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用孔子:安身立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3 23:40:15

点击下载

作者:江绍伦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活用孔子:安身立命

活用孔子:安身立命试读:

丛书总序

本丛书旨在依据作者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用现代语言书写中华智慧,兼述在后现代一个世界格局的今天,我们怎样做一个中国人,自足安泰而高贵。中华文化的起点是人,即人的天性(human nature)和人心(mind)。其终点仍是人,即人在自强不息的毕生奋斗中圆满平和,安详归宿。

我于1958年从香港去加拿大读心理学,196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以后的50年间,我一直在各大学教学,还兼任国际组织的专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做社会开发工作。那是人类经历巨变的时期,冷热战争、经济角斗和科技普及运用冲击着群体和个人,改变了人的状况(human condition)。我亲眼目睹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无奈中挣扎求生,渴望安宁。而在发达的美国的大小学校里,几乎每天都上演暴行,必须长驻校警处理,更无安心。

今日(2016年12月27日)执笔写序,我惊悉印度成功发射一枚可携带多枚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和美国分别宣布加强核武能力。这三件事都疾步走向人类自我灭绝的末路,威胁世界和平。

假如这些国际“大事”有点遥远,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日常“小事”,看见人们无时不在刷手机,消磨生命时光。上星期本地新闻报道,一个母亲带小儿上街,过马路时只顾看手机,孩子在不知所措中被车撞死,酿成悲剧。另外,在庆祝节日的欢宴中,一家人同坐一桌,往往每人都低头刷屏,或玩游戏或刷微信,不顾身边亲人。

互联网的面世推动人类通讯发展,却造成讯息超载和心理压力。智能手机的普及更让许多人寻找虚拟的沟通,打发无聊。这一划时代的发展将怎样影响全人类,目前可见的只是冰山一角。“知”是人所独有的本性及权能。人们不但知天地人物,亦知万物,适应一切情景,创造生命条件和意义。现代心理学说明,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感,只有在安全心境中方能进行创造,包括生产方法、哲理科技以及文艺美景和梦想。

本丛书的四本书均以“安”字呈现中华智慧,分别述说孔子的忠恕仁爱、老子的自然慈惠、禅宗的怜悯自在和庄子的逍遥通透。这些思想向人类提供做人的道理和社会秩序,教人修德从善,迈向高雅的人生境界。

中华智慧的另一面是汉文字的特有魅力。试看,“安”字由两个部首组成:一是象征家庭的宝盖,二是代表孕育深柔的女人。女人不但生育,而且维持家庭的生息和创造力量。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能像汉字一样,同时包含形、声、意、美的特点。“中道”是中华智慧的修养和行为指标。中字由一直线贯穿口字,讲求正直。《尚书》用黄帝的音乐审美标准说:“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它说明音乐有极,重在两极之中,以达中和之美。

心理学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基础心理需要。一是坚信自己有能力和价值,二是获得他人的认可。现代人每天照镜子,看自己的样子,同时用他人做镜子,确定自己在他人心中的样子。中华民族原本信心十足,自古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做人。不幸,我们于近代受到西方列强的炮火侵袭,失去信心。我们的精英分子仰慕外国的物质进步,对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甚至任意否定。他们推动全盘西化,或洋为中用,废除学习传统文化,抛荒祖宗荫德,长达百年。

如今,多数中国人醒觉过来,相信必须进行文化复兴,积极寻找足以应对时代挑战的智慧,奋力向前。为此,本丛书用浓墨叙写中华智知,并说明它对人类的重要影响,千年没有间断。作者以史为证,希望鼓励大家用外国人为镜子,照见自己文化的庞大力量,爱惜之,学习之,巩固自己的信心,排除文化自卑感,做一个堂皇又知书识礼的中国人。

四本小书不足述说中华文化的皮毛。然而,读者可以凭着顿见,认识通往传统文化宝藏之路。下面简陈二例,作为第三者的镜子,供读者自照。

1. 日本人原用汉文作日文基础,字数约半。直至今天,日本人的名姓皆用汉字。日本于公元285年初见《论语》,立时接受忠孝之道作为立国基石。他们又于6世纪获知禅智,把它注入武士道精神,以怜悯和义规范行为。此外,调养性情和人生态度的音乐和美学亦源于古时中国。如是,日本人今天享受经济强国之福以及满足人生之乐,应是他们谨守传统的结果。

2. 回顾近日香港,有青年发动独立浪潮,反抗传统和现实。为寻求外人支持,更有前高官邀请“末代港督”彭定康到香港大学演讲,希望鼓吹任我行式的民主价值。但是,出人意料,彭定康当天一反常态,用谦和的态度分享他最近所得之宝贵精神食粮,因为他读完孔子的《论语》,后悔没有早些发现这本伟大经典。这面第三者文化镜子,何其发人深省。

即此完序,好让余音回荡。江绍伦2017年元旦于香港序

孔子说仁是二人,是爱,教我们大家和谐相处。更深一层,他毕生行恕,用宽广的心化解纷争与险恶,以身作则,示范人的尊贵与崇高。他讲行为,将心比心,劝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更进一步,本着爱的积极作用,教我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谦虚又助人为乐。

孔子的智慧透彻简易地阐明人的心理本质和应用,我认为他是古今一贯的杰出人文心理学家。今天,当后现代社会把人类生活和关系碎片化,当国际和平被残酷又无休止的战争所破坏,当人的状况备受偏见、利益争夺、伦常秩序混乱所困扰,消费主义损害地球生态的自然生息,我们认真地学习孔子的教诲,很有助益,在己可以平衡心境,在公可以改善人类的前途。1989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心人类怎样于21世纪健康持续生存,多次广召学者共同研究对策。结果,大家取得共识,建议人类向2500年前的孔子学习仁爱行为。

提起孔子,世人多知其名。至于认识他的智慧的人,则是少数。而实践他的教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包括炎黄子孙在内。这是有原因的。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反孔”,引入外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模式“救国”,结果是以“忘本”之心,弄巧成拙。这是主因。

