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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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 凌一揆试读: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凌一揆王 建 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凌一揆/王建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32-4993-5
Ⅰ.①川… Ⅱ.①王… Ⅲ.①凌一揆(1925-1992)-生平事迹 ②中医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K826.2 ②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20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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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4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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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田兴军 杨殿兴
副总主编:杨正春 张 毅 和中浚
编写秘书:毛黎黎 邢 军《凌一揆》编委会
主 编:王 建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建 文昌凡 杜力军
李祖伦 杨 敏 张廷模
秦旭华 凌宗元 凌宗士
唐 怡 蒋 淼 谢 恬凌一揆先生标准照凌一揆先生毕业证凌一揆先生工作照凌一揆先生参加学术交流会签名凌一揆先生(前排左二)1985年出访日本1986年凌一揆先生(右三)参加中医学术交流会凌一揆先生培养的我国第一位中药学博士研究生李祖伦1988年凌一揆先生(左一)出访瑞典与研究生赵可庄合影1988年凌一揆先生(左二)指导博士研究生1988年凌一揆先生(右一)与博士研究生1990年7月《中华本草》编写会议,右四为凌一揆先生1990年凌一揆先生(右一)与夫人李仕素在北京代表传承弟子——李祖伦代表传承弟子——张廷模代表传承弟子——杜力军代表传承弟子——谢恬总序 加强文化建设,唱响川派中医
四川,雄居我国西南,古称巴蜀,成都平原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土,沃野千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四川号称"中医之乡、中药之库”,巴蜀自古出名医、产中药,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汉代至明清,见诸文献记载的四川医家有1000余人,川派中医药影响医坛2000多年,历久弥新;川产道地药材享誉国内外,业内素有"无川(药)不成方"的赞誉。
医派纷呈 源远流长
经过特殊的自然、社会、文化的长期浸润和积淀,四川历朝历代名医辈出,学术繁荣,医派纷呈,源远流长。
汉代以涪翁、程高、郭玉为代表的四川医家,奠定了古蜀针灸学派。郭玉为涪翁弟子,曾任汉代太医丞。涪翁为四川绵阳人,曾撰著《针经》,开巴蜀针灸先河,影响深远。1993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了最早的汉代针灸经脉漆人;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再次出土了汉代针灸漆人和920支医简,带有"心”"肺”等线刻小字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其精美程度令人咋舌!又一次证明了针灸学派在巴蜀的渊源和影响。
四川山清水秀,名山大川遍布。道教的发祥地青城山、鹤鸣山就坐落在成都市。青城山、鹤鸣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自东汉以来历经2000多年,不仅传授道家的思想,道医的学术思想也因此启蒙产生。道家注重炼丹和养生,历代蜀医多受其影响,一些道家也兼行医术,如晋代蜀医李常在、李八百,宋代皇甫坦,以及明代著名医家韩懋(号飞霞道人)等,可见丹道医学在四川影响深远。
川人好美食,以麻、辣、鲜、香为特色的川菜享誉国内外。川人性喜自在休闲,养生学派也因此产生。长寿之神—彭祖,号称活了800岁,相传他经历了尧舜夏商诸朝,据《华阳国志》载,“彭祖本生蜀“彭祖家其彭蒙”,由此推断,彭祖不但家在彭山,而且他晚年也落叶归根于此,死后葬于彭祖山。彭祖山坐落在成都彭山县,彭祖的长寿经验在于注意养生锻炼,他是我国气功的最早创始人,他的健身法被后人写成《彭祖引导法》;他善烹饪之术,创制的“雉羹之道”被誉为"天下第一羹”,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繪?受寿永多,夫何久长?”反映了彭祖在推动我国饮食养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五代、北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陈希夷,是四川安岳人,著有《指玄篇》《胎息诀》《观空篇》《阴真君还丹歌注》等。他注重养生,强调内丹修炼法,将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被后世尊称为“睡仙”"陈抟老祖”。现安岳县有保存完整的明代陈抟墓,有陈抟的《自赞铭》,这是全国独有的实物。
四川医家自古就重视中医脉学,成都老官山出土的汉代医简中就有《五色脉诊》(原有书名)一书,其佘几部医简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学者经初步考证推断极有可能为扁鹊学派已经亡佚的经典书籍。扁鹊是脉学的倡导者,而此次出土的医书中脉学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一起出土的还有用于经脉教学的人体模型。唐代杜光庭著有脉学专著《玉函经》3卷,后来王鸿骥的《脉诀采真》、廖平的《脉学辑要评》、许宗正的《脉学启蒙》、张驢的《三世脉法》等,均为脉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昝殷,唐代四川成都人。昝氏精通医理,通晓药物学,擅长妇产科。唐大中年间,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证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3卷,是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加之北宋时期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子建(四川青神县人)编著的《十产论》等一批妇产科专论,奠定了巴蜀妇产学派的基石。
宋代,以四川成都人唐慎微为代表撰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集宋代本草之大成,促进了本草学派的发展。宋代是巴蜀本草学派的繁荣发展时期,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孟昶、韩保昇的《蜀本草》等,丰富、发展了本草学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宋代也是巴蜀医家学术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四川成都人、著名医家史磁献出了家藏的《灵枢》,校正并音释,名为《黄帝素问灵枢经》,由朝廷刊印颁行,为中医学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史搭的奉献就没有完整的《黄帝内经》。虞庶撰著的《难经注》、杨康侯的《难经续演》,为医经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史堪,四川眉山人,为宋代政和年间进士,官至郡守,是宋代士人而医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当时的名医许叔微齐名,其著作《史载之方》为宋代重要的名家方书之一。同为四川眉山人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有《苏沈内翰良方》(又名《苏沈良方》)传世,是宋人根据苏轼所撰《苏学士方》和沈括所撰《良方》合编而成的中医方书。加之明代韩懋的《韩氏医通》等方书,一起成为巴蜀医方学派的代表。
