次福楼拜都能指出一大堆缺点和不足。莫泊桑修改好后就要寄出去发表，但福楼拜不同意，他告诉莫泊桑，不成熟的作品不要在任何刊物上发表。

刚开始的时候，莫泊桑唯命是听，只要福楼拜不答应，他就不敢私自寄出稿件，文稿慢慢地堆得已经有一人多高了。此时“著作等身”的莫泊桑不禁怀疑，福楼拜是不是有意压制自己？

莫泊桑闷闷不乐，到果园中去散心。他走到一株小苹果树前面，只见上面结满了果子，树枝被累累的果实压得快要贴到地面了。他又看到旁边有一株老树，老树上同样结满了果实，但是老树的枝条却能硬朗地支撑着所有果实。莫泊桑恍然大悟，他从苹果树上得到了一个启示：在枝干还未硬朗前，最好不要开花结果，等到根深叶茂的时候，是不愁结不出果子来的。从那以后，莫泊桑又开朗了起来，他更加虚心地向福楼拜学习，决心使自己变得“根深叶茂”。

1880年，莫泊桑已经30岁了，但他在文坛还是默默无闻。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羊脂球》的创作，并把作品寄给福楼拜过目。

当福楼拜读罢这篇小说后，他欣喜异常，兴高采烈地对学生说：“这是一篇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写得太好了。你的作品已经完全成熟，可以发表了。”

不久之后，《羊脂球》正式出版发行，小说刚一面世，立即轰动了法国文坛，莫泊桑也由此一举成名。人们争相传颂莫泊桑的名字，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部精彩作品的背后经历了多少艰苦的训练，其中还凝结着福楼拜的心血呢！

理想不是儿戏，只要立下志向，就要有为最终实现它不懈努力的实干精神，并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顽强意志。不放弃才能成功

不论是学习还是做事，最可惜的莫过于半途而废，因为这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和汗水全部付诸东流，而时间则一去不复返，努力浪费了，还可以再努力，但是时间葬送了，却再也不会回来。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仍然常常放弃理想，以至于他一生的许多理想最终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人在立志的时候也许会考虑到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而实际上有的困难则是随机出现，并不能被人们预料到，这往往也是有些人因措手不及而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其实困难虽然各种各样，但是努力克服困难的决心却是一样的，只要有决心，就不会惧怕任何困难。《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在这句话中并没有将不放弃志向的人称为“君子”也没有称为“士”，而仅仅是“匹夫”，也就是一个人。这说明在孔子眼中，做事不放弃是做人的基本，否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三军人数众多，夺三军之帅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对一个人来说，放弃自己的志向应该比夺三军之帅的难度更大。不论为学还是做事，必须先立志，有志才有目标，才能前进，所以志向绝对不可为外物所夺。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海边散步，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一个数学问题。无边无际的沙滩上，细密而柔软的沙粒平整地铺在他的脚下。他蹲下身来，顺手捡起一片贝壳，在沙滩上演算起来，这真是又好又便捷的演算工具。回到家，阿基米德兴奋地告诉朋友们说：“沙滩，我发现沙滩是最好的学习场所，它不仅无比宽阔，而且又是那样宁静，可以让人的思想飞跃到很远的地方，就像那些飞翔在波涛上面的海鸥一样。”神奇的沙滩和博大的海洋，能给人智慧和力量。从那以后，在海滩上便能经常看到阿基米德的身影，他一直在海边进行思考和学习。

公元前212年，古罗马军队偷袭了叙拉古王国。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阿基米德还在沙滩上聚精会神地演算着数学问题。他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正在认真思考着刚刚画好的一个几何图形。由于他太过于专注，以至于罗马士兵站在他面前时他都没有察觉。

当一道带着杀气的寒光在阿基米德的眼前闪过，罗马士兵用利剑指着他的鼻子时，他这才从无边的数学王国中回到了现实中。阿基米德抬头看了看杀气腾腾的罗马士兵，他一切都明白了，他用手推开了眼前的利剑，十分平静地说：“等一下再杀我，等我把这道几何定律证明完了，这用不了多长时间。”残暴的罗马士兵并没有耐心等他证明，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头就被罗马士兵砍了下来。

面对死亡，阿基米德竟然能够如此淡定从容，使他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正是因为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匹夫不可夺志”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实践重于理论

理论就是做事的方法，对做事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就本身的重要性来讲，理论再好，也不如实践，因为任何理想都只能靠实践来完成，再好的理论离开实践也只是空谈。《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在周游列国前后所收的弟子。先进就是孔子周游列国之前追随他的那些弟子，如颜回、闵子骞、仲弓、子路、子贡、巫马期等人。后进则是他结束列国之游回到鲁国后所收的弟子，如子张、子夏、曾子、樊迟等人。他说先进的弟子们身上有朴实的气质，他们大都是为了求仕才来向孔子求学的，而后进的弟子们来求学则大都是仰慕孔子的为人，是专门来学道的。也就是说，先进的弟子更注重行道，而后进的弟子们更注重传道。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儒学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到今天，孔子的后进弟子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薪火相传，使孔门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传播。然而在孔子的眼中，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用，而不是仅仅为了学习。所以孔子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说，他更加赞成先进的弟子。孔子这句话本身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儒家学以致用而不是空谈的学风，这种学风几千年来也成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

美国飞机大王休斯对飞机非常着迷，他在拍摄电影《地狱天使》之后，参加了在迈阿密举行的一次全美短程飞行比赛，结果休斯以302千米的时速一举夺魁。可这项成绩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的目标是打破世界纪录。1927年，美国飞行员林白用33小时30分钟飞越了大西洋，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林白也被美国人称为“世纪英雄”。休斯为了打破林白所创下的纪录，开始致力于改进飞机，他手下有两位才华出众的飞机设计师——帕玛和欧提卡克。他们将未来的飞机命名为H1。

欧提卡克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也十分酷爱飞行，在拍《地狱天使》时，他也是休斯聘用的演员之一，后来得到了休斯的赏识，被任命为新飞机的主要设计师。欧提卡克对制造新飞机有许多大胆的构想，对疯狂追求速度的休斯来说，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助手。在休斯那间秘密飞机制造厂里，他们夜以继日地改进飞机的外形，选用当时性能最好的1000马力的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他们一共用了15个月的时间，终于制造出身长8.2米、翼展7.6米的H1型单翼飞机。因为机身比普通飞机要短得多，谁也不知道它能在空中飞多久，休斯公司里的试飞员都不敢轻易尝试，于是休斯决定亲自来试驾。

1935年9月12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当时已经是黄昏时分，负责速度测试的裁判技师建议明天再飞，因为光线不好，夕阳会很刺眼。然而休斯却等不及，他早就穿好了飞行服等在一旁，既然一切都已经就绪，那还等什么？他跳进了机舱里，启动引擎，飞机升空了。