另外还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白话文运动,导致中国人离弃古文,并从心理上认定它所载的一切都是陈旧无用的。所以人们提起《四书》,自然心存隔膜。另一个是崇洋心态,一百多年来,连我们的基本教育也趋于西化,从制度到内容,都远离中华文化。这都是亟待改善的,不改不能扭转运势。

为了向世界宣扬孔子智慧,我于2009年用英文选译了《四书》内对现代实用的部分文章,名为《21世纪的孔子智慧》(Confucian stWisdom for the 21 Century),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受读者喜爱。该书为纪念先母而作,她生于清朝,历经战争和朝代更替,终年104岁。她没有机会读书,却毕生恪守儒、道、释的人生价值和做人方法,处变不惊,履险如夷。我从她的为人和教诲知晓,中华文化的传承不靠文字,靠生活经验。所以,知识分子对固有文化的反对和“不破不立”,没有改变百姓人心,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庆幸。

这样,我写本书也不从“学问”出发,而是用我个人生活和认识为轴,以我的世界为平台,阐述孔子的人文心理智慧。我生于香港,于抗战时在广东宝安度过5年快乐又有丰富教养的童年,然后回港接受天主教学校的英文教育和师范教育,又去加拿大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我于40年间工作和生活在北美、亚洲、英国的大学校园内,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为基地。可以说,我的世界是前卫又宽阔的。但我毕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深染着中华文化的特色,我站在西方高等学府的讲坛上讲学,内心和人格的定位以中华文化为根基。正因如此,我相信我对孔子智慧的解说和应用,是有时代参考价值的。

孔学像天上的月亮,在黑暗世界中照耀大地。人们不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仰望她,不论感到的是悲愁或欢欣,所见的都是一个圆缺有常、恒久照耀的天体。中国诗人爱对月表心明志,不知吐露了多少美意浓情,都是各抒一人之见,不能说尽月亮的育化光芒。

同样,孔子的学问广阔深厚,不是一人一书所能充分反映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一是通过孔子智慧的点滴,唤起读者的文化自觉;二是把孔子对人心和人生的解说,放在今天的世界平台,让大家共同认识和欣赏。希望我的经验之谈,能够引领身处今天动荡多变世界的青年,践行孔道孔德,在自主生命中达成心灵富足安顿,自由自在。江绍伦2012年春节于多伦多大学

孔子论人

人的本性

人是什么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必须从不同层次作答。

首先,儒家释人,从他的本性解说,即“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即是说,人是有仁心的动物,没有仁心,不足称为人。

什么是仁心呢?中华传统的观念是“仁,亲也。从人二。”就是说,人是醒觉自己以外存在他人的,而且互相关爱。

从孔子开始,儒家对仁的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从不同角度解说它的含义。

最浅显而时常为人引用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连小孩子遇见恶人欺负他的时候也会说的。但这两句话的含义十分深远。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对他人施加自己不喜欢的事,社会便不会有欺骗,而世界也不会有战争了。

孔子这种智慧符合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即说道理之时,从自己设想,十分易懂。

仁心的更积极的应用,同样用两个显浅的句子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这表现的是无私行为,即自己意欲建立事业,同样协助他人有所建树;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志向或目的,也同样协助他人做到。试想,这样的人际关系,无论放在学校、家庭、工作场所还是国家之间,不都是和谐共处的最好做法吗?

怎样行仁

上面说的仁的概念部分解释了人的本性。但是,怎样实行仁心呢?

也许,这就涉及教育的功用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有仁的素质的。可惜孔子没有把方法说得直接而详细。《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说,小孩子在家庭中长大,自然会学得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姐妹。这样说,家庭经验对人的成长影响至深。家庭是成长和做人的一个重要基地。

从家庭进入社会,儿童逐渐学会爱惜亲戚和朋友,再扩大到爱惜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人,根据的也是仁心。孔子在《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当学生樊迟问他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更简单地说:“爱人。”

爱人的观念是广泛的。要解释它的行动,孔子还是回到前面提过的两个行为规范,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儒家智慧里,仁是人的自觉道德意识和心理感情。仁心的表现是由个体来主宰的,所谓“为仁由己”。而且,对于有良好家庭教育的人来说,仁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要行使仁心,它就在我心里了,十分自然,无须牵强。

西方文化无仁

西方文化里没有“仁”的概念,因为西方文化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翻译“仁”字,用kindness或者benevolence,都只形容人的行为,没有说明人的本性建构,不能译出“仁”的精髓。

西方的人性不是人内在自然有的,而是由上帝赐予的。上帝造人,依照的是他自己的形象或本质。所以,英文的person包含上帝的神圣本质,同时亦存在于上帝的影子之下,不完全独立。英文的individual(个体)是集体(collective, group)或众人(crowd)里的单数,也是社会统计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不含有天性的。《圣经》一开始便用故事说出上帝造人以后,如何严厉地要求他服从自己。《创世纪篇》所述的事实十分惊心动魄。上帝吩咐亚当和夏娃不要采吃树上的果子,没有解释为什么。等到他发现两个子女偷吃了果子时便盛怒起来,不但把他们逐出伊甸园,而且要他们的子孙都背负“原罪”。

以我们今天俗人的想法去看,这位父亲不但缺乏一般的慈爱之心,而且相当严厉,不合情理。

当然,上帝留给人类祖先一条“赎罪”之路,那就是无条件相信和服从他,并且时常赞美他。

这就是为何许多中国人在未曾接触西方文化之时,见基督徒每餐之前都必先行祈祷赞美上帝的仪式,不明个中道理。上帝需要人的赞美,就是道理。《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圣经。等到《新约圣经》由西方人记述耶稣的事迹,所说的故事也同样尖锐而惊动人心。

简单地说,上帝天父为了拯救人类(全部身带原罪),不惜差遣自己亦人亦神的儿子耶稣(今亦同称上帝)到世间行善。之后耶稣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以他所受的痛苦和委屈来替人类赎罪。

这种慈父亲见儿子受死所感的痛心,被说成是上帝天父对人类的至高之爱。对于基督信徒来说,这是伟大的博爱。

然而,一般人难免会问:“有必要吗?”难道全能的上帝一定要用如此戏剧性的激情劝人去爱上帝的其他子女?难道最大爱的榜样会差遣儿子去受死,却不听他的求救?