四川盛产中药,川产道地药材久负盛名,以回阳救逆、破阴除寒的附子为代表的川产道地药材,既为中医治病提供了优良的药材,也孕育了以附子温阳为大法的扶阳学派。清末四川邛崃人郑钦安提出了中医扶阳理论,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为奠基之作,开创了以运用附、姜、桂为重点药物的温阳学派。
清代西学东进,受西学影响,中西汇通学说开始萌芽,四川成都人唐宗海以敏锐的目光捕捉西学之长,融汇中西,撰著了《血证论》《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后人汇为《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成为“中西汇通”的第一种著作,也是后来人们将主张中西医兼容思想的医家称为“中西医汇通派”的由来。
名医辈出 学术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沧桑的中医药,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教育、医疗、科研等方面齐头并进,一大批中医药大家焕发青春,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显神通,中医药事业欣欣向荣。
四川中医教育的奠基人—李斯炽先生,在1936年创立了“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简称"四川国医学院”。该院为国家批准的办学机构,虽属民办但带有官方性质。四川国医学院也是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当时汇集了一大批中医药的仁人志士,如内科专家李斯炽、伤寒专家邓绍先、中药专家凌一揆等,还有何伯勋、杨白鹿、易上达、王景虞、周禹锡、肖达因等一批蜀中名医,可谓群贤毕集,盛极一时。共招生13期,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1000佘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药领军人物,成为四川中医药发展的功臣。
1955年国家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全国西、北、东、南各建立了一所中医学院,即成都、北京、上海、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李斯炽先生继创办四川国医学院之后又成为成都中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后,在原国医学院的基础上,又汇集了一大批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如内科专家彭履祥、冉品珍、彭宪章、傅灿冰、陆干甫;伤寒专家戴佛延;医经专家吴棹仙、李克光、郭仲夫;中药专家雷载权、徐楚江;妇科专家卓雨农、曾敬光、唐伯渊、王祚久、王渭川;温病专家宋鹭冰;外科专家文琢之;骨、外科专家罗禹田;目艮科专家陈达夫、刘松元;方剂专家陈潮祖;医古文专家郑孝昌;儿科专家胡伯安、曾应台、肖正安、吴康衡;针灸专家佘仲权、薛鉴明、李仲愚、蒲湘澄、关吉多、杨介宾;医史专家孔健民、李介民;中医发展战略专家侯占元等。真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
北京成立中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后,为了充实首都中医药人才的力量,四川一大批中医名家进驻北京,为国家中医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展现了四川中医的风采!如蒲辅周、任应秋、王文鼎、王朴城、王伯岳、冉雪峰、杜自明、李重人、叶心清、龚志贤、方药中、沈仲圭等,各有精专,影响广泛,功励卓著。
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为四川三台人,是中医界最早的学部委员(院士,1955年)、中央文史馆馆员(1951年),集医道、文史、书法、收藏等于一身,是中医界难得的全才!其厚重的人文功底、精湛的医术、精美的书法、高尚的品德,可谓"厚德载物”的典范。2010年9月9日,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为萧龙友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50周年,隆重举办了“萧龙友先生捐赠文物精品展",以缅怀和表彰先生的收藏鉴赏水平和拳拳爱国情怀。萧龙友先生是一代举子、一代儒医,精通文史,书法绝伦,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医界的泰斗、国学家、教育家、临床大家,是四川的骄傲,也是我辈的楷模!
追源溯流 振兴川派
时间飞转,掐指一算,我自1974年赤脚医生的“红医班”始,到1977年大学学习、留校任教、临床实践、跟师学习、中医管理,入中医医道已40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俗曰:四十而不惑,在中医医道的学习、实践、历练、管理、推进中,我常常心怀感激,心存敬仰,常有激情冲动,其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这些中医药实践的伟大先驱者,用笔记录下来,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缅怀中医先辈的丰功伟绩,分享他们的学术成果,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认祖归宗,又学有源头,师古不泥,薪火相传,使中医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永续发展。
今天,时机已经成熟,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学者,编著了大型中医专著《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横跨两千年的历史,梳理中医药历史人物、著作,以四川籍(或主要在四川业医)有影响的历史医家和著作为线索,理清历史源流和传承脉络,突出地方中医药学术特点,认祖归宗,发扬传统,正本清源,继承创新,唱响川派中医药。其中,“医道溯源”是以民国以前的川籍或在川行医的中医药历史人物为线索,介绍医家的医学成就和学术精华,作为各学科发展的学术源头。“医派医家”是以近现代著名医家为代表,重在学术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厘清流派源流,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川派中医药源流与发展》一书,填补了川派中医药发展整理的空白,是集四川中医药文化历史和发展现状之大成,理清了川派学术源流,为后世川派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编著了《川派中医药名家系列丛书》,汇集了一大批近现代四川中医药名家,遴选他们的后人、学生等整理其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编辑成册。预计编著一百人,这是一批四川中医药的代表人物,也是难得的宝贵文化遗产,今天,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得以付梓。在此,对为本系列书籍付出心血的各位作者、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并致谢!