第一次测试，飞机的时速达到了556千米。裁判技师通过无线电向休斯进行了汇报：“这次不算，因为违反了航空协会的规则，没有做水平飞行。”于是休斯驾机又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返回来又做第二次水平飞行。“567千米，又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休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他舍不得停下来，又飞了第五次、第六次……忽然间，飞机引擎停止了转动，他这时才发现，没油了。他连忙去按瞬间补油的按钮，但已经太迟了，发动机这时候已经完全停止了工作。休斯只好用滑翔的方式紧急着陆，但是他却控制不住飞机，H1正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向地面猛冲。

当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地面上的航空协会会员们看不到休斯的飞机，无线电也联系不上他，大家都惊慌失措起来。

休斯竭尽全力，终于把飞机从俯冲状态下调整了过来，最终他在一片甜菜地里将飞机安全迫降。当航空协会的人赶到时，他们看见飞机完好地停在那里，休斯则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拿着铅笔，正兴高采烈地从机舱中爬出来。他对众人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难道不是吗？”

直到今天，那架飞机还停在华盛顿的斯密逊航空博物馆里。

任何理想都需要实践，甚至通过冒险才能够实现。所以说，只有脚踏实地地去做，才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智慧点睛理想和志向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为了履行这个诺言，必须做到矢志不渝，既然走上这条道路就没有回头可言，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努力到底。匹夫不可夺志，为了实现理想，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退缩，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对于理想，最重要的是实践，理论只能作为实践的辅助，只有勇于践行的人才能够取得成功。

第三章 交友之道，修身的延续

儒家重视个人修养的目的绝非为了“独善其身”，最终还是要用于处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个人修养的提高也绝不是闭门造车，毕竟一个人的认识有限，与人多交流才能更多地领悟到人生的得失，所以交友是自我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识人之道，看清别人的本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蠢；有的人诚实，有的人虚伪；有的人高尚，有的人鄙陋，各不相同。在如此复杂的人际间，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一点要做到的就是识人。《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的这段话就是在说识人的重要性。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并没有损失什么，因此无可担心。如果不了解别人，那么人群中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就不会被发现，也无法与他们亲近。而那些品行鄙陋之人又因无法识破而远离他们，这对自己的损失可就十分巨大了。所以孔子才强调，不知人才是最可担忧的。

人类善于掩饰自己的内心，古今皆然。那些巧言令色之徒更是通过花言巧语的伪装，使他们与那些真正拥有着可贵品质的人难以区分。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人冷静观察，仔细区分，不被假象迷惑，使贤者不被埋没，令小人难以藏身。所以知人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品质。

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曾经写过一个关于伊索的故事：雅典城里，有一位家财万贯的富翁。富翁只有三个女儿，她们兴趣爱好各异，一个喜欢喝酒，一个喜欢打扮，一个生性小气，喜欢管理家财。这位富翁生前就已经按照雅典的法律立下了遗嘱，死后将自己的财产分为三等份留给三个女儿，但是他又规定，女儿们将这些财产出售后，必须要各自拿出一部分现金给她们的母亲。

立下遗嘱不久之后，这位富翁生了一场病，很快就死了。三个女儿拿出父亲的遗嘱，找来家族中的长辈和雅典城中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公证人，准备分遗产。可是当人们把遗嘱读完后，却没有人能弄明白这份遗嘱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富翁的意思是想让女儿们得到遗产后马上把它们出售，然后再各自送给她们母亲一笔钱？或者还是在她们什么时候想出售都行呢？

至于如何分这笔遗产，富翁在生前就已经把它们分好了。一份是乡下的一处别墅，包括别墅里的餐桌、银酒具、面盆、水壶，还有一个储满美味葡萄酒的酒窖、一大片葡萄园，再加上服侍饮食起居的佣人、厨师，总之在那里可以尽情享受美酒和饮食。第二份遗产是位于城里的一处公寓，以及里面精致考究的家具、一整套时尚流行的用具和梳头的侍女、手巧的女裁缝、温顺的奴隶和许多精美绝伦的衣服。第三份遗产是一座大农庄，里面有一大片牧场和耕地、应有尽有的各种农具、许多牲畜和管理这些牲畜和农场的仆人。长辈们觉得，如果让她们姐妹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各自的遗产，恐怕她们不会选到自己喜欢的那份。反正这三份遗产已经事先被富翁分过了，价值完全相等，索性就让她们自己挑选自己喜爱的那一份吧。长辈们的主意得到了全雅典城的赞同，男女老幼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但是有一个人站出来高调反对这种分法，他就是伊索。他认为这种分法，恰恰违背了死者的意愿，他责备这些长辈说：“如果死者有知，知道你们这样分配他的财产，一定会被你们气得活过来，然后把全雅典的人全都斥责一番，不知道你们是怎样考虑的。雅典人不是号称是一个拥有最敏锐洞察力的民族吗？为什么这样一份写得明明白白的遗嘱会被你们分成这个样子呢？这不是与死者的意愿正好相反吗？”

在伊索的一再坚持下，遗嘱是这样被执行的：三姐妹每个人都没有得到她们心仪的那份遗产，喜欢饮酒的，分到了有女裁缝的公寓；喜欢打扮的，分到了农庄；喜欢管理家产的，分到了储藏美酒的别墅。这样，这三姐妹得到遗产后就会很快将自己的遗产出售，换取现金来满足自己的爱好，而她们的母亲也能得到现金了。否则她们的母亲不会得到一分钱。很明显，这种分法才最符合死者的意愿。

伊索可谓一位知人的智者。人们都说，有自知之明很难，而有知人之明同样不易。虽说不易，但与人相交时，知人、识人却是最重要的，务必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因为这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得失荣辱。听其言，观其行

知人、识人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绝不可因一时一事便轻下结论。人性十分复杂，无论从识人者还是被识者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与人交往时，人们对初遇的陌生人，往往会先有一个主观上的判断，而这个主观上的判断也会极大影响到与此人之后的交往过程，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虽属于人之常情，但还是应该尽力避免。另外，人们在交往的时候也往往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缺点隐藏起来，犯错误时也会寻找各种理由文过饰非。这个时候如果轻信，就会对人产生错误的判断。所以若想识人，绝不可心浮气躁，应该冷静地长时间观察，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通观《论语》，不论是在什么境况下，孔子总是那样从容，那样温文。但在这段记载里，孔子发怒了，原因只是弟子宰予大白天睡懒觉。宰予是弟子宰我的名字，《论语》在记载弟子言行时，只记弟子的字，一般不会直书其名讳，只有此处是个例外，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得罪了孔子，故意贬低他吧！贪睡本来也是年轻人的常态，按说孔子也不至于如此不近人情，其实这件事令孔子生气的地方并不在于宰予睡懒觉，而是他的言行不一。宰予在孔门七十二贤中与子贡并称，属于其中出类拔萃者。日后宰予在齐国出仕，曾助齐君铲除强臣田氏，最终事败，为田氏所杀，他是一位舍生取义的正人君子。那为什么孔子竟对他如此责骂呢？原来，宰予能说会辩，甚至孔子都说不过他，他因此也曾给孔子留下好学有志的印象，但是当孔子看到他大白天睡觉时，便觉得他的行为与他的言论相去甚远，这一点正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也正是因为孔子对宰予的期待很高，所以在心里产生极大落差的情况下，他才会勃然大怒。