我们不便用直接和简单的回答去应对这些问题,因为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信者即真,不信者则另论,两者各有权利和选择。由此引申,西方文化相信人有绝对的人权,不可受到任何侵犯或妨害,东方人基于儒、道、释的信仰,却不必苟同人权的绝对性。

我自己在选择和理解中都曾有特殊的经验。我从13岁读英文ABC开始,所受的便是天主教的教育,而且是在被公认为“学术王子”的耶稣会神父所办的学校。后来到研究院专攻心理学,入读的大学也是天主教会办的,同学中超过一半是神职人员。我跟教授和同学都有互相尊重的亲密友情。

居住在加拿大四十多年间,我认识许多深信基督教的朋友,其中多数是科学家、政要人士、律师、医生或教授,都是信念十分虔诚的人。我欣赏他们的为人和生活模式,因为他们心平气和,每遇到困难便祷告上帝,把困难交给上帝,然后接受任何后果。

绝对与中和

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不能有任何折扣。

我读研究院的时候,因为是在天主教大学,所以必须读神学一科。教授一开始便解释,神学知识由信(faith)或忠心而生,不言其他。所以,信便服从教义,并且依照神谕做人,不能作他想。

后来我百思莫解,询问身为院长、神父兼教授的谢文尼尔(Shevenell)博士,一个人怎样达到faith的信心呢?

谢文尼尔博士是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的“古经学者”(Diplomate in Clinical Psychology),当时是50岁左右,而我是24岁。他有洞悉人心的能力,为人十分爽朗率直,我们在短期内成为朋友。他眯着眼看了我片刻说:“那需要恩宠(grace)。”“恩宠如何可得?”我问。“由持续的祷告,”他说,然后劝我:“你喜欢寻索,等到30岁便可得到的。”

我30岁的时候专程前去告知他,我仍然不得恩宠。他叫我再等10年。时间过去10年,我40岁仍不得,然后,我不到50岁,他便逝世了。

后来我明白,他既然洞悉人心,又是我的老师,早就清楚我不是上帝所恩宠的那块料子,只是不便相告罢了。

谁是上帝的料子呢?《圣经》明示:“清心的人有福了”,说明是那些一条心而不左思右想的人。

我也很羡慕这种人,知道他们有福。读书的时候,隔壁宿舍有一位学医的法裔加拿大人勒内(Rene)。他十分刻苦,每晚都读书到午夜后才睡觉。在闲谈中,我问他为何每晚十点必然外出,风雨不改。他说是去教堂祷告,因为温习久了会心烦,去祷告一趟便安心,可以借助上帝的力量继续努力。

不过,我也认识不少原来十分清心的人,随着日子过去和生活情况改变,又为烦恼侵扰,便放弃原有的信仰,结果备受双重罪感困扰。

绝对主义的问题不少,主要的是把绝对的正确思想或者“对”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绝对权威上(例如上帝或领导人)。一旦那信念崩溃,信仰者的生命定位便会即时破灭,而人也迷惑了。

中华文化从远古至今都倡导中和,即避免极端的见解。《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它告诉我们,假如对立的或不同的因素产生矛盾能得到消解而和合,那么天和地都各守正当的位置进行运作,而万物也有自然发展的机会。不然,矛盾的后果往往是斗争和破坏。

孔子以人的经验解释中和之道,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就是说,中是人性本质,正如各种情绪状态存在于人。如果这些情绪表现的时候合乎人际间的礼节,就是和了。在这种理念里,和是做人的方法,是自然的。它以仁心为基础,经过教育和人际互动经验,成为一种待人接物的方法,凡事不搞破坏,达成和的关系或状态为最高理想。孔子说:“和为贵”,落实到民间,人们都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体会过和谐给人的满足感。

扩张与守本

我们综观中西文化对人性的看法,容易明白一个历史事实,即西方人喜欢扩张,不怕斗争。中国人则喜欢守本,即守住人的自然本性,以“中”为行为取向,以“和”为做人理想。

前面提过,我欣赏基督徒朋友的生活态度和为人。但是,我不欣赏他们凡事都要依赖上帝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去作决定。说句笑话,有人说,夫妇新婚洞房之前,也要祷告上帝庇佑,方才开始。那是表示谦虚呢,还是放弃自主的权利?

历史表明,西方人于十八、十九世纪四处打杀,建立殖民地,高举的旗号是向“野蛮民族”“传播福音”。他们成功了,却无法向自己的良知交代,这就是没有仁心所致。

近一个世纪的多次跨国战争,包括近年美英法联手轰炸利比亚的暴行,其“理据”都是帮助受侵地区的人民实行西方认为绝对正确的民主自由。至于各地人民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是否有权存在,西方国家用行动说得十分清楚。

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拜佛的也鲜有人绝对投入。我们拜天地祖宗出于两个文化传统,一是相信天地人合一,一是相信孝顺父母。两种行为都出于人的自然本性。

天地人和

中国老百姓对天有独特的看法,认为它不但是自然的天,也是一个万能的主宰者,含有人与神的双重性格,是神秘的、慈善的、公正的、大公无私的。

儒家文化视天有三种含义。第一,天的高处住着一位主宰自然界与人事的神。他是抽象的又是真实的,却不高高在上,严厉罚人,或者强迫人时常赞美他。《诗经》时代的人说:“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下不是低下的意思,而是在地上的意思。中国人看天地,有上与下的位置之分,而没有高与低的价值之别。

第二,天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精神力量,既存于人心,又存于人心之上。它具有神秘的支配一切的权能。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说,天有赋予人道德的权能,而人生的最高贵的理想就是行德。

孔子说自己“畏天命”,又“知天命”。他敬畏的是主宰宇宙的力量,知道的是支配社会的力量。在又怕又知的情况中,他可以主宰个人的行为和奋斗,又可以安心地接受后果。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十分重要。它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感到“有助”,在成功的时候有一份谦虚。合起来,我们无须求助心理治疗,可以安心自在地生活,凡事由我决定,其后果也由我承担。