由于历史久远,加之编撰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罅、漏、舛、谬在所难免,敬望各位同仁、学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敬爱的恩师凌一揆先生离开他热爱的中医药事业,离开他辛勤耕耘、忙碌劳作过的土地已有20余载。而爱戴他的弟子们却从未忘却过他的引领教导,高尚的品德和音容笑貌。恩师中等身材,英俊而干练,深邃而炯炯有神的双眼,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恩师聪颖过人,青年时期,遵循家规,熟读经典,精研本草;记忆超群,思维敏捷,引经据典,准确无误;睿智博学,医药贯通;悬壶乡闾,悉心诊病,心存仁术,济世活人,不分贵贱,名震一方。
恩师崇尚科学,勇于创新,是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开路先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筹办《中国医药学刊》,并最早主编了《中药学讲义》,首创了中药学教材的编写模式。他高屋建瓴,顶层设计和构建了中药学学科构架,最早创立了中药学一级学科学位点,提出了“系统中药学”思想。他求真务实,敢于探索,是医药结合、理论实践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多学科融合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促进了中药的现代化发展和成果转化。他最早在全国招收中药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了我国第一位中药学博士。他重视中药学人才培养,厚理论、重实践、强能力,精思笃行育人才,最早在全国构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不少杰出人才。
恩师和蔼可亲,儒雅风趣,修养极佳,学术造诣深厚。他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讲授药方,性味归经,取譬生动,语言精妙,逻辑严密;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沐春风,教学效果极佳。凡是聆听过恩师授课的学生们,无不赞称“是一种高级享受”。
恩师重视中医药学术传承和学术交流,高瞻远瞩,治学严谨,学术开明,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中药现代化的国际视野,曾与多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许多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医药学在世界的影响,为弘扬中医药学和民族文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学术影响深远。
恩师赋性恬淡,光明磊落,富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担任全国中医药学术团体多个要职,作为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服务于社会,贡献巨大。
恩师忠诚于中医药教育事业,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为发展现代中药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载:“凡知之者,莫不仰其高风,钦其卓见,悲其尽瘁,闵其早逝。”
恩师清廉俭朴,留与子孙一身正骨,两袖清风;留与后人,是无尽的怀恋。作为中医药学大家,恩师的英名及学术精髓定将流芳千古!编者2018年2月编写说明
本书依据总主编及编委会拟定的大纲要求,主要围绕五个部分开展了编写工作。需特别指出:已故川籍杰出的现代中药学创始人凌一揆先生在全国享有盛誉,青年时期行走乡闾,悉心诊病,仁心仁术,成为杏林后起之秀。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后,从事教学、科研、临床及管理等工作。但因历史原因,有关先生的临床用药经验的资料乏于总结,诸多信息无法获取,临床治疗医案难以展示。故本书以凌一揆先生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主线,以主编的中药学教材及代表论文为核心,结合常用代表方、医话、产品开发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总结其学术思想,反映他对现代中药学及中医药产业化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以期为后生学习、传承和发扬光大提供参考。
还需强调:本书重点研究学术代表论著,尤其是凌一揆先生主编的自编教材《中药学讲义》及第1~5版全国统编中药学教材(重点总论部分)和亲笔撰写的多篇学术文章,均充分展现了他的学术思想精华和成就,同时,还有不少学术思想贯穿于其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之中。多数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未曾公开发表,相关资料更显得弥足珍贵,其中很多学术观点和思想,对指导当今中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故在此予以全面系统地总结,也是为了集中展示凌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另外,在研究生学历教育纳入中医药院校教育体系之初,高层次人才培养多以团队形式指导。因此,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某种程度上还凝聚了20世纪由凌先生带领的学术团队在中药学基础理论及方剂配伍规律研究方面的集体智慧结晶,也充分展示了团队精神。
本书代表著作中有关凌一揆先生主编的《中药学讲义》及第1~5版教材内容,由蒋淼提供并部分撰写;《中华本草》《中国食疗名方300首》由秦旭华撰写。学术传承代表弟子李祖伦、张廷模、杜力军、谢恬等基础资料均分别由本人执笔撰写;李祖伦、张廷模的学术思想则分别由秦旭华、杨敏整理提供。凌宗元、凌宗士作为凌先生的儿子,在医话及逸闻趣事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唐怡提供了系统中药学、“三结合理念”等要点;文昌凡提供了医话和逸闻趣事等重要信息。万德光教授曾与凌先生共事多年,她不辞辛劳,审定了本书书稿,很多信息还源于她的悉心指导。作者序、全书内容的整合及提炼总结,由王建执笔撰写。本书照片,大部分由师母李仕素提供。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的经费资助,尤其师母李仕素及其家人、秦旭华老师、蒋淼老师及黄立华博士为本书的撰写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掌握资料有限,对凌一揆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解和凝练还不到位,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望海涵,并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完善。王建2018年1月生平简介
凌一揆(1925—1992),汉族,生于1925年2月15日,重庆市(原四川)永川县人。1942年考入四川国医专科学校,1943年转入四川国医学院就读。1944年毕业于四川国医学院,留校任教兼顾临床。1946年学院因故停办,遂离校。同年筹办《中国医学》月刊,任主编,1947年元月出版第1期。1948年回永川开业行医。1954年到成都参与“全省中医代表会议”筹备工作。1954年5月调任成都中医进修学校,讲授中医诊断学、中药学课程,兼任教务主任。