这件事，也使孔子总结出了一个道理，事后他也没有忘记把这个心得分享给弟子们：“以前我对别人，听了他的话就会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别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还要看他的行为。我的这种态度就是因为宰予而改变的。”可见，即使是孔子也并非天生神圣，他的人生态度也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着的。孔子的这个心得可以说是至理名言，花言巧语的确很容易迷惑人心，令人产生错误的判断。马谡是三国时蜀汉大臣，他才干过人，喜欢谈论兵法。丞相诸葛亮非常器重他。蜀汉皇帝刘备在临终的时候曾经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你对他一定要多加考察。”当时诸葛亮并没往心里去。刘备死后，诸葛亮召马谡为丞相府参军，参谋军事，经常从早到晚与他一起讨论军政大事。公元228年，诸葛亮兴师北伐，他并未派魏延等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将为先锋，而是任命马谡统领前部诸军，与魏将张郃在街亭相持。当时马谡自作主张，违背诸葛亮的战术安排，军政措施十分繁冗，而且还离开水源地，将军队驻扎在了山顶。张郃切断了蜀军的水源后，对蜀军展开了攻势，结果蜀军被打得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街亭一战是整个北伐战役的关键。诸葛亮率领的主力部队由于失去了前进的据点，无法立足，只能终止北伐，退回到了汉中。事后，诸葛亮收拾残部，将马谡逮捕下狱，处死了他。马谡虽死，但蜀汉所蒙受的巨大损失却无法弥补。诸葛亮此时才想起刘备临终的嘱托，但已悔之莫及，这件事令他抱憾终生。

诸葛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聪明人的代名词，但即使是如此聪明干练的一个人，竟然也会栽在用人失察上，由此可见“不知人”的危害有多么严重。与人交往中，如果只注重别人的言论，别人也会投其所好把精力放在修饰言论上，如果注重的是别人的行为，别人自然也会努力做事。夸夸其谈毫无作用，只有认真做事才能接近成功。这就是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意义所在。识人的要点

听其言而观其行，话是这么说，但是人的行为各种各样，如果事无巨细地去考察一个人，最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恐怕也只能得到一堆毫无头绪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好话说尽”的孔子把识人之道也早就总结出来了，他的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就是孔子充满智慧和仁爱的识人之道。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却往往能做出相同的事情，所以看人并不能看他做事的结果，而是要看他的目的和动机。这就是“视其所以”，从一个人做事的动机能看到他的居心，当然也就知其为人了。同样的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当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看人做事的方式也是识人的重点所在。有的人做事图稳，有的人做事好冒险，有的人做事潦草好寻捷径，观察这些就是“观其所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的性情和心术。而“察其所安”指的则是观察人的爱好，一个人在什么事情上能主动地投入精力，可看出此人的情趣格调。如果能看得出一个人的居心、心术和格调这三点，那么对这个人的人品如何就已经能够有所了解了。所以孔子说，洞悉这三点之后，一个人还能再向何处藏匿呀？

对于孔子这段话，虽明为观人，但读者也完全可以用来自省，而且也很有必要以此来自省，否则一个欺骗自己，将自己藏匿起来不敢正视的人又何以观人呢？

说到识人不得不提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他雄才伟略，曾在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力挽狂澜，使得腐朽的清王朝得以继续苟延残喘数十年。曾国藩博学多才，除了文治武功，他的另一特长便是识人，据说他还专门写过一部如何识人的书《冰鉴》。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他的识人之术实际上就是从孔子的识人之术基础上得来的。

有一次，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向老师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曾国藩的幕府为老师效力。三人来到曾府的时候，恰逢曾国藩有事外出，不在家。直到黄昏时分，曾国藩才从外面回来，他刚一进府，家人马上前来禀告，小声说：“李大人举荐的那三人已经在客厅内等候多时了。”曾国藩挥了挥手，示意家人退下，他则悄悄地走了过去。

曾国藩来到客厅外，并未声张，也没有进屋，而是在窗外悄悄地观察室内这三个人的动静。只见其中一位不停地走来走去，观看室内的陈设，好像心里在想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剩下的那位年轻人虽然相貌平平却气宇不凡，他背着双手正在欣赏门外的晚霞。曾国藩看罢，仍旧没有进屋，他又故意在窗外迟疑了一会儿。这期间，那位看云的年轻人一直气定神闲，神色不变，而另外两个人的脸上则有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了。

觉得火候也差不多了，曾国藩这才故意咳嗽了一声，走进厅内接见了他们三人。言谈间，曾国藩发觉，那位不断打量屋中陈设的年轻人和自己最谈得来，自己的一些爱好习惯，他好像很熟悉，两人聊得很投缘。而另外两个人的口才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好了。那位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但却常常语出惊人，对人对事的见解都很独到，只不过说话略显太直，有时候令曾国藩都难免尴尬。

谈话完毕，三人纷纷告辞。待他们离开后，曾国藩立即吩咐手下为三人安排职务。出乎意料的是，那位与曾国藩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并未得到他的重用，只是被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职。那位说话最少的年轻人被分配掌管军饷粮草，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位抬头看云，说话偶尔会冒犯曾国藩的年轻人居然被他派到前线效力，而且他还一再叮嘱手下，一定要着重培养这个年轻人。

李鸿章听说后也很奇怪，为此他特地来找曾国藩请教。曾国藩说道：“那位打量陈设的年轻人在与我谈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对许多事情都不甚了了，只是一味地投我所好，而且他在等待的时候，最不耐烦，而见了我之后却又最为恭敬。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是个德薄之人，不足以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虽然沉稳但毫无魄力，让他当个刀笔吏掌管钱粮，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最后那个年轻人虽然等了很久，但他却能气定神闲，不骄不躁，而且还有心观赏彩霞，这样的从容淡定便是难得的将才。尤其可贵的是，即使是面对我，他也能直率地说出自己对事情的看法，而且很有见地，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呀！”李鸿章听罢连连点头，曾国藩接着说道：“这位年轻人将来必成大器，只不过他的性情太过耿直，只怕会得罪人，招来是非。”

那位最被曾国藩看重的年轻人果然不负曾国藩的期望，在战场上屡立奇功，迅速脱颖而出，在军政两界名声大噪，还被朝廷封了爵位。这个年轻人就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他曾经率领台湾军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但他也正如曾国藩所言，由于性情耿直，后来遭到了小人的暗算，仕途非常失意。