第三,宇宙的起源。中国神话说“盘古开天地”,跟西方说上帝造天地,很不相同。《三五历纪》描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

这个神话传说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人(盘古)与宇宙同在。二是“多变”(一日九变)。

这传说不像科学界相信的“大爆炸”理论,却又有点类似。因为它比喻宇宙之初好像一只鸡蛋,是盘古居中启动变化的,分阴阳之气为天地,而人(盘古)就长期变化其中。

可以说,中国人从开始便习惯变(change)了。凭着这种内在素质,中国人有“临危不乱”和“处变不惊”的定力,培养成中庸心态。

中国人又相信“神于天,圣于地”的人格境界。即精神要自由地飞翔在高天上,做人则要脚踏实地,在大地上开拓丰盛的生活。孔子悠游于天地之间,待人接物温和敦厚,自然孕育成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足以顶天立地。

如此,我们明白,中华文化中的天不单是眼睛看见的天空(sky),也非人们希望追求的天堂(heaven)。它是宇宙和人的本原。人类与天平等共生,可以得到天的育化、鼓励和规限,达成完美幸福的人生。

早在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孟轲就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见解。它指示人一条通天的路。这路不难,尽心做人便通了,因为天所包含的一切同时存在于人心。所以,天和人是可以合而为一的,称为“天人合一”。

天怎样对人说话呢?答案是不说,而用行动与人沟通。《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观点进一步指明人的积极性,叫人主动去顺应及利用大自然的变化,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大自然的恩惠。

儒家智慧进一步勉励人们发奋自强,如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历来,中国老百姓以吃苦耐劳见称,鲜有人像今天美国人那样乐意领取政府发的food stamps买食物度日,不事生产,也不讲自尊的。(最近统计报告美国有超过400万人这样生活,人数相当于香港人口的60%。)

上述孟子这段话是儒家教育方法最具体的叙述,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过程。可惜它不曾在中国引起重视。但韩国人凭借它,从原来一个落后愚昧又贫穷的农业社会,在短期内跃升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75年,我受邀到汉城(今首尔)近郊的“新村运动集训营”做咨询,主任金准先生介绍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孟子这番话,奉之为金科玉律。

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时,几乎被炸平了,国家百废待兴。在朴正熙总统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自动参加“新村运动”的培训,共商建国的方法和行动。

简单地说,集训营每期可容300人。参与者不分职位、年龄、学识和专长,一律穿上制服共同生活,每天分组进行互相了解,讲述自己单位的情况和困难,然后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并制定试行方法。经过集体审定和改善,付诸行动。

培训过程最突出的特点,是让背景及文化水平差距颇大的组员学会使用最朴素的语言和实用的解决方法,营造和谐的团队精神,达成共识。在集训的3个月里,队员学会认识自己和他人,互相礼待,诚心接受批评或赞赏,增强每个人的个人价值。

金准先生告诉我,韩国的强健教育系统就是这样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从无到有,实践方法由下而上,理想则源于孔孟。他办公室挂着一张苍劲十足的书法条幅,写的是《孟子·告子上》的句子:“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天爵是人格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君子,做事完全超越私利,一心寻求“立人”的方法,并能身体力行。

西方人对这种人有这样的描述,称他“比生命更大”(larger than life),很有意思。

人的尊贵

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但又必须了解。古希腊的太阳神庙门侧写着这样两句诗:

Wonders are many

None more wonderful than man

翻译过来就是:“奇迹很多,没有一个比人更为奇妙。”古往今来,这是对人最恰当的赞美。

中华文化对人的赞美由神话中的盘古开始,说的也是人的奇迹。

孔子继承了古代文化,对人的描述十分丰富,其内容远远超过西方文化对人的表述和认知。

其中最中心的是“仁”的特性,它说明人的自觉、自强、安分守己和关爱他人。

儒家文化注重教育和自我反省,因此,人们不会过分自我,同时也不自暴自弃。放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这样的素质足以顺变求安。中国人有自主权和对社会的关爱,不讲绝对的人权,却对人以礼相待,和谐互动,求安求福。

2011年春,中美两国为了纾缓双方矛盾,举行了一次高层对话,中国派了首长级的访问团访美。不料,美国以其一贯先声夺人的外交手段,当天即由副总统通过传媒向中国发难,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落后,以艾未未被捕的案子为例证。对于一次希望求同存异并和谐合作的对话,美国的举动并无诚意,结果,对话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

我从电视新闻里关注这次高峰交谈,惊讶地看到在会议终结之时,中国外交发言人宣布:“中国的人权天天在进步之中。”言下之意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落后,达不到美国的要求。

中国在屈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优良的外交传统,其中外交官都熟读经书,深知道德根源,且辞令敏锐。如果我们今天的外交家略知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智慧,坚信中华文化的人权不是基督教的“天赋人权”,而是扎根在仁义自觉之中的,我们每个人行使个人权利都必须顾及他人和社会权益,就可以很好地应对美国的非难。又如果他熟读《论语》,也必然具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修身,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示我们的文化立场。

我联想起一则近代教育史(也是外交史)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之下投降,全民陷入深切的悲伤和失望之中。美国为争取统治日本的机会,于13天内即派遣了一个“教育家咨询团”访问日本,并于10天调查考察以后,向日本提交了一份《援助日本重建教育计划书》,表示美国人的“善意”。

该“计划书”提出两个基本建议。第一是日本为了赶上时代,学校需要选用英文教学,由美国提供教师免费援助。第二是日本人心理受伤很深,需要心理辅导,所以,日本学校应该加设“辅导”科目,帮助青年认识自己和社会,重建国家。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对于美国的善意与援助,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史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教育部长这样回答专家团:我们国家在战争中做了坏事,受到空前的惩罚,现在举国上下都在悲痛中进行反省,得到贵国的及时关心,我们十分感激。对于贵方的建议,我们深知,平等自由及尊重人权是贵国的建国理念。因此,我们希望贵方平等对待日本,容许我们自己处理教育事业。