1956年,全国首批四所中医学院开办后,凌一揆先生参加了成都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教学计划制订工作,同年组建了本草方剂教研室,奠定了中药学学科基础,是成都中医学院的建院元老。1957年主编了成都中医进修学校自用的《中药学讲义》,是现存最早以个人名义主编的中药学教材,并提出了“中药研究工作必须与中医临床经验相结合”的“医药结合”思想。1959年在全国率先开办中药学本科专业,初步奠定了中药学一级学科的基础。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凌一揆先生负责,以成都中医学院名义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讲义》;196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修订出版第2版;1977~1984年,更名为《中药学》;之后教材几经修订出版了第3~5版,第5版《中药学》主编署名为凌一揆。在教材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同类教材的编写模式和基础,也是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路先锋。他亲临教学一线,主讲中药学、方剂学课程,注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重视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效果好。中药教研室至今仍保留凌先生授课的全套录音磁带,弥足珍贵。凌一揆先生注重学生能力培养,指出教学的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治学方法,才能真正终身受益。1975年,凌一揆先生被评为教授。他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中药标本室和标本园,于1978年末建成全国医药院校中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中药标本中心之一,搭建了学习实践平台。其间任教学、科研科科长,本草方剂教研组主任、中药教研组主任等职。
1977年,凌一揆先生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医药硕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招收了第一批中药学硕士研究生。1981年,成都中医学院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个中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凌一揆先生于1984年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中药学博士,先后培养硕、博士研究生17人次;还协助指导多名研究生,对中药学学位点的创建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1988年,成都中医学院中药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中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凌一揆先生成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倡“系统中药学”(即一级学科、大中药学),注重继承与发扬、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崇尚创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先生任文献研究所所长、中药研究所所长、学报主编、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及名誉院长。
1985年,凌一揆先生应邀赴日本进行为期3周的访问、考察和讲学,并被特邀参加日本药学会的年会活动,建立了与日本共同合作研究中药的友好关系,具有“中药现代化”的国际视野。1988年,他应邀赴瑞典哥德堡大学讲学,受到瑞典药学界朋友的敬佩。先生还与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医药学在世界的影响。1991年,凌一揆先生成为成都中医学院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为我国中医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教以来,凌一揆先生围绕中药药性理论、配伍禁忌理论“十八反”“十九畏”、方药药性理论及配伍原理等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亲笔撰写,并指导硕、博士研究生探讨相关学术问题,亲自撰著并发表论文10余篇;指导研究生论文17篇;主编及编写教材、专著10余部。20世纪70年代末,他倡议、策划、主持及参与各级科研课题10余项,其中负责重大科研课题3项(《四川中药志》编撰和修订,川产道地药材的系统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七五”重大课题“解表方药研究”);1990年作为副总编,负责《中华本草》本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作为第1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4项,研制新药及保健产品近20个;获得多项科技进步奖,作为副总主编负责的《中华本草》于2009年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凌一揆先生排名第7。
凌一揆先生在教材建设、重点学科和学位点创建、实验室和标本馆建立、高等教育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中药现代化研究、产学研结合、学术交流与传承等方面开拓创新,成绩卓著;对四川省乃至全国的中医药学术和医药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凌一揆先生曾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评审组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中医组召集人、北京“九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学术顾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药典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振兴中医领导小组成员、四川省高校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药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科技顾问团成员等学术兼职;并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四川省副主委等职。在全国中医药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学术及社会影响深远。临床经验
凌一揆先生具有坚实的中医药理论功底,早期主要从事临床实践。青年时期,行走基层,为民服务,深受好评。1948年9月,受父母函召回家乡永川县(现为永川区),悬壶乡闾,悉心诊病,心存仁术,济世活人,医德高尚,成为当地杏林后起之秀。但由于历史久远,加之其后未能充分整理总结,有关先生临床用药经验资料非常有限。仅依据其研究开发的新药和保健产品,可看出凌先生治病涉及内科、妇科等多个领域,并善于将自身经验转化为成果,奉献给社会。一、常用独特方
凌一揆先生勇于创新,继承不泥古,发扬而不离宗。查阅文献资料,临床常用方虽为数不多,但多为自创方剂。如“琥珀合欢汤”“痛经口服液”“小儿热感宁”等。1.治失眠方——琥珀合欢白芍汤
该方组成简单,功用明确,养肝宁心安神,治疗失眠,用之显效。
方剂来源:《中国中医药报》载,凌一揆方。
组成:琥珀0.6g(研末冲服),合欢花、白芍各9g。