曾国藩的这次面试，使用的正是孔子识人三原则里的“观其所由”。仅用这一点，曾国藩便能将人看透，足见孔子智慧之深邃。如果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真正领悟并运用好孔子的这识人三原则，那么就一定会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将无所遁形了。智慧点睛人世间充满了虚伪和掩饰，识人是一种智慧、一种艺术。只有了解并掌握识人之术，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游刃有余，才能从别人的得失中不断完善自我，才能在做事的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良师益友，人生的无价之宝

在择友方面，儒家首先讲究的是居住环境。与朋友交往固然主动在我，但是像与街坊邻居那样的人交往却完全是被动的，朝夕之间不得不与他们相处。所以选择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非常重要。荀子也曾说过：“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可见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儒家流派，在择居这个问题上都是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亲近中正，远离邪僻，使自己的品格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得到熏陶。《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居住在有仁者的地方，最美不过了。如果可以选择却不身处仁者居住的地方，怎么能算是智者所为呢？”这便是修身的中庸之道，修身不仅仅是扪心自问，反求诸己，而且外部环境也很重要。人的认识有限，与更多的人交往能够开阔胸襟与眼界，达到更好的修身效果。然而，外部条件只能作为一种有利的条件来存在，提高修养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自身，外部条件并不是必须具备的。孔子这段话中所谓的“不智”指的是能择而不择，并非一定要择。比如弟子颜回因家贫而无力择乡，他虽身居陋巷却能安守内心的高尚，这在孔子看来，更加难能可贵。

孟子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注重选择生活环境的伟大母亲。如果说颜回可以在陋巷安然定居，那是因为他心中已经坚定了高尚的理想信念，而这一点对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孟子早年丧父，很小的时候就与母亲一起相依为命。孟母非常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最初，他们母子居住在一处墓地附近。年幼的孟子经常在墓地里嬉戏游玩，因此他也见到了很多安葬死者的过程。时间久了，孟子在游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也开始模仿这些行为，他常常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再用土掩埋，最后还要筑起一座坟头，玩得十分开心。他的这些行为，被孟母看在眼里。孟母非常担心孟子一旦对这件事感兴趣，将来恐怕就会成为一名专门为别人处理丧事的仵作，这可不是她选择在这里居住的目的。为了能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孟母将住所从人烟稀少的墓地搬到了熙熙攘攘的市井。

将家搬到市井后不久，孟母又细心留意儿子的行为，她发现孟子虽然不再玩挖坑填土的游戏，但却学会了其他的游戏内容，就是学着商贩的样子大呼小叫地吆喝买卖。看到孟子的行为，孟母又担心起来，她怕孟子在这里长大后，会成为一个小贩，这当然与她教育儿子的初衷相去甚远，于是孟母又将家搬到了一所学校附近。

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后，孟母留心观察儿子的行为。只见孟子在跟其他小孩玩耍的时候，游戏内容居然是演礼，孩子们在大树下陈设礼器，相互间揖让进退，学得有模有样。看到儿子这样，孟母终于高兴起来，说道：“这里真是我儿子居住的好地方。”从此他们母子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孟子长大后，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习学诗书六艺，最后终成一代宗师。

孟子能取得如此成就应该说与孟母最初的三迁之教是分不开的。人都会向往真、善、美，这是主动的，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在与那些不善的事物或者人相处的时候，往往自觉拥有分辨能力而不去规避，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就像高尚的品格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拥有一样，在被动的情况下，卑劣的人格也会慢慢积累，而且使人难以察觉。所以“择不处仁”绝非智者所为。学则不固

对一个有志者来说，选择朋友非常重要。朋友分为很多种，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情感上的朋友，不能一概而论。孔子就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原壤的，为人甚是粗鄙。但他是孔子儿时的伙伴，对于这份友情，孔子并未因他为人粗鄙而抛弃他，反而珍惜了一生。这里所讲的择友，则专指修身、为学上的朋友。对于选择这类朋友，必须严格。与朋友交往，目的并非人前显贵，压人一头，这样只能自绝进步之路。择友如择师，务必要选择某一方面有可取之处，并胜过自己的人做朋友，这样才能孟母三迁图在学业和人品上见贤思齐，日有所进。《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孔子这番话讲的是求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一个求学者必先自重，不自重的人就不会有威严，而威严并不是为了吓唬别人用的，由自重而生的威严能使人忠于对自己的承诺，这也是为他人所敬重的基础和前提。拥有一颗向学之心的人不会固执。选择朋友时，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因为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在学习上只能有损无益。然而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人人都以此为原则交友，那么胜过我的人也不会与我交往，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其实不然，孔子这段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与人交往时，要怀着一颗择善思齐、谦恭自守的学习态度。要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可取之处，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看着对方的不足。若能抱着这样的心态与人交往，那么任何人都会乐于与我为友。而与胜过我的人交往的目的绝非为了交友而交友，而是要将他人身上的长处，变为自己所长。所以孔子这段话的最后说：“有了过失不要害怕改正。”这与前面的“学则不固”是一个意思。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往往都是害怕丢面子，但如果真能抱着求学的态度与人交往的话，这些担心自然也会抛在脑后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好学不倦，不仅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清光绪年间，年仅18岁的梁启超便已考中举人，但是他并未因此懈怠，而是继续努力学习，进入广州的学海堂深造。在学海堂学习的这段时间，梁启超认识了一个名叫陈千秋的同学。陈千秋是南海县人，是学堂里的高才生，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一天，陈千秋从外面匆匆回来，刚一进学堂便兴奋地对梁启超说道：“梁兄，你知道吗？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上请求变法，没有被朝廷采纳。如今他刚从北京回来，我正想去拜见他。他的学问是你我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能拜他为师，那可就太好了。”

梁启超虽然听说过康有为这个人，但是对他的事迹了解不深。见梁启超一脸茫然，陈千秋继续说道：“当年康先生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还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皇上建议：‘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劝皇上，若还因循守旧，不思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中国，而像太平天国那样的暴民起义还会再次发生。本来，康先生在那次乡试中已经考取了举人，可是顽固派主考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的狂生，如果让他考中，那么将来朝廷一定会被他搞得乌烟瘴气。于是抽去了他的试卷，康先生也因此落榜。但这次的上书也使得康先生在朝野名声大震，影响极大。除此之外，康先生还有许多你我闻所未闻的言论。”

陈千秋的一番话就像在梁启超面前一下子开了一扇窗户，激发了梁启超极大的求知欲。他急忙恳求陈千秋道：“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求你带我一起去吧！”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与他交谈了整整一天，这位比他大15岁的男人用一天的时间为梁启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梁启超觉得这一天的时间简直超过了他十几年的所学。梁启超和陈千秋二人当即拜康有为为师，从学海堂转入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当时康有为还没有中举人，而梁启超则以举人的身份拜了一位秀才为师，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被传为一时佳话。