没有人知道这位教育部长当时的心理过程和勇气根源。但是,从他的行为来推测,我们不难悟见,他运用知己知彼的智慧,及时看穿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意图,巧妙而有礼地拒绝了。也许,他心中记得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使出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修养功力。

志比天高

根据儒家文化,中国人自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把人的高度与天的高度平放在一线之上,没有在天上放置一个万能的天王上帝。

孔孟都相信人心力量无限,足以体会天道和天理。孟子说,尽心知性以知天,肯定每个人都具有知天的心。

与此同时,儒家讲究实践,用行为说明心的无限力量。这种力量是自由的,出于个体本有的“止于至善”的自觉。仁、义、礼、智的善端和良知是本心具有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引导人去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

知和行的两个层次都围绕自我的有限和无限关系而展开。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则是有限的,备受存在和事物的局限、影响。这样,中国人的世界由无限的意志和心与有限的身和物互相交织形成,既有限亦无限。

孔子教人成为道德人,分三个层次处理心和物的关系。

第一是用道德心开创一个完美的和谐世界。

第二是用像镜子一样的虚静之心观照万事万物的真相,不存偏执。这智慧源于道家,注重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用知识心把世界视为认识对象。在这层关系中,人的实验、思辨、研究和冥想,都超越时空及有无的限制,飞腾于无限的心中。

综观这三层心与物的关系,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要点是,前者把人的能力、志向和创造力放在至高的地位,后者则视人为万能上帝的子女,最高的目的是赞美天主,祈求死后进入天堂“永生”。前者把道德的责任放在人的肩上,后者的道德由上帝规定,烙铸在“十诫”的石板上。

现代心理学探索人心,相当深入地了解到心智(mind)的无限,了解到情意(emotion)的无限动力,却因为认定道德由上帝所定,不加研究。

然而,思想家仍然探求心物互动所生的种种现象的“为什么”,感到迷惑。例如,上帝爱人,为何表现出如此大的偏心?人有上帝的善心,为何会凶残滥杀同类?于是,在无奈中,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把他的权能放入人的手中,造成了希特勒的疯狂行为。存在主义落脚于“此在”,否定“天堂”的意义,结果仍然找不到长久的心灵安顿。这方面的原因多而复杂,但是,不难剖析,此在的生活没有解决人与物的互动,只让人在日益高涨的消费主义现实中沉迷于物质的享受。于是,灵性提升的需要以及环保的需要,都因此停滞不前。

法国大革命高唱平等、自由和博爱。在这些理想的后面,人并没离开上帝的监督而真正自由。美国继承了法国革命的精神,把同样的理想写入国家宪法里。经过二百多年的实践,今天,美国人贫富悬殊,表现个性的发展机会备受歧视和限制。在国内,连天主教这样权力庞大的机构也破产了。对外,美国对于异己的人民和国家,任意打杀,对于诚善的他国人民,不惜通过金融手段进行抢骗。一切都因为道德无存。

行文至此,来自英国的新闻显示,《世界新闻报》停刊了,用大字在头版向世人说“再见,谢谢”。剩下来的世人受骗的“伤心”由谁来负责任呢?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由谁来主导呢?在各级政要、警察、新闻工作者的表白及互相指责中,没有任何“权威”排众而出,挺身担当“摆平”的责任。

谁都知道,民主社会不能存在权威,只能进行无止境的“讨论”。总统或首相数年一任,只会明哲保身。教皇任期较长,他的权威只在传达上帝之言,叫信者得救。

自由安顿

孟子强调人皆有善心,可以追求无限的向上发展,所以,人是自由的,同时也能自主生命。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物景”中,就连七情六欲,也因涉及物而变得有限。这样,在历史中,宋明时代的儒学曾经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修身方法,要用“学者自派的权威”扼杀自由,造成了一些恶果。这不是因为它强迫人舍弃自己而服从道德,而是它要求个人背负道德的责任而生成“使命感”。事实是,锐意“救世”的善者或革命者,都会在行动中要求自己,成为不自由(只有使命)的“贤者”,付出代价。

我们今天综观近代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在处理心与物关系的环节上陷入迷惑。他们背着沉重的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同时在行动(往往是革命或反叛)中采用从西方借来的无德无仁手段,不惜伤害自我和文化遗产这种心态和行为,都应该自省自改。

儒家的道德心、情意心和知识涵盖了西方心理学的智商(IQ)和情商(EQ),更以人的道德自觉(良知)超越了IQ和EQ的人本潜能,使人高贵,使社会和谐。

我们更可以参考道家智慧,抛弃仁义礼智的行为标准,回归自然的真我,放下“带着自大”的使命感,向“自然充足”的方向发展,不追求巨富和无限权力,不买LV手袋或名牌手表,不滥用资源或频开派对。这样,人可以保守虚静之心,用平常心钻研学问知识,在不断自我提升中贴切地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家庭幸福中感到儿女与孙辈的成长和心灵的自由腾飞,人的尊贵得以世代相传,心灵可以归乡而长久安顿。

心理学所研究的是人。孔子整合他对人的认识,用“仁”概括人的本质。他在《论语》里用了近50个例子解说仁的意义和作用,在《四书》中开拓人对“仁”的道德自觉。可以说,孔子的心理学是最周全的心理学,从人的整体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和行为的各种细节。

在2500年前,孔子给人类开辟了心理研究的大道。时间证明,我们今天顺着孔子的大道向前行走,可以感到他的智慧在我们的脉搏中强健地跳动。

人与宇宙

人与天道

儒家以“天道”看待宇宙和人,认为“天人合一,物我同体”。

这样看,天和物都在人心之内,不在人心以外,即没有客观存在。人是宇宙的中心,天和物只是人的认识对象,不是人所信仰的对象。所以,儒家文化不开发西式的宗教信仰,而是一切都以人为中心。