功效与主治:安神解郁,养血柔肝;适用于失眠、神经衰弱。
用法:水煎服,每日1剂,于中午饭后、临睡前各服1次。
方解:琥珀安五脏、定魂魄、镇惊安神,为君药;辅以合欢花安神解郁,入脾补阴,入心缓气,而令五脏安和、神气舒畅;再佐以养血柔肝益脾之白芍,其苦入心、微寒泻心火,酸入肝、收敛肝阴。
加减:肝虚有热之虚烦不眠,与酸枣仁汤合用;热病后期,热邪未尽,阴液已伤者,与黄连阿胶汤合用;心肾不足,阴虚阳亢之失眠、心悸、健忘、口燥咽干、舌红无苔者,加生地黄、柏子仁等养心滋肾之品。
剂型改革:该方于1958年交由成都中医学院附属药厂(后成为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制成片剂,用于临床。其后编入《中药方剂临床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十六章第三节第216页平肝安神方剂)。2.治痛经方——痛经口服液
该方为妇科气滞血瘀痛经而设,基于四物而去熟地黄,增行气香附、乌药,以行气活血、调经止痛,每每显效。
方剂来源:由凌一揆先生提供处方,成都中医学院附属药厂研制生产。
组成:白芍、川芎、当归、乌药、香附。
功效与主治:行气活血,调经止痛;适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的经前、经期腹部胀痛或痉挛性疼痛,或经期伴头痛。
临床观察:该方由原成都中医学院附属药厂生产的口服液制剂,观察治疗痛经患者221例。结果显示:有效率为91.39%。分析记录详尽的43例患者认为,该药尤宜于中医辨证属于气滞血瘀型的痛经患者,症见行经时下腹坠胀疼痛,兼乳房胀痛、呕恶,月经夹有瘀块。
依据:成都中医学院科研处《学报》编辑室整理,发表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登载的《痛经口服液Ⅰ号治疗痛经221例》一文中,文章中指出:“‘痛经口服液’系由我院凌一揆先生提供处方,我院附属药厂研制生产,经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川棉厂职工医院、本院附属医院、西藏驻蓉办事处医院等四个医疗单位进行临床验证,并正式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的又一种新中成药。该药安全有效,服用方便。”二、临床用药心得
凌一揆先生精通本草,熟知临床,并善于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中药的性味、用法用量、应用及用药禁忌等多方面展开学术讨论,提出个人学术观点。以下多个医话源于由他1957年主编的供四川成都中医进修学校自行使用的《中药学讲义》,个别源于其子所见及弟子回忆。1.豆皮包鸦胆子
基于历代医家对鸦胆子的性味存在的认识分歧,凌一揆先生引经据典讨论并赞同其“苦寒”性味之说。有关鸦胆子的用量和服法,各家记述不尽相同,范围在7~50粒。凌一揆先生依据自身用药经验,建议临床使用鸦胆子的参考剂量是10~30粒。至于服用方法,有用龙眼肉包吞者,有用芭蕉子肉包吞者,亦有用白糖水将鸦胆子囫囵吞下等,其目的是避免本品刺激胃引起呕吐。凌先生认为“肠中湿热方盛,不宜以补药助邪”,拟改滋补的桂圆肉为豆腐皮,推崇此服用方法。又讨论鸦胆子去油取霜用,虽能避免呕吐,但这样处理后无疑会影响其治疗效果。凌先生指出:复方中以鸦胆子为丸剂,确能防止呕吐,可能因丸剂的溶解过程较为缓慢,缓和了鸦胆子对胃的刺激作用。故为合理选择鸦胆子安全有效的服用方法提供了参考。2.小青龙汤妙用五味补虚固本
凌一揆先生对临床论方辨药有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尤其对五味子临床应用的解析,见解独特。经弟子张廷模回忆,其偶然与先生论及小青龙汤用五味子,先生称:通常人们认为该药是防全方辛散太过,不能自圆其说。中医用药治病,以平为期,太过用药就有问题。假如原方减少辛散药的味数或用量,使其不要辛散太过,方中的五味子也是不可缺少的。先生进一步阐释,其实小青龙汤主治之证为本虚标实,五味子补益肺肾之气,能够顾护素有里饮患者之本虚;因其又能养心安神,可以兼顾老年患者睡眠不佳,又防麻黄兴奋性质引起的“心烦”;同时还敛肺止咳以治标,体现了仲景组方之妙,选药之精。可见,凌先生对五味子在组方中的使用意义非人云亦云,见解独到。3.天麻性平味辛说《中药学讲义》天麻讨论项中专门对天麻的性味予以阐述。凌一揆先生指出:《神农本草经》言其辛温,能祛风胜湿、温通行痹,近代且有人以天麻为兴奋药。若从实际疗效而言,本品平肝息风,为镇静、镇痉药。观察古方用天麻祛风胜湿、温通行痹时,必配有大量或多数祛风药或助阳药,天麻仅起相助作用。若以疗效测其性质,“辛温”之说有待商榷。张景岳将其改为“辛平”,张璐改为“辛平,微温”。凌先生赞同“辛平”之说,认为“似较正确”。4.巧话青蒿发汗解表《中药学讲义》青蒿项下讨论中载,时逸人指出:“发汗之药多能碍胃,惟本品兼能和胃,是其特点。”又谓:“本品发汗,确实可靠,古人用以止盗汗,殊不可靠。”凌一揆先生评价此为经验所得。王秉衡《重庆堂随笔》谓青蒿专门解湿热而气芳香,故为湿温疫疠要药。吴鞠通论青蒿“芳香透络,从少阳领邪外出,虽较柴胡力软而气禀清芬,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凌先生认为这些见解都合于实际临床疗效,发挥了青蒿的功用,并肯定地指出:正确认识青蒿对温热病和疟疾的解表、退热作用,不再将它局限于“退虚热”,并认为青蒿对发热汗多、感冒恶寒甚之证皆不相宜。
据凌一揆先生大儿子凌宗元老师回忆:曾有位乳腺癌术后发热患者,用抗生素、退热药一周仍无效。凌先生辨证施治,以清热解毒药为基础,其中重用青蒿,患者服药后次日热势减轻,三日热退身凉,当时住院主管西医医生亦为之叹服不已。5.当归不同部位药效差异论《中药学讲义》当归讨论项中对当归头、身、尾的药效各异展开了讨论,引王好古谓当归头破血,身养血,尾行血,全用同人参、黄芪则补气而生血。当今皆如此分用,一般医家亦多相信当归身为可靠的补血药。实际上这种作用并非本品之长,补血的方剂中虽常用之,但补血之功不在当归也。先生又引《韩氏医通》谓:“当归主血分之病,川产力刚可攻,秦产力柔宜补。”凌先生推崇韩氏之说,指出:“川当归味苦、麻,秦当归味较甘,形宜肥大,地域有别,品类不一,效力自亦不无差异,韩氏之说亦可备一格。”他认为当归的药效差异与产地有关,而以当归头、身、尾区分药效的意义不大。6.辨酸枣仁生醒睡熟安眠论《中药学讲义》酸枣仁的讨论项中指出:酸枣仁为镇静药,在应用初无生熟之分,黄宫绣《本草求真》始谓生用醒睡、熟用能安眠,强为区分而殊其效。邹润安非之,谓:“生用能醒睡是牵合陶隐居之说,以简要济众一方为据,不知其方用酸枣仁一两,用腊茶至二两,且以生姜汁涂炙。是以茶醒睡,酸枣仁反佐。若据此为醒睡之典,则麻黄汤中有治中风自汗之桂枝,亦可谓为止汗耶。”凌先生赞同邹润安之说,指出:“邹说甚是,生熟枣仁,当不至在效用上悬绝如此,生者熟者皆能镇静安眠,征诸实验,知其信然。”提示:所谓酸枣仁“醒睡”应是因配伍腊茶所致,应为茶叶效应,并非酸枣仁所为。7.大黄活血而禁用于肠穿孔《中药学讲义》大黄讨论项指出:大黄促进肠蠕动的作用甚强,且能使肠腔形成充血状态,故凡肠部有溃疡、穿孔等症俱禁用之,否则为害甚烈,不可据千金大黄牡丹皮汤治肠痈之说而误用大黄;特别是大黄牡丹皮汤中的牡丹皮也有“引血下行”的作用,与大黄相配伍,发生协同作用,其刺激性更大。因此,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肠痈的可靠程度是值得研究的,其立方用药意义也值得商榷。凌一揆先生结合药物自身特点和临床用药实际,提出了个人观点,以警示合理使用大黄的活血功效。8.水蛭治瘀宜生而忌熟炙《中药学讲义》水蛭讨论项指出:水蛭人多畏之,故入药的机会不多。《本草拾遗》谓:虽以火炙,经年得水犹活。民间相信此物研末入水即活,殊无事实可征。徐灵胎论本品之功效最为正确,《本草经百种录》云:“凡人身瘀血方阻,尚有生气者易治,阻之久则无生气而难治。盖血既离经,与正气全不相属,投之轻药则拒而不纳,药过峻又反能伤未败之血,故治之极难。水蛭最喜人之血,而性又迟缓,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积久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张锡纯亦云:“凡破血药多伤正气,惟水蛭味咸,专入血分,于气分丝毫无损。且服后腹不觉痛,并不觉开破,而瘀血默消于无形,真良药也。”凌先生评价:张氏对于妇科经闭及癥瘕等疾而脉不现虚弱象者,用水蛭研末,开水送服一钱,一天服两次,谓虽数年坚积瘀血,一月可全消。