对一位好学者来说，既然学习，那就一定要向胜过自己的人学习，至于名分之类，都是无足轻重的，这就是“学则不固”的道理。择友之道

在先秦时代，朋友的含义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可以称为友的，是专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对于这一类朋友，最为可贵的是朋友们在一起能够互相激励，共同进取。所以选择朋友的方法就有些像上一节所讲的识人的方法。识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看清别人，而择友则在看清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因为择友是以我为中心的，只能选择那些符合条件的人，这种人便是所谓的益友，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也就是所谓的损友，从一益一损便可看出，择友的目的就是看能否使自己在交友的过程中得到进步。那么该如何评价一个朋友到底是损友还是益友呢？孔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问题。《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孔子总结出来的择友标准，朋友可贵，对待朋友千万不可苛责，只要能具备这几个大的原则，那便是难得的益友了。“友直”指的是朋友应该性格直率，人往往难以察觉自己的过失，如果在犯错误的时候朋友能直言指出，自己就能及时纠正，这应是与朋友交往中最大受益之处；“友谅”指的是朋友能够诚实守信，不会欺骗自己；“友多闻”指的是朋友应学识渊博，懂得很多道理，与这样的人交往才能不断地开阔眼界。而损友的标准同样也有三个，“便辟”指的是那些只注重外表、内无诚恳的人，这样的朋友与友谅恰恰相反，出卖朋友的往往就是这种人；“善柔”与友直相反，只知曲意逢迎，毫无主见，专指那些虚伪狡诈之徒；而“便佞”的朋友则与“多友闻”相反，没有真才实学，只会逞口舌之利，一些现学现卖的浅人就属于这类。若与这些人交往可想而知，一定有害无益。

战国时的大军事家孙膑和庞涓曾经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同学期间，他们两个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结拜为兄弟。

他们正在学习的时候，从魏国传来一个消息，魏王正在用优厚的条件招揽天下贤才。庞涓得知这个消息后，难耐下山一展身手的冲动，决定终止学业，去魏国应聘。

孙膑觉得自己学业未精，还不想就此结业。庞涓辞别老师后，孙膑亲自送庞涓下山，兄弟俩依依不舍，最后在山脚下洒泪而别。

庞涓到了魏国，魏王召见了他。在与魏王的交谈中，庞涓将自己胸中所学滔滔不绝地讲了很久，最后又向魏王保证说：“大王若能以臣为将，则六国尽在掌握。臣可以率领魏国之师纵横天下，战必胜，攻必取，到时魏国一定会成为七国之首，甚至一统天下也不是什么问题。”

魏王听了庞涓的这番话非常高兴，随即决定拜庞涓为将，执掌魏国兵权。庞涓果然很有本事，他几年之间，通过战争为魏国开拓了不少领土，使得魏国周边小国们都很害怕，纷纷来到魏国，请求归属。而且庞涓还率师打败了强大的齐国，他在魏国的地位和声望因此越来越高，上至魏王，下至百姓，人们都特别敬重他。

在庞涓于战场上大展拳脚的这段时间里，孙膑继续追随老师学习兵法，他将《孙子兵法》等古今兵书反复研习，认真领悟，他在军事、政治上的造诣已经远远超过了庞涓。

有一天，山上忽然来了一群魏国的使者，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说是奉魏王之命来请孙膑下山的。孙膑以为这一定是庞涓不忘同窗之谊，将自己推荐给了魏王，心里非常高兴。心里想下山，但又有些舍不得老师。鬼谷子看出了他的心意，对他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教给你的了，你不如就此下山去干一番事业吧！”就这样，孙膑辞别了老师，随使者来到了魏国。

孙膑到魏国首先就去拜访了庞涓。庞涓对孙膑的忽然来访感到非常意外。其实，庞涓根本没有在魏王面前推举孙膑，而是好贤的魏王，听人说起孙膑的才华才让使者上山求贤的。但庞涓却不露声色，没有说破这件事。他表面上对孙膑十分热情，让他住在了自己的府上，但是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上学的时候，孙膑与他所学不分伯仲，但是孙膑在他下山之后又继续追随老师学了这么多年，他此时的本事不定有多大呢！庞涓不禁对孙膑又是忌妒又是害怕，他担心孙膑留在魏国会最终取代自己的地位。

第二天，魏王召见了孙膑，谈论间，魏王对孙膑的才学大加赞叹，随后就想令孙膑为副将与庞涓一起共掌兵权。这是庞涓最担心的情况，听到魏王的安排后，庞涓马上上前阻止道：“臣与孙膑同窗结义，他的本事臣最清楚，大王切不可任他为副职，这会令臣无地自容啊！不如先拜孙膑为客卿，待他立下战功，大王您再拜他为将，到时臣甘愿让贤。”

魏王一向信任庞涓，听他这么说，也就点头同意了。谁知这是庞涓的一个缓兵之计，结果孙膑只被魏王拜为有名无实的客卿。

此后，庞涓更将孙膑视为眼中钉，他秘密策划了一个阴谋，篡改孙膑的往来信件，并向魏王告密，说他私通齐国，想要当齐国的内应。魏王大怒，随即就要杀死孙膑，庞涓又假意求情，魏王最后将孙膑处以刖刑，弄残了他的双腿。

直到此时，孙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那个结义兄弟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魔鬼。这个教训对孙膑来说代价太大了。他虽然双腿残疾，但是由于心中燃起的一团复仇之火，反而使他振奋了起来。后来找了个机会终于逃出魏国，投奔了齐国。

孙膑在齐国得到了重用，后来在与魏国的一场战争中，孙膑使用奇计，终于在马陵道射死了仇人庞涓。

以孔子的标准，庞涓就属于那种口是心非的“便辟”之人，这种人危害极大。不过这样的人即使隐藏得再深，如果细心观察，也一定能看出他的马脚。孙膑的失误就在于他太过轻信。选择一个益友真的能够受益无穷，而一个损友的危害同样也是贻害无穷的。所以交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可不慎。智慧点睛人在求学之路甚至人生之路上若能遇上良师益友，那将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良师益友虽可求，但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定要仔细甄别，否则后患无穷。

君子不党，朋友不是利益集团

与人交往，贵在能和。但是这种和指的不是放弃原则，一味去逢迎他人，而是与人交往的一颗和心。《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以和心待人，但对事情的见解又各不相同；小人则嗜欲相同，但见利忘义，愤而相争，因而不和。和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它所关注的并非是个体的利益，而是整个人群、整个社会的利益。与人相交不可一味求同，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子曾将和比作做汤，必须有水、有火以及五味调料，方能做成一碗美味的汤，否则只是为同而求同，同终不可得。晏子的比喻非常恰当，巧妙地阐述了和的重要性。然而儒家思想也并非不主张同，只不过儒家的同是一种无上的境界和追求，绝非小人的私欲之同，而是世界的大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为之不懈追求的一个最终梦想。

为了实现大同，人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和，只要人人拥有和心，那么人际间还怎么不和谐呢？话总是说起来简单，特别是对于强调积极进取，鼓励与人交往的儒家思想来说，如何能做到和而不同呢？说到这儿，问题又回到个人修养上了。《论语·卫灵公》中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作为一个君子，必须要矜持庄重，这样就不会有乖猾争利之心。喜欢与人交往，以和心、以仁义之心相处，自然也不会因私利而聚众结党了。