围绕着天道的发展,中国人在六七千年的历史中开拓了承先启后、各有特色又互相呼应的道德理念和修养方法,本章用最简易的方法阐释。

人性自由

远在殷周时代,中华文化已经开始重视人的道德,用以说明人的素质高出其他物种。当时产生的《诗经》和《易经》等巨著,详细记载人对自己及宇宙的看法,至今仍然具有审美和实用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会,其中儒、道、墨、法各家争抒己见。不过,大家共同关注天、地、人“三才”之中的人,确认人性自由。人有趋向道德的自觉性,趋向人际和谐及精神升华,不愿停留在生存的地步。

孔子传承古代文化遗产,整理百家思想,提出修身正己的理想,奠定儒家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

接着,孟子把孔子的智慧推前一步,确认人心固有良知善性,强调道德修养的主动性,他又主张存心养性,清心寡欲,以及养浩然之气的修养过程。

另一方面,道家认为理想人格自由自在,恬淡逍遥,主张自然无为。

而法家则主张为了国家公利而修养自身,鼓励人正心和遵从法治。墨家认同修身正己的积极意义,主张兼爱劝善,行俭爱人,积善成德。

三纲五常的教育

两汉时期,国家一统,儒家道德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大放异彩。

于此时期出现的《礼记》,明确地教精英青年修身治国,把自己打造成为有知识和完美人格的强者,服务社会。《礼记》中的《大学》篇一开始便提出学习的三个纲领和进程,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我们今天学习这“三纲”,清楚地认识到古代教育的目的:第一是教学生明白道德;第二是亲近民众兼从大众的经验中体会生活和知识;第三,努力学习和终身学习,直至到达了完美之境方作休止。西方教育和做人称最完善的标准为excellence,正与《大学》所言的至善互相契合。今天中国社会提倡“通识教育”,其概念源于西方,其中的至高目的就是excellence。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前身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精髓有二: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和文化传统,二是教人追求至善(excellence)。

我们今天推行通识教育,无须抬举通识教育为“洋货”,它的本源就在中华文化里,明载于《大学》首章。

假如今天的莘莘学子获得优良的通识教育,了解自己是谁,由何(文化传统)而来,又怎样从“明明德”学起,怎样亲民及求善,教育即可到达“复兴”的顶点。《大学》虽然寥寥数十言,但同时提出了八个学习的条目,以说明目的和进程。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指出学习的目标和内容,后四条指明学成的个人责任。

我最近偶然遇见两位香港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们正忙着搞政治活动。我问他们有哪些人生目的,又志愿做些什么?下面是谈话的部分内容:“我们要改造香港社会。”他们说。“可否说清楚一点?”“要实行民主,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可行吗?有哪些好处?”我问。“如果大家一齐醒觉,积极上街示威就一定可行。好处就是民主自由。”“你们现在有机会读大学,而且可以自由说话和行动,有什么不满意的具体地方吗?”“有!就是不能投票选特首。”“我想暂时换一个话题,请教你们,贵校的校训是什么?”

他们不耐烦地商量了一阵,然后说出了:“明德格物。”

我追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出于何书?”“没有学过。”他们冲口而答。然后,他们觉得失言,补充说:“不过是一些陈旧的思想,教授们也没教过嘛。”“旧思想是不错的。”我说,“但贵校仍然以它为训,一定不会因为它过时而不再有意义吧?至于教授不教,那可能是他们的疏忽。但是,我记得自己读中学的时候,香港只有一间大学,每年收不到200名新生。那时香港经济不好,我们那代中学生十分盼望有机会上大学,却没有机会,只能时常望着‘格物、致知’几个字而驰想自己有一天遇到奇迹,有机会跻身它的门内。我知道,大学里的学习靠自己,不一定靠教授讲课,所以中学后期便养成自学的习惯了。”“你的经验是过去的事,不知跟自由民主有何关系?”他们问。“那真的是我个人的经验。但是,也不一定不与自由民主有关。历史不是一去而无踪迹的事,而是足以反映社会发展历程的。在那个年代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所以,人们都不敢言政。但是我们却觉得自由,因为有机会读书,不像80%的同代人没有入学机会,还未成年便做劳工养家。我们上学和自学,不凡事依赖老师,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自由。”“我们说一句,你这样长篇大论,好像有很多时间一样。现在是信息时代,时间重要,你大概知道吧?”“那我就简短地说,你们的校训出自孔子的《大学》,有空时请上网查看,也许有助于你们明白自由民主的真理。”

谈话至此结束了,说明“代沟”的存在不因信息时代的通讯方便而消失。我后来想,香港大学教授人数众多,却不知有多少人知晓这条校训的深意及来源?

古时候每个中国人的身份都由“家门”和“师门”为标志,以说明他的地位和做人态度。虽然多数百姓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但是,多数人都在生活中从师学习。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念之下,人们尊敬自己的老师,以老师的名字称号师门,视为一份特殊的骄傲,终生谨记着师训。现在学校规模大了,师训和校训都变成空洞的东西,真是可惜。☆☆☆

董仲舒以儒家智慧为本,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构筑成“天人合一”及“天人感应”的理论,进一步把人和天这两种各自十分复杂的东西糅合在一起,同时也开拓了人的无限潜能,使之能与天地(大自然)互相感应,互为一体。这是中国心理学最早提出的人的超官感和超智能的“感觉”,等同现代心理学的“第六感觉”。

董仲舒又综摄先秦时代儒、道、墨、法诸家的智慧,提出“五常”的做人纲领,包括仁、义、礼、智、信。

从此,五常之道便成为儒家修养尽性的基础,激发人的最大潜能。

身心同修

从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空前的多维发展,有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及人间道德的理论,大放异彩。

道教成立,以其周全的理论和调息方法成为这一时期的修养主题。道教对于吃什么,怎样吃,如何呼吸乃至运动身心,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的太极拳流行至今。

与此同时,由印度传入的佛教,迅速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它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被融入儒、道思想,衍生出了禅宗思想,用以解释人生目的和通向崇高快乐的方法。