又指出:“至于水蛭用法,方书多强调炮制,张氏亦反对此说,据他实验证明,炙熟的水蛭效力甚差,又谓生用则奏效甚良,且未见有贻害于病后者。”《金匮要略》方虽对水蛭的应用亦注明须“熬”,根据日本医家所著伤寒用药研究中关于水蛭之记述,但以之曝干,并不主张加以炮制,亦可证明主此说不仅张氏一人。这些都提示凌一揆先生也不主张水蛭炮制后使用,而以生用为宜。9.评“一味丹参,功兼四物”《中药学讲义》丹参讨论项指出:《妇人明理论》谓“一味丹参,功兼四物”,以为丹参能生新血、破瘀血,凌先生认为“把丹参的疗效夸大了”。又引王秉衡之说:“丹参降而行血,血热而滞者宜之,故为调经产后要药;设经早或无血经停,及血少不能养胎而胎动不安;于产后血已畅者,皆不可惑于功兼四物之说,并以其有参之名而滥用之。即使功同四物,则四物汤原治血分受病之药,并非补血之方,石顽先生已辨之矣。”凌先生赞同王氏对丹参的评价,还指出:张山雷归纳丹参的疗效为活血、行血:“内之达脏腑而化瘀滞,故积聚消而瘀滞破,外之利关节而通脉络,则腰膝健而痹着行;详核古人主治,无一非宣通运行之效”。再次评价:尤属要言不烦,至天王补心丹以丹参入补养剂,依据王秉衡见解,认为“心火太动则神不安,丹参清血中之火,故能安神定志”,则丹参补心补血之说,显然是个问题。提示凌一揆先生不赞同“一味丹参,功兼四物”之说。10.话车前草与子功效差异《中药学讲义》车前子项指出:车前草与车前子的功效略同。近代研究证明车前子能增加气管和支气管黏液的分泌,作用于呼吸中枢,使呼吸运动深大而徐缓,有显著祛痰作用,且为非碱皂素性质的祛痰药,无溶血作用和强烈刺激性。又(前)苏联弗拉托夫曾用车前叶制组织浸液,可治疗喉结核、结核性皮肤溃疡及眼科疾患。以此区别车前子与车前草在应用方面的差异。可见,凌先生善于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供教学参考。11.巧用“生脉散”抗晕动劳顿
凌一揆先生思辨能力强,精通本草,学习经典而又能举一反三。依据《少城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资料,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1996年1月)张慎沅撰文《全国著名的中医药物学家凌一揆的生平和业绩》中记载:“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冲突时,他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国防、卫生两部的委托,为防治官兵长途运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从古方剂中筛选出‘生脉散’,效果极佳。该药剂当时列为保密药品,现已扩大生产,广泛应用,群众反映亦极良好。”可见,凌一揆先生具有创新精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将益气养阴古方“生脉散”作为具有适应高原地理气候、抗应激反应的组方,用于官兵乘车运动及旅途劳顿。这种“古方新用”的开拓创新精神值得后辈学习。12.补肾益气血法预防放疗损伤
依据凌一揆先生大儿子凌宗元老师回忆:一位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进一步放疗、化疗,但因患者身体虚弱,父亲采用补肾和补气血法拟定相应组方,于患者放疗前开始预防性地内服,并持续用于整个放疗过程。记忆中整个疗程使用的核心药物均含菟丝子、补骨脂、蜂蜜等。结果不仅避免了放疗带来的皮肤损伤,其局部皮肤完好无损,且减少了对白细胞、红细胞的损伤,效果出奇制胜。当时患者住在西医医院,主治医生为之震撼,也为让西医重新认识中医药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深感遗憾,由于当时凌先生公务繁忙,乏于总结,全方未能保留,仅凭零星点滴记忆。13.自创“青香郁金丹”治肝病
据凌一揆先生培养的首批硕士研究生文昌凡回忆:导师经常教导,学习的过程当由简到繁,渐进深入,便于系统掌握。但探寻规律,则当由繁到简,便于归纳总结和掌握。因此,先生治病喜用和习用药对或药队。从繁多的组方中挖掘规律,探寻一些常用且有效的药对或药队组方治病,药味虽不多而疗效显著。
特别指出,凌一揆先生将青皮、香附、郁金、丹参四味既能疏肝行气、又能活血化瘀的药物组方,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胆囊炎等肝胆疾病,属于肝郁气滞血瘀型者,每获良效。
上述医话,从某种角度为正确认识、评价和研究各药的功用、量效、用法、古方新用及配伍规律探索等提供了参考,尤其临床用药的创新性思路,可给后生们以启迪。三、临床应用成果转化
凌一揆先生注重继承与发扬、创新与成果转化,并拥有奉献精神。他积极支持制药企业的发展,将多个自创处方或优选方剂无私献给国家、学校的附属药厂和太极集团等企业;将自身多年的临床用药经验方,结合现代多学科研究技术,创制成了多个中药新制剂,其涉及领域广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充分体现出凌先生“传统与现代”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学术思想及注重成果转化的理念。1.儿感退热宁口服液(国药准字Z51021976)(1)研发背景
儿感退热宁口服液,又称“儿感灵”,原名“小儿感冒退热口服液”。依据成都中医学院科研处报道,发表于《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5年1期,文章指出:“儿感灵”是由我院凌一揆教授提供处方,由我院(成都中医学院)附属药厂研制而成的一种新中成药。该口服液后成为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企业的生产产品。(2)方药效用
组成:青蒿、板蓝根、连翘、菊花、苦杏仁、桔梗、薄荷、甘草。
功效与主治:解表清热,化痰止咳,解毒利咽;适用于小儿外感风热,内郁化火,发烧头痛,咳嗽,咽喉肿痛。(3)临床观察
“儿感灵”经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成都市西城区儿童医院、西藏驻蓉办事处医院和成都市第一门诊部等五个单位进行临床验证,先后共治疗外感表卫证发热患儿280例,总有效率达86.3%。该药不仅适用于病毒感染,对细菌感染所致的外感表卫证发热亦有较好疗效。另据微生物试验报告,该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甲型溶血性链球菌有中度抑制作用;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脑膜炎奈瑟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变形杆菌、大肠杆菌有轻度抑制作用。2.痛经口服液(国药准字Z51021977)(1)研发背景《痛经口服液Ⅰ号治疗痛经221例》文章中指出:“痛经口服液系由我院凌一揆先生提供处方,我院附属药厂研制生产。”后成为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的产品。(2)方药效用
组成:白芍、川芎、当归、乌药、香附。
功效与主治:行气活血,调经止痛;适用于气滞血瘀引起痛经的经前、经期腹部胀痛或痉挛性疼痛,以及经期伴头痛。(3)临床观察
观察治疗痛经患者221例,结果有效率为91.39%。分析记录详尽的43例患者认为,该药尤宜于中医辨证属于气滞血瘀型的痛经患者,症见行经时下腹坠胀疼痛,兼乳房胀痛、呕恶,月经夹有瘀块。3.金朱止泻片(国药准字Z10960054)(1)研发背景
基于凌一揆先生科研团队对朱砂莲的基础研究,开发了金朱止泻片,由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依据梁超、谭漪、余洁、王再谟发表的《金朱止泻片治疗湿热泄泻的临床观察(附449例病例报告)》指出:“金朱止泻片是已故中医专家凌一揆教授主持研究的治疗湿热泄泻的中药制剂。”(2)方药效用
组成:朱砂莲、雪胆、吴茱萸。
功效与主治:清热解毒,燥湿止泻;主治湿热泻痢,适用于中、轻度湿热泄泻,症见腹泻急迫,泻而不爽,便稀色黄,腹痛,烦热,肛门灼热疼痛,口渴,舌红,苔黄腻等。(3)临床研究