明代文学家宋濂在他的著作《文宪集》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越国人甲父史工于心计，但临事不决。他的朋友公石师却正好相反，处事果断却不善筹划。这两人相处多年，交情很深，做事的时候也经常在一起商量，因为他们的性格互补，所以做起事来就像有一条心一样，无论去做什么都能很顺利地完成。可是后来，他们两人因一件小事起了争执，大吵了一架后就互不来往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各干各的，但是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总是失败。他们俩的朋友密须奋见到这样的局面，感到很痛心。

有一天，密须奋把他们叫到一起，哭着对他们说：“你们听说过海里的水母没有？它没有眼睛，但是虾会给它带路，而它捕获的食物也会与虾分享。这两种生物互相依赖，离开谁各自都很难生存。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西域有一种双头鹰，它的身体上长着两个头。虽然在一个身体上，但这两个头却彼此妒忌，互不能容。一旦饿了，它们就会互相撕咬。有时候，一个头见另一个头睡着了，就会往它的嘴里塞毒草。如果睡着了的那个头把毒草咽下去，另一个头也会跟着一起死掉。像它们这样互相攻击，谁也不会得到好处。你们看，水母和虾虽然不是同一物种，但它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长处弥补对方的短处，精诚合作，能够做到它们各自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而那双头鹰，如果也能够精诚合作，一定会比普通的鹰厉害得多，但它们自私自利，只会排斥对方，结果连自己都害了。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你们二位虽然并不是连体人，但正是你们各自的特长把你们联系到了一起，如果分开，你们将一无是处。”

密须奋的这番话说得他们两人如梦方醒，对当初为了一点儿小利而争吵的事惭愧不已。甲父史和公石师诚恳地谢过了密须奋后，终于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在一起共事。

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人各有所长，若想成就大事，必须借助人群的力量。多人共事的可贵之处在于齐心。只有放弃私念才能与人更好地合作，否则各怀心事或者分帮结派，最终只能害人害己。这正是“和而不同”的道理所在。四海之内皆兄弟

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司马牛受他哥哥在宋国作乱所累，逃亡到鲁国。为此孔子还特别开导过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说这段话的时候，孔子应该已经过世了。孔子死后，弟子们依旧讲学不辍，看到同学们这一团友爱和气，才引发了司马牛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叹。其实司马牛并非没有兄弟，他们兄弟五人，但是有三个在宋国参与了叛乱。因此其他人也被剥夺了爵位和世禄，被迫流亡。司马牛背井离乡，先后流亡到齐国和吴国，但都无法容身，最后才在鲁国孔子门下安定了下来。此时想到兄弟五人流离失所，音信全无。虽然老师在生前曾经开导过他，但他心中一直块垒难消，始终无法释怀。子夏在听到他的感叹后，这才又开导了他一番说：“我听夫子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能心存敬意，做事没有差错，对人恭敬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呀！君子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子夏的这番话令人动容，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那种浓浓的人情味和大仁大爱的博大胸怀。这才是君子群而不党的真谛，君子以志相聚，友爱亲如弟兄。孔子也曾经说过：“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若行不敏，礼不合，对门不通矣。”友爱必须亲自去人群中践行，用博爱的胸怀和恭敬的态度去打动别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

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小布什就是一个非常善于与人交往的人。1965年，小布什考入耶鲁大学达文波特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他刚一入学，便注意到了在达文波特楼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骷髅会的会址。对于这个耶鲁大学最神秘的学生组织，小布什早就仰慕不已。因为多少年来，在骷髅会里涌现出过无数的大人物，其中就包括罗斯福总统和小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因为有这个优良的传统和资源，骷髅会的会员在毕业后很快就能步入政界，这对年轻时代就立志在政坛一展拳脚的小布什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想要加入骷髅会必须先加入达文波特学院的学生会，只有在达文波特学生会中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有资格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

一天晚上，达文波特学生会召开了一次新生选拔会。早就想加入这个学生会的小布什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当小布什来到召开会议的那间教室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有50多人在座了。

会议开始后，学生会的负责人先对学生会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他又叫起一位新生说：“约翰逊，请你站起来，把屋里你所认识的人的名字叫出来。”那位约翰逊站起来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在座的学生，最后吃力地叫出了三四个人的名字。

后来小布什又被叫起来做同样的事，小布什不慌不忙，挨个叫出了大家的名字，他一共叫出了54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屋里的人他差不多全认识。他的这个本事令包括学生会负责人在内的所有学生大吃一惊，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布什并非具备过人的记忆力，他能在入学这么短的时间里记住很多人的名字，完全是因为他喜欢与人交往。无论是在球场、走廊、教室甚至浴室中，他都想结识更多的人。而且，他的礼貌和诚恳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小布什不仅因此轻易进入了骷髅会，他几乎对耶鲁大学所有的学生组织和社团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这些学生活动中得到了锻炼，这也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总统竞选中，小布什也常常会利用去电视台做演播的空闲时间，去后台转悠，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讲笑话。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与从平民百姓到社会精英的许多人都建立起了友谊，这也是他最终竞选成功的重要人脉因素。据统计，在选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选票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小布什在耶鲁和哈佛大学的校友以及他们的朋友。这是一个巨大的人脉网络，有人因此还笑称，如果你能叫得出大学校园里三分之一的人名，那么你也可以去竞选总统了。

小布什总统真可称得上四海之内皆兄弟了，小布什的这种能力并非出于什么功利的目的，而只是出于他对与人交往和建立一个和谐人际关系的渴望，他广交各阶层朋友的胸怀，正与儒家“群而不党”的精神不谋而合。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人群和团体中，总是有一些人特别爱拉帮结派，而他们拉帮结派的初衷也绝非为了团体的整体利益，无非是出于一己之私。可想而知，出于私利而结成小团体，其内部一定也会纷争不断，对于人群中的这些人，最好还是敬而远之。《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段话出自孔子周游列国，第二次来到卫国的时候，时年孔子57岁。王孙贾是卫国权臣，手握军政大权。当时孔子再次来到卫国后，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要见孔子，孔子只有硬着头皮去见了她一面。这件事被传了出去后，卫国的大臣们纷纷猜测孔子可能是想通过国君夫人达到出仕的目的。所谓“无欲则刚”，而人的欲求如果一旦被别人发现，别有用心者往往就会趁机而入。孔子曾在鲁国位列上卿，而且他的威望也极高，名声极大。王孙贾就是自以为看破了孔子的意图，所以特地来见孔子想拉拢他，王孙贾说得非常含蓄隐晦。奥指的是房屋的内室，灶指的是厨房。他假意问孔子：“俗话说：‘与其讨好卧室里的人，不如讨好厨房里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何等聪明，当然知道王孙贾的话是在说，与其讨好国君夫人，不如走我这里的门路。孔子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也跟他打了个哑谜说：“不能这样说，如果得罪了老天爷，再怎样祷告都没用了。”孔子所说的“天”指的就是卫灵公，言外之意是说，像这样私下里做勾勾搭搭的勾当早晚会获罪于国君，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孔子的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他不是不想出仕，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行道，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又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是一个行不由径的正人君子，如果用这样低级的手段达到出仕的目的，那还行什么道？对于王孙贾这样的人，孔子是不屑与他为伍的，就像《论语·卫灵公》中说的那样：“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梅兰芳是中国近代京剧大师，他出身于梨园世家，经过勤学苦练和长期的舞台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他不仅艺术精湛而且品格高尚，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可称得上是德艺双馨。