魏晋时期的玄学,研究大自然的运行及人的适应方法,提出了广泛的解释和实验,留下了可观的智慧。

唐朝佛教兴盛,不因为佛教相信生命在宇宙间轮回,而因为禅宗考究生命的觉醒、心智的顿悟以及对人生归宿的安心接受。

天伦与人伦

等到宋明理学出现,儒学被系统化和精致化了。伦理把人的生命置于过去到将来的生命延续体上,给生命赋予等同“不朽”的意义。同时,人的责任担当成为其生命素质的内涵。

理学以佛禅修行为本,发挥孟子的心性理论,提出一套周全精致的道德修养体系,突出

天理与人欲

之辩,连同义利、公私、性情之辩,形成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穷理,知先行后,切己自反,省察克治和显明本心等修养方法,影响深远。

发展至此,儒家智慧包罗万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劝人修己正心,从善兼爱,承担人本责任,求达万方和谐,共相生息。中华文化实在是一种和平而务实的文化。

在个人层面,儒家智慧寻求身和心的对立统一;在人际层面,寻求个人与群体、家庭、社会的对立统一;在更广的层面,寻求人和大自然(天地)的对立统一。

中华文化独有的天伦和人伦思想,让每个人在生长发展的过程中深明自己的身份,在维持人间秩序的大环境中知进退取舍,在谦卑和尊贵之间立身,开发潜能,为己为人。“伦理”与英文的ethics观念不尽相同,因为它从主体出发,贴切地解释人在亲疏关系之中的定位。一个人知道了自身的位置,便可以自由而有秩序地在人间做事,发挥潜能,然后又本着自我醒觉,衡量(evaluate)个人一生的成就,寻得生命归宿而安心。

伦理是调节人际各种关系的法则。人与人之间的远近差等是“伦”,对等关系是“理”。例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血缘关系有近(母子)和远(姑侄)的分别,近则亲,远则疏,其人伦秩序是很清楚的。

西方文化也讲亲疏。但是父母子女之间可以告上法庭,让第三者判定胜败和罪罚内容。这是儒家文化所不容的。港澳名人何先生的家族便曾尝试告上法庭争产业,这是西方式的做法。幸而,他们到底是中国人,备受儒家文化所规范,最后还是由伦理主导和解。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与今天社会相似),试图用伦理秩序定位社会之中和家庭之内的各人的名分,重建“人伦理序”,称名位是“伦”,划分是“理”,以助社会和谐。《中庸》把人的各种关系分为“五伦”,分别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滕文公上》进一步把各人之间的理序说清了。它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说明何者为亲,何者应该有信。

儒家智慧肯定家庭的重要地位比国家更高。所以,一个社会如果家庭普遍不和(像今天的美国),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和臣子(各级官员)也会失序。不信试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处理经济大事中,无法处理好各种利益势力之间的矛盾。然后再继续看美国今后十数年的发展,便会明白。《论语·颜渊》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理论上说明“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劝人建造和谐相亲的家庭。《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仁的根基建筑在血缘亲情之中。

孟子更进一步,用人性中的仁、义作为根据,来理顺君臣和父子两大关系。《孟子·尽心上》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这样说,亲情和道德不单是人伦理序的社会规范,而且是善端良知的价值自觉了。

引申下去,家族中的亲情是天伦,是不可离的。英文也说“You are born with your parents”(你生来即与父母同在),而人间偶合的道义关系是人伦,是可以随意离合的。

夫妇的关系处于“灰色地带”,夹在天伦与人伦之间,亦即定位在可离和可不离之间。

如今,家庭的“定”变为不定了,甚至它的结构也变了,常见的有“单亲家庭”和“一个子女家庭”,在美国还有“同性家庭”和“不同父母兄弟姊妹家庭”等等。所以,传统的天伦也不能完全留得住。然而,天伦关系仍然留在多数人的经验中,不会消失。

家庭中的“夫妇有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正面说,别是性别和亲情关系的分别,如母亲对子女之情一定不同于父亲对子女之情,如母亲可以给子女喂奶,父亲不能。虽然说,过去说夫为妻纲的思想,早已被时代淘汰了。但是,我们不能把夫妇平等硬说成夫妇无别。儒家智慧仍于现代社会有启发意义。天理与人欲

宋明理学结合佛学讲述天理与人欲问题,主张两者平衡。一旦人欲横流,不讲天理,人就要遭遇灾难,小的如婚姻破裂及家庭分散,大的如国家灭亡及人民矛盾高涨。

如今,在“人定胜天”“消费主义”“科技麻醉(technological intoxication)”“经济无限增长”及“后现代真实”所造成的“经验碎片化”(fragmentation)所构成的生活现实中,人类的总体欲望高过天理,致使多数人不安和失去方向,经常感到无奈和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人和宇宙共相生息的层面,人欲横流和人的作为超越天理,造成明显的恶性结果。2011年初在日本福岛发生的海啸叫人看了惊心动魄。更恐怖的是它对核能装置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像一头肆虐而不可控的恶兽,长期污染空气、土地和流水,威胁生命和生产安全,破坏安宁。

三代之家

儒家的传统伦理观念由“三代之家”支撑人的生命趋于不朽。

前面说过,儒家智慧视家庭比国家重要,因为家庭是养成仁义之心的大本营。家庭更有深长的意义,可以帮助人达成老子说的“死而不亡者寿”的境界,安顿于生命不朽的归宿感之中。

传统上人们爱惜自己的家庭另有一层意义,就是为了姓氏的世代相传。在宗亲的延续中,个人是生命网络中的一点,可以长存在网络高速公路(古称族谱)的生命连绵之中。

古人又爱惜自己的师门,为了传承老师所教的智慧和技术,视个人的发现或技术改良为“知”的生命网络中的一点,长存在继往开来的文化流程之中,绵延致远。

人类进入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时间和经验的碎片化割断了时间和宗氏及师承的网络流程。现代人在整天跟时间赛跑的生活中,不见自己的身份和名分,生存在孤单的无情忙碌中,困境重重,其中人的身与心、人与他人、人与自然,都严重失调及脱节,关系矛盾疏离,不能平衡共同生息,不能安心,生命亦不可能圆满。