采用随机分组对照试验,分别应用金朱止泻片和复方黄连素片进行治疗。观察金朱止泻片组329例,结果治愈率为73.15%,总有效率为94.75%;复方黄连素片组125例,治愈率为52.00%,总有效率为97.60%。未发现服用金朱止泻片后有不良反应。结论:金朱止泻片的治愈率高于复方黄连素片(P<0.05),对湿热泄泻的各种症状及大便异常有显著疗效(P<0.01)。另外,临床前药理研究提示:本方有抑菌、抗炎、解热、镇痛、解痉及止泻作用,可用于治疗多种致病菌引起的急性腹泻,各项安全性检测指标均无异常变化。4.宁心益智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457)(1)研发背景
凌一揆先生基于古代名方“孔圣枕中丹”和“读书丸”化裁,组织多位中医药专家,以中医学精髓理论为指导,经过数十次实验筛选,重新组方、研制而成“宁心益智口服液”(又称枕中健脑液),现由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2)方药效用
组成:人参、黄芪、龟甲、玉竹、益智仁、远志、五味子等。
功效与主治:补气养阴,宁心益智;适用于神经衰弱,表现为健忘,多梦,头晕,身倦乏力。(3)组方意义
方中人参、黄芪补气;龟甲、玉竹以“复肾脏散失之元”,益肾中精气,滋阴强精;远志、五味子、益智仁等宁心益智、开窍安神,共奏补气养阴、宁心益智之功,具有消除疲劳、提高思维敏捷、增强脑动力、记忆力功效。5.三勒浆抗疲劳液(三勒浆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82)(1)研发背景
凌一揆先生十分关注外来药的开发利用。1982年,他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便开始研究唐代宫廷滋补秘方“三勒浆”(其含三果)。之后以凌先生为首的专家课题组,苦心研究,历经10年总结思考,于1992年提出将其开发为保健品,最终研制成中国抗疲劳保健品牌,即具有抗疲劳效应的三勒浆口服液,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口服液现由成都三勒浆药业集团四川华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2)方药效用
组成:诃梨勒(诃子)、毗梨勒、庵摩勒(余甘子)。
功效与主治:滋养肝肾,扶正固本;适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疲劳神倦,形体虚弱,失眠多梦,咽干声嘶,胁肋胀满。
另据1989年《中医药信息报》报道:“在成都中医学院凌一揆先生指导下,该院有关科技人员与成都华华保健用品厂联合研制的‘华华’中药保健系列用品获国家‘新星杯’奖。该产品对老年性风寒湿病、肢体疼痛、软组织损伤、神经性头痛、肩周炎等慢性疾病有明显的辅助疗效和保健作用。还有‘彩虹牌中药电热褥’‘中药保健牛皮凉席’‘祛痰烟’‘醒酒茶’以及‘阴安肤泰’洗液等多个保健品,为人民的保健事业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为满足各界钓鱼爱好者要求,成都中医学院饵料厂在该院名誉院长凌一揆先生指导下,努力拓展中草药应用新途,研制出最新系列产品“鱼乐食”钓鱼饵料。凌一揆先生为研制保健品药枕亲笔题词6.获得授权专利
原隶属四川省的制药企业(其下企业并入太极集团),基于凌一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指导,并经过长时期的基础研究,制备出便于临床使用的新剂型,作为第一申请者,申报并获准专利4项,如表1所示。表1 授权专利
综上可见,凌先生为推进中药现代化、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及中药学“产-学-研”的一体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学术思想
凌一揆先生睿智博学,横贯中西,学术见地颇高,影响着几代药学人。依据其发表的学术论文、主编的教材及专著,用药经验,开发产品,指导硕、博士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及弟子的回顾,可以窥见,凌先生在中药学专业领域中形成的学术思想,一直指导着中医药教学、教育、科研及临床合理用药。
通过梳理和研究,凌一揆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中药学理论研究,关注临床合理用药,强调“中药性能核心论”,“方药配伍性效取舍”观,倡导“安全合理用药”,注重“性-效-用关联的辨证选药”,重视中药材的“采、种、制、用”;在育人办学模式方面,倡导“精思笃行”的能力型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育人理念;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构建了“系统中药学”,主张学术争鸣,开拓创新,“医药结合、理论实践结合、多学科融合”,强调“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科技、学科分化与综合”,“中药现代化研究”,崇尚科学创新及国际合作,拥有国际化视野,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临床治病重视调气化、调“气血”,提出疼痛的关键病机系“气血失调”,失眠症当“调气血,养心肝”的临床用药学术观点。先生的许多学术思想依然指导着当今中药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科学研究及临床用药,影响巨大。一、重视中药学基础理论及合理用药研究
从凌一揆先生主编中药学教材、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及其自身独撰的学术文章中均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对临床中药学的基础理论及临床安全合理用药的研究,并强调理论对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药性能是中药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表达了“中药性能核心论”的学术观;对方剂配伍后药性与功效及其主治之间关联原理,提出“方药配合性效取舍”学术观;尤其关注中药“十八反”“十九畏”等配伍禁忌的科学问题,主张正确评价,强调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思想;倡导临床用药应当将“性-效-用”关联认识,方能准确辨证选药;还指出开展道地中药研究,当关注“采、种、制、用”四要素。1.中药药性理论核心观
中药基础理论主要包含中药性能、配伍、功效、用药禁忌,以及炮制、制剂等理论,内容丰富多彩,但最有特色和最核心的理论,当属“中药性能”。早在1957年由凌一揆先生主编的《中药学讲义》及由他负责及主编的第1~5版全国统编中药学教材中,中药性能均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且常放置于总论,靠前排列,迄今所出版的同类教材一直沿用此举。他指导的多名硕士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大部分围绕中药性能开展研究。由此更显示了中药性能是中药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对指导临床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中药性能又称广义的中药药性,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各种性能均站在不同角度反映药物的效应特点,除毒性是反映药物安全程度的性能外,其余四种性能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药物作用的特性。由于一味中药具有多种功效,因此一味药物通过标示四气、五味、归经等特性便能较完整地表达多种效应。四气(四性)反映药物对寒热病证及阴阳盛衰的调节作用,依据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治之。五味重在表达散、敛、补、泻等特点。辛味有散、行、开等特性;酸、涩味收敛固涩而主治滑脱病证,酸又能生津;甘味有补、和、缓特性;苦味有燥、泄等特性。归经表达药物对病变部位的选择性作用,有定位概念;依据脏腑辨证,针对具体病位而治之,能提高用药的准确性。升降浮沉纠正气机升降失调,表达药物作用的趋向性,通常依据病势、病位,逆病势、顺病位而治疗。毒性指对机体的伤害性,表达药物安全程度。每味药物的各种性能均应结合互参,才能准确地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在第1版统编教材《中药学讲义》中,很多内容都提到了“临床用药原则”,如论述四气部分“气和味的关系”,以及升降浮沉、补泻等,可见其对中药性能的重视程度。在先生指导的17位研究生中,就有6篇学位论文与中药性能高度相关,分别就四气寒热温凉、气味精微物质、五味、归经、脏腑苦欲补泻、寒热并用等开展了广泛研究,由此反映出研究中药性能理论的重要性,形成了“中药药性核心观”的学术思想。迄今,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仍然重视对中药药性理论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现代研究。2.方药配合“性效取舍”论