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陷上海，当他们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名旦梅兰芳也住在上海，就派一些汉奸团体去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他帮着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梅兰芳哪里肯为日本人宣传，于是他一边让人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立即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没想到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又占领了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又会来找他演戏。于是他将心一横留起了胡子，以此表明自己坚绝不会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一听，十分不悦，气呼呼地走了。过了几天，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第二天，梅兰芳感到事态十分严重，恐怕早晚日本人会逼他演出，香港也成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于是他立即坐船又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

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日本侵略军演出，表现了一代宗师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这件事当时被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

君子善与人交，但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住内心的节操，对于那些违背道义的人和事，要坚决说不，“道不同，不相为谋”，否则从根本上就已经失去了与人交往的真正意义。智慧点睛与人交往的目的在于和，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实现和，在于人们的友爱仁义之心，只有用爱心和仁心去对待别人，拒绝结党营私，才有可能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境界。

人无完人，宽恕别人的过失

儒家对于修身讲究反省，对于做事讲究积极进取。但无论对做事还是修身来说，“抱怨”这种消极情绪都是最大的障碍。《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段话中，孔子便是用上古时两位高士的事迹来阐述如何避免产生怨恨的情绪。

伯夷、叔齐两兄弟的道德水准极高，因此他们在道德上也对别人的要求非常高。当一个人生活在道德水平远低于自己的环境中时，很容易产生怨恨的情绪，而他自己也容易受到别人的怨恨。但是伯夷、叔齐这两位高人却很少遭到别人的怨恨，因为他们对别人的要求并不是指责，而是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一旦对方醒悟并改正了错误，他们便会立即原谅别人，不再以别人以前的过错而嫌弃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念旧恶”。

人是有灵魂的动物，任何人都会有情绪，有想法。当有着不同情绪和想法的人在一起时，难免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虽然犯错误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但人也是会改变的。如果整天纠结于别人过去的错误，不仅于事无补，更会使自己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如果能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别人的过失，不仅能使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释放，同时也更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海明威曾经在他的短篇小说《世界之都》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西班牙，名叫“帕科”的男孩遍地都是，这个名字是西班牙人的常用名“弗朗西斯科”的昵称。在首都马德里，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位中年男人来到马德里《自由报》社，他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帕科，我的儿子，请你于本周二中午到蒙塔尼亚饭店去，我在那里等你。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不再生你的气了。爱你的父亲。”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周二的中午，蒙塔尼亚饭店门前竟聚集了800多个名叫帕科的孩子。这些孩子竟然都是来这里寻求父亲的原谅的。当时现场秩序大乱，当局不得不召集了一个中队的警察才把这些名叫帕科的孩子驱散。

这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是你在笑过之余，有没有想一想，此时此刻，是否有人正在期待你的宽恕，或者你也正想得到某个人的宽恕呢？往往在人们这样想的时候，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早就过去了。既然是“旧恶”，为什么还让它纠缠现在的你呢？鼓起勇气，去原谅别人的过失吧，毕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宽恕，人性的闪光点

仁爱是一种伟大的情怀。儒家思想最讲究的是自身的修养，而修养的目标便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仁爱胸怀的人。观察别人的过失，正是自我修养的一部分。观过，其实并不是为了给别人挑毛病，目的是为了自我反省。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犯错误，通过观察别人的过失能够发现别人出现这种过失的原因。《论语·里仁》：“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孔子说过：“人的过失是可以分类的。”也就是说有的过失是人主观上故意犯下的，而有的则是无心之失。通过观察别人故意犯错误的原因，便能看到这个人心中仁爱的程度。而无心之失就更不用去计较了。

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叱咤国际政坛的著名女政治家，她是英国保守党有史以来唯一的女领袖，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女首相。她曾连任三届首相职位，这当然取决于她过人的才干，但也与她身上那种宽仁大度的个性魅力是分不开的。

在撒切尔夫人的从政生涯中，有一次，她和英国内政大臣去一家餐厅吃饭。撒切尔夫人点完餐便与内政大臣一起边等边聊工作。当时他们两人的到来，在餐厅的工作人员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至老板下至厨师都不敢怠慢。他们很快便将撒切尔夫人点的菜准备好，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生给他们端上去。

这位服务生当然认识撒切尔夫人，但她太年轻了，从来没有为这么大的人物服务过。当她紧张地将餐盘端到撒切尔夫人桌前时，由于紧张，不慎将一盘菜打翻在地。当时菜汁四溅，弄得她身旁的内政大臣满身都是。这一下，餐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惊呆了，那个失手的服务生更是慌张不知所措，只是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连道歉的话都说不出来。

但谁也没有想到，撒切尔夫人站起身来，走到那个快要哭出来了的服务生身边，张开双臂拥抱了她一下，拍拍她的后背说：“没关系，孩子，我们都会犯错误。”

这只是撒切尔夫人一生中所处理过无数问题中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件事，但往往就是在这样小的、没有聚光灯、没有全球瞩目的场合，才能看得出一位政治家的真正本质。这个服务生的过失如果是出于故意，对内政大臣来说绝对算是非常严重的冒犯，但撒切尔夫人却能立即意识到这只是个无心之失，原谅并安慰了服务生。就像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样，这种错误，谁都会犯。这也就是儒家推己及人的“恕”道。换位思考，理解万岁

指责别人往往很容易，但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问问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孔子考虑问题最善于从别人的角度出发，他看到的不是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而往往是人的动机。《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在这段话中，“互乡”本来在鲁国是一个民风鄙陋的地方，那里的人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人们很难与他们沟通。因此互乡在鲁国的名声很差，国人都很讨厌那里的人。可当一个来自互乡的童子向孔子请教问题时，却得到了孔子的亲切接待。为此，弟子们都很不理解。所以孔子才大发感慨：“我看到的是他抱着洁身自好的心情前来请教，并没有看到他的过去。我接待的是他现在求知向上的心意，也并非他的过去。”

儒家思想是人际间的哲学，《论语·述而》中的这段话正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通情达理，这也是圣人宽恕的胸怀。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都能替别人考虑一下，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