伦理道德是心灵撞击心灵、生命呼唤生命的动力,中华历史延续了几千年不断,就是出于一个不朽的智慧总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在数千年前预言中华民族的命运,于今得到应验,于将来亦必然是事实。

向敌人求经

明代中叶至近代,中国社会经历多重巨变,儒家学者在面对挑战中,开始怀疑传统智慧的合理性,失去了自信。

一方面,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逐步促使封建制度式微,凸显个性自由解放的需求。另一方面,西洋文化和武力的入侵冲击中国人的信心,令他们在自我怀疑中方寸大乱,其势一发不可收拾。

首先出现所谓“启蒙思想”,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及唐甄等学者发出反封建思想的先声,张扬全民道德修养意识,主张人欲和私欲的合理性,力图摆脱传统道德的枷锁。

然后出现清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和国力衰弱,导致列强侵占中国主权,强占中国领土,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于是,一些有志之士以救国图强为名,主张西学中用,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企求借用敌人的思想和技术驱赶敌人。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仍然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困难中摸索前行。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些外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被搬来,否定或破除自己祖宗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开启一个异常而迷惑的局面。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以其实用的精神渗透到民间生活和思维习惯里,不受一小部分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者所垄断;伦理里的三纲五常、天道及以和为贵、礼尚往来的思想准则,仍然像DNA一样世代流传。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的广大人民仍然受着家门和师门的教导,崇尚儒家的基本价值,习惯“内省”“慎终追远”“孝敬父母兄长”“和善亲朋”及“忠义为人”等做人方法。

1978年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隆重会面。他赞扬新加坡进步,社会各方面的成绩斐然,叫人见了羡慕。李光耀的回答意味深长。他说,我们这小小的成绩不值得羡慕,因为我们今天所取得的点滴进步,是依照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做人处事方法,通过勤奋进取而获得的结果。我们的祖宗远离家乡来到异乡谋生,多数都是不识字的劳动老粗。贵方人民尽是饱读诗书及明礼尚义的精英之后,一旦发挥力量,成绩应该叫我们望尘莫及。

我们今天回顾这两位政治巨人的对话,不难领会李光耀的民族深情和礼义之言。他治国用大量资源投入国民教育,务实地教导人民儒家传统修养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以信义为用,以和为贵,以尽忠职守及服务国家为高尚人格。新加坡立国之初被称为“亚洲孤儿”,困难重重,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它一跃而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民的素质和自觉向上的儒家风范。

所幸,时光流转,中国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重新继承传统文化,在30年间取得了李光耀预言的叫人“望尘莫及”的经济进步,而且积极展开了各方面的“复兴”行动,包括伦常价值和修养之道。

复兴儒道与伦理

我们用具体而全面的眼光看历史,容易发现,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不单用理论主导,同时也用“身教”做示范。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和长期政治斗争的锻炼,却一直维持着一个“三代之家”对人忠义诚信的风范。他的长期支持者和保护者叶剑英元帅也同样以家为重,在枪声炮火中维持他的家庭。

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所有让人景仰的贤能人士,都力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修身“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行为指导。他们谨记仁道中的那两句简朴教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实行儒道的领导者,同样深信人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表现在孔子所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强硬的意志不像西方的“上帝赋予”那么被动,而是存在于“匹夫”自己之心中。

由上帝赋予的意志意味着众人的意志可以超乎个人的意志,所以西方共产主义推行的集体主义具有极高的权能。由“匹夫”个人生出的意志则为独立性格,不能屈居在集体意志之下。

五四运动时期,有人自己饱读经书,却鼓励青年不读古书和反对“吃人的礼教”,并于生活中蔑视“五伦”观念。其实,礼以和为贵,教以导为则,礼教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它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承先启后的观念,怎可以由少数人说反就反呢?“五伦”是人间不变的五种秩序,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惜,这里的亲、义、别、序和信的道德准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大程度上给舍弃了,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心理创伤。

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自我醒觉了,回到个人自主生命的自然本性,用日常行动回归儒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价值。

孔子说:“为仁由己”,又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教人明白,只要实行内在自觉,不依赖外在的拯救,即可达成理想的人格。

这种人本性的自觉和修养实践,深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本质里,就像DNA一样,数千年传承下来,不曾因为一时的历史迷惘和教育逆道而衰落过。至今,“复兴”即是全民的自觉,很是自然。

改革开放的一个层面是经济独立,不吃“大锅饭”和屈从“计划经济”。另一个层面是“实事求是”,不盲信意识形态。这又是中国人本着务实的DNA而做出的表现,反映中国人的本性。

早在《周易·系辞》里,先贤便教人:“履,德之基也”,即用实际行动作为道德的基础。《荀子·修身》更为具体地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教人身体力行,“躬行”,从行动中体会道德的好处。

明朝的王阳明写《传习录》阐释修养的方法。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他这种禅气十足的理论,正合用于21世纪多变和剧变的生活,帮人从积极的生活磨炼中(而不是整天心想shopping或感到空闲无聊中)练成“立”的能量,足以在“静和动”的情境中,都“定”住个人的心理平衡和自信,不须像许多西方人那样长期向心理治疗求助,或者自我消沉。

磨炼是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包含立志、修养和践行等内容。过去,民间流传一种“功过格”的每天自我检讨方法,用黄豆代表行善,用黑豆代表行恶,每天晚上自己经过对当天行为的反省,相应地用豆投入不同的格内,让自己评判自己的善恶行为。

民间不识字的大众用朴素的语言,把“吾日三省吾身”译为“每日三次反省”,把“为人谋而不忠乎”译为“对人是不是忠诚”,把“传不习乎”译为“有无练习师傅的教导”,全面地鞭策个人的行为。

中国百姓普遍认为“君子”是理想人格的代表,尽管他们多数不相信自己能达到这种理想。但是,平民百姓盼望达成“大丈夫”的境界。大丈夫的标准源出孟子。孟子相信个人的内在价值,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即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宝贵的价值。而且,每一个相信自己有价值的人都讲究“良知”和“良能”,作为“良贵”的基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