中医临床用药多以复方为主。中药是组成方剂的基本单位,方剂是中药的主要应用形式,要灵活运用好方剂,就必须熟悉各种中药的性味功效。药物经配伍后,其间或取其性或取其用,存在着“性效取舍”的配伍原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凌一揆先生在独撰的《方剂概说》中就系统地分析了方剂的配合原则,引用大量文献阐明方剂经过配伍组合后,药物与药物的“性-效”会发生变化。他引用丹波元坚的观点:“尝原寒热并用之义,凡药寒热温凉,性也;补泻汗吐,用也;但是凉泻、但是温补,即为性用兼取矣。攻补同用而治虚实相错,寒温并用而治冷热不调,亦即为性用兼取矣。有病但冷但热,而寒温并行者,是亦取其性,一取其用,性用适和,自成一种方剂矣。大青龙汤则麻、桂得石膏之寒,专存外发之用;石膏得麻黄之发以达肌腠,故相借凉散表热,是麻、桂取用,而石膏取性也。大黄附子汤则大黄得附子、细辛,但存荡涤之用,相借以逐实寒,是附子、细辛取性,而大黄取用,如桂枝加大黄汤,其揆一也……”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完成了《试论中药寒热配伍》论文,由此揭示了药物配伍的复杂关系,指出具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各自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并用于“虚实相错”“寒热不调”之证,借其对生理病理的调节机转而促使症状解除,疾病向愈;有些药又有互相拮抗的作用,可以防止药性过偏,以收万全之效。其综合表达了药物经配伍后,可能存在“性效取舍”原理,以达到全面照顾病因病机及兼证的目的。至于寒热药性相反的中药配伍,其“性效取舍”则取决于药性与功用是否同步、作用部位、配伍比例及某药性在方中所占有的地位等条件分而视之。当性效用不同步时,性效用兼取,以全面照顾病情;当性效用同步、作用部位一致,可能存在药性相互抑制,降低毒副作用而保存功用,去(舍)性存用;若某药在方中用量大,且占主导地位,可能取其性用而治之,相反药性的另一味药物则照顾兼症,合用全面照顾病情。
凌先生独撰的《必须加强中药的管理和研究》文章,1979年发表于《医药通讯》第6期。文中基于当时存在中药材品种混乱,有些药物名不副实,或同名异物,作用不一;中药加工制作粗糙,原材料加工和饮片炮制混乱,或不规范;中成药质量不高,有些成药在用料、配方、工艺及清洁卫生等方面不合要求,有的药物在应用范围上夸大失实;药材长期积压,霉变生虫;加之误采误收,贮存不当,煎煮失宜,称量不准等问题和现状,提出必须加强中药的管理。针对中药的研究工作,先生倡导“以治法为依据”“以各种药物特性为依据”;其研究层次“应当有分有合,既研究单味药,也研究复方,而后者目前尤应重点研究”;并总结提出“复方的研究既应包括中医理论、用药法度,也包括单味药物的研究”。这种强调“以理论为根”,重视“方药性效取舍”,主张对方剂拆方开展现代研究的总体思路,用以指导当今中药理论与应用乃至方剂学的实验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合理用药”认识观
凌一揆先生倡导正确研究和评价中药“十八反”“十九畏”,树立安全、有效的“合理用药”意识。
历代医家非常重视对中药用药禁忌的研究,尤其重视配伍禁忌。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已有不少学者采用实验手段,开展了对中药“十八反”用药禁忌的初步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重视对中药配伍禁忌的研究,由凌一揆先生负责牵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的“中药十八反研究”课题,对“十八反”等中药配伍禁忌开展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指导硕士研究生开展了“十九畏”理论研究。其以文献理论为基础,列举临床用药和实验研究实例,以事实为据,开展了深入、系统的阐述(见其后论著)。先生总结性地指出:“十八反、十九畏中的某些药物是可以配伍应用的,而且疗效卓著”。又指出:兽医所作实验是有价值的,但就此否定十八反尚证据不足。动物间差异有那么大,更何况人体与动物体呢?即使是人,也还有健康与病态、耐药与不耐药等不同。仅凭动物肯定或否定一种药物有效无效、有毒无毒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十八反是前人用药经验总结出来的,无论是偶合还是普遍规律,都是人们的实践”。由此反映了凌先生在针对十八反研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尤其强调既要重视前人总结的经验认知,又不可轻易肯定或否定“十八反”“十九畏”配伍禁忌理论。凌先生认为,既要有安全用药意识,树立药物警戒思想;又当从多角度客观评价和认识中药“十八反”“十九畏”,重视临床安全用药和辨证合理用药。总体表达了先生“合理用药”的学术思想。4.“性-效-用”关联的辨证用药观
凌一揆先生强调临床辨证用药,应重视药物“性-效-用”关联性,方可准确选用而显效。中药性能、中药功效及应用(主治)是中药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药性能和中药功效的认知均基于主治(适应病证),其表达内涵各有侧重,但关系密切。
凌一揆先生拥有坚实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功底,并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既重视中医的“辨证施治”精髓,又强调关注中药性能、功效、应用(主治)自身的系统性,注重药物“性-效-用”间的有机联系,辨证选药,才能提高临床治疗效应。该学术观点贯穿于凌先生于1958年独撰的《鸦胆子的临床应用》、1959年独撰的《苍耳的本草学研究》及1980年独撰的《略论中药之止痛药》等多篇学术论文之中;多篇文章在分别阐明药物功效与临床应用时,自始至终强调应与相应药物的性能特点结合,否则难以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
如对苍耳的本草学研究,凌一揆先生关注苍耳茎叶与苍耳子的寒热药性之别与功效的差异;鸦胆子治痢疾应用,亦专门讨论其药性寒热与病性之间的关系;关于止痛药物的应用,更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性,除关注引起疼痛的病因、病机外,强调“一药多效”特点,应当紧密与归经结合。凌一揆先生专门列举了均能发散风寒的止痛药中,白芷善治阳明经头痛、细辛善治少阴经疼痛、藁本善治颠顶头痛等,强调要充分认识中药止痛药的多效应与止痛特点,综合评价和认知,方能准确选药,达到理想治疗目的。又如因瘀滞而导致的疼痛,当选择既有止痛功效,又可活血化瘀的活血止痛药,如川芎、延胡索、郁金等;气滞疼痛者,选择行气止痛药,如木香、香附、川楝子等;风湿热痹痛者,选择祛风湿清热止痛药,如防己、秦艽等;外感所致头身疼痛者,选择既可止痛又能解表的羌活、白芷、防风、藁本解表止痛药等。再如前述,结合归经,准确选药,提高疗效。可见,作为临床工作者,全面掌握中药理论的系统知识尤为重要,应当注意系统地把握每味中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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