鲁迅先生是五四时代的文学大师。有一段时间里，因为家里的人口很多，鲁迅不得不请来女佣帮忙操持家务。但是家中杂务实在太多了，一个女佣根本忙不过来，鲁迅先生便又托人请来另一个女佣，帮着一起操持。

起初，这两个女佣各有分工，家里的杂务也被她们处理得井井有条，她俩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可是渐渐地，这两个女佣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得失开始不睦。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只是互相小声埋怨，到了后来，干脆破口大骂。有时候，她俩一天之内甚至要发生好几次激烈的争吵。

鲁迅先生天性好静，他被这两个女佣吵得不胜其烦，不仅在书房里难以专心写作，甚至晚上睡觉时都会被她们吵醒。

可即使这样，鲁迅先生也没有出面去制止她们，只是一再忍耐，希望她们能够自觉地适可而止。但是没有用，这两个女佣越来越得寸进尺，最后，鲁迅先生竟被她们搅扰得病倒了。

鲁迅先生家的隔壁有一位名叫俞芳的小姑娘，她非常喜欢鲁迅先生，平时也经常到鲁迅先生家里来向他请教问题。当俞芳听说鲁迅先生病倒后，便过来探望。她刚一进门，就看到那两个女佣正在院子里叉着腰，互相大声指责。

俞芳没理她们，径直来到鲁迅先生的卧室，只见鲁迅先生正躺在床上，紧锁着眉头。俞芳坐在鲁迅先生的床头，扬头向窗外示意了一下说：“先生的病恐怕和这个有关吧？”“是啊，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不堪其扰。”鲁迅先生点头说道。

俞芳闻言，很不解地问：“先生，那您为何不出去斥责她们，何必如此作践自己呢？”

鲁迅先生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不能这样，谁没事会吵架呢？既然她们这样争吵，说明她们心中有怨气。我虽然可以出面制止她们，但也只能让她们闭嘴，并无法排解她们心中的怨气。她们虽然可以暂时休战，但彼此间的矛盾并未化解，早晚还是会爆发的。那样的话，她们也都会睡不好觉。与其三个人都失眠，不如让我一个人失眠吧！”

就这样，鲁迅先生家依旧吵吵闹闹。幸好，没多久一个女佣便因为家中有事，辞掉了工作。小院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鲁迅先生的病也慢慢痊愈了。

鲁迅先生虽然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急先锋，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着深深的影响。从这件小事中，鲁迅先生所表现出来的通情达理和仁恕胸怀，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既往不咎，积极向前看《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曾大刀阔斧地改造过鲁国的制度，但是他的改革之举遭到了包括他的弟子孟懿子在内的鲁国贵族的强烈抵制，并最终将孔子排挤出鲁国的决策层，迫使他周游列国。当时宰我便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弟子之一。《论语·八佾》中这段话的背景是，鲁哀公当政时也饱受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架空之苦，心里想要恢复君权却又不敢。于是他才假借向宰我询问祭祀礼仪的机会，想得到孔门对此的一些建议。

对于排挤孔子的鲁国三家贵族，宰我心中当然是耿耿于怀，十分抵触。因此他委婉地对鲁哀公建议，要使用铁腕手段夺回君权。实际上，周人用栗木作为祭祀用的木材，其用意根本不是宰我所说的为了“使民战栗”，宰我之所以杜撰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劝鲁哀公动手除掉三家。

当宰我将这件事告诉孔子后，孔子当然明白宰我的用意。但孔子是一位宽宏的智者，他一生进取，从不为过去的事情追悔和惋惜。在他看来，既然三家势力已然在鲁国根深蒂固，以当时鲁哀公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三家抗衡的，劝鲁哀公与三家作对，只能是泄私愤，这对国家来说毫无益处，所以孔子才会以博大仁爱的胸怀教导弟子们说：“事情已经成形，就不必再说了。事情已经在进行，就不必再劝谏了。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也不必再追究了。”

这就是儒家向前看的世界观。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不必找理由证明自己不是懦夫，不必对造成现实困难的历史原因耿耿于怀，只需找一个理由证明自己是勇士，并勇敢地去面对困难便足够了。而作为一个勇士，拥有一颗仁爱、宽容的心则是必备的素质。

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有一场非常著名的盖茨堡战役。战役发生在1863年7月3日。到了7月4日晚上，南方军队失利，李将军率领残部冒着大雨撤退到波多马克河。当时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北方军队追击，李将军进退失据，眼看就要束手就擒。

对于陷入绝境的敌人，林肯毫不犹豫，他立即给前线的米德将军下了一道命令，令米德将军马上对南军残部展开全面进攻，企图将南军一举歼灭在波多马克河边，结束这场美国人民骨肉相残的悲剧。为了不贻误战机，林肯不仅向米德将军发了加急电报，而且还出于保险考虑，又派了一名通信兵火速前往前线转交他的手令，以图万无一失地拿下这场战役。

可是，前线的米德将军却并没有立即执行命令。河水很快退去了，南军随即全军渡河。结果李将军竟死里逃生，顺利逃回了南方。

林肯得到这个战报后怒不可遏。他几近绝望，于是在悲愤中亲手写了一封信，打算让人送给米德将军：亲爱的米德将军：我想，你一定不会认为李将军成功逃走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原本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只需收紧手指便能抓住他，这场战争也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和他的部队却逃到了波多马克河以南，这场战争不得不继续打下去。必胜的机会已经完全丧失，对于以后的战事，你怎么保证能取胜呢？我对你的信任是不明智的，我不该期望你能做得更好。对于失去这次取胜的战机，我只能深表遗憾。

林肯写完这封信的时候，愤怒的情绪已经平复了很多。他踱步到窗前，望着窗外翠绿的草坪陷入了沉思：“我为什么要指责米德将军？仅仅是因为猜测吗？或者，我本不应该如此急躁地下结论，我在白宫里发号施令当然容易得很。如果当时我也在盖茨堡，每天见到那些流血的士兵，听到伤员的呻吟，我会无动于衷吗？说不定我也会做出暂缓进攻的决定呢。事到如今，李将军已经成功撤退，我发出这样一封指责的信件除了能表达我个人的不满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显然它毫无作用，我想米将军一定会为此进行辩解，或者他甚至会为此离开军队。这可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林肯最终并没有寄出这封已经写好的信件。

1865年4月15日，林肯遇刺身亡。当工作人员处理林肯的遗物时，他们发现了这封信。林肯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所有人，他也成为后世美国总统的楷模。罗斯福竞选成为总统后，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看着墙上的林肯像默默思考：“如果林肯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呢？”

林肯对这件事的处理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当一件事情已经发生，遗憾已经造成的时候，再去纠缠这件事已经毫无意义。只有积极地向前看，才是挽回损失的最好方法。智慧点睛儒家所追求“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宽恕而宽恕。宽恕别人是为了将自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培养宽广大度的胸怀和积极做事的心态。这是达成修身的更高目标“仁道”的重要一步。而仁道的最终目的就像“仁”这个字的字形“二人”所表达出来的那样，